摘要：傳教士史密斯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在東亞的幾種早期漢譯本:日文世界首譯澀江保譯『支那人気質』(1896)、中文世界迄今發現的首譯作新社版《支那人之氣質》(1903)及中文語境內長期被認為是唯一中譯本的潘光旦譯《中國人的特性》(1937),連同代表譯者看法的提示、注釋、解說等非原本內容,是“東方主義”在東方本土的一種“文本兌現”,可見身處東方文化場域的中日譯者“自我重塑”民族形象的能動性及其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