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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網絡群體極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摘 要 近些年來，“人肉搜索”事件不斷發生，“這一事件暴露出我國的網絡隱私權這一法律空白地帶，針對此問題，一方面我們必須建立完善的監管機制，制訂有關的法律、明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另一方面還應借助道德規制和行業自律予以輔助。
關鍵詞 人肉搜索 網絡暴力 法律監管
一、網絡暴力的成因
“以真假難辨的事實，行道德判斷之高標，聚匿名不負責之群眾，曝普通人之隱私”，是為“人肉搜索”或網絡暴力。
“人肉搜索”最初的成因是網民道德意見的表達。網民群體意見的邏輯是，從具體（但匿名）的人和事件上升到抽象的道德的層次，在道德上譴責當事者及其行為。但在這個過程中，隱藏其中的一些主觀或客觀的問題卻使得本應占領道德高點的搜索演變成一場名副其實而亟待規制的“暴力”。
首先，是搜索請求理由真實性審查機制的缺失。人肉搜索必須激發出足夠的情緒才能開始運作，但并不是所有的搜索請求都是正當的。
其次，網絡的虛擬性弱化了個體網民的責任意識和道德約束。在網絡空間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間接的性質，在這種互相遮蔽的情況下，傳統的權力和輿論監督并不能透過虛擬性有效監控個體及其行為。而網民在失去了現實法律和道德的約束時，很容易導致責任感消失。
第三，介入現實使得“搜索”轉化為“暴力”。當憤怒的群情突破了公眾利益和公共道德的領域，以道德高地之優勢撲向私人空間和現實生活。“人肉搜索”已演變成為網絡世界的一種暴力消費，網民在消費了暴力的同時，也被暴力所消費。
第四，網民的從眾心理和“群體極化”的現象導致暴力的擴大化。個體出于被群體邊緣化和排斥的焦慮，常常懷疑自己而產生從眾心理，形成群體極化。而群體中成員在整個群體的影響及成員相互間不斷的觀念強化下愈加認定自己行為的正義性，同時進一步強化網民因身處群體中而產生的力量感和責任分散心理，從而導致暴力不斷的持續和擴大化。
二、網絡暴力的法律控制與監管
在網絡暴力愈演愈烈以及現實生活中愈來愈多的當事人權利受到侵害的情況下，如何對網絡暴力進行控制以及如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成了整個社會日益關注的問題。
首先，應制定專門的網絡隱私權法對個人數據信息進行保護，這是控制網絡暴力的前提，也是其他相應措施的一個基礎。我國應盡快出臺網絡隱私權法，建立具體的保護制度，應該明確以下內容：（1）數據主體的權利。數據主體應當享有對其個人數據資料的知情權、更正權、公開權。（2）個人數據的收集和持有。個人數據的收集必須取得數據主體的同意，同時個人數據的收集方式必須是合法的。（3）個人數據的使用。只有合法的主體才能在特定范圍內使用個人數據，使用他人數據時不得任意篡改數據內容。（4）個人數據的披露。未經數據主體同意，任何人不得披露和公開他人的個人資料。（5）侵權救濟。一方面由行政機關通過民事或行政處罰的方式來對公民實施救濟，另一方面通過司法途徑進行救濟，即為公民提供要求損害賠償的獨立訴因。
其次，應明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遏制網絡暴力需要進一步明確網絡服務提供者，尤其是營利性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對于網絡事件最終演化成網絡暴力而言，網站是最可能控制這一局面的，且由其對自己網站上的所有信息進行監督并及時屏蔽或刪除可能的侵權信息也是遏制網絡暴力成本最低的方式，因此在相關的立法中應當進一步明確和加強網站的法律責任，要求營利性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侵權行為承擔無過錯責任，以督促其加強對網站的管理和信息審核。要求網站經營者制定詳細的信息審核規則報監管機關備案；對已經發表的信息，如發現內容有違法之虞時，應該積極采取措施避免事件升級；權利人主張侵權時應及時刪除并保存相關證據以供查處。明確并加強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可以敦促其自覺建立法律風險評估與防范機制，加強審核與內部監管。
第三，借助道德的規制和行業自律的輔助。
在面對各種新興的網絡問題時，道德、行業自律等應當予以支持。我國尚未建立規范的網絡倫理，應由有關部門共同研究和探討網絡倫理規范，明確各種網絡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責任以及網絡道德的基本原則，形成網絡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構建和規范網絡倫理。同時加強對網民的道德教育。另外要加強行業自律，在法律法規、行政規范并不完備、甚至并沒有對隱私保護政策加以規定的情況下，參考國際慣例，加強行業自律將對中國信息產業的發展起著良性的推動作用。
當前，網絡社會仍在日新月異地發展，法律要想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就必須根植于社會之中，以現實之需為產生之據。處于摸索階段的中國網絡法律體系，應當在根據網絡的發展進行相關變革的同時，以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為出發點，循序漸進，穩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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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民粹主義；社會參與；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2-0061-03
一、引 言
民粹主義是一個政治學范疇的概念，與精英主義相對，其作為政治話語的核心觀點認為平民的利益被國家和社會中的精英所壓制，對現存的國家結構的精英人物不信任，主張把平民大眾當作唯一決定力量對社會進行政治改革?？v觀近年一系列網絡公共事件，事件從醞釀到發生、發展、直到網絡輿論的形成，從線上虛擬聚集到線下的活動組織，由于網絡社會參與更加強調平民的利益與價值，更加富有草根意識，對社會的現存權威和精英的解構和顛覆更具有沖擊，導致網絡民粹主義在網絡中渲染起一次次的輿論旋風，甚至影響公共事件的發展和結局。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網絡的社會參與和網絡民粹主義現象已經引起不少社會學、傳播學學者的關注。本文以我國2007年～2016年間關于網絡民粹主義的學術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對近十年網絡民粹主義的研究狀況進行梳理，以期呈現近十年來這一研究領域的基本輪廓。
二、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總體狀況和主要理論取向
本文以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CNKI收錄的論文為文獻來源，以“篇名”為檢索項，以“民粹主義”并含“網絡”為檢索詞，年限選擇2007年～2016年，共檢索到文章99篇，（如表1所示）。
從文獻發表的時間和數量來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9年，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后，2010年以前發表的論文僅有4篇，占發表總量的4%。2011年以后，相關研究的論文成持續上升趨勢，原因在于2010年以后網絡公共事件的頻發，網民參與事件的意識和積極性提高，而網絡公共事件的不斷涌現與影響逾趨擴大，直接為研究提供眾多案例，學術界對網絡民粹主義的關注也隨之增加。
縱觀發表的論文集中在新聞傳播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論探討與案例分析。新聞傳播學者們主要從新聞事件媒介呈現入手，探討具體網絡公共事件的話語壟斷和網絡民粹主義現象的傳播機理。政治社會學者們從具體個案出發，以政府治理的角度對網絡公共事件民粹化傾向和治理方式與措施進行了探討。
三、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主要議題
（一）網絡民粹主義的概念與特征
至今網絡民粹主義的代表性定義主要有下列幾種。夏忠敏提出，網絡民粹主義是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作為網絡傳播空間的一種表現形式，體現了對現實精英主義的抵抗，也是民粹主義對現實生活的延伸[1]。郭中軍認為，網絡民粹主義，即電子民粹主義，是新型的民粹主義，它的形成以互聯網為媒介，互聯網則成為政治參與的形式以及政治動員的工具[2]。陳堯認為網絡民粹主義是由反權威、反精英的網絡批判現實主義和反全球化、反西方極端排外網絡民族主義兩種力量所構成[3]。網絡民粹主義的定義國內并沒有形成統一，但對于其內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參與和動員的工具、現實民粹主義思潮的延展和極端的民族主義三個本質取向。
網絡民粹主義是“網絡+民粹主義”的一種融合，與傳統民粹主義仍然有著密切聯系。不過陳龍指出，網絡民粹主義并非民粹主義進化的產物，其內涵并未變化，變化的只是其產生和存在的空間與形式[4]。陳堯通過對傳統民粹主義與網絡民粹主義進行對比發現，網絡民粹主義不同于傳統民粹主義的是其明顯的非核心性，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具有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特點，參與更為徹底、直接[3]。曹建萍認為，網絡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主要體現在其價值訴求在主體的平民性、直接民主的表象形式、話語強占的語言形式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及集中爆發的行為方式等方面。[5]陳虹認為就本質而言，網絡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平民化性質的思潮或運動，具有諸如虛擬現實性、人民至上性、直接參與性、群體極化性、話語霸權性等特征[6]。
（二）網絡民粹主義的基本表現和脈絡方面
當網絡給予了傳統民粹主義新的棲息地，網絡民粹主義也延展出新的表現和脈絡。
李良榮、徐曉東指出，網絡民粹主義最為典型表現形式為“二元對立”，即在民眾和精英之間，表現出極其鮮明的反對專家、反對權威甚至反對知識分子、反對知識的一種“反智”色彩[7]。反對權威，反對精英的同時，也更加扎根于平民和底層。陶文昭則表示，網絡民粹主義思潮與一般的民粹主義相似，都強調平民性，它理所當然地反對或批判與之相對立的權威和精英，而諸如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等權威或精英階層的代表，自然成為網絡民粹主義思潮的主要抨擊對象[8]。孟威認為，民粹主義表現出對峙精英，挑戰既有的權力結構，極化民意權威，激起群體對立，其在網絡的表現更加影響了公民參與[9]。陳龍指出，網絡民粹主義集中表現為非理性和簡單化，并且來勢兇猛，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在則是在網絡輿論形成過程中掌握的話語霸權，也就是話語強占[10]。譚毅認為網絡民粹主義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有造謠和傳謠、盲目轉發和崇信、人肉搜索和精英敵視等，刻意制造官民對立形成群體極化[11]。郭小安、雷閃閃從網絡民粹主義在敘事方式探討其具體表現，認為期具有底層、哄客和對抗三種敘事方式：利用“弱者的武器”來美化弱者、仇視精英，形成一種“安撫弱者，打擊強者”的輿論氛圍，從而達到底層敘事的效果；通過戲謔化的表達，使事件敏感化、娛樂化，進而形成話語壟斷，這是哄客敘事；通過人肉搜索、建構和傳播謠言、動員造勢等手段虛構事實與身份建構，企圖使普通的糾紛渲染變成規模性的，這是對抗敘事[12]。另外申亞萍也認為，民粹主義在互聯網的寄居的形式復雜多樣，主要有與民族主義融合的網絡民族民粹主義、以輿論監督為代表的網絡政治民粹主義和與娛樂主義結合的網絡文化民粹主義[13]。
（三）網絡民粹主義形成的原因和影響方面
互聯網絡為民粹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傳播空間，在開放、自由的網絡空間肆意妄為，產生很大影響。國內學者也紛紛探討網絡民粹主義形成的原因和影響，了解其根源，以期針對性的進行治理改善。葉金品以“杭州飆車案”為個案研究，認為民粹主義思潮在互聯網盛行，與媒介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但有其社會根源――社會平民群體對精英群體的刻板印象和對抗心理[14]。石義彬、王君玲也通過對“哈爾濱警察打死大學生”網絡事件的分析，指出社會各階層間以及各地域間的矛盾、貧富差距的增大、百姓對政府的不滿與對立造成了國內矛盾交織并激化，網民需要一個渠道去得到表達和釋放，這個過程中眾多網絡公共事件就將出現民粹主義現象[15]。也有學者認為產生網絡事件民粹化現象也有社會心理層面的原因，陳龍指出網絡給民眾提供了一個釋放的空間，網民可以通過這樣一個平臺紓解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不滿情緒，從而導致了傳播的非理性化，網絡草根傳播的民粹化的心理根源是“力比多”釋放帶來的[16]。賴風、宋振超則認為精英和權威代表是強勢階層和群體，但在互聯網中的他們卻成為“弱者”，網民卻與現實弱勢地位相反，具有了輿論賦予的針對精英階層的“弱者的武器”――話語霸權[17]。
近年來，網絡公共事件的民粹化現象愈來愈頻繁出現，給社會生活、網絡環境和政府治理帶來巨大影響。王德余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到，網絡民粹主義關注弱勢群體和平民，為他們提供了更自由的話語空間，對現實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強，但它也包含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對社會輿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18]。陳堯認為，由于網絡民粹主義利用極端偏激的話語非理性地描述和評論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敏感問題和矛盾，加劇了精英與平民階層的緊張情緒，甚至激化了二者之間的敵對，地頻繁發生也推動了現實民粹主義社會運動的形成[3]。劉強則指出網絡民粹主義造成的負面效應體現在國際和國內層面：國際層面可能會導致新的宗教和民族沖突，影響世界安全和穩定；國內層面講造成社會不同階層的對抗和社會疏離，導致社會認知的偏執和非理性化，致使干擾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選擇[19]。
（四）網絡民粹主義的規避與治理方面
網絡民粹主義對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輕視，國家、政府和社會都應審慎處理，積極引導。田婧認為，我們應該理性客觀辯證的對待網絡民粹主義這把雙刃劍，在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夸大其負面效應和將其妖魔化的同時，也不能對其產生崇拜和依賴，更不能利用民粹主義的動員策略來控制輿論[20]。林伯海、石立春表示，中國應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化解“問題中國”的根源問題，通過改善民生與保障民權結合的方式，消除民粹主義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對網絡輿論進行規范引導，提高法治化水平，使其負面效應消解[21]。李金龍、歐陽果華則從國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提出，網絡民粹主義在我國轉型過程中難以根除，需要通過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建設法治體系、培育現代化公民、培養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長期的政策制定實踐中實現對網絡民粹主義的規范馴導[22]。叢日云也表示，在公民意識已經覺醒的今天，需要開放其他公民參與的領域，讓公民在參與中學會參與；開放教育，使網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培養合格的、負責任的公民[23]。趙智敏、馬逸飛指出，可以通過對信息流的控制，引導影響流和對網絡熱點事件中的噪音流加以消除的等手段來消解網絡民粹主義[24]。武文霞、李春雷則認為應該對網絡進行“輿論松綁”，提升廣大網民的媒介素養，加強媒體的專業主義精神，促進政府宣傳等各部門的網絡化（新媒體化）的建構。而陶鵬則認為治理網絡民粹主義應該以人為本，努力實現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良性互動，通過建構高質量的網絡生態文明、健全網絡監督體系等途徑規制和消解網絡民粹主義的負面效應，實現網絡與現實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25]。
四、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縱觀已有的研究，雖不乏亮點，但總體上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學術論文對網絡民粹主義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研究成果較為單一。目前的成果大多著眼于從單一視角對個別事件、議題的淺層分析和描述，鮮有從宏觀角度系統化地對網絡民粹主義進行梳理。而只有以宏觀與微觀視野綜合對網絡民粹主義予以規整和梳理，才能更好地對網絡民粹主義問題輔以規避路徑的考量；其次，對網絡民粹主義規制問題的深入探討略顯不足。以往的大多針對網絡民粹主義來源和原因進行闡釋和討論，而對于其形成和傳播機制、規避策略的探討相對較少，且不夠深入。網絡民粹主義就本質而言仍是民粹主義，依托網絡媒介的推動，具備了不同于傳統民粹主義特點的新特點，因此對其形成和傳播機制探討對于規制路徑的提出應該更加有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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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網絡學習共同體；網絡道德；價值
學習共同體的建構是網絡學習最突出的一個特點，網絡的廣聯性使學習者的學習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網絡為載體的網絡學習共同體作為一種新興的共同體已經滲入到教育這片領地，它突破了空間、身份、年齡等的限制，涉及面非常廣，所以在網絡道德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的今天，我們應重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并將其作為一種開展網絡道德教育的載體加以利用。
一、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界定及其特征
1．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概念
“共同體”(community)-詞最初源于德國學者滕尼斯(F-J·Tonnies)采用的德文”gemeinsehaft”，原義指共同的生活。滕尼斯認為用忠誠的關系和穩定的社會結構來界定“共同體”是最恰當的，因為他發現個人在共同體中會形成更強有力的、結合更緊密的關系。
共同體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領域形成了“學習共同體”(LearningCommunity)的概念。學習共同體是指由學習者及其助學者(包括教師、專家、輔導者等)共同構成的團體，他們彼此之間經常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溝通、交流，分享各種學習資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學習任務，因而在成員之間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人際聯系。
基于網絡的學習共同體就是一個虛擬的學習者組織，一個產生于網絡環境下的學習共同體。他們分享知識和經驗，交換信息，一起就相同的學習目標和興趣進行協作地解決問題或者完成任務。該學習共同體的成員在網絡環境下通過支持性的電子聯系方式進行聯系，當他們分享共同的學習目標，興趣和評價，榮辱與共地協作交流共同致力于學習共同體的發展時網絡學習共同體就產生了。
2．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特征
(1)交流的開放性
開放性是網絡的根本特性之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就是不斷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大大加速和強化了這一進程。開放性的網絡造就開放性的網絡學習共同體。
(2)時空的超越性
網絡文化的傳播是對傳統課堂教學的一種超越。它既可以課堂作為空間，也可以更廣闊的社會場合作為空間；既可以利用課內時間，也可以延伸到課余與假日時間。超時空的教學為學生的知識學習提供了非常靈活而富有魅力的方式。
(3)操作者的交互性
網絡的本質特征是交流和傳播。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得人們在信息交流中能夠實時交互。傳統媒介(除電話以外)的傳播都是單向的，網絡傳播則可以是雙向的、多方面的、大范圍的實時交流。
(4)傳輸的高效性
它不同于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其他文化所采取的緩慢傳輸、逐漸積淀的方式，它的發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驚的。其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高速度、高效率傳輸和發展的特征，它能借助網絡技術，跨越各種障礙，瞬間生成，瞬間傳播。
目前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種，如電子郵件、新聞組、BBS、MOO(Mud，objectOriented)、QQ群和BLOG等。
二、網絡學習共同體特征及其所隱含的德育因素
網絡學習共同體不僅僅是追求學習的集合體，更是一個追求、分享共同價值和更大的共同的“善”的教育的集合體，是一種具有深刻人文教育意義的人群聚集方式和教育生活方式。從古希臘沿襲下來的共同體文化，就把共同體作為一個情感的、道德的、價值共享的、追求共同的“善”的人類之間的一種生活、思想、精神與靈性的聯結方式。杜威認為，共同體的形成不是因為人們同處一地，而是因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識和感情?？梢娋W絡學習共同體所具有的特征又決定了其隱含有德育因素。
1．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有利于規范群體行為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用環境、用學生自己創造的周圍環境、用豐富集體生產的一切東西進行教育，這是教育過程中最微妙的領域之一。”網絡學習共同體所具有的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就是一種這樣的環境，只不過這種環境是以基于網絡的虛擬環境。
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是建立具有凝聚力的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基礎。任何一個群體都具有自身的個性文化價值體系，群體中每個成員的思想、意志、觀念都要經歷個體內化、社會認同等過程，并逐步形成群體的共同價值觀。形成的共同體價值觀規范著共同體成員的行為，成為共同體中的個體借以評價自己的標準和原則的出發點，從而以共同體的價值標準對自己和他人做出評價，對自己行為中不符合共同體價值標準的部分做出調整以適應群體的要求，從而使共同體的價值觀念內化為他個人的價值觀念。這種相同的文化價值觀念是學習共同體的粘合劑，它對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強烈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共同體的文化主要起著規范作用。如果網絡學習共同體能夠堅持把認同共同體文化規范的行為稱之為是正當，并加以獎賞；把排斥、違同同體文化規范的行為稱之為越軌，并加以處罰，那么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就起到了對共同體成員個體行為的規范作用和調節作用。
2．深度的資源共享以及歸屬感、認同感吸引了眾多參與者，有利于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學習者可從助學者、學習伙伴和通過在線資源獲得大量的知識性信息，這些信息有助于解決學習者的疑惑。在與助學者和學習伙伴的交流中，學習者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學會從不同角度理解問題，促進他們進一步反思和重組自己的想法，重新組織自己的思路。同時學習共同體的存在有利于滿足學習者的自尊和歸屬的需要。在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感到自己和其他學習者同屬于一個團體，學習者對共同體的歸屬感、認同感以及從其他成員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有利于增強學習者對共同體的參與程度，維持他們持續、努力的學習活動。
網絡學習共同體的上述特征吸引了眾多的參與者，我們可以以學習共同體為載體，將民族精神和生命教育的要求滲透在學生的知識學習過程中，讓學生的知識、情感和價值觀在求知的過程中得到良性的發展。同時對道德和不道德的行為做出評判，表明愛好和憎惡的態度，促進和強化學習共同體良好的道德認知能力，形成具有“育人和求知”相整合為特征網絡學習共同體，從而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3．認知工具和學習方式的多樣化以及高度的交互性，有利于大德育環境的構建
在網絡學習共同體中，出現許多新的學習方式，如通過論壇進行離線協商討論，通過網絡會議進行在線演講，通過協作軟件進行在線協同編纂電子書籍，學習者的學習方式由純個別化學習轉變為個別化學習與協作學習相結合。認知工具也多種多樣，常用的有BBS、新聞組、電子郵件、視頻會議、語音會議、群件系統等。在網路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利用眾多的認知工具圍繞當前學習的主題進行討論交流。在這種高度的交互中，可以體現出學習者本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在大德育環境體系的建構中存在著諸多矛盾，如在實現人生價值方面，存在著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高校德育教育為了幫助學生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通過多種形式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但是廣大學生在社會上耳聞目睹許多人為了金錢、地位、名利而奔波，忽視集體主義，重視個人主義；家庭教育則重在考慮子女的前途，引導子女在求學、就業等問題上把個人利益擺在首位。所以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共同體的高度交互表現出來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來密切關注群體的思想動態，引導正確的“三觀”的形成，從而有利于大德育環境的構建。
三、從網絡道德維度審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把教育的意圖隱藏起來，是教育藝術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意圖越是隱蔽，就越能為受教育者所接受，就越能轉化成受教育者的內心要求?！彼晕覀儜匾暰W絡學習共同體所隱含的德育因素，并從網絡道德的維度來審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
1．培養責任意識
網絡虛擬環境中沒有中心，可以匿名。由于“匿名者”自認為不會被追究，責任感就會弱化，不愿承擔對他人、對社會和集體的責任，進而就會出現不負責任的言行，言語偏激，甚至歪曲事實氐毀他人。有些人會利用掌握的網絡知識，攻擊別人電腦，窺探別人隱私，竊取他人賬號，利用高科技犯罪。所以在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中我們應重視責任意識的培養。網絡學習共同體的責任涉及到成員的學習動機和成熟度，在網絡學習共同體中“共同體意識”是成員責任的具體體現。網絡共同體成員在反思自己知識建構的同時更要反思學習的社會性因素，比如人際關系以及是否對共同體作出了貢獻。當成員開始從共同體利益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并積極為共同體作出貢獻時，責任意識便形成了。在一個社會團體中，只有使成員意識到自己是團隊中的一員，并感受到團隊對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才會使共同體成員自然地形成共同體意識。因此，賦予共同體成員以身份和職責，使他們在共同體學習中擔當被公認的社會角色是培養責任意識的有效途徑。
2．防止網絡群體極化現象
網絡給輿論主體提供了一個新的交流平臺，人們之間的溝通可以突破時空的障礙而進行，然而實際運作情況卻與人們的預期出現了偏差。由于人的信息處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們在接觸信息和建立聯系時會體現處一定的偏好，根據最初或原始共同興趣或傾向，人們通過排外性的群體討論和交流，反而將群體引向極端和狹隘的方向，結果局限了群體和每個個體的視野。這種交流方式使得網民以群內同質化，群際異質化的特點聚集，志同道合的網民群體出現嚴重的“群體極化”傾向。
所以在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中我們密切注意學習共同體的極化程度，及時準確的把握學習共同體的輿論動向，對于由群體極化造成的不良情緒以及破壞社會穩定的輿論進行了網上疏導，對于具有離間作用的、易造成嚴重群體極化的、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言論予以有力駁斥和回擊，從源頭上防止網絡群體極化的發展和漫延。例如，建立精干的專家級助學者或者請專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學習共同體中，在網上多發表具有專家水平的意見充分發揮他們在學習群體中的影響力，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適時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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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數字不平等 社會分層 社群 社群信息學 中國
[分類號]G203
1 社群和數字不平等的基本概念及表現
社群是指社會中擁有共同利益、共同的經歷或歷史、共同的道德價值觀、認同和共同期望的個體，通過血緣、地緣、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或特定社會組織所形成的集合體。常見的社群包括親友、地理社區、政治社群、社交圈子、宗教群體等。本論文關注的社群主要是在中國信息化社會中處于不同社會層次上的社群，如所謂的“弱勢群體”，包括農村居民群體、下崗職工群體、老年人群、進城務工人員群體等。
社群劃分標準是：①個體之間是否有地理鄰近關系；②個體是否具有一定的群體歸屬感；③是否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和道德傳統；④是否以公益和互益精神來維護所屬群體其他成員的切實利益。
數字不平等的核心內涵是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組織、社群和個人在數字化信息通訊技術(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接入和使用以及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多樣化的信息差距。數字不平等反映的核心問題是多階層的信息社會及其背后隱藏的社會不平等現象。
數字不平等現象存在于多個領域。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應用ICT和開發利用信息內容方面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和水平，形成多層次的不平等狀況；不同類型的企業、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或其他社會組織應用ICT和信息內容的能力也存在多元化特征；在科學出版領域，不同的出版商、數據庫商和經銷商等供方以及不同的讀者或用戶在獲取和利用數字化科學信息內容、科技軟件等方面也有不對稱以及分層的現象；甚至在一個家庭中，不同家庭成員對ICT和信息內容的應用能力和實際狀況也有著較大差異。本論文的研究焦點是不同社群間接入和使用ICT的心理、素養和行為獲取和利用信息內容的行為、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數字化凝聚力等維度中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數字不平等現象具體的表現方式有很多種：國家或地區層面的ICT市場發達狀況、ICT社會化程度、信息化水平、信息公共基礎設施、基礎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情況、國民或公民的信息素養平均水平；機構或組織層面信息通訊技術的擁有狀況、利用情況和創新性地開展實際工作的能力，信息資源儲備量、序化整理能力以及開發利用狀況；個人層面接人和使用電腦以及互聯網等ICT的動機、欲望、需求、素質以及實際行為，接人ICT的渠道，使用ICT的行為習慣、功能應用領域，獲取、利用和創造數字化信息內容的能力和狀況等。
2 社群數字不平等模型的構建
社群數字不平等模型(根據社會分層理論也可稱之為描述社群數字不平等的社會分層模型，即數字化社會分層模型)的構建原則是：①數字化社會應該是分化為多個層次的，至少比傳統數字鴻溝對社會的兩極化認識――即“數字貧困”(the digital poor)與“數字富?！?the digital rich)要豐富一些。依據后者和韋伯主義的思想，在兩個極端情況之間應該存在中間“社會階層”。②每個社會層次的數字化主體應該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典型的數字化差異。這些差異應該能夠體現信息通訊技術對人類的重要影響，也能體現人類運用數字化技術的程度對其傳統的財富、地位和威望等的切實改變。目前對人類信息行為和現實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ICT應用功能主要集中在互聯網中論壇、博客及微博等草根形式的信息創造行為。③對數字化社會進行分層的目的是識別不同特征的數字化社群，尤其是數字貧困社群，并針對他們的數字化特征采用適當的政策干預手段來建設相對平等的信息社會，切實幫助他們擺脫數字貧困狀態及其背后的經濟貧困、文化貧困和社會資源貧困等深層次的狀態。所以模型的構建過程特別重視對數字貧困社群的細分。④劃分不同社群的數字化地位的關鍵行為特征要具備現實性和可觀察性。不僅這些劃分標準和關鍵數字化行為特征在社會主體的ICT利用過程中是存在的，可以被任何研究者觀察到，并且能夠被描述出來。
數字化條件下社會主體的劃分標準不是采用傳統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榮譽、公民權、個人等單一維度或單純的整合維度，而是采用以信息通訊技術為核心的一系列數字化維度。根據數字不平等的理論成果，這種“數字化維度”主要包括數字化意識、信息通訊技術的接入和使用，信息內容的獲取、利用和創造、數字化信息素質、數字化凝聚力等。由此產生的核心研究模型或假設是數字化社會分層模型，如表1所示：
根據社會分層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社群主義理論以及數字不平等的表現維度，將數字化時代的社群及其成員劃分為5個層次：數字精英、數字富裕、數字中產、數字貧困和數字赤貧等社群。
數字化凝聚力是指社群成員利用ICT和數字化信息內容在網絡空間中形成的團結程度，表現為網絡利益訴求能力、網絡輿論導向能力、影響實踐中各類決策的能力；可以用“團結”和“分裂”概念來描述凝聚力的兩種極端情況：“團結”代表著具備數字化凝聚力，而“分裂”被定義為缺乏數字化凝聚力。在本研究中，只有數字精英社群是團結的，是具備數字化凝聚力的，而其他4個信息社會階層均被認為是“分裂”的數字化階層。
根據社群及其成員是否在網絡空間中創造信息內容的事實，將他們劃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網絡利用方式?！爸鲃诱摺笔侵竿ㄟ^創作并上傳、公開數字化內容作品，來達到信息富裕的人，是數字富裕群體的特征；“被動者”是指靠獲取和利用互聯網服務機構和其他網民創造的信息內容而不是自己主動創作數字化信息內容來利用網絡的人。數字中產群體則是指擁有基本的信息通訊設備，擁有信息意識、信息素養以及使用電腦和互聯網等設施的動機和欲望，并且通過利用信息通訊技術，被動地獲取網絡信息內容的人群，他們不一定利用這些網絡信息資源來解決實際問題。數字貧困的劃分則考慮了ICT和信息內容方面的物質貧困、意識貧困或者素養貧困中的任一種或雙重組合。數字赤貧則是三種數字貧困現象疊加起來之后的結果。
上述5個數字化社會層次之間的界限如下：數字中產者與數字貧困者之間的界限是社群成員是否使用了ICT；數字貧困者與數字赤貧者之問的界限則是社群成員是否同時遭受數字化的心理缺失(如缺少動機、愿望、興趣或態度等)、接入ICT的物質條件匱乏以及數字化信息素養的缺位三種貧困現象；數字富裕者與數字中產者的區分標準是接入并使用ICT，是否獲取并利用了數字化信息內容解決生活、學習或工作中的現實困難和問題，或者是否創作并上傳、公開數字化內
容作品；數字精英和數字富裕者的區分標準是社群成員是否具備數字化凝聚力。
3 中國情境下的數字社會分層現象
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已經呈現出高度信息化和知識化特征，信息社會雛形逐步顯現，社會分層現象也開始打上數字化的烙印。根據電腦的擁有狀況，最初形成了有電腦的群體和沒有電腦的群體兩個層次；隨著網絡應用功能的出現及其大幅度拓展，社會層次不斷增多。
在擁有電腦的社會群體中，至少存在能夠上網和不能上網兩類人群；在能夠上網的群體中，又可以劃分為白費上網、公費上網以及兩種上網方式兼備、電腦上網、手機上網等群體；根據網絡應用功能使用情況的不同，可以將上網群體劃分為主動上網(被實際需求和興趣所驅動)、被動上網(為了趕時髦)、信息獲取、信息創造、網絡娛樂、網絡社交、商務貿易等群體。在非網民或沒有上網設備的群體中，由于原因存在較大差異，又可以劃分為不愿意上網(缺乏動機和興趣)、不能上網(缺乏物質條件)和不會上網(缺少ICT技能)等群體。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口仍處于本研究所定義的“數字貧困”，即沒有物質條件、沒有能力或沒有意愿使用電腦或上網的人。以2009年底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和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數據為分析樣本，2009年全國人口總數量為13.3474億，而網民數量為3.84億，即非網民數量多達9.5074億，比例為71.23％。盡管CNNIC歷年統計數據顯示，最近12年尤其是2006年至2009年間互聯網發展和大眾化普及的速度很快，也是數字貧困人口比例降低幅度最大的時期，但考慮到該機構在2007年7月份報告中將“網民”范圍從“每周上網不少于一個小時的6周歲及以上中國公民”擴大到“半年內使用過互聯網的6周歲及以上中國公民”，上述的變化幅度能否反映實際情況還有待于進一步考證。無論如何，中國網民數量逐年增加的同時，非網民數量及其所占比重基本呈現下降態勢――1997年為99.95％，2009年為71.23％，12年間降低了28.72％；在這段時間內，中國人口增加9848萬，而非網民人口則減少2，849億，數字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說明有更多的人實現了從數字化社會底層向中、高層群體的社會移動，是中國信息社會發展的一個積極信號。如圖1和圖2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局(NBS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1997-2011年互聯網絡發展狀況報告。其中，2010年的人口總數來自2010年11月1日開始的全國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
數字貧困群體不僅在全國人口中占大多數，而且在發達地區也是如此。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通過搜集個體、家庭和社區三個層次的歷時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居民生活質量的變遷。其2008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北京、上海和廣東三個最發達地區使用電腦上網的成人(1819人)僅占到6093位成人受訪者的29.85％，使用電腦的少兒(226人)僅占到所有1119位青少年受訪者的20.2％。換言之，只有28.36％的京滬粵社區居民使用電腦上網，而不使用電腦上網的居民達到7212位，占受訪者的71.64％。這三個發達地區的比例稍低于2008年的全國水平(77.56％)，但優勢并不明顯?？梢酝茰y，全國不使用電腦上網的數字貧困群體規模在70％-80％之間，中西部地區的這個比例可能還要高于80％。
網民規模代表著中國信息社會中達到數字中產水平以上的人口總體狀況(包括數字中產者、數字富裕者和數字精英者等)，其歷年變化情況如圖3所示：
數字中產以上群體不斷壯大，從最初的0.05％到2009年的28.77％，比重增加值達到28.72％，數量增多了3.8338億，目前該群體的規模相當于1997年的619倍，可以用“迅速壯大”來形容。伴隨信息通訊技術購買和使用成本的不斷降低以及性價比的提高，未來可以預期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數字中產水平以上的群體還會繼續壯大，直到超過數字貧困人口，形成合理的信息社會結構。
中國信息社會多年發展的歷程中客觀存在著網民分層現象。CNNIC于2009年1月份的“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從2.98億網民中識別出了4個重點群體，即中小學生、大學生、辦公室職員以及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等，占到總網民數量的74％。他們在網絡媒體、信息檢索、網絡通訊、網絡社區、網絡娛樂、電子商務等互聯網應用方面呈現出不同特點，總體來說，大學生在網上最為活躍，除網絡炒股外，各類應用功能的普及率最高；其次是辦公室職員，網絡炒股率最高；最不活躍的群體是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各種網絡功能普及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該報告還根據網民的網絡應用行為將大部分網民劃分為輕度用戶(網絡淺嘗群、非主流網游群和自我展示群)、中度用戶(基礎應用群)以及重度用戶(網絡依賴群、網絡商務群和網絡社交群)三大群體7個層次，其中輕度用戶的比例最高，為48.7％，重度用戶為29.9％，中度用戶為21.5％，總體分布狀況呈“沙漏”型。
根據本研究對數字中產群體、數字富裕群體和數字精英群體的界定，CNNIC報告中所指的“網絡淺嘗群”和“非主流網游群”屬于數字中產，其特點是利用ICT技術獲取所需信息，而“自我展示群”、“基礎應用群”與重度用戶至少都屬于數字富裕，他們不僅通過互聯網獲取所需信息，還創造表達自己聲音的網絡信息；網絡社交群與網絡依賴群中的一小部分網民屬于數字精英，他們通過有組織地主動創造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網絡信息，形成一種通過制造并引導網絡輿論，從而對現實社會產生實際影響的合力。另外，該報告中的大學生群體和辦公室職員屬于數字富裕群體或數字精英群體；上網的中小學生和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屬于數字中產階層。
另外，筆者通過北京、天津和山西的三地城鄉田野調研，發現了支撐社群數字不平等理論模型中位于數字貧困階層的典型社群：農村社群、下崗職工社群和老年人社群等。
4 啟示與建議
4篇論文分別從網絡輿論場域、中國電影文化表達的認知和使命、娛樂節目后期包裝對花字的使用、真人秀節目《傳承者》對非遺保護與傳承的新思路等問題進行分析探討，供媒體同仁參閱。
【內容提要】本文關注了《網絡輿論場的生成與結構》一書的出版，認為本書是網絡輿論研究領域中一本極具創新意義的學術新作。本書借助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分析工具，通過對網絡輿論場域的生成背景、客觀結構、運行邏輯及不同行動者在場域內的實踐活動的分析，完成了對網絡輿論場域的整體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網絡輿論場域，推動網絡輿論治理的新視角。
【關鍵詞】輿論 場域 研究
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其《風險社會》一書中，使用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來描述創造了極大物質財富，同時也給人類帶來諸多風險的后工業社會。他認為，工業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全球范圍內風險的出現，在風險社會中，出現了矛盾頻現，危機頻發，風險叢生的景象。
在當今中國，隨著經濟的發展，結構轉型的加速，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結構失衡、體制摩擦、環境惡化等社會問題與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社會繁榮的現世景象相伴而來，社會優化與社會弊病并存，社會進步與社會風險共生，極大考驗著轉型中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與此同時，社會發展中存在的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失范嚴重、環境風險提升等問題對普通民眾的生活造成影響，導致社會不滿情緒頻發、社會負面心態蔓延，社會風險在公眾層面進一步強化。
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為日益復雜的社會治理帶來新挑戰。日新月異的網絡新媒體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輿論格局，互聯網以其獨特的傳播優勢，逐漸融入社會各階層的表達體系，成為利益訴求的重要平臺。在網絡平臺上，信息交流具有私人化、平民化、廣泛化、自主化等特性，具有快速聚集民意、迅速拓展傳播影響力的能力。因此，在當前，網絡輿論越來越成為我國建設民主政治，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重要語境，對社會發展進程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在網絡輿論研究中，由劉艷婧博士撰寫，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網絡輿論場的生成與結構》無疑是一本極具創新意義的學術新作。此書借助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分析工具，將這一理論切入到網絡輿論研究中，完成了對網絡輿論場域的整體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網絡輿論場域，推動網絡輿論治理的新視角。
一、理論與視角：場域理論在網絡輿論研究中的創新使用
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多元化的社會結構影響下，不同利益主體、價值主體之間的交流、碰撞及爭論此起彼伏，利益、訴求及價值觀的多樣化成為常態，社會輿論十分活躍。隨著網絡新媒體的發展，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推動下，傳播行為再次擁有了人際傳播所具有的互動性與多元化的交流模式。以微信、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進一步豐富了由互聯網絡開辟的新的輿論場，也使得兩個輿論場中的差異與分歧被放大。同時，作為社會話語場域，輿論場中充滿了利益、權力的糾葛，其表達主體也呈現出多元化態勢。
作為社會學研究中層理論和“關系主義”思維方式的代表，“場域”理論提供了網絡輿論研究的新范式。依據布迪厄對“場域”的概念界定，本書首先給出了“網絡輿論場域”的定義，即網絡中的不同行動者（網民、組織、機構等）互相之間所形成的圍繞著網絡輿論的生成和傳播的客觀關系網絡，并借助“場域”理論中的三個核心概念――場域、資本、慣習所搭建起的研究框架，對網絡輿論場域的生成背景、客觀結構、運行邏輯及不同行動者在場域內的實踐活動進行系統深入的探討，主要解決網絡輿論場域的形成原因及背景，資本構成和運行邏輯。這一研究有助于豐富網絡輿論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觀察與解構：深入解讀網絡輿論場域的特征與構成
現階段，以新聞跟帖、網絡論壇、網上即時通信、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為表現形態，聚焦于垂直領域的私人化、廣泛化、平民化、自主化傳播的網絡自媒體，因其海量信息和開放性，不斷形成具有顯著社會影響力的公眾意見集群，并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迅捷的互動與傳播。巨大的信息流使得這種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和“干預力”不斷增強，推動著輿論的產生機制、內容及其語境等都在發生變化。因此，隨著網絡自媒體的輿論影響力的增強，它日益受到政府管理者的重視。在這里，要想對網絡輿論進行有效的治理與監管，需要對網絡輿論場域進行深入觀察與準確分析。
本書對網絡輿論場域的元場域進行梳理，在廓清該場域所處位置和生成背景的基礎上，更好地觀察所研究場域的客觀關系構成和特殊邏輯規則。本書通過分析指出了網絡輿論場域的三大元場域，即以執政理念更新、輿論引導觀念轉變、基層政府公信力式微為現階段特征的政治場域，以社會轉型的加?、徒j社會的崛起、利益訴求渠道的不暢為現階段特征的社會場域和以媒介生態的改變和傳媒功能的演進為現階段特征的媒介場域，一并構成了現階段中國網絡輿論衍生和傳播的宏觀環境。
三、分析與建構：客觀評述政府輿論監管實踐與策略
對網絡輿論場域構成、運行規則、效應發揮等方面進行分析，深化和推進對于網絡輿論生成和傳播規律的認識，能夠廓清對于網絡輿論的誤解，從而幫助黨和政府妥善應對網絡輿論，為新形勢下黨和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參考。
為此，本書針對網絡輿論場域內包括網民和政府在內的兩類不同行動者的慣習及其社會實踐活動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國的網民群體在進行信息生產時存在“開放性領域中的意見多元”“匿名性傳播中的自由表達”“陌生人環境中的自我暴露”“共享性空間中的隱私窺探”“平權性語境中的話語狂歡”“同質化社區中的群體極化”和“擬態化交流中的理性缺失”七種慣習。同時分析指出了一些政府在網絡輿論監管中的幾大慣習，即“維穩意識下的消極打壓”“管制思維下的硬性鉗制”“官僚作風下的封殺堵塞”和“地方保護主義觀念下的拖延回避”。更為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作者分析建構了保守、繼承和顛覆三種類型的網絡輿論監管策略，并指出，目前網絡輿論場域正以其特殊的運作邏輯和游戲規則迫使政府擺脫傳統輿論監管慣習的影響，不斷更新網絡時代輿論監管的理念和策略，使網絡時代政府輿論監管慣習，從“嚴把關”和“堵為主”的硬性管控轉向“巧指路”和“疏為重”的隱性引導。
1研究數據、研究方法
1.1研究數據創新和創意的產出形式主要為專利與科研論文，專利是創新活動的主要產出形式，其統計與分析結果能夠充分反映出一個國家和地區技術研發創新能力的高低程度，是區域科技資產中最富經濟價值的部分（劉玉敏、張群，2010）。在學術界，專利的申請或授權數量作為衡量創新產出水平的指標得到了廣泛的應用（Jaffe，1989；Griliches，1990）。專利系統地將某項發明和與其相關的前后向技術相聯系，這使得專利文獻中包含了應用技術領域內幾乎所有的技術成果，成為反映城市創新和創意活動的最為重要的信息資源。因而，對于專利數據的統計與分析結果能夠很好的反映出一個城市創新活動的成果和能力的高低。基于專利質量、數據可得和避免專利選用的地域性等原則，本文研究基礎數據選用了通過國際知識產權組織（WIPO）PCT體系建立的專利數據庫，并以此建立了2000—2015年3個階段長三角各城市間專利合作的數據分析矩陣。1.2研究方法1.2.1社會網絡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的指標主要包含網絡密度、中心性和凝聚子群等分析。其中，網絡密度描述網絡中各成員結點之間關聯的緊密程度；中心性是度量網絡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主要包括點度中心性、中間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3個度量指標；凝聚子群分析用于揭示城市群體內部組成結構狀態，從整體性網絡的維度考察城市群網絡的發展狀況。1.2.2空間特征分析通過GIS分析，將合作關系在空間上投影，對長三角的創新城市群落的空間組織特征進行整體觀察。1.3研究范圍長三角作為我國區域一體化發展最快的地區，每個城市都聚集著大量實力雄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識、信息、技術和人才等創新資源的聚集地。為更廣泛的了解長三角城市群不同類型的創新關系，文中的長三角包含三省一市（蘇、浙、皖、滬）的全部42個城市。
2社會網絡分析
2.1基本特征2000-2005年，長三角城市間專利合作數目為35次，14個城市發生專利合作。其中上海為主要節點，與11個城市發生專利合作，南京與上海、鎮江、寧波、合肥產生專利合作，杭州與上海、鎮江、寧波、阜陽有專利合作，合肥和黃山產生1次專利合作。2005-2010年，城市間的專利合作數目為280次，29城市產生專利合作。其中，上海處于核心位置，合作的城市數量和專利數量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其次是南京、蘇州、杭州和無錫。12個城市沒有發生專利合作，安徽占11個。2010-2015年，城市間的專利合作數為624次，32城市產生專利合作。其中，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中心性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引領整個長三角的創新網絡：其次是蘇州、杭州、無錫、滁州、連云港、合肥和寧波等。9個城市沒有專利合作，其中安徽占8個，安徽的大部分城市顯然仍孤立于創新合作的網絡之外（表1、2）。通過可視化分析，生成城市間專利合作的網絡關系圖。可以發現，第二、三階段較之第一階段，長三角創新合作的網絡體系特征變化顯著，網絡間節點的聯系更為豐富（圖1、2、3）。同時，觀察2000-2015年的社會網絡關系圖，可以發現，上海居于長三角專利合作網絡的中心，依次是南京、杭州，上海和南京的創新聯系最為緊密（圖4）。2.2網絡密度網絡密度是網絡內部組織關系密集性的體現，其值接近于1，說明網絡的密度越高，節點關系越緊密。第一階段，長三角城市間創新合作的整體網絡密度很低，僅為0.0407，之后得到快速增長，第二階段創新合作的整體網絡密度達到了0.3118；第三階段達到了0.7456，接近1，長三角的創新合作更加緊密（表3）。2.3網絡中心性2.3.1點度中心性點度中心性反映某節點具有直接聯系或相鄰聯接的數量和連接強度，點度中心度越高，則說明該城市節點處于網絡較中心的位置。第一階段，城市中心性的度值較低，僅上海、南京的中心性超過10；第二、三階段城市中心性的度值迅速上升，中心性較高的城市開始涌現。其中，第二階段中心性超過10的有10座城市，第三階段中心性超過10的有21座城市。綜合分析可發現，上海、南京的中心性明顯高于其他城市，表明創新能力最強，創新聯系廣泛；第二層級城市主要為杭州、蘇州、無錫、合肥、連云港、寧波、泰州等城市，創新能力較強，創新聯系較廣泛（表4）。3個階段始終居于前十的城市有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合肥、寧波等城市，同時在第二、三階段也出現了如臺州、滁州、連云港等城市，中心性急劇提高，進入前十。2.3.2中間中心性中間中心性的度值決定了網絡中城市對其他成員的控制能力。網絡中的具有控制能力的城市數量逐步增加，第一階段6個，第二階段10個，第三階段16個。同時，第二、三階段城市的中心性顯著提高，也表明網絡中城市的控制力顯著增強。其中，區域中創新控制力最強的城市始終是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其次是蘇州、南通等，其中上海和南京一直占據前兩位；在第二、三階段，合肥的控制力超越了杭州；其他城市的中心性度值較低，控制力較弱，在三個階段中的排名變化較大（表5）。2.3.3接近中心性接近中心性用來衡量不受他人控制的程度。長三角42個城市的接近中心性在3個階段中逐漸增高，總體表明城市的創新發展自主性在不斷增強。但接近中心性的度值普遍不高，且差距不大，反映單個城市相對獨立的創新發展尚未顯現，城市的創新發展離不開區域的協同創新合作，城市間相互依賴關系較為緊密。同時發現，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創新自主性相對較好，且上海的自主創新能力一直最優（表6）。2.4派系和群體關系網絡凝聚子群(派系)就是指成員之間具有相對較強的、直接的、緊密的、經常的或者積極的關系所構成的一個成員的子集合，用于揭示城市群體內部組成結構狀態。借助UCINET中的派系分析（cliques）發現，第一階段，上海和南京度值為2，鎮江度值1.5，杭州和寧波度值1，自成一個小團體，其余城市度值為零（圖5）。第二階段出現3個小團體。其中，小團體1包含上海、南京和蘇州、杭州和無錫、泰州，度值高于2；并與金華、阜陽、寧波、鎮江、紹興、臺州、常州、南通、連云港、鹽城、合肥、黃山、溫州、麗水、徐州、揚州組成大的群落，其中還出現了合肥和黃山、溫州和麗水兩個小團體（圖6）。第三階段也出現3個小團體，但是團體的關系數和等級度值更加豐富。小團體1由上海和南京、杭州、臺州、鹽城、溫州、金華、阜陽、鹽城、鎮江、泰州、常州、麗水、湖州、紹興組成，其中上海、南京和杭州、臺州、鹽城、溫州等關系最為緊密；揚州和合肥、寧波黃山、銅陵組成團體2；蘇州和無錫、徐州、南通、淮安組成團體3；3個小團體包括連云港、滁州等城市，組成大的群落（圖7）。
3空間組織特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