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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弱質性指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的發展,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和其他產業特別是與工業相比具有比較利益逐漸降低的特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農業生產面臨雙重風險
農業生產既是一個自然再生產過程,也是一個經濟再生產過程,因而面臨著雙重風險的壓力。一方面,農業生產可能會遭遇洪澇、干旱、沙塵暴、病蟲害和瘟疫等災害,生產形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然條件的好壞,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自然特點還直接導致了市場風險的產生。因為農業生產周期長,季節性強,農產品公共調整滯后于市場需求變化,而這種滯后反應帶來的市場風險往往只能由生產者自己承擔,這無疑會給農業生產帶來沉重的打擊。因此,農業需要政府的支持與保護。
1.2農業部門比較利益低,在社會資源配置中處于不利地位
農業部門的比較效益低下,不僅使農業部門缺乏對逐利資本的吸引力,而且難以阻止農業內部各種要素資源向非農產業流動,致使農業缺乏競爭力,最終導致農業的萎縮。圖1就說明了在市場和利益驅動機制的作用下,社會資源配置不利于農業發展的情況。
如圖1所示,AB曲線代表生產可能性邊界,社會的全部資源在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間進行分配,OA代表全部經濟資源配置在農業部門時所能提供的農產品,OB代表全部經濟資源配置在非農業部門所能提供的非農產品。OB>OA,表明非農產品生產的比較優勢大于農產品。假如初始資源配置在E1,這時農產品供給量為Oa2,非農產品供給量為Ob2。若增加農產品供給量,將經濟資源配置點移至E2,這時農產品供給量為Oa1,增量為a1a2;非農產品的供給量為Ob1,減量為b1b2,b1b2>a1a2,表明經濟資源從非農業部門配置到農業部門,轉移成本比較高。相反,如果將初始資源配置點從E2移至E1,即經濟資源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業部門,轉移成本比較低。這就說明了市場價格機制條件下人們不愿意將經濟資源主動投向農業的原因。因此,農業是一個需要政策性補貼的產業部門。
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業都需要得到政府扶持。對我國而言,農業弱質性表現得更為復雜,如自然資源條件較差,生產者素質較低,經濟形態多表現為自給自足的農戶經營,農業市場體系和社會化服務體系很不完善,參與國際競爭能力差。因此,在我國農業更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2農業的多功能性理論為農業補貼提供了依據
隨著生態環境保護和農業可持續發展需求的增長,農業被認為是一種多功能性的產業,突破了傳統認識的局限,給予了農業新的地位和作用。農業的多功能性是指農業除了具有商品生產功能外,還有土地占有、環境、糧食安全以及文化等功能。具體表現如下:從經濟的角度來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農業文化是傳統文化的基礎、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頭;從政治角度來看,農業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也是農民發展的依托;從環境生態的角度來說,農業保護了生物多樣性,為環境生態創造了巨大的價值。農業的多功能性決定了任何國家都要重視構筑農業產業體系間各個環節的互動,而非傳統的單一的農產品商品生產功能。此外,長期以來,人類自身生活與生產等活動消耗環境質量的生態需求,都是免費獲得滿足的。隨著資源的“硬約束”,人類不僅要遵循其固有的自然生態規律,還要或多或少地投入人類勞動,改善農業生態條件。農業再生產的實現問題,基本上不能通過市場競爭在物質上和價值上得到補償。因此,國家和社會必須給農業必要的保護與支持,以增強農業生態再生產的自生能力和自凈能力。
3公共財政理論為農業補貼提供了理論依據
市場在具有外部性的產品供給調節上存在失靈,這就需要政府的干預;同時農業產業本身的弱質性和基礎地位,也決定其需要政府的服務。從經濟學角度看,完善的基礎設施是私人有效投入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先行條件。農村基礎設施、農民的技術培訓和農業科研創新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們具有明顯的外部性(正外部性),但這些領域存在市場失靈和免費搭車行為。因此,要求這種農業正外部性“內化”,其主要手段是通過政府的干預,即要求政府一方面通過政策手段從社會上其他人所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來補償行為者的損失,將農業社會效益和農業經濟效益的差額返給農業;另一方面充當制度供給者、環境營造者和主要投資者的角色。
4利益集團理論為農業補貼提供了理論依據
奧爾森(Olson)在《集體行為的邏輯》中指出,人口規模小的利益集團相對于規模大的集團,其成員與集體行為有較深的利害關系,而且監督成本也比較低,比較容易克服“免費搭車”問題,從而具有較高的組織水平和較大的政治能量??梢姡粋€利益集團政治能量大小,不僅取決于它的規模大小,更重要的是取決于它的組織水平的高低及克服集體行為中“免費搭車”現象的程度。
具體到補貼政策的選擇,我們假定分為2個利益團體,一個是作為農業生產者的農民,另一個是非農產業的生產者及農產品消費者。那么,究竟是選擇對農民有利還是選擇對消費者有利的補貼方式,將取決于這2個集團的力量對比。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多數人從事農業,分布在廣泛的農村,大多數農業人口受教育少,對于一些隱蔽的不利影響毫不知情;即使他們確能知道這些,也會因組織抵制集團行動的代價過于高昂而難以實現。而大都市的人口雖然不多,但是比較集中,他們的收入很低,恩格爾系數偏高,高昂的食品價格勢必直接危及政府的城市安定。人數雖少但組織得很好的實業界,因為擔心生產費用上升會導致工人工資的提高,也會強烈反對食品價格的上漲。他們紛紛游說政府,使國家的補貼政策向城市消費者傾斜,這樣中國就出現了農產品“剪刀差”。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人均收入增加,恩格爾系數下降,城市居民對食品價格的敏感度降低;而且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環境保護和綠色農業的興趣日漸增加。與此同時,農業人口在減少,農村教育水平在提高,農村地區的通訊、交通運輸設施得到改善。農村居民對收入和生活水平與城市居民相比較所處的地位,變得越來越敏感;同時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的成本也相對降低。在這種條件下,當農業的比較利益下降,農民的收入狀況繼續惡化時,他們就會采取政治行動以建立城鄉平等關系,這樣國家的補貼重心轉移到了對生產者的補貼上來。為了提高補貼的效率,補貼方式由價格補貼等間接補貼向對農民直接補貼轉移。
論文關鍵詞農業補貼弱質產業公共財政利益集團
論文摘要從農業自身產業特點、農業的多功能性理論、公共財政理論、利益集團理論等方面多視角地分析了農業補貼的理論依據,以期為農業補貼政策的發展提供參考。
5參考文獻
[1]梁東黎,劉東.微觀經濟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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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正處于農業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時期,保障農業生產的穩定提高,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從現實情況來看,中國農業生產總產值增長緩慢、農業生產效益偏低、自然災害頻發等問題依然突出,這正是中國大力發展農業保險的重要原因。
1農業總產值低
且增長緩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得到巨大提升,農村經濟快速發展。但是,與制造業和服務業相比,農業產值低下依然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農業(包括農、林、牧、漁等)總產值低。2013年中國農業總產值為56957億元,占GDP總量的比例為10.01%,對GDP總值的貢獻率僅為4.9%,對GDP總值增長的拉動僅有0.37個百分點。農業總產值增長緩慢。自1978年以來,中國農業總產值一直穩定增長,以1978年為基期,2013年中國農業總產值指數為474.9,但與人均GDP指數1837.5相比差距較大。同時,以上年為基期,中國農業總產值增長率過低,1978—2013年中國農業總產值指數的平均值為104.6,低于GDP總值指數的平均值109.9和人均GDP指數的平均值108.7。此外,自2009—2013年,農業總產值增加值指數一直低于平均值104.6。發展農業保險,使其與農村微型金融相互補充,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可以積極發揮農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
2農業生產效益偏低
中國農業生產多為小農粗放經營方式,投入成本高,精力多,產量少,效益低。土地生產率低。2013年谷物單位面積產量為5894.22kg/hm2,2012年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為5301.76kg/hm2,然而2008—2012年,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年增長率平均只有2.25%,且2009年為負增長(-1.62%)。勞動生產率低。2013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只有443.46kg/hm2,2009年人均糧食產量增長率僅為-0.11%,2013年為1.59%,5年人均糧食產量年增長率為2.14%。農業保險可以消除農民的后顧之憂,根據自身的優勢和適宜性安排農業生產、精耕細作,逐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3自然災害
頻發中國土地廣闊,自然災害種類多樣,發生率高,農、林、牧、漁業受自然災害影響頗大。自然災害導致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1978—1991年,農業總產值增長率波動較大。1980年北方連續大旱,農業總產值增加值指數為98.5,比上年下降5.6個百分點,1985年遼河大水,農田大面積受災,農業增加值指數又比上年下降了11.1個百分點。1992年之后,農業總產值保持相對穩定,原因在于農業科技進步以及國家對農業災害補貼力度的提高。2012年和2013年農業土地受災面積(包括旱災、水災、風雹、冷凍等)分別為2496萬、3135萬hm2,國家對農業災害的補貼分別53.78億、51.07億元,2014年7月中央財政為南方暴雨洪澇、臺風等提供救助資金7.1億元。自然災害加劇農村貧困程度。王國敏經過測算,認為“水旱災害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平均每提高10%,農村貧困發生率增加2%~3%,按成災面積比例和受災面積比例估算災害彈性系數分別為0.26和0.17”。因此,大力發展農業保險,一方面可以通過資本市場獲得風險補償,減少國家財政負擔,保證農村經濟發展的相對穩定,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規避巨災風險,減輕自然災害對農村貧困的影響。
二美國農業保險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農業保險是中國農業發展的一道重要屏障,關系著中國經濟基礎的穩固和社會的安定。美國農業保險起步較早,已形成較為完善的體系,成為世界農業保險發展的典范。借鑒美國農業保險的發展經驗,從立法、發展模式、財政補貼、再保險等方面完善中國農業保險體系,對中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1建立完善的農業保險法律體系
美國農業保險法律體系完善,品種全面,覆蓋面廣,內容詳細,使農業保險類型由單一性走向多樣性和綜合性。中國2013年實施第一部農業保險法規《農業保險條例》,規定“財政部門按照規定給予保險費補貼,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同國務院農業、林業主管部門和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制定”,但是法規內容過于籠統,針對性不強。在今后的法律制定過程中,一是要注重細節,確保權威性和有效性。政府對保險費率、巨災補貼率、補貼額計算方法等方面逐步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保護農民利益,避免隨意性和混亂性。二是要分類明確,體現差異性?;谥袊洕l展的不平衡性,農業保險政策要因地制宜,同時應有針對性地對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等分類規定。
2動態調整農業保險發展模式
目前,中國農業保險由保監會管理,主要發展模式為“政府引導、市場運作、自主自愿、協同推進”。政府應根據農業發展現狀,動態調整農業保險發展模式:要對經濟發展水平做出準確的判斷和預測,作為制定農業保險模式的基礎。要對農業保險進行準確的市場定位。目前中國農業保險應定位于農業風險管理與分散,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可兼有農業收入轉移功能和福利功能。要把收支平衡作為農業保險的主要經營目標。農業保險是一項政策性措施,賠付率較高,盈利不是最終目的,應在保持收支平衡的基礎上,不斷減少保險費率、提高補貼率,維護廣大農民的利益。
3加大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力度
從美國農業保險發展歷史和趨勢來看,政府對農業保險給予的財政補貼力度逐漸加大,農業保險補貼密度和深度較高。美國普通農民投保CAT,保障水平為50/55,獲得政府對保費的全額補貼;對于額外保障保險,保障水平為55%時,政府法定保費補貼率由1980年的30%增長到1994年的46%,2000年上升至64%;當保障水平為60%時,政府保費補貼率為64%;保障水平為85%時,政府保費補貼率只有38%。2014年,美國政府給予農業保險的補貼約為保費收入的61.69%,保險深度為7.47%。因此,中國對農業保險的財政支持政策應當包括以下4個方面:提高農業保險補貼深度。2013年,中國農業保險業務規模居世界第二,中央財政補貼保費126.88億元,但農業保險密度為48.71元,深度為0.54%,而通常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保險深度為2%~5%。拓展農業保險補貼廣度。中國“三農”保險的承保農作物已達90多種,覆蓋農、林、牧、漁業,但農房保險、農機保險、農業基礎設施保險、森林保險等很少涉及。有差異性地提高中央財政補貼力度。以種植業為例,2013年中央財政對中西部補貼比例為40%,東部為35%,省級財政補貼約為25%,縣級補貼15%~20%,對于部分經濟落后地區,財政負擔很大。政府應提高中央財政補貼比例,減輕縣級財政負擔,提高中西部、革命老區、災害頻發地區的補貼比例。④稅收及費用補貼、巨災補貼。中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的90%需繳納企業所得稅,對農業保險業務的管理經營費用也沒有補貼,增加了保險公司的負擔。
4提高農民參保意識
(一)對于保險責任認定的滿意度保險責任是災害損失發生后,保險公司進行查勘定損的主要依據,是連接保險公司與農戶之間的利益紐帶。損失發生后,保險公司對于損失的合理判斷并及時給出賠償給付的結論是保險公司的義務,但在現實中,保險公司業務人員刻意規避其中的免責條款、誘導農戶購買和誤導其正確理解保險合同條款的現象屢見不鮮。農民對具體保險責任的滿意度。
(二)對于農保價格的滿意度農業保險本身的特殊性決定了農業保險的價格構成具有特殊性。我國雖然處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但對于農業保險的主要購買群體農戶而言,其自身可支配收入低,對保險價格非常關注。對保險價格的滿意度見表1。
(三)對于理賠問題的滿意度在災害發生損失造成之后,及時到達災害發生地點進行處理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步驟。在現實中,損失發生地一般是位置偏遠、環境復雜的農村地區,并且保險公司存在物力、人力和財力等多方面限制,在損失發生的第一時間,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無法立刻到達現場進行查勘定損;農戶對于農業保險的理賠服務滿意度較高,因為只要支付相對較少的錢就可以在災害發生時獲得足夠的賠償,這種以“小支出”獲得“大回報”的形式是農戶所樂意接受的。
二、實證模型
(一)模型選取針對前文分析,現利用Probit模型對農戶是否購買保費補貼政策下的農業保險行為進行分析。[4]一事件發生與否,可以用1或者0來表示,分別稱為響應(response)1和響應0,用以描述該事件的模型就稱為二元選擇模型,而Probit模型就屬于二元選擇模型。[5]Probit被設定用于分析在兩種可能性中進行選擇的定性數據,該模型提供了一種將x1和x2兩項指標的問題以及特征y是否發生的概率之間關系加以量化的辦法。Probit模型采用如下函數形式。用合適的非線性因子進行加權以后,系數βj衡量的是概率因x變動而發生變動。正βj表明x的增加將導致相應概率的提高,負值則表明情況相反。
(二)數據以及變量的選擇該研究的數據來自于2013年10月對于安徽省黃山市祁門縣的隨機抽樣問卷調查。樣本共采集430份,有效問卷302份,其中購買農業保險的用戶有106(35%)戶,不購買農業保險的用戶有196(65%)戶。[6]在保費補貼政策實行的情況下,對于農戶而言,購買農業保險的影響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農戶的總體耕地面積、農戶對保費補貼政策的認識程度、農戶自身的社會經濟特性以及財政對其補貼與否等。以上描述性的統計特征,見表2。
(三)模型結果分析運用EVIEWS3.1構建Probit模型,通過對180個數據進行分析,研究在財政保費補貼前提下,分析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影響因素,以確定對于農戶而言,哪些因素對于其購買農業保險的影響更大。通過表4,我們可以看出運用Probit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效果較好,擬合優度R2為0.8916,似然比統計量為24.9533,并且在1%的置信區間上顯著。從模型估計結果中可以看出,農戶總體耕地面積、對于農業保險保費的滿意程度、對于購買保險的重要性以及農戶自身的社會經濟特征都對農戶是否購買保險具有很強的統計顯著性影響。從表3中可以看出農戶認為購買保險將對自身生產、生活具有重要性這一因素對于農戶購買農業保險有促進作用,這一點也與我們在表1中預期相吻合,可看出農戶認為購買保險的重要性增加1%,則其購買保險的可能性將增加11.17%,農戶的務農時間、農作物純收入占總純收入的比重以及農戶對于現行保險保障水平的評價都與預期相一致,[7]而總體耕地面積、農戶認為現行保費是否合理和是否有政府財政救災補貼是與預期相反的,被調查農戶的家庭規模、農戶年齡以及受教育年限,我們也可以從表3中看出,農戶的家庭規模越大,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可能性就越小,這可能與農戶家庭負擔有關;而農戶的年齡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久,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可能性越大,這應該與農戶自身的經驗相關,與現實相符合。[8]
三、政策建議
(一)保障保費補貼政策資金落到實處農業保險成本高、風險高、收益低的特點決定了它的發展少不了政府財政的補貼支持,但在現實中,一些保險公司卻假借政策優勢,克扣、挪用、濫用補貼資金。[9]在這種背景下,政府和相關保險公司應該秉持“公開透明”原則,從健全制度的角度入手,做到政策公開、承保公開、理賠公開、服務公開和監管公開,保證補貼資金得以落到實處。[10]
(二)健全保險條例,完善經營管理觀察近幾年農業保險政策的實際運營狀況,我們發現其在保險條款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關政府和具體實施的保險公司應該比較國際農業保險條款,吸取其成功之處,并在市場調研的基礎上,保證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條款更加合理高效。保險公司經營管理能力的提高對于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的繼續發展意義重大,對于政策變動和與農戶相關的舉措出臺時,保險公司應該及時出臺相應的宣傳推廣方案,保障農戶的知曉率。
農業在我國的地位決定了財政農業補貼的必要性。民以食為天,農業是生存之本是,發展之根,是人類發展的基礎。一方面,工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業,農業是起物質生產和一切非物質生產部門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生產生產生產資料的重要市場。另一方面,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前提和基礎是農業,工農業生產的巨大差距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為城市擴張提供了土地和豐富的勞動力,因此農業資源師城市化發展的基礎。
二、農業補貼存在的主要問題
與發達國家成熟完善的農業補貼體系相比,我國的農業補貼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
1.農業補貼總體水平較低
從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和農業發展的戰略性出發,農業補貼勢在必行。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和弱質性要求我國農業要有競爭力要依附于我國的財政實力。盡管我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在近幾年對農業不斷地增加,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三農”補貼數量的不斷增加,但是年度間分配不平均并且出現地區分配不均的現象,一些地方的不重視導致財政補貼的不足,約束著農業的發展。
2.農業補貼的結構不合理
我國實行的農業補貼政策,制度設計缺乏系統性,因而結構失衡問題突出。首先,經常性補貼遠遠少于臨時性補貼。經常是為了應對農產品短缺而臨時進行的農業補貼。長期性和穩定性都不高。另一方面,補貼的重點不明確,對于農產品方面的補貼,主要集中于糧棉等方面,雖然已經開始有選擇的補貼,但是還是不能夠穩定和普及。再是,對于農業生產資料的補貼也較為缺乏。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最后,農民培訓等相關技術類項目的缺乏問題較為突出,農業技術推廣力度不大,進展遲緩,對于市場營銷服務的補貼性支持未明確。
3.農業補貼的管理體制不健全
農業補貼的實質是工業反哺與農業,城市支持農業發展。因此,農業補貼的根本受益者應該是農民,利益流向農民。但是在世紀農業補貼的操縱中,由于政府管理體制的不完善,有漏洞,補貼方式的不規范,導致農民的獲利少,主要原因是補貼措施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難以提新效果。目前,我國農業補貼主要分管于不同的部門,責任不明確,導致交叉管理,職能重疊,機構設置分散,部門利益嚴重,業務分割,各個部門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調。從而降低了農業補貼的效率。
4.農業補貼的金融法支持與保險水平較低
農業補貼的資金來源比較單一,主要依靠政府資金和吸收存款。面臨著“一農難支三農”的尷尬局面。不能夠有效的利用金融和稅收等手段。農業補貼金融體系還不健全,能力弱,農村資金缺乏,農民借貸風氣盛行,影響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農業補貼專注于農業的內部補貼,而忽視了農業生產環境的外部補貼。對于農民能力的培養和風險補貼較少?;A設施和糧食安全儲備體系不完善。農業人員的培訓以及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推廣力度低。因此,我國目前的農業保險補貼難以祈禱補償農業風險,穩定農民收入的作用。
三、農業補貼相關問題的解決措施
1.加大農業補貼力度,合理配置資金
政府應該加大農業補貼的總量投入,逐年增加投資額度,加大農業的一般服務力度,優化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力度.要著力提高農民收入,通過糧食直補的方式增加農民的直接收入,增強其學習的積極性。把農業補貼從流通環節轉移到生產環節中去。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2.優化農民補貼節后,有效的發揮農民的補貼作用
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著重發展重工業,農業,輕工業較次發展。農業發展結構不合理,導致我國長期以來請示農業的補貼,農業補貼安排不合理。因此,根據這種狀況,要著力改變現狀。一是建立經常性的補貼體系,以經常性的補貼體系為主,給市場主體穩定的預期。提高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二是強化重點,主要是農業補貼對象重點,對農業生產中的冗雜人員進行裁減,減少開支,增加對其他農業項目服務的補貼力度。這樣既能夠提高效率,也能夠提高效益。
3.完善農業補貼資金的管理體制,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建立完善的農業管理體制,要做到高效統一,職能明確,權力義務合理,合理統籌安排各種農業補貼項目。加強對相關部門的監督管理。在明確補貼目標的前提下,給農業生產提供相應的補償。通過法律建立一個完善的農業補貼體系,加強相關的組織建設,使之成為政府與農民溝通的媒介。政府應該制定合理的政策,幫助農業補貼的實行。
四、結語
[關鍵詞]農業政策農業補貼美國農業政策
一、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
1.農產品補貼政策
美國現行農產品補貼政策繼續沿用2002年農業法案中的“營銷援助貸款”、“貸款差價支付”、“固定直接補貼”和“反周期補貼”幾種政策工具,為農場主提供支持和補貼,構成嚴密的收入安全保護網。只是新農業法對補貼范圍和資格都做了調整。
(1)營銷援助貸款。營銷援助貸款是指生產指定農作物的農民在生產之前可以用預計的農作物產量為抵押獲得為期9個月的無追索權貸款。收獲之后,在貸款到期前,當市場價格高于借貸率與利息之和時,農民可以在市場上銷售農產品,償還貸款;當市場價格低于借貸率和利息之和時,農民可以以抵押的農作物償還貸款。
(2)貸款差價支付。貸款差價支付是營銷援助貸款的一種替代形式,當市場價格低于借貸率時,政府對于市場價格和借貸率之間的差額部分直接進行現金支付。這樣就有效緩解了營銷援助貸款為農產品信貸公司造成的庫存壓力。新農業法延續了2002年農業法對于貸款差價支付的規定,操作方式保持不變。除了ELS棉花外,所有營銷援助貸款的農產品都在貸款差價支付的范圍。
(3)固定直接補貼。這是一種典型的與農產品的生產、價格不掛鉤的補貼方式,屬于“綠箱”政策,農民可以自愿參加。政府預先確定作物的面積和單產,并對每種商品都規定一個固定的直接補貼率。補貼金額為補貼面積與補貼單產以及補貼率的乘積。
(4)反周期補貼。2002年農業法規定的反周期補貼是“基于價格的反周期支付”,即基于目標價格與市場價格和直接支付之間的差額確定補貼。當全國平均市場價格與直接支付之和等于或大于目標價格時,不進行反周期支付;反之要進行補貼。
2.農業出口補貼政策
美國的出口補貼主要包括直接出口補貼和出口信貸。直接出口補貼主要有出口促進計劃和奶制品出口刺激計劃兩個補貼項目。出口促進計劃是美國農業部向出口商支付現金,使得他們能夠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在目標國銷售美國的農產品,以應對來自高補貼國家和地區的競爭,達到占領市場份額的目的。奶制品出口刺激計劃主要用于促進脫脂奶粉、干酪和黃油的出口。
出口信貸。出口信貸是一種間接的出口補貼方式。它始于1982年,目前是美國最大的農產品出口支持項目,主要功能是為美國農產品出口商提供回款擔保。
二、美國農業補貼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1.加大農業補貼力度
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還具有傳統農業的典型特征。一是生產規模很小,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低,農民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很弱,基本農業生產單位是農戶,其目標往往是生產現有技術水平所能達到的最大產量。他們比美國農業生產者更難適應市場波動和自然災害等風險。美國的基本農業生產單位是農場,平均規模比我國農戶的生產規模大得多,具備經濟學意義上廠商的組織化特征和行為特點,按照利潤最大化目標從事生產活動。在經營管理上也更接近工商企業的方法,甚至雇傭職業經理人來進行農業生產管理。美國農業的產業化和商品化特征與我國農業中廣泛存在的自然經濟特征形成了鮮明對照。二是農業生產以農戶為組織單位且高度分散,使農民很難組織起自己的利益團體來提高產品價格、保護自己的利益。而美國農業生產者游說國會、影響政府政策和行為的能力非常強。
目前我國已經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應該逐步改變重工輕農的資源配置模式,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變工業從農業汲取為對農業反哺。政府通過財政的強制轉移應該是主要手段。在加大直接的財政轉移支付的同時,政府可以通過財政貼息方式引導和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農業的投入。
2.提高“綠箱”補貼水平
依據WTO《農業協議》的相關規則和已經做出的承諾,我國今后農業補貼結構調整的方向應該是,調整“黃箱”政策的同時,擴大“綠箱”補貼的范圍,并提高“綠箱”補貼水平。應逐步縮小糧食價格保護的范圍,重點為優良品種提供價格保護,同時,調整糧食收購價格,使之逐步接近市場價格,以減輕財政壓力,并將糧棉流通部門的“黃箱”保護價收購資金轉為直接向農戶發放的“綠箱”收入補貼。一是增加對農業科技研究的投入補貼。以設立國家農業技術推廣基金,對重大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給以資金傾斜。另外,對農民的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進行專項資助,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推動農業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增強我國農業的整體競爭力。二是重視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補貼。既間接地減少農民用于生產農產品的成本支出,增加農民收入,又通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增加農業發展的后勁,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三是增加對農村環境和生態保護的投入補貼。農村環境和生態狀況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政府應建立全國農業資源信息管理系統,用現代化的手段對農業資源進行管理和配置,向農民提供調整農業結構和保護生態環境的補貼。
3.逐步將農業補貼政策法律化,把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由政府行為轉變為國家行為
我國要對農業提供有效的補貼,必須建立健全有關農業補貼的法律制度:一是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內外統一、公開透明的農業補貼法律體系。二是強化農業補貼法律法規建設,要以保障對農民收入的直接補貼為核心,充分考慮我國財政的支付能力,兼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為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改革留出余地。三是優化“綠箱政策”結構,設定必要的“黃箱政策”條款,將合法的特殊差別待遇和例外條款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增加對農業生產環節和對農業生產者的直接補貼的法律規定,增強補貼的針對性和集中性,形成補貼的縱向優勢。四是以法律的形式確保對農業補貼的投入量,同時規定補貼結構及補貼方式。五是明確法律法規的表述,同時減少柔性條款,增加剛性條款,并增加對農業補貼的法定性和程序性規定。
參考文獻:
[1]陳錫文,程國強.美國新農業法對中國農業的影響與建議[J].WTO經濟導刊,2003,(3).
[2]馮繼康.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歷史演變與發展走勢[J].中國農村經濟,2007,(3).
第一部分何為農業補貼
農業補貼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資源轉移到農業領域,以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在入世后能夠對農業的補貼是指針對于國內農業生產及農產品的綜合支持。
在WTO農業多邊協議框架下,農業補貼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廣義補貼,即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其中較大部分如對科技、水利、環保等方面投資,由于不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稱為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綠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農業服務,如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咨詢服務、檢驗服務、農產品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2)糧食安全儲備補貼;(3)糧食援助補貼;(4)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5)收入保險計劃;(6)自然災害救濟補貼;(7)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8)農業資源儲備補貼;(9)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10)農業環境保護補貼;(11)地區援助補貼。
另一種是狹義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補貼又稱為保護性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造成直接明顯的扭曲性影響,一般被稱為“黃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農產品貿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休耕補貼等,一般稱“黃箱政策”。屬于“黃箱政策”范圍的農業支持與補貼,叫“黃箱政策”補貼。WTO《農業協定》的“黃箱政策”中規定給予了發展中國家特殊差別待遇,對發展中國家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補貼措施可免予削減承諾,簡稱“發展箱”。主要包括:(1)農業投資補貼;(2)對低收入或資源貧乏地區生產者提供的農業投入品補貼;(3)為鼓勵生產者不生產違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稱此為“發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情況與分析
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顯然不高,財政實際補貼的比率大約是2%―3%,總量補貼根本達不到8.5%。之所以在入關時關于農業談判中仍然堅持爭取較高補貼率,是因為這個補貼會自動成為每一種農產品進行“黃箱補貼”的上限,這樣對于我國很多大宗品種的出口影響甚大。所以,這個補貼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我國一些大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雖然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較低,但按照《農業協定》也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一是符合所謂的綠箱政策的,如我國1996-1998年平均支出為1514.2億元人民幣(182億美元)。主要對農業提供了“一般服務”補貼,達785.6億人民幣(95億美元),占“綠箱政策”補貼的52%;其次是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約383.8億元(46.4億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災害救濟、扶貧、農業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結構調整補貼等,我國尚未列入財政預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謂的黃箱政策的。我國在1996-1998年期間實施的“黃箱政策”主要有兩種,1、對糧食、棉花的政府定價收購及保護價收購。98年后政府逐漸縮小了糧食收購補貼范圍,如一些地區的小麥和玉米已經退出保護價范圍。2、農業生產資料價差補貼。如八十年代對農膜的補貼。三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箱政策,如國家對農田灌溉設施的投資補貼等。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財政對農業補貼的特點表現在:(1)補貼范圍的普遍性。財政對農業生產流通領域補貼,幾乎涉及到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全過程。補貼面較廣,補貼很分散,補貼的作用難以集中發揮,補貼的效果較差。(2)以價格補貼為主,貼息貸款為輔。大多數補貼用于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支農服務的收費標準,以及農產品購銷環節的補貼。這些補貼占財政對農業補貼的比重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用于糧棉油在流通環節的補貼達1866億元,占整個財政補貼總額的50%,其中絕大部分用于城鎮居民的消費補貼,農民從中間接獲得補貼利益。(3)補貼方式的隱蔽性。長期以來,財政對農業補貼方式多采勸暗補”的方式,即財政補貼資金不直接以財政撥入的方式進行,而是通過流通渠道間接地給予補貼。這種方式體現在農業生產中,帶有一種補質。但這種“補助”并不為大多數生產者所知曉,對生產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及主要構成
分析我國農業生產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主要構成,因為河南、河北、山東是我國的產糧大省,我們以這些省的農業生產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需要強調的是東北地區因為土地面積較大,情況有所不同,這里的分析不適合東北地區)當前在河南省,農業生產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幾部分組成(山東、河北類似),一是土地使用稅和各種提留與統籌;(可以簡單表示為A兩費一稅,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統籌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總的費用大約平均每畝為三十元,注:各地區情況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費用,平均15元/畝/次;三是種子費;四是化肥和農藥費用,平均大約八十元/畝;五是收割或脫粒費用15元/畝;六是運輸費和人工費。那么我們可以簡單計算這些河南、山東、河北等省主要農作物品種的生產成本。
以此計算這些地區小麥的生產成本為:15元/畝/次(耕作費)+10公斤*1.6元/公斤/畝+23元/50公斤碳銨/畝、18元/50公斤磷肥/畝和40元/50公斤鉀肥或農藥+15元/畝收割脫粒費用+50個人工+每年每畝的兩費一稅和統籌提留費用30元/畝。按照河南、河北、山東的平均經濟水平我們初步估計每個人工價值為5元。則可以看出現階段小麥的生產成本大約每畝總計為157元+250元=407元/畝(因為人工費用國家沒有統一標準,成本計算不一定準確,僅有參考意義)以河南省各主要糧食產地當前的實際生產情況來看(其它幾省情況類似),平均每畝的產量為400公斤,而且還需要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樣可以粗略計算一下上述幾省的小麥生產成本大約每噸1017.5元,即123美元/噸。
對比于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印度中等小麥為85美元/噸(FOB美灣),美國軟紅冬2號114元/噸(FOB美灣),硬紅冬2號126元/噸(FOB美灣),法國小麥106美元/噸(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國的糧食主產區的小麥并不具有國際競爭力。同樣可以計算上述這些地區其它作物的生產成本,如玉米的生產成本是825元/噸,大豆的生產成本是1480元/噸,也沒有明顯國際競爭優勢。(但是,河南、山東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因為不是主要作物,這里不做重點討論。)
第四部分我國進行農業補貼的必要性
因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還不發達,與發達國家相比,農業生產各個方面的差距都相當大。比如說我國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補貼,才能達到國際市場價格??梢哉f,入世后我國受到沖擊最大的首先是農業。如何在入世后保護農業生產,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是穩定我國糧食生產,保護廣大農民利益的重要保證,也是黨和國家努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這一切都要求對農業采取補貼和保護措施,以穩定農業生產,逐漸提高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對國內農業保護的手段之一,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這是有效地保護和提高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對我國農業補貼的建議政策措施
入世后,對農業的一切政策都要以《農業協定》中規定的農業補貼不超過8.5%為限度。那么,在農業協定的允許的條件下,從哪方面進行補貼最為有效果呢?
從我國過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補貼進行價格支持,采用保護價格收購措施,相當于對流通環節進行了補貼。但是,價格支持是需要削減的黃箱政策,而且根據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效果并不好。同時按照WTO《農業協定》要求,政府提供的價格支持應針對農產品生產者,而不應該是流通部門。因此,盡管今后價格支持在總量上有一定調控空間,但在支持結構及補貼目標上則需作較大的改革。應通過調整農產品價格支持目標、支持重點,深化農產品流通體系改革,逐步減少對流通環節的補貼,把支持與補貼的重點轉向農業生產者。
關于對農業的補貼具體的措施,我非常同意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課題組的建議,重點在以下幾方面:1.盡早改變和改革低效率的價格支持政策,將節省出來的寶貴財政資源,轉為直接補貼等其他對農業的國內支持措施,把“黃箱支持“轉為“綠箱”政策范疇的支出。
第一部分何為農業補貼
農業補貼是一國政府對本國農業支持與保護政策體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對農業生產、流通和貿易進行的轉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資源轉移到農業領域,以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在入世后能夠對農業的補貼是指針對于國內農業生產及農產品的綜合支持。
在WTO農業多邊協議框架下,農業補貼具有兩層含義:一種是廣義補貼,即政府對農業部門的所有投資或支持,其中較大部分如對科技、水利、環保等方面投資,由于不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發生直接顯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稱為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熬G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農業服務,如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咨詢服務、檢驗服務、農產品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2)糧食安全儲備補貼;(3)糧食援助補貼;(4)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5)收入保險計劃;(6)自然災害救濟補貼;(7)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8)農業資源儲備補貼;(9)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10)農業環境保護補貼;(11)地區援助補貼。
另一種是狹義補貼,如對糧食等農產品提供的價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補貼,這類補貼又稱為保護性補貼,通常會對產出結構和農產品市場造成直接明顯的扭曲性影響,一般被稱為“黃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農產品貿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種子、肥料、灌溉等農業投入品補貼、農產品營銷貸款補貼、休耕補貼等,一般稱“黃箱政策”。屬于“黃箱政策”范圍的農業支持與補貼,叫“黃箱政策”補貼。WTO《農業協定》的“黃箱政策”中規定給予了發展中國家特殊差別待遇,對發展中國家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補貼措施可免予削減承諾,簡稱“發展箱”。主要包括:(1)農業投資補貼;(2)對低收入或資源貧乏地區生產者提供的農業投入品補貼;(3)為鼓勵生產者不生產違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稱此為“發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情況與分析
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顯然不高,財政實際補貼的比率大約是2%―3%,總量補貼根本達不到8.5%。之所以在入關時關于農業談判中仍然堅持爭取較高補貼率,是因為這個補貼會自動成為每一種農產品進行“黃箱補貼”的上限,這樣對于我國很多大宗品種的出口影響甚大。所以,這個補貼率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我國一些大宗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雖然我國目前的農業補貼水平較低,但按照《農業協定》也可以分為以下幾方面:一是符合所謂的綠箱政策的,如我國1996-1998年平均支出為1514.2億元人民幣(182億美元)。主要對農業提供了“一般服務”補貼,達785.6億人民幣(95億美元),占“綠箱政策”補貼的52%;其次是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約383.8億元(46.4億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災害救濟、扶貧、農業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結構調整補貼等,我國尚未列入財政預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謂的黃箱政策的。我國在1996-1998年期間實施的“黃箱政策”主要有兩種,1、對糧食、棉花的政府定價收購及保護價收購。98年后政府逐漸縮小了糧食收購補貼范圍,如一些地區的小麥和玉米已經退出保護價范圍。2、農業生產資料價差補貼。如八十年代對農膜的補貼。三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箱政策,如國家對農田灌溉設施的投資補貼等。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財政對農業補貼的特點表現在:(1)補貼范圍的普遍性。財政對農業生產流通領域補貼,幾乎涉及到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的全過程。補貼面較廣,補貼很分散,補貼的作用難以集中發揮,補貼的效果較差。(2)以價格補貼為主,貼息貸款為輔。大多數補貼用于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支農服務的收費標準,以及農產品購銷環節的補貼。這些補貼占財政對農業補貼的比重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用于糧棉油在流通環節的補貼達1866億元,占整個財政補貼總額的50%,其中絕大部分用于城鎮居民的消費補貼,農民從中間接獲得補貼利益。(3)補貼方式的隱蔽性。長期以來,財政對農業補貼方式多采勸暗補”的方式,即財政補貼資金不直接以財政撥入的方式進行,而是通過流通渠道間接地給予補貼。這種方式體現在農業生產中,帶有一種補質。但這種“補助”并不為大多數生產者所知曉,對生產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及主要構成
分析我國農業生產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成本主要構成,因為河南、河北、山東是我國的產糧大省,我們以這些省的農業生產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需要強調的是東北地區因為土地面積較大,情況有所不同,這里的分析不適合東北地區)當前在河南省,農業生產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幾部分組成(山東、河北類似),一是土地使用稅和各種提留與統籌;(可以簡單表示為A兩費一稅,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統籌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總的費用大約平均每畝為三十元,注:各地區情況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費用,平均15元/畝/次;三是種子費;四是化肥和農藥費用,平均大約八十元/畝;五是收割或脫粒費用15元/畝;六是運輸費和人工費。那么我們可以簡單計算這些河南、山東、河北等省主要農作物品種的生產成本。
以此計算這些地區小麥的生產成本為:15元/畝/次(耕作費)+10公斤*1.6元/公斤/畝+23元/50公斤碳銨/畝、18元/50公斤磷肥/畝和40元/50公斤鉀肥或農藥+15元/畝收割脫粒費用+50個人工+每年每畝的兩費一稅和統籌提留費用30元/畝。按照河南、河北、山東的平均經濟水平我們初步估計每個人工價值為5元。則可以看出現階段小麥的生產成本大約每畝總計為157元+250元=407元/畝(因為人工費用國家沒有統一標準,成本計算不一定準確,僅有參考意義)以河南省各主要糧食產地當前的實際生產情況來看(其它幾省情況類似),平均每畝的產量為400公斤,而且還需要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下,這樣可以粗略計算一下上述幾省的小麥生產成本大約每噸1017.5元,即123美元/噸。
對比于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印度中等小麥為85美元/噸(FOB美灣),美國軟紅冬2號114元/噸(FOB美灣),硬紅冬2號126元/噸(FOB美灣),法國小麥106美元/噸(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國的糧食主產區的小麥并不具有國際競爭力。同樣可以計算上述這些地區其它作物的生產成本,如玉米的生產成本是825元/噸,大豆的生產成本是1480元/噸,也沒有明顯國際競爭優勢。(但是,河南、山東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因為不是主要作物,這里不做重點討論。)
第四部分我國進行農業補貼的必要性
因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還不發達,與發達國家相比,農業生產各個方面的差距都相當大。比如說我國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補貼,才能達到國際市場價格??梢哉f,入世后我國受到沖擊最大的首先是農業。如何在入世后保護農業生產,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是穩定我國糧食生產,保護廣大農民利益的重要保證,也是黨和國家努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這一切都要求對農業采取補貼和保護措施,以穩定農業生產,逐漸提高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也是世界許多國家對國內農業保護的手段之一,從其它國家的經驗來看,這是有效地保護和提高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對我國農業補貼的建議政策措施
入世后,對農業的一切政策都要以《農業協定》中規定的農業補貼不超過8.5%為限度。那么,在農業協定的允許的條件下,從哪方面進行補貼最為有效果呢?
從我國過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補貼進行價格支持,采用保護價格收購措施,相當于對流通環節進行了補貼。但是,價格支持是需要削減的黃箱政策,而且根據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效果并不好。同時按照WTO《農業協定》要求,政府提供的價格支持應針對農產品生產者,而不應該是流通部門。因此,盡管今后價格支持在總量上有一定調控空間,但在支持結構及補貼目標上則需作較大的改革。應通過調整農產品價格支持目標、支持重點,深化農產品流通體系改革,逐步減少對流通環節的補貼,把支持與補貼的重點轉向農業生產者。
關于對農業的補貼具體的措施,我非常同意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課題組的建議,重點在以下幾方面:1.盡早改變和改革低效率的價格支持政策,將節省出來的寶貴財政資源,轉為直接補貼等其他對農業的國內支持措施,把“黃箱支持“轉為“綠箱”政策范疇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