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0 21:57:40
序論：在您撰寫市場經營管理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1.1活禽市場的密度設計不合理
一些活禽市場的面積過小，在一些活禽購買的高峰期，人員密度過大，市場的通風條件不好。不僅如此，由于市場的面積過小，活禽市場在經營的時候為了擴大盈利規模，對活禽的飼養密度也過大。活禽是一些病毒的傳播源，根據有關規定，活禽市場應該具備良好的通風條件，利于通風，避免造成感染。最重要的是活禽的飼養密度過大會導致家禽的體質下降，造成交叉感染，人們購買的活禽也處于亞健康狀態。
1.2活禽市場檢疫存在問題
市場應該注重檢疫問題，這是因為一旦發生活禽衛生安全事件，所涉及的范圍是極其廣泛的。一些市場經營者為了自身的利益，直接從一些農家進行活禽的購買和宰殺后出售，這些活禽完全沒有經過市場的檢疫，這種做法侵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也不利于活禽市場的綜合經營管理，更是存在極大的公共衛生隱患。一些活禽經營者長時間不清理活禽集裝籠，造成活禽棲息環境差，這不符合活禽市場的檢疫制度，也很容易出現衛生問題。
1.3活禽經營不符合市場管理
活禽的血水和內臟以及排泄物都是病毒的寄生源，如果不及時對這些污物進行適當的清理，將會吸引很多蚊蟲，不美觀更不衛生。可是人們在活禽市場購買活禽時一般情況下會選擇就地宰殺，一些活禽經營者長時間不清理這些垃圾，經過蚊蟲的吸食和叮咬，對人們的身體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并且，某些活禽經營者對活禽的喂養也是極其不規范的，喂養一些價格低廉難以消化的食物，容易造成活禽的死亡，經營者會將這些死亡的活禽銷售給不知情的顧客，這完全不符合活禽市場的經營管理規范。
2加強活禽市場經營管理的措施
活禽市場的經營管理首先就要遵守我國《動物防疫法》的法律要求，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采取有針對性的管理措施。我們一定要做好活禽市場經營管理工作，這樣才能抵抗突發性公共衛生對人們的傷害，也能實際性的維護商販和消費者的利益。
2.1對活禽市場進行科學規劃
當地有關部門要對活禽市場進行一個調查，總結高峰時間段中活禽市場的人數密集度，并且對販賣活禽的商家進行一個統計。這樣的做法是為活禽市場的科學規劃進行市場調研，對于人口密度過于擁擠，活禽商家過于繁多的小型市場，相關組織要重新科學規劃活禽市場。在規劃活禽市場時既要考慮到市場的承載量，更要考慮到活禽市場的通風和衛生條件。在新型的活禽市場中，要保證良好的通風和采光，建設好排污系統，有利于及時清理活禽污染物，確?；钋菔袌鼋洜I管理中的衛生安全。
2.2做好活禽市場檢疫準入工作
一是活禽市場的管理者一定要做好監督工作。對于進入市場的活禽商販，管理者一定要仔細檢查活禽是否已經進行檢疫，對于合格檢疫的商家可以放行進入市場進行販賣。如果發現不明活禽并且沒有進行檢疫，那么管理者一定要監督商家對活禽進行檢疫，否則不準許進入市場進行流通；二是采取市場辦公，在市場中專門開設舉報的地點，當消費者發現不合格的活禽時可以向市場的管理者進行舉報；三是市場管理者可以對信譽好的活禽商家進行表揚，以榜樣的作用加強其他商戶對活禽檢疫的積極性。
2.3制定嚴格的市場管理制度
制定嚴格的市場管理制度是活禽市場加強經營管理的有力措施。一是市場管理者和每個活禽商家進行管理協議的商談和簽署，這個協議既要維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也要考慮到活禽銷售者的實際承受能力，管理協議一定要具有實際操作意義；二是活禽宰殺地點的商販要身穿統一的防護服裝，做好安全和衛生的防護工作；三是活禽商販要定期清理活禽集中籠，每隔一段時間對活禽宰殺污物進行清理和消毒，并且還要做好活禽的飼養工作。
3結語
（一）利率市場化可以增強商業銀行的自主經營決策能力
目前，我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初步完成了體制上的企業化改革，我國的四大國有銀行已經成為了自主經營的商業經濟個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下，我國的各個商業銀行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將會不斷改善商業銀行內部的經營管理體制，來適應社會市場經濟的各種變化。在目前這個時間階段，我國已經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之下商業銀行所能夠選擇的最佳管理運行機制就是引進價格參數，通過這種方式，商業銀行可以最便捷的獲取市場信息，極大的促進商業銀行內部資金的流動。通過這樣的方式，商業銀行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減少資金錯配問題的產生。
（二）利率市場化可以增強會加劇同業之間的競爭
經過四大國有銀行的企業化改革，我國的國有銀行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國有銀行之間的關系已經從原先的合作者變成了直接競爭者。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推行，我國的其他商業銀行也廣泛的參與進了市場競爭之中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各個商業銀行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將會在經營管理過程之中不斷尋找最優化方法，采取最優的資金配置結構，也會誕生更多的競爭。
二、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利率市場化的影響
（一）利率市場化會提升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成本
我國商業銀行的重要業務之一就是負債業務，商業銀行通過負債業務可以籌集大量的現金，從而達到保證商業銀行的資金儲備的作用（負債業務的主要形式就是客戶存款）。來自客戶的存款是保證商業銀行正常管理運行的最基本組成部分，因此，客戶存款利率的設定將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的經營運行成本（利率市場化的環境下客戶存款利率的設定取決于市場的資金供需狀況）。截至目前為止，我國的各個商業銀行所采用的客戶存款利率都是一個統一的數值，并沒有差異。因此，商業銀行之間并不存在利率價格上的直接競爭，這就滋生了變相的利率競爭（例如目前廣泛存在的“有獎儲蓄”以及“回扣”問題），嚴重影響了商業銀行的正常經營管理。針對這樣的情況，就要求我國的各個商業銀行取消統一的利率，采用不同的存款利率來吸引客戶，保證各個商業銀行之間的良性競爭。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推行，各個商業銀行為了追逐更多的存款，勢必不斷提升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提升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成本。
（二）利率市場化可以幫助商業銀行獲取更多的貸款收益
我國商業銀行的另一項重要業務是貸款業務，貸款業務是我國商業銀行獲取利益的根本手段，只有我國商業銀行能夠放出足夠的良性貸款，才能夠保證我國商業銀行正常的經濟運行。為了充分保證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業務的正常運行，就要充分考慮利率市場化對貸款業務的影響，根據凱恩斯提出的經濟理論，銀行的貸款收益率是根據資本邊際收益率和利率的而決定的。當貸款利率越低的時候，企業的貸款意向越高，與此同時，資本邊際收益率越高，企業也就更傾向于向商業銀行貸款。綜上所述，只要資本邊際收益率能夠高于利率的數值，企業就會擁有貸款的意向。除此之外，如果貸款利率過高的話，許多傳統的企業（無論這種企業是否具有償還能力）就會估計到可能發生的經濟風險而喪失貸款的意愿。針對這樣的情況，就需要商業銀行根據市場的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激勵機制”，鼓勵更多的企業貸款，提升商業銀行的收益能力。與此同時，商業銀行也要根據貸款企業的具體經營狀況（包括企業的規模、企業的經營情況、企業的信用情況等），進行具體的風險評估工作（要嚴格遵守效益最大化原則和風險最小化原則），制定合理的貸款利率水平，決定具體的貸款金額數目，對于那些信用程度高、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予以一定的照顧，在避免風險的前提下，追尋最大的利益。
（三）利率市場化有利于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發展
除了貸款業務和負債業務之外，我國商業銀行的另外一項重要業務就是中間業務。所謂中間業務，指的就是商業銀行不使用資金而為人民群眾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商業銀行通過中間業務可以在最低的風險下獲取相應的利益。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為了保證商業銀行獲取更多的利益，就需要把中間業務作為商業銀行發展的一個重要支點，將中間業務拓展成為了我國商業銀行獲取利益的另一種重要手段。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我國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提升已經成為必然趨勢，這就需要我國商業銀行尋找新的利益獲取手段，這就需要我國商業銀行不斷尋找新的業務手段，提升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
三、結論
1.1專業市場建立并運行了物資市場、人力資源市場、科技市場、資金市場、設備租賃市場、電力市場、運輸市場等內部要素市場。
1.1．1物資市場全礦所用物資由公司物資部統一計劃、統一組織、統一采購、統一分配、統一調度、統一管理。供應科根據礦下發的月度經營計劃對各級使用單位進行控制管理，各使用單位以內部結算的方式從供應科購買所需材料。
1.1．2人力資源市場為達到人力資源的最優化配置，礦井設立了人力資源市場，完善了崗位考核制度和人才聘用機制。通過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來規范職工的管理，經常曠工、出勤不正常、違反礦有關規定的員工，進入礦人力資源市場，由培訓中心進行勞動技能和安全知識培訓。
1.1．3租賃市場建立了租賃流程。各使用單位根據生產計劃，每月26日前將設備用途計劃以書面形式報機電科，由機電科根據生產作業計劃及現場實際情況確定各使用單位租賃設備臺數，編制租賃計劃。月底按各使用單位所報設備租賃計劃，結合下月生產計劃確定實際租賃臺數，核定各單位設備租金，作為計劃設備租金費用。
1.1．4科技市場礦井始終貫徹“科技興企”戰略，不斷完善創新體制和機制，逐漸建立健全了內部科技市場運營機制，利用經濟杠桿的作用充分調動了廣大員工科技創新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煤礦每月從工資額中提取一定資金，作為科技創新項目收購及獎勵基金，采取每月集中評定一次的辦法，對科技創新項目和管理創新項目進行評定和收購，推動科技創新工作。
1.1．5運輸市場用車單位與提供服務的單位之間通過專用票據進行交易，并由市場辦負責運輸市場的運作和日常管理。運輸市場的運作，改變了過去礦車使用混亂的局面，提高了礦車周轉率。
1.2考核控制建立了生產經營目標考核制度。生產經營目標分解到相關科室和區隊，并進行考核和分析，對出現的問題進行跟蹤落實，并對區隊進行對標管理。
2內部市場化運行成效
第一，減少了材料費用和成本投入。實行內部市場化管理后，各市場主體自覺地把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發生的各類費用變為自己的費用進行管理。在價格一定的前提下，成本費用相對不變，超支就要減少收入，節約則增加收入。第二，把市場機制引入企業內部，以價格為紐帶，以市場為導向，充分激發各市場主體生產節約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廣大干部職工思想觀念的轉變。管理者從以前的“被動管理”變成現在的“主動管理”；從以前的“事后分析”變成現在的“超前預防”；廣大職工從以前的“要”變成現在的“我要干”；從以前的“要我節約”變成現在的“我要節約”。廣大干部職工的“老板”意識明顯增強，真正實現了“每個人都是經營者，每個崗位都是利潤源”。第三，引入科學的市場管理機制，使煤礦企業安全生產周期逐步加長。
3結語
關鍵詞：廣電傳媒；經營；模式
廣播電臺、電視臺的社會定位是事業單位，在經營管理上的定位則是企業化。也就是說廣電傳媒是一種企業化的事業。如何把這一重要而特殊的事業經營好，現在已成為廣電傳媒界心之所向、力之所趨的焦點問題。圍繞這一問題，盡管有各種主張，基本指向卻是一致的，這就是廣電傳媒要走企業化經營的道路，從行政經營完全過渡到企業化經營。
一
廣電傳媒如何過渡到企業化經營，選擇什么樣的企業經營模式作為企業化經營的主導模式？這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審慎抉擇的問題。
縱觀企業經營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往往有不同的經營主導模式。就其基本類型來看，大體上可以分為生產經營、銷售經營、需求經營、資本經營、社會經營、形象經營六種。企業的六種經營模式，是對以往各類企業經營的概括和總結。在現實的企業經營實踐中，一個企業的經營往往不只采取一種模式，在不同的經營時期、不同經營環境都會有所變化。但無論怎樣變化，總有一種模式是起主導作用的，我們稱之為主導模式。決定什么樣的模式作為企業的主導模式有各種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市場，說到底是市場賴以存在的社會公眾。市場處于賣方市場狀態，公眾購買力旺盛，產品供不應求，企業經營的重點往往放在產品的生產上，生產經營模式就很突出。市場處于買方市場時，產品大量積壓、公眾缺乏購買熱情，為激發公眾的購物欲望，調動其購買熱情，賣出積壓產品，經營的重心就擺在推銷上，銷售經營就成為企業經營的主導模式。當產品積壓推銷也成效甚微時，危機就擺在了企業面前，要想擺脫危機，企業就必須把注意力放在公眾需求上，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以需求經營模式主導企業經營。社會經營模式是企業在社會壓力下道德升華的產物。以這種模式為主導模式的企業往往置身于社會與企業矛盾比較突出、尖銳的環境中。緩解、消除矛盾，改善關系，維護、發展企業的生存空間，是企業選擇這種模式的基本背景。資本經營模式關注的是社會資本的運動。企業采取資本經營為主導模式，是為了快速實現資本積聚，進行大規模擴張，廣泛占有市場。急進時期的企業往往以這種模式為主導。選擇形象經營為主導模式的企業多是志存高遠者，這類企業不僅關注生產、銷售、需求、社會、資本等各方面，而且注重創造現代文明企業形象。它們不僅要適應和滿足公眾的物質需要，而且要與社會公眾在精神文化領域實現全方位溝通。正因為如此，選擇以形象經營為主導模式的企業要進行徹底改革，目的在于構建獨特的企業文化，從意識形態解決內部凝聚力和對社會公眾的親和力問題。正因為這種模式的立腳點不是單純地放在某一方面，而是從精神文化領域的更高境界來著手企業的全面經營管理，所以它不僅被越來越多的企業作為主導模式，而且為不少政府機關、社會團體、機構乃至軍隊所借鑒。
廣播電視傳媒的企業化經營應以哪一類模式為主導模式呢？應從廣播電視傳媒的客觀實際出發。就廣播電視傳媒的事業領域看，是精神文化的生產與傳播。因此，生產經營、銷售經營模式都不宜作為經營的主導模式。而需求經營模式不管對于物質產品還是精神產品生產來說都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作為以精神產品生產為主的我國廣播電視傳媒，在這個方面過去比較忽視。因此，在經營上應當充分考慮、適應公眾的需求。在經營模式的組合上應當把它作為一種重要模式。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精神產品的生產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其特殊性在于：有需求的產品，卻可能是對社會有害的產品。因而，以需求經營為主導模式并不十分恰當。社會經營模式對廣播電視傳媒來說是個適用的經營模式，在過去的廣播電視經營實踐中實際上也存在，而且還是廣電傳媒把握得較好的一種模式。只不過在運用上不是“企業化”的，而是“行政化”的。因此，對于這種行政化的社會經營模式要進行改革，要使其真正“企業化”。資本經營模式是否能作為廣電傳媒經營的主導模式呢？就我國大陸廣播電視的狀況來看，除了在特定的發展階段獲國家政策特許的個別廣播電臺、電視臺之外，對絕大多數廣電傳媒來說，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是不可行的。我國大陸的廣電傳媒過去一直就是行政經營（或者說行政化經營），沒有進入過經濟經營領域?，F在的經營改革，其著眼點是經營企業化，而不是經營資本化。其目的在于通過企業化使經營轉軌，由行政經營向經濟經營過渡。就算是經營改革成功，企業化的廣播電視傳媒和一般的企業也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把以實現資本的快速擴張和利潤的最大化為目的的資本經營模式作為廣電傳媒企業化經營的主導模式，也是不現實的。
再看形象經營。對于企業的形象經營，廣電傳媒并不陌生。因為企業形象經營所依靠的各種形象經營戰略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廣播電視傳媒來完成的。也就是說廣播電視傳媒事實上是企業形象塑造的參與者和傳播者。正因為如此，廣電傳媒的企業化經營選擇形象經營作為主導模式有很好的基礎，如善于形象塑造與傳播，不缺乏塑形人才，實施形象經營的成本相
[page_break]對一般企業低，等等。除了上述外，更為重要的是，形象經營是最適合我國廣電傳媒企業化的一種好模式。這種模式好就好在，它既是一種可以取代行政經營的經濟經營模式，又是一種高層次的文化經營模式；既能適應廣電傳媒的經營體制改革要求，又有利于作為文化傳播事業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向更高層次的現代傳媒發展。
二
具體而言，選擇以形象經營為主導模式對于廣電傳媒的經營改革會有哪些好處，或者說好的改變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經營理念的提升，是官本位觀念到民本位觀念的轉變。廣電傳媒作為大眾傳媒，其服務的主體應該是人民大眾，經營理念應該是“以民為本”。事實上，在僵化的行政經營體制和長期的思想的熏陶之中，廣電傳媒秉持的理念卻是“以官為本”，主要考慮不是人民大眾的需求，而是“上級”、“領導”的需要。如果選擇形象經營模式為主導模式，這種情況就要有根本的改變，就不能只考慮“領導”需要和上級印象，而是要把經營的重心轉移到樹立良好的大眾傳媒形象，使廣大人民群眾都喜歡，使黨和人民都滿意上來。
第二，是經營行為的徹底改變，是人員素質的大幅度提高。在官本位理念的指導之下，廣電傳媒的經營行為主要是服從“官指向”的，傳媒工作除了保證“政治素質”的可靠之外，其它都是次要的。在民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廣電傳媒的經營指向是“民指向”，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要求是廣電傳媒經營滿足的對象。人民群眾是一個多元的多層次的文化集合體，要滿足人民群眾的不同層次需求，傳媒工作者就必須有廣博的文化藝術修養，就必須努力增強自身的傳播技能，提高傳播水平。
第三，是社會關系、經營關系的根本改善。在以民為本的形象經營理念指導下，廣電傳媒必將一改“官氣橫秋”的架勢，傳媒工作者亦必然關注和發掘老百姓最關心的熱門話題，同時又十分注重自身和媒介的形象，以獲得良好的社會影響。這樣就必然導致社會關系的融洽和經營關系的根本改善，廣電傳媒將真正在大眾傳媒的意義上得以回歸。同時，傳播客戶（廣告業主）亦必將隨著民眾對廣播電臺、電視臺的熱心關注而進一步擴大廣告投入，從而改善廣電傳媒的傳播條件。
1987年，中國廣東省正式開通了蜂窩式移動通信業務，從此我國開始進入移動通信時代，也標志著一個龐大的移動電話市場的開放。隨著手機市場消費需求的不斷擴大和市場競爭激烈程度的日趨增加，中國手機市場的品牌格局發展至今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從其發展情況來看，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第一階段(1987一1995)，摩托羅拉一支獨秀
1994、1995年之前，摩托羅拉借助在中國尋呼機市場的影響力，率先進入中國手機市場，在當時，中國引進的移動通訊設備幾乎都是摩托羅拉的設備，這一時期，摩托羅拉在中國市場獨領，市場份額高達S0%以上。摩托羅拉在當時主要以“專業、高科技”形象出現，其推廣訴求點側重于技術的先進性和高科技所帶來的生活便利性，企圖建立行業標準，并將自身品牌定義為行業代言人。
(2)第二階段(1996一2000)，摩托羅拉、愛立信和諾基亞三國演義1996年至2000年之間，手機市場一直是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三個品牌在競爭。愛立信和諾基亞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初，由于當時摩托羅拉占據市場主導，也基本上成為專業通訊技術的代名詞，此時這兩個品牌在品牌推廣上采取了與摩托羅拉不同的方法，避開了技術方面的競爭。愛立信通過明星代言，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甚至在96一97年間有一段時間內超過摩托羅拉成為第一品牌。而諾基亞在進入市場之初，品牌影響力不夠，產品線不如摩托羅拉豐富，但在推廣中一直都注重塑造時尚有個性的品牌形象，并且推出的每款機型都為精品，在市場上幾乎都可以成為主流機型。如哈爾濱工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論文諾基亞5110，在當時就以高檔的手機產品，中檔的手機價格，創造了一個手機神話，市場份額急劇上升，最終在1998一2000年之間后來居上，成為中國手機市場的大哥大。這一階段手機品牌的競爭主要體現為三大品牌之間激烈的市場爭奪戰，所占市場份額高達80%以上，至利浦、西門子、阿爾卡特、索尼等多個品牌雖然也進入手機市場，但是只能瓜分不到20%的市場份額。在這一階段末期，進入新千年，愛立信開始出現危機，市場地位急速下滑，使得“三國演義”格局變為“兩雄爭霸”。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開始，國產品牌開始登上中國手機市場競爭舞臺，進入市場短，品牌影響力微弱，產品本身也沒有什么競爭力，在當時幾乎沒有什么市場地位。國產手機在當時還處于學習、積累的階段。
(3)第三階段(2001至今)，國外、國產手機群雄并起
從2001年以后，國產手機經過兩年的準備，開始發起沖擊。面對洋手機經過多年的市場培育起來的種種壁壘，國產手機采取的策略，歸納起來主要體現為:以整體國產手機形象出發，通過明星代言在短時間內提升知名，然后再結合自身的特點加以突破。如廈新的精品手機策略，TCL的寶石手機策略，波導的自建通路策略，等等。據市場銷售監測，截至到2003年5月底，國產手機的市場銷量己經占據50%。而西門子、阿爾卡特、飛利浦、三星等國際知名品牌也看中中國手機市場的潛力，逐漸加強在中國市場的力度。眾多手機品牌已經開始逐步打破摩托羅拉、諾基亞兩大巨頭控制市場的競爭格局，走向多元化的競爭局面。
3.2國產手機市場國內外手機品牌現狀
從1987年開始，中國手機市場容量由小變大，手機品牌數量由少變多，國產手機力量由弱到強，經歷了眾多的市場變遷和品牌演變。品牌價值，一個看似模糊的概念卻能關乎一個企業的生命。有觀點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是品牌的經濟，品牌經營是手機企業在市場競爭取勝的一把利劍，企業擁有一個良好的品牌，就意味著它擁有一筆無價的資產。于是，在“叫囂乎東西，揮突乎南北”的一場市場掠奪戰之后，在吵夠了規模，說膩了產量之后，開始變得冷靜的商人們也開始關注起手機的品牌價值這個他們曾經看起來有點不現實的新話題。
3.2.1國產手機市場品牌格局
從2001年7月開始，我國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動通信市場，但我國的移動電話普及率只有近11%，與發達國家40%的普及率有很大差距，這說明中國手機市場潛力巨大。但同時，巨大的增長空間也令競爭變得空前激烈，每個品牌都有占據行業老大地位的機會。據統計，目前我國共有30多個品牌在爭奪手機市場，國外品牌以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三星、西門子為主，國內品牌以TCL、波導、科健、聯想為主。從“賽迪手機調查”所獲取的調研數據看，諾基亞、摩托羅拉、索尼愛立信、三星等品牌在國外品牌中呈現較高的認知指數，分別達到了87.2、84.6、81.7和80.2，成為國內手機消費者最為青睞的國外品牌，而西門子、阿爾卡特等品牌因為整合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品牌認知度出現明顯下降，與此同時，部分日系品牌認知度也有略微下降。在眾多國內品牌中，海爾、波導、夏新、聯想等品牌認知度穩中有升，認知指數分別為82.6、80.8、80.1和79.4，由于上述品牌在產品質量、服務保障和新品創新等方面的良好表現，讓消費者對上述品牌情有獨鐘。根據市場數據可以將主要手機品牌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主導型:諾基亞、摩托羅拉;主力型:波導、TCL、西門子、三星和科健;游離型:廈新、康佳、阿爾卡特、飛利浦、索尼、NEC、愛立信、海爾、東信、聯想;游擊型:首信、京磁、CETC、海信、浪潮和拓普、創維等;可以看到經過幾年來的混戰，手機品牌結構出現分化，使得手機市出現多元化的品牌格局，新的市場格局和品牌格局已經形成了。
(1)表現為洋品牌陣營的分化如洋品牌中的三星和西門子的崛起，愛立信的衰弱。形成層次為:兩大巨頭(摩托羅拉、諾基亞)+二流品牌(西門子、三星)+其他品牌;
(2)表現為國產品牌陣營的分化如以TCL、波導、科健、廈新為代表的優勢品牌脫穎而出。形成層次為:國產一流品牌(TCL、波導、科健)+國產二流品牌(廈新、康佳、東方通信、海爾)+其他品牌;多元化的品牌格局表明了各個手機品牌所面對的競爭都是全方位的，面對任何一個對手都不能忽視，也不能掉以輕心。品牌結構的分化同時也揭示了品牌分布的不穩定性，這也預示著對于任何國內手機廠商來說，只要戰略對路，戰術對頭，在不斷的市場洗牌過程中，完全可以從洋品牌中搶奪更大的市場份額。同樣對于洋品牌而言也完全可能重奪江山，國內手機廠商的地位并不穩固。在最新的中國手機市場銷量監測中，國產手機的銷售額雖然占到了50%，但是這種實力更多的體現在銷售方面的實力，它們所取得的市場份額更多的是靠營銷手段和營銷創新來完成的，從品牌忠誠和品牌預購情況來看，國產手機依然沒有形成對抗洋手機的品牌影響力，因此，從總體上講，國內品牌的手機生產廠商還沒有完全形成對抗國外品牌的集團實力。雖然已經占據一定的市場份額，但是極大多數的國產手機所面對的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品牌劣勢、技術不足等等)，在不斷的市場競爭過程中，仍然存在太多的變數。
3.2.2國產手機市場結構分析
(l)消費群體結構分析
據新生代調查，中國手機市場品牌消費群體結構分布的特點為:①第一陣營三大品牌基本覆蓋所有群體②其他陣營諸品牌依靠細分致勝.可以看出:①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三大品牌由于產品線豐富，幾乎覆蓋了所有消費群體，并沒有顯現出明顯的人口特征，這也是它們占據較大市場份額的主要原因。②TCL手機的消費群體具有明顯的性別特征，女性比例高達相關。61.3%，尤其集中在年輕女性，這與其產品設計及明星廣告策略密切
③愛立信、飛利浦、波導的使用者主要分布在中年男性區域，機在外觀設計上普遍具有男性化特點。其中波導“手機中的戰斗機”語更是強化了男性消費者的購買傾向。這些手的廣告
④阿爾卡特和松下等手機品牌中的新秀，其目標消費群相應地集中在低齡段，且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2)區域分布結構
新生代調查發現中國手機市場品牌區域分布的特點為:①國際品牌在一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等)占據較大優勢;②國產品牌的競爭優勢在二、三級城市表現得更為突出。以摩托羅拉和波導為例，兩個品牌的交叉區域并不很多，波導明顯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戰略，主動向二級城市(諸如合肥、武漢、重慶等)發展。面對國際手機強大的品牌和在位優勢，“農村包圍城市”成為諸多國產品牌的突圍策略。
(3)品牌忠誠度分析
手機是介于耐用消費品和快速消費品之間的中間產品，在中國市場上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時尚消費品。由于手機的功能不斷創新，造型不斷變化，新品層出不窮，價格變化頻繁，再加之電信網絡的不斷完善，消費者持有手機的更新速度要遠遠高于大多數耐用消費品，但又不像快速消費品那樣頻繁。表現在忠誠度上，手機的指數要低于其它耐用消費品，但又高于快速消費品。從總體來看，手機品牌忠誠度指數顯現出以下現象:
①老牌勁旅風采依舊:同市場份額一樣，諾基亞、三星、摩托羅拉仍然排在前三，并遠遠高于其它品牌。
②專業品牌優勢明顯:與專注生產通信產品的專業化品牌相比，由其它行業涉足手機生產的松下、海爾等品牌的忠誠度則有待提升。
③昔日英雄英姿不再:愛立信的衰落導致其品牌忠誠度只位居中游，并
有被部分國產品牌趕超的跡象。
④國產品牌略顯遜色:國產品牌的增長速度已全面趕超國際品牌，但總體忠誠度還較低。缺乏核心技術優勢，位居產業價值鏈的下游和低端國產品牌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海爾的市場份額雖然較低，但忠誠度卻高于其它國產品牌而處于第二梯隊，這很大程度上是緣于其家電強勢品牌的有效延伸。
3.2.3手機品牌消費理念已成形、消費行為趨于成熟
隨著消費者對手機特性的日益熟悉，消費者的購物意識也在走向成熟，品牌作為一個企業的技術實力、產品質量、售后服務等眾多因素的綜合體現，為消費者在選擇產品上提供了可信賴的依據和保障。消費者對產品的品牌、價格、質量、功能、外觀、服務、廣告宣傳等不同反饋的情況可以看出，國內手機用戶消費已經變得十分理性。他們對價格、外觀、廣告宣傳等敏感指數已經降到很低的程度，分別為46.8、16.5和12.8，相對2004年而言，外觀和價格敏感度有較大幅度下降。在品牌、質量、功能及服務方面，消費者依然最看重產品的質量，其敏感指數為76.6，產品的質量問題為大多數消費者所青睞。從相關的調研結果看，摩托羅拉、波導、海爾、和夏新等品牌產品質量深受消費者青睞，獲取“用戶滿意質量獎”也并非意外。其次是功能和品牌，消費者敏感指數分別為62.3、60.4，消費者對功能和品牌的認可度已經基本相當
3.2.4手機行業發展已具備相當規模、相對成熟
中國手機市場的商機主要表現在市場規模，手機的需求量來自于新增加的手機用戶和汰舊換新的需要，新增用戶和換機率保證了市場的增長空間，主要以推出新機型及降價來刺激市場。隨著服務商競爭的加劇，CDMA網絡的不斷完善，入網費、通話費相應的調整以及手機價格的不斷下降，將極大的刺激消費者的潛在購買力，市場需求會大增。歐洲等國家的發展經歷都表明移動通信普及率最終會超過固定電話。這幾年來雖然我國移動電話用戶增勢強勁，移動用戶數是世界第一，可是普及率依然很低，僅為14.95%，低于固定電話普及率30.22%，與世界其他通信發達國家的平均普及率50%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我國移動電話的普及還需要一段時間。需求特點的新變化，為手機生產廠家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機會。這是中國移動通信繼續增長的基礎，未來市場潛力十分巨大。目前，我國移動通信網絡的規模和用戶總量均居世界第一，手機產量約占全球的1/3，己成為名副其實的手機生產大國。以2003年上半年的數字為例，我國累計生產手機(含GSM、GPRS和CDMA)219.67萬部，銷售手機8003.02萬部，其中出口3686.69萬部，國內市場銷售4316.33萬部。從生產情況看，上半年GSM、GPRS手機累計生產7183.72萬部，增長50.1%，CDMA手機累計銷售1035.95萬部，增長344.9%;從銷售情況看，GSM、GPRS手機累計銷售7078.59萬部，增長48.8%，CDMA手機累計銷售924.43萬部，增長341.2%;從出口情況看，GSM、GPRS手機累計出口3157.88萬部，增長51.4%，CDMA手機累計出口528.81萬部，增長503.7%。從總體發展態勢看，手機市場供需兩旺，
3.2.5手機品牌已具有一定的品牌資產價值
2002年一2003年度手機行業報告對目前手機市場現狀進行了深度分析，結果表明:
(l)目前手機市場的整體競爭格局是手機市場品牌分布機構呈現出明顯的三大層級:表現在品牌競爭力指標上，摩托羅拉(68.18)、諾基亞(57.59)和三星(41.13)共同占據第一陣營，遙遙領先于第四位的西門子(12.61);后者與TCL(10.72)、波導(7.16)組成了第二陣營;而更多的國產品牌，如海爾、康佳、夏新、科健等則躋身第三陣營。
(2)品牌成長指數清晰的反映出國產手機將成為未來中國手機市場的主力軍，中國2003最具成長性的手機品牌前六位均為國產品牌，依次是:康佳(134.67)、TCL(127.53)、夏新(125.09)、波導(121.81)、海爾(121.47)、科健(113.72)。雖然國產手機在“核心技術”這個品牌發展的瓶頸上并沒有得到突破性的進展，但是參考了韓國三星的經驗(沒有研發領域內的“核心技術”但手機品牌資產價值已經超過3萬億韓元)，可以看到我們國產手機的已經具有一定品牌資產價值。
3.3手機企業在品牌運作上的努力與嘗試
中央電視臺“2003年黃金時段廣告招標會”上，熊貓以1.0889億元奪得2003年央視廣告標王;2002年的央視廣告冠軍TCL，以6660萬元排名第二;夏新以近6000萬元的籌碼名列第三。夏新手機充分利用電視臺的多頻道、多時段構件了一個立體傳播平臺，有媒體報道，其每月在央視的廣告投放都基本上維持在1000多萬元;而波導更是以廣告構筑業內超強“產品矩形”方陣，一年推出20余款新機型。據TCL移動通信策略部副部長劉文權在接受某媒體采訪時指出，2003年TCL在央視A特段和世界杯廣告的投放量達到了7000多萬，加上在地方臺投放的5000多萬，排在手機類廣告的第一位，另外在報紙上的投放量也有六七千萬，也是排在第一。這些廣告運作使得TCL手機在手機市場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據國內某著名顧問的《中國手機市場新格局》報告顯示，TCL集團2002年一季度銷售約160萬部手機，數量幾近為2001年全年銷售量，銷售額突破30億元，在當時國內手機市場排名第三。與此同時，手機企業的品牌傳播策略上也走向成熟，從諾基亞的“科技以人為本”，到TCL為了打造“國產手機第一品牌”的國際化形象，斥巨資1000萬元聘請“韓國第一美女”金喜善，并力邀國際級導演張藝謀擔任廣告片的拍攝。廣告片還沒有拍攝，TCL就已經通過媒體大造聲勢，將這一新聞熱點傳播出去。廣告片在央視的黃金時段進行了投放，取得了很好的傳播效果，TCL手機“中國手機形象”的傳播語傳遍全國。波導在品牌傳播的初期，波導提出“手機中的戰斗機”的傳播口號，力地推出一系列的市場推廣活動，利用2000年奧運會的傳播良機，推出讓奧運記者帶上S0部波導手機奔赴悉尼的活動，讓波導手機“信號好、接收好”的特點得到新聞印證和傳播。
paringtoWesternEurope,therearesomeinstitutionalobstructswhenlabormarketsubstitutesforcommoditymarketinwhichsystemisdevelopedinMingandQingDynasties,whilethecostoffirmorganizationistoohigh.Itismoreefficientbymarketnetthanbyfirmorganizationthatthedivisionandspecializationisrealized.Itisthehighcostofimprovementofproductionimplementsthathinderthecapitalcontrollingdirectlyandmanagingtheproducingcourse.Thereisuniversalsignificancewithhistoricalrationalizationunderthephenomenonnotonlyinindividualindustryorindynastichistorythattheoperationsaretypicallyintheformofputting-outsysteminthespinningandweavingindustriesinMingandQingdynasties.
市場網絡或企業組織：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的制度選擇
提要：企業是否替代市場，是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與西歐經驗相比，明清商品市場體系發達，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存在一些制度，企業組織的內生交易費用較高。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聯結比通過企業組織安排要更具效率。生產工具與設備改良的高成本，阻礙了資本對生產過程的直接控制與管理。以散工制為典型的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不是個別行業與某一斷代的現象，其歷史合理性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意義。
關鍵詞：市場網絡，企業組織，交易費用，明清紡織業
一、企業替代市場：一種制度選擇
企業替代市場，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進而引起交易費用的增加。這是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程度越高，從生產過程到消費過程的交換的次數也越多，從而交易費用上升。經濟組織的變遷旨在降低這些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在科斯（1994）看來，企業是一個交易場所，在其中市場機制受到抑制，轉而由權威和指令來完成資源配置。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市場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題得到不少學者的闡發和深化。張五常（1996）認為，企業替代市場，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因為一個企業組織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對勞動力的雇傭、配置與管理。這有助于考察企業組織變遷中的交易費用，諾思（1994：230-231）也說，既然科層組織的縱向一體化意味著要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那么，一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將是組織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費用。企業在產品市場上減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時往往在要素市場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學者著重管理體系的特征進行了分析。錢德勒（1977：7；11）認為，當管理體系能夠比市場機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資源與產品，協調許多業務單位的活動，并減少交易費用時，近代企業就應運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從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與科斯命題相對應的企業存在理由的命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管理成本越低，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換言之，如果市場交易成本超過管理成本，企業就會替代市場來實現利潤最大化。
除了通過替代市場降低交易費用外，企業組織[1]擴大的另一優勢是單位商品的生產費用下降，效益增加，這是其規模經濟所帶來的。產品批量生產越多，單位產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時，正如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團組生產的生產率帶來了經濟效益的增加。這一點馬克思也曾作過論述[2]。
企業組織的優勢是有代價的，也就是組織變遷過程中將產生形成新的交易費用，可稱之為組織的內生費用。如果這種新的交易費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費用和生產費用，特別是所預期的或能帶來的收益與效率不足以補償這些費用，那么企業組織的優勢就得不到發揮。這些新的交易費用主要是，組織中規則的遵從、考核與執行，團組生產中需要監督來減少逃避與欺騙行為，而且如諾思（1994：43）所指出的，專業化和分工程度越高，從最初生產到最終消費者的整個生產環節也就越多，考核費用也就越多。此外，廠房、設備等也將帶來相應的費用。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比較優勢，將決定制度選擇。
市場的功能不僅能有效地配置資源，還能尋求有效率的專業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發現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進企業組織的改善。考之中國傳統社會，市場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然而企業組織卻并未隨之發生較大改變。哪些環節存在障礙？為什么發達的中國傳統市場不能催生出近代企業組織？這是一個國內外學界廣為關注的重大課題，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牽涉到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尤以吳承明（1985）、方行等領導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業化研究最為突出，為進一步的探討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證基礎。
交易費用理論的要點與主要用途是，通過比較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組織選擇的結論（德姆塞茨1999）。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發點。本文以明清紡織業為重點，主要考察通過市場網絡聯結與通過企業組織兩種形式，在交易成本與效率方面有哪些差異，并通過與西歐中世紀及近代初期特別是英國經驗的比較，在較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對這種制度選擇進行分析，不局限于紡織業與市場本身，而是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中探索其深層原因與演進源流。
二、企業組織的成長歷程與產業經營形式
從歷史實證看，企業組織的形成，一是商人資本在向生產領域逐漸滲透的過程形成的，二是商人、農場主、莊園主直接投資工業，都可能形成縱向一體化的組織，三是小生產者成功地擴大規模，雇傭工資勞動者，自己專事勞動的控制管理與產品銷售。第三種情形本文從略。第二種情形，在傳統中國與西歐中世紀，因主導性經濟組織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歷史狀貌。西歐中世紀的莊園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組織，具有較強的生產、交換與消費功能，個體農奴家庭對莊園的依附性較強[4]，新型企業可能由莊園主蛻變而來。既然莊園主在種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優勢，既然領主會開設市場吸引商人，他同樣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勞動力集中的優勢，直接從事商品生產或工業制造[5]。在中國，地主承擔的生產組織功能越來越弱化，租佃制下個體小農獨立經營則越來越成熟（龍登高1992b），明清時的押租制、永佃制強化了這些趨勢。經營地主雖然存在，但始終都是次要的形態。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業組織同樣影響有限，明清時主要在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農產品加工業等領域中出現（吳承明1985）。
我們重點考察一下商人資本向生產領域滲透進而形成企業組織的情形。隨著市場的擴大，商品的制造與消費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的矛盾加劇，對于商品生產者而言，作為生產時間扣除的商品銷售時間，作為勞動資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費用，都逐漸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費用提高。聯結產地與市場、聯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增加，鏈條拉長，環節增加，商人資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強，逐漸向生產領域滲透。
在市場預期收益的促動下，商人向小生產者預付生產成本，進而為了保證商品質量與數量，商人向生產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買產品。商人通過原料與成品兩個環節，進行產品質量監督，也進行必要的加工、包裝等環節，實際上開始涉入生產管理。進而提供生產設備，往往是生產者為償還債務等原因而將設備抵押給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設備——設備越復雜或越昂貴，資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時資本幾乎支配了生產領域，但工業制造還是處于分散狀態。至此大體相當于分料到戶制，或吳承明(1996)所譯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場建立相應的組織體系，但還不是依托勞動市場。此時商人資本也已兼有產業資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開設的廠房之中，這就是手工工場。當設備由機器構成時，手工工場就成為現代工廠。
中國存在這一現象，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歷史進程。宋代出現了商人預付資本包買產品的現象（龍登高1997：余論），明清時發料收貨的包買主逐漸增多，清代中期被稱作帳房的包買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絲織業中達到全盛，支配了當地的絲織業生產。有的帳房自設機督織，形成手工工場（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業中也有類似情形，如江南棉紡織業中，商人建立的布號，通過“包頭”（坊主）控制著眾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產，經營市場廣闊的青藍布營銷（徐新吾1992：55）。布號進行嚴格的質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號在200年間暢銷不衰，獨立小生產者按照布號制定的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可以說被置入一個大商業組織影響之下的生產單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戶制，在英國的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因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擴張而發展。它以生產任務的不斷分離為特征，迫使制造者擴大生產，改善生產方法，進而商人組織管理生產。16世紀，呢絨商安裝幾架織機雇傭短工來織，或者出租織機，無數小工匠面臨慘重的競爭。亞當·斯密時代，擁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為動力的工廠，英國約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數量雖然遠遠比不上小企業之眾，但16世紀的英國毛紡織業向幾個富有的呢絨商手里集中，對傳統的手工業組織形成了威脅，都鐸王朝議會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這類行為，以免傳統小生產被其吞沒或毀滅。大呢絨商約翰·溫奇庫姆經營的企業中，織工、學徒、梳毛工、運轉卷線桿和紡車、揀選羊毛、剪毛工人、整飾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則數十名，共計達1200多名。這個數字顯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約翰·溫奇庫姆的企業，在組織形式與通常的工業形式不同。至工業革命前18世紀前期的英國，各種工業已高度集中起來。
從分料到戶制向企業組織的變遷，在諾思（1994：第12章）看來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分料到戶制實際上是一種“原始企業”。商人業主試圖在制造過程中的每一環節中保持穩定的質量標準。實施質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費用，在整個制造過程中保持對原料的所有權以考核質量，低于在生產過程的連續階段中簡單買賣所需成本。中心車間實際上更進一步，是更大的質量管理，而能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直接監控質量是工廠體制發展的前兆。這也是為什么不簡單地用一系列市場交易而用一個中心制造商來雇傭勞動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對于商人而言，工業不過是一種商業形式而已。他們只考慮買賣差價，為了增加差價，他們利用個體工匠面臨的資金不足與產銷脫節的困難，控制原料，繼而控制設備，乃至工業廠房。他們是以商人的資格來掌管整個生產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設備、廠房就可以節省費用并獲得更大的收益，或者這種控制同時帶來成本與風險，他們就不需要這樣做。實際上，無論是散工制下的市場網絡聯結，還是企業組織，都是一種產業組織形式，是基于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
企業組織變遷過程中內生交易費用的產生，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交易費用的變化，也就是企業科層組織的管理成本與市場交易費用之比較；二是生產資料的集聚尤其是設備、廠房等固定資產的生產費用與效率之比。三是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的區別。
三、勞動市場的交易費用：企業組織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業組織的形成過程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過程，那么企業組織與勞動市場的發育程度等緊密相關。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內生交易費用主要是，勞動力的獲取與配置，勞動力的技能訓練，勞動力的管理，如組織內規則的遵從、考核、執行與監督等，當然還有勞動力的工資。如果要素市場發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的企業預期就低，而勞動力的管理成本則較高，企業組織的交易費用高。早期勞動力市場，還與經濟組織中勞動者的狀況、雇傭勞動力的來源等相關。
西歐中世紀的自由勞動力，最初來自莊園中分溢出來的人口。自走出莊園之時，大體就切斷了與土地相聯系的臍帶。因為農奴個體家庭經營較強地依附于莊園主，一旦脫離莊園，他們難以自我重建獨立的農業經營，除了進入工商業外幾乎別無出路，這是勞動力市場發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國，更有利的條件是16-18世紀的圈地運動，凡進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規模牧場之處，需要的勞動力大大減少。出賣了土地的自耕農和沒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離開鄉村，涌向工業與城市。通常認為，到18世紀中葉，自耕農已大體消滅。在機器競爭尚未最后摧毀家庭工業之前，勞動力的集中就在進行著，勞動力市場漸趨發育。
中國的主體勞動者自耕農、半自耕農，與西歐的主體勞動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產權制度支撐。中國的個體小農經營，不僅具有獨立性，而且當其再生產過程中斷后，比較容易恢復，或易地重建。因此，勞動力與農業的臍帶難以割斷，在工商業中被雇傭的勞動力始終與土地或農業有所關聯。另一方面，個體小農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業，或作為副業以補農耕之不足，或成為工商業專業戶獨立經營。
進入企業的工人大體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擁有土地或農業作為基本的生存保障，進入企業就像當作副業一樣以尋求更多的收入，他會根據收入的多少與農活的季節隨時退出企業。第二種是從事手工業時缺乏生產商品的物質資料，把勞動力賣給企業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業主的生產資料，以獨立生產的方式為企業主工作。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點類似租佃制的個體小農。第三種是工人的勞動力如果不出賣給企業主，就得不到利用，就會無以維生。明清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尤其是熟練工匠，基本上屬于前兩種，第三種即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力很少。這些勞動力，或者擁有土地作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獨立經營的強烈意愿與市場機會。企業主雇傭工人與管理，對工人的行為約束的考核與監督，將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區，外來勞工難以約束，滋生事端，常見于記載。
諾思（1994：190）分析考核費用時，還專門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識形態約束時，約束行為和考核費用就會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組織形式無法生存。這也就制度經濟學所強調的習俗與慣例的影響，中國的個體小農家庭獨立經營的制度具有悠久的歷史，意識形態積淀在深厚的社會土壤之中，獨立經營的價值取向很濃，這也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發育。邱澎生（2001）論述明清時政府法律、工作倫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處生產具有較大風險，可以反映勞動力組織與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傭勞動力的報酬是企業管理成本的重要內容，企業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資獲得廉價勞動力呢？在個體家庭中，勞動的邊際收益遞減，即使遞減至極低的水平，勞動者仍愿意追加勞動，幾乎可以不計成本。但在企業主而言則不同，他必須按勞動時間平均支付報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時，就得支付一小時的工資，企業主不可能以邊際遞減來支付工資。因此企業主不可能低成本地獲得家庭作坊中廉價的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另一方面，任何企業主當然希望雇傭熟練工人，熟練工人進入企業，勞動力的價值只能按簡單勞動來支付報酬，因而所獲工資將被大大低估。馬克思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由于職能的簡化，工人的技能等學習費用比獨立手工業者要低，勞動力的價值就降低了（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練工人被雇傭到工場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應得的工資，因為企業主只是利用其單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識、特長都沒有用武之地了。勞動力的價值被降低，工資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練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勞動力價值會得到充分的釋放，總體收益通常也會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對江南的考察說明了這一點，江南勞動力素質較高，能夠獨立經營小作坊，而不必依賴更大的組織直接管理生產活動。
可見，作為要素市場的勞動市場發育滯緩，使企業組織通過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較高，是否足以抵消規模經營所帶來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們再來看一看企業組織的生產費用。
四、生產工具與設備的制約：生產費用與效益
資本的集中、生產的集中隨著生產設備的復雜程度而加強，個體小手工業者只能適應簡單工具，復雜的、大型的、或昂貴的工具必然促進資本對生產資料控制的深入，對生產過程控制的強化。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過程就是充分的證明。無論在西歐還是在中國，重工業、采礦業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資與管理，而輕工業中最常見的則是個體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國還可以找到其他實例。在需要大型設備的領域，如蘇州的踹布業，在特殊形態下形成了集體勞動。而棉紡織業中商人資本投資設備出租的“放機”現象，到20世紀有了機制織紗后才出現。生產資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資本直接投入生產，擴大企業組織，但這種現象在明清中國尤為稀見，關鍵的原因就是大型設備與廠房的費用太高。
關于這一點，李伯重（2000）對江南企業組織的考察富有說服力。企業規模的擴大，首先決定于生產設備規模。在英國，以水力為動力的主導生產設備是企業規模擴大的關鍵。江南的水力、畜力資源貧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業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規模也越大，經濟效益也越佳，但因飼養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規模受到限制。其次，勞動場所是擴大企業規模的另一關鍵。江南磚瓦石料、木材緊缺，大型房屋的造價十分昂貴，企業規模擴大受到嚴重阻礙[7]。
再來看技術革命。單純的技術發明不一定能帶來技術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條件與之配合，需要制度創新為技術創新與推廣鋪路。對于技術革新與設施引進，個體生產者通常是排斥的，因為可能需要額外的支出，或者將危及其生產獨立性（HansMedick，1981）。行會也不歡迎，因為它會改變既有的產業秩序。17世紀絲帶織機在荷蘭遲遲得不到采用，手搖織襪機從英國引入倫巴第也未能成功，它們在英國則得到開發（多梅尼科·塞拉1988）。這些相對于中國一些發明來說要幸運得多。元代出現的偉大發明水轉大紡車至明清銷聲匿跡（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發明的火器“連珠銃”，一次可填發28發子彈，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但以“騎射乃滿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憚削弱八旗軍的傳統與優勢，不予采用，還將他發配充軍。這是技術發明受到制度制約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徑依賴的行業，某一環節的技術發明，因為它的使用會引起整個產業體系其他環節的相應變化，也就是說必須改變整個產業系統才能使技術發明得到廣泛的應用。英國棉紡業直到17世紀才自印度傳入，毛織業這一傳統工業則歷史悠久得多，但工業革命發生在棉紡織業。保爾·芒圖（1983）分析道，一個沒有傳統的新工業，未被墨守陳規的傳統所束縛，它處在那些阻止或延緩技術進步的法規之外，它好像是一種對發明和各種創舉開放的試驗場地。毛紡織業則太保守了，受到特權的保護，所以不能通過技術革新來自行完成自己的變革。也就是說路徑依賴阻礙了英國毛紡織業技術創新。明清中國的紡織業從生產到市場都已形成成熟的體系，因此如水轉大紡車之類技術革新不僅未能帶動整個產業體系的變化，相反自身要受到這個產業體系的制約。如果說英國毛紡織業受到特權的保護，是否可以說，明清的絲棉紡織業受到市場結構與家庭經營形式的“保護”而阻礙了技術革新呢？對此我們暫且提出假設而不予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社會看得更清楚，沒有市場需求尤其是廠商需求的刺激，技術創新從發明到推廣應用就會缺乏原生動力。像英國馬修·博爾頓那樣的廠商，敢于負擔瓦特的發明及其應用的費用，在中國找不到其蹤影。
盡管中國技術創新遲滯的原因十分復雜，本文無法深入展開，但這一現象卻是長期存在的，而技術創新的遲滯、生產工具的輕巧簡單，使個體小生產的手工業如魚得水，卻使資本控制生產資料的進程停滯不前，企業組織因小規模的設備、廠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擴大?？磥?，當市場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當商人資本已經滲入生產領域形成散工制等組織形式，卻未能向前推進，控制生產工具，關鍵的原因還是設備、技術沒有足夠改進，使得企業替代市場缺乏強大的推動。
五、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還是企業組織
分工與專業化通過市場來實現，也可轉而通過組織來安排，在利潤與收益既定的條件下，制度選擇視各自的交易費用而定。分工與專業化的不同實現途徑，與分工的類別與特征相關。斯卡爾培克、馬克思將分工劃為三種：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個別分工（馬克思1975：389-394）。個別分工就是組織內部的分工，前兩種分工都屬于社會分工。在社會分工中，每個人所生產的只是一種中間產品。使這些獨立勞動發生聯系的，是各自的產品都作為商品而存在[8]。在工場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產商品。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買賣為媒介，工場內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系，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工場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只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只承認市場競爭的權威。社會內部的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不同。
社會分工的實現通過商品市場，組織內分工的實現通過要素市場，在不同的市場體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費用不同。傳統中國與中世紀西歐，在市場結構與體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異（龍登高1992a）。中國傳統市場自宋以來形成了等級體系，這是基于個體小生產者市場主體行為特征的市場結構，也與行政等級體系相輔相成。細密的網絡，將分散的細小的個體小生產者卷入市場體系之中，并通過有效的價格傳遞，組織各地的商品集中與分銷。在這種市場體系中的商品，由于小農與小生產者的低生產成本，以及市場體系本身有效地傳遞價格信號、運輸成本的低廉，商品總的成本較低。
與中國相比，西歐中世紀市場網絡沒有那么細密，通過各地每年一個月的市集，各莊園之間，以行會來組織的工商業城市之間，大規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個體農戶與市場的聯系沒有那么密切，但與市場相關聯的生產組織中的分工卻要發達一些。這種差異似乎可驗證楊小凱的命題[9]，西歐沒有形成傳統中國的市場等級體系，可以說是“多中心層系”，商品市場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國的道路狀況較差，交通運輸成本較高，通信和運輸費用的昂貴阻礙著交易。安女王時期，英國市場雖然優于法國和德國，但市場體系也不夠完善，分為許多彼此孤立的地區性市場。除倫敦外，沒有一個城市同王國其余各地保持著經常的交易關系；至于鄉村的貿易范圍，很少超過鄰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較高，而勞動力市場具有一定的潛力，于是商人力圖利用要素市場的優勢，通過企業組織及擴大規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場交易費用。[11]
在明清中國，我們確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場發達的地區和行業中，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商品市場來實現，也就是社會分工較發達，甚至一些可以在企業組織內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會分工在市場體系中完成。從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看到，在市場欠發達、勞動分工較少的行業與地區，如遠離商品市場的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等，以及農產品加工業，出現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產的企業組織。相反，在勞動分工較細致的工業中，往往通過商品市場來建立工業運轉體系，如絲織業與陶瓷業，最為典型的就是江南絲織業中的包買商。
清代江南絲織業已經形成一個復雜的組織體系，賬房把絲織的每一個工序都組織起來，支配著機戶，也支配著染坊、掉經娘、絡緯工、牽經接頭工等，形成一個龐大的工業體系（吳承明1985：379）。這是通過發料收貨這一基本形式實現的，每一個環節都通過商品市場聯系起來，這個組織體系主要依托發達的市場關系。散工制的組織形式，通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實現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內部化。如果要以企業組織來替代這些市場關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那么其交易費用之大可以想見。
景德鎮和廣東石灣的陶瓷業中的許多工種，都專業化為獨立的行、店，窯戶中的一行只生產一類產品。這種專業化，一方面可提高技術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產單位分散細小。吳承明（1985：27）指出，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明清時期不能和歐洲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情形相比。這其中有一種情況是，由于場外分工發達，場內分工反而簡化。陶瓷業因過分專業化，窯、作、行、店林立，互為分工協作關系，其工場手工業的規模反而十分可憐。
馬克思（1975：379-389）還把工場手工業分為兩種基本形式：結合的工場、有機的工場。前者適合的行業是，由多種獨立部件組成，最終產品就是把這些獨立部件裝配起來，如鐘表制作。這些行業中，局部勞動本身可以作為彼此獨立的手工業進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場中的結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為在家里勞動的工人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生產分為性質不同的過程，人們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而且在分散生產的情況下，資本家可節省廠房等費用[13]。真正的技術的統一只有在轉化為機器生產時才能產生。
有機的工場，則常常出現于這樣的行業：制品要順序地經過一系列的階段過程，典型的行業如制針、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起來，就縮短了制品的各個特殊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聯系，減少了階段轉移過程中的時間耗費與勞動耗費。不同的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變成了空間上的并存，形成了連續性、劃一性、規則性、秩序性。
盡管實際區分起來頗具困難，但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論證了結合的工場所具有的偶然性。不過，在明清中國我們看到的情形是，不僅結合的工場罕見于世，而且本來適合形成有機的工場的行業，仍是散工制主導，或者由商品市場關系主導。制瓷與制針、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反而分成專業化很強的各種工序與行店。紡織業多少也應屬于這一類時序連續性的行業，而與部件匯總的鐘表業區別更大，也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這進一步論證了我們的觀點，與西歐相比，傳統中國的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市場來實現，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企業組織的發展滯緩。正如楊小凱（1999：411-412）的數理分析所示，最終產品生產和中間產品生產的分工，以及交換某種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產該中間產品的勞動交易，是企業產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這一條件在傳統中國尚未出現。
由于商品市場的發達，與前述勞動力市場的滯后，從市場購買中間產品與制成品，較之于購買生產要素，能夠更充分地利用和實現分工與專業化及其具有的優勢。
六、余論
以上所論，在清代蘇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設備，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規模的集體勞動。但這種企業組織比較特殊。踹坊由包頭投資固定資產開設，踹匠由包頭管理，但踹匠工資即可變資本，由商人（布號）計件支付，包頭每人每月抽取三錢六分。[14]包頭相當于布號，但同時踹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二者之間有矛盾，時有訴訟。為什么布號商人不直接投資于踹坊生產？主要是為了減少組織管理工人生產的成本，因為踹匠都是外來游民，兇悍之輩，并且抱成一團，很難約束，即使本地的豪強包頭也不易駕馭，外來的商人將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為什么包頭踹坊不完全獨立地經營，建立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購布匹，加工后自己發售，那么其經營成本將很高，而且難以抵御市場風險，而布商已經建立營銷網絡。因此，在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間，主要通過市場關系建立了這種獨特的棉布加工與銷售體系，布商與踹坊主之間的委托關系實際上通過商品買賣來維系，布商與踹匠之間的雇傭關系也因包頭的中介而轉變成通過市場的某種委托關系，踹坊主與踹匠之間只存在組織與管理關系，雇傭色彩較弱。通過這種復雜的關系，尤其是通過發達的市場，替代了勞動組織。勞動組織的高成本，由商人與作坊主分擔。這種產業經營組織體系，形成并建基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之上，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這種組織體系的成熟性與合理性。
本文所論，在明清企業組織的趨勢性發展中得到了映證。絲織業在明后期已出現工場手工業的雛型，到市場更成熟的清中葉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較完備的包買商形式所代替了（吳承明1985：26）。在最發達的江南，工業企業形式一直以獨立經營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為主，它是江南企業發展的最佳組織形式，規模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場，不僅數量不多，而且還有減少的趨勢（李伯重2000，第十章）。這種趨勢還延續到近代，一些實例也可資佐證。19世紀中后期杭州的蔣廷桂，由于經營有方，綢機增至10臺，雇了學徒幫工。但他不再增添機只，而是充當包買商向小機戶放料收貨，到光緒初年，他的蔣廣昌綢莊支配的織機已達300臺。后來他從日本購置鐵制綢機，建立織綢工廠。同時仍充當包買商（胡慎康，1985）。這個故事耐人尋味。蔣氏作坊的規模達到10臺織機后，并沒有繼續擴大規模后，而是充當包買商，這顯然是包買商能帶來更多的利潤，高于機戶規模經濟的效益。作坊規模經濟的效益直到先進機器的引入才得到發揮，即便此時，企業組織的利潤也還不足以排斥包買商體系下的個體機戶經營。
農業企業的特征與工業企業組織類似，命運也相似，與工業、農業組織形成對照，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則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晉商、徽商建立了全國范圍的龐大組織網絡（張正明1995；張海鵬1995），在許多行業中，商業企業將各種手工作坊聯結而成有機的體系。這是因為市場體系與分工特征適合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例如，對它影響最大的是商品市場而不是勞動市場；產品質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環節而無需進入生產過程；社會內分工與分散化生產給它提供了更多的商業機會與更大的舞臺；它對大型廠房與設備的要求較少，倉儲或庫房可以通過加快流通速度來緩解；而規模經濟的效益，它可以通過擴大營銷數量在龐大的市場中充分實現。
如果說企業組織的發展存在各種制度，那么，個體手工業獨立經營則在市場體系中如魚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業中，勞動不存在考核費用，要素市場的滯后不會對它產生影響；輕巧簡單的設備，個體家庭得心應手，并以熟練的技術、不計成本的勞動耗費增強效率；細密的市場網絡，使家庭工業能夠依托社會分工與專業化而獲益，并彌補家庭內分工與專業化的缺陷。凡此都與科層企業組織的命運形成對照。種種跡象表明，與擴大的企業組織形式相比，個體家庭經營在中國傳統市場體系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與制度合理性。紡織業等主要行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路徑依賴與歷史慣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這種局面很難改變，傳統時代的這種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產業經營組織形式，不是棉布、絲織業獨有的現象，其他行業與部門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為典型，其他區域也廣泛存在；它以明清時期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順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強烈的趨勢性表現。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現象，而具有普遍性意義，并足以反映傳統中國產業經營組織形式的本質特征，本文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分析也是為了強化這一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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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理念是指企業經營行為，策劃市場營銷的基本思想出發點，也就是企業的宣傳哲學。它是一種方法，一種理念，或者是企業的思維方式，它是以市場或者說以消費者為中心需求的一種指導思想。實現市場營銷理念的核心在于準確對市場需求的判斷和定位，并比競爭對手更準確、更有效的表達自我優勢和對市場需求的最大化滿足的信息。
二、市場營銷在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性
市場營銷是一項系統工程，它貫穿于企業經營活動的始終，無論你是買方還是賣房，只要參與經營活動，都屬于營銷行為。營銷的成功與否直接決定企業的生存，市場需要是營銷的起點，滿足市場需求則是它的目的。在信息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如何引導消費者，創造出新的需求來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從而達到消費行為的產生，這種引導消費的理念是市場營銷的高級模式。所以市場營銷是企業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點，以經營手段為途徑，為消費者提供滿足和服務從而實現利益的過程。市場營銷活動的發展和我們的生活發展息息相關，一個時代的信息化水平決定了這個時代的市場營銷發展水平。隨著消費者需求的日益增多，市場營銷行為也會快速發展以適應消費者的需求。市場營銷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它涉及到市場經營的各個環節，市場營銷學適用于所有具有商業目的的企業，只要對市場需求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分析預判，把握消費者心態，市場的蛋糕一定會掌控在自己手中，企業的發展也會有長遠的保證。
三、新型營銷四種模式
1.服務營銷：它是企業在掌握消費者需求的前提下，增加消費者滿足程度而進行的一系列經營活動。服務作為一個重要的營銷要素，真正走進人們的眼球是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這個時期學科和社會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企業產業的拓展和生產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促使服務比重在產品營銷過程中的比率大幅度增加。另外，隨著社會進步，物質極大豐富，市場有原先的賣方市場轉變成買方市場，消費者的收入、消費需求、和消費理念的進一步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也想多元化發展。
2.網絡營銷：是指利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平臺，利用信息技術與軟件策略，滿足企業與客戶之間交換概念、產品、服務的過程。通過在線行為，宣傳、創造、傳遞消費者信息，并對消費者進行管理，以達到經營目的的新型營銷活動。
3.概念營銷：指企業將市場需求趨勢轉化為產品項目開發的同時，利用說服與促銷，提供近期的消費走向及其相應的產品信息，引起消費者關注與認同，并喚起消費者對新產品期待的一種營銷觀念或策略。
4.整合營銷：是一種對各種營銷工具和手段的系統化結合，根據環境進行即時性的動態修正，以使交換雙方在交互中實現價值增值的營銷理念與方法。整合就是把各個獨立地營銷綜合成一個整體，以產生協同效應。這些獨立的營銷工作包括廣告、直接營銷、銷售的促進、人員推銷、包裝、事件、贊助和客戶的服務等。戰略性地審視整合營銷體系、行業、產品及客戶，從而制定出有關符合企業實際情況的整合營銷策略。包括旅游策劃營銷、事件營銷等相關的門類。新型市場營銷與傳統市場營銷之間比較，新型市場營銷是消費觀念導向，以消費者為中心，把市場看成生產過程起點，企業的職責著重進行市場調查，了解顧客的實際需要，從而生產提供適銷對路的產品。傳統市場是生產觀念導向，以生產為中心，把市場作為生產過程的終點，企業的職責就是直接將產品推入市場。新型市場經濟模式的創新性使得原來只注重眼前效益的傳統營銷模式受到沖擊，同時也為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四、新型營銷管理模式
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應用新型市場營銷模式經過不斷的實踐總結及發展演變，已受到廣泛的認可和重視。根據其特性和規律，制定市場操作規范，完善運營機制，重點圍繞發揮企業自身優勢，激發營銷隊伍的創造性來開展科學營銷，牢固樹立市場決定一切的經營觀念。由此看來，企業經營管理工作應該把如何創新經濟條件下的企業市場營銷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結合現代企業運行狀況，新型營銷管理模式的融入與運用從以下幾方面體現。
1.按標準化、規范化的服務要求，讓客戶得到方便、快捷、滿意的服務。通過改善服務，大力開拓了市場，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主要著重從產品研發方面、營銷管理方面、生產制造系統等方面進行調整，抓好營銷策劃，提升企業的營銷策劃能力。抓好市場營銷策劃，根據企業發展戰略進行營銷政策、營銷策略的制定和實施，研究企業的產品市場定位、價格定位，有計劃有針對性的策劃和實施。
1.1圍繞市場步伐，滿足顧客要求，把有效的技術資源配置轉移到能給企業增加利潤的環節，適當的時候要研發出一些具有優勢又能滿足顧客要求的產品，使企業在國際市場占有領先水平，同時又能夠滿足不同層次用戶需求的產品。
1.2不同階段要對內部管理進行完善與調整，打好管理的基礎。將營銷系統專業管理上的水平，作為企業的重中之重來穩步推進。要有意識的完善營銷激勵機制，還要培育高素質的營銷隊伍。為營銷骨干提供施展與發展的平臺，打造出一個強大的營銷團體。
1.3以滿足顧客要求，讓顧客滿意為目標，合理配置企業內部資源，合理利用社會資源，不斷提升企業快速應變市場的能力；嚴格內部管理，簡化、優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用最小的成本高質量的產品、不斷增強企業贏利能力。
2.提高企業服務水平，加強服務管理。加強營銷服務監督和協調。按標準化、規范化的服務要求，讓客戶得到方便、快捷、滿意的服務。通過改善服務，大力開拓了市場，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