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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①(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①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②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③。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④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本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②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③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①。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
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①(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②。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超級秘書網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關鍵詞明末清初華東市場海外貿易走私貿易
國內市場，無論是初級的墟集市場還是高一級的城市市場、區域市場，在明清時期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與發展。更具意義的突破區域范圍的全國性市場，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發展起來的長距離販運貿易的成熟和商品經濟生產的拓展，也在明中葉形成。［①］在全國性市場及其網絡中，由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②］以運河為南北交通干線的華東地區（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的市場發育較為成熟，網絡較為密集，從而成為中國國內市場的重心?，F在要討論的問題是：華東市場的優先發育成熟不僅是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16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力量已經多次叩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海外貨幣資本首先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壯大的國內商人隊伍及其資本，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由于發展不平衡而出現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開始向海外延伸，參與以海外貿易為主體的海洋社會經濟活動。華東市場與海外貿易的這種互動力也是華東市場成熟的營養劑。這是明末清初商業發展有別于前代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
一、華東市場的構成及其對外貿易的擴張力
市場的構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內容。流通量的大小取決于市場的交通輻射情況和商埠碼頭的大??；流通內容則指集散商品的種類。明末清初，華東地區不僅擁有貫穿南北的大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黃金水道，這條水道串連了以北京為樞紐通向全國各地的8條干線要道中的3條：北京分別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廣東、至山東；［③］而且擁有全國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傳統與新興的手工業商業小城鎮。［⑤］明清兩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華東，明末華東6省人口6900萬，為全國15省12000萬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統計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國有29個，華東占24個（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發展起來的工商城鎮和眾多的人口為市場的構成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從商品生產與流通關系看，市場可分三類：
第一類是由專業特色明顯的手工業市鎮構成的專業市場。華東地區擁有一大批較為發達的手工業城鎮，迅速增長的人口生存需求，極大地刺激了這些城鎮及其周圍農村的手工業商品生產，并且向更廣的范圍輻射，構成交易網絡。例如松江棉紡聞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場；景德鎮、佛山等地也都是這一類型的專業市場。
第二類是由傳統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構成的綜合性市場。例如蘇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絲織業中心。杭州、南京、揚州等都屬于這類市場。
第三類是并無特色的手工業生產，而是以交通樞紐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構成純然市場，如臨清、濟寧、淮安、寧波、泉州、廈門、月港等。這些城鎮港口市場首先是因商而興，如果有手工業，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廣信府屬鉛山，既無特色手工業，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處閩、浙、贛交界之處，又是閩浙商人經錦江入鄱湖北上湖廣江皖南下廣東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甚至還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純然的貿易市場。如果我們認為為了商品的交換而進行的長途販運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業意義的話，那么最能體現這種意義的市場應是這第三類。
明清時期，國內市場最大宗的商品依次為糧食、棉花、棉布、絲、絲織品、茶、鹽、鐵、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產地、集散地、人均消費量等方法計算，華東都是最大的市場并擁有最大的流通額，總人口與城市人口的基數決定了這一判斷，而且前述三類市場使華東地區形成了層次不同的市場網絡。
粗略的估計，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華東地區，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場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額，以及更多的商業資本。當時，國內市場是主要市場。但是，當我們注意到市場上最大的交易量為糧與布和糧鹽，即Ⅰ類工業品（布、鹽）和Ⅱ類糧食之間的交換，注意到Ⅲ類經濟作物（棉、絲、茶）主要是城市消費，一個問題便出現了：Ⅰ類和Ⅱ類商品基本上都由農民生產，屬于農民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不形成由商人作為媒介的商業市場的交換流通，Ⅲ類商品又很少流向鄉村，［⑨］城市的自我生產消費必須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經發展起來的經濟作物商品化生產和手工業商品經濟決不可能停滯在自給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買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場的不充分。這也許是明清時期手工業品價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費趨于奢靡的一個重要原因。過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而產生尋找新市場的欲望。向農村？可能性不大，農民缺乏購買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況外國人已經用大船載著銀元來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貿易序幕的拉開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圖，而是商品的欲望。當海外市場不僅廣大，而且利潤可觀時，商品尋找市場的欲望與商人謀利的企圖便構成了向海外貿易的擴張力。當時，除了武器裝備落后于歐洲，中國的遠洋航海技術與物質條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國家允許，這種擴張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國家不允許，它就以各種非法形式實現不正常的外泄。
華東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貿易的傳統，至明，已形成寧波、福州、泉州、月港、廈門、廣州等外貿港口。華東市場作為外貿腹地，正可借此外銷商品。問題在于貨利之謀與王權之穩之間的平衡。嘉靖中，原本為消極外貿之果的倭亂又成了禁海之因。隆慶開禁，準販東西二洋，給明末華東市場的發展帶來生機。萬歷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谷捕魚之引，竟走遠夷”［⑩］。清初為鄭成功之事，海禁更嚴，但設法走私的商人漁船時有冒險出海。“海中之利無涯，諸番奇華本一利萬，誰肯頓息哉”［①①］？
華東市場的擴張力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是國內市場的不充分與華東商品經濟的較發達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尋找市場。“閩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為主，中載重貨，余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保邰佗冢荨巴A，蘭溪人，以巨資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晉《越鐫》卷21中列舉4件海商案，其中3件為商人聚資購買當地的絲織品和磁器白糖等，與日本通商。徽州、寧波等地商人攜帶大量資金進入沿海市場，參與海外貿易，而廣東、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優勢活躍于海上貿易。［①④］“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①⑤］據日本學者巖生成一《近世日支貿易數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約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從中國本土赴日的為1972艘。［①⑥］又據錢江《1570～1760年中國和呂宋貿易的發展及貿易額的估算》，當時中國赴馬尼拉商船總數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開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發展起來的華東市場對海外諸番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笆莾梢恼?，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度，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①⑧］至于西歐對中國茶、絲、絲織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絲綢之路阻斷之后，歐洲人冒險開避通向東方商路的主要動機。據美國學者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統計的1739年和1740年廣州的歐洲商船情況看，兩年中商船24艘，運載噸數為13905噸，分別來自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門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運載噸數為4400噸。華東市場的商品價格內外有別，外銷比內售明顯高出許多，也有劣質貨物，但總體上是價廉物美，外商能夠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鈔稅銀、官吏勒索及其他費用，以及萬里航海之險，歐洲人也愿來中國投資貿易，因為回去后仍有大賺頭。即以絲織品論，中國的要價是西方市場上同類產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來貿易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利潤是推動商業發展和市場成熟的主要動力，商品尋找市場的擴張力通過商人的趨利行為表現出來，因此，商品的擴張力與尋找中的市場的利潤拉力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國尋求貿易的歐洲和東西洋諸國市場擁有的貨幣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這種利潤拉力。這實際上是已經形成的世界市場初期競爭在中外貿易上的表現。
以英國為例，在明末清初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1635～1753年），“英國對東印度貿易公司”（以下簡稱“公司”）222條遠洋商船運來貨物約合中國白銀727669兩，運來白銀（主要是銀元）折合中國銀元7713078兩，總資金達14267452兩。［②⑩］英國對華貿易中懸殊極大的入超在證明中國商品的擴張力的同時，也表明那數以百千萬計的白銀對中國市場，首先是對華東市場的拉力。
這種拉力主要表現在同一商品的內外差價上。在中國的出口貨物中，簽約并完成貿易最多的先是絲和絲織品；后來由于英國國會法令禁止幾種絲和絲制品在英倫零售或穿著［②①］，絲和絲織品貿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國人對中國茶葉越來越感興趣，茶葉貿易上升很快；還有糖、瓷器、銅、白銅、水銀等。在“公司”大多數商船的貨單上，茶葉和絲、絲織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葉為例，1701年至1736年，茶價每擔，工夫茶38兩或35．3兩或23．1兩，武夷茶27兩或17．15兩或14．8兩，白毫38兩或35．3兩或24．4兩，松蘿19兩或16．15兩或22．1兩，瓜片24．5兩，色種49．4兩，最貴的是貢熙細茶54．9兩。而道光初年的茶葉國內市場價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間，［②②］當時的銀錢比率是1兩：1300文左右，每擔約合3．7兩至15兩。以此來計算“公司”當時從廣州買到的茶葉，至少是國內市價的三倍甚至更高。
實際上，外商已經注意到這種內外的差價。在廣州，英商“自行進入城內，詢問店鋪的貨物價錢，我們發覺比他們從來向我們索討的價錢便宜得多”［②③］。
內外貿易中的價格差額構成的更高利潤，對商人的誘惑力是極大的，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華東商人?！安枞~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運來的”［②④］?！岸虏坑置钯徺I南京手工織制品，特別指定幅寬一英碼的南京棉布”［②⑤］?！拔覀兣c米森諾會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啟官平分訂約，購入最好的南京生絲400擔，每擔175兩銀，繳清各項費用，一百天內船上交貨。該商人等在廣州沒有這樣大批的生絲存貨，一定要到外地搜購，逼得我們預付款的80％給他們，這是我們能夠勸誘他們索取的最低數額?！保邰冖蓿菀詮V州為交易市場，貨源100天內搜集，應是從廣州到江浙來回所需的時日。利瑪竇從廣東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見到了這種長途販運以供外貿的盛況。［②⑦］當時來華外國商船不僅在廣州貿易，也沿海岸線北上廈門、舟山（定海）等地商貿。有的外船在廣州訂到貨后，還必須航往舟山、寧波口岸去裝貨。［②⑧］可見華東市場接受海外貿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樣的。
由于各種原因，借依廣州、廈門、寧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員的監督下與外商貿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貿的官員對外商成千上萬的銀元更具貪婪之心，他們千方百計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現象也很嚴重，市場交易常常出現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貿易的高利潤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場以商人走私的形式進行交易。于是，華東商人走私貿易在明末清初更為盛行?！胺蛘?、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閩人之下海也，其素所習聞也，而今乃及寧波。寧波通番，于今創見。又轉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貨便于福，而寧之下海便于漳。以數十之貨，得數百金而歸，以百金之船，賣千金而返，此風一倡，聞腥逐膻，將通浙之人，棄農而學商，棄故都而入海?！保邰冖幔菡闹荨⑷?、福清和寧波、杭州之間的市場輻射關系已發展成走私外貿的利害聯系了?！霸瓉磉@邊中國的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卻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這條路?！保邰邰猓菝髦腥~后發生在東部沿海的海外貿易、海外移民、走私沖突甚至倭寇之亂的主要原因應是華東經濟發展與海外貿易之間的推拉作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對此作了闡釋：“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貿易可分為近海島、港貿易和遠海諸番貿易兩種。第一種近海島、港貿易。如浙江，舟山城東南百里的雙嶼港，“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間發展成為華東走私商人與日本、葡萄牙等國商人的集散中心、國際貿易港，主要經營絲和絲織品。［③③］這個走私市場有多大？當時曾到過中國沿?；顒拥钠咸蜒廊速e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記》中寫道：“雙嶼港總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還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費達三四千金；還有教堂三十七所，醫院二所。每一年進出口貿易額達三百多萬葡幣（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銀錠作貨幣的?！保邰邰埽菡憬睾＿€有可以避風良港四五十處，都成了當時海上走私的貿易市場。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線更為曲折，島嶼眾多，加上閩東南鄭芝龍家族海商集團擁有較強大的武裝力量，臺澎相距不遠，形成接應之勢，沿海的走私貿易更為活躍?！罢闹t安有梅嶺、龍溪、海淪、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鄭氏海商集團總部所在地安平港興盛起來，到清初，成為與清廷抗衡的海上貿易大港，直到清軍剿鄭的戰火把它毀為灰燼。福建還有下屬臺灣府的澎湖、大員、雞籠淡水港。廣東除了人們熟知的澳門之外，還有可以輻射閩、贛、粵三省的南澳島，也是當時走私貿易的國際性市場。走私貿易的商品流通量與貿易額永遠是一個謎，雙嶼港的年進出口貿易額也只是一個參考數字，但不可懷疑的是，以華東豐富的商品市場作為腹地，沿海島、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則，不足以引起再三發生的“倭亂”，不足以形成持續16、17兩個世紀的十幾個私人海商集團。［③⑥］
第二種遠海諸番貿易。這是沿海島、港走私的輻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國家與地區東起日本、朝鮮，南經呂宋至南洋群島，西及阿拉伯半島并直至東非，而且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同葡、西、荷、英等國商船貿易：這種貿易額也是很難確計的。林仁川先生根據國外有關史料，作了估計工作。其中1641年6、7兩個月，鄭芝龍運往日本長崎的諸多貨物中有白生絲25700斤，黃生絲15550斤，各種紡織品140760匹；1641年，銷往日本長崎的各種糖5726500斤，1644年為1417550斤，1645年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遠海貿易的總額估算，年平均出口約918萬兩，進口約738萬兩，利潤約942萬兩。［③⑧］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華東市場參與海洋社會經濟的海上貿易，與世界性的海上貿易存在著互動作用的關系，這種關系顯示出華東商品經濟和市場網絡的新發展。但是這種新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在民間，中國的海外貿易主要特征是民間走私，在本國政府的有限貿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國洋人中的海盜前后夾擊中，華東特別是沿海商人不畏艱險依然起錨，趨利而去，干著赴湯蹈火的事業。中國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充滿活力與艱難。注：
①⑧⑨關于國內市場等級的界定和明中葉始全國性大市場的形成，參見吳承明先生《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一書的有關論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頁。
②關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的理論，主要參見傅衣凌先生的《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條干線要道為：北京分別至河南湖廣廣西、至陜西四川、至貴州云南、至山西、至（遼寧）開原。見明人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圖引》，楊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頁、第354～512頁。
④根據傅崇蘭先生《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統計，明清時期比較發展的32座城市中，華東占21座；清代工商業城市，華東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頁。
⑤傅衣凌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頁。
⑥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7，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3頁。
①①［明］王世懋：《策樞》卷一，《通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十二頁。
①②［明］周玄wéi＠①：《涇林續記》，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二十七頁。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見只編》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第五十、五十一頁。
①④參見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有關章節，黃山書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二十六6冊，《福建》；四部叢刊三編本。
①⑥轉引自鄭永昌：《明末清初的銀貴錢賤現象與相關政治經濟思想》，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頁。
②⑩這里的三個數字根據馬士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以下簡稱《編年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頁《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船只對華貿易表（1365—1753年）》的有關數據統計而來，原表多用鎊和八單位里亞爾后稱元為計算單位，這里根據100英鎊＝416．67元、100元＝72兩、100英鎊＝300兩換算，0．72兩×416．67＝300．0024兩。又：貨物價值與白銀相加不能等于總資金的原因是有許多船只只有總資金的記錄。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編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黃冕堂：《清史治要》，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441頁。
②⑤《編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謂的南京棉布應是指當時蘇松地區的棉布織品，南京和蘇州都有棉布市場。
②⑦《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78頁。
②⑨［明］王在晉：《通番》，《越鐫》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拍案驚奇》卷之一。
③②天啟《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頁。
清末民初這段時間，江南地區的紡織品在市場流通量上并沒有出現大的萎縮，就蘇州地區而言，主要是得益于絲織品出口的大幅增長。根據民國初年的統計，1918年，蘇州絲織業年產紗緞為107040匹，外銷77930匹，占總產量的72.8％，年產值2414250元，外銷1184550元，占總產值的49.02％，共有絲織工人16779人，其中生產外銷產品的9949人，占工人總數的59.29％（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海外市場的不斷開拓一度成為刺激近代蘇州地區絲織業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紗緞為數千年之實業，各國未通商以前，遍銷全國，雖因豐欠，營業年有盛衰，然平均計之，頻年造貨與銷貨之比較，尚足相抵，機工即無輟業之虞，原料亦無造匱之慮，自海禁洞開，各國互市以來，雖有船舶來品之輸入，內地紗緞銷場，不無漸減。然絲織品之運銷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時各國稅率，尚屬平等，中外通商，名實相符?！匀铡⒍韮蓢?，于光宣年間，先后加稅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紗緞之銷路遂絕"（注："湯一鶚關于蘇州絲綢原料生產，銷售和出口等情況的調查報告"，1919年2月5日，轉引自《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1385-1386頁，蘇州市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紀中期的運動曾給江南經濟以沉重打擊，江南絲織品業幾遭滅頂之災，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江南絲織業織機總數不過3萬余臺，不及戰前盛時之半數（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幾乎所有桑樹均已根除或被毀，從事絲業的居民，大多數星散。絲業的普遍衰落就是這幾年騷亂的結果"（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運動及日后的社會動亂，導致了社會購買力的下降，這對以國內王公貴族富商大豪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絲織品市場而言，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刺激了蘇州絲織業的恢復發展。1853年，太平軍進入江南后，南京城鄉約5萬臺織機停產，江浙一帶所產生絲得以大量擠進外貿市場。同時，由于意、法等歐洲國家生絲減產，"從1853年下半年起，中國生絲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僅上海一個口岸出口的數量即擴大到85970包，較上海開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對外貿易》（上），第62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得蘇州地區絲織業的恢復速度高于同時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間，為蘇州地區紗緞業的全盛時代。"營業總額年達六百余萬元，紗貨遠銷俄國、高麗（朝鮮）、緬甸、印度等處，官方特設織造府于蘇州，從事辦差"（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蘇州地區著名的絲綢中心盛澤鎮異軍突起，盛澤鎮是江南著名的絲織品集散地，"盛澤紡綢昔蜚聲于世，在前清乾隆嘉慶年間，營業即已發達，各省客商來該地辦貨者極多。在全盛時代，出品不但行銷國內各埠，且銷行南洋各屬，甚至推廣至于歐洲"（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在運動中損失輕微，并成為眾多富商大賈的避難地，據《吳江文史資料》記載：清咸豐十年，太平軍與清軍數度鏖戰，尤其是清軍在攻陷城鎮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區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蘇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雙林、濮院等傳統絲綢城鎮受到重創。浙江嘉興府的濮院鎮，"機廢業，織工失業"（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涇"當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礫……涇之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者無慮數百家"；"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來盛澤避難者多為絲綢富商，其中王江涇以綢商居多，雙林鎮以絲商占優，太平軍占領后有"商民茍安"的記載，并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據《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盛澤綢市呈現"千家一簇萬間樓，估客如云采買綢，分寸黃金分寸土，行人不斷市捎頭"（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這一切為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繼續發展保存了實力，即便在中國絲綢被排擠出西歐市場之時，盛澤的狹幅輕綢仍在南洋地區擁有廣大的市場，并帶動了江南絲織品的出口量，使之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10頁。）。
二
絲綢與生絲是蘇州絲織業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歐發展了近代絲綢業，中國絲綢逐漸被排擠出西歐市場。同時，又增加了對中國生絲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58頁。）。當時中國絲類出口主要"有白絲、白經絲、白繅絲、黃絲、黃經絲、黃繅絲、野蠶絲、野蠶繅絲、蠶繭、亂絲頭、爛繭殼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蘇稅務處為出口絲繭價格致蘇總商會函》，《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788頁。）。蘇州地區的吳江縣是其重要的絲織業基地，震澤絲是吳江蠶絲業的支柱，長期以來，震澤只繅絲而不織綢，其繅絲純是以出售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由于家庭繅絲業零星分散，生絲購銷極為不便，絲行行業應運而生，以溝通產銷渠道（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蘇州的手工業行會》，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經濟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豐年間的徐世興絲行是近代震澤鎮上有記載的最早的絲行（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0頁。）。
盛澤鎮作為絲綢生產中心，同時也是生絲聚集地。盛澤本地不產絲，其生絲主要來源于浙江的雙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據《盛湖雜錄》記載，盛澤絲業在清"咸同間局面極闊在，外縣皆直接收買，用護照運銷各地，而以上海出口為大宗，名曰洋莊，歲銷額值銀千余萬"（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62頁。）。
同治以后，盛澤絲業經營范圍僅限于織造用絲的購銷，震澤絲經則始終保持出口。替代輯里湖絲而崛起的震澤輯里干經，出口外銷全盛期在19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緒6年（1880），僅震澤一地出口即達5500包（每包約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緒33年（1907），達13100包，其后至民國8年（1919）均在萬包以上（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2-84頁。）。當時全國白絲經出口僅南潯和震澤兩地，震澤的白絲經出口約占總數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為歐洲市場。
民國初年絲織產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趨勢，本世紀20年代中期，出口開始下降，在出口商品價值比例上，生絲比重高于絲綢的比重。當時中國出口英國的商品中，主要是絲、茶兩類，其中絲在英國市場上的貿易量僅次于法國和英屬印度，在英國市場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64-966頁。）。而絲綢在歐洲的市場貿易量則遠遠低于生絲。
蘇州絲織品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為大宗，"清光緒間，運俄綢緞歲有巨額，以海參威為無稅口岸，運商皆由此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日本市場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蘇緞商"自往設莊營業，關稅值百抽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朝鮮市場更是當時蘇州絲綢的主要出口地，其紗緞銷售高麗市場占30％（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國駐朝鮮元山和仁川領事館的商務報告中，均有各類盛紡輸入的記載（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頁。）。"韓人夙愛祖國，故其全國所需要之禮服，向來悉用蘇州專造之高麗紗緞"（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其對外貿易較大者向有二種，一行銷高麗、安東等處者，名高麗紗緞，一行銷南洋群島各處者，各曰闊貨"（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到前，蘇州紗緞銷售到朝鮮的，有宮紗、亮紗、仿綢、素羅、板綾、庫緞等品種（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歲值一千五百萬以上，工商之賴以生活者甚眾（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意、法等國蠶絲生產銳減，給中國蠶絲出口一絕好的機會，輯里干經供不應求，絲價飛漲，每百兩自45元漲至100元左右（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5頁。）。盛澤綢在其行銷極盛時代，"遠及南洋群島、東方諸國，甚至北歐、南美、俄國，每年輸入國外及供給全國各地，統計生產約一千數百萬，故當年有一日萬綢之豪語"（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5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國開始征收高額關稅之后，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場由于受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的影響，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
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蘇州地區的絲織業，吳江縣則保持領先地位，據不完全統計，1913年江蘇省25縣桑田總面積為1023004畝，其中吳江縣200000畝，占總數的19.55％，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6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產繭63081689斤（其中春蠶繭49366655斤，夏蠶繭13715034斤），吳江縣產繭5800000斤（其中春蠶繭5000000斤，夏蠶繭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3-44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蘇省21縣制絲人數達350417人，吳江縣945000人，僅次于溧陽縣（制絲人數134024人，占總數38.25％）；全縣全年共產絲2049486斤（其中人工揀制1715266斤，機器揀制334220斤），而吳江縣產絲1100000斤（全系人工揀制），占總數53.67％，高居首位（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
到1917年，蘇州吳江的盛澤鎮大約"共有8000臺織機，幾乎全部都在盛澤鎮周圍二十五華里以內，所產絲綢，大部分是輕量的，所有生絲再繅，牽經上機以及織綢全由婦女為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據估算，當時盛澤鎮各類絲綢每天正常產量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個工作日計，年產90萬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兩計，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產過程中生絲的損耗，當時蘇州為35％，而盛澤鎮已減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則全年共用生絲的總數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7頁。）。由于盛澤本地不產絲，這些絲絕大部分來自南潯、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興、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帶動了周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市場需求的發展促進了蘇州絲織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首先是在生產技術方面的進步，民國時期的蘇州絲織業已開始注意現代新技術和機制工具的引進。1919年，由民間袁鐘瑞、沈鵬、張文蔚等集資創設經成絲織有限公司，購進提花鐵機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綢1650匹，每匹價值37元至40元，運銷上海、廣東、天津、北京及長江各埠"。其織出之綢，"新麗奪目，精美異常，尤推為綢業中之特色"（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這一行為榮獲當時農商部的獎勵（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1920年，蘇州從日本引進了第一臺電力絲織機，不久即發展到24臺（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戰前夕，蘇州絲織業已擁有電力織機2100臺（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0頁。），生產工具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次，產品的原料結構發生變化--改變了傳統的以純天然絲為原料的生產形式，一些人造絲與天然絲的混紡品也加入了絲織品的行列。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外人造絲和人造絲織品的輸入，傳統的天然絲織產品受到沖擊（注：據海關貿易報告，我國1919年始有輸入人造絲的記錄，參見《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2-284頁的有關資料。）。
由于人造絲與棉紗的混合品較純蠶絲品價值低廉，很快為國內各個階層人們所喜愛，其"光澤之美麗逾于真絲，更以紡織學之精巧，與棉紗混合制造人造絲之織品價值既廉，用途尤廣"，"財力不能著綢緞者固所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綢緞者亦以其值廉與夫光澤美麗而購用之"，因而"服用人造絲織品者變漸增多"（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1-283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人造絲及外國機制產口的輸入給傳統的蘇州紗緞以極大的沖擊，"生機益形斷絕矣"（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這是世界市場經濟對蘇州絲織業的又一影響；由產品原料結構的變化帶來了蘇州絲織品銷售市場的變化--絲綢貿易開始傾向國內市場，到1933年，盛澤絲織品運銷總額五百余萬元，天然絲織品僅百余萬元，其銷路則"東北已絕跡，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蘇浙閩及長江流域一帶"（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7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絲織品結構及銷售市場均發生了很大變化。
30年代中期，以蠟線和人造絲為原料的中山葛年銷額已占總銷售額的75.12％，其他人造絲織品如條子紡和天真紗，年銷近10萬元；而傳統的天然絲織品盛紡年銷僅6萬匹，加上印度紡，洋紡等品種，僅占總數的16.435（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0-182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銷售市場也主要轉向國內。
第三方面，絲織業的發展，帶來了蘇州地區市場機制及社會關系上的新變化。
19世紀下半葉，震澤業市由內向轉為外向，著名的輯里絲及絲經由湖絲船裝至上海轉口輸出，震澤絲市東延至滬，咸豐十年（1860），震澤、南潯兩地絲商為推動出口，在上海合力組織江浙絲經同業總公會，震澤各絲行，絲經行或單獨或聯合派員常駐上海絲棧，辦理收貨及成交和結算等業務，絲棧建有倉庫，絲貨入棧后，由通事（兼翻譯和跑街雙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銷售，絲棧與絲行，絲經行之間建有相對固定的業務關系（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4頁。）。
本世紀20年代，震澤鎮上絲行共有二三十家，絲行按其經營性質，范圍主要分為三類：鄉絲行--收購土絲，略加整理后轉售于絲經行，綢絲行--收購土絲，大部分為肥絲，分檔后售于蘇州、丹陽、盛澤等地織造綢緞；吐絲行--收購繅絲及搖經過程中剔下的廢絲，整理賣出，大多用于制造絲線。
盛澤鎮的綢領頭，既要幫綢莊選辦貨物，又要代替機戶銷綢，成為介于綢莊與機戶之間的仲賣人，按綢價之高低收取傭金，機戶將綢送交綢領頭，即可向綢領頭支借現金約七八成，綢領頭負責將綢賣出，若有余則交給機戶，不足則向機戶追回前所支借現金的一部分，其特點為綢領頭必須替機戶將綢賣出，而何時賣出，則機戶不能過問（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這些絲行綢莊所反映出來的市場機制來看，這一時期江南市鎮內部管理流通的市場機制較以往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已大不同于傳統封建制度下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牙行內部和領投之間分工極細，它們向生產者傳遞商品市場信息，向商人傳遞產品生產信息--從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場機制的運行功能（注：樊樹志：《江南市鎮的市場機制--吳江個案再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月號。）。
另一方面，絲織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蘇州地區社會關系的許多新變化。"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蘇州紗緞業在盛時，共有木機9000余架，職工30000余人，連同摔花、機具工、掉經等男女人幾之賴以生活者，約十萬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僅盛澤一地，當時"以絲織為業者，殆不下萬戶，男女工作人數殆在五萬以上，所織之綢如綾、羅、縐、紗、紡等類，歲可出數十萬匹至一百萬匹，行銷各地，除本國各省外，其外洋如高麗、＠①羅、印度以及歐美各國，莫不有盛澤綢之銷路"（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眾多的人以絲織為業，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格局。以蘇州地區的吳江縣為例，1935年2月，吳江縣各鄉鎮各類副業總收入為15015942元，其中機織品收入最高，達9580000元，占總收入的63.8％，加上絲、絲繭、綢收入，共10543400，占總收入的70.21％（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09-311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換言之，吳江地區的紡織業收入已大大超過農業收入，紡織業實際上已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主業"。
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經濟中，農村副業無處不在，農副業緊密結合所表現出來的小農經濟的堅韌性，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卻導致了傳統農業結構中"副業"一詞內涵的變化。以盛澤為例，盛澤的織綢并沒有大規模的工廠，"盛澤紡綢，為一種農民副業，無所謂綢廠，農家織綢，賣于綢莊，農民為生產者，綢莊為銷售機關"（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換言之，盛澤的絲織品"皆系零散機戶，散處鄉間，工人即系本地之鄉人，純為家庭工業，……蓋鄉人之居室即為織造之工場。凡機戶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織機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機，且機戶中亦有時織時止者"（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9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些機戶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農民，盛澤的紡織業，也確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但是，仔細探究其內部的關系，就會發現，盛澤的紡織業做為副業，和普通地區的副業大不相同，我們通常所講的副業，主要指農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情況下，于農閑時從事的從屬于農業的一種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而盛澤的情形則不然，"該地農家多以紡綢所得為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大約農戶依此為生者，約2萬余人"（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農，可是對于農業并不重視。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是在于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興盛，他們竟至可讓土地去荒蕪。所以，年歲的豐歉，他們視之漠然，而紡綢業的盛衰，卻是他們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7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在這里，傳統意義上的副業實際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業"。這一變化在當時的全國范圍內或屬鳳毛鱗角，但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這一"主、副業"的顛倒，帶來了江南地區土地關系的新變化。
自清代道咸以來，上海地區農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趨勢，其主要原因是，伴隨近代化的步伐及新興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出現了各種農業外的投資機會。與工商業利潤相比，傳統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他們逐漸放棄了傳統的雇工經營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遷往新興的工商業市鎮，把它們變成新式的工商業資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地權的分散化（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地權分散化的直接體現是以中農為主體的自耕農經濟比重增大，并出現了"一田二主"、"田底權與田面權分離的"現象（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澤鎮從事紡織的農民，他們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他們對于農業并不重視，"農家織綢賣于綢莊為該地農家之主要收入，農國收入反漠視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他們還常常把土地轉租給來此地打工的紹興、溫州等外鄉人，傳統的封建土地關系實際上已被打破。
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土地關系的變化確實值得注意。從明清到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生產力基礎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從歷史"長時段"的發展角度來看，民國初年的蘇州經濟實際上是明清以來江南經濟發展延伸的縮影。在農村，像盛澤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仍是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但由其紡織業的發展而帶來的土地關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新變化，則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逐步解體的一種途徑，也是傳統農村經濟發展前景的一個縮影；在城鎮，隨著大量的專業經濟市鎮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經濟功能的增強，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地主投資。以蘇州而言，從20世紀開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場及機制工廠，開辟了近代機械工業的先河，預示著傳統手工業經濟向近代工業經濟過渡的必然趨勢。
四
本世紀20年代后期始，蘇州絲織品的國際市場呈萎縮態勢。其原因，除傳統產品自身的缺陷--式樣老化，不規范，生產工藝落后，難以適應歐洲新潮多變的市場需求以及消費觀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滯后等因素外（注：據有關史料，生產工藝的落后，制約了蘇州絲織業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市場信息的閉塞，消費觀念的局限使絲織品生產者不能主動調整產品結構，也缺少主動適應市場變化的意識。）。帝國主義的關稅壁壘和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則是導致其絲織品海外貿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國初年，日俄等國為排斥中國絲織品開始征收高額關稅，蘇州絲織品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1932年盛澤各類紡綢的28個品種中，外銷產品只有8個，主要銷往香港、＠①羅、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銷國內（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到30年代后期，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具體地說：
朝鮮市場：后，日本吞并朝鮮，并把持入朝商品關稅。1920年以前尚未加稅，其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三十，最低稅率為百分之十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1920年始征高額奢侈關稅，值百抽百"以拒華綢"（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5-937頁。）。到1931年，日本人造絲大量傾銷朝鮮，并趁杜絕中國絲織品進入朝鮮市場之際，"仿造我國同樣絲織品及人造絲織品，以廉價競賣給朝鮮人所用"，至此，中國絲綢在朝鮮完全絕跡（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895頁。）。
日本市場：自1924年7月開始征收奢侈品稅，值百抽百，"遂無運往者"（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
美國市場：美國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綢"，而"華綢門面太狹，裁西服頗不合算"，且"貨物之光彩"不及他國機織產品，絲綢被擠出美國市場（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4頁。）。生絲方面，由于中國繅絲方式陳舊，絲條不均，不能應付美國綢機之用，因此曾一度風靡美國的輯里絲也逐漸退出美國市場，1923年，中國生絲出口美國僅占其市場的6％（日本占80％強）（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9頁。）；1928年9月，紐約組織生絲交易所以推動日益發展的美國絲業，但交易所明確聲明，"惟將來交易以日本絲為限"，以"華絲價格過高，行銷不廣"，不能迎合美國之標準為理由，拒絕華絲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頁。），中國生絲在美國竟無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國、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國絲織品銷售市場均出現萎縮（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
絲織品作為消費層次較高的商品，售價也較高，沒有棉布的消費層次廣，"吾鄉綾一匹，平價銀2兩以上，織文極細，……弘治間，綾匹官給銀一兩，……近時乃有銀10兩，買綾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計綾匹銀一錢，布匹銀三分而已"（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換言之，一般性的絲織品，其價格要貴于棉布三倍左右，這就使它失去了人數最多的廣大的國內下層消費者，就清代蘇州地區絲織品市場變化看，雖然其在國外市場銷售中仍然保持優勢地位，沒有像棉布那樣受到其它地區產品的嚴峻挑戰，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風的影響，消費層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國內市場有所擴大，但總體上看，絲織品的市場貿易沒有棉布市場貿易廣泛，其產品市場貿易的觸角雖很遙遠，但經濟意義則遜于棉布（注：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就市場購買潛力而言，江南絲織品的真正出路還應該是海外市場。
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成為蘇州絲織業海外貿易劇烈萎縮的致命原因，震澤絲產銷路停滯，價格慘跌，"絲商遂無法維持，相繼歇業"（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7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滬戰爭、日絲傾銷的影響。1934年后，絲價一蹶不振，震澤"絲行相率停業，開行應市者，以嚴墓平望計之，不及從前十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984頁。）；蘇州地區的眾多工廠"先后報閉，無力經營"，創于光緒元年的著名老字號同泰怡紗緞莊"鑒于紗緞業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業（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593-595頁。）。絲織業陷入一片蕭條。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1.1從加工貿易總量增幅來看，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保持較高增幅近年來，威海市緊抓日韓產業轉移的有利時機，積極發展加工貿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逐年遞增。截至2012年，全市實現生產總值2337.86億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640家，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595.45億元，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171.19億美元，實際到賬外資8.0億美元(依據威海招商網公布數據)。1.2從貿易結構方面來看，威海市及各附屬區縣進料加工快于來料加工進入21世紀后，威海市在國家及山東省政府的支持下，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加大，美、日、韓、新加坡、菲律賓等外資企業加快進入，使進料加工在整個威海市加工貿易中的比重不斷提高，成為威海市加工貿易的主要方式。1.3從經營主體結構來看，民營企業雖得到較快發展，外商投資依然占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家及山東省優惠政策相繼出臺并落實的基礎上，威海市憑借優越的區位優勢，使外商投資企業紛紛進入威海。外商投資憑借其在生產技術、管理經驗等方面的優勢，逐步取代國內企業，成為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的主體。同時，隨著威海市相關政策的出臺，當地民營企業對外加工貿易如雨后春筍，快速發展。此外，山東骨干企業加工貿易整體推動強勢，大企業拉動作用明顯。1.4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高新科技產品出口日益增加威海市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以膠東半島高端產業聚集區和最新提出的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為契機，重點培育港口物流基地、船舶修造及配套基地、濱海旅游休閑度假基地、新能源及配套產業基地、海產品生產及精深加工基地、現代石化基地等六大海洋優勢產業基地，努力培植發展五大領域高端產業：現代服務業、高效生態農業、戰略性產業、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因而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得以迅速發展，在整個威海市加工貿易中的比重日益提高。
2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存在的問題
在發展的過程中，威海市的對外加工貿易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瓶頸問題，具體來說分為以下幾個方面：2.1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中出口商品結構不合理雖然近年來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出口商品結構有了較大程度的改觀，但與沿海發達省份的地級市，如溫州、無錫、蘇州、泉州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v觀威海地區加工貿易，農副產品、紡織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比重較大，影響了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的整體結構水平。2.2加工貿易產業鏈短，對經濟增長和產業拉動作用有限盡管加工貿易對威海市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動作用，但由于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中很大一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含量相對較低，且仍處于簡單裝配加工階段，國內生產主要集中在產業鏈下游，因而利潤較低，加工貿易的示范帶動效應相對偏弱。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對所在企業先進技術實行嚴格壟斷，引進外資所期盼的技術外溢效應不明顯。2.3.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企業大多缺乏所有權優勢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企業很少有當地特色品牌，缺乏所有權優勢。大多數企業只能進行微利的貼牌生產，成為制約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發展的瓶頸之一。
3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對策
面對以上問題，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亟須轉型升級，具體來說，需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3.1政府要完善引資政策，推進對外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穩定的加工貿易扶持政策體系是穩步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必要條件。這就要求威海市除了在制定稅收優惠政策、進出口設備政策、園區配套設施等相關轉入產業的優惠政策之外，還要制定相應的財政優惠政策，以改善產業成長與發展的軟環境，簡化有關投資項目審批辦事程序，為客商主動搞好各項服務。同時扶持并引導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企業走出一條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的轉型升級之路。
3.2對外加工企業需提高產業品牌，增加高科技附加值，延長國內價值鏈產業鏈條較短、科技含量不高，是制約威海市對外加工貿易發展的根本原因。威海市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要在提高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上下功夫，從提高加工貿易附加值入手，大力發展國內配套產業，同時大力吸引國外技術。近年來，全球制造業價值鏈在我國的布局日益系統化，跨國公司近年在華投資加大了在價值鏈上游研發環節的投資。威海市應抓住價值鏈模塊化的機遇，利用跨國公司投資的技術擴散效應，鼓勵企業加強國際間的科研交流與合作，把對外加工貿易作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有效平臺。要采取加大對大型跨國企業的吸引力度、鼓勵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研發中心等措施提升加工貿易水平檔次，充分利用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將勞動力優勢轉換成產業技術優勢。
3.3結合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相關規劃，因地制宜發展海洋產業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本質是培育海洋優勢產業、科學開發海洋資源并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因此，山東省威海市要審時度勢，乘勢而上，在選擇承接相關產業時，應注重充分發揮臨海產業優勢，充分發展船舶產業、海洋開發與保護產業、現代漁業、電子信息產業、醫藥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等產業。
3.4形成產業集群，提升三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和十個省級旅游經濟開發區的承載能力產業園區被公認為區域品牌建設的最佳載體。威海市產業園區現在做得比較好，威海市現有威?；鹁娓呒夹g產業開發區、威海出口加工區、威海經濟技術開發區三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另有乳山經濟開發區、文登經濟開發區、榮成經濟開發區、榮成工業園區等十個省級旅游經濟開發區。威海市應充分發揮所轄的三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和十個省級旅游經濟開發區的投資洼地效應，引進有可能形成產業鏈的企業集群。在園區建設中，威海市及所轄乳山、榮成等區縣應注重高起點規劃園區，多層次建設產業園區，設置合理的企業準入機制，把威海市打造成不斷擴大園區的產業生態空間，加強產業鏈的密集程度的極具吸引力的國外先進產業轉移的目的地。
一、加工貿易渠道銷售網絡的影響因素及類型
(一)加工貿易主體對銷售網絡的影響
加工貿易主體不同,其銷售網絡的形式不同。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多通過外貿公司、出售給海外中間商、深加工結轉等方式完成。通過外貿公司實現銷售的情況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外貿公司接單以后委托加工貿易企業生產,另一類是沒有進出口權的加工貿易企業接單后,找外貿公司作。對于外商投資的加工貿易企業,其銷售方式主要是境外接單境內生產。
(二)企業規模對銷售網絡的影響
企業規模大小對銷售網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大型加工貿易企業能夠擁有自己的銷售網絡,尤其是外方是大型跨國公司的外商投資企業,這些企業未到中國之前,就在國際市場擁有一席之地,進入中國只是其全球發展戰略的一個部分。這種銷售網絡更多地體現在公司的內部交易上。中小企業受制于資金限制,則可能更多地依賴中間商來實現銷售。
(三)產品用途對銷售網絡的影響
根據產品的用途,加工貿易企業的產品可以分為面向大眾消費者的生活消費品和面向生產者的生產消費品。如果生產的是面向生產者的生產消費品,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比較容易通過與下游企業之間形成戰略伙伴關系來實現,因此此類加工貿易銷售網絡的建設從尋找下游企業開始,國際市場供求信息對其開拓國際市場至關重要。對已經擁有買家的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加強售后服務、降低產品價格是維護這種戰略伙伴關系的主要措施。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有的企業為了保持買賣雙方的信任關系,甚至不愿意擁有自己的品牌。
如果生產的是面向大眾消費者的生活消費品,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就要通過一般的商業流通渠道來實現,流通環節包括生產商、批發商、零售商和消費者,這個環節越長,生產商獲得的利潤越少,但是生產商要想通過縮短流通環節增加利潤,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企業首先要創立自己的品牌,加大宣傳力度,讓消費者對產品有所了解。此類企業也需要在提高產品質量、加強售后服務和降低生產成本上面下工夫。
二、我國加工貿易海外銷售的現狀與評價
(一)加工貿易企業的出口市場分布
加工貿易企業出口主要面向三類市場:原材料主要采購國,母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所在國———通過母公司內部交易實現,其他國際市場,即除原材料主要采購國和母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所在國以外的第三方市場。根據調查問卷的結果,加工貿易產品主要出口市場是第三方市場,接受此項調查的企業中有94.2%認為其他國際市場是主要出口市場,而選擇返銷原材料主要采購國和母公司內部貿易的企業比例只有20%左右(參見表1)。這種分布的原因在于我國加工貿易的主體以來自港澳、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東盟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外商為主,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的市場狹小,他們在我國開展加工貿易的目的是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以保證其產品在歐美等市場的競爭能力。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是這些企業的目標市場。
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出口市場的分布上,基本相同,但內資企業沒有母公司內部貿易,出口市場多樣化比率低于外資企業。
表1接受調查企業出口的主要市場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二)加工貿易企業銷售渠道的總體狀況
在問卷列出的6種海外銷售渠道中,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和出口給海外批發商是最主要的兩種渠道。接受調查的企業中,46.5%的企業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銷售渠道,31.6%的企業將產品出口給海外批發商,選擇其他四種渠道的企業比例都在20%以下,其中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的企業最少,只占接受此項調查企業的8.6%(參見表2)。顯然,在通過海外母公司和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銷售渠道進行出口的情況下,整個產品的經營網絡極有可能控制在母公司和原材料外方提供者手中;出口給海外批發商和零售商則意味著有相當大部分的利潤留給了中間商。而在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和出口給海外生產商的情況下,經營網絡和利潤極有可能由國內加工貿易企業控制和掌握。利用這
兩類渠道的企業比重非常低,意味著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在銷售方面嚴重受制于母公司和中間商,加工貿易帶來的利潤也相應地掌握在他們手里。
(三)內資企業的銷售渠道
對于內資企業,由于沒有外資介入,因此可以將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銷售渠道排除。表3的數據顯示,出口給海外批發商是內資企業最主要的銷售渠道,利用該渠道的內資企業比重為63.4%,其余4種銷售渠道的企業分布基本相同,直接出口給海外零售商的企業比重較大,為19.5%,銷售給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企業比重最低,為15.4%。內資企業中,國有企業出口給海外批發商的比重高達76%,說明國有企業在銷售上比較依賴海外批發商。一般地,交易環節越多,生產企業所能獲得的利潤越少,因此對于國有企業,如何減少流通環節,是提高利潤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以生產大眾消費品為主的企業。集體企業將產品出口給海外批發商的比重雖然也是最高的,但總體上分布比較平均。與國有企業相比,將產品返銷給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直接出口給海外零售商和利用中國外貿公司銷售渠道的集體企業比重較高。集體企業的銷售渠道相對來說更具多樣性。國有企業對某一渠道的依賴,使得其銷售容易受到市場變化的影響。
表3接受調查的內資企業的銷售渠道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整理。
(四)外商投資企業的銷售渠道
表4的數據顯示,55.5%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出口,25.2%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原材料外方
提供者的銷售渠道,24.5%的外商投資企業將產品出口給海外批發商,其他三種銷售渠道的企業比重都很低,其中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的外商投資企業比重最低,只有6.4%。
在各種形式的外商投資企業中,中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對母公司銷售渠道的依賴程度最低,只有27.9%的企業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出口,利用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銷售渠道和出口給海外批發商的中方控股合資企業的比重都高于這一比例,分別為60.5%和38.4%;中外合作企業對母公司銷售渠道的依賴也低于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這可以部分地說明外方投資者在中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和中外合作企業中對銷售渠道的控制相對有限。另外,相對于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和中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的比重較高,分別為11.8%和8.1%,也可以說明外方對這兩類外商投資企業銷售渠道的控制相對較低。
(五)外方投資者不同,其銷售渠道分布存在明顯差異
對于大型跨國公司來說,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是其最主要的銷售途徑,68.9%的企業是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出口的,選擇其他5種渠道的企業比重都低于20%,其中出口給海外生產商的比重最低,反映出大型跨國公司全球生產和銷售的特性及實力。個人投資者利用海外母公司銷售渠道的比重最低,只有28.9%。出口給海外批發商是個人投資者最普遍采用的銷售方式,說明個人投資者在經營網絡方面比較倚重海外中間商。中小企業利用母公司銷售渠道的比例也很高,為52.3%,但低于大型跨國公司。
(六)企業產品品牌的使用情況
企業產品品牌對企業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至關重要?？偟膩碚f,加工貿易企業主要使用海外訂貨商(或其指定)的品牌,這類企業占接受此項調查企業的49.9%,使用自己品牌的企業占36.1%,使用母公司品牌的企業占30.6%,使用國內訂貨商(或其指定)品牌的企業只有4.8%。(參見表6),從數據上看,使用自己品牌的企業比重并不很低,但如果不考慮使用多種品牌的情況,且將使用海外母公司品牌、海外訂貨商(或其指定)品牌和國內訂貨商(或其指定)品牌看作是一體,則沒有自己品牌的企業占61.2%,而擁有自己品牌的企業只有28.8%。
三、我國加工貿易企業開拓銷售渠道的障礙
根據調查,絕大多數企業都愿意擁有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也有一些企業認為是否擁有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要視企業的發展狀況而定,只有少數企業不希望擁有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如表7所示,68.8%的企業希望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25.3%的企業要根據企業的發展情況而定,只有5.8%的企業不希望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這說明加工貿易企業有良好的發展自己銷售渠道的意愿,但是現實中存在一些障礙,阻礙了加工貿易企業在開拓自己銷售渠道方面的努力。
(一)資金問題是企業開拓海外營銷渠道最主要的障礙
加工貿易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除了要有價廉物美的產品外,還要投資大量的資金,進行宣傳。由于資金限制,只有那些資金實力雄厚的大企業,才有發展海外營銷網絡的基礎。就外商投資企業而言,外方投資者以中小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居多,接受調查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外方投資者約65%屬于中小企業和個人投資者,資金問題成為限制這些企業開拓海外營銷網絡的最主要的制約因素。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43%的企業認為發展海外營銷網絡的成本太高,企業資金有限(參見表8)。
(二)企業無法及時獲得國際市場供求信息
表8的數據顯示,無法獲得國際市場供求信息是影響企業開拓海外營銷網絡的另一個重要因素,22.5%的企業認為不能及時獲得國際市場供求信息制約企業海外營銷網絡的發展。這說明信息傳播的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寬。
(三)企業在創建自己品牌過程中存在障礙
產品流通過程中,品牌的影響很大。擁有知名品牌的產品往往意味著穩定的市場份額。加工貿易企業開拓自己的銷售渠道,一個重要的環節是樹立自己的品牌,尤其是內資加工貿易企業。根據調查,使用自己品牌的企業比例相對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己品牌知名度低和無力投資作廣告是最主要的兩個原因。如表9所示,分別有38.8%和26.9%認為自己品牌知名度低和無力投資作廣告是企業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礙。這兩個原因之間是關聯的,廣告和品牌之間相互影響,好的品牌必然是堆積在大量的廣告之上,如果一個企業無力為自己的產品作宣傳,就很難樹立知名品牌,尤其是那些大眾消費品。因此,企業不使用自己品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資金短缺。另外,18.6%的企業認為沒有必要形成自己的品牌,這些企業多數是給國際知名品牌代工,只要與這些知名公司保持良好的伙伴關系,就不擔心產品的銷路。知識產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也是原
因之一,但比重相對較低,只有11.2%的企業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是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礙?？赡艿脑蛟谟?加工貿易企業的產品多數用于出口,且出口渠道比較固定,國內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對其銷售影響不大。
(四)企業電腦化經營相對滯后
隨著網絡的發展,企業的網絡建設對開拓營銷網絡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如果企業能夠充分利用網絡獲得快速、
低廉的信息,就可能有機會邁向國際市場,尤其是中小企業,完善的網絡在一定程度上能幫助其參與國際行銷。發展電子商務的基礎是電腦化經營和管理。這對于大企業來說比較容易實現,但對于中小企業則存在一定的困難。中國臺灣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臺灣“52.46%的中小型制造業表示在推展業務電腦化方面遇到困難”(《制造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網上資料)。這個數據對了解中小型加工貿易企業電腦化的情況很有幫助。
(五)缺乏優秀的營銷人才
建立營銷網絡,人才是關鍵。根據臺灣對本地中小型制造業的一項調查顯示,面對激烈競爭的環境,優秀行銷人才的缺乏,以及行銷研究(商業分析與市場預測)人才不足是中小型制造業在行銷方面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困難之一。大陸的情況也是如此。在表8中,選擇其他選項的企業中多數表示人才不足阻礙了其發展海外營銷網絡。
四、改進的建議
由于我國加工貿易是以引進外商投資的形式發展起來,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相對薄弱,因此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渠道被海外接單人和中間商控制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狀況是合理的。前面提到加工貿易的銷售渠道控制在海外接單人和中間商手里,容易造成加工貿易企業利潤水平低,缺乏自主性。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國家和企業應共同努力,開拓自己的銷售渠道。
(一)企業應建立符合實際情況的營銷策略
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對加工貿易企業穩定發展意義重大,但不管是制造企業,還是貿易企業,加工貿易企業在開拓銷售渠道時,必須建立符合實際情況和自身發展狀況的營銷策略,否則欲速則不達。對于大型的制造企業,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可以在進行代工的同時嘗試樹立自己的品牌,積極開拓自己的營銷渠道;對于中小型制造企業,資金和銷售人員儲備相對不足,營銷策略的重點應在提高產品質量、加強售后服務和新產品開發等方面,同時積累資金和行銷人員儲備,逐步將企業做大做強;對于貿易企業,營銷渠道的競爭意味著服務的競爭,只有提供更好、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才能鞏固與老客戶的長期關系,開拓新客戶。
(二)加強工貿結合,幫助內資制造企業開拓市場
前面提到,加工貿易領域工貿結合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貿易企業接收海外訂單后,在國內尋找合適的制造企業進行生產;另一種是制造企業接到訂單后,因沒有進出口權,必須找一家貿易企業做。前者多是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結合的方式。是內資制造企業發展加工貿易的主要渠道;后者則是外資加工生產企業與貿易企業結合的方式。隨著我國進出口經營權的逐步放開,貿易企業的這種純業務勢必降低。對于貿易企業來說,未來的發展方向應是第一種方式。貿易企業接單,尋找合適的制造企業生產,可以充分發揮貿易企業和制造企業的優勢,增強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的競爭力。許多開展加工貿易的內資制造企業是中小企業,在海外業務方面缺乏競爭力,而貿易企業熟悉海外市場,但自身沒有制造能力,兩者的有機結合可以有力地促進內資加工貿易的發展。
目前這種形式的工貿結合規模太小。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多數是外商投資企業,內資制造企業的數量非常少。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國內貿易企業的功能沒有充分地發揮,根據問卷調查,只有17.9%的內資企業利用貿易企業的銷售渠道;二是內資制造企業產品的質量無法滿足客戶的要求,這也是加工貿易國內采購比率低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擴大工貿結合的規模,就需要貿易企業和制造企業共同努力,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政府有關部門也可以采取適當的獎勵措施,鼓勵貿易企業在海外市場積極尋找訂單。
(三)改善投資環境,變海外接單為國內接單
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多數是外商投資企業,其加工貿易業務多采用海外接單、國內生產的方式。銷售渠道為海外接單人和中間商掌握,使得加工貿易企業的利潤空間狹小,發展受到制約,尤其是對中外合資的加工貿易企業,中方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損害。對此,政府應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方將生產環節轉移到國內的同時,將其營銷環節也轉移過來,變海外接單為國內接單。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包括繼續給予加工貿易企業優惠的稅收政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改進主管部門的管理等多方面。
變海外接單為國內接單以后,不但可以提高加工貿易企業的利潤水平,有利于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而且可以在國內培養一批營銷管理人才,解決我國行銷人才缺乏的問題。另外,鑒于在所有形式的外方投資者中,中小企業利用中國貿易企業銷售渠道的比重最高,因此在吸引外資進入加工貿易領域時,政策應適當向中小企業傾斜。
(四)政府應在資金、信息、網絡建設方面給予支持
一、加工貿易渠道銷售網絡的影響因素及類型
(一)加工貿易主體對銷售網絡的影響
加工貿易主體不同,其銷售網絡的形式不同。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多通過外貿公司、出售給海外中間商、深加工結轉等方式完成。通過外貿公司實現銷售的情況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外貿公司接單以后委托加工貿易企業生產,另一類是沒有進出口權的加工貿易企業接單后,找外貿公司作。對于外商投資的加工貿易企業,其銷售方式主要是境外接單境內生產。
(二)企業規模對銷售網絡的影響
企業規模大小對銷售網絡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大型加工貿易企業能夠擁有自己的銷售網絡,尤其是外方是大型跨國公司的外商投資企業,這些企業未到中國之前,就在國際市場擁有一席之地,進入中國只是其全球發展戰略的一個部分。這種銷售網絡更多地體現在公司的內部交易上。中小企業受制于資金限制,則可能更多地依賴中間商來實現銷售。
(三)產品用途對銷售網絡的影響
根據產品的用途,加工貿易企業的產品可以分為面向大眾消費者的生活消費品和面向生產者的生產消費品。如果生產的是面向生產者的生產消費品,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比較容易通過與下游企業之間形成戰略伙伴關系來實現,因此此類加工貿易銷售網絡的建設從尋找下游企業開始,國際市場供求信息對其開拓國際市場至關重要。對已經擁有買家的企業,提高產品質量、加強售后服務、降低產品價格是維護這種戰略伙伴關系的主要措施。我們在調查中了解到,有的企業為了保持買賣雙方的信任關系,甚至不愿意擁有自己的品牌。
如果生產的是面向大眾消費者的生活消費品,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就要通過一般的商業流通渠道來實現,流通環節包括生產商、批發商、零售商和消費者,這個環節越長,生產商獲得的利潤越少,但是生產商要想通過縮短流通環節增加利潤,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企業首先要創立自己的品牌,加大宣傳力度,讓消費者對產品有所了解。此類企業也需要在提高產品質量、加強售后服務和降低生產成本上面下工夫。
二、我國加工貿易海外銷售的現狀與評價
(一)加工貿易企業的出口市場分布
加工貿易企業出口主要面向三類市場:原材料主要采購國,母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所在國———通過母公司內部交易實現,其他國際市場,即除原材料主要采購國和母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所在國以外的第三方市場。根據調查問卷的結果,加工貿易產品主要出口市場是第三方市場,接受此項調查的企業中有94.2%認為其他國際市場是主要出口市場,而選擇返銷原材料主要采購國和母公司內部貿易的企業比例只有20%左右(參見表1)。這種分布的原因在于我國加工貿易的主體以來自港澳、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東盟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外商為主,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的市場狹小,他們在我國開展加工貿易的目的是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以保證其產品在歐美等市場的競爭能力。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是這些企業的目標市場。
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出口市場的分布上,基本相同,但內資企業沒有母公司內部貿易,出口市場多樣化比率低于外資企業。
表1接受調查企業出口的主要市場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二)加工貿易企業銷售渠道的總體狀況
在問卷列出的6種海外銷售渠道中,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和出口給海外批發商是最主要的兩種渠道。接受調查的企業中,46.5%的企業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銷售渠道,31.6%的企業將產品出口給海外批發商,選擇其他四種渠道的企業比例都在20%以下,其中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的企業最少,只占接受此項調查企業的8.6%(參見表2)。顯然,在通過海外母公司和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銷售渠道進行出口的情況下,整個產品的經營網絡極有可能控制在母公司和原材料外方提供者手中;出口給海外批發商和零售商則意味著有相當大部分的利潤留給了中間商。而在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和出口給海外生產商的情況下,經營網絡和利潤極有可能由國內加工貿易企業控制和掌握。利用這
兩類渠道的企業比重非常低,意味著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在銷售方面嚴重受制于母公司和中間商,加工貿易帶來的利潤也相應地掌握在他們手里。
表2接受調查企業的海外銷售渠道
企業數比重
A.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銷售渠道27546.5%
B.原材料的外方提供者11419.3%
C.出口給海外生產商7512.7%
D.出口給海外批發商18731.6%
E.直接出售給海外零售商7112.0%
F.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518.6%
接受此項調查的企業591130.8%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三)內資企業的銷售渠道
對于內資企業,由于沒有外資介入,因此可以將利用海外母公司的銷售渠道排除。表3的數據顯示,出口給海外批發商是內資企業最主要的銷售渠道,利用該渠道的內資企業比重為63.4%,其余4種銷售渠道的企業分布基本相同,直接出口給海外零售商的企業比重較大,為19.5%,銷售給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企業比重最低,為15.4%。內資企業中,國有企業出口給海外批發商的比重高達76%,說明國有企業在銷售上比較依賴海外批發商。一般地,交易環節越多,生產企業所能獲得的利潤越少,因此對于國有企業,如何減少流通環節,是提高利潤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以生產大眾消費品為主的企業。集體企業將產品出口給海外批發商的比重雖然也是最高的,但總體上分布比較平均。與國有企業相比,將產品返銷給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直接出口給海外零售商和利用中國外貿公司銷售渠道的集體企業比重較高。集體企業的銷售渠道相對來說更具多樣性。國有企業對某一渠道的依賴,使得其銷售容易受到市場變化的影響。
表3接受調查的內資企業的銷售渠道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整理。
(四)外商投資企業的銷售渠道
表4的數據顯示,55.5%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出口,25.2%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原材料外方
提供者的銷售渠道,24.5%的外商投資企業將產品出口給海外批發商,其他三種銷售渠道的企業比重都很低,其中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的外商投資企業比重最低,只有6.4%。
在各種形式的外商投資企業中,中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對母公司銷售渠道的依賴程度最低,只有27.9%的企業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出口,利用原材料外方提供者的銷售渠道和出口給海外批發商的中方控股合資企業的比重都高于這一比例,分別為60.5%和38.4%;中外合作企業對母公司銷售渠道的依賴也低于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這可以部分地說明外方投資者在中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和中外合作企業中對銷售渠道的控制相對有限。另外,相對于外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和中方控股的合資企業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的比重較高,分別為11.8%和8.1%,也可以說明外方對這兩類外商投資企業銷售渠道的控制相對較低。
(五)外方投資者不同,其銷售渠道分布存在明顯差異
對于大型跨國公司來說,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是其最主要的銷售途徑,68.9%的企業是利用母公司的銷售渠道出口的,選擇其他5種渠道的企業比重都低于20%,其中出口給海外生產商的比重最低,反映出大型跨國公司全球生產和銷售的特性及實力。個人投資者利用海外母公司銷售渠道的比重最低,只有28.9%。出口給海外批發商是個人投資者最普遍采用的銷售方式,說明個人投資者在經營網絡方面比較倚重海外中間商。中小企業利用母公司銷售渠道的比例也很高,為52.3%,但低于大型跨國公司。
表4接受調查的外資企業的銷售渠道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相應地,中小企業出口給海外生產商、批發商和零售商的比重要高于大型跨國公司。除其他情況外,中小企業利用中國外貿公司的銷售渠道的比重最高,7.5%的中小企業利用此渠道進行銷售。另外,中小企業銷售渠道多樣化的程度要高于大型跨國公司和個人投資者。(參見表5)
表5按外方投資者分,接受調查的外商投資企業的銷售渠道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六)企業產品品牌的使用情況
企業產品品牌對企業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至關重要?？偟膩碚f,加工貿易企業主要使用海外訂貨商(或其指定)的品牌,這類企業占接受此項調查企業的49.9%,使用自己品牌的企業占36.1%,使用母公司品牌的企業占30.6%,使用國內訂貨商(或其指定)品牌的企業只有4.8%。(參見表6),從數據上看,使用自己品牌的企業比重并不很低,但如果不考慮使用多種品牌的情況,且將使用海外母公司品牌、海外訂貨商(或其指定)品牌和國內訂貨商(或其指定)品牌看作是一體,則沒有自己品牌的企業占61.2%,而擁有自己品牌的企業只有28.8%。
表6接受調查企業產品的品牌
企業數比重
A.用海外母公司的品牌17730.6%
B.用海外訂貨商（或其指定）的品牌28949.9%
C.用國內訂貨商（或其指定）的品牌284.8%
D.用自己的品牌20936.1%
接受此項調查的企業579121.4%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三、我國加工貿易企業開拓銷售渠道的障礙
根據調查,絕大多數企業都愿意擁有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也有一些企業認為是否擁有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要視企業的發展狀況而定,只有少數企業不希望擁有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如表7所示,68.8%的企業希望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25.3%的企業要根據企業的發展情況而定,只有5.8%的企業不希望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這說明加工貿易企業有良好的發展自己銷售渠道的意愿,但是現實中存在一些障礙,阻礙了加工貿易企業在開拓自己銷售渠道方面的努力。
表7接受調查企業是否希望擁有自己的海外銷售渠道
企業數比重
A.是40268.8%
B.否345.8%
C.不一定，要視企業的發展情況而定14825.3%
接受此項調查的企業584100.0%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一)資金問題是企業開拓海外營銷渠道最主要的障礙
加工貿易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除了要有價廉物美的產品外,還要投資大量的資金,進行宣傳。由于資金限制,只有那些資金實力雄厚的大企業,才有發展海外營銷網絡的基礎。就外商投資企業而言,外方投資者以中小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居多,接受調查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外方投資者約65%屬于中小企業和個人投資者,資金問題成為限制這些企業開拓海外營銷網絡的最主要的制約因素。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43%的企業認為發展海外營銷網絡的成本太高,企業資金有限(參見表8)。
表8接受調查企業認為發展海外營銷網絡的制約因素
企業數比重
A.成本太高，企業資金有限22243.0%
B.國際市場供給飽和，新品牌難以進入8015.5%
C.企業不能及時獲得國際市場供求信息11622.5%
D.缺乏發展自己營銷渠道意識6312.2%
E.合作（或合資）外方限制本公司發展自己的海外影響網絡6813.2%
F.其他468.9%
接受此項調查的企業516115.3%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二)企業無法及時獲得國際市場供求信息
表8的數據顯示,無法獲得國際市場供求信息是影響企業開拓海外營銷網絡的另一個重要因素,22.5%的企業認為不能及時獲得國際市場供求信息制約企業海外營銷網絡的發展。這說明信息傳播的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寬。
(三)企業在創建自己品牌過程中存在障礙
產品流通過程中,品牌的影響很大。擁有知名品牌的產品往往意味著穩定的市場份額。加工貿易企業開拓自己的銷售渠道,一個重要的環節是樹立自己的品牌,尤其是內資加工貿易企業。根據調查,使用自己品牌的企業比例相對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己品牌知名度低和無力投資作廣告是最主要的兩個原因。如表9所示,分別有38.8%和26.9%認為自己品牌知名度低和無力投資作廣告是企業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礙。這兩個原因之間是關聯的,廣告和品牌之間相互影響,好的品牌必然是堆積在大量的廣告之上,如果一個企業無力為自己的產品作宣傳,就很難樹立知名品牌,尤其是那些大眾消費品。因此,企業不使用自己品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資金短缺。另外,18.6%的企業認為沒有必要形成自己的品牌,這些企業多數是給國際知名品牌代工,只要與這些知名公司保持良好的伙伴關系,就不擔心產品的銷路。知識產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也是原
因之一,但比重相對較低,只有11.2%的企業認為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是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礙。可能的原因在于,加工貿易企業的產品多數用于出口,且出口渠道比較固定,國內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對其銷售影響不大。
(四)企業電腦化經營相對滯后
隨著網絡的發展,企業的網絡建設對開拓營銷網絡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如果企業能夠充分利用網絡獲得快速、
表9接受調查企業認為使用自己品牌的障礙
企業數比重
A.知識產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6111.2%
B.無力大量投資做廣告14726.9%
C.自己品牌知名度太低，影響銷路與價格21238.8%
D.沒必要形成自己的品牌10218.6%
E.其他17632.2%
接受此項調查的企業547127.6%
資料來源:根據課題組企業問卷調查計算整理。
低廉的信息,就可能有機會邁向國際市場,尤其是中小企業,完善的網絡在一定程度上能幫助其參與國際行銷。發展電子商務的基礎是電腦化經營和管理。這對于大企業來說比較容易實現,但對于中小企業則存在一定的困難。中國臺灣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臺灣“52.46%的中小型制造業表示在推展業務電腦化方面遇到困難”(《制造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網上資料)。這個數據對了解中小型加工貿易企業電腦化的情況很有幫助。
(五)缺乏優秀的營銷人才
建立營銷網絡,人才是關鍵。根據臺灣對本地中小型制造業的一項調查顯示,面對激烈競爭的環境,優秀行銷人才的缺乏,以及行銷研究(商業分析與市場預測)人才不足是中小型制造業在行銷方面所遭遇的最主要的困難之一。大陸的情況也是如此。在表8中,選擇其他選項的企業中多數表示人才不足阻礙了其發展海外營銷網絡。
四、改進的建議
由于我國加工貿易是以引進外商投資的形式發展起來,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相對薄弱,因此加工貿易企業的銷售渠道被海外接單人和中間商控制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狀況是合理的。前面提到加工貿易的銷售渠道控制在海外接單人和中間商手里,容易造成加工貿易企業利潤水平低,缺乏自主性。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國家和企業應共同努力,開拓自己的銷售渠道。
(一)企業應建立符合實際情況的營銷策略
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對加工貿易企業穩定發展意義重大,但不管是制造企業,還是貿易企業,加工貿易企業在開拓銷售渠道時,必須建立符合實際情況和自身發展狀況的營銷策略,否則欲速則不達。對于大型的制造企業,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可以在進行代工的同時嘗試樹立自己的品牌,積極開拓自己的營銷渠道;對于中小型制造企業,資金和銷售人員儲備相對不足,營銷策略的重點應在提高產品質量、加強售后服務和新產品開發等方面,同時積累資金和行銷人員儲備,逐步將企業做大做強;對于貿易企業,營銷渠道的競爭意味著服務的競爭,只有提供更好、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才能鞏固與老客戶的長期關系,開拓新客戶。
(二)加強工貿結合,幫助內資制造企業開拓市場
前面提到,加工貿易領域工貿結合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貿易企業接收海外訂單后,在國內尋找合適的制造企業進行生產;另一種是制造企業接到訂單后,因沒有進出口權,必須找一家貿易企業做。前者多是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結合的方式。是內資制造企業發展加工貿易的主要渠道;后者則是外資加工生產企業與貿易企業結合的方式。隨著我國進出口經營權的逐步放開,貿易企業的這種純業務勢必降低。對于貿易企業來說,未來的發展方向應是第一種方式。貿易企業接單,尋找合適的制造企業生產,可以充分發揮貿易企業和制造企業的優勢,增強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的競爭力。許多開展加工貿易的內資制造企業是中小企業,在海外業務方面缺乏競爭力,而貿易企業熟悉海外市場,但自身沒有制造能力,兩者的有機結合可以有力地促進內資加工貿易的發展。
目前這種形式的工貿結合規模太小。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多數是外商投資企業,內資制造企業的數量非常少。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國內貿易企業的功能沒有充分地發揮,根據問卷調查,只有17.9%的內資企業利用貿易企業的銷售渠道;二是內資制造企業產品的質量無法滿足客戶的要求,這也是加工貿易國內采購比率低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擴大工貿結合的規模,就需要貿易企業和制造企業共同努力,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政府有關部門也可以采取適當的獎勵措施,鼓勵貿易企業在海外市場積極尋找訂單。
(三)改善投資環境,變海外接單為國內接單
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多數是外商投資企業,其加工貿易業務多采用海外接單、國內生產的方式。銷售渠道為海外接單人和中間商掌握,使得加工貿易企業的利潤空間狹小,發展受到制約,尤其是對中外合資的加工貿易企業,中方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損害。對此,政府應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方將生產環節轉移到國內的同時,將其營銷環節也轉移過來,變海外接單為國內接單。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包括繼續給予加工貿易企業優惠的稅收政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改進主管部門的管理等多方面。
變海外接單為國內接單以后,不但可以提高加工貿易企業的利潤水平,有利于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而且可以在國內培養一批營銷管理人才,解決我國行銷人才缺乏的問題。另外,鑒于在所有形式的外方投資者中,中小企業利用中國貿易企業銷售渠道的比重最高,因此在吸引外資進入加工貿易領域時,政策應適當向中小企業傾斜。
(四)政府應在資金、信息、網絡建設方面給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