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倫理批評起源于古希臘關于文學與倫理學關系的激烈爭論,其最初形式主要是道德批評,經歷了文學倫理學研究的繁榮之后,美國倫理批評由于受唯美主義的影響和自身的局限而衰落。衰落后的倫理批評因文學和哲學領域的“倫理轉向”又迎來了新的轉機,于20世紀80年代得到復興,并由此演變出了韋恩·布斯(Wayne Booth)以“共導”為基礎的倫理批評,瑪莎·努斯鮑曼(Martha Nussbauman)以多元性為基礎的倫理評價,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以文本與語言理論為基礎的閱讀倫理,以及馬歇爾·格雷戈里(Marshall Gregory)和彼得·拉賓諾維茨(Peter Rabinowitz)分別提出的以“倫理召喚”和“側面倫理”為核心術語的批評模式。雖然這些批評家都力圖避免重走過去道德批評的老路,但復興后的美國倫理批評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批評框架,因而飽受方法論和認知論的困擾。中國文學批評界提出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在西方實踐經驗基礎上,構建了倫理批評的方法論,認為文學在其發展之初首先是為了滿足倫理表達需求,所以“教誨”是文學的基本功能。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中國學者不斷探索與實踐,以倫理選擇為核心,構建了相對完善的批評話語體系,從而使文學倫理學批評成為一個更容易掌握的批評方法,同時也為美國倫理批評指明了新的研究空間和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