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08 05:14:19
序論：在您撰寫民法理念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人權主義
所謂人權主義，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將私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人權主義是21世紀的人文主義。人權主義的民法典，實際上就是私權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權利法性質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確認民事主體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權利，確保民事權利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具體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構建科學、全面的民事權利體系，堅持除物權、知識產權實行權利法定主義外，其他民事權利尤其是人身權利，嚴格實行任意主義，摒棄權利必為法律明文確認的僵化觀念；其次，對不同主體的民事權利給予同等的保護，確認私力救濟制度，完善公力救濟制度，實行徹底的全部賠償規則；再次，明確規定類推適用在民法上的價值及其司法適用；最后，確認法院（法官）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或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拒絕審判。
（二）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疇內，民事主體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預。換言之，民事主體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斷，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己負責，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種種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在因彼此間的權益發生糾紛時可以選擇糾紛的解決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實質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方式對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場經濟中，當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識，自主地進行民事活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享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利益，承擔自己行為的風險。意思自治能確保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意思自由，使之既不受其他當事人的非法干預，也能抵御不當或者越位的國家權力的干擾，從而使市場的各種資源配置趨向優化，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貫徹這一理念，民法典應當將協議、合同、契約三個概念統一，恢復《民法通則》中的合同概念，使一切民事法律行為皆受意思自治規則的調整，全面落實契約（合同、協議）自由；在調整契約（合同）關系方面，盡可能多地設置任意性規范，使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優于任意性規范和法律推定條款。當然，這里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個根本規則，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舍卻利益衡平，民法將不成其為民法?；诶婧馄嚼砟?，民法典一是應確認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情勢變更原則；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別是強化對善意的當事人的保護，建立善意當事人保護的一般規則；三是確立自然人債務的法定免除制度，規定一定期限內（如15年）債務人確實無力償付債務的，債務人可以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主張免除債務；四是在體現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時，注重效率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意義，注重鼓勵交易、物盡其用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即制定所謂的“綠色民法典”。
（四）規范科學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法律對現實的遷就、法律規范的通俗性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困擾我國民事立法的突出問題。不顧法的自身的科學性而一味地遷就現實的立法觀顯然是不足取的。長期以來“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謂流行觀點也必須加以改變。在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通俗性發生矛盾時，我們應當舍棄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學性。因為，法律再通俗，它仍然是相當專業的，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權、保證、繼承、收養等，對一般的人來說，都難以準確理解。眾所周知，英美法是專家法，其法律規范主要存在浩如煙海的判例文獻中，普通老百姓是難以知曉的，但在英美等法治國家里，普通人是如何行為的呢？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實際在民眾中起作用的法）.文本法再通俗，永遠也達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诖?，民法典應當采取區別作法，將涉及民眾基本私權利的規范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表達，而對除此之外的其他規范則以科學性為唯一目標。堅持規范科學的理念，民法典還必須以我國本土的活的法律規范為基礎并吸收國際上的通行規范，既要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際，更要著眼于將來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的“法域”統一，即應在未來四法域統一的框架下來設計民法典的基本結構、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
（一）人權主義
所謂人權主義，是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理念，體現以人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價值觀念，將私權利作為人權的基礎權利。人權主義是21世紀的人文主義。人權主義的民法典，實際上就是私權神圣的民法典，它是民法權利法性質的必然要求，即民法典全面確認民事主體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權利，確保民事權利非經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具體而言，民法典首先要構建科學、全面的民事權利體系，堅持除物權、知識產權實行權利法定主義外，其他民事權利尤其是人身權利，嚴格實行任意主義，摒棄權利必為法律明文確認的僵化觀念；其次，對不同主體的民事權利給予同等的保護，確認私力救濟制度，完善公力救濟制度，實行徹底的全部賠償規則；再次，明確規定類推適用在民法上的價值及其司法適用；最后，確認法院（法官）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或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拒絕審判。
（二）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即私法自治，是指民法范疇內，民事主體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預。換言之，民事主體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斷，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己負責，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種種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在因彼此間的權益發生糾紛時可以選擇糾紛的解決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實質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市場經濟方式對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場經濟中，當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識，自主地進行民事活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享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利益，承擔自己行為的風險。意思自治能確保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意思自由，使之既不受其他當事人的非法干預，也能抵御不當或者越位的國家權力的干擾，從而使市場的各種資源配置趨向優化，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貫徹這一理念，民法典應當將協議、合同、契約三個概念統一，恢復《民法通則》中的合同概念，使一切民事法律行為皆受意思自治規則的調整，全面落實契約（合同、協議）自由；在調整契約（合同）關系方面，盡可能多地設置任意性規范，使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優于任意性規范和法律推定條款。當然，這里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自由，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當事人之間、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應當符合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個根本規則，是民法精神和社會公德的要求。舍卻利益衡平，民法將不成其為民法?；诶婧馄嚼砟睿穹ǖ湟皇菓_認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情勢變更原則；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別是強化對善意的當事人的保護，建立善意當事人保護的一般規則；三是確立自然人債務的法定免除制度，規定一定期限內（如15年）債務人確實無力償付債務的，債務人可以依據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主張免除債務；四是在體現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時，注重效率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意義，注重鼓勵交易、物盡其用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即制定所謂的“綠色民法典”。
（四）規范科學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法律對現實的遷就、法律規范的通俗性之間的矛盾一直是困擾我國民事立法的突出問題。不顧法的自身的科學性而一味地遷就現實的立法觀顯然是不足取的。長期以來“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謂流行觀點也必須加以改變。在法律規范的科學性與通俗性發生矛盾時，我們應當舍棄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學性。因為，法律再通俗，它仍然是相當專業的，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權、保證、繼承、收養等，對一般的人來說，都難以準確理解。眾所周知，英美法是專家法，其法律規范主要存在浩如煙海的判例文獻中，普通老百姓是難以知曉的，但在英美等法治國家里，普通人是如何行為的呢？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實際在民眾中起作用的法）.文本法再通俗，永遠也達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于此，民法典應當采取區別作法，將涉及民眾基本私權利的規范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表達，而對除此之外的其他規范則以科學性為唯一目標。堅持規范科學的理念，民法典還必須以我國本土的活的法律規范為基礎并吸收國際上的通行規范，既要考慮到中國目前的實際，更要著眼于將來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的“法域”統一，即應在未來四法域統一的框架下來設計民法典的基本結構、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日益開放，隨著民主法治建設的深入推進，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律意識不斷增強，對政法機關的執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政法機關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適應人民群眾的要求，不斷端正執法思想、更新執法觀念，自覺樹立和落實崇尚法治、平等保護、司法文明、程序正義等現代法治理念，推動執法觀念創新和工作創新，推動各項執法工作健康深入發展。同時，將執法為民、保障人權等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現代法治理念貫徹落實到執法辦案的各個環節，使執法工作更加符合黨和人民的要求，更加符合法治建設的規律，確保檢察工作沿著正確方向健康發展。
首先要進一步強化公仆意識。本著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執法，從人民群眾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帶著對人民的深厚感情辦案，從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地方改起，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辦好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每一個案件；堅決克服執法中的特權思想和霸道作風。
其次要牢固樹立大局意識、政治意識和責任意識，自文秘站:覺把政法工作置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來思考和部署，堅持黨的領導，通過充分發揮法律職能，積極推進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會做出貢獻。
再次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要求政法機關牢牢把握“以人為本”這個核心理念，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正確處理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各種問題；
政法機關樹立執法為民理念，是由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所決定的。同時，執法為民也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在政法工作中的要求和體現。
一切為了人民是執法為民理念的基本內涵，也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政法機關要立足本職，恪盡職守，嚴密防控打擊違法犯罪，保證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民利不受侵犯。
走群眾路線，首先必須正確處理專門機關工作與群眾路線的關系，一方面要加強政法機關機構建設，保障政法機關有能力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另一方面要切實做好群眾工作，在新形勢下，堅持專群結合，集中體現在強基固本，大力加強政法機關的基層基礎工作上。其次，政法干警走群眾路線，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特別是要學會做等特殊狀態下的群眾工作。
關鍵詞：公民法制教育公民權利公民義務理念創新
公民法制教育對于培養高素質公民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在改革開放后注重法制建設，強調對公民法律意識的培養，促進了全民法制觀念的提升。在歷史上，我國是中華法系的發源地，古代法制具有較強的權力屬性，權利的觀念并不存在，這也導致了我國公民權利意識的薄弱。歷次普法運動對公民法制意識的提高所產生的積極意義不能否認。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傳統意義上的法制教育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最為典型的就是歷次普法運動并未降低犯罪率，相反犯罪率還在不斷的上升趨勢中。這就需要對我國公民法制教育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檢討與審視，以進一步推動我國法制教育目的的實現。
一、公民法制教育目的探討
(一)傳統意義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傳統意義上的公民法制教育其日的在于宣傳法制觀念，促進公民法律意識的提升，從而降低違法亂紀的行為，促進社會的長治久安。如有學者指出，“法制教育主要體現為指引、教育、預測、評價、保護、威懾、穩定、激勵、信仰等九大功能。”盡管指引、預測、信仰等也被列為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傳統的法制教育日的乃是促進公民守法，威懾、震懾等功能居于首要地位。這一目的是在社會綜合治理理念的基礎上形成的，其基木思路是通過法制教育，實現公民守法。在法律的運行中，大部分情形下法律都是由于被遵守而得到了實施，因此不可否認，公民守法對于法律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二)應然意義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盡管不能否認公民守法的意義，但是從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來看，單純的公民守法己經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肮瘛边@一概念本身即是以權利主體，且是公法上的權利主體而出現的，因此不管是從公民法制教育的本意，還是從時展的需求來看，公民法制教育都應該以權利觀念、公民觀念甚至民主、法治、意識的培養為目的，而不能單純地通過公民法制教育實現公民守法。因此，可以將傳統意義上的法制教育稱為“義務型法制教育”，而從應該意義的角度來看，法制教一育應該是“權利型法制教育”，且“權利型法制教育”從屬于公民教育。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權利，尤其是私權利觀念在我國曾經有著不好的名聲，“權利”甚至被誤解為“爭權奪利”。對公民進行法制教育，強化公民的權利觀念，井不代表公民只享有權利，而不承擔義務。公民法制教育應當是全面的，而不能僅限于公民權利觀念的培養，公民的義務，尤其是公民的道德意識，同樣具有重要性，只不過在我國當前的社會背景下，公民權利觀念的培養，應該居于首要地位。
二、當前公民法制教育存在的誤區
(一)公民法制教育流于形式
我國己經經過數次大規模的普法，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事情，有利于培養公民的法制意識，其意義相當深遠。但是在公民法制教育的實施過程中，公民法制教育往往形式，在一些地方只是簡單地發放一些調查問卷，或者發放一本法律宣傳畫冊，顯然這些不能構成公民法制教育的全部內容。此外，公民法制教育呈現短期化的趨勢，在普法期間要求全民學法，一旦普法結束，法制教育便束之高閣。過于追求短期化效益并不能有效地促進公民法制觀念的提升，相反普法教育可能反而會對社會帶來一定的負擔。
(二)公民法制教育內容陳舊
從我國以往公民法制教育的內容來看，這些教育內容也己經不能符合時代的需要。例如，法制教育過程中往往要求公民回答一些婚姻家庭法的問卷;又如，公民法制教育往往被定位于邀請公民觀摩一兩次刑事審判。這些教育內容存在兩個問題:第一，過于注重具體制度的宣傳，而忽略了法律理念的培養。在公民法制教育中，最常見的就是對《婚姻法》規定的男女法定婚齡進行提問，這些具體制度上的問題嚴格來說不應成為法制教育的內容，相反，一些基本的權利觀念、法律理念，在法制教育中被忽略;第二，法制教育的內容被定位于加強對社會的管理，從而實現良好的社會治安，維護社會穩定。盡管社會治安與社會穩定對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制教育不應止步與此，而是應該結合時展，對法制教育的內容進行拓展。
(三)公民法制教育理念落后
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我國現階段還比較落后，主要表現為“管理型法制理念”與“權利型法制理念”的沖突。所謂管理型法制，是指強調社會管理的法律制度及其理念的總稱，這樣的法律是治民之法，強調對社會的管理:所謂權利型法制，是指通過“權利一義務”的關系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承認公民享有基木權利的基礎上，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我國當前公民法制教育仍然注重于管理型法制理念的灌輸，主要表現為法制教育的過程中往往注重于告訴公民“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不是告訴公民“你有哪些權利”或者“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在公民權利意識層面，山于“人治”傳統的影響，法律木身的不足以及執法過程中存在的種種“不公”現象，人們對權利尤其是法律權利仍心存疑慮。之所以出現這一局面，與我國歷來權利觀念不發達有關，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被要求服從政府的安排與調配，自身的權利需求則處于抑制狀態。反映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就是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仍然停留在一個較低的層次，與我國當前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們的權利需求不符。
三、公民法制教育新理念的貫徹
(一)應該明確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
如前所述，我國在公民法制教育上的目的存在偏差，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比較陳舊，因此在加強公民法制教育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認清公民法制教育的日的，并且樹立公民法制教育的全新理念。由于單純要求公民守法的法制教育己經不能滿足時代之需，因此建議我國將喚醒公民權利意識作為公民法制教育的基本目的，公民的權利在內容上應該兼容公法上的權利和私法上的權利，將公民法制教一育的日的徹底從公民守法轉變到公民權利觀念的培養上來。
(二)加強公民意識、公民權利的灌輸
“何謂公民意識?公民意識的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識，即公民對自己的身份—公民的認識。公民身份處理的是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一個合格的社會公民應具備清晰的公民意識，即對自己的身份、權利和義務，以及應盡的社會責任有一種自覺，并在政治生活和日常行為中顯現出來。”公民意識、公民權利對于一個現代國家的發展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如果離開了具有權利意識公民，則國家的發展是無法想象的。因此，在公民法制教育中，不是背一兩個法律條文、觀摩一兩次庭審就可以實現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而是應該在長期的、循序漸進的、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加強公民意識的培養，灌輸公民權利觀念，使公民能夠認識到，自己在法律上是一個權利主體，而不僅僅是一個義務主體。
(三)政府應該作為守法的表率
我國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往往強調公民守法，事實土正確的做法是強調公民權利，同時強調政府守法。政府守法的意義在于樹立表率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和諧社會有諸多前提，其中根本的前提是政府必須守法。政府守法，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的和諧社會的最大目標?！碑斍暗臅r代主題是構建法治政府、誠信政府、陽光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政府守法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義，政府守法意味著政府權力的行使，必須在法律預先設定的軌道內運行，而不能超越法律規定行事。政府守法能夠給公民樹立良好的表率，從而實現上行下效的效果;相反，如果政府違法，則會使人們喪失基木的法律信仰，如果法律沒有被很好地遵守，而法律的踐踏者又是政府，這會使任何法制教育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當前，政府守法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政府官員違法亂紀、的現象又比較多，這就需要公權力一方面實現自我抑制，樹立基本的法治理念，依法辦事;另一方面還要聽取、采納公民的意見，使公民成為一個監督者，以促進政府守法的實現。
(四)加強公民參與，提升公民權利觀念
關鍵詞：；文化理念；民族傳統文化；民族性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38-0281-02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觀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影響
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佐證了作為一種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馬克思、恩格斯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與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確定、實現自身的發展，固然要體現其內在時代性與民族性的和諧統一。而這種和諧又是在“活態”中統一完成的，其動因產生于本土文化時代性與民族性兩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結構。的文化理念與各民族文化的傳統性在其演化、融合與發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結構，勢必導致它們在歷時性而非共時性發展過程中的時間差，由此決定了外來文化現象的與本土民族文化之間的勢位差異體文化。在社會轉型與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場經濟及強勢文化的猛烈沖擊，封閉落后的民族傳統文化處于弱勢地位，與時俱進的時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會被凸顯出來。文化理念的時代性表征總是通過現實的某種文化形態獲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進文化的時代性特征而伴隨并且滲入。當與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強勢文化在向外傳播、擴散時，它的時代性規則的實現總要以某種特定民族性的內容為載體，這時，的民族性要求在隨著它的不斷擴散與傳播中得到宣揚和鞏固。當下的濡化新形態與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的自覺調整，都體現了各自對時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時代訴求。
1.以人為本的文化建設思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體現，真正認識了以人為主體在文化建設中的地位，樹立了文化的中心與目標是人的理念建設，發展觀中的文化建設要科學落實，必須以人為本。與此同時，文化創造與勞動生產力的社會關系是相互的，文化創造了社會生產力，然而勞動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促進了文化創造。文化以人為基礎，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續。文化中的決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務對象。
2.堅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世界各民族國家間相互依賴與彼此往來加深，孤立的城墻日漸被民族間的交流與共榮所沖破，因為日益完善的生產關系使原來彼此閉關自守的原始狀態將不復存在?！皻v史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2]經濟基礎、文化建設不外乎也是這樣，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2]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在工業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歷史”之中，并指明了人類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趨勢與潮流。通過時代期許的規則解脫被世界歷史束縛的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實現其時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現。馬克思指出，相同的經濟基礎，而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表現得千差萬別，那是因為不同的環境因素產生的結果。
3.追求理性科學的文化觀，凈化形式低劣內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也是生產力的發展歷史，與轉型期的社會變革密切相關。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并達到一定度時，經濟形態也必然發展變革，與此同時，文化領域也必定發生相應變革，這是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為此，馬克思在研究物質、精神生產之間的關系時指出，“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從一定的歷史形式來考察。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關于文化作用的認識與社會發展規律理解相結合，是我們分析社會轉型和文化發展變遷的正確方法。強調了政治、經濟與文化在社會結構中的辯證關系，同時，恩格斯也特別指出：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并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3]恩格斯說：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獨特的時代性，縱觀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發展和內涵，資本主義時期的文化是現代文化的開端。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的自由交易，為社會文化營造了自由、民主的現代特征，盡管這種文化在內容和本質上是虛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內涵為現代文化的發展打開了大門。資本創造的巨大生產力為文化自覺發展提供了動力，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列寧、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對民族文化的影響與促進
列寧在《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中也提出“兩種民族文化”的觀點：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不發達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而且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歷史唯物主義文化觀和列寧的“兩種民族文化”觀點，都為我們論述了文化的階級性特征。而資產階級企圖用抽象的文化觀掩蓋文化的階級特征及其階級差異性，以“歌頌”資產階級超階級的民族文化，達到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目的。
由此可見，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歷史形成的獨特的語言文字、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異而有所區別，這些特征構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礎和內容，而民族差異特征漸漸形成了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民族文化是維系民族存在和發展的紐帶。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與發展，具有內在的穩定性和歷史延續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8.
關鍵詞： 包容性發展 失地農民 生存發展
失地農民的出現與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后者是前者的推動力，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社會現象，失地農民的“社會現象”性質決定了其問題的解決必須從社會角度出發，進行社會調節。土地對于農民來說就是生活之源、生存之本，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沒有了生活依靠，伴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而來的是“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問題，大量農民集體所有土地被征收，大量失地和無地農民由此產生，失地農民的后續社會保障無法及時得到補充，各項失地農民的城市生存與發展制度缺失，久而久之便會影響社會穩定。且隨著失地農民人數的增多，農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資源的數量將進一步減少，農村人口的減少慢于農村耕地的減少，不僅危及國家的糧食安全，而且勢必進一步加大解決“三農”問題的難度。
一、包容性發展的內涵與重要意義
對于包容性發展的理解，必須從“包”與“容”兩個基本詞匯進行闡釋，“包”字本身有很多詞性，如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僅以包容性發展為范疇闡釋“包”字，大意可以解釋為范圍的涵蓋、拓展、擴大等；“容”字本身具有包容的意思，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兼顧；包容性發展概念源于包容性增長，在2011年亞洲博鰲論壇上，進一步對包容性發展達成了共識，即“包容性發展，是所有人機會平等、成果共享的發展，各個國家和民族互利共贏、共同進步的發展，各種文明相互激蕩、兼容并蓄的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良性循環的發展”。包容性發展還與發展二字有密切關聯，發展在馬克思看來，包含了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兩個主要內容，在社會發展方面，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 相互作用，人在社會發展中承擔勞動者的角色和作用，是生產力的直接主體，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力量之一，即人的每一個體力和腦力勞動都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著重要影響，所以有社會的發展必然有人的發展。
二、失地農民產生的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指出，2012年，我國城鎮總人口數的比重首次實現超過農業人口總數，城鎮化水平達到了50%以上，有學者指出，這一數據表明了“我國開始進入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成長階段”。在2002年至2012年近10年的時間內，我國城市化水平由原有的39.09%提升了近10個百分點。根據這份藍皮書報告可以看出，在我國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將迎來更高速的發展，預計城市化率將每年提高1～1.4個百分點，城鎮建成區面積將增加到2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9%），其中城市建成區面積3.4萬平方公里（年均增加1000平方公里左右）。預計我國城市化水平會在2030年迎來高峰期，城市人口預計會突破11億，城市化率將達到70%。依據這樣的進度推算，屆時我國的失地農民總人口數會達到6億。
城鎮化發展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導致大量失地農民的產生。但是在城鎮化發展中，我國注重讓失地農民獲得一定的利益補償，做到讓農民“失地”不“失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江西新余經濟開發區，該區在2003年就開始向當地失地農民發放最低生活保障和社會救濟款，該經濟開發區規定“凡具有該區農業戶口，年滿55周歲、人均耕地不足0.1畝的失地農民都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此外，該經濟開發區也注重對失地農民的就業與創業技能培訓，開發就業崗位，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與社會雙效益。
三、包容性發展理念對改善失地農民生存與發展的重要作用
用包容性發展的理念改善失地農民與生存的發展質量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包容性發展本身是一種發展哲學，是發展哲學在當展過程中的豐富。首先就包容性發展理念的自身本質來看，它對于改善失地農民生存與發展有一定的可行性。包容性發展與科學發展觀是一脈相承的，科學發展觀為包容性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包容性發展理念豐富了科學發展觀的內容，在我國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我國實現了從粗放發展向集約發展，再到科學發展的重要轉變，包容性發展同科學發展觀有著共同的內核，即以人為本的發展思想，失地農民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失地農民的問題解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為指導，這就決定了包容性發展理念在解決失地農民問題中的可操作性，失地農民生存與發展問題是一個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通過協調的方式逐步解決，“而‘包容性發展’自身所確立的讓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公平合理地共享發展的權利和機會，特別是普適性地分享發展成果的這種開放性理念和價值導向，使其已成為當下有效調解社會矛盾、整合多方利益關系、確保利益共享的重要機制保障和戰略新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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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國林.失地農民調查[M].新華出版社，2006.
一、 誠實信用原則概觀
二、 判例的態度
三、 1——鳩山秀夫對誠信原則的研究
四、 理論研究2——牧野英一對誠信原則的研究
五、 結語——對牧野論文之后的一些情況介紹
一、 誠實信用原則概觀
誠實信用原則，亦稱“誠信原則”，在日文中表現為“信義誠實の原則”，一般簡稱為“信義則”。這一原則作為現行民法典中的一個條文，并不是在100年前日本民法典成立之初，而是在二戰后通過對民法典的修改實現的。[1]因此，在此修改之前，誠信原則并不具備實定法上的依據。
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原則正式作為民法典的條文成立，并不象日本民法典編纂時表現出的那種為了某種目的而不顧法典與日本之間的齟齬原封不動地引進，而是學說和判例長期積累的成果。
日本民法典成立后，因為法典的內容與現實社會之間的距離較大，如何解釋這一新的便顯得尤其重要。為了滿足這種社會需要，一種以解釋法典為主要內容的所謂學說繼受便隨之在民法學界展開。但是，在學說繼受的最初階段，民法學界的主要傾向是以德國法的學說·判例為主要素材，而且當時通用的也是由德國引進的概念法學。因此在這個時期，是無暇顧及象誠實信用這種可以對因形式上適用法律條文而發生實質性不合理的法律現象發揮積極作用的原理性原則。[2]
誠信原則在日本受到重視，始于大正（1912—1925年）年代初期。當時，在法學界對傳統的資本主義法律原理原則的弊端已經開始有所感悟。關于這一點，尤其在國外留學歸國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中表現的尤為突出。例如，1913年回國的刑法學家牧野英一（1878—1970年）博士就曾經試圖在民法領域展開自由法論，他主張公序良俗和“信義則” 應該作為一種指導原則得到應有的重視。又如，1920年回國的末弘嚴太郎博士也曾經對當時僅以外國的注釋書為典范、以對理論性整理為已足的民法解釋學提出激烈的批判，進而強調構筑適合日本社會的民法解釋學的重要性和對判例進行研究的重要性。
在另一方面，民事審判實務從大正5（＝1916）年間開始嘗試性地使用誠信原則，進而通過大正9（＝1920）年以后的審判實踐，在判例中確立了誠信原則的地位。
二、 判例的態度
誠實信用在日本的審判實務中作為一項原則得到適用，最早見于大審院1920年12月18日關于買回效力的判決。該案的爭議點在于，在付買回約定的不動產買賣中，債權人是否可以在債務人用于買回的價金有少量不足的場合否定買回約定本身的法律效力。對此，大審院判決認為：債權人以買回的價金有少量不足為口實否定買回約定本身的效力“違反支配債權關系的信義原則”，并據此肯定了債務人的買回效力。[3]誠信原則由此率先在判例中被援用，并由此開始逐漸確立了自己在判例中的穩定地位。
在此之后，大審院又于1924年7月15日在關于契約解除的催告期間的判決中，對債務人所提出的催告期間過短的主張判斷為：“另從信義公平之觀念重新審視，此主張明顯不合道理”。[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明確援用誠信原則進行裁判的判例出現之前，在審判實務中，也有過一些努力為權衡實質性利害關系而間接地使用誠信原則的原理進行判案的事例。諸如：大審院于1916年5月22日對同時履行抗辯權作出的判決，[5]大審院于1917年7月10日對契約解除作出的判決[6]等都屬于此類。因此可以說，上述1920年和1924年的大審院判決明確使用“信義原則”和“信義公平的觀念”的做法，只是有意識地將這些在審判中業已存在的判斷方式上升到裁判規范予以肯定而已。[7]
三、 1——鳩山秀夫對誠信原則的研究
在日本民法學界最早對誠信原則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是鳩山秀夫博士，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于1924年在《法學協會雜志》上連載的論文《債權法中的信義誠實原則》。[8]
該論文，首先在總論部分對誠信原則的進行；然后作為分論，將誠信原則的適用分別放在“債權關系存在過程中”、“債權關系終了之后”、“債權關系成立之前”等幾種場合中進行逐一，從中找出的所在以及解決的；最后在結語中對誠信原則在債法以外領域的適用問題作了綜合性總結。
在論文的總論部分，首先開宗明義：“信義誠實之原則能夠作為支配債法的基本原則得到承認是近世法的一個顯著特色”。作者認為：誠信原則之所以在歐洲于18世紀以后得到，特別是在19世紀末葉以后發揮出它的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當時的觀已經從個人·意思本位轉向社會·團體本位和交易關系的擴大化、復雜化，以及隨之而來的19世紀法國和德國和法學的變化。其次，作者在介紹批判誠信原則觀點的同時對批判的觀點提出反論。尤其是對“承認誠信原則會危及法的安全性”這種觀點，作者將其斥之為“在當今社會狀況下不過是紙上談兵的空論”。另外作者明確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如果一部法典富有伸縮性和可操作性的具體法律規定，那么在實施這部法典的社會，利用誠信原則補充成文法的必要性比較小。但是，日本民法典不僅條文的數量不足德國民法典的一半，而且其讓人感到不過是一種提綱式的羅列，因此，毋寧說正是因為它與德國民法相比更缺乏伸縮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利用誠信原則對其進行補充的必要性自然比較大。
在分論中，作者就以下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第一，對債權關系存在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分析：①應履行給付的內容（其中包括：種類債務人的變更權、所提供給付只有微量不足的場合、主給付與從給付義務之間的問題等）；②履行的形態（包括：是否可以在履行期之前清償、履行的具體時間、履行地、提供清償的程度等）；③同時履行的要件與效果；④履行遲滯的要件與效果；⑤受領遲滯的要件與效果等等。
第二，對債權關系終了之后的具體問題分析：①當事人無歸責事由陷入履行不能時的通知義務；②委任關系中的應急處分義務與報酬請求權成立的可能性，以及對其他持續性債權的類推可能性；③租賃契約終了后的關系，其別探討了對關東大地震（1923年）后的臨時性建筑的處理問題。
第三，關于債權關系成立之前的法律關系，作者一方面援用了耶林的締約過失理論，一方面將問題分為契約有效成立的場合與未能成立的場合進行了更為具體的分析。關于后者，首先探討了在由于種種原因導致契約無效、撤銷的場合，是否可以承認損害賠償義務的問題；其次對原始的客觀性全部履行不能與作為原始性一部分履行不能把握的擔保責任之間進行了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承認了過失責任。關于前者，首先介紹了可以通過民法本身認定的責任的具體范圍，然后主張在上述具體范圍以外的場合中適用誠信原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論文在論述該問題的這一小節末尾處提出了兩個觀點。一是，在契約的交涉最終受挫時，令其承擔法律責任是沒有根據的；一是，在契約無效時，損害賠償責任的性質屬于侵權行為。
從論文總體看，它的最大特點在于，作者在探討個別問題時并不是僅僅滿足于對法律條文進行形式上的解釋，而是在考慮如何適用條文時加入了誠信原則這種實質性的判斷。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論文中每當對以往的觀點提出異議或修改時，作者總是要反復地對自己以往基于概念法學的觀點作出自我批評。
這篇論文從解釋論入手闡明了誠信原則是支配債法的根本原則，為誠信原則日后的奠定了基礎，同時它也預示了鳩山法學將要走入一個新的天地。然而，就在這篇的兩年后，鳩山博士突然離開了學界，而關于他離開學界的原因又是眾說紛紜，無法確定。于是，這篇可謂是令自己法學論“轉軌”的論文竟成了鳩山法學的終點。這件事一直令日本民法學界感到惋惜。[9]
鳩山博士的這篇論文是利用比較法學的手法，從法解釋學的角度對誠信原則進行全面的勞作。論文通過對德國法的介紹，揭示了誠信原則的適用將不僅局限于債法，還將適用于更為廣泛的法領域。關于這方面的可以大致作如下歸納：
誠信原則在德國民法典中，只有關于在契約的解釋和債務履行領域中適用的明文規定（德國民法第157、142條）。但是，隨著判例和學說在法典成立前后的迅速展開，誠信原則不久便沖破了實定法上規定的領域，在民法的所有領域作為一項原則得到了廣泛承認。而且在此之后還衍生出了諸如權利失效原則等幾個下位原則。因此還有學者對這篇論文評論說，鳩山博士 “以德國民法學的理論觀點為基礎，給法解釋學提示了非常富有實用意義的方向”。[10]
鳩山秀夫是日本民法學的一代宗師，對日本民法學作出過非常大的貢獻，因此他的民法理論在日本民法學說史上被稱之為鳩山法學。誠然，這篇論文是受到牧野博士的，并認真地接受了末弘博士的批判后，開始對自己乃至當時民法學界以概念法學為中心的方法進行反省的結果。但它的最大功績莫過于對整個學界在研究方法乃至方向上發生巨大變化——即脫離傳統的概念法學的桎枯，逐漸走上理論結合實際的道路——所起到的積極促進所用。
四、 理論研究2——牧野英一對誠信原則的研究
在鳩山博士的上述之后，加之又有先于鳩山論文的1920年大審院判例，誠信原則隨之在判例和學說中確定的自己地位。在此之后，誠信原則一方面在判例中越來越多地被適用于更多的場合；另一方面在民法學界，對該原則的具體適用，以及該原則作為通則的實質意義、客觀意義等的研究又繼續得到展開。[11]
在日本學界對誠信原則研究的中，值得一提的是刑法學家牧野英一博士力作《“信義則”的三個視點》。[12]
牧野博士于1903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法國法學科畢業后，曾作過法官、檢查官。后來回到母校任教，于1913年升任教授。在此期間，他曾于1910—1913年留學德國、英國和意大利，尤其是在德國期間深受德國刑法學家李思特（Franz von Liszt，1851—1919年）的影響?；貒?，他不僅致力于向日本介紹F·李思特的新派刑法學的思想和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展開對刑事政策的研究，而且對法、民法學領域的研究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在牧野博士的研究業績中，除可以見到數量極大的刑法學著作外，還可以見到法理學和民法學方面的著作。[13]
牧野博士的所謂《“信義則”的三個視點》：“第一是作為評定上行為價值的標準的誠信原則?！纯梢苑Q之為‘誠信原則的標準’——Le critère de la bonne foi”；“第二是作為法律關系中債務內容的信義誠實?！腥朔Q之為‘信義誠實的先決條件’——L’exigence de la bonne foi”；“第三是在信義誠實上無懈可擊的行為，在當事人意思表示不一致（錯誤）時應該受到保護，這種保護最終應該稱之為對‘善意的保護’——La protection de la bonne fio”。[14]
永田真三郎教授在介紹論文中認為：恐怕大多數民法學者都會對該論文提出的觀點感到困惑。
首先，該論文，正如作者牧野博士在注釋中介紹的那樣，所提出的主要觀點——即所謂“誠信原則的三個視點”完全是照搬外國學者（Gorphe，Le principe de la bonne fio，1928年）的觀點。
其次，作者認為：“誠信原則也稱善意原則”，“兩者本來可以作為兩個分開考慮，但是也可以將兩者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問題考慮”。然而，一般民法學者絕對不會同意這種觀點。
“誰都知道，在法國法上，無論是‘誠實信用’還是交易安全中的‘善意’使用的都是‘bonne fio’一詞，這是源于羅馬法的‘bona fides’。但是，‘善意保護’法理是生成于近代法，正象最為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中規定的那樣，主要表現為以犧牲真正的權利人為代價，保護曾經信賴了某種外部征象的當事人。從法理上說，它是一種屬于以流通為中心構筑體制基礎的資本主義基本框架下的私法規范；與此相對，‘誠實信用’是將屬于基本框架下的私法規范適用于具體事實，而且要根據的不同，在適用中具體地實現法的合理性，因此它作為一般條款，是一種體現可伸縮性運用法律時的判斷標準?！盵15]
另外，作者在其提出的第一個視點，即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的層面上，“一是提出了‘法律行為的解釋’，一是提出了‘權利濫用’。從作者就這些問題所展開的論點論據看，盡管不能說是荒誕無稽，至少也要說它與對這兩個體系分別進行過深入細致的的先驅鳩山博士和末弘博士的論之間沒有任何學術性的承繼和銜接的痕跡”。[16]“盡管對本論文的基礎格爾弗（Gorphe）的著作在法國民法學界的地位不得而知，但很難評價牧野英一的這篇論文對誠信原則的民法學討論起到任何推進作用?！盵17]
在牧野論文之后，也有一些綜合性的判例研究問世，但其后不久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民法學研究也隨之轉入低潮。二戰后的民法典修改（1947年），將誠信原則納入民法典，由此，學說對這一問題再度表示出極大的研究熱情，但研究的主要方向基本是轉到了對該項原則的適用范圍的討論上。根據前引永田真三郎教授的介紹，在二戰后的日本民法學界，有關誠信原則的論文主要有以下各篇：谷口知平《權利濫用と信用誠實の原則》；[18]廣中俊雄《信義誠實の原則の適用范圍》；[19]池田恒男《日本民法の展開①民法の改正·前三編（戰后改正による“私權”規定插入の意義の檢討を中心として）[20]等。但在這些著作中絲毫見不到牧野英一的名字。
五、 結語——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點滴思考
誠實信用原則本為道德理念，后被上升為法理念，并最終被制定在實定法之中。誠信原則最早是作為私法解釋得到運用，但今天已經做為一般條款貫穿于整個法領域，因而有人稱其為法律中的帝王條款。
誠實信用原則所要求的是，民事法律關系的當事人在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時遵循誠實信用這一準則。其意義就在于，人們在法律關系中應以誠實的商人或勞動者做為自己的行為規范，在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其目的在于調整當時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的平衡關系。當現行法不足以解決現實法律關系發生的糾紛、或依據現行法裁判有現實公平之虞時，法官可依據該項原則行使公平裁量的權力，其判斷的標準也要由主觀標準轉向客觀標準。因此該原則在實定法中也是授權條款。
正所謂大千世界指謂的就是社會紛繁復雜且富于變化。這就決定了法律不可能對社會現象一覽無余。因此，各國法律基本均有這樣的規定，即“有法律者從法律，無法律者從習慣，無習慣者從法理”。法律和習慣作為法源即直觀又比較具體，可以直接適用；但法理則不然，即抽象又寬泛，作為法源在適用上需要一種法技術，這種技術可以比喻為聚焦顯像鏡，是將抽象寬泛的一般道理具體化，這就是誠信原則所能起到的作用。
誠信原則在改革開放后的民商法學界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在這些成果中，有從誠信原則在法律實踐中的作用出發，探討誠信原則在民法上的定位問題的先驅性研究——梁慧星的《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卷第60頁以下，1994年）；有針對新合同法中引進的誠信原則與合同自由原則的關系所作的剖析和解說——江平·程合紅·申衛星的《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載政法論壇1999年第1期）；還有從法的角度，在論文基礎上成就的專著——鄭強著《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研究——帝王條款的法理闡釋》（法律出版社，2000年；另參見：鄭強《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價值研究——經濟與道德的視角》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4期；鄭強《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1期）。另外還有許多關于誠信原則研究的力作，恕不在此一一介紹。
[1]見日本民法典第1條之2：“權利的行使及義務的履行，須遵守信義，且誠實為之?！痹摋l的增加根據1947年，第222號。
[2]參見：［日］加藤雅信等編著《民法學說百年史》第56頁（磯村保教授（神戶大學）執筆部分），三省堂（1999年）。
[3]參見：［日］《民事判決錄》第26輯，第1947頁。
[4]參見：［日］《民事裁判集》第3卷，第362頁。
[5]參見：［日］《民事判決錄》第22輯，第1011頁。
[6]參見：［日］《民事判決錄》第23輯，第1128頁。
[7]參見：前引［日］加藤雅信等編著《民法學說百年史》一書中永田真三郎教授（關西大學）論文，第60頁。
[8]參見：［日］鳩山秀夫《債權法における信義誠實の原則》載于《法學協會雜志》第42卷第1、2、5、7、8號。該論文后經修改，以專著的形式于1955年以同名由有斐閣出版社出版。
[9]以上關于鳩山論文的介紹和評價譯引自前引磯村保教授的論文。詳見：［日］加藤雅信等編著《民法學說百年史》第57頁以下。
[10]引自：前引［日］加藤雅信等編著《民法學說百年史》一書中永田真三郎教授（關西大學）論文，第61頁以下。前段關于鳩山論文中有關德國法的歸納亦參見同文。
[11]諸如：常磐敏太《信用誠實の原則》載于《東京商大法學》第1號（1932年）；野津務《〈信用誠實〉の的意義》載于《法學協會雜志》第52卷第11、12號（1934年）；林信夫《判例に現ゎれたる“信義誠實”》載于《民商法雜志》第4卷第5、6號（1936年）等。轉引自：前引永田真三郎教授論文，參見：［日］加藤雅信等編著《民法學說百年史》第61頁。
[12]該論文收錄于同著《民法の基本第四編——信義則に關する若干の考察》有斐閣（1936年）。
[13]關于牧野博士對民法學研究的業績，據前引永田真三郎教授論文介紹，除前揭著書外，主要有以下論文：《權利の濫用》載于《法學協會雜志》第2卷第6號（1904年）；《民事責任ノ基礎トシテノ過失ノ概念》載于《法學協會雜志》第23卷第8號（1905年）；《二三の民法上の基本觀念に就いて》載于《法學志林》（法政大學）雜志，第23卷第1—5號，7——10號，12號（1920年）。
[14]轉引自：［日］前引永田真三郎教授論文，加藤雅信等編著《民法學說百年史》第61—62頁。
[15]譯引自：同上論文。
[16]關于鳩山博士的業績參見上書論文，關于末弘博士的業績，參見：末弘嚴太郎《フランス法おける權利濫用》載于《法學志林》雜志第31卷第1—2號（1929年）。轉引自同上論文。
[17]譯引自同上論文（第63頁）。
[18]參見：［日］《法學セミナ》第1號，第14頁以下（195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