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君勱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晚年致力于儒家哲學的建構與弘揚,尤為推重陽明學。他對陽明學的研究在跨文化的視角中展開,重視其理論在旅行中的變形與影響。通過中日比較,張君勱一方面肯定了日本陽明學“長于事功”,批評了中國陽明學“陷于枯禪”,強調了陽明學在政治改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國陽明學能補日本“短于理論”的缺陷,發展出具有現代學術形態的哲學理論。然而,在他的具體闡釋中,無論談論日本還是涉及中國,西方理論始終是無所不在的參照系。在陽明學的理論創新中,張君勱用“理性主義”解讀孟子的學說,用“唯心主義”改造禪宗的內涵,又將二者看作陽明學的兩大理論來源,共同構成了“中國的直覺主義”哲學體系。張君勱的這種建構是用西方理論闡釋和剪裁儒家傳統的結果,是一種“自我的他者化”。由此,現代新儒學在“走向世界”過程中的權力關系值得反思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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