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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國內投資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1.忽視項目管理的重要性對于既定的投資項目，中小企業缺乏一定的項目管理意識。為了節省成本，大多數企業不會用專業人員進行項目監督，只是任意派兩三個人員進行必要的管理。由于企業派出的人員非專業，缺乏項目管理素養與整體項目規劃思路，導致項目建設的安排不合理，出現不該有的延誤與延期，從而增加了項目的后期投資，使項目成本進一步增加，項目建設質量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2.投資風險大對任何企業來說，投資風險總是客觀存在的。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投資風險主要分為市場風險和公司風險。市場風險是企業不可控制的外部宏觀環境變化所造成的威脅，即不可分散性風險；公司風險是企業內部管理不善、決策錯誤等造成的利益損失，即可分散性風險。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存在著專業人才缺乏、管理人員素質有限、資金有限、投資較隨意等一系列管理缺陷，企業管理水平較低，對市場風險和公司風險的應對能力較弱，這就導致其比大企業面臨更大的投資風險。
二、中小企業投資問題解決對策
1.企業投資與戰略管理相結合中小企業缺乏戰略管理意識是投資決策失誤的重要原因。企業戰略管理的形成需要進行企業經營環境分析與行業環境分析。SWO分析法是一種常用的企業戰略分析工具。通過對內部資源和外部環境的關鍵要素進行定性分析，構建SWOT戰略分析矩陣，通過對相互影響各個因素間的關系的比較分析，找出影響企業戰略實施的關鍵因素以及企業的優勢和劣勢所在，揚長避短，將外部機會和威脅與企業內部優勢和弱點進行匹配，進而形成可行的企業發展戰略。
2.重視項目投資的管理在投資決策階段，需要全面收集項目投資信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投資方案，盡可能使投資決策程序規范化，做好投資可行性分析工作，并聘請專家評審可行性研究報告，從而獲得最佳投資方案，做好投資風險的前期控制；在投資實施階段，把握最佳的投資機會，加快實施投資計劃，盡快進入投資回收階段；在投資回收階段，重點做好整個投資的監理工作，集中精力關注投資相關信息的反饋，及時進行投資方案的改進；在投資收尾階段，主要抓好殘值變現和項目經驗總結兩個工作，為新一輪投資做準備。
3.重視投資風險管理中小企業本身所面臨的經營環境比較復雜，企業自身管理水平又有限，導致其面臨的市場風險與公司風險都比較大。因此，中小企業管理者需要做好投資風險管理工作，在維持一定的投資收益的基礎上盡可能降低風險，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資損失。有效的風險規避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重點做中短期投資，盡量減少長期投資的風險；二是投資決策方式簡單化，主要使用簡單易行的投資回收期法和投資報酬率法；三是通過投資風險預測小組的建立來及時調整投資策略。
三、結語
美國經濟學家納克斯提出，發展中國家只有大規模增加資本積累才能夠走出“貧困的惡性循環”。伴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卻在不斷擴大，地區經濟不平衡增長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而導致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來自投資差距。
1.基本概念
投資指的是經濟主體為獲得經濟效益而墊付的貨幣或其他資源的一種經濟活動。在一項投資活動中，至少包括主體和客體，意即實施投資活動的主體和貨幣或其他經濟資源等投資客體。文中的所說的內外資即是根據投資主體的不同來劃分的，國內投資是指一國內部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國外投資是一國以外的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
在投資地區差距對經濟增長差異的影響中，不能籠統的將國外投資與國內投資的綜合差距作為投資地區差距。因為國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對經濟增長穩態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必須將兩者區分開來，作為兩個獨立的變量分別進行分析研究。
國外投資又分為國外直接投資與國外間接投資，在本文中，由于國外間接投資在投資總額中所占份額較小，而且對一國的消費、儲蓄、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影響較弱，進而對一國的經濟穩態增長問題影響不大，為簡化模型起見，本文的內外資地區投資差距中的外資僅指FDI地區分布差距，忽略國外間接投資部分。
由于投資需求是一定時期內全社會形成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存貨增加額之和，因此在國內投資中重點分析一下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是指投資主體為獲得生產經營性或服務性的固定資產來墊付貨幣或物資的過程，是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經濟活動，即固定資產再生產活動。其過程包括固定資產的局部甚至全部更新以及改建、擴建、新建固定資產的活動等等，是改造原有固定資產以及構建新增固定資產的投資。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果是物質資本包括機器設備、廠房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的形成。
2.我國內資、外資地區差距的現狀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地區之間的資本流動完全是一種計劃行為，中央政策集中規劃來分配資本。自改革開放以后實施市場經濟的這20多年，資本在地區之間的流動在政府分配財政資金和國家銀行政策性資金分配的制約之下，主要會受到市場的引導。
我國FDI的區域性差異非常明顯,國外直接投資并沒有均衡地進入到我國各地區。從區域分布的東、中、西三大地區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仍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占據著絕對優勢，外資西進的態勢并不明顯,明顯呈“東高西低”的基本格局，但外資對我國中部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明顯加快，FDI的區域分布差異異常懸殊。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地區差距就表現得十分突出。90年代初期東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比高達93．9％，而中、西部地區比重分別為3．87％和2．26％。在整個90年代，跨國公司在我國東部地區的直接投資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國的西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國中部地區的直接投資則呈現出逐步增長的態勢。但2000年以后，東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地區GDP的比重卻顯著下降。2000年、2004年分別為5.3％和4.4％。將2004年與1995年的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相對規模相比較，比重分別下降了0.15、1.0和0.06個百分點，這顯示出2000年以后東部地區相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優勢有所下降，從而減緩了地區差距的擴展。
改革開放以后，1992至2000年東部、西部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逐年上升，在10年內增長了3到4倍。東部地區的固定資產總額從4689.55億元增長到15883.5億元，相比西部則從1095.55億元增長到4704．3億元，東西部地區差距懸殊。從人均投資額來看，東部地區各年人均投資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區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與東部差距更大。從1992—2001年平均數來看，西部不及東部地區的一半。從資本化比率看，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的比率即投資率也在逐年上升，特別到20世紀90年代末實行西部大開發之后，西部地區的投資率超過了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也超過了東部經濟發達的江蘇、浙江、山東等省，在2002年更是達到了42%的高點，由此可見，投資在改革期間直到西部大開發之前是向東部傾斜的。
二．內資、外資地區差距的形成因素
上文中在我國地域分布上國外直接投資和國內投資的巨大差異的現實，反映的是我國對外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發展軌跡。導致這種差異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種，各種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我國大部分外資集中在東部地區，國內投資的重要資源也向東部地區集中。本文將影響投資地區差異的形成因素概括為以下三種。
1.天然的區位優勢差距引致投資地區差距
對我國投資的地區分布差距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宏觀意義上的區位因素。我國對國內經濟區域的傳統劃分為東、中、西部的做法，不僅是由于三大地帶明顯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來劃分，而且隱含著一種天然的區位優劣勢差異。這種天然的區位差異是特定的、客觀存在的，是由不同地區的自然地理位置導致的地緣差異、要素稟賦差異以及成長發展和變動差異等各種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通常由成本驅動的投資會選擇自然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
首先，自然地理位置的差異與我國國內外投資的地區分布差異具有很高的關聯性。東部地區所具有的自然地理優勢，主要表現在東部省市基本上都是位于沿海一帶，接近港口，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這些地區對外聯系具有無可比擬的便捷性。占優的運輸條件形成天然的貿易優勢，無論是機器設備的引入、產品的進出還是人員流動，通暢的物流循環過程所花費的時間大大減少，成本也隨之降低，這成為國內投資者以及外商的首要考慮因素。特別對于外商直接投資而言，投資者最優的選擇便是在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地區投資生產，這是由我國改革開放所制定的外向型政策引導的。
其次，那些具有更為突出的地緣優勢的地區更是對投資者特別是外商投資者具有更為強大的吸引力。比如我國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海南等省，它們吸收了全國44%的外資,而70%以上來自港澳臺地區6，毫無疑問這與這些地區毗鄰港、澳、臺地區有利的地理位置是密不可分的。外商投資者首先會由于這種地理上的鄰近對相鄰地區的經濟環境、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的布局、市場發展的信息完美程度、產業競爭力的激烈程度、技術人員和配套軟硬件的完備程度等等一系列會影響到投資效率的因素有比較清楚的了解，或者至少擁有可以交流的更為便捷準確的通道。如此一來，外商直接投資就容易呈現出地區集聚的特點，并由此引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地區分布上的差異。
再次，要素稟賦的差異對于資本的流向也有一定的影響力。要素稟賦的差異主要是指一個地區的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固有的資本和技術資源等方面在總量和質量上的差異。但是我國自然資源很明顯地呈現由東至西優勢度遞增的梯度，為什么在吸引資本流入的時候卻反而表現出相反的狀況呢？筆者認為，要素稟賦尤其是自然資源要對經濟表現出明顯作用，是需要長期的持久性作用的。比如能源、礦產資源、耕地和氣候資源等自然資源在短期內是不會對企業的運營有很大的影響的。但是投資者對于所投入資本期望獲得的收益是有時限性的，他們希望在越短的時間內獲取越大的回報收益，因此自然資源的優勢對于短期投資商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我國目前投資區域也反映出自然資源稟賦的影響作用不是很明顯。但是要素稟賦的另一個指標，即勞動力資源和固有的資本和技術資源與資本流向有直接相關的關系。由于我國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力豐裕，外商在中國的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獲取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在勞動力密集的地區則更是如此，當然這其中與勞動力的技術層次和技術含量也是相關的，較高技術含量的勞動者不僅為投資商節省勞動成本，而且節省教育培訓成本。技術優勢明顯的地區容易形成產業積聚和聚集，有助于規模優勢的形成，是國內以及國外投資者為節省信息成本、交通通信成本時會考慮的因素。
另外，文化習俗等人文社會背景的差異也會對資本尤其是外資的地區選擇有影響。文化習俗涉及到一個地區對外來資本的社會關系認同感，這方面會存在著非市場風險。資本在選擇地區投入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會優先考慮與資本原本的所在地的文化背景相同或者相似的地區，這樣能夠比較快地融入資本的正常運營?；蛘哌x擇一個文化容忍度和接受度比較高的地區，降低由于文化沖突而造成的風險或損失。而這些都對我國中西部地區而言處于一個相對不利的地位，造成資本集中于東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資本積累比較匱乏。
2.外部的經濟環境差異引致投資地區差距
外部經濟環境的不同也是導致我國各個地區間國內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之一。經濟水平較高的區域通常具有區位的綜合優勢。這里的外部經濟環境主要包括地區間市場容量的差異、市場開放程度的不同、資本產出效率的不同等等，通常由市場機制驅動的投資為了順利投入生產會比較傾向于外部經濟環境有優勢的地區。地區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通常是市場體系較為完善的地區，投資者不僅對這些地區的市場較為熟悉，而且對外商投資的產業限制相對較少，因此投資者認為投資風險較小。投資者如果身處于我國改革開放前沿的地區（尤其是4個經濟特區和沿海14個開放城市），就可以將自身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這些區域的競爭優勢相結合,降低大量的市場索尋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提高資本邊際效益，創造出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得以引進外資的地區必然要求有一定的開放程度，而且地區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越密切，其對外依存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吸引外資的進入。因為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區域時，不僅要考慮到資本的收益回報率，而且還要考慮到較低的風險性。顯而易見，市場開放程度較高的區域比不開放的區域風險要低，透明度較高，取得信息的成本就低，政策比較穩定。從具體數據也可見一斑。四個經濟特區和14個沿海開放城市從改革開放伊始，所吸引的FDI占全國的比重基本上都在40%以上，最高的年份超過45%。
任何一個投資者都是希望伴隨著較低的風險而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率，那么在資本產出率較高的地區就會吸引更多的投資商，無論是國內投資者還是外資企業，因此資源配置效率的不同也會引起投資的地區差異。也就是說，不同地區要素投入產出效率的差異與地區的投資分布差異也有著某種關聯性。我國東部地區市場較為完善，產業積聚和產業集群極容易形成規模優勢，生產要素、中間產品以及最終產品的供求信息較為完備，使得企業投資信息成本低，便于做出正確的決策和決定，投資的產業或產品方向正確，承受的風險和損失較低，有利于企業從事生產和擴大生產規模。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結構相對高級，而且資源配置效率較高，因此對資本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區則相對較弱，資本的回報率也較低，因而投資的風險大，不利于吸引資本流入。
3.政府的政策性傾向引致投資地區差距
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呈現明顯的空間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我國利用國內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差異。我國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是最早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的，因此在早期國外直接投資的資本積累大部分集中于東部地區，導致了各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情況。我國政府實行的這種優先發展東部地區的政策，目的是為了吸引投資，進而由投資中心向邊緣地區發展，利用資本的外溢效果來發展內陸地區，但是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資本的流動是要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的，只有政策性的引導并不能很好地達到預期的效果。后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振興東北戰略的實行，才次第地向中部和西部進發，但是政府的政策和管理手段的作用在目前還比不上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當然，隨著中西部地區市場的進一步的發展，低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相對于東部地區來說），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政策引導的作用就會越來越明顯了?？梢娢覈扇〉倪@種漸進性開放政策深刻地影響了國內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差異格局。并且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靜止的，在得到政策性鼓勵的地區獲得這種先發優勢以后，會形成一種持久的長期的優勢，因此制度上的優勢對其潛在的區位優勢的發揮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國政府的優惠政策和先行優勢創造的有利條件，使得我國東部地區的收益率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國內資本和國外直接投資會比較傾向于東部地區。另外，由于東部地區的制度環境較為完善，其相關制度較為透明和清晰，會給予投資者減少不確定風險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在自己的國內已經失去競爭優勢的中小資本為了繼續生存，會進行產業的國際轉移，而他們在選擇投資國家以及投資區域時，比較注重的是政策上的優惠，會選擇我國政策傾斜較多的地區作為生產基地進行直接投資。
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高素質技術人員的比較優勢、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巨大市場容量、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導等因素都對投資者有著強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在以上要素條件上的差距仍然較大，所以國內投資和國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分布仍無法避免“東重西輕”的格局。但是，將中部和西部地區對對比的話，中部地區吸引國內資本和國外直接投資的比重增長相對較快，也是由于上文中所提到的這幾種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中部地區無論在經濟發展水平、交通運輸和通信等基礎設施條件、市場體系成長階段、還是在人員的技術構成等方面都比較接近于東部地區，其區位優勢較為明顯，成為投資者次于東部地區的選擇區域。
小結
總之，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地區經濟不平衡增長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而導致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來自投資差距。東部地區由于自身的天然地區優勢、外部經濟環境和政策傾斜的優勢，其引資能力高于西部地區，進而經濟增長率和收入都高于西部地區，引起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不平衡發展，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通過地區差距的成因分析可以為我國在發展地區經濟的資源配置上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為尋求最優解決方案創造有利條件。
論文關鍵詞：FDI地區差距國內投資差距區位優勢
論文摘要：伴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卻在不斷擴大，地區經濟不平衡增長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而導致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來自投資差距。本文根據我國內資、外資地區差距的現狀，分析造成投資地區差距的形成因素：天然區位因素，外部經濟環境和政策傾向因素。從而給政府決策提供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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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態投資效益,可以在實現原定生態目標的前提下, 節約生態投資, 騰出更多的資金來滿足經濟建設的需要;也可以用同樣多的生態投資, 取得較多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有利于實現生態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本文通過綜述國內外各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成果,期望能為生態投資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幫助。
生態投資是生態研究領域內的新課題,目前我國理論界對它的研究還沒有形成系統。但是與生態投資有關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有關部門和專家對生態投資相關課題發表了一些論著,如張福慶,董喚霞發表了《科學發展觀催生生態投資建設理念》,針對傳統的經濟發展建設模式, 提出經濟發展應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內容的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 走生態投資建設之路,以實現“五個轉變”和人類社會與生態系統協調統一的本質內涵。該論文側重于號召有關部門發展常規投資的同時注重生態環保的投資。湯尚穎和徐翔發表了《準確理解生態投資的內涵》,文章指出隨著環保投資的界和內涵不斷延伸,環保投資的概念也將演變為“生態投資”環保投資及生態投資的內涵。在區分了環保投資和生態投資的內涵之后,指出生態投資從范疇上看應包含: (1) 生態環境保護投入;(2) 生態環境恢復治理投入;(3) 生態產業投入。馬國強發表了《生態投資與生態資源補償機制的構建》一文,明確了我國現階段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生態投資模式, 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 盡快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投資與生態資源補償機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國的生態環境與資源承載力,論述了我國目前的生態投資狀況和以政府為主導的生態投資模式選擇的必然性,之后在對比國外生態投資與生態資源補償機制的實踐經驗和我國目前面臨的困難的基礎上,提出我國生態投資與生態資源補償機制的構建的一些建議。牛榮在《論西部生態投資補償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態投資補償的含義和探討進行西部生態投資補償必要性的基礎上, 提出應以政府補償為主, 采用多樣化的補償方式, 來解決西部生態建設投資不足的問題。此外,由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簡稱“國合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共同公布的《中國生態足跡報告》中也分析了近年來我國生態環境的諸多現狀,提出了增強生態投資的一些途徑和具體實施方法。
通過上述有關學者的相關論文和有關部門的官方報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國學者對生態投資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對環保投資的基礎之上,雖然針對有關的生態投資內涵,以及生態投資的補償機制等有了專門性的論述,但是并沒有形成有關生態投資研究的學術體系。大多數研究都只是針對生態投資課題的某一方面,而沒有一個全面的綜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論研究雖然有了一定的進步,但并不能滿足我國生態投資日益發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對生態投資課題進行一個系統的綜合研究。
根據產生的法律基礎不同，證券投資基金可以分為公司型和契約型兩類。而新出臺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則從法律上明確了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類型——契約型投資基金，其法律構架主要是建立在信托法律制度上的。在契約型投資基金中，受益人（基金份額的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人（托管銀行）之間訂立有基金契約（信托契約），在基金契約的約束下，基金管理人設立基金，投資人（受益人）通過購買基金憑證而成為基金份額的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將募集到的資金（基金財產）交由基金托管人保管，通過指示基金托管人進行具體的基金投資活動而達到管理基金財產的目的。證券投資基金的一大優點就在于通過基金管理人（受托人）的專業管理而提升效益。在證券投資基金設立后，基金份額的持有人原則上不介入投資基金的運作，受托人對基金的管理享有極大的空間。而這種管理和收益分離功能的發揮，固然要求受托人對信托財產的管理享有自治自由。但是，由于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間存在明顯甚至激烈的利益沖突，對利益沖突進行防范以保護受益人的利益，必要的法律規范不可少。
證券投資基金利益沖突的成因分析
利益沖突是指一個人的自身利益（self-interest）與其對他人所負的信賴義務相沖突的情形，或是一個人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負有相互沖突的信賴義務的情形。
根據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規定，證券投資基金內部有三個關系人：基金投資人（基金份額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托管人（一般為托管銀行）。這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是建立在信托制度基礎上的，但是又具有不同于傳統信托關系的一些新特征：其一，證券投資基金是自益信托，所以在證券投資基金中委托人和受益人身份重合，均為基金份額的持有人。其二，在證券投資基金中，信托關系中的受托人在基金運作中出現了分離，管理信托財產與受讓、保管信托財產的職能分開，產生了與此對應的專門管理基金財產的管理人和負責受讓并保管基金財產的托管人。因此在證券投資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為共同受托人，管理人專門負責對基金財產的投資管理，而托管人負責保管基金財產并依照管理人的指示運用基金財產進行投資活動。另外，托管人還負有監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資活動的職責。
從信托法理上來說，信托實行的是一種所有和管理分離的模式，受托人實際上控制了信托財產，而委托人完全依賴于受托人的技術以及忠誠來實現其信托目的。受托人對信托財產進行管理中，可能利用其名義所有人的優勢地位而與信托財產進行交易或是與委托人、受益人進行交易。一方面，受托人在為自己爭取一個好買賣的同時會與受托人為受益人利益管理信托財產的職責相沖突，從而有可能損害到受益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和能力不足問題，受益人在此類交易中往往處于弱勢，從而使自身利益受損。
而在證券投資基金中，同樣也可能存在此類交易。這是因為，首先，隨著金融業務的多元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業務范圍的不斷擴大，利益沖突產生的可能性也增多。其次，在分業經營體制下，會產生利益沖突的多為基金管理人與基金財產或受益人。而在混業經營體制下，作為托管人的托管銀行也可以從事證券等其他業務，所以其也有可能和基金財產或是受益人進行交易，從而產生利益沖突。最后，在金融集團盛行的今天，基金管理人大多不是以單個機構身份出現，而會以大型金融機構的附屬成員或是多家金融機構的集合體身份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利益沖突將更為常見，且類型復雜。
利益沖突法律防范的信托理論基礎
證券投資基金的利益沖突主要體現在基金受托人和基金財產或是受益人之問的利益沖突。從信托法上來看，為了防范此類利益沖突，立法者一般通過以下兩種法律制度安排來保護受益人的利益：
一、在法律上課以受托人“信賴義務”（fiduciaryduty）
在英美法上，信賴義務是受托人行為規范的原則，更是達成信托目的的關鍵。從內涵上來看，信賴義務是指受托人作為信托財產的實質管理人或作為被信任考，其行為應當從受益人的利益出發，負有受益人信賴其行為時所應履行的義務，包括“注意義務”和“忠實義務”。
1.注意義務（dutyofcare），是指信托關系的受托人應以通常的技術與謹慎的注意運用該基金財產的義務。在證券投資信托中，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應當符合一個審慎投資人的要求，包括注意的需要、謹慎的需要、技能的需要。
2.忠實義務（dutyofloyalty），是指受托人應以受益人的利益為處理信托事務的唯一目的，而不能在處理事務時，考慮自己的利益或是為他人圖利，以避免與受益人產生利益沖突。就此原則，衡平法發展兩個基本原則，即“沖突禁止”原則和“圖利禁止”原則。“沖突禁止”原則是指受托人不得將自己置于與信托財產或受益人的利益相沖突的地位，包括事實上的和潛在性的利益沖突。而“圖利禁止”原則要求受托人不得利用其地位為自己或第三人謀利益，其所謀利益受益人有權主張歸入權。
對于信賴義務的規定，有不同的立法例。有的國家是在信托法中明確規定了受托人的信賴義務，如日本的《信托法》規定，受托人對受益人負有善良管理人的義務。而有的國家則是在證券投資基金相關法規中明確了基金受托人的信賴義務，如美國的《1940年投資顧問法》中確定了投資顧問的“聯邦信賴義務標準”‘。
我國的《信托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受托人應當遵守信托文件的規定，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處理信托事務。受托人管理信托財產，必須恪盡職守，履行誠實、信用、謹慎、有效管理的義務。而在《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九條規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運用基金財產，應當恪盡職守，履行誠實信用、謹慎勤勉的義務。所以說，無論是《信托法》還是《證券投資基金法》均明確課以受托人以忠實義務，為保護受益人的利益提供了第一層法律保護。
二、對利益沖突的限制
受托人在信托法下對受益人負有絕對忠實的義務，即受托人絕不能將自己放在與受益人可能相沖突的地位，所以其要盡可能地避免利益沖突。但是，由于受托人作為“經濟人”，其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在此本性趨使下，僅靠法律作一個概括性信賴義務的規定是無法有效防范利益沖突發生的，所以大多數國家的立法者通過對相關利益沖突的禁止或是限制來保護受益人利益。從各國立法內容上來看，對于利益沖突的限制一般從以下兩個層面來進行：
1.受托人禁止與信托財產交易。即受托人既不能以自有資金買人信托財產，也不能以信托資金買人自己的自有財產。同樣，受托人也不得向信托財產借貸或是貸款于信托財產。對于此限制，有的國家采用的是絕對禁止原則，如英美國家。但也有國家采用相對禁止原則，即規定了一些例外原則，如規定在公開市場交易的除外。同時也賦予受益人以選擇權，讓其可以承認或撤銷此交易。
2.與受益人交易（交易標的物非信托財產），除非受托人能證實交易是在完全公平且透明化的情況進行的，否則受益人可以隨時撤銷該交易。
利益沖突的具體類型及其法律防范
從信托法理分析出發，證券投資基金中的利益沖突主要包括：
一、基金受托人或其關聯人士與基金財產之間的交易
基金受托人或其關聯人士與基金財產之間的交易是最典型的利益沖突。這一類型交易具有先天的不對等性，這主要是因為，基金受托人在此身份重合，其既作為基金財產的實際控制者又作為交易的另一方，這實質上就為“一人交易”，極易導致利益沖突從而損害到受益人的利益。
一般來說，基金受托人或其關聯人士與基金的交易主要有三種形式：
1.基金管理人或其關聯人士與基金財產之間的交易。
對此，大多數國家的基金法均原則性地禁止此類交易，但又規定了例外原則，即在符合特定條件下，授權證券監管機關或基金受益人對該種交易進行豁免或批準。大多數國家在判定此類交易是否有效時，一般采取兩種原則：一是要求這類交易必須符合基金的投資策略，二是要求必須在公開市場以正常的市場價格進行交易。
以美國法為例，依《1940年投資公司法》section17（a）以及《1940年投資顧問法》section206（3）規定，禁止基金管理人或其關聯人士以委托人身份故意利用基金財產購買基金管理人或關聯人士的證券，也不得向基金財產借款或是向基金管理人或其關聯人士貸款。但是也有例外原則，即此類交易如果滿足以下七種條件，則可以被允許進行：（1）證券的賣方收到的惟一對價必須是現金；（2）交易價格必須是獨立現行的市場價格；（3）不必支付傭金；（4）符合基金政策；（5）基金董事會，包括獨立董事的多數，必須采取合理設計的程序以保證對本規則其他條件的遵守；（6）董事會應每年審查該程序，每季審查這種交易；（7）基金必須保存這種交易的書面程序和記錄6年以上。而我國的香港地區則采取了較為寬松的態度，如《單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則》規定，基金管理人及其關聯人士與基金之間的交易必須事先得到代管人的書面同意，所有這種交易必須在基金年報上公布（在香港，代管人獨立于基金管理人）。
而我國對此類交易的限制散布在具體的法律法規中，對此我們進行具體的分析。
（1）基金受托人或其關聯人士與基金財產之間的買賣，在實踐中主要是指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指基金管理人利用基金財產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資或買賣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發行的股票或者債券；第二種情況是指買賣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關系的股東或者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關系的公司發行的證券或者承銷期內承銷的證券?？梢哉f，對于利用基金財產向基金受托人出資的禁止，主要是考慮到此可能構成自我交易，造成基金財產和受托人的固有財產混合，從而使受益人利益受損。而對于用基金財產購買基金受托人承銷或發行的證券的限制，主要是考慮到此種交易會造成基金受托人作為承銷中的人和作為基金受托人的職責沖突。因為，這兩種身份均要求受托人必須為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服務，這類似于中的“雙方”，勢必會損害到一方委托人的利益。。
對于這兩種交易，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采取了完全禁止立法例，沒有留有例外的余地，。筆者認為，在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市場發展初期對基金管理公司監管水平較弱的情況下，采用此類立法更有利于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但是從長遠發展來看，此種規定不利于證券投資基金發展，且在一個監管法制完善的市場中，也有可能存在此類交易對投資者有利的情形。所以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國外的立法例規定例外條款，即首先要求符合基金的投資策略，其次要求在公開市場以正常的市場價格進行交易，最后可以賦予證券監管機構對于此類交易的核準權。同時賦予投資者（主要通過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行使）以選擇權，由其決定是否撤銷此類交易。如果投資者選擇承認此種交易，那么應要求基金受托人將其從此類交易中的所得歸人基金財產。
（2）基金受托人或其關聯人士向基金財產借款，或是基金財產從基金受托人或其關聯人士處貸款。禁止此類交易，主要是因為受托人與受益人就利息金額立場相反，有可能會損害受益人利益。對于基金管理人而言，比較多會出現的是將基金財產借貸給關聯人士。而對于基金托管人而言，由于托管人多為商業銀行，所以最經?？赡艹霈F的就是貸款予基金財產。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基金財產不得用于下列投資或者活動：向他人貸款或者提供擔保，對此則限制了基金管理人將基金財產借貸于其關聯人士。而《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二十條規定，基金管理人不得有下列行為：將其固有財產或者他人財產混同于基金財產從事證券投資……基金托管人也適用于以上條款。而無論是基金管理人向基金財產借款，還是基金受托人貸款子基金財產，都會將其固有財產或第三人的財產混同于基金財產。從以上分析可知，我國目前立法對此類交易也是持完全禁止的態度的。
2.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兩個基金之間的交易。
一般而言，基金管理人的主要業務是設立基金和管理基金，所以一般一個基金管理人往往管理有多個基金。因為要求基金管理人只管理一個基金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也有損于基金管理行業效率并最終損害投資者利益。然而這種“一主多仆”的結構會導致兩種形式的利益沖突：（1）同向交易，即兩個或多個基金同時或先后買入或賣出同一種證券。（2）異向交易，即兩個或多個基金之間互相進行買賣，或是兩個或多個基金間買賣同種證券，一個為買方，一個為賣方。
在同向交易中，主要產生的矛盾是基金管理人或其關聯人士與第三人的利益沖突，不屬于兩個基金或多個基金之間的交易沖突，這將在下文論述。在此主要探討異向交易中的兩種情形。在第一種情形中，相當于受托人旗下A基金的投資人既為A基金的受益人又為其投資的B基金的受益人。在此，基金管理公司作為兩只基金的受托人可能會為了滿足B基金的募集需要而購買B基金憑證，損害到A基金投資人利益。在第二種情況中，基金管理人均是在同一交易中代表交易雙方，這種情形類似于中的雙方，作為賣方的受托人有義務抬高價格，而作為買方則期望能以低價買人，所以不可避免產生利益沖突。
對于這兩種交易情況，各國（地區）所持的態度不同。臺灣地區的《證券投資信托基金管理辦法》則對基金間的相互交易持全面禁止態度，其規定，證券投資信托事業應該依本辦法及證券投資信托契約之規定，運用證券投資信托基金，不得對本證券投資信托事業經理之各證券投資信托基金為證券交易行為。而日本在《證券投資信托法》中規定了對此類交易的限制性原則，但在證券投資信托協會《業務規則》中又對該類交易規定了例外原則，即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可以進行基金之間的股票交易。可以說，大部分國家對于此類交易都沒有完全禁止，而是規定了一些豁免條件，包括實質條件和程序上的條件。實質條件一般要求，交易的條件要公平合法，不得損害基金受益人的利益。有的國家另有要求程序上的條件，如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section17（b）規定必須得到證券監管委員會的批準。
從我國現行的立法來看，《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五十九條第四條規定，基金財產不得用于下列投資或者活動：買賣其他基金份額，但是國務院另有規定的除外。從此我們可能得出，我國對于基金之間相互投資是持原則性禁止態度，還留有“基金中基金”這種新型基金品種的發展余地。而對于第二種情況，1997年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基金之間不得相互投資。此條規定可以說是對第一種和第二種情況的完全否定。但是在2003年新頒布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并無此規定。相反，在《信托法》第二十八條則規定，受托人不得將其固有財產與信托財產進行交易或者將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財產進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規定或者經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場價格進行交易的除外。對此，筆者認為，由于證券投資基金實質上為一種信托基金，所以對于《證券投資基金法》中未規定的可以適用《信托法》的規定，所以我國對于第二種情形的基金相互交易應是持一種原則上禁止而特殊情況例外的態度。另外，《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法》的第二十條規定，基金管理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不公平地對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財產。因此，如果這類交易會導致基金受托人不公平地對待不同的基金財產，厚此薄彼，則可以視為禁止的行為，因此造成受益人損失的，受益人可以要求賠償。
可以說，這種立法態度是值得稱贊的，因為有時候基金相互交易是有利的。譬如某基金因基金契約屆滿，必須處分股票，而另一基金此時又要購進某種股票時，允許基金間相互交易則能保護受益人取得最大限度的收益。相反，全部禁止不但會有損基金運作的效率，也可能有損受益人收益。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實踐操作時僅靠新法中第二十條的原則性規定以及《信托法》中的一般性規定，仍是無法有效地防范此類利益沖突損害受益人利益。因此筆者認為，相關監管機關應借鑒國外的立法例，盡快出臺相關的監管指南或是指引，具體明確此類交易必須符合的條件，以引導規范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運作。
二、基金管理人或其關聯人士和基金與第三人的利益沖突
此類交易較常見的表現形式有：
1.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各基金共同與第三人交易。
譬如，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兩個基金同時買進A、B同一證券，在此同向交易下，兩個基金A、B競爭同一基金管理人不可分割的忠誠。如果兩個基金的投資標準均要求購得同一股票，基金管理人必須決定將不同成本的股票在兩個基金之間進行分配，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利益沖突。同樣，在出售股票時也會碰到類似情況。
對于此類交易，大多數國家基金法規中沒有涉及，目前有規定的主要是美國法。美國法認為，在此種情況下基金管理人應基于衡平法即平等原則，按比例對不同價位的投資在基金之間進行分配。根據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觀點，如果投資顧問不能在交易分配中公平對待不同的基金財產，則其行為可能構成違反《1940年投資顧問法》Section206規定的忠實義務。SEC雖然沒有指定在不同賬戶間分配投資的具體方法，但是要求投資顧問必須有明確的分配政策，該政策必須建立在公平、平等對待不同基金賬戶的基礎上，并在實踐中貫徹始終。
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雖沒有相關條文對此類交易有所規范，但是我們可以從《證券投資基金法》規定的基金受托人的忠實義務以及第二十條第二款“基金管理人不得不公平地對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財產”的規定來看，對于此類交易我們也可采用美國法中的“公平原則”來進行處理，要求基金管理人在進行投資策略安排時，應當本著從每個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出發，公平對待每一個基金財產。
2.基金托管人與基金財產和第三人的利益沖突。
這主要是指基金托管人與基金財產同時購進或賣出相同證券所產生的利益沖突……這種情況主要是在混業經營條件下，基金托管人（一般是托管銀行）不僅可以從事傳統的銀行業務，也可以從事證券和保險業務，在此時其有可能同時和基金財產購進或賣出相同的證券品種。因為基金管理人所作出的投資策略是通過基金托管人來完成的，所以基金托管人有可能事先知道相關的投資策略，當基金正買人、準備買人或者是考慮買入某一證券時，基金托管人如果在明知的情況下而同時買入同一種證券，則可能會抬高該類證券的交易價格，提高基金的投資成本，從而可能造成基金財產的損失，威脅受益人的利益。
對此，美國法認為，只要基金受托人與基金在該交易中存在共同利益（jointinterest），而“共同”的認定是只要存在“某種聯合因素”即可，即使基金受托人并未參與到該基金所進行的交易，只要基金受托人可能從該交易中獲利，而基金財產可能受損，那么就將這類交易視為是有違忠實義務的利益沖突。
我們國家由于目前還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作為基金托管人的商業銀行目前尚無開展投資買賣證券的業務，所以目前此類交易出現的可能性為零。但是，從長遠來看，混業經營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此種交易的出現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在此仍有探討的價值。從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中規定的基金受托人的忠實義務可以推導出，如果此類交易直接或間接地使基金財產受損，則應視為被禁止。但是僅此概括性的規定是不能完全防范此類利益沖突的，對此只能有待于日后證券監管機關的相關監管規則的出臺。筆者認為，一方面，可以借鑒美國對“共同利益”的規定，同時判定此類交易還應掌握另一原則，即托管人進行相同的證券買賣是在明知基金財產正要或將要進行同種證券買賣的前提下，而故意為同種證券買賣行為的。對此，應采取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由托管人證明其行為不是在明知情況下所為。另一方面，監管機關可以要求基金托管銀行在開展相關證券投資業務前建立完備的“內部防火墻”制度，將自營業務和經紀業務分離。
三、基金管理人與受益人之間的交易（交易標的非基金財產）
內容提要:盡管證券投資者保護制度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我國證券市場法治化的進一步深入及對中小投資者保護的進一步加強，然而該制度組成規則的不明確及某些內容的缺失也同時產生出一種不和諧的聲音，如制度功能定位之不周及因制度缺失而體現的行業自律性差等，因此，以市場約束為導向，以該制度應有的效應為基柚，以制度引進的精神與形式之契合來匡正目前所存在的缺憾已成為當務之急。
2005年7月《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管理辦法》（以下稱為“《辦法》”）的通過，標志著我國已構筑起了以《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意見》（以下簡稱“《收購意見》”）、《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意見實施辦法》等文件為基礎的，以中小投資者保護為中心的基金保護法律制度。后續修訂的《證券法》第134條所規定的“國家設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由證券公司繳納的資金及其他依法籌集的資金組成，其籌集、管理和使用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這一內容，更是使這一制度披上了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外衣。雖然這一制度的“閃亮登場”給原來一直處于低迷狀態的證券市場注入了一支法律的“強心針”，同時也迎來了學界與實務界人士一片如潮之好評，但筆者認為，這一新生制度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公正的評判是，它仍存在這樣或那樣值得我們檢討、反思與改進的地方。對此，筆者分析如下。
一、功能上的定位——一個目標定位欠完整性的問題
“法律必須回應現實發展的要求”決定了任何制度的構建都承載著特定歷史時期的使命與社會公眾的迫切訴求。對于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之功能，《辦法》在第1~2條開宗明義地表明：“為建立防范和處置證券公司風險的長效機制，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證券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證券市場有序、健康發展，制定本辦法；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是指按照本辦法籌集形成的、在防范和處置證券公司風險中用于保護證券投資者利益的資金?！奔?，不難發現，我國投資者保護基金的功效有二：其一是經濟補償功能；其二是信心支撐功能。
盡管上述功能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保護基金事后賠償的實質，但是它也人為地掩蓋了一個“公開的秘密”，即作為與存款保險制度及保險購買人保護制度相應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制度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事后的賠償性救濟，而在于破產預防。這一立論就揭示出了一個潛在的命題，即該制度的主旨是圍繞事先性監管與行業自律所展開的。實際上，各個國家的存款保險公司所蘊含的對銀行業之監管權也是對這一理論的反證；然而，《辦法》并沒有賦予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后稱“基金公司”）專門性的針對證券行業的監管權，而只是在其職責部分的第7條設定了4項間接相關的內容：一是監測證券公司風險，參與證券公司風險處置工作；二是組織、參與被撤銷、關閉或破產證券公司的清算工作；三是發現證券公司經營管理中出現可能危及投資者利益和證券市場安全的重大風險時，向證監會提出監管、處置建議；四是對證券公司運營中存在的風險隱患會同有關部門建立糾正機制。這樣一種職能的定位至少說明在對證券公司經營危機的救助上，“基金公司”是被動善后型，而非主動出擊型。盡管法律規則的目的在于定分止爭，但是從秩序持續性的維護與和諧關系的營造來說，“事前的防范勝于事后的救濟”是法律制度設計中真正常青性的主旋律。如美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IPC）在運作的30余年時間中，理賠總額也不過43億美元，這說明建立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根本功能是通過制度效應恢復和提升投資者對證券市場之信心[1]。因此，筆者認為，在未來該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中，我國有必要增補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相應的監管功能，從而使之與其經濟補償功能及信心支撐功能相輔相成地組合成一個系統性的整體。
二、組織模式設計——一個“得形而忘意”的問題
根據設立模式之不同，國外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大體可分為兩種運作模式，即獨立模式和附屬模式。前者即指成立獨立的投資者賠償公司，由其負責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日常運轉，如目前的美國、英國、愛爾蘭、德國等國家都是采取這一模式，而其中又以美國SIPC最具代表性。該公司成立于1972年12月30日，為一個非營利性的會員制公司，所有符合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5（b）條的證券經紀商和自營商都可成為該公司的會員。從其組織結構看，該公司的董事會由7名董事組成，其中5位董事經參議院批準后由美國總統委任。為了保證代表性及公司預期職能的發揮，在這5位董事中，3位來自證券行業，其它2位來自社會公眾。另外的2名董事則分別由美國財政部長與美聯儲委員會聯合指派。在公司的權力架構中，有一大亮點更是值得我們關注，即基于切實保障中小投資者的權益，公司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總統從社會公眾人士中進行任命[2]。后一模式即由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協會等自律性組織發起成立賠償基金，并負責該基金的日常運轉工作。采取此模式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及我國香港、臺灣地區。那么，這兩種樣板孰優孰劣呢？筆者認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是與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緊密相聯的；因此，究竟采用何種模式可能是一個因民族的共同意識和共同精神而異的選擇問題，然而無論如何論之，選擇的結果必須應能順應本民族發展的內在要求。就基金的管理模式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的狀況、金融風險意識水平、邊緣性的法律制度環境及制度所能體現出的效率。晚近以來，設立統一的基金并交由單一的組織管理，在擴容資金，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時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的索賠服務已為大勢所趨[3]。
對于組織模式問題，很顯然，我國吸納了獨立公司模式，如《辦法》第9~11條規定：“基金公司設立董事會。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成。董事長由證監會推薦，報國務院批準；董事會為基金公司的決策機構，負責制定基本管理制度，決定內部管理機構設置，任免高級管理人員，對基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等重大事項作出決定，并行使基金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基金公司董事會按季召開例會。董事長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聯名提議時，可以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董事會會議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會議決議，由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決通過方為有效。”客觀來說，模式只是一個形式問題，制度構建的要害在于其所能夠達到的預期結果，在于這個制度是由什么樣的規范來充實，在于是由什么樣的程序來保證，即不以“形式論”，而以“目的論”。因此，從這個角度來估量，若我們意圖對中國目前的這種模式作出一個比較客觀且公正的定論，那么就必須透過形式來把握其內容。在中國金融法治化的過程中，由于欠缺本土化的金融制度與金融法治資源，美國金融法及其創新所折射出的理念一直是我們廉價的亦步亦趨的對象，如1995年我國金融業經營大分的格局就沾有美國1933年《銀行法》的印跡，2003年金融業大分而小合的調整便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分久必合”的精神。雖然借鑒或模仿使我們的立法者與決策者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既省心又省力”的事半功倍之效果，然而由于“西學東漸”并沒有實質性地置換或改良內藏于中華民族心理的傳統價值觀念，所以往往我們只是“得形而忘意”?！掇k法》所創制的獨立模式及其實踐便是我們再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又一個縮影。其原因如下：其一是董事會組成不當。雖然《辦法》規定“基金公司”董事會為9人組成，然而企業登記資料卻顯示，該公司的董事會由來自中國證監會、央行、財政部及上證所、中國證券登記公司的8名董事構成[4]。盡管我們可以推知這種偶數的配置可能是出于各方力量均衡之考慮，但是它卻會導致在票數相同時議而不能決的結果。雖然依慣例，在此境下，董事長可多投一票，但是此舉卻與公司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因為從公司法原理考究，董事長只是董事會的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決權重應與其它董事無異[5]；其二是角色定位的不準。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創立之目的在于保護中小投資者，維護與強化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因而該公司董事會成員及其法定代表人便應具有強烈的“在民”與“平民化”色彩。也正是基于這一初衷，在美國SIPC里便專門設置了社會公眾型的董事席位，且董事會正副主席都必須由平民化的社會公眾擔任。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基金公司”里的董事會成員清一色地由具有“品級”的官員充任，這不僅體現了強烈的“官為民作主”的傳統“父母官”理念，而且也間接地向本就先天發育不良的證券市場傳遞了一種“政府導向而非市場導向”的聲音。雖然我們可以從“基金公司”資本金來源上為這種官僚化的組織結構的正當性提供一種辯護，但要注意的是，未來公司基金的補充還要更多地依于會員會費的繳納。筆者認為，目前的這種單一化的權力架構不僅直接削弱了社會公眾的話語權和基金可能運行的獨立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出了不同職能部門之間在利益均沾上的尋租心態與嚴重依賴政府之心理。
針對我國“有形而無意”的獨立模式，作者的修正意見是，既然美國版本為我們參考與印證的對象，那么我們所需要仿造的不止是“形”，而更應是其“神”，因此，有必要對目前“基金公司”的董事會進行“平民化”與“親民化”的改革。為了達到此目的，可進行如下設想：其一是在目前法定的9個董事會成員中，進行官方與非官方董事的適度抗衡性配置，如官方董事4個，非官方董事5個；其二是“平民化”的董事可考慮從社會公眾、證券公司、證券行業自律組織中進行選拔；其三是確立話語權平民化把握的理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為公司對外意思表示的主體，因而為了體現“基金公司”一定限度的自律及親民化，作者認為我國也有必要確立基金公司董事長從平民化董事中進行選任之原則。實際上，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其終極目的都在于再造出一種抗衡機制，從而實實在在地體現投資者的話語權，并進而傳導出保護基金應有的功能。
三、資金不足與費用分擔不公——一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及顯失公平的問題
依據《辦法》第12~14條之規定，“基金公司”的資金主要源于以下幾項：一是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在風險基金分別達到規定的上限后，交易經手費的20%納入基金；二是所有在中國境內注冊的證券公司，按其營業收入的0.5~5%繳納基金。經營管理、運作水平較差、風險較高的證券公司，應當按較高比例繳納基金。各證券公司的具體繳納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據證券公司風險狀況確定后，報證監會批準，并按年進行調整。證券公司繳納的基金在其營業成本中列支；三是發行股票、可轉債等證券時，申購凍結資金的利息收入；四是依法向有關責任方追償所得和從證券公司破產清算中受償收入；五是國內外機構、組織及個人的捐贈；六是其他合法收入。
雖然從上述六大內容來看，“基金公司”的資金來源廣泛，但相對于龐大的證券市場來說，在遭受風險之時，與可能的損失相權，這些資金也會表現得捉襟見肘。而且，目前的現實狀態已表現出了一些端倪：其一是據現實情況的測算，2005年《辦法》第12條所規定的前三項收入來源僅20多億人民幣，且在成立以來，證券保護基金為處置風險券商已支出了近300億元款項[6]。其二是雖然國務院給投資者保護基金確定了680億人民幣的額度，并先由央行進行墊付，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筆款項最終是要償還的[7]。實事上，《辦法》第13條也證明了這一點，該條規定：“基金公司設立時，財政部專戶儲存的歷年認購新股凍結資金利差余額，一次性劃入，作為基金公司的注冊資本；中國人民銀行安排發放專項再貸款，墊付基金的初始資金。專項再貸款余額的上限以國務院批準額度為準?！逼淙请m然《辦法》安排的債券融資可一解“基金公司”資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是債必須本息償付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其資金的非長久占有性。這一特點無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公司”的財務包袱。
此外，費用分擔上的安排也存有欠公平之嫌，如雖然《辦法》原則性地借用“經營管理、運作水平、風險度”等作為券商具體費用承擔比例考核的因子，但是在欠缺比較客觀且具可操作性證券風險級別評估體系的情形下，以上因子的準確性與真實性是無從考證的，這就可能使這些有形的標準處于一種形同虛設的尷尬境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為了保證適度充足的金融資源能發揮最大化的效果，一般都對投資者保護基金設定一個資金數量的上限，或設定費用征收持續的時間，如德國即規定，若賠償基金現有資金足以支付投資者的債權請求，在監管當局同意后，則會員機構可減少或停止繳納會費；葡萄牙為了防止會員機構負擔過重，則對會員的年度會費最高額進行限定；然而不言自明的是，我國目前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對此還缺乏全局性的思考。
針對以上不足問題，筆者的建議如下：其一是將對違規券商及高層管理人員的罰沒資金納入收入來源的范疇[8]，如法國投資者賠償計劃就規定，違規的投資公司將向基金支付罰金，罰金歸入賠償基金之中；其二是既然會費（我國不作此稱謂）是收入的主要源流之一，那么如何提取會費便是一個需要斟酌的問題。雖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利于量化管理，但是也有背于公正合理之原則。目前，我國采取的是以“營業收入”為標準。筆者認為，在該問題上，我們可以本著權利義務相配的原則，務實地采取綜合化標準來確定會費的多寡?？紤]的指標包括券商的資產規模、券商客戶的數量、雇員數量、利潤額的高低、券商的經營管理水平及風險情況等，如此不僅可以兼顧費用分攤之公平，而且也可以弱化證券機構可能僥幸存在的逆向選擇風險；其三是公平地收取所得稅。目前，我國對國有股與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稅，而只對流通股征收所得稅，這一顯失公平的做法是值得探討的。從理與法出發，應考慮對非流通股的資本所得征稅，并全額撥入投資者保護基金，甚至可以考慮從非流通股資產中強行撥出部分資產作為投資者保護基金之可能[9]；其四是確立基金適度與充足之原則。由于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最終目的在于強化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若資金過多，則不僅會造成有限資源的一定浪費，而且也加重了券商的負擔。所以，在保證資金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對費用的征收有必要確立“靈活性原則”。如基金總額已達一個理想度，則可以減征或少征或停征。
四、受保護者之識別與賠償范圍——一個沒有妥善解決的前置性問題
顧名思義，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意在保護適格的投資者，這是為其（宏觀上）立法的一個先決性問題。基于此，證券市場成熟的國家一般都有明確之界定，如美國《證券投資者保護法》（SIPA）第16（2）條就明確規定：“若某當事主體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從其證券賬戶或為其賬戶而取得證券用于出售、質押或執行交易之目的，且該證券由債務人保管，則對其賬戶下的證券具有請求權。‘客戶’一詞包括任何對債務人具有源自這些證券的出售或轉換的人，抑或任何為購買證券而在債務人處存放現金之人，但不包括已構成債務人資本的份額請求權，或后于債務人或其它債權人之任何請求權。”[10]這一定性說明立法所要保護的“人”是基于交易和投資目的而將現金或證券托管于證券公司的人，即那些與證券公司存在傳統意義上信托義務關系之投資者，而非出于其它目的而將現金或證券出借給證券公司的人。
由于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之目的在于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小投資者，所以在進行證券公司“客戶”或“適格投資者”身份識別時，就不能作扁平化的處理，而必須附載“除外條款”，以將處于強勢地位的機構投資者與具有利害關系的當事者剔除在外。如我國香港《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申訴）規則》第2條即規定下列主體不具有受償資格：持牌法人；被認可之金融機構；被認可之交易所、控制人或結算所；被認可的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獲授權之保險人、被認可集體投資計劃的經理人或經辦人；擔任法團的違責中介人的雇員或相聯者；特區政府或海外政府；以上法團的受托人或保管人。再者，就利害關系人而言，被排除的對象大體包括：證券公司之大股東或實際控制股東或關聯企業；證券公司之合伙人、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及一定情形下的配偶或其他近親屬；非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服務，而只出于自身經營需要之經紀人。除此之外，在具體的操作中，有些國家或地區還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了細化的規定，如美國SIPC就不對未依1934年《證券交易法》注冊的投資行為提供保護；我國香港交易所賠償基金規定，只有交易所的會員公司之客戶才有獲得賠償的資格；加拿大投資者保護基金（CIPF）亦只對其會員提供保護。
基金的賠償必須有所指，必須有它在實踐中所實現的價值，此即在于適度彌補因證券公司破產或其它事因而致投資者受損之情形，而并不在于一般性的投資風險，其核心在于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因此，在規劃基金保護制度時，還必須考慮一個關鍵性問題，即賠償額度及在什么情況下投資者才能接受保護性賠償的問題。實際上，為了防范逆向選擇的道德風險及強化投資主體對證券公司“倒逼式”的約束作用，賠償必須是限制性而非全額性的。這種限額的確定必須綜合考慮以下因素：本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金融市場發展階段、個人投資者平均投資額、投資者利益保護與道德風險控制之間的平衡、市場秩序之維持、基金負擔能力及過去之補償經驗等[11]。如歐盟《投資者賠償計劃指引》規定，每位投資者的最高賠償限額為20000歐元，若實際索賠小于20000歐元，則為索賠額的90%。我國臺灣地區單個投資者的最高補償額為100萬新臺幣，單個證券公司所有客戶的最高補償額為1億新臺幣。（注釋1：有些國家或地區對現金賠償或證券賠償限制分別進行處理，如丹麥對現金的賠償限額為40000歐元，而對證券賠償的限額為20000歐元。）還有的國家出于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進行比較籠統性的規定，如日本的保護基金就不對個人與機構投資者進行區分，僅規定最高賠償金額為1000萬日元[12]。此外，為了規范市場，投資者因下述情況所受損失不在賠償之列：由于市場價格變動而造成的損失，因投資建議失誤而遭受的損失，因通貨膨脹之影響而招致的損失，因不可抗力所受之損失及因股票發行人破產而使投資者所持股票市值縮水之損失等。
那么，在上述兩個問題上，我國相關法律是如何設計的呢？盡管無論是從頒布的時間上，還是從正式的程度看，《辦法》無疑相對具有一定的上位層級性，然而對于受償投資者適格之身份識別及賠償范圍事項，該文件卻表現得有些語焉不詳了。相反，前期作為鋪墊性的《收購意見》、《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資金收購實施辦法》及《關于證券公司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文件反倒對這些先決性的問題規定得比較詳盡，如在收購對象上，它包括客戶的證券交易資金與個人債權。根據文件之精神，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指經紀業務的客戶為保證足額交收而在證券公司存入的資金；出售有價證券所得到的所有款項（減去經紀傭金和其他正當費用）；持有證券所獲得的股息、現金股利、債券利息；上述資金獲得的利息；金融機構處置以前法院已判決的屬于收購范圍內的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而“個人債權”則指居民以個人名義在依法設立的金融機構開立賬戶或進行金融產品交易，并有真實資金投入所形成的對金融機構的債權。（注釋2：從這一個概念可推知，適格受償的債權特指個人債權，而不包括機構性或組織性的債權。此外，在個人債權認定上，我國采用了雙標準原則，即債權憑證真實與資金投入真實的標準。）具言之，它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個人客戶直接借貸給金融機構，并持有借貸合同或單據的債權；二是居民個人持有金融機構發行的各類債權憑證，包括國債代保管單和以該金融機構名義開具的債權憑證；三是居民個人持有的存放于金融機構相關賬戶上被金融機構挪用、用于回購質押的有價證券（含國債、股票、其他合法債券）；四是居民個人委托證券公司運營的財產，即委托財產，包括委托理財（含三方監管委托理財）。然而，有以下情形之一而被認定為機構資金的，不屬于個人債權的收購范圍：一是個人賬戶資金和證券來自有關機構或機構控制賬戶，但個人與機構之間不存在投資或債務關系的；二是非實名開戶或開戶人屬于機構關聯人員，開戶人也提供不出合法資金來源證明；三是因該資金向有關機構及機構控制賬戶支付過收益的（證券公司挪用個人委托資產支付其他機構委托理財收益的情況除外）；四是有其他證據證明該賬戶屬于機構。在債權具體處置的過程中，還應遵循以下原則：其一是多人以單一個人名義（個人集合）對被處置證券公司形成的債權，按單一個人債權予以收購；其二是各種基金會中由個人捐贈的資金，屬于基金會的合法財產，基金會將該財產投入金融機構形成的債權，為機構債權；其三是收購實行名實相符的原則，凡個人以機構名義或機構以個人名義對金融機構形成的債權，不納入收購范圍；其四是多名個人資金集合后以單一個人或虛擬自然人名義與證券公司簽訂委托理財協議，認定為個人委托理財，按單一個人債權處理；但若同一合同項下該部分個人同時又分別與證券公司或其所屬證券營業部直接簽訂協議，則以個人直接協議為依據進行個人債權的登記、甄別確認和收購。
另外，在補償幅度上，我國對結算資金與個人債權采取了分類處置的方法，即對個人儲蓄存款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的合法本息全額收購；而對“人個債權”則是，2004年9月30日（含2004年9月30日）以前發生的收購范圍內的其他個人債權的本金部分按照以下標準收購：同一個人（即同一身份證號的個人，下同）債權金額累計在10萬元（含10萬元）人民幣以內的，予以全額收購；同一個人債權金額累計在10萬元（不含10萬元）人民幣以上部分，則依九折價格收購。
不可否認的是，以《辦法》為中心的規范性文件為我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的兩個前置性問題勾勒了一幅較好的藍圖，但亦不可回避的是，這一已初具規模的制度仍處于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時期，其離規則之精致仍存在一段遙不可及的差距。作者認為，其不足有以下幾點：其一是賠償范圍的排它性過少。眾所周知，“入市有風險，投資者需慎重”，所以“基金公司”的賠償責任情形并非是無所不包的（再說，其也沒有這個實力），然而對于這一實體性的問題，在上述諸文件中，只有《辦法》在第4條第2款規定：“投資者在證券投資活動中因證券市場波動或投資產品價值本身發生變化所導致的損失，由投資者自行負擔?！边@一內容無疑與通行的國際實踐及證券投資者必要的風險自負的原則相背離；其二是賠償所涉的金融工具外延相對狹小。據《收購意見》等文件的規定，目前所涉的投資工具還只包括股票、債券等基礎性的金融工具，而不包括衍生性的金融投資產品。顯然，這一定性與我國金融日益國際化的現實不符，如2007年6月通過的《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管理試行辦法》及其通知已將投資產品擴展到掛牌交易的股票、債券、存托憑證、房地產信托憑證、公募基金、結構性投資產品及金融衍生品等。這無疑導致了中國證監會內部規則的沖突與協調問題；其三是個人債權優先收購之正當性問題。盡管以上文件并沒有白紙黑字地涉及優先收購問題（或許立法者認為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但是若出現《辦法》所指的破產情形，新修訂的《企業破產法》又并沒有優先權規定之時，則此處“心知肚明而法卻不明”的優先收購權之正當性就面臨著法律的挑戰與質疑；（注釋3：盡管法律的無語并不會對結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為最終政府的決策會超越于法律之上），且盡管這種反映民意的結果也符合了社會正義（非司法正義）的普遍要求，但是在“依法治國”的今天，這種逆法而為的做法無疑是在侵蝕著我們苦心經營起的法治理念與意識。）其四是賠償對象與額度上的欠妥當性。投資保護基金的支付無疑是通過扶弱抑強的方式體現公平，也正是出于這一考慮，許多國家或地區都將與證券公司具有利害關系的關聯方排除于受償對象之外，而我國在對“個人債權”正當性識別時，卻對此沒有加以甄別，而是采取“一視同仁”的處理方法；同時，對結算資金采取全額賠償的做法也不利于抑制可能發生的道德風險，如美國就規定對現金的請求權不得超過10萬美元。此外，即使對于個人債權，《收購意見》及其實施辦法貫徹了限額補償的原則，但要注意的是《收購意見》是以2004年9月30日為時間段的，那么在后期的操作中就又會面臨一個難題，即發生于該時段后期的個人債權補償又依何種標準進行呢？而該文件卻沒有了下文。
針對這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筆者的建議如下：其一是適度地確立不屬于賠償保護范圍之事項，從而將因投資者個人之因素、市場價格變動及通貨膨脹等事由所遭受的損失排除在外。此外，為了規范市場，在賠償對象上亦有必要將證券公司的合伙人、董事、監事、高級經理人員及這些人員的近親屬排除在賠償對象之外；其二是由于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保護的是投資于證券的投資者，所以在目前證券金融品種日益繁多的今天，對于“證券”的解釋我們就不能局限于基礎性的投資工具，而必須考慮到市場中證券之種類，務實地擴展至衍生性的金融投資工具。只有如此，才能達到所有正當的證券投資者都能受到公平保護之結果；其三是務實地處理好“個人債權”優先性問題。由于相對于新修訂的《破產法》來說，《辦法》等文件屬于下位法的范疇，所以要確實厘清“優先權”問題單憑中國證監會一已之力還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因此，筆者的建議是，在司法解釋實然地優于正式的法律解釋的情形下，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對這一問題作出明確的解釋，從而提供相應的正當性支撐；其四是確立限額賠償之原則。投資者入市之目的在于可能性的贏利，這說明因市場風險而可能遭受損失也是投資者意料之中的。在證券機構可能被整頓、撤銷或破產也屬于市場風險的大前提下，盡管從穩定市場的角度出發，“基金公司”對損失進行“買單”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若投資者游離于損失之外，則不僅人為地制造了一種利益與風險相衡不公的結果，而且在“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心理狀態下，市場發展的方向也有可能與決策者預設的方向背道而馳。因此，我國有必要確立限額賠償之原則，而不應對“結算資金”另眼相待。
五、一個較長的結論
法律的功能并不全在于促使公民形成一種整齊劃一的“依法辦事”之風格；相反，對于市場來說，它更多地在于傳導一種信用、信心與信念，或者說是一種公共性的知識與經驗?？梢哉f，這種法治理念就是對市場需要“證券投資者保護立法”的真正動因。投資者是證券市場的主體，維護其合法權益當仁不讓地是各國證券法的立法宗旨與證券監管的首要任務。然而，有時天并不遂人愿，即便在美國這樣極發達及投資者保護法律相對成熟的國家，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也會受到不法侵害。同時，歷史和現實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證券市場上的中小投資者權益相對容易受到各種違法違規行為的損害。因此，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正當利益保障及正義伸張的工具，盡管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是在缺乏法律卻萬萬不能的現實訴求下，如何通過預構的法律制度來保障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便是經濟金融化下立法者所必須深思的問題。
作為有限的資金資源余缺調配的市場，證券市場更是需要法律的輔助與支撐，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制度的完善與否是一國證券市場正常、規范、順暢與健康運作的重要條件，而這又是與作為中介組織的證券公司之間存在有息息相聯之關系，因為證券公司與一般企業不同，證券公司是溝通投資者與證券市場交易活動不可缺乏的媒介。證券公司相關制度的確立與實施直接觸動投資者的利益，如證券公司破產制度就載有通過制定或授權制定法律的形式來保護投資者權益的相關內容，及通過立法來解決證券公司破產與投資者保護程序銜接的問題。當下，盡管我們已初步擁有了“以《辦法》為核心，以其它個人債權收購文件為輔”的保護證券投資者的規范體系（這一事實說明學界人士、證券市場廣大的參與者及監管部門都已深刻地意識到了投資者保護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然而“部門規章”畢竟不是比較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而且，在證券市場調控中，我國對不法侵害投資者權益的行為還欠缺有效的救濟手段，加之，現有的關于投資者保護的規定大多停留于政策層面，隨意性比較大。因此，繼往開來地講，制定一部好的、正式的法律來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已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事實上，從世界范圍看，金融發達國均以專門立法的形式來規范投資者保護基金的設立與運作問題，如1970年美國出臺了《證券投資者保護法案》，1998年德國制定了《存款保護和投資者賠償法案》，2001年英國頒布的《金融服務與市場化法》將存款保險制度、保險購買人制度與證券投資者保護制度“合三為一”，從而構建了立體性的金融服務賠償計劃。勿庸置疑，這些成功的經驗必將給我們提供參考、印證、指引與學習的材料，且《證券法》明確了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法律地位，并授權國務院制定具體辦法。證監會、財政部、人民銀行聯合頒布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管理辦法》在經過實踐的檢驗后也給我們未來的附帶有整合與創新性的立法提供了實事求是性質的資源。由于美國金融法一直是我國借鑒與移植的對象，同時鑒于證券公司破產清算制度與證券投資者補償制度的密切聯系，在規則整合中，我們應更多地考慮借鑒美國SIPA的成功做法，并糅合其它國家相關立法的比較優勢，對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籌集、管理及運用同證券公司的破產清算、財產分配統一性地進行規定，并賦予保護基金管理機構啟動、參與和組織證券公司破產清算程序的權力，即在普通破產清算程序的基礎上，確立以投資者利益保護為核心的特殊程序和制度。
盡管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法律文明之間的繼受日益是一種常態與制度設計之必要，但歸根結底，立法所體現的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與經驗，因而筆者認為盡管在立法過程中，我們可以大刀闊斧地改革或“照葫蘆畫瓢”地套用西方已有的立法，但是我們不能只關注西方的法律規則，而必須關注這些規則所透射出的理念與精神。對此，哈耶克曾言：“從法律規則中，并不能推論出任何所謂的正義，相反，法律規則的淵源是來自于我們關于何謂正義的理解?！币虼?，如何既“得形”而又“得意”就成為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所必須認真對待的使命。盡管從證券投資者保護之有效性、前瞻性、可預期性、嚴謹性、實用性、開放性及可操作性來看，我國宜采用專門立法之模式，但是在世界法律資源共享中，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中國有中國特殊的問題，如我國的證券市場尚處發展初級階段，包括公司治理、制度建設、市場構架、證券民事責任等在內的多方面深層次的問題都有待在實踐中摸索與完善。此外，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國人口眾多，國民金融風險意識普遍低下，國民素有“官為民做主”的“仆從”意識，同時加上“穩定壓到一切”向來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之一，因此即使我國在文本上已確立了比較完善的投資者保護法律體系，但是在損失分攤的明示擔保制度下，“政府的隱性擔保制度”能否得以根除仍然可能是存在“投鼠忌器”的難題。
實際上，該論題也再次以“冰山一角”的方式反映出了我國規則供給中的粗放性問題，如《辦法》6個章節只容納了區區的32個條文，《收購意見》更是給人“一事一論”的特事特辦之感覺（也不符合規則供給之范式）；又如2006年5月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長管理規定》（共40條）意在于通過督察長來監督檢查基金和公司運作的合法合規情況及公司內部風險控制問題，然而該文件恰恰忽略了“督察長”如何選任這一前置性問題。法律規則的明確性直接決定了規則的可操作性與可控制性，因為規則之不明不僅直接滋長了后期產出大量補充性文件而使其泛濫之流弊，而且也產出了讓法律人深惡痛絕的規則沖突或無法可依的問題，如《辦法》第19條（注釋4：該條的規定為“基金公司使用基金償付證券公司債權人后，取得相應的受償權，依法參與證券公司的清算”。）就人為地制造了一個無法避讓的法律障礙，即在“基金公司”補償投資者之后，其對證券公司的代位權相對于一般債權人來說，是否同樣具有優先性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法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勾連著該制度效能之釋放。因此，可以說，如何現實地精雕細刻出明確化的規則也是事關證券投資者保護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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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證券投資基金在我國雖然發展時間不長，但發展十分迅速。而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法還不夠完善，文章針對基金的收益分配問題，介紹了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收益的范圍和分配方式及比例，并與其他國家的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最后指出我國基金收益分配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證券；基金；收益分配
1證券投資基金收益的范圍
證券投資基金收益是指基金管理人管理和運用基金所募集的資金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投資所取得的收入。與一般工商企業相比較，證券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會計主體，其收益的范圍以及確認標準問題歷來存在爭議，但由于收益范圍的界定又在相當程度上關系到收益的分配方案，影響各方經濟利益，所以必須要加以明確。目前，世界各國和地區大致有以下三種有代表性的收益范圍。
①大口徑方式，這種方式以日本為代表，認為證券投資基金收益應包括現金股利、股票股利、債券利息、其他利息和已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②中口徑方式，這種方式以美國為代表，認為證券投資基金收益應包括現金股利、債券利息、其他利息和已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不包括股票股利和未實現的資本利得(或損失)。
③小口徑方式，這種方式以我國臺灣地區為代表，認為證券投資基金的收益只包括現金股利、債券利息和其他利息，不包括股票股利和資本利得(無論資本利得是否已經實現)。
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規定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投資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利息收入包括債券利息收入、資產支持證券利息收入、存款利息收入、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收入等。投資收益包括股票投資收益、債券投資收益、資產支持證券投資收益、基金投資收益、衍生工具投資、股利收益等?；鸬氖找娣峙鋺斠云谀┛晒┓峙淅麧櫈榛鶞视嬎?。期末可供分配利潤指期末資產負債表中未分配利潤與未分配利潤中已實現收益的孰低值。如果期末未分配利潤的未實現部分為正數，則期末可供分配的金額為期末未分配利潤的已實現部分；如果期末未分配利潤的未實現部分為負數，則期末可供分配利潤的金額為期末未分配利潤（已實現部分扣減未實現部分）。
2證券投資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和比例
證券投資基金相對于固定收益證券，價格波動性更大，投資者承擔的風險也相對更高。同時，在基金收益分配中投資者的話語權不高。因此，為了保護基金投資者的利益，世界各國都強制規定了證券投資基金收益充分分配制度。例如，美國的法律規定，基金必須將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的95%以上分配給投資者，一般是每季度發放一次：基金的資本利得部分可以分配給投資者，也可以留在基金內繼續投資。收益分配以現金形式分配，但投資者可以選擇自動再投資。在日本，基金的收益原則上每年分配一次，所有的股利和利息應全部分配。對于資本利得，在彌補上期虧損后，剩余部分的10%應分配給投資者。累計未分配的資本利得在基金運作期滿后，再一并分配。我國臺灣地區要求基金的分配一般應當一年一次，并在會計年度結束后3個月之內進行。利息和股利全部分配，已經實現的資本利得也可以分配。分配采用現金方式的，投資者可以將分配的收益再投資。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規定，封閉式基金的收益分配必須采取現金方式，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年度收益分配的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凈收益的90%。開放式基金按規定需在基金合同中約定每年基金收益的最多次數和基金收益分配的最低比例，分配應當采用現金方式，但投資者可以事先選擇將所獲分配的現金利潤，按照基金合同有關基金份額申購的約定轉為基金份額?；鸱蓊~持有人事先未做出選擇的，基金管理人應當支付現金。同時，基金當年收益應先彌補上年虧損后，才可進行分配，如果基金投資當年虧損，則不應進行收益分配。
和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對證券投資基金收益分配的規定相比，我國對基金收益分配規定的
彈性空間更小，主要表現在：
分配方式上，我國要求以現金方式進行分配。而在美國和日本，投資者有更大的選擇權，既可以選擇現金分配，也可以選擇將分配的收益再投資。
分配比例上，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凈收益的實際分配比例大大高于美國和日本。我國要求證券投資基金分配的收益不低于基金當年凈收益的90%。而在美國和日本，只是要求將收益中的利息收入的絕大部分分配給投資者，資本利得部分參與分配的比例很低(如日本的10%)，或者是可以不參加分配。
3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收益分配存在的問題
我國關于基金收益分配的法律規定主要目的是為了有效保證投資者能及時、安全的獲得穩定的投資收益，但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仍存在著一些問題
3.1基金資產變現問題
基金在進行收益分配時，為了換取收益分配所需的現金，必須在之前大規模得將股票等證券資產進行變現。在股票的大幅賣出和買入過程中，不斷存在比較大的沖擊成本和交易成本，還需要較長時間完成建倉，有可能錯過市場機會，存在很大的機會成本損失。這部分損失將由投資者承擔，影響了投資收益。尤其當處于一個持續的牛市中時，為了分配收益而變現資產所造成的損失會更大。作為一種法規政策，我們認為目前強制要求基金以現金形式分配不低于90%的凈收益的規定是不足取的。事實上，基金每年較為集中地變現證券，已經對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3.2基金收益分配的規避問題
大多數的基金管理公司在收益分配問題上一直都表現的不夠積極，即使有大的收益分配政策出現，都配合和服從于“基金凈值歸于面值(1元)”持續營銷的需要。而且不少基金都通過基金分拆這一辦法來達到規避基金收益分配的目的。假如某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某個基金投資品種原先的每份凈值是2元，在基金份額分拆后，將原先的每份基金變成兩份以后，其拆分后的每份凈值就變成了每份1元。根據基金收益分配的條件可知，該基金管理公司就可以不進行基金收益的分配了。
Wind資訊統計顯示，盡管經歷了2006年到2007的大牛市，但仍有接近20只2007年之前成立的偏股型基金從2007年至今仍未分紅。其中，華寶興業、華安、華夏、上投摩根等基金公司旗下均有兩只基金入選“鐵公雞”之列。
3.3推遲基金收益分配的時間問題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既包括基金管理公司做為管理基金的管理人和人所作出的“逆向選擇”，也包括市場監管者制度設計本身的原因。由于投資者和基金管理公司之間存在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作為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不會總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有時甚至會犧牲委托人的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產生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基金管理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做為基金管理人依據基金契約的規定獲得基金管理費收入。基金管理費收入是按基金前一日基金資產凈值的一定比例(股票型基金一般為1。5%)年費率計算。這也就是說基金管理費收入的大小最終取決于其所管理基金資產凈值的多寡。無庸置疑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資產凈值越大，也就可以收取的更多的管理費，而基金收益又包括在基金資產凈值之中，這就導致了基金管理公司減少基金收益分配的數額或者推遲基金收益分配的時間。而這種基金管理公司利益最大化實現的基礎恰恰是建立在損害其基金投資人利益基礎之上的。
3.4基金收益分配不能滿足不同投資者的要求
按照心理賬戶的理論，投資者們對各種資產進行投資時通常將這些資產劃分成不同的層次，也就是放置在不同的心理賬戶，投資者對待不同的心理賬戶有不同的風險態度。低層的心理賬戶通常要求的收益比較低，如投資于貨幣市場基金、信用級別高的債券等，相對而言投資者要求安全，穩定，投資者在這一層的投資表現出極強的風險厭惡。所以對待這一層的投資者要保證收益分配次數和分配金額。而在高層心理賬戶上的投資通常要求收益很高，具有很大的增值潛力，如投資于高成長基金、股票等。投資者也能夠承受很大的風險，投資者在這一層的投資則表現出較強的風險偏好，因此對待這一層的投資者，他們追求的是長期的資本利得，所以收益分配次數和分配金額可以減少，但至少要保證規定的最低要求。而我國目前規定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少一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實現利潤的90%，并且應當采用現金方式，這種規定無法滿足不同類型投資者對收益分配的要求。
4證券投資基金收益分配的改進
首先，基金管理公司在設計基金產品時，應根據基金產品特性擬訂相應的收益分配條款，使基金的收益分配行為與基金產品特性相匹配。
其次，基金管理公司在設計帶有分紅條款的基金產品時，應當在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說明書中約定每年基金收益分配的最多次數和每次收益分配的最低比例。
第三，基金公司在上報產品的同時，要在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說明書中約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的，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至少應載明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潤、基金收益分配對象、分配時間、分配數額以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內容。
第四，基金合同以及基金招募說明書中應該約定：基金紅利發放日距離收益分配基準日(即期末可供分配利潤計算截止日)的時間不得超過15個工作日。
最后，基金合同中若約定“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額凈值不能低于面值”的條款，應詳細說明該條款的含義，“例如，基金收益分配基準日的基金份額凈值減去每單位基金份額收益分配金額后不能低于面值”。
參考文獻：
［1］黃慶平淺議規范基金收益分配的機制[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2008,(6).
［2］李俊英.我國公募與私募基金收益分配模式的制度比較[J].浙江金融,2007,(6).
［3］李國良.試論證券投資基金利潤分配改進[J].會計研究,2000,(2).
關鍵詞：證券投資基金；內部治理；治理結構；內部治理結構
1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內部治理結構的現狀分析
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內部治理結構都是采用契約型，李建國、何孝星深刻的談到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內部治理結構的現狀。
1.1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主體的缺位
（1）在契約型基金中，基金管理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中，無論是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還是經營層內部，都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體來代表持有人的利益履行監督職責。個人持股監督成本太高，不免形成“搭便車”的心理，和“用腳投票”的方式，造成基金持有人幾乎不能形成對基金管理人的有效監督。
（2）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中雖然規定了基金持有人大會可以修改基金合同以及更換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但卻將召集召開基金持有人大會的權利首先授予了基金管理人，其次是托管人，并對基金持有人自行召集基金持有人大會規定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基金份額持有人門檻，所以基金合同的修改以及管理人和托管人的更換事宜實際上均掌握在基金管理公司手中。
1.2基金托管人地位缺乏獨立性
我國現行法規中規定基金托管人有監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資運作之職責,但這種監督卻難以實現。這是因為:第一,基金的發起人一般就是基金管理人,他有權決定基金托管人的選聘。第二,由于基金托管人是按基金資產凈值0.25%的費率逐日計提托管費的,托管銀行基本上唯基金管理人的意志是從。另外,托管銀行市場競爭不充分,在12家托管銀行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有了整個托管市場份額的82.85%。
1.3對基金管理人的約束與激勵機制弱化
由于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主體的缺位與基金托管人缺乏獨立性，導致基金管理人損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加大了基金持有人風險。這些損害行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基金管理人對市場進行操縱，謀求自己的不當得利。其二，基金管理人直接損害持有人利益，為其大股東輸送利益。對基金管理人激勵機制弱化還表現在對基金管理人的激勵機制單一、聲譽機制傳導受阻。一方面，以管理費用為核心的有形資產激勵。另一方面，以聲譽為主的無形資產激勵。由政府審核代替市場競爭，結果必然導致基金管理人用賄賂機制代替聲譽機制，因為它更經濟更有效，從而使聲譽機制傳導受阻。
2我國基金的內部結構的優化
2.1加強持有人對基金管理人的約束
（1）引入授權組織（持有人大會、托管人、基金董事會、獨立董事等），由于投資者的高度分散性，引進“大股東”，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以形成對基金管理人的制約。比如引進保險公司、社?；鸢l揮大股東對基金管理人的監督，在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并存的基金市場上，機構投資者比個人投資者更具有實力和能力對基金管理者進行監督。
（2）實行基金持有人代表訴訟制度，強化對基金持有人的事后補救措施。目前，我國《公司法》雖對股東的訴訟權做出了規定，但尚未引入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由于目前我國基金治理結構中存在著“內部人控制”，投資基金中關聯交易現象十分普遍，基金托管人對基金管理人的監管職能根本就得不到保證，大大增加了基金運作的風險，因此在基金治理結構中導入基金持有人代表訴訟尤為必要。
2.2加強托管人對管理人的監管
作為基金發起人的基金管理公司有權選擇托管人，是造成托管人缺乏獨立性、導致其監督軟弱性的根源。要從根本上強化基金托管人對基金管理人的監管，必須改變基金托管人的選擇辦法。具體有兩種辦法：一種是由基金持有人直接選擇基金托管人，從經濟上切斷管理人與托管人的聯系。另一種辦法是借鑒德國的經驗，把對基金托管人的監督和選擇權交由監管機構。
另外，加強托管人對管理人的監管，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套基金托管人的收益--風險機制，即基金托管人既然獲取了基金投資者給予的基金托管費，就要盡心盡力對基金的運作進行監管。如果是因監督不力甚至與基金經理人“串謀”損害投資者的利益，那么就要承擔相應責任。這需要在有關法律方面建立相應的賠償制度。另外，就是引入外資銀行作為托管人，加大托管人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托管人的監管效率。
2.3完善對基金管理人的激勵機制
（1）使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持有人的目標函數保持一致。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兩個：第一，減少以凈資產值為基數按固定比率提取的固定報酬，增加業績報酬所占的比例，使基金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費更好的與基金業績掛鉤；第二，讓基金管理人持有基金份額，分享基金剩余索取權并承擔經營風險。為了提高激勵相容程度，應該提高基金管理人持有基金的比例，并嚴格限制其轉讓，盡可能使基金管理人與基金持有人風雨同舟。
（2）引入聲譽機制。聲譽機制是基金管理人出于長期利益的考慮以約束短期利益的沖動，它是維持基金管理人與基金投資者之間不可缺少的機制。例如，基金管理人出于增加管理費和計提業績報酬所做的凈值操縱不會存在，因為這是一種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辦法，與基金管人的長期職業生涯相比，一次性的業績報酬是不足道的。
2.4嘗試發展公司型證券投資基金內部治理結構
在我國，證券投資基金主要采用契約型內部治理結構，而在其他基金業發展已相當成熟的國家，比如美國則主要采用公司型。公司型基金首先是一個法人組織機構，它通常沒有自己的日常雇員，只設立一個基金董事會來代表基金持有人利益?；鸬亩聲申P聯董事和獨立董事組成，對股東負責，負責決定公司的營業目標，制定投資的政策和戰略，并控制管理目標的實施、監督基金各項運作?；鸬母黜椌唧w運作事務主要是委托其他公司完成。公司型基金的明顯優點就是基金持有人可以有更大的監督和投票的權力,可以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
3結束語
公司型基金與契約型基金的比較、選擇問題,雖然單純從契約的角度來看,公司型基金在治理效率上要優于契約型基金。對于兩種模式的選擇,最好的辦法或許是尊重投資者的簽約權,讓投資者去自由選擇,讓兩種模式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
參考文獻
［1］李建國.基金治理結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3-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