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09 20:19:04
序論：在您撰寫城鎮化進程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城鎮化是新時期“四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報告中多次提及城鎮化，并將城鎮化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內容，作為破解經濟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化不僅本身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具有顯著的聯動性，而且城鎮化帶來的結構調整和內需釋放對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積也在不斷擴張。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存在諸多矛盾和不足，一個突出表現是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速度，即伴隨著城鎮建成區大規模擴展，大量農村土地被占用，城鎮空間外延迅速擴張，而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卻沒有隨之同步提高。許多學者指出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而是一種扭曲的城鎮化。實際上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扭曲現象是由中國的宏觀現實造成的，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經濟體而言，空間城鎮化凌駕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本質上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間城鎮化而輕視人口城鎮化有關。本文從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并提出優化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國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
(一)測度方法
采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進行測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該方法利用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最優的生產前沿，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離生產前沿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贒EA的Malmquist指數可作為效率指數(Caves等，1982)［2］，用來表示從t期到t+1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變動情況。若Malmquist指數大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上升的趨勢，若Malmquist指數小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Malmquist指數等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沒有變化。作為非參數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效率具有以下幾個優點:(1)不需要假設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避免由于錯誤的模型假設而導致實證結論出現偏差;(2)可以用來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綜合效率問題，避免了指標的單一性;(3)不需要對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變量進行單位變換處理，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指標與投入指標值及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4)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具有較強的客觀性。DEA方法有多種形式，但總的來說，根據對規模報酬是否可變的假設，可以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兩大類:前者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另外，DEA分為投入導向模型和產出導向模型。投入導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產出的情況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產出導向模型則是計算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何使產出最大化。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來的技術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紤]到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在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標是在財政金融政策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盡可能協調資金分配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來推進城鎮化，因此本文使用產出導向型的DEA模型。同時考慮到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產出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不僅能夠對同一時期的效率進行分析，而且能夠分析不同時期之間，決策單元的效率變化情況。
(二)投入、產出變量和數據
首先來考察投入變量———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財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對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們借鑒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我們再來看產出變量———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城鎮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鎮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來綜合反映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根據該指標含義，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鎮化。圖2直觀地描繪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趨勢。自2004年以來，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這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現象，暴露出城鎮化進程存在的現實問題。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橫截面共包括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以下簡稱省)。21世紀后，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提速跡象，基于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則，筆者最終選擇了2004—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贒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圖2報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指數。測算結果表明，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大部分年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說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財政金融政策并沒有很好地支持城鎮化建設，這極有可能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間城鎮化而忽視人口城鎮化有關。而且，從演化趨勢來看，這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跡象在近期比樣本初期表現得更為明顯。表2給出了2005—2011年中國各省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Malmquist指數測算數據。從Malmquist指數來看，沒有任何省份在7年內效率連續上升(Malmquist指數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都出現了下降。特別在2009年最為嚴重，在該年只有3個省份(天津、上海和山東)的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28個省份的Malmquist指數都小于1，說明這一年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下降最為明顯。實證結果表明，大多數省份在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效率方面沒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與目前地方政府“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中國地方官員“錦標賽模式”的晉升體制下，地方官員往往以GDP指標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級領導也樂意用GDP這個簡單可測的指標來評判下級官員的晉升資格。因此，GDP增長成了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也是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導向，從而導致財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視民生和社會福利。特別是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重，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而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矛。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化產業在農村的發展需要懂文化、會經營、善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的支撐。雖然近年來，我市加強文化產業人才建設的重要性，采取各種措施，如高校設立文化產業相關專業、幵設社會培訓機構等培養農村文化產業需要的專門人才。但是，不可否認，當前產業人才匱乏、文化人才隊伍發展落伍已成為制約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性瓶頸之一。
二、加快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路與對策
在依靠政府、民間組織和市場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礎上，具體解決農村文化產業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還需要從農村文化產業的產業基礎、文化品味、投融資體系、人才建設方面提出相應的對策。
1．建設文化基礎設施，提高產業總體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是為發展生產、保證生活供應和保護生態環境而創造共同條件、提供公共服務的部門、設施的總稱。從行業劃分來看，主要包括交通運輸設施、郵電通信設施、能源供給設施、水利設施、生態設施和社會性基礎設施等。因此，它既是企業生產效率的重要決定因素，也是經濟和社會運行和發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業生產需要能源和水作為必需的投入品，也離不開鐵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設施提供的服務。農村文化產業的發展、總體發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農村公路、通訊、供水、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從而為文化產業走進農村、駐扎農村、建設農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準備措施。
2．加大科學技術投入，提升文化產品總體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運用科學技術來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通過發展信息科技，提高農村通訊設備、供水、供電等基礎建設，為文化產業在農村的發展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在此基礎上，加強科技與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產品的總體品位與科技含量。“就我國文化產品而言，內容的民族化和國際化是雙向互動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張力，用現代意識來處理傳統文化資源，才能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我國農村文化產品要既能夠彰顯自身民族文化內涵，又具有一定的國際化的水平，就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農村許多尚未開發、以原生態形式存在的文化資源，要使它們在繼承保護的基礎上，開發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就必須要依靠高科技。
3．構建金融支撐體系，保證農村文化產業資金投資是保持經濟快速增長、促進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農村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障礙就是資金的匱乏。因此，必須積極建立多元化的文化產業投資主體，拓寬投資渠道，集聚各方力量，多管齊下，使國家（政府）、企業和個人都積極參與其中。同時，鼓勵金融介入農村文化產業領域，著手從金融支撐結構、擔保體系、評價體系、保險機制等方面構建完備的金融支撐體系。
關鍵詞:農村城鎮化;新農村建設;環境保護;問題;對策
農村城鎮化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農村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的不斷優化。但在農村城鎮化進程中,必須注意農村生態環境問題。
環境問題是事關國計民生和子孫后代的大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淵源,在開發利用和保護上必須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致使環境污染的趨勢出現由城市向鄉鎮蔓延,再向農村擴展的勢頭,與農業生態環境的污染息息相關。如何科學地處理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的環境保護問題,是正確合理地處理新農村建設與環境保護的關鍵所在。
1農業生態環境的特征
我國的農業主要包括種植業、畜牧業、水產業等,是一種產業環境,直接主體是農業類產業的生存發展。從農業環境保護的角度出發,農業生態環境具有多樣性、廣延性、區域性、復雜性,同時又有半自然、半人為調控的特征。
農業由于分布面積廣,光、熱、水、氣等外界環境因素又是農業生產所必需的條件,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不斷地改變環境的組成和結構,從而影響著環境中物質和能量的循環系統。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的自身也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農業生態環境,農業生產上盲目過量施用的農藥、化肥、除草劑等化學物質,也會對農業環境造成污染,加上病害、蟲害、氣候等自然災害,使得農業環境問題更加復雜。
2農村環境的狀況
目前,農村環境狀況不容樂觀。隨著農業的發展,農藥、化肥對農產品的污染及農膜產生的“白色污染”大量增多,村鎮居民產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焚燒秸稈造成大氣污染,規?；B殖及水產養殖造成的污染也愈加嚴重。以山西運城市為例,該市是全省糧、棉、果基地,小麥、棉花、果品等諸多農產品的商品率均占全省的80%以上,農業生態環境質量不容樂觀,土地利用率已達80%以上,耕墾指數為43.7%,超過全省平均水平,化學農藥的大量使用,破壞了生態平衡與生物種群的穩定,化肥農藥施用極不平衡,農藥殘留量增多,農藥中毒人數逐年增加,還造成土壤板結,作物貪青晚熟,淋溶下滲流失,造成水質污染。超標污水的灌溉,大氣降落物的污染,工業固體廢棄物的堆存,污染事故的增多,使土地和作物污染增多。惡劣的環境使農業生產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和損害,農業環境污染糾紛事件逐年上升。
改革開放給鄉鎮企業帶來了蓬勃的發展,帶動了農村小城鎮的復蘇和興起,但鄉鎮工業廢水化學需氧量、粉塵和固體廢物的排放量占全國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過50%。農村工業中從事汞制品、砷制品、鋁制品、聯苯胺等產業,以及噪聲和振動污染的行業,由于技術工藝落后,設備簡陋,管理和各種制度不健全,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允許排放標準的幾十倍、幾百倍甚至上千倍,直接危害職工健康。比如運城,近年來隨著工業的發展,經濟結構有了很大變化,已由單一農業大區發展為門類較全,農工并舉的組合區域。環境污染特征是以二氧化硫污染為主,煙塵和二次揚塵為副的大氣污染,以有機物質和氮素為主要污染物質的水質污染,以工業固體廢棄物為主的固體廢物污染,且污染趨勢趨于加重,并由城市向鄉村蔓延擴展的勢頭,從而影響農業生態環境。
3農村城鎮化中的環境問題
3.1城鎮周邊農村及農業污染嚴重
我國農村城鎮化發展中,城鎮周邊農村及農業污染嚴重,特別是以化學肥料替代有機肥料造成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目前,我國耕地化肥施用量約每公頃375kg,而發達國家化肥施用水平約每公頃200kg。氮素化肥過量施用,會流失進入水體。研究證明,嬰兒發生亞硝酸鹽中毒或變性紅血素癥以及成人消化道內由于形成亞硝胺而致癌的現象,都與飲用硝酸鹽含量高的河水有密切關系。磷肥含有多種有害物質,過量地施用磷肥,使這些有害物質在土壤中不斷富集,進入“食物鏈”。
3.2工業“三廢”排放的影響
近些年來,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發展,特別是企業增加較多。但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具有布局分散、規模小和經營粗放等特征,從而造成工業“三廢”排放居高不下,呈增長趨勢,使得周邊環境污染嚴重。據統計,全國每天排放的污水量超過1億t,其中80%以上未經過任何處理就直接排入水域,使河流、湖泊、水庫遭受污染,許多水庫也開始進入富營養化狀態,城郊水庫的富營養化問題最為嚴重,給城市供水帶來嚴重危害。
3.3城鎮鄉村基礎設施滯后
這方面突出體現在城市氣化率低、熱化率低、綠化率低、煙塵控制區發展水平較低,煙塵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力度、治理資金投入較低。目前,山西農村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不合理的能源結構。同時由于集中供暖建設滯后,居民取暖、做飯及餐飲業的耗煤多為直接燃燒,低空排放,大量的由煤炭消耗產生廢氣直接排放到大氣中直接影響著環境質量狀況。
3.4農村生態環境脆弱
目前我國農村環保工作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農業投入品使用不合理,農業面源污染有增無減。伴隨著養殖業的快速發展,畜禽糞便70%未經處理直接向外排放。農作物秸稈資源浪費現象較為普遍,近30%的秸稈沒有得到資源化利用。農村生活垃圾亂堆亂放和生活污水隨意排放現象突出等。
3.5大量農田被占用和毀壞
如今我國可以開墾的荒地所剩無幾,而現有耕地卻被大量侵占,其中農村工業的占地面積是驚人的。除直接占用耕地外,農村工業還污染和破壞了大量農田。據統計,全國每年因工業廢水而污染的耕地面積達2億多畝,占耕地總面積的15%左右;每年因污染而減少的糧食超過了100億kg,直接經濟損失125億元,其中因為農村工業污染和破壞而引起的達47%以上。
4農村城鎮化中的環境保護對策
4.1持續發展必須兼顧環境目標
生態環境的良好狀態,是農村農業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基礎。農村城鎮化能否實現持續發展,最根本的影響因素是自然生態環境的狀況。如果自然生態環境受到破壞,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失去了基礎,建立在農業健康發展基礎上的農村城鎮化也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4.2強化農村環保法律手段
我國農村環境管理法制化建設已取得可喜進步,頒布實施了一批有關資源與環境保護的法律,但相對城市環境保護和工業污染防治而言,農村城鎮化后的環境保護工作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基礎較為薄弱。從總體上看,尚未建立起適應小城鎮特點和環保工作實際需要的法律法規體系。而且,由于絕大多數小城鎮環境保護機構不健全,監督執法工作不到位,難以將小城鎮環境保護工作任務落到實處。因此,我國農村環境管理的法律手段還必須強化,真正確立法律手段在管理
農村環境中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4.3創新環保思路,科學制定規劃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和中央加強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創新思路,科學制定規劃。把新能源技術、農村節能技術、垃圾無害化利用技術、農作物秸稈資源化技術、無害化農產品的生產技術、污水處理利用技術、生態保護等技術有機地結合到一起。
4.3.1創新思路,切實做到管理到位
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人們在還處于相對貧困的情況下,環境保護意識十分淡薄。面對農村環境保護的現狀,加強宣傳教育。讓廣大農民群眾了解環境保護知識,掌握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及法規。結合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和目標,廣泛宣講農村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各鄉鎮要組建相應的環境保護機構,配備專職環保工作人員,將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形成縣、鄉、村三級環保管理網絡,以確保農村環境保護機構和工作人員落實到位。農村環境保護具有分散、面廣、量小的特點,必須加強管理,積極服務于農村環境保護。農民建房選址定點、畜禽圈舍的布局、農藥及化肥的使用等都是新農村建設中環境保護不容忽視的問題,以更好地控制農村新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
4.3.2制訂規劃,切實做到投入到位
治理農村環境污染,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因此,農村環境保護必須要有合理的規劃,要有短期、中期和長期規劃。通過這些規劃,有步驟地實施農村環境污染治理,有計劃地安排資金的投入。在爭取國家投入的基礎上,發動廣大群眾,增強自主意識,加大自身對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加快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步伐。
4.4納入政府目標管理,形成環保工作合力
農村環保是內涵豐富、涉及面廣、任務量大的一項系統工程。應納入地方政府目標管理責任制中,并將目標轉化到經濟社會發展評價范圍和干部政績考核。抓好環境規劃、執法監督,各有關部門要認真履行職責,密切協作配合,形成環保工作的合力,同時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參與。
4.4.1確立農民主體地位,建立長效機制
農村環境建設的主體是農民,要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滿足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民的意愿。不搞統一模式、統一標準、不搞“一刀切”。努力探索既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又適應農村特點的長效機制,建立科學合理的服務制度。
4.4.2科技領先,切實做到技術到位
農村環境污染因素復雜,污染源分散不集中,治理難度大,對治理技術的要求較高。因此,必須堅持科技領先的原則,加強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以及先進治理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目前運城推廣的農村沼氣利用技術具有很好的環境效果。大力發展沼氣、風能、太陽能、秸稈氣化生物質能等新型清潔能源。
4.4.3協調配合,切實做到參與到位
農村環境保護工作需要環保、農業、林業、水利、畜牧等部門的通力協作和配合,積極參與,才能有更大的整體性的收效。按照農村環境保護規劃,發揮各自的職能和職責,做到力度到位、措施到位,真正承擔起保護環境的重任。
4.5結合鄉村建設實際,開展環保綜合整治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農村環境污染由以鄉鎮工業污染為主轉變為鄉鎮工業污染、生活污染、農業污染等污染并重的態勢。開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要做到與環保責任狀相結合,與鄉村建設規劃相結合,與綠色創建相結合,與改變種植結構相結合,與提高村民環境意識相結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參與。倡導綠色生活、綠色生產,樹立全新的環保理念,在全社會形成保護環境的良好氛圍。
4.5.1與村莊建設規劃相結合
把農村環境污染治理、清潔水源、清潔田源、清潔家園和農村廢棄物資源化、農業生產清潔化、城鄉環保一體化、村莊發展生態化等內容納入規劃之中,并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充分反應地方特色,努力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4.5.2與綠色創建相結合
創建環境優美的鄉鎮、生態村、綠色村鎮的根本目的在于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村生態環境。
4.5.3與改變種植結構相結合
積極發展有機農業,這不僅能解決農村面源污染,提高農民收入和人民健康水平,也是改善農村生態環境,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一項根本舉措。
4.5.4與提高村民的環境意識相結合
建設新農村的主力軍是農民本身,要通過廣泛宣傳,讓廣大農民從“要我建”轉變到“我要建”,主動為建設美好家園盡職盡力。使其對新農村建設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同時進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加大鄉村工業污染防治力度;要以發展生態農業為主線,在經濟、生態、社會效益的結合點上做活文章,發展生態安全農業;解決農藥、化肥過量使用的問題,有效地控制農業面源污染。
5結束語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通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解決農民的出路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舉措。隨著我國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們必須重視農村環境保護問題,否則就會出現農村環境污染規模和影響不斷擴大的局面,這與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發展目標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只要我們重視和積極應對農村城鎮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加大力度對其進行有效的治理,我們是能夠讓廣大農村真正實現“生態良好”的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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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村教育內容和方式的“空洞”城鎮化是正在發生著的實踐，是農村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向。農村教育理應成為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助推力量，然而，現實中的農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卻是一種阻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農村教育存在著內容、方式的“空洞”。城鎮化發展是全方位的，而且這種全方位發展須通過主體人的實踐參與來體現，所以農村教育對城鎮化的推動只有建立在培養“智慧的實踐者”基礎上，讓其在社會生活中積極地思考和行動，方能適應和促進城鎮化的良性發展。與此相反的是，目前農村教育尤其是農村學校教育以應試為目的，其內容是理論化的文本課程，采取封閉式的說理教學，學習的過程脫離了社會生產生活，導致教與學、知與行的脫節。此外，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教育也有明顯的理論化色彩，將受教育者集中起來進行所謂的技術培訓，但這種穩定統一的教學內容和靜默式的教學方法很難收到切實的效果，畢竟職業技能的獲得更多依靠的是學習者自己的動手操作，以及建立在自我技能提高的意愿需求上，而非“一元的技術推廣”?？傊r村教育內容和方式的“空洞”不符合城鎮化發展對人才的培養需求。一方面受教育者獲得的“知識”可以應試，卻不能實踐；一方面受教者獲得的“知識”是被動的，而不是自我選擇的。這樣的教育內容、方式培養的人才顯然不能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2.農村教育社會環境的“去農化”城鎮化是一個“向城”的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把農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農村理應在發展的過程中處理好“城鎮化”與“農村個性化”的關系。從“城鎮化”層面而言，農村教育自身發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而“城鎮化”，國家和政府在農村教育內容、師資、經費等方面確?！俺青l一體化”，并且使向城鎮轉移的人口與本地城鎮人口在住房、醫療、就業、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那些轉移到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學、就業、社會福利方面沒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兩個世界”或所謂的城市“貧民窟”現象。從“農村個性化”層面而言，農業、農村、農民將長期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存在，這就得考慮農村現代化發展如何平衡農業生產方式、農村居住環境、農民素質的現代化與農村文化個性的保存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當下農村教育表現為農村基礎教育的“向城化”和農村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的“經濟化”，整個農村教育發展包裹在“以城蓋農”的社會環境中，其價值明顯傾向于以城市文化為導向。
二、誤區所帶來的危機
從城鎮化進程中農村教育發展誤區可以看出，農村教育與城鎮化發展過程并非是“完美無缺”的，二者的實踐運行并不能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因為這當中存在著不少“本末倒置”的發展所潛藏的危機。
1.農村教育“發展”中的“敗退”隨著農村城鎮化的推進，農村教育似乎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越來越多的孩子可以到鄉鎮中小學就學，學生不再為學費、生活費而擔憂，校園學習和生活環境不斷優化。然而，這些只是農村教育發展的“可視化形象”，并不能代表農村教育質的改觀，農村教育質量是以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等來衡量的。而這些方面，農村教育表現出的是只有“發展”而無“改革進步”，較為凸顯的是農村中小學生輟學頻發、師生關系和家校關系緊張、農村社會成員對教育的信心和熱情降低。此外，相對隱蔽卻更為重要的是農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體的辦學傾向于“升學考試”而沒有“以人為本”，大部分農村學生成為“升學考試”的陪襯品?？傊r村教育在城鎮化進程中存在著“發展”中“敗退”的危機。這種危機在于農村教育的發展不斷遠離了教育的本質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農村經濟“增長”中的“虛無”農村經濟增長并非等同于農村經濟“量”的增長，農村經濟“量”的增長是“數字化”的，“量”的增長背后的動力結構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說，貢獻農村經濟總量的可能僅僅是由某一或部分產業發展為主導的，然而全體農村成員很難共同分享到經濟總量增長所帶來的益處。此外，還存在著農村經濟增長的動力依靠什么樣的生產力的問題。如果農村經濟增長主要是建立在通過勞務輸出、低效益的農業勞作的基礎上，那就使得經濟增長沒有質量的保證。所以，農村教育經濟價值在于把經濟的增長轉移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上來，然而現實中的農村教育也常常簡化了農村教育的內涵，把農村教育的功利性當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人的創造性和個性的培養，把人變成一種單向度思維的“功利人”和單向度技能的“工具人”。這樣的農村教育受眾自然無法保障后續農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活力，使得農村經濟雖有增長卻顯得后勁不足。
3.農村文化“繁榮”中的“頹廢”城鎮化發展中文化的“繁榮”指的是來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農村中的“生長”，各種現代的歌舞節目不斷被農村社會成員所“翻版”，農村文化展現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種“廣場舞或T臺秀”之風吹遍農村大地。然而，我們不得不追問的是農村自身的文化個性在什么地方？基于農村土壤生長起來的文化事項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繼承？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農村文化喪失了自我個性也就意味著農村的消亡，未來不斷拓展的城鎮化只會是一個有形的“城中村”。因此，農村教育尤其是農村成人教育必須承擔起保存和發揚農村文化個性的重任，讓農村社會成員自覺意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因為傳統文化背后凝聚著人們的價值心理和思維，傳統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將導致農村社會成員價值精神的無所依托，特別是未來的城鎮化發展很難達成“城鄉一體化”，相反會使鄉村文明退出歷史舞臺。假使如此，農村文化或以農村文化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只能在夢里尋求。
三、誤區的消解策略
城鎮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時展趨勢，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發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農村教育須要擺脫發展中的“倒錯”誤區，回歸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歸“以人為本”的農村教育價值取向教育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極其豐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質在于培養人，人的發展包括了以物欲滿足為目的之物質生命、以人性善的彰顯為導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覺為宗旨的藝術生命的統一，如果把作為手段的教學技術當成教育目的，把經濟、物質的追求當成生命的終極價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農村教育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確立起“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通過培養物質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統一的健全的農村社會成員主體來參與社會生產生活，其內涵在于即使農村社會成員具有適應農村城鎮化和現代化發展的謀生技能，同時又能夠具備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覺意識，以及與時俱進的維持終身學習的動力，如此，農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進農村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
2.確立“主體需求”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農村教育“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在實踐中不能追求大一統的“實體化”目標，而應表現為對“個性化”的豐富追求，要基于不同農村社會成員接受教育的“主體需求”而設計農村教育實踐服務體系，這種實踐服務體系具有“多元一體”功能，以人的發展為基礎積極促進農村城鎮化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和諧發展。當然，這里所說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主要是針對不同層次的農村社會成員而言的。比如農村教育應該在類型上涵蓋所有的農村社會成員，包括農村幼兒教育、中小學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職業教育、從事生產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類型教育實施過程中在凸顯其主要目的的同時，需要盡可能地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宗旨，這就要求農村教育內容和方法必須是“專業+通識+實踐”的統一，而不能僅僅關注于一個方面。只有如此，農村教育才能成為全體農村人的教育，才能將教育變成他們生活的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變成“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農村學校教育獨尊的局面。總之，只有農村教育滿足了人們的需求，有利于人們解決生產、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們自然會重視教育、熱愛教育。
3.構建農村教育文化發展互補機制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是農村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問題，因為農村傳統文化是流淌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血液”，這種“血液”的干枯也就意味著農村的“消失”，意味著在農村土地上生長起來的價值精神、思維、心理沒有了“依托”，終會隨著老一代人的去世而消失。所以，農村教育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理應承擔起保存和發揚農村文化個性的重任，而當下這種重任的完成通過以城市主流文化價值為主導的農村學校似乎不可能，因為農村學校教育以功利化的應試升學為其運行模式，即使加入一些“傳統文化進校園”的環節也會淪為“裝飾”而難以系統化和持續發展。因此，城鎮化進程中促進農村文化發展的農村教育須要建立起一種互補機制。這種互補機制一方面通過農村學校教育有意識地將某些農村傳統文化內容進行知識化和活動化的系統教學，另一方面要使農村“文化心理場”（如傳統建筑、服飾、民間組織、民風民俗及音樂歌舞等）的保護機構化和形式化。同時，農村學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場”之間要形成和諧共生關系，通過學生、教師、村民、學校、行政部門的共同參與，建立起“結構”上的互補和“意識”上的自覺的農村教育文化發展互補機制。
城鎮化加速發展在獲得資源環境巨大支撐和保障的同時，對資源環境本身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城鎮化加速發展的初期，城鎮化發展速度越快，資源消耗量越大，環境破壞程度越嚴重．當城鎮化發展到穩定階段(城鎮化率70%左右)以后，國家和社會將擁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投入到資源有效利用和環境治理中，城鎮化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大大減弱，它們之間關系將出現拐點，相關程度將大大降低．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對各種資源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對環境的承載力提出更高要求，而快速城鎮化造成的資源短缺和各種環境問題約束了城鎮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1)城鎮化的快速進程對土地資源的需求大為增加，土地資源卻相對有限，開發利用存在土地供需矛盾、集約利用率低、侵占農用地及土地質量下降等問題;(2)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城市用水保障程度不斷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加重了水資源的供需矛盾;(3)單位城鎮化水平所消耗的能源隨著城鎮化的建設越來越多，而且在節能減排緊迫形勢條件下能源短缺危機將增大;(4)城鎮化的進程伴隨著產業結構偏低、技術含量低、高能耗、高排放等問題帶來的結構性和布局性污染，導致了城市環境質量日益惡化．減少資源環境對城鎮化的約束，有利于新型城鎮化道路的順利推進．
2模型建立和數據處理
2．1模型建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生產函數模型如下:為了計量資源的限制對經濟增長造成的影響，Nordhaus(1992)在理論上假設在長期資源的數量不受限制，單位勞動力平均資源量不變，即能源、土地、水資源和環境污染的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一致，上述假設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在上述假設下，分別計算勞動增長率為n時的能源、土地、水資源和環境污染的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增長率。
2．2數據來源文中1985—2012年數據主要來源于《山東統計年鑒2013》、《輝煌山東60年》、《山東省國土年鑒》、山東省情網．產出Y換算成2000年的可比價格;能源數量R采用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土地數量T的計算是耕地面積、林地面積和建成區面積之和;水資源數量W采用用水總量;環境污染量P由SO2排放量代替;勞動L采用年底就業人數;資本K依照永續盤存法Kt=It+(1－δ)Kt－1計算，其中It使用每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及投資指數，換算成2000年的可比價格(1990年以前假設指數不變)，K2000以張軍等計算的2000年資本存量為基礎計算，并通過推算定折舊率δ為7%．
3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資源環境“尾效”計算與分析
3．1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資源環境“尾效”計算用1985—2012年數據對(2)式進行回歸，得到各系數的取值:α=0．13，β=0．01，γ=0．15，θ=0.41，η=0.46．勞動的增長率n根據公式a×(1+n)t=b計算得出，其中a代表起始年的年底就業人數，b代表截止年的年底就業人數，t代表經過的年數．通過計算可得1985—2012年27年間勞動的增長率為2.29%，1985—2002年17年間勞動的增長率為2．62%，2003—2012年10年間勞動的增長率為1．55%．根據山東省公布的城鎮化率數據，計算各個時段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的尾效．通過計算可得1985—2012年城鎮化對單位勞動力平均GDP產出的彈性值λ為13．10%，1985—2002年λ為12．10%，2003—2012年λ為18.77%．計算1985—2012年，1985—2002年，2003—2012年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能源、土地、水資源、環境污染尾效和城鎮化尾效(見表1)．從計算結果來看，1985—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的速度因能源、土地、水資源的消耗以及環境污染每年降低20．46%，分時段來看1985—2002年每年降低34．02%，2003—2012年每年增長1．20%．
3．2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尾效”分析從前文可知，1985—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的進程因能源、土地、水資源的消耗和環境污染每年分別降低0．14%、2．96%、8．21%、9．15%，綜合起來山東省的城鎮化進程受到資源環境的約束每年降低20.46%．劉耀彬(2007)［9］對中國1979—2005年的數據計算得到的結果是能源、土地和水資源消耗對城市化進程的尾效分別為10．61%、0．36%、19．14%，對城市化進程的總尾效為30．10%．相比較而言，山東省在1985年以來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受資源環境的約束相對于全國水平較低［17］，其中受水資源的影響最大，其次是環境污染和土地的約束;在1985—2002年期間城鎮化進程受資源環境的約束較大，達到34．02%，其中受水資源的約束城鎮化進程每年降低24．11%;近10年來資源環境對山東省城鎮化進程的約束作用減小，表現為資源環境的消耗在總體上促進了山東省城鎮化進程的推進．
3.2.1環境污染對城鎮化的約束環境污染對城鎮化的約束體現在原有大城市不合理的工業企業布局和結構及新興小城鎮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保護兩方面．2012年山東省單位GDP廢水、SO2、煙(粉)塵、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分別為9．58t/萬元、34．97t/億元、13．90t/億元、0．37t/萬元，從低到高分列31個省市自治區第6、14、11、10位．從山東省內部來看，2012年單位GDP各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均呈中西高東低的格局，因此，山東省現行的城鎮化發展道路與環境友好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相比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3.2.2土地對城鎮化的約束山東城鎮化進程中土地的約束作用體現在供需矛盾、集約利用水平低、質量下降等方面［19］．首先，2012年山東省人均農用地約1194m2，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4;從山東內部來看，2012年人均農用地呈東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土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次，2000—2012年山東省單位GDP地耗從18．85km2/億元逐年下降至3．14km2/億元，土地的集約利用程度有所提高;但2012年與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山東省的土地集約利用水平較低，單位GDP地耗高于江蘇省的1．97km2/億元，浙江省的3．04km2/億元和廣東省的3．15km2/億元;從山東內部來看，2012年單位GDP地耗呈西高東低的格局，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尚處在較低水平．此外，森林覆蓋率低、水土流失嚴重、水污染嚴重、耕地污染和退化4方面的原因導致了山東省土地質量的降低．
3.2.3水資源對城鎮化的約束水資源的約束作用主要體現在供需矛盾和水污染兩方面．2012年山東省人均水資源量為283．9m3，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2．99%;單位GDP水耗為44．35m3/萬元，為全國水平的41．63%．近年來山東省水資源的利用狀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從尾效計算結果也可看出，合理利用水資源已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鎮化進程，水資源的供需矛盾逐步得到了解決．從山東省內部來看，2012年人均水資源總量分布格局可以形容為沿河海地區水平較高，這是由不同區域的地理特點決定的，但是單位GDP水耗呈明顯的西高東低的格局，與城鎮化率東高西低的格局相對應，說明生產性水資源的分布導致的供需矛盾是約束城鎮化發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的水污染，導致可用淡水資源減少，有限的地表水環境容量不能負擔快速城鎮化發展的模式．2012年山東省河流劣V類水質占28．8%，比值仍舊過高．
3.2.4能源對城鎮化的約束分析以石油和煤炭為主的能源構成促進了工業化的進程，同時對環境造成了污染，即能源的約束作用主要體現在供需矛盾和環境污染兩方面．首先，山東省石油、煤炭儲量分別占全國10．59%、3．43%，2012年生產總值占全國9．69%，低于能源儲量比值;從2000—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為1770．20萬噸標準煤，可供消費的能源總量和一次能源消費量均上漲了兩倍，能源作為不可再生資源具有有限性，相比消費量的增長終將受到約束．其次，能源生產中產生的大量污染物是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風能、水能等清潔能源的利用和能源生產設備的更新將是降低能源環境污染的主要手段．從山東省內部來看，2012年萬元GDP能耗呈西高東低的格局．
4結論與對策
資源環境的約束是推進新型城鎮化道路進程中面臨的約束之一．能源、土地、水資源和環境污染的約束導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的進程產生了尾效，山東省的城鎮化進程因此每年降低20．46%．集約節約資源，打造良好人居環境，解除資源環境的約束作用，是實現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有效途徑之一．為了引導資源環境系統和人口經濟社會系統的協調，降低資源環境的約束作用，可從以下幾方面對推進新型城鎮化道路進行優化．
(1)樹立生態文明理念，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以新型工業化帶動新型城鎮化，推行資源集約節約的城鎮化之路，推進因地制宜的區域差異城鎮化道路、因時制宜的城鎮化資源替代戰略．以人文資源替代自然資源，以可更新資源替代耗竭性資源，以豐富的資源替代稀缺資源，以潔凈型資源替代污染性資源，推進人地關系和諧的資源節約型城鎮化道路．
(2)堅持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生態型城鎮，建立城鎮化相應的資源環境安全預警機制，完善城鎮化相應的資源開發利用政策法規，健全城鎮化相應的資源環境綠色管理體系．淘汰工業生產中高耗能的工藝和設備，支持節能低耗技術的研發和相關產業的建設，發展生態農業，引導綠色消費，推進環境友好型、生產清潔型和消費低碳型城鎮化道路．
(3)完善科技體制改革，加強節約型城鄉建設的區域集成和技術綜合運用，完備以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技術支撐體系，以低碳技術構建城鎮化低碳經濟網絡，以循環技術疏通城鎮化生態價值流，以科技創新搭建城鎮化服務平臺，推進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城鎮化道路．
(4)調控合理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和速度，根據不同城鎮發展條件和階段制定人地關系可持續發展的差異化發展戰略，完善城鎮體系的建設，避免不合理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發揮核心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城鄉環境統籌規劃和整治，著眼城鄉生態系統源頭保護和綜合治理，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推進城鄉一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道路．
1．農村學校傳統文化教學的“零碎”
眾所周知，農村學校長期以來都推行著“傳統文化進校園”的活動，但收效甚微，類似的傳統文化教育教學活動往往淪為“零碎或失效”。首先，進校園的傳統文化內容常常是能夠“技術化、程式化”的農村傳統文化“大拼盤”，最為突出的就是“手工制作、歌舞排練、雙語教學或各類民族文化知識文本閱讀”等。雖不能說這些活動無意義或價值，但將學校傳統文化教育僅定位于此無疑是不周全或不到位的。如此的教育教學只得傳統文化之“形”而遺其“神”，因為傳統文化之“神”必須得在“活”的文化環境中“浸入”學生的“大腦”，化為其思維或行動的自然、自覺，而非單一的記憶或訓練之“獲得”，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濡化”過程。其次，與“拼盤式”的教育內容對應的是農村學校傳統文化教學的“任務化或應景性”，許多情況下農村學校的傳統文化教育教學是為了執行教育行政部門的要求而開設的，并非是農村學校教育的一種自覺意識和實踐選擇，其結果是農村學校、教師或學生都應付式地來完成傳統文化教育教學活動，將其當成一種“娛樂或消遣”活動，而缺乏精心組織設計或連續性的貫徹實施。總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學校培養中小學生傳統文化素質的教育教學活動是“碎片化”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目的性、計劃性、針對性”的優勢。
2．農村傳統文化心理場的“消逝”
毋庸諱言，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經濟增長有了明顯提高，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改善顯著，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社會發展質量“水漲船高”，相反卻存在著眾多社會矛盾問題。其中之一即為農村傳統“文化心理場”的破壞，如農村傳統人生觀或節日禮俗、語言、建筑、服飾、音樂歌舞及傳統民間組織等不斷受到“主流文化”價值的沖擊而“消逝化”。越來越多的農村傳統文化事項在內容或形式上不斷“縮減、異化”以至消失，而這種趨勢往往一方面使農村社會成員以“文化旅游增收”為“旗幟”而對農村傳統文化“大刀闊斧”地“拆卸包裝”令其“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則存在著一種“敵視”的態度，將傳統文化當做阻礙農村經濟增長的“絆腳石”而“踢開”，視物質現代化的生活為唯一價值圭臬。換言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中小學生通過直接參與傳統文化活動，以及耳濡目染傳統文化的“熏陶”過程日益降低，他們或者過著“半吊子”的傳統文化生活而遠離其精神，或者不斷被充滿物欲的現代化價值所裹挾。因此，農村傳統文化心理場的“消逝”意味著一種“活”的潛移默化影響農村中小學生思維或價值認同的教育形式不復存在，代之以深受外來植入式“主流文化”價值的同化，且都是以犧牲農村傳統文化及其精神為代價。
3．農村家庭村落生活結構的“割裂化”
如果說農村傳統文化心理場是影響農村中小學生思維或價值的“染缸”，農村家庭村落生活則是“染料”的制作者或設計者，以農村家庭和村落成人為主體成員組織的各種傳統文化生活為農村中小學生提供觀察、參與、體驗、模仿的對象和時空環境，而傳統文化生活內容、方式對中小學生思維或價值產生作用離不開成人榜樣的教導和指引。然而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家庭村落生活結構處于“割裂化”狀態，一方面為了增進家庭的經濟收入，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掙錢，而使得農村村落的留守學生“隊伍”日益壯大。他們雙方經受著“骨肉親情分離”的“煎熬”，此外還帶來了承擔農村傳統文化精神培育的基礎單位“家庭文化生活”之斷裂，因為在作為家庭文化生活組織者或核心的青壯年缺位下，許多留守家庭的生產生活被“簡化”。另一方面農村傳統文化公共生活逐漸遠離了村落，被當下一個個家庭為了“蓋房、購車”疲于奔命的生活所“遮蔽或分割”。往昔村落成員互動、互助、互愛的溫情鄉村“集體生活”不復存在，農村社會生活不斷走向了“家庭原子化”的“內斂保守”而無“開放性或交往性”。換言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家庭村落社會人員、生產結構的變化沖擊了傳統文化生活的延續，且沒有得到相應的社會保障加以“維護”，農村中小學生不斷疏遠于寧靜、親和的傳統文化生活而被所謂的“攀比、名利”的現代生活所捆綁。
二、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中小學生傳統文化教育困境的成因
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中小學生傳統文化教育陷入困境，表現為孕育其傳統文化價值或精神生長的教育時空環境失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這些困境的產生、存在及延續呢？
1．農村學校價值取向的“物質性”
長期以來人們對農村學校教育持有“復制城市教育”的評價，也即認為農村學校教育走的是一條“應試升學”的道路，而這背后無疑與“學歷化”社會不無關系。因為學生只有考取一個好的大學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農村學校所有的活動都指向于讓學生獲得一個升學的“好分數”，其主旨不是為了培養完整人的生命質量提升，而是一個客觀的目標“分數”。當然，農村學校價值取向的“物質性”還表現在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方面，學習內容主要集中于與升學考試相關的部分學科知識上，為了讓學生獲得“最高的分數”學校往往運用“題海戰術”的強化訓練方法和“封閉式”管理，而與考試分數提升無關的學生“身體健康、情感交流、社會體驗”等內容都被學校“拒之門外”。可以說，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學校教育價值取向的“物質性”日益強化，因為農村社會成員對“優質教育”需求不斷增強，并堅定持有只有進“好學校”才能找到好工作的價值信念。而在其觀念中所謂“優質教育”就是有多少考入重點的“升學率”，于是農村中小學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的“需求”而更加強化學校的“分數門面”?？傊擎偦M程中農村學校教育教學陷入“目中無人”的狀態，學生完整的生命被降格為“物”，與學生生命相關的“自我生活”和“文化血肉”被“剝奪”和“抽離”，學校和學生都被異化為“干癟”的“數字僵尸”。因此，雖然農村學校存在著“傳統文化進校園”的活動，但往往被置于“墻上”課程表里的“裝飾”，即使間斷性地被學校所開展也是出于一種“任務完成”，而且時常被“升學考試課程”所擠占。
2．農村傳統文化傳承主體的“無力性”
如果說農村傳統文化心理場的消逝化意味著外顯農村傳統文化“事項”及活動的縮減，那么農村傳統文化傳承的“后繼無人”將終致農村傳統文化的“覆滅”。因為文化的靈魂深藏于人的價值思維中，人們“無心”再過一種“傳統文化生活”而對現代化生活“情堅意定”以致“走火入魔”。則農村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在農村社會成員心理形成“冰火兩重天”之態，農村傳統文化及生活將不斷被擠壓而淡出農村社會時空環境。當然，這不是說當下農村傳統文化已“奄奄一息”，更為嚴峻的問題是由于農村社會成員“權力地位”轉換之后，以往作為農村傳統文化主體的老年人雖然“憂心”于農村傳統文化的命運走向，但其社會角色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而變為留守兒童或中小學生的“保姆”，以及其對農村社會和家庭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降低而導致他們“身份地位”的衰退。也即他們不再是過去村落和家庭事務處理的“權威”，他們“無社會權威和經濟實力”去組織并號召后輩“中青年人”過一種有“傳統文化”的生活，這就意味著農村傳統文化活動勢必被強勢的得到“中青年人”認可的“現代物質文化”所取代。而因老一輩人的離世而產生農村社會熟悉或繼承農村傳統文化及精神的社會成員越來越少的狀況，則危及整個農村傳統文化生境的存續問題，包括以人為中心的農村自然社會生態系統的改變，影響重大而深遠。
3．農村社會核心價值的“失序性”
農村社會成員生活中延續的“精神”或“信仰”是農村傳統文化的核心，如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崇敬和效法自然”、人與社會（人）關系中的“親仁善鄰和以和為貴”、人與自我關系中的“平和堅毅”等，而這些恰恰與當下中國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相通的，如“誠信、友善、和諧”等。換言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農村傳統文化發展的方向，農村社會成員只有建立起人人認可的基本價值信仰，在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時表現出“誠信、敬業、友善”，并自覺踐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追求，他們的生活才有了意義目標?？墒?，城鎮化在不斷將農村社會成員推向“現代化浪潮”的同時也“遮蔽”了人們的“心靈”，農村社會成員被“物欲”所役使而成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把自己變成了實現某一“實體目標”的手段。毋庸置疑，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社會核心價值是“失序”的，發展上表現出“人與物”的倒錯現象，造成農村村落及家庭生活導向“分裂”。許多農村社會成員為了長久以來擺脫貧窮、擁有財富的夢想而爭相離家出走、“骨肉分離”，一旦他們“踏出家門”就會用“三年五載”的時間來“累積或創造”財富，而這種舉動一致被農村村落成員視為有“決心意志”而大加贊揚或模仿。當然不可否認農村社會成員進行如此生活行為選擇是一種現實趨勢使然，但這一現象如果變成一種連鎖反應引致大部分農村社會成員或家庭以長期“隔離親情”的代價來筑就“夢想”，使得農村社會的空巢村落或留守老人兒童數量不斷擴張，那么農村社會成員、家庭雖增長了經濟收入卻因失去文化滋養而“迷失方向”或變得“外強中干”。
三、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中小學生傳統文化教育困境的應對策略
影響農村中小學生傳統文化教育發展的因素是多維的，且不獨以農村學校教育為“主”，還包括了校外社會教育環境的參與作用。所以，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中小學生傳統文化教育困境的消解，須采用系統性思維視野，而不能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方式來圍堵“漏洞”，理應通過“制度和人心”的同步建設進行標本兼治。
1．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實施以人為本的農村學校教育實踐觀
農村學校是“村落中的國家”，讓農村中小學生獲得與城市學生相同的知識內容和主流價值乃其理所當然的使命，但它不能以犧牲“農村傳統文化”為代價，否則農村學校教育就成為“文化一元化”的助推力量和“文化多元化”的扼殺搖籃。而要改變這一狀況，讓農村學校教育遵循“教育之道”，應將培養和諧健全的農村中小學生視為使命，為其后續的人生發展奠定良好的“身心品質”，而非把農村學校變為個別學生“學而優則仕”的橋梁而“淹沒”了大部分學生。那么，如何避免這一狀況呢？最為根本的是要改革現行的教育管理制度，注重教育于人發展的內在促進作用，從招生、考核、評價等方面凸顯農村學校教育的“人本化”，確保農村中小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生活能遵從自己的“內心選擇”。讓自己的興趣、愛好、激情在學校中得以積極地培養和保護而非扼殺，并使其從小熏陶的“文化性格”得以延續生長而非被迫異化為割裂的“雙重性格”。因此，以人為本的農村學校教育是一種自由教育，它關注農村中小學生文化認同自覺的培養，讓他們在積極學習主流文化知識和價值的同時，也能堅守自我傳統文化的精神延續。所以，現行的教育管理制度如高考、社會就業、評價學生等應從“應試教育”和“學歷社會”中擺脫出來，讓學校教育變為培養人的自主獨立和身心和諧而非改變人命運的場域。而社會教育則為學生提供一個充滿正氣、公正、寬容的環境來施展個性或才能。
2．凸顯農村文化個性，建構農村學校和文化心理場互補機制
農村傳統文化是什么？它是農村社會成員在與周遭環境互動適應、調節基礎上形成的穩定反應系統，包括外顯的服飾、建筑、生產工具、生活組織、歌舞音樂、節日習俗等，以及人們在這些活動中濡化而成的內隱的價值思維和心理活動?？梢哉f，農村傳統文化在歷史形成過程中因不同地域及自然地理環境的殊異而逐漸建立起了不同的社會生活系統，也即農村文化是“個性化”的，這是其自然和歷史屬性的體現。因此農村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不宜“一刀切地現代化”，需要在城鎮化程中保留住其“文化個性或精神”，這需要依靠兩方面的統一協調。首先，農村學校教育必須要樹立起“弘揚”農村傳統文化的自覺意識，通過系統化的思想教育引導、校本教材的編寫、文化生活的實踐參與等方式培養農村中小學生的鄉土情懷，讓其成為一個有“文化血脈”的生命個體，而非“無根”的“漂浮者”。其次，學校之外的農村傳統文化心理場是重要的“活”的教育資源，它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讓中小學生在開放性、活動性、生活性的傳統文化事項活動中形成價值和心理思維的趨同。因此，為了促進農村中小學生文化個性的生成，農村學校、社會、家庭要在意識上自覺地重視對傳統文化的積極保護，形成有目的、有計劃、有針對的農村學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場的互補機制，發揮它們對農村中小學生傳統文化精神孕育生長的統一作用。
3．加強社會成員啟蒙，形成多元和諧的農村終身教育系統
1）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特征。從職業教育理論基本原理和城鎮化的特征出發，運用類比分析、交叉移植等研究方法研究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特性和本質。重點研究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的基本規律，依據西部城鎮化特征研究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相似性，建立職業院校為西部城鎮化服務的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的可行性分析框架。
2）構建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模型。從西部城鎮化進程中的職業教育的本質出發，提煉城鎮化所需適用技能型人才的基礎性概念體系和能力進化的框架模型。包括職業院校固有的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理論和城鎮化要素的各個概念。各要素的內部結構、功能和相互關系，以及各要素在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過程的相互耦合與功能定位，建立完整的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能力進化模型。
3）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的基本模式。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依靠課堂理論學習、工學結合、社會實踐調查和實訓等方式進行。利用比較教育學的思路和案例研究，探尋城鎮化的適用技能型人才的基本培養模式。分別論述每種模式的特征、創新流程、對教學條件和師資力量的要求及其適應性，揭示出城鎮化的適用技能型人才能力形成與決定的規律和內在本質。
4）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內在機制。西部城鎮化進程中的職業教育特征決定其創新過程和結果受內外環境的影響，該部分研究職業院校為西部城鎮化服務的優勢來源、影響因素、產生機理，進而導出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演化的動力機制。
5）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保障機制。城鎮化所需的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必須有滿足人才培養要求的內外條件。本部分研究課堂理論學習、工學結合、社會實踐調查和實訓等的保障機制。主要包括城鎮化對適用技能型人才不同的要求以及職業院校內外橫向的教學保障，對職業院校內外技術、人才、資金、設備、管理、政策等要求進行研究。
6）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優化途徑。運用實證和案例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比較教育學的視角，論述城鎮化的適用技能型人才能力的優化途徑。具體包括西部城鎮化進程中的職業教育微觀創新優化（創新資源的配置）、外部宏觀創新環境的完善（政府政策資源的提供模式）和社會外部關系型基礎環境的優化（理論知識、動手操作能力、思想品德、觀念等創新氛圍的引導與培育），針對西部城鎮化進程中的職業教育提出具體的可操作性建議。
二、職業教育與西部城鎮化進程的契合可以操作的模式，筆者認為有如下六點：
1）西部城鎮化進程中的職業教育的需求、生成和演化具有特定的本質特征和規律。本研究利用比較教育學理論體系，剖析城鎮化所需適用技能型人才特性，為西部城鎮化所需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這也是一種全新研究范式的嘗試和拓展
2）西部城鎮化進程中的職業教育是由職業院校教育資源要素與外部城鎮化需求環境因素的動態契合決定。研究城鎮化所需的適用技能型人才的技能提高、熟練和市場選擇是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提高的基本模式。
3）從培養機制、保障機制和推陳出新機制分析西部城鎮化進程中的職業教育動態演化的規律。技能人才培養水平提高的動力存在于職業院校對城鎮化所需技能人才的應激性反應；職業院校教學能力的保障必須遵循環境適應性，滿足城鎮化創新活力要求；培育西部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優化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結構和職業院校內外創新生態環境。
4）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機制特征與運用比較教育學基本理論研究結合的可行性分析。這是該課題研究的理論依據，該問題決定研究項目的整體可行性。國內外相關理論的研究成果為我們的研究成功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理論基礎。
5）西部城鎮化進程與職業教育的動態契合機制的城鎮化適用技能型人才培養模型構建。從城鎮化所需的適用技能型人才特征出發，構建基于城鎮化所需的適用技能型人才特征模型。該模型預計從培養模式、操作方法和理論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