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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生態翻譯學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繼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之后,近年來翻譯界悄然興起了一種比較新的理論——生態翻譯學理論,它是在翻譯學跨學科研究和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轉型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中適應選擇論為基礎,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的理論范式,把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所謂翻譯生態環境是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人等互聯互動的整體”。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了生態翻譯學的概念,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整體性研究,它的特征之一是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同時以“生態學”和“翻譯學”為理論基礎,是具有跨學科特征的交叉研究。他提出“翻譯過程是一個適應選擇的過程,譯作需符合其所在的生態環境,即語言本身,語言的文化背景及交際的需要如目的語讀者的需求和翻譯任務發出者的要求”,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將翻譯方法簡單概括為三維轉換,即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維度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其原則為“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譯評標準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生態翻譯學是從全新的視角對當代翻譯學理論進行研究,為翻譯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其理論和應用也越來越受到翻譯學界的重視。
二、生態翻譯學指導下的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
(一)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的語言維適應性轉換
語言維適應性選擇轉換是指翻譯工作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進行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翻譯工作者在進行民俗文化翻譯的過程中,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形式,所以他們首先要做生態環境的適應者,在充分考慮翻譯的整體生態環境后。再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對譯出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選擇。從而對譯文進行轉換。例如:原文: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是獨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會。園區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動漫、冰雪演出、冰上雜技、冰雕展覽等項目為一體,將科技、藝術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樂園。從20O0年起,已逐漸形成了南有三亞、北有哈爾濱的中國旅游新格局。譯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龍江民俗翻譯的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翻譯不僅是不同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行為,更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文化轉換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著語言思維、表達方式、民俗、美學、心理學等諸方面的差異,就使得在一種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傳播到另一種文化時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去解釋。這種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側重于關注黑龍江民俗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和內容上存在的差異,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因此,譯者在翻譯黑龍江民俗文化的過程中應盡可能地保留原語中的文化傳統和最大限度地再現原語文化,使讀者體會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異和異域特色,實現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國北方農村,是漢族傳統民間民俗舞蹈。9o年代成為一種群眾性自娛自樂的健身活動?!弊g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們特有的文化娛樂運動,在我們境內游客的生態環境中耳熟能詳,但對于一些外國游客和讀者而言卻深感晦澀難懂,為了避免他們對此產生歪曲和誤解,我們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們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種民間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龍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豐富和發展目的語文化,擴大外國游客和讀者的文化視野,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跨文化交流,實現文化維的適應與選擇。
(三)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的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在黑龍江民俗翻譯中的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中,譯者除了要考慮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轉換,即考慮原文、原語、譯文、譯語的不同語言思維方式、表達習慣和文化背景,還要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層面上,關注原文定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實現了其信息功能、表達功能和呼喚功能。原文:“哈爾濱在20世紀初就已經生產啤酒,哈爾濱130啤酒廠已有百年歷史。主要品牌是‘哈爾濱’和‘新三星’。”譯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成為哈爾濱人們信息溝通、社會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橋梁。哈爾濱人喝啤酒實際上是一種社會交際的方式。在這里當某人邀請別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請去喝啤酒的時候,就意味著雙方交際的開始?!癏arbin”and“Three8tal~”是哈爾濱特有的啤酒品牌,這種譯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語的發音,簡單直觀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異和異域特色,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樣的表達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爾濱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夠擴大游客對未知事物的文化視野,加深游客對該品牌的記憶,同時增加了哈爾濱啤酒的廣告效應,起到一個宣傳、呼吁的作用。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生態翻譯學,譯者,“雙重”身份
一.引言
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譯開始轉向對翻譯文本的譯者和接受者(讀者和譯語文化的接受環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翻譯理論的根本問題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譯者主導、譯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特別是譯者在翻譯生態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發展研究。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1],它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這里的譯者具有動態的“雙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與制約,另一方面又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的選擇與操縱。譯者的這種“雙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譯者既是原文的“讀者”、又是譯文的“作者”。
回顧20世紀以來國內古典詩歌英譯研究狀況,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應該譯成韻體還是散體”[3]?;蛑芈曧?,用傳統英語詩律翻譯唐詩,以求再現唐詩的整體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體譯詩,以求傳達唐詩藝術的真質。這兩種方向,既有其成功之處,又有其遺憾不足。詩律有礙達意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因形害義”;而達意又要丟棄唐詩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損害了唐詩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理論對唐詩的翻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從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譯者一譯文”三元關系視角看[4],我們從譯者居中的位置向兩端審視,由此演繹出來的譯論構架也有可能相對‘中和”穩定?;谶@個理論視角,筆者認為唐詩英譯的過程是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其實質是譯者適應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譯者在其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本文運用“生態翻譯學”來分析著名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雙譯本的異同,探討唐詩翻譯中譯者的雙重身份。
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英譯對生態翻譯學的體現
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包括了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維’地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和至少‘三維’的選擇轉換,才有可能產生恰當的譯文”[5]。從這個意義上說,許淵沖和龐德在英譯《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過程中適應原文和譯語文化生態環境、繼而做出對原文的主題思想“取便發揮”,這種做法又可以解釋為是兩位譯者適應其生存境遇的一種選擇。
2.1 譯者是原文的“讀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
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具體表現為對“能力”的適應。譯文產生過程的第一階段即“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者,“重點是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2]翻譯生態環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別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那么,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要選中的,可以說應當是詩人譯者,或者是對中國古典詩詞有一定造詣的譯者論文格式模板。許淵沖先生是“詩譯英法惟一人”,他用韻文來譯,顯示出了中國翻譯家力求保持中國古詩詞民族特色的訴求。美國詩人龐德改譯的《華夏集》包括《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中國古典詩詞十九首,其譯文語言簡練、流暢而不浮華,遣詞造句富于現代氣息。艾略特為此稱贊龐德為“中國詩歌之發明者”[6]。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英譯本中許淵沖和龐德這兩位文學大師的譯文得到廣泛流傳,說明兩位譯者不僅沒有被“翻譯生態環境”給淘汰掉(比如或審稿者“未通過”、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讀者“不愿看”、或譯評者“不認可”等等),而且其譯作也做到了“適者生存”。
2.2 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實施對譯文的選擇
譯者不僅要適應翻譯生態環境,還要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支配。因此,在譯文的產生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生態環境選擇譯文,“重點是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2]。這時的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譯者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選擇”[2]。這種選擇性適應集中體現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上。評判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首先要看譯者是否多維度地適應了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維”轉換。本文從這三方面看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兩譯本的異同。
2.2.1 譯者對語言維的選擇轉換
“語言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7]。
在形式上,唐詩整齊、簡練,信息載量豐富;英文詩中冠詞、介詞、連詞常常是不可缺少的,這就使得在行數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難。作為七言絕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體現了唐詩布局合理,排列整齊,富于建筑美的特點。在兩篇譯文中英語專業畢業論文,許淵沖先生的譯文保存了原詩的這一特點,也是四行,而在音節數上是呈遞減趨勢,從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漸漸遠去,消失在天際的畫面,從詩的形式上與情境遙相呼應。而龐德采用了現代自由詩體譯成了散文詩,他認為,翻譯不應該受原語句法的限制,應該根據譯語的表達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譯語表達習慣的句法表達思想。筆者認為,唐詩乃中華文化之瑰寶,有其特定的形式與內涵,所以譯者在適應譯語生態環境的同時,需要發揮譯者的主體性,選擇和原文較為一致的形式來傳達詩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筆者認為,兩篇譯文中,許的譯文較為突出。
在韻式方面,詩人頗具匠心地選擇了/樓/州/流三個聲調悠揚的韻腳,吟誦起來余音裊裊。這與孤帆遠去、江流天際的景象以及詩人目送友人、以及對友人無窮無盡的思念十分切合。在這兩種譯文中,許淵沖的譯文保持了唐詩的音韻美,采用了aabb式的韻腳的轉換,并在句數上采用了絕句的四行式排列。而龐德譯這首詩時運用現代自由詩體??梢?,由于兩名譯者的體會、判斷和選擇的不同,即使是對同一首詩,也會產生不同的譯作。
2.2.2 譯者對文化維的選擇轉換
“由于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上和內容上往往存在著差異,為了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解原文,譯者不僅需要注重原語的語言轉換,還需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并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1]。
首句“故人西辭黃鶴樓” 在“黃鶴樓”送行富有文化內涵。許譯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東而行,又傳達出了黃鶴樓的文化內涵:黃鶴樓既是傳說中仙人飛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覽圣地和中國詩人經常留下詩句的地方。龐德在此句的譯文中保留了古風和異國情調,例如英語專業畢業論文,他選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黃鶴樓”原因在于這兩個詞作為名字好聽,和“故人”的漢音有點類似,帶有一點恰當的異國情調,放在詩歌的開頭和首句末顯得親切、自然,對整體意境傳達起著一定的作用。
次句“煙花三月下揚州。開元盛世的“揚州”是當時整個東南地區最繁華的都會,象征著欣欣向榮,充滿希望。通過對詩人寫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證當時的揚州確實是李白心之所向。許譯用River Town向譯文讀者點出了揚州的水鄉特征,有助于譯文讀者產生有益的聯想。龐德的譯文舍棄了表示目的地的“揚州”,而換成了一個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煙如霧的花叢隨著孤舟漸行漸遠,慢慢地變得模糊不清。這一意象凸現了一個動的過程,孤舟的遠去,花叢的逐漸模糊與送別之人的心情交相輝映,送別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華。
文化傳遞本來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對詩歌而言尤為如此。兩位大師在文化維的選擇轉換都是在翻譯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生性,應用他們各自的語言來體現兩種文化的轉換,都選擇盡量把文化內涵傳達到位, 可謂都是較為好地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而做出的翻譯。
2.2.3 譯者對交際維的選擇轉換
“翻譯過程中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說譯者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1]論文格式模板。詩歌在交際維層面的轉換體現為原文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通過譯者的橋梁作用,讀者與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產生共鳴,促成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間交際目的的實現。因此,譯文中意境的傳達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詩意賴以飛翔的翅膀,是一種軟信息的傳達。
詩的第三、四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從表面上看,這兩句詩全是寫景,實際卻描寫的是李白送別詩友時的惜別深情。許譯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無窮無盡,這種空間上的延續也能表明詩人送友人時的悵惘情懷。原文中的“流”這個意象,許譯為“rolling”,表示的是長江的氣勢和浩蕩,與詩人感傷的情緒形成了對比,襯托出詩人對友人的無盡思念。龐德對兩個意象的英譯仍然沒有逐字對譯,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將一葉白帆遠去消失在天邊的畫面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將“天際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來,構成了一幅動靜結合的山水畫英語專業畢業論文,這一方面充分表現了中國詩歌的特色――詩中有畫,畫中有情,另一方面讓西方讀者可以透過詩中突出的語言意象了解到異域文化,潛移默化地領會到詩中所蘊含的情感意味。這樣的譯詩,經過內容和形式上的“轉述、改寫、變形”后,在當時客觀的時代文化氛圍中大獲成功,這是譯者龐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詩歌的成功“出訪”。在這部分譯文中,兩位譯者對原文的處理增減恰當,將原詩中的“詩眼”和美的意境一覽無余地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從翻譯創生性來看,兩位譯者是發揮其主導作用,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下實現了交際目的,堪稱最佳翻譯。
三.結語
綜觀兩篇譯文,通過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分析,兩篇譯文各有千秋。為了形成“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各自都盡可能地跟原詩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傳達了原詩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譯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時空差距和文化差異,從各自的審美視角出發,通過譯作竭力將壯麗的畫卷忠實地再現在譯語讀者面前。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心”的活動。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不僅要忠實于原作,對原者負責;同時是譯文“作者”,要服務于讀者,對讀者負責。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雙重”身份表明譯者是翻譯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譯者是翻譯的真正主人,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適應選擇過程。譯者的素質越高,他在翻譯的過程中“適應”與“選擇’才會完成得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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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特色政論文 生態視角 語言特點 英語翻譯 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幾年,中國奧運會和世博會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國文化讓世界都著迷了,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和中國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及各國人民都對中國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論文就成為他們了解中國的一個途徑。政論文的翻譯對譯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譯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態視角與語言翻譯的結合所建立的新翻譯策略就能夠很好地幫助譯者做好翻譯工作。
一 中國特色政論文的語言特點
1.政論文概述
政論文,是政治性論文的簡稱,它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政論文論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問題。從政論文的性質來講,中國政論文是帶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傾向性的議論文;從政論文的內容來說,它論及中國的國家機制和方針政策;從表現形式上看,政論文的出版和發行都是由政府機關負責的,如《人民日報》。
2.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的主要功能是宣傳、號召、表達、勸說。政論文的功能也決定了政論文的特點。與其他文體相比,政論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勸說力。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政論文在政治體系中表達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見,政論文在國家維持秩序穩定、解決社會矛盾時起到了重大的引導作用。這些都要歸功于政論文的強大勸說力。
二 生態翻譯學
將生態視角和翻譯學相結合催生出了生態翻譯學,生態翻譯學有九個研究理論視角:(1)生態范式;(2)生態理性;(3)關聯序鏈;(4)翻譯生態環境;(5)譯者中心;(6)譯有所為;(7)適應與選擇;(8)“三維”轉換;(9)事后追懲。
1.生態范式
生態翻譯學曾多次對譯論范式進行定位,筆者最同意的一個定位是,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是從生態理性和生態視角對翻譯進行研究的,其生態范式和研究領域的性質被定位為“翻譯即適應與選擇”。
2.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翻譯所涉文本、文化語境、“翻譯群落”以及由物質和精神構成的集合。翻譯生態環境在其范圍上分為大環境、中環境、小環境。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分為物理環境和精神環境。對譯者來說,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環境的集合就是翻譯的生態環境。
三 生態視角下的翻譯策略
政論文中的術語所含范圍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覆蓋面很廣。由于政論文的特點,對譯文的客觀性要求很高,在翻譯時譯者就不能翻譯得太主觀,要求有很高的忠誠度。有些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在英文語境中是找不到相應意思詞匯的,這就要求譯者能在保持忠誠度的基礎上進行發揮。既要內容豐富,又要求表達準確,這一點對譯者來說是一大挑戰。
翻譯生態理論強調不同語種翻譯之間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圖“將其他種語言的‘不潔’拒之門外,保持本族語的純凈”,注重“語言的生態學,即清潔性、倫理性和綠色性”。其具體翻譯策略介紹如下:
1.直譯
第一,逐字翻譯。一些縮略語,它們所表達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這樣的句子適合使用逐字翻譯法,可在保留其原來的形式的情況下進行直譯。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睆淖置嫔侠斫饩褪牵荷桶踩际堑谝晃坏?。所以可以這樣翻譯:“Life and safety first.”這樣,既表達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譯文以最簡練形式表達出來。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釋義。有些政治術語是具有節奏性的,形式整齊,內容豐富。如,“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边@就可以使用此譯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譯+意譯
政論文中有許多地方都有其深層含義,不能使用逐字翻譯的方法,這樣會使意思表達不明確,外國人在理解時會出現問題,運用生態翻譯理論也正是為解決這一問題。
第一,保留形式+結構內釋義。結構內釋義是只對結構進行細微改動,有技巧地將濃縮的意思表達出來。如:“兩縱十橫、六河連通”,可以翻譯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結構外釋義。結構外釋義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國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譯這部分時可根據翻譯生態理論的要求將原文中沒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語的習慣翻譯出來,在翻譯時保留中國特色。
3.意譯
在政論文中,一些專業術語是帶有數字的,而在翻譯時含義的重要性顯然大于數字,其數字在翻譯中是可以不顯示的,這樣就可以意譯。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數字。比如“三農”一詞,在翻譯時就可以使用這種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這也是官方的翻譯方法。在翻譯時也會發現,有些句子是非常適合這種翻譯方法的。
第二,補譯。專有名詞是可以用補譯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在翻譯過程中要注重對幾點原則的把握:精確、最簡化、重視、完整、自然。
綜上所述,在翻譯時,要看看能否直譯,在保留原文含義的基礎上,保留其表達形式。直譯的要求就是,在表達精準的同時做到最簡化。在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上,要以直譯優先。如果直譯不能做到對原文翻譯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慮直譯+意譯的方法。當然,在實際翻譯工作中常會出現一些問題。
1.翻譯時的語言屬于機械轉換類型
語言翻譯是把兩種文化和思維模式在語言中聯系起來的橋梁,是一種再創造的勞動,而不是機械轉換,機械轉換這種翻譯方式也是生態翻譯法著重要糾正的一種翻譯方法。因此,在翻譯之前做好準備,搜集好資料,是準確翻譯和傳達原文含義的重要環節,也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翻譯前的準備工作可以幫助譯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義。理解是翻譯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準確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實地將它翻譯成目標語呢?在日常生活中,譯者要注意積累詞匯和翻譯技能,運用時代的產物(網絡)和其他途徑查找出可以表達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邏輯分析能力在翻譯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時候,政論文的獨特特點都需要譯者對原文的結構、邏輯、含義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決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進行翻譯。在翻譯學習的過程中,要多閱讀些翻譯家的作品,找出最適合的翻譯方法。
五 總結
譯者在對政論文進行翻譯之前,要對政論文的特點、意義和風格有所掌握,深入體會生態視角翻譯理論的精髓,不斷積累知識和經驗,在經驗中不斷揣摩、研究,最終達到在翻譯過程中能夠選擇最佳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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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翻譯技巧;《豐乳肥臀》;生態翻譯論;文學作品翻譯
引 言
根據胡庚申2001年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翻譯的過程可以看作是譯員多層次、多維度的適應和選擇。翻譯者對于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過程主要是三個方面,語言維度、文化維度和交際維度。就翻譯的適應和選擇而言,葛浩文的成功翻譯促成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堪稱典范。因此,對于廣大翻譯工作者來說,葛浩文所采用的翻譯方法和翻譯技巧都是很有實際意義的參考。
一、理論基礎: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首先是由胡庚申教授(中國清華大學)在2001年提出來的。這是翻譯研究的新模式,是從生態學角度來描述和解釋翻譯學的。生態翻譯學在新世紀之初應運而生, 既有全球因素, 又有中國因素; 既有客觀因素, 又有人為因素; 既有其偶然性, 更有其必然性。本文指出, “關聯序鏈”的認知路徑、 “類似同構” 的生態特征、 “適應”、“選擇” 的理論體系以及“論/ 學一體”的同源貫通, 是生態翻譯學發生和發展的基礎、前提和條件。
(一)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更為明確地是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翻譯生態環境”構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翻譯生態環境是影響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 胡庚申,2004: 128)
(二)三維轉換
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將翻譯方法簡括為“三維”轉換,即在“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原則之下,相對地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二、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來分析《豐乳肥臀》譯本
(一)《豐乳肥臀》譯本中使用的翻譯技巧
葛浩文在翻譯《豐乳肥臀》時,主要使用的翻譯技巧有增詞法、省譯法、合并法轉換法等,來實現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選擇。
1.增詞法
Example 1:
【Original book title】: 豐乳肥臀
【Translation】: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豐乳肥臀》講述了自1936年以來在上官家庭發生的風云變幻?!柏S乳”和“肥臀”代表了貫穿整個小說中的母親形象。如果這個標題只是直譯不加任何解釋的話,西方讀者可能會對這本小說產生誤解,女權主義者也會提出反對的聲音。因此葛浩文加上了一個副標題――“a novel”來避免對這部小說的誤解。
2.省譯法
Example 2:
【Original】 【Translation】
飛躥起幾十丈高(莫言, 2003: 72) flew high into the sky (Goldblatt, 2004: 128)
冰層約有一寸厚(莫言, 2003: 72) as thick as a hand (Goldblatt, 2004: 129)
半斤重的大膏藥 (莫言, 2003:77) a heavy medicinal plaster (Goldblatt, 2004: 138)
在原文中,作者用中國的量詞“尺 ”, “寸”, “丈”, “斤”等來描述高度,厚度,或者是重量。事實上,沒有必要告訴目標語讀者真正的數字。因此譯者用符合目標語習慣的方法來主動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
3.轉換法
Example 3:
【Original】但現在被上官魯氏擺成“大”字形的身體占據了。
(莫言,2003:130)
【Translation】…but it disappeared beneath her outstretched body.
(Goldblatt, 2004: 212)
Example 4:
【Original】 戴著高筒禮帽、留著兩撇尖兒上翹八字胡的車夫也不是個一般人物。(莫言,2003: 92)
【Translation】…in a top hat and sporting a handlebar mustache, was not your ordinary driver. (Goldblatt, 2004:160)
莫言分別用八字形、八字胡和大字形來表現胡子和身體的形狀。然而,要找到英語中對應的表達是不可能的。因為英語是字母語言而不是象形文字,因此譯者把“八字形” into “inverted V”,“八字胡” into “handlebar mustache” and “大字形” into “outstretched”,這實現了在讀者腦海中描繪出相似圖片的效果,西方的讀者也能夠很好地理解轉換翻譯過后的版本。
三、總結
此篇論文從生態翻譯學的角度,對葛浩文《豐乳肥臀》譯本中的翻譯方法和技巧進行了研究??偟膩碚f,從譯者角度來看,為了實現信息傳達者的角色,也為了幫助實現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化和交際功能,生態翻譯學的核心就在于適應和選擇。通過研究了葛浩文譯作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希望這篇論文能夠為《豐乳肥臀》譯本提供深入而有見地的啟發。
參考文獻:
[1]Goldblatt, Howard. Big Breasts & Wide Hips: a Novel [M]. London: Methuen. Arcade Publishing, 2005.
[2]Hu, Gengshen.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4): 283-291.
[3]方夢之. 從核心術語看生態翻譯學的建構[P].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010,澳門.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文化學翻譯;對比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學翻譯學
翻譯的文化轉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討會。這次會議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統理論的學者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學者集中到一起,會上Lefevere指出翻譯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綜合性的能夠指導翻譯產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文學與語言學翻譯理論的構建都有幫助,這一理論是動態的,不斷演變的,時刻接受實踐的檢驗,理論與實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這一理論指導的翻譯實踐將會影響譯語文化的發展。Lefevere的這一言論奠定了翻譯研究下一個發展階段的基本原則,Lefevere言論的核心是反對傳統的評判式的翻譯立場,拒絕把翻譯研究單純定位于文學或語言學領域,這開辟了翻譯研究的獨立空間。最先在文化翻譯領域進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統理論學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創造了多元系統這一名稱。他指出,譯作與多元文學體系的關系不能簡單定位于次要與主要,或從屬與支配的關系,而是依據文學體系的具體情況而變化。
文化翻譯領域的另一學派――文學翻譯的操控學派在某種程度上與多元系統理論異曲同工。這一學派把翻譯定位于比較文學的一個下屬分支學科,其代表人物有荷蘭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國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學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經指出:“從目標文學的角度出發,所有的翻譯都隱含著為實現某一目的而對原文的某種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學操控學派一開始是和語言學翻譯學派針鋒相對的,不追求嚴格的對等而追求某種程度的操控。
概括來說,文化翻譯注重翻譯與譯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關系,關注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
與語言學翻譯觀相比,文化翻譯觀以譯文為重心,強調譯者的能動作用,重視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以及翻譯對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譯觀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翻譯的結果,把翻譯的結果放在社會文化語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側重文化交流與融合,并關注動態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譯文較為靈活,譯者的作用可以充分發揮。文化翻譯觀以雙語文化為取向,根據交流的需要,偏重譯語或原語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異性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積極進行交流與融合。
二、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是一個由中國學者首倡的翻譯研究的學問,是近年來在翻譯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構建的又一新穎嘗試。2001年以來,胡庚申教授通過其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及數十篇論文的深入論證,已基本確立起一套以生態學視角進行翻譯研究的話語表述方式、評估語言、評估方式和評估標準。
生態翻譯學的確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國翻譯》上發表的“生態翻譯學解讀”一文為標志;2010年11月在澳門舉行的“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更是讓學者們看到生態翻譯學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生態翻譯學在不斷充實和完善。然而這一理論的出現和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順應各種趨向、適應翻譯研究各層次生態環境的成果。
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主張用整體、立體、動態的眼光看待翻譯行為,探討翻譯生態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發展基本規律,從生態視角描述和解釋翻譯活動和翻譯現象及其成因,是能夠對翻譯本體做出新解的翻譯理論范式。生態翻譯學的代表人物是清華大學的胡庚申教授。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 所謂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翻譯生態環境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生態翻譯學所遵循的翻譯原則一方面是“多維度適應”,另一方面是在多維度地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做出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適應性選擇”,即概括為:“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具體來說,“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翻譯原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原則上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度地適應,繼而依此做出適應性地選擇轉換。生態翻譯學認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所謂“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適應”和繼而依此、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某譯品的“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適應選擇度”也就越高。在翻譯的重心上,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中心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的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具體來說,翻譯過程是譯者對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白g者為中心”是以突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為目的,以從譯者為視角對翻譯活動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為途徑,以彰顯譯者主體、發展譯者能力為特征,以譯者為終極關照的翻譯觀?!白g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使譯者真正成為“主宰”者,從而名正言順地由譯者來主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以至“譯有所為”地創生譯文、影響譯語的文化和社會。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生態翻譯學在很多方面與文化學翻譯學存在一致性,是對文化翻譯學研究范式的繼承,但同時在很多方面,生態翻譯學又是對文化翻譯學的發展。生態翻譯學在理論基礎、基本理念、翻譯實質、翻譯過程、翻譯原則、翻譯方法和譯評標準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語言文化的范疇,把翻譯置于整個社會的大生態環境之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雖然生態翻譯學的發展才不過十幾年的時間,但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具有不同于傳統譯論的理論體系,并在不斷完善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胡庚申.從譯文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應用例析[J].外語教學,2006,(4):50-55.
[2] 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觀[J].上海翻譯,2008,(2):1-5.
[3] 孫紅梅.語言學翻譯觀與文化學翻譯觀之對比淺析[J].高等函授學報,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翻譯生態環境;口譯質量評價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廳青年基金項目成果 項目編號:s2011228)
1、 引言
影響口譯質量的因素眾多,既有人的因素,如譯員自身的口譯表現,口譯交際活動的其他參與者,如發言人、聽眾、活動主辦方、其他在場譯員、譯員雇傭方等不同的視角和期望,還包括交際活動中非人的因素,如交際背景、目的、內容、方式等。也就是說評價口譯的質量要從這些眾多因素的角度來評價,因此盧信朝老師認為,口譯質量標準可以從兩個方面討論:一是口譯的基本標準,即以譯員為主要觀測點的口譯的一般質量標準;二是口譯標準的多重視角,即口譯交際活動所有參與者不同的質量視角以及交際中非人因素影響下的質量視角。但是就一個標準的可操作性來講,這樣的兩重標準操作起來也許就不那么方便了。胡庚申先生認為:“翻譯生態環境”即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理念與口譯的動態性特征不謀而合。
2、生態翻譯學與口譯
(1)生態翻譯學簡介
生態翻譯學就是近年來興起的一種嶄新的翻譯研究范式。2004年,胡庚申在《翻譯適應選擇論》中首次闡述了“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基本內涵、產生背景、目前研究的狀況等,隨后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對生態翻譯學的理論與應用做了進一步的探索和擴展。所謂生態翻譯學,就是以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的關聯性、類似性和同構性為基礎,以生態學的整體觀為方法論,以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生態翻譯學的敘事方式,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標準、原則和方法、以及翻譯現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
(2)生態翻譯學對口譯標準的啟示
翻譯活動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首要的作用就在于實現交際目的。這一點也意味著忠實不應該成為口譯譯員的首要標準,最終評價口譯也應該看雙方最終溝通的效果是否達到了期望中的交際目的。為了實現交際目的,口譯員需要適應口譯環境,最終生成一個與現場口譯環境匹配的譯文。
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口譯過程就是口譯員為了適應口譯生態環境在口譯過程中的選擇與適應,口譯結果就是譯者通過適應特定的口譯生態環境并且在選擇適應的過程而生成的最終口譯文本
口譯的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The eco-environment of interpreting refers to the worlds of the source discourse and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comprising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and the physical setting of interpreting, including the speaker, the listener(s), and the client. )
這一解釋與口譯的動態性特征是吻合的。那么從生態翻譯學的視角下來評價現場口譯員的譯文將會是一個更加合理的評價方法。
負責工程翻譯的口譯員面臨的口譯現場生態環境除了口譯現場上的心理壓力外,還會碰到許多專有名詞,如煉膠工藝中的“炭黑”(carbon black),“塑煉(plastication),硫化(vulcanization), 靜電除塵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等晦澀難記的專業詞匯, 給現場口譯增加了難度,對于這一問題,口譯員是怎樣適應這樣的口譯生態環境,順利實現交際目的呢?
一位為現場負責施工、安裝、調試的工程技術人員做口譯的口譯員,在工作中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在檢測供電設施時,中方人員問外籍人員:“你是否已經檢測過所有的瓦斯繼電器了?”譯員熟悉“繼電器(relay)” 這個詞,但“瓦斯”英語怎樣說一時怎么也想不起來了。雙方都在等待翻譯,情急之中譯員給出了這樣的譯文:
Have you inspected and tested all the gas relays? I am sorry I’m not sure whether the term ‘gas relay’ is correct. By ‘gas’ I mean a kind of explosive gas.
回譯文本:你是否檢測過所有的瓦斯繼電器?抱歉對‘gas relay’這個術語我不敢肯定。我說的‘gas’是指一種爆炸性氣體。
黑色字體的譯文從翻譯角度看是不忠實的表現,但是這個譯文符合了當時的口譯現場的口譯生態環境,譯員對自己翻譯的gas relay這個說法不是很確定,很怕翻譯錯了會造成更大的誤會,于是對個人的譯文加以解釋,對于這個譯文,外籍人員聽后回答說“y e s ”,那么交際成功。
口譯員在口譯過程中的適應與選擇包括適應性重述(Adaptive replication),適應性刪減(Adaptive reduction),適應性增詞(Adaptive addition)。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譯者主體性;表現形式
中圖分類號:G648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5)10-0033-01
清華大學胡庚生教授2004年在《中國翻譯》上發表了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的論文,探討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譯者主體性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觀,旨在為"譯有所為"尋找理論依據。本文將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出發,對譯者主體性及其表現形式進行探討。
1.生態翻譯學理論
近年來,人們追求"有機食品""環保居所""生態旅游""綠色工程"等的同時,生態意識在學術界也越來越濃厚。生態翻譯學作為一個新的翻譯研究的視角越來越受到重視。
翻譯的生態學研究是將生態整體主義思想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于翻譯研究,試圖用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翻譯的問題,試圖創建新的譯學理論系統,是從生態視角對翻譯的綜合性研究。翻譯生態學最早是由愛爾蘭的Michael Cronin提出的。胡庚生教授2004年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2008年,他又提出生態翻譯學解讀,旨在實現翻譯研究的轉向、超越和回歸。生態翻譯學既是一種"喻指",又是一種"實指"。"喻指",指的是將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作隱喻類比而進行的整體性研究;所謂"實指"是取向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特別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發展研究。
胡庚生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將翻譯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胡庚生,2008,P90),他認為"譯者為中心;最佳翻譯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多維適應和適應性的累積結果;對于譯者,適者生存、發展,對于譯文,適者生存、生效。"(胡庚生,2004,P179)
根據生態翻譯學理論,"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文、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胡庚生,2004,P4)胡在《翻譯適應選擇論》一書中明確指出:譯者必須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譯者也是"適者生存"。譯者與翻譯環境的互動是相互適應和相互選擇。譯者被翻譯生態環境的"淘汰"是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反作用。
2.譯者主體性及其表現形式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活動,強調翻譯活動中譯者的主體意識和主導作用。譯者處于翻譯的中心地位,"翻譯過程是譯者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胡庚生,2004,P20)在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首先處于被動地位,即須適應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并接受影響和制約;同時又處于主動地位,從語言、文化、交際多維度對譯文作出選擇,以達到"整合適應度"最高的翻譯。譯者的主體性不僅表現在譯者翻譯時所遵從的"信達雅"原則上,還包括對原文文本的選擇、翻譯技巧的運用和對譯文文化效用的操控。
2.1 譯者的能動性 。根據生態翻譯學理論,譯者的主體性貫穿于整個翻譯過程,本文將從兩個階段對譯者的能動性的表現方式進行探討。
第一階段是以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或是看做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譯者應該要適應的翻譯生態環境,即原文、原語、譯文和譯語所反映的背景,包括社會文化因素、讀者需求等,適應的最終目的是求存、生效,但這種適應并不是被動的,而是包含了選擇的適應。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譯者要作出適應生態環境的最佳選擇。
第二階段是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這是譯者主體性體現最明顯的階段,前一階段的結構會通過譯者的一系列選擇充分體現在疑譯文當中。無論是宏觀上的翻譯策略的選擇,還是微觀上詞句語篇的選擇,都是譯者主動性的體現。
在翻譯文本時,為提高譯文的"整合適應選擇度",譯者在適應了原文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盡可能地選擇與自己的風格、能力相當的作品來翻譯,譯者的選擇是多方面的,包括選擇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而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根據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觀點,直譯與意譯,歸化與異化,都是譯者為了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可以選擇的翻譯策略。無論選擇哪種策略,都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適應度的選擇,即譯者在原文本的制約和譯語社會文化因素的支配下,能動地選擇是顛覆這些制約還是遵守。而當翻譯生態環境發生變化時,譯者也應作出與翻譯生態環境想適應的選擇。
2.2 譯者的受動性。能動性是主體性最突出的特征,但譯者的能動性又受到了限制和制約。譯者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能動地作出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后,還要受到其生存法則的制約,即在翻譯中遵循"優勝劣汰"的法則。
這些制約因素除了原文、原語、譯文和譯語等客體因素外,還包括作者、讀者、出版商、贊助人、審稿人、譯評人等因素,以及譯者本身的專業背景、翻譯理念、審美觀念、心里素質等內在因素。他們都會對譯者對翻譯策略、翻譯技巧、措辭造句的選擇造成影響。如果譯者忽略這些因素,就會遭到翻譯生態環境的淘汰。
能動性是以受動性為前提的,如果只關注主觀能動性而忽略受動性,就會出現任意性和盲目性,導致翻譯的失敗。
3.結語
譯者的主體性體現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并不斷做出適應與選擇的交替過程。在確保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圖和客觀性的同時也要積極地行駛主體性。不能原封不動地復制原作者的意圖,對原文文化及語言形式一味地還原;當然也不能忽視作者的本意,過分地發揮主體性,使得譯文完全背離了原文索要表達的意思。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譯有所為。生態翻譯學的"譯有所為"可從兩個層面理解。第一,翻譯作品具有社會意義;第二,翻譯活動本身具有意義。簡言之,通過翻譯這種創作活動,譯者能夠有所作為,在語言、社會、文化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 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a.
[2] 胡庚申.從"譯者中心"到"譯者責任"[J].中國翻譯,2014 (1):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