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17 23: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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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具體說來,就是“換易言語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種語言文字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表達出來?“換易言語”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無疑就是:翻譯的標準是什么?翻譯的方法應如何?
嚴復是中國近代第一位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的啟蒙思想家,在介紹西學的同時提出了翻譯的標準 — “信、達、雅”,對中國現代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影響巨大,“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翻譯,總還會有人念‘三字經’!”②
雖然嚴復持論有故,但認真審視不難發現,“信、達、雅”實質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標準,也不是具有切實指導性的具體標準,“從純理論的角度講,把信、達、雅并列起來作為翻譯標準是具有邏輯缺陷的,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原文不達,也可以故意使之‘達’;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這樣和‘信’字,豈不自相矛盾?”③
《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意謂樸實的內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樸實的內容又未免虛浮??鬃犹岢拔馁|彬彬”,反對浮華的辭藻,所以說“辭達而已矣” — 言辭足以達意就可以了?!稜栄拧沸蝾}下疏說:“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區別于各地方言的“諸夏的話” — 標準語,相當于現在所說的“普通話”。但是,嚴復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眾的語言,而是“漢以前字法句法”。為了掩蓋“達”的矛盾,嚴復在“暢達”(如“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和“表達”(如“題曰達旨,不云筆譯”)之間周旋,取便發揮,借“辭達而已”求“信” — “為達即所以為信也”,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求“雅” — “信達之外,求其爾雅”。不難看出,嚴復的邏輯是:要“信”則必須“達”,要“達”則必須“雅”,換言之,“雅”是“達”的條件,“達”是“信”的條件,“為達”最終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利俗文字則求達難。”
與“并世譯才”的林紓相比,嚴復所譯的書總共不過八九種,而在其所譯的這八九種書中,只有《群學肄言》、《原富》、《群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四種“略近直譯,少可譏議”,④此前“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⑤此后“中間義忄旨 ,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蓋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⑥嚴復雖然提出“信、達、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嚴復是在譯介西學的時候提出“信、達、雅”的,因此“信、達、雅”作為翻譯的標準完備與否,必須結合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來審視,不能簡而單之地就事論事,從而忽視嚴復“辛苦辶多譯之本心”。
嚴復“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⑦于是,從“達”來看,洋務派和傳教士翻譯的書“不合師授次第”,“不合政學綱要”,有?!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脈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學”的命脈之所在則是“維新”,即運用進化論、天賦人權來反對天命論、君權神授論,用自然科學、機械唯物論來論證無神論,從而“開民智,強國基”。正是“于自強保種之事”,嚴復才“反復三致意焉”。從根本上說,嚴復的“辛苦辶多譯之本心”是“取便發揮”,其所謂“達旨”是“旨”在“達”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的“民權平等之說”、“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學說和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
從“雅“來看,嚴復以“雅言”來“達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為當時的白話遠未成熟,飽讀先秦詩書,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積習,搖頭晃腦地讀起古書來連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觸“利俗文字”,對“利俗文字”的運用不像對古文的運用得心應手,但又要翻譯,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擇取后者了,不僅翻譯的時候,甚至在日常寫作中,大概也會覺得用“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更重要的是,作為復古的維新改良派,嚴復的翻譯所針對的讀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階層,為了使他們能夠看自己所譯的書,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先用“雅言”來吸引他們,借“雅”以破啟錮閉,從而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層樂于接受西方學理,正如嚴復在其《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中所言:“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若徒為近俗之辭,以便市井鄉僻之學,此于文界,乃所謂凌遲,非革命也?!币徽Z道破天機!嚴復的“雅”誠可謂用心良苦:從表達形式入手,使士大夫們認為“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而最終“傾倒”。當然,嚴復畢竟是帶有復古思想的維新改良主義者,后來又淪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歷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眾”是歷史的推動者。
單純從翻譯標準的角度審視,“若是全盤而真實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連它的文字的風格、神韻都傳達了出來,則不但‘順’沒有問題,就是所謂‘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話)也沒有問題。‘信’、‘達’(順)、‘雅’三字,實在作到一個‘信’就都有了?!雹鄰倪@個意義上說,嚴復的“信、達、雅”在邏輯上確實“先天不足”。
早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擬設翻譯書院議》中對翻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善譯”的標準:
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粗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
在這段文字中,馬建忠不僅指出了“善譯”的條件 — 自如駕馭“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譯”的過程 — “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對原文能夠達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譯起來就自然能夠“振筆而書”,“譯成之文”就自然能夠成為“善譯”了 — “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p>
馬建忠的“善譯”,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從內容意旨到風格效果無所不信,較諸嚴復的“信、達、雅”則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譯”、“意譯”和“信、達、雅”在“無毫發出入于其間……與觀原文無異”中得到了統一。如果說“直譯”是為了“信”而“意譯”是為了“達”的話,那么,既然譯者已經“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并達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會成為問題;既然譯者已經“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又“審其音聲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則“達”自然也不會成為問題。同時,以譯者能夠“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為前提,原文“雅”,“譯成之文”則定然不會“俗”,反之,原文“俗”,“譯成之文”也定然不會“雅”。
馬建忠的“善譯”無疑就是翻譯的最高境界,無論是奈達的“等效”,還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錢鐘書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譯”的圈子。然而,在實際翻譯活動中如果采用“善譯”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為標準去衡量譯文,可以斷言,沒有任何譯文能夠“達標”,因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⑨。雖然高標準是為了嚴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終也只是“僅得其中”,那么與其取法“不可實現的理想”毋寧提出切實具體的要求作為翻譯的基本原則:1)信守原文的內容意旨;2)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3)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
轉貼于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創造”,視翻譯為藝術;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觀規律”,視翻譯為科學。但是,不管視為藝術,還是視為科學,翻譯的根本任務即在于“傳真”,譯者不能充當“說謊的媒婆”,⑩否則就會怨偶無數。翻譯無非是用新瓶子裝舊酒,雖然瓶子 — 語言文字類型 — 換了,但是酒 — 內容風格效果 — 卻不能變。
翻譯必須“忠實”,這是共識。但是,“忠實”什么?“忠實”的應該是原文的內容意旨和風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譯文無疑就會“異彩紛呈”,因“隔閡”而不“合格”。譯文的語言表達如果連“貫通”都做不到,讀者還怎么去“融會”?結果又怎么可能“與觀原文無異”?語言文字類型不同,語言表達習慣也就大不相同。
吳巖出其《從所謂“翻譯體”說起》中針對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翻譯體”的實質:一些譯者“一條腿走路”,“未能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譯文“是外國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稱自己“不通一種外國語,常??葱┓g東西”,在《談談翻譯》一文中坦言“正因為不通外國語,我才要讀譯本呢”,揭示出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別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請教你譯;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勞駕了。”正是憑著“不通一種外國語”的“外行”眼光,葉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問題的實質。葉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對“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案鞣N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定的”,“既然是兩種語言,語法方面,修辭方面,選詞造句方面,不同之處當然很多”,“同樣一個意思,運用甲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運用乙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來影響”,也“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據葉圣陶想,“翻譯家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也就是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反觀之,“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才算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精通兩種語言的人”才能成為“翻譯家”。葉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譯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譯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而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最終結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
吳巖以“內行”的眼光審視“外國化了的中文”,站在“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的思想認識高度來批語“翻譯體”,指出:“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觀“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立足于“精神兩種語言”的基本條件來批評“死翻”,指出:“各種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定的,咱們接受外來影響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吳巖與葉圣陶二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觀點卻完全一致:“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并“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吳巖和葉圣陶所針對的是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主張譯文要“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要“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若就“所譯者”和“所以譯者”而言,吳巖和葉圣陶的主張無非是: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
每門語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語體,而不同的語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雖然每門語言的大部分詞語適用于各種語體,但是不少詞語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語體,有些詞語只見于書面語,有些詞語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語體,有些詞語只見于書面語,有些詞語只用于口語。同時,交際身份、交際場合、交際內容以及交際心理不同,遣詞造句均會有所不同。就翻譯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譯者”和“所以譯者”兩門語言中口語與書面語、正式語體與非正式語體之間的差異,進而在遣詞造句上不僅“合意”而且“合宜”,當裨益匪淺。一般來說,原文用的是書面語體,譯文則不能用口語語體;原文用的是口語語體,譯文也不能用書面語體;原文非常正式,譯文則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譯文也不能非常正式。雖然一門語言中的基本語法和詞匯是操該語言的大多數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屬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行話”,不同的專業有不同的“術語”。譯文應該是個統一的整體,譯文既不能口語與書面語糅雜,更不能“方言”與“雅言”紛呈。總之,翻譯的時候,譯者必須關注原文及譯文遣詞造句的“語域”(register),使譯文不僅在語義上“合意”,而且在語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據張中楹《關于翻譯中的風格問題》一文載,有個美國人翻譯《論語·雍也》時最終將孔子發誓說的“天厭之”譯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來譯“天厭之”雖然在語義上“合意”,但在語用上卻不“合宜” — 即便“心里著慌,口里發誓”,“文質彬彬”的孔夫子也決不可能來一句美利堅“國罵”。由此可見,譯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內容意旨、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之外,還必須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
注 釋
① [唐]賈公彥《義疏》。
② 錢學森,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288。
③ 辜正坤,當代翻譯學建構理路略論 — (文學翻譯學)序[J],中國翻譯, 2001,(1)。
④ 賀麟,嚴復的翻譯[A]. 羅新璋,翻譯論集[M].商務印書館,1984。
⑤ 嚴復,譯例言[A].
⑥ 嚴復,譯者自序[A]。
⑦ 嚴復,與梁任公論所譯書[A]。
⑧ 唐人,翻譯是藝術[A]。羅新璋,翻譯論集[M]。商務印書館,1984。
盡管外語教學一度數次出現改革熱潮,但是語法翻譯法由于其根深蒂固的起始地位,仍然在外語教學中占有不應有的分量。誠然,國內的英語教師對一些比較新穎的教學法日益耳熟能詳,如“聽說領先教學法”、“交際英語教學法”、“情景英語教學法”、“直接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還有隨著2001年新課標的大力推行逐漸進入中小學課堂的“任務型教學法”。然而有了這些先進教學理念的指導,并不代表這些教學方法真正能夠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切實實施,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必須加以考慮,如教師的業務水平、客觀教學環境和教學條件等,這些都可以影響特定教學方法的選定。如果教師英語口語能力欠佳就很難采用“自然法”或“直接法”教學,缺乏語音設備、教師口語水平又不理想的地方就很難實施“聽說領先教學法”等。(李建夫,2001)教學人員的更新換代需要數十年的時間,而意識層面的更新則是一個緩慢的漸進過程,甚至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語法翻譯法的教學思維定勢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會在長期內與各種教學方法和教學理念并行。目前形勢下,迫切需要廣大教師警惕和主動克服的語法翻譯法給人帶來的思想惰性和思維慣性,要有意識地變教師主動灌輸,學生被動接受這種十幾年不變的知識點講解方式為學生積極主動尋找和感受知識、教師指導和點撥學生、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往課堂教學中輸入新鮮的血液,采用豐富多彩的教學方法,因時制宜、因人而異的制定不同的教學任務,這樣的英語課堂才會重新煥發出活力、激發學生學習語言的熱情。
2.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不論是早期的行為主義理論
20世紀80-90年代的認知主義學習理論還是90年代日益盛行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都強調了學生在語言習得中的主體地位,即學生感受外部刺激———接受信息———加工處理、消化吸收———主動建構知識意義,最后轉換為有用的信息輸出,從而使得語言學習中的輸入與輸出有機結合(胡偉華,2002)。隨著國內外語學習熱和教學改革的繼續升溫,國家也對英語教學非常重視,曾數次發文提出改革要求。其中九十年代以來,國家教委對我國大學英語教學提出了指導性改革要求,要變原來以教師為中心(teacher-centered)的填鴨式教學為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s-centered)的實際能力培養教學。教育部于2001年7月制定的《英語課程標準》(實驗稿)中曾明確提出:“本課程倡導任務型教學模式,教師應該避免單純傳授語言知識的教學方法,盡量使用任務型的教學途徑”。而十年后,即2011年剛剛的《英語課程標準》中提到“教師要通過創設接近實際生活的各種語境,采用循序漸進的語言實踐活動,以及各種強調過程與結果并重的教學途徑和方法,如任務型語言教學途徑等,培養學生用英語做事情的能力”。修訂后的英語課程標準既保證了與實驗稿在理念上的一致性,又鼓勵教師在嘗試采用任務型教學這一先進教學途徑的同時,根據需要采用其他教學途徑和教學方法,創造性地進行教學。任務型教學時建立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基礎上的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語言教學模式,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英語教育的最新發展成果。它是以任務組織教學,在任務的履行過程中,以參與、體驗、互動、交流、合作的學習方式,充分發揮學習者自身的認知能力,調動他們已有的目的與資源,在實踐中感知、認識、應用、目的語,在“干”中學,在“用”中學,體現了較為先進的教學理念,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有效的外語教學方法。其實早在上個世紀,一些有志于英語教學方法改革的有識之士已經在嘗試進行學生自主學習,任務型的教學方式。如黃月圓和顧曰國曾提出過“自發治學理論”(黃月圓&顧曰國,1996),就是基于“學生自發學習的效果遠遠超過非自發、甚至強迫學習”這一常識性認識,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組織教學”的大膽嘗試。此外,鄭樹棠曾主張采用“學習---中心的原則”,甚至直接提出了“Task已成為交際語言教學課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鄭樹棠,1997)。無論是國外走在教學研究前沿的學者專家還是國內這些外語教學改革先行者們的自發嘗試,都證明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是走出傳統教學誤區,培養高層次外語人才的關鍵所在。
3.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中教師角色需要正確定位
以學生為主體的任務型教學絕不意味著教師責任的減輕和對學生放任自流。其實事實正好相反,若想在真正意義上實施好任務型教學,教師的責任和擔子其實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是加重了。作為一個教師,以下這些都應該是時時要考慮的問題:如何制定適合學生、可操作性強的任務?如何不僅在任務前、任務中還要在任務后啟發學生的思維,恰當的引導學生?如何對學生的“輸出”進行恰當的監控?這些問題的充分考慮為每次任務型教學的圓滿實施和完成提供必不可少的保證。因此,如何切實有效的實施這一教學方法,不讓其流于形式是每一個進行任務型教學的老師應當深思熟慮的問題。布置任務并不難,難的是如何把任務圓滿收回,同時給予學生正確及時的反饋,讓學生在執行任務后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并知道如何改正或是改進。有的老師布置學生閱讀任務,課上組織學生分組討論,然后派每組找代表陳述自己組的看法,每個組依次說完就算結束。這樣的操作過程,學生確實是占了主體地位,但是老師的作用卻被降到了最低點。沒有了老師的點睛之言和適時的監督和指導,正像初學繪畫卻無人指點一樣,繪畫者總是在低水平重復,很難達到質的飛躍。因此,后期的反饋尤其重要,這是學生對下一個任務保有熱情的重要條件,也是有效幫助學生提高自身能力、最終成長成為高水平英語人才的重要保證。
4.結束語
(一)翻譯教學方法較單一化
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多年來都是以翻譯理論與技巧介紹為主,翻譯的素材也是以文學類素材為主,教學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講授法。翻譯教師往往認為學生只要掌握了足夠的翻譯知識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翻譯技巧與能力。這種應用型教學方法導致學生翻譯思維發展的受限,因為他們的英語翻譯思維被老師禁錮了,嚴重影響了學生創造性的發揮。
(二)翻譯教學材料較為片面化
在當前的商務英語翻譯教學過程中,教師運用的翻譯教學材料往往較為片面化,缺乏多樣性,難以真正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熱情。這是因為商務英語翻譯教師仍然停留在使用一些枯燥乏味的教學材料層面上,指導學生進行機械式的死記硬背,很少在翻譯教學課堂上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與教學材料,從而大大限制了學生主體性的有效發揮,讓學生的學習潛力無法被激發出來,最終束縛了學生的意思維發展。
二、建構主義視域下的商務英語翻譯教學
(一)建構主義概述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應該具有主動性,并通過自身已有的知識與經驗來進行主動式學習,最終建構出屬于自己的知識框架與體系。因此,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教師要能夠為學生創設出合適的教學情境,并讓學生在其中運用已有的知識與經驗進行主動探索式學習與交流,最終確立自己的知識結構。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認為,知識的學習過程就是以主體已掌握的知識經驗為基礎來主動建構新知識經驗的過程。建構主義理論強調了知識觀、學習觀和學生觀三個重點。學習者應該對自己的學習過程進行自我監控、自我檢查以及自我分析并最終進行自我反思,從而讓自己的學習過程成為一種積極主動的探索、參與與建構過程。建構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教學模式被稱之為“建構模式”,它與傳統的“應用模式”是相反的,更為接近于實際工作情境,有利于激發出學生的學習熱情與興趣,提高學生對于翻譯理論的學習效果。此外,學生還可以通過理論知識的學習來提升自己參與到實踐活動中去的興趣,有利于學生更好地把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有機結合在一起。因此,這樣的翻譯教學就會使得學生處于一種積極主動的學習情境下,他們不再是被動的學習者,而是知識理論的主動建構者。這是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
(二)建構主義理論在商務英語翻譯教學中的具體實踐
1.基于建構主義理論來為學生創設積極的學習環境
商務英語翻譯教學并不是培養專業的翻譯人才,而是要為商務領域培養出具有翻譯技能的人才。商務英語具有復雜性與開放性,在不同的商務領域有著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與語篇功能特征等。這就需要翻譯者能夠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因此,商務英語翻譯教師應該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以工作任務作為中心來確定具體的教學內容。比如說,翻譯名片、公司簡介等工作任務,從而讓師生共同來開展翻譯教學活動。這樣的教學情境有利于引導并幫助學生積極主動地建構知識,并從翻譯實踐中獲得一定的翻譯經驗,并能夠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每個環節的基本要求與重點難點,從而真正讓學生在實際的工作任務指導下有效地選擇學習商務知識,并運用相關翻譯理論與技巧,逐步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識。
2.基于建構主義理論來培養學生的獨立自主學習能力
在建構主義理論教學模式下,商務英語翻譯教師就應該為學生設計出一個具體的工作任務,并以此為導向設計具體的教學形式,把教學內容組織結構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并有效打破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之間的明顯界限,通過設計好的工作任務來把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有機結合在一起。這樣,商務英語翻譯教學模式才能夠真正從傳統的“由一般到具體、從基礎到應用、從理論到實踐”應用模式向“從具體到一般、從應用到基礎、從實踐到理論”的建構模式轉變。翻譯教師可以設計出一個全新的教學模式,即“單元目標+翻譯工作任務+相關翻譯知識和技巧+拓展型理論知識+練習+學習結果評價”,還可以把翻譯課堂模擬成為一個實際的工作現場,組織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翻譯實踐活動中去,讓學生在翻譯實踐中及時發現問題并盡快解決問題,這樣就可以大大提高他們的翻譯實踐技能,還可以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意識與能力。
3.基于建構主義理論來重新確定學生的主體學習地位
商務英語翻譯教學應該進一步強調其教學的專業化與針對性,這是因為商務英語的翻譯難度較大,學生對于翻譯文本的理解也有待加強,很多學生由于自身的英語基礎知識不夠好而缺乏足夠的知識經驗。因此,商務英語翻譯教師就應該引導學生建立或激活已有知識經驗,讓學生能夠積極主動地去建構自己的新知識框架,積累更多的新經驗。這就是說,商務英語翻譯教學的建構模式就是要把教學中心從教轉移到學,讓教師的教學角色發生根本性轉變,即不再是翻譯理論知識的單純展示者,也不是翻譯技巧的簡單教授者,而是變成了學生知識與經驗建構的引導者與輔導者。商務英語翻譯教師應該在設計的具體工作任務中引導學生解決一些問題,并做好他們的協助人和咨詢員,及時給予學生必要的指導。這樣,學生就可以真正成為翻譯教學活動中的主體,是翻譯知識的主動探究者與意義建構的主體。
4.基于建構主義理論來確定學生的職業能力培養目標
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中提出,教育信息化的發展要以教育理念創新為先導,以優質教育資源和信息化學習環境建設為基礎,以學習方式及教育模式創新為核心;到2020年,需形成與國家教育現代化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教育信息化體系,以及培養學生信息化環境下的學習能力和推動信息技術與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發展任務。
反轉式教學克服了傳統教學模式中上課僅由教師進行信息傳遞,而課后要進行消化吸收時,卻沒有同學間的互助及教師指導,只能自己復習、學習的缺點,將消化吸收的環節放到了課堂上,以幫助學生實現個性化、分層次學習,從而培養學生自信和提高學習效率。反轉式教學的教學資源主要由視頻、課件組成,其組織與呈現方式更符合人體對媒體的適應性,更有益于學習效率的提高。反轉式教學模式的優勢在于學生成為課堂主體,增強了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的意識。反轉式教學模式還使教師的教育觀念得到更新,教學手段和方法得到豐富。反轉式教學模式改革了傳統教學組織形式,改變了課堂組織思路,強調自主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以能力發展為中心、設計和組織新的教學模式為載體,在教學過程中積極推動“以學生為本”教育理念,注重教學實施過程中學生的參與性。
2在高職基礎醫學教學中應用反轉式教學模式的可行性
傳統高等教育的出發點是專業理論學習,強調理論體系的嚴密性和完整性,不考慮知識本身是否有很強的應用性,教學過程中側重于理論講授,強調理論的深入性與廣泛性。這些都不適合高職教學,一方面,高職教育強調理論知識以“夠用”為度,在教學過程中應選擇學科中最為實用的知識,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訓練,從而迅速提高學生專業技能,使其在離開校園后可以滿足工作崗位的要求;另一方面,高職生基礎普遍較差,抽象思維能力較弱,采用傳統教學方法難以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應當采用一些形象直觀的教學方法。
傳統授課方式容易讓學生感到厭倦,影響學習效果。美國心理學家赤瑞特拉通過實驗證實,人類94%的信息獲取來自視覺和聽覺。因此,反轉式教學模式有利于激發學生對醫學知識的求知欲,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學習效率,從而培養具有實踐能力、綜合分析能力、創新能力等適應工作崗位需要的綜合型醫學人才。反轉式教學模式與建構主義理論相一致,此教學模式亦可應用于高職基礎醫學的“三理一剖”(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和人體解剖學)學習?;A醫學各學科中的知識點邏輯關系清晰,術語表達完整,描述規范。將反轉式教學模式應用于基礎醫學教學中,能夠提高知識轉化效率,有利于非臨床醫學專業學生在有限的學時內掌握更多醫學相關知識,有利于培養學生綜合能力,為將來步入工作崗位夯實基礎。
國家教育部于2007年組織有關專家制訂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對非英語專業英語教學提出了三個層次的要求。翻譯教學作為大學英語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達到以下最低標準:遇到熟識的題材,能利用工具書完成漢英互譯,且譯文基本忠實原文,其中,漢譯英達到250字/時,英譯漢達到300單詞/時。[8]然而,目前大學英語教學重聽說讀寫,輕翻譯,使得翻譯教學面臨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一)外部問題1.CET4和CET6指揮棒的作用。四六級考試出現翻譯題型始于1996年,但是此部分所占分值少,難度較小,因此沒有得到教師和學生的足夠重視。[9]久而久之,在四六級考試指揮棒的誤導下,教師不愿多花時間和精力教翻譯,學生也缺乏學習翻譯的主動性。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12月CET4和CET6進行了改革,首次將段落翻譯作為一個專門的題型進行考查,翻譯材料選材廣泛,牽涉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此次改革明確了翻譯教學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必將推動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研究和發展。2.缺乏專門的翻譯教材。長期以來,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未為非英語專業學生訂購專門的翻譯教材。非英語專業學生多數只有讀寫和聽說教材,教材很少對翻譯理論和技巧進行系統的講解,翻譯部分基本以課后題的形式出現,且多是簡單機械地鞏固已學的詞匯,因而并不能稱之為翻譯。
(二)內部問題1.教師方面。一是很多大學英語教師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欠缺。他們未系統學習過翻譯理論知識,而且畢業就從事教學工作,實戰經驗不足,因此翻譯教學只能照本宣科,不能給學生提供有效的指導。二是教學方法陳舊。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多以教師為中心,但教師很少給予理論指導,而是偏重詞匯、語法和翻譯技巧的講授。課堂上,教師一般要求學生做口頭翻譯,或給出譯文讓學生自己檢測,但學生的翻譯能力并未因此得到較大提高。此外,課后翻譯作業也往往強調無語法和詞匯錯誤,很少關注語篇連貫、邏輯清晰等因素。2.學生方面。一是對翻譯不夠重視。很多學生認為聽說讀寫是關鍵,翻譯無關緊要。因此,在翻譯學習中,部分學生缺乏興趣,處于被動地位,從不主動探索。二是缺乏跨文化和語用意識。很多學生片面地認為翻譯就是字對字、詞對詞的轉換,因此只要掌握語法和詞匯就足夠了。但是中西文化存在差異,如果只重視語言形式的對應,翻譯出來的句子可能佶屈聱牙。同樣,在不同的語境中存在一詞多義現象,需要學生多積累、勤思考,才能譯出準確的譯文。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不足之處如此之多,引入有效的翻譯理論對其進行指導,從理論高度設計出合理的教學體系刻不容緩。
二、語用翻譯理論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解釋力
作為一種專門研究語言的理解和使用的理論,語用學不僅關注說話者對信息的傳達,還關注受話者對信息的理解和轉化。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既關注譯者理解原文的過程,也關注譯者在譯文中表達原文意義的過程。從這一角度看,兩者具有共同的關注對象。[10]正如呂俊所說,語用學與翻譯結合,讓譯者從一個全新的視角理解翻譯中的問題,從而為翻譯提供了有效的理論指導。[11]將語用學理論,指示語、語用預設、會話含義理論、言語行為理論等引入大學英語翻譯教學,將從一個新的角度為教學提供指導,從而克服以往教學中的各種不足。
(一)指示語與翻譯教學言語交際涉及兩個過程,說話者對信息的傳達和聽話者對信息的理解,指示語在這兩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根據語境、說話者、受話者等因素,推理出指稱與所指的關系,同時注意文化、社交的適當性。例如,ShortlybeforeCongressmanJamesLangevincasthisvotelastmonthtorelaxfederalrulesonfundingofstemcellre-search,theRhodeIslandDemocratstoldhiscolleges…。原文中的theRhodeIslandDemocrats根據上下文指的是前文的JamesLangevin,翻譯時若將其作為他人處理,譯文將與原文相悖。指示語的意義離不開語境,教師應啟發學生關注語境的意識,切不可過分注重字面意義而造成譯文對原文的偏離。
(二)語用預設與翻譯教學語用預設對翻譯過程有重要影響。從翻譯角度看,預設對語境具有敏感性,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能堅守以前實踐中形成的預設,而應該考慮到當前的語境因素,形成恰當的譯文。例如看到game這個詞,譯者首先會利用之前形成的預設將其翻譯為“游戲、比賽”,但是在新的語境中game可形成新搭配,從而具有新的外延。如,“Gametheoryisthescienceofstrategy”,應當譯為“博弈論是有關策略的科學”。
(三)會話含義理論與翻譯教學會話含義理論要求翻譯時,譯者始終忠實于原文的會話含義。具體說來,合作原則對翻譯規定了特殊的要求:量的準則規定譯者不得毫無根據擴充或節減原作內容;質的準則表明譯者應忠實傳達原作信息,切忌錯譯、亂譯;關聯準則強調譯者應注重兩方面的關聯:原文上下文的關聯和譯文與譯文讀者的關聯;方式準則規定譯者用精煉清晰的語言傳達原文內容,不允許隱晦難懂。[2]但是,有時為了修辭的需要,說話者常常有意地、巧妙地偏離合作原則,從而產生言外之意。在此情況下,如果原文背離了合作原則,譯者翻譯時也需要相應地背離,至于語用意義則留給讀者去推理,譯者無需代勞。如:A:昨天晚上吃的什么?B:就吃了些東西。B的回答明顯背離了“量的準則”,因為其傳遞的信息顯然不足,語用意義是B不愿意告知A相關信息。翻譯此對話時,譯者即使知道乙晚上吃的是什么,也應把乙的話直譯過來,切不可畫蛇添足。
(四)言語行為理論與翻譯教學言語行為理論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努力透視一定語境下的言外之力,進而用明晰或隱晦的方式構造表達同樣言外之力的譯文。例如:“Saturdaymeantmostadultswereathomeontheroute.Sowereschool-agedchildren.IthoughtthismightmeanmoreexchangesasImadetheroundstoday.”文段描述的是垃圾工人的心理活動,從上下文信息可知這是垃圾工人苦中作樂的美好想象?!癿adetherounds”、“moreexchanges”可分別翻譯為“挨家挨戶收垃圾”、“搭上幾句話”,從而將原文的意圖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五)禮貌原則與翻譯教學禮貌原則提出了交際者應遵循的六條小的規則。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致使人們對禮貌的領悟存在較大差異。例如,中國人被夸獎時,很自然地會回答:“慚愧,慚愧!”如果直譯成“Ifeelashamed”,英美讀者將稀里糊涂;如選用歸化策略意譯為“Thankyou!”,則變得規范地道。禮貌原則對翻譯教學的借鑒意義為:教師課堂上應適時引導學生弄清中外表達禮貌方式的差異。分清哪些禮貌信息是原文的重點,因而譯文中必須很好地體現出來;哪些不是原文的核心,并且直譯會讓讀者不知所云。前者通常選用異化策略,而后者多選用歸化策略。
(六)關聯理論與翻譯教學假設S是譯者對原文的解讀,T是譯文讀者對譯文的解讀。根據關聯理論,成功的翻譯應是T=S,但是實際翻譯中譯者是沒法做到這一點的。[12]翻譯要考慮兩個層面關聯性的對應:原文和譯文的關聯以及原文讀者與譯文讀者的關聯,尤其后者是譯者努力的方向,即使譯文讀者付出較少的努力獲取與原文讀者一樣的語境效果。為此,教學中,教師不僅要引導學生把英語學習當成認知過程,還要鼓勵學生尋找關聯,并把此當做學習的目標。[13]例如,翻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句話,譯者不僅要通過認知推理得知它的真正含義———化詞匯的形象與語用含義關系不大。如果把“瓜、豆”的形象傳達出來,將讓讀者無法理解。所以,譯文應把原文的暗含信息翻譯出來,即,“Asyousow,youwillreap.”
(七)順應理論與翻譯教學從順應理論出發,可從以下三個維度解釋翻譯過程,即譯語要順應語境關系,順應語言結構,順應翻譯的動態過程,且這一過程是有意識的。[2]語境關系順應強調,譯文讀者有著與原文讀者不同的文化心理、社交規范等,因此翻譯時要選擇順應譯文讀者交際語境和語言語境的表達。語言結構順應強調,譯語與原語在語碼、語體、詞匯等方面存在差異,翻譯要選擇符合譯語語言結構的表達。動態順應強調,譯語不能只順應語境關系或語言結構,而應實現二者之間的動態順應。
三、大學英語翻譯教學體系
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學體系是當務之急。結合目前大學英語翻譯教學的不足,在語用學翻譯理論指導下,現提出如下教學體系。
(一)豐富理論知識,提高實踐水平傳統重詞匯、語法和翻譯技巧的教學方法已經無法滿足翻譯教學的要求,刻板的教學方式容易讓學生產生厭倦情緒。為了更好地駕馭翻譯課堂,教師必須先提高自身的理論和實踐水平,即扎實的翻譯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水平缺一不可。為此,教師應做到以下兩點:首先,成立翻譯研討小組,每周至少開一次研討會,互相交流翻譯教學和科研心得,提高理論修養。其次,積極尋找機會,從事翻譯實踐工作,豐富實踐經驗。
(二)傳授語用知識,增強語用能力語用學研究如何通過語境來理解和使用語言,脫離了語境,翻譯這種輸出型活動的正確性和得體性就無法實現。所以,教師在翻譯課堂上應有意識教授學生語用知識和能力。正如冉永平所說,語用能力或知識是可教的。[14]首先,教師不僅要強化學生的語言能力,更要有意識培養他們的語用能力,鼓勵他們在翻譯中自覺掌握和運用指示語、語用預設、會話含義理論、關聯理論等語用翻譯理論,避免產生誤讀和交際失敗。例如,公司每年生產10萬只玩具。譯文1:Thecompanyturnsout100,000toyseveryyear.譯文2:Theannualoutputofthecompanyis100,000toys.此例教師可啟發學生關注語境因素。根據順應翻譯理論,為了得體,譯文需要追求語境關系順應。如果是日常語境,譯文1較為合適,但如果是商務場合等正式語境,譯文2則更合適。其次,創造合適語境,組織互動式活動,通過反復練習達到理解和掌握目的。例如,miss這個單詞可有不同的含義。教師可引導學生自己創設語境,如在等車的場合,“Imissthebus”,表達的是“錯過”的意思。
(三)輸入文化知識,提高跨文化意識翻譯過程中,文化差異不容忽視。在運用禮貌原則、關聯論、順應論等理論指導翻譯時,譯者必須充分考慮文化因素,合理采用歸化和異化策略。首先,教師應積極向學生輸入西方文化知識,并與中國文化進行對比。其次,鼓勵學生課下看一些英文讀物或電影,要求以讀書報告的形式比較中西文化差異。最后,啟發學生用目的語思考,發展學生的移情,引導他們主動去了解西方的文化,從而避免母語的干擾。例如,“望子成龍”,直譯過來是longtoseeone’ssonbecomeadragon。但是這一譯文無法為外國人接受,因為龍雖在中國是吉祥物,在國外卻被視為兇惡殘暴之物。根據關聯翻譯理論,譯文要能使譯文讀者在付出較少的努力的情況下得到一樣的語境效果。所以教師可引導學生用歸化的方法翻譯此句,即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
(四)檢測語用文化知識,規范評價尺度測試形式和內容易影響包括翻譯教學在內的語言教學,但是語用知識和語用能力以及文化知識等很少出現在外語測試中。為了更好的評價學生的翻譯水平,并用評價結果來指導翻譯教學,在考試中應加入語用社交等方面的內容,檢測學生語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例如,可給出原文,讓學生在各種語境中選出或給出準確的譯文;也可考查案例分析題,讓學生分析其中的文化沖突。
四、結語
關鍵詞:翻譯規范理論;英美文學;翻譯
文學翻譯對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與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雖然文學翻譯的相關理論也隨著各國學者的不斷深入研究層出不窮,但是對翻譯規范的定義卻一直沒有統一的定論,目前在西方的學者中,圖里,切斯特曼等人對翻譯規范的理解對于翻譯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以上學者的研究中可以明白翻譯作為一種社會互動和交際行為,它受著社會文化和人類認知水平的制約。下面就以他們的翻譯規范理論為視角來探討有關英美文學作品的翻譯。
一、圖里的翻譯規范理論視角下的英美文學翻譯
圖里是一名以色列的翻譯研究教授,在描述性翻譯學派中有e足輕重的地位。圖里對描述翻譯研究,理論翻譯研究,應用翻譯研究這三個翻譯研究的分支的關系進行了就進一步的探討,并且著重強調了描述性翻譯對于翻譯活動的重要意義,將社會學中的“規范”引入翻譯活動中,明確的提出翻譯是一種受規范制約的行為,他認為翻譯作為社會文化活動的一類,應該受到社會文化對其的約束。在這樣的認知下,圖里將翻譯規范分為預規范,元規范和操作規范三類,所謂的預規范就是指在進行翻譯前翻譯者對翻譯作品的選擇,元規范是指翻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而操作規范是指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具體作法。下面就以具體翻譯作品為例進行探討。
20世紀美國著名的小說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響,曾被認為是“近乎完美無缺”的作品。小說講述了出身貧窮的蓋茨比因為無法忘掉曾經拋棄他的嫌貧愛富女友,經過一番刻苦努力成為十分了不起的富翁后,苦苦追求女友最終悲慘喪命的故事。這部小說引入中國后廣受讀者的喜愛和追捧,國內許多學者對其進行了翻譯,最受喜愛的當屬2003年的姚乃強譯本,他的翻譯對《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的傳播有巨大的推動作用。2003年,剛剛步入20世紀,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知識水平的提升,對于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認識,不再是簡單的了解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名稱,而是更關注人物的性格魅力,故事的文化內涵等等,所以隨著讀者閱讀需求的變化人們對于這部小說有了更高的要求,這就需要新的譯本的出現。而且當時中國社會因為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上發生某些現象與小說中的描寫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廣受讀者的喜愛,并且引起許多學者的研究和評論,根據上面提到的圖里翻譯規范理論中的預規范,知道翻譯者選擇作品時要考慮是否迎合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否符合讀者的閱讀喜好,所以這些原因對于姚乃強選擇重新翻譯這部作品起著重要作用。
圖里的翻譯理論中的操作規范是指翻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具體作法,既包括宏觀上的篇章結構布局,段落的增減,也包括微觀上單詞短語的選擇等。姚乃強的譯本基本保留了原著的篇章布局,沒有對篇章和段落進行刪減,而在語言方面姚乃強也盡量保持原著流暢靈動的文風。文中有一句“he Weflrs apink suit”,直譯過來就是“他穿一套粉紅色的衣服”,但是這句話是湯姆所說,是他對喬丹說的蓋茨比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反駁,湯姆的話不僅僅是對蓋茨比教育背景的否定,同時也是對蓋茨比的嘲諷,所以姚乃強將其譯為“看他穿的那套粉紅色的衣服!”則很好的將湯姆自大,刻薄的嘴臉表現的淋漓盡致。此外,在翻譯作品時,姚乃強會使用許多四字格的短語,不僅能夠使文章言簡意賅,生動靈活,而且讀起來朗朗上口也迎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通過這些可以看到姚乃強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遵循翻譯理論的同時也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采用靈活的翻譯方法盡量的將原著的風采展現給中國讀者。
中國著名的學者孫大雨先生,作為“清華四子”之一,不僅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一代翻譯家,曾翻譯了許多莎士比亞的著作和英語詩歌,他的《英詩選擇集》在翻譯過程中遵循了一定的翻譯規范。孫大雨在翻譯過程中十分注重內容的傳達,但是由于文化問的差異,讀者無法安全理解原詩的內容,為了讓讀者更好地接受,孫大雨采用“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譯策略,他的詩歌翻譯展現的是中國化的東西,從而便于讀者接受,易于讀者產生共鳴。他的整部筷詩選擇集》在元規范的指導下,選擇了“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譯策略使其新詩更好的被讀者接受。
二、切斯特曼翻譯理論視角下的英美文學翻譯
在對翻譯規范理論的見解中,切斯特曼的翻譯理論是比較突出的。切斯特曼在對圖里的理論基礎上對翻譯規范理論進行更具體的探討,并且將圖里忽略的制約翻譯因素一讀者的期待,納入自己的探討中,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翻譯規范理論。切斯特曼將生物學中術語的“文化基因”引入翻譯規范理論中,認為規范是由“文化基因”演變來的,將翻譯規范分為“譯品規范或期待規范”和“過程規范或專業規范”兩類。下面就以具體翻譯作品為例進行探討。
論文摘要:網絡自主學習已成為當今教育界關注的課題,將網絡自主學習運用到翻譯課程教學中,使教師用新的教學理念與新的學習理論探索新的學習方式,符合當前翻譯教學發展趨勢,但應注意傳統翻譯教學與自主學習的利弊,更好地整合課程資源。
信息技術應用于各學科領域的相關研究與實踐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展開,教育信息化已成為教育界關注、重視的一個研究課題,它的普及推動了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的全面建設。將信息技術有效地融合于各學科的教學過程可營造一種新型教學環境,實現既能發揮教師主導作用又能充分體現學生主體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為特征的教與學的方式,把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較充分地發揮出來,使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教學結構發生根本性變革,使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培養真正落到實處。以計算機網絡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方式,作為教育的第四大革命,基于計算機的教育技術,特別是信息網絡的迅速發展和廣泛使用,為學生開展自主學習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條件。
一、網絡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的概念是由HenriHolec(1981)正式提出的。90年代以來,自主學習已經成為教育界研究的一個熱點。自主學習源于人本主義,并隨著認知主義、建構主義的興起而逐步發展、成熟起來的新教學理念,是一種以人本主義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為基礎的現代學習理念,也是目前應用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西方學者Little(1991)、Benson&Voller(1997)、Cotterall&Crabe(1999)等都對此進行了研究,我國對此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
學校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終身學習能力,不僅使他們學到知識,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學習。步入信息時代,網絡為學生開展自主學習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網絡自主學習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教師不是直接向學生傳授和灌輸知識,而是對學生知識的建構起幫助和促進作用。網絡信息資源豐富,使用方便、成本低廉、形式多樣,為學習活動創建了一個超級信息平臺。使學生具有更多的自與決策權,成為信息加工的主體,意義的主動構建者,這對學生運用能力的提高起著非常大的促進作用,對課程教學質量的提高也有積極的影響。提倡網絡自主學習,強調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學生主動接受和探究學習;強調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在網絡自主學習與合作過程當中的互動:關注學習內容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注重對知識的全面把握,注重個人的整體發展,構建個體的知識結構體系。
二、網絡自主學習與翻譯教學
以網絡和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技術已成為知識傳播和應用的重要引擎。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教育帶來的革新是全面的,它的應用對實踐創新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是推動學科發展的重要源泉:用網絡教育促進課程教學,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創新能力是國家素質教育的主要目標,是當今世界各國進行新一輪教育改革的目標。
將網絡自主學習運用到翻譯課程教學中來,使教師用新的教學理念與新的學習理論探索新的學習方式,完全符合當前翻譯教學發展趨勢:網絡自主學習在翻譯教學中的運用將帶來課程資源的變化:擴大課程資源范圍與資源共享,同時帶來學生方式的革命:網絡自主學習有利于把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變為“教師主導——學生主體”的教學模式,有效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發揮學習者的主體能動性,培養學習者運用各種資源處理各種信息的能力、自主學習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樹立學生自主學習與終身學習的理念;信息技術可以作為自測工具,有利于學生自我反饋,發展學生的思維:也可以作為教師電子測評的手段優化評價過程,革新傳統的課程評價觀和方法。
早在本世紀初,學者們就呼吁翻譯教學要重視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進行教學改革,優化教學手段,實現翻譯教育的信息化,以提高翻譯教學的質量和效率:人們對多媒體教室網絡、計算機輔助技術、語料庫等在翻譯教學的應用做了有益探索;計算機、網絡技術在翻譯課程中廣泛采用成為翻譯課程的發展趨勢之一。翻譯工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資源,電腦與網絡已成為現代譯者必不可少的工具與手段。網絡信息資源為翻譯提供了極大的幫助,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以借助這種資源解決翻譯實踐中遇到的各種翻譯困難,從而大大提高翻譯的效率和準確性,網絡已成為譯者不可或缺的幫手。
然而我國對信息技術環境下如何通過學與教方式變革、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的研究還不夠,尤其是翻譯教學領域在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見。要改變目前翻譯教學的落后現狀,就應在這一方面進行大力研究,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優化課程教學、優化教學資源、優化發展學生綜合翻譯能力、有效指導翻譯自主學習,即通過網絡及網絡自主學習有效提高學生的翻譯能力,提高學生充分利用與有效應用網絡資源的能力。三、傳統翻譯教學與網絡自主學習的利弊
(一)傳統翻譯課堂教學利弊
傳統的課堂教學方式仍有很強的生命力,之所以仍有許多學生愿意花錢去上新東方學校而不是在家里自主學習,之所以還有學生去參加英語培訓班學習,就是因為傳統的課堂教學有其不可替代的優點,例如在課堂教學中,面對情感因素的影響,Kmshen認為各種情感因素,如缺乏動機,自尊心不強、焦慮等會在學習過程中形成心理障礙,從而阻礙學習,教師可以鼓勵缺乏自信的學生并使其進步,可以對學生進行理想注意交易以激發其學習動機,并將授課與育人相結合等等,這些面對面的師生互動以及課堂教學的人情味和人性化因素是機器所不具備的。
傳統的翻譯課堂教學中,教師教授翻譯理論與技巧知識,給學生構建翻譯體系的宏觀構架,讓學生了解翻譯體系的脈絡與相關實踐知識,師生之間可面對面的互動與交流,在教學中能及時發現問題與解決一定問題,但課堂課程的教授難以因材施教,學生實踐、運用機會少,純理論的講解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興趣,不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不利于學生的實踐能力的提高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二)翻譯課程網絡自主學習利弊
翻譯課堂教學由于課時少,實踐機會少等諸多不利翻譯實踐能力培養的因素,翻譯課程網絡自主學習將成為提高翻譯能力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網絡自主學習課程的研究成為翻譯課程教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翻譯課程網絡自主學習,主要是為了順應翻譯學科發展的實際,順應社會對翻譯人才的需求,順應學生對提高翻譯能力和翻譯素養的現實需求,在翻譯教學上真正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激發學生學習翻譯的主動性、互動性和創造性。營造一種能支撐情境創設、啟發思考、信息獲取、資源共享、多重交互、自主探究、協作學習等多方面要求的新型教學環境。實現一種既能發揮教師主導作用又能充分體現學生主體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為特征的教、學方式,從而把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較充分地發揮出來。
網絡輔助翻譯課程集成了大量的翻譯教學資源和設計了較豐富的翻譯教學活動,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情況和能力,自主開展翻譯學習,實現因材施教。網絡為學生提供海量的信息,學生可以通過網絡的記憶功能,避免重復的翻譯工作,并通過網絡的平行文本進行比照,彌補了中國學生英語語言能力不足的缺陷,降低了漢譯英的難度,消除了學生慣有的為難情緒,增加譯文的地道性;還可利用網絡信息,提高對文本的理解。在傳統的翻譯練習模式下,很多學生是為老師作翻譯,不認真閱讀原文、譯文粗制濫造,馬虎了事:在網絡學習下的翻譯練習,練習譯文通過小組討論的形式在網絡上,擴大了讀者群,學生潛意識中有把練習做得更好的沖動,因此,質量意識逐步地得到了提高。
但在網絡自主學習中,處在虛擬的世界中,學生易出現焦躁、迷茫與失落等情緒,不知道學什么,怎么學,不能持之以恒地參加網上學習交流活動,在自主學習遇到問題時,得不到幫助和指導,缺乏人際交流,學習者難以進行錯誤分析,也不利于教書育人。
網絡自主學習的培養在中國傳統說教式教學觀念以及應試教育的主流環境中,是一個挑戰。對學生而言,網絡學習使學生有了自主學習的權利和途徑,但同時又沒了依靠。少了競爭,這對學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一個考驗,同時也對翻譯教師提出了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