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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層社會。在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型期,建設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鄉村關系治理的現實實踐中,鄉村關系到卻出現了一些失范現象。其中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改革和發展的難題,嚴重制約了鄉鎮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闡釋鄉村關系失范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鄉村關系失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具體說主要集中在對村委會人事權、財政權以及農民生產經營自的非法干預上,體現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各個環節之中;二是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和“過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的一個下屬辦事機構或一級“準政權組織”,后者指村委會單純從本社區利益出發,不愿接受鄉政府指導,對承擔的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責抱著消極、冷淡的態度。
從鄉村關系失范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兩個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公共管理組織都力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將自身權益影響或擴展到對方。當然,在追求自身組織利益而努力去影響或限制它組織利益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中的人,是受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從而造成鄉村關系失范。
二、鄉村關系失范的影響因素
公共選擇是相對于市場選擇而言,一般來說,在市場選擇中當市場機制不健全或市場還未成熟時,經濟人就會在市場缺陷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機,而不是靠公平競爭獲利。同理,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給公共組織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機。
(一)壓力體制下鄉鎮政府強權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鄉村地區基層政權組織,處于我國權力運作體制中的最末環節。長期以來我國權力運作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壓力型體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級政府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趕超指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績效評價體系。這決定了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計劃、任務最終要靠鄉鎮政府加以貫徹落實,也迫使鄉鎮領導和鄉鎮干部想方設法去完成上級部署的各項任務,如計劃生育、征兵、糧食種植,稅款征收等。為此,鄉鎮利用對村干部的去留決定權和工資報酬權將指標再度分解分配給村民自治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執行,這就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大大縮小,從而使鄉政府與其的角色關系扭曲。
(二)鄉村治理法制建設存在缺陷
實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論上說村民自治委員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并無行政隸屬關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導與合作關系,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睆拇宋覀兛梢钥闯龇蓪Υ逦瘯袜l鎮政府關系的規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則化的,既沒有對“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范圍給以合理確定,也沒有對村民自治的領域給以明確表述,這在客觀上導致規范鄉村關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給不足和空隙過大。鄉鎮政府擁有比村民較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資源,再加鄉鎮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制衡。這種制度的空隙客觀上成了基層干部利益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空間,他們能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間去對村民實現制度侵權。
(三)村委會雙重角色失衡
村委會作為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是經過村民授權來控制與管理社區資源,體現和維護村民利益并通過為村民服務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實際中村委會又承擔了鄉政府分配給某些行政職能。這樣,村委會便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要貫徹上級方針政策,代表鄉鎮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屬于自治范圍內的工作,分別體現鄉鎮意志與村民意志。雖然在人民的國家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所要實現的后發外向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強制的現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較短的時間內即適應并接受原生型現代化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歡迎的國家任務和要求要通過村委會去強制執行,同時,鄉鎮政府自身利益的也會搭上制度化轉型的便車進行擴張。雙重角色必然產生雙重對策,一方面村委會順從鄉鎮政權,成為鄉鎮政府的辦事機構執行命令或進一步搭便車“自我擴張”,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出發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進行游說、消磨甚至抵制,村級反控制力量的成長使鄉村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三、對鄉村關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中心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機制,打破政府壟斷,從而將政府的一些職能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總體上看,鄉村關系失范主要在于鄉鎮政府對村委會合法權益的侵蝕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雙方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法律法規,明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職責權限
要實現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良性互動,首先要確立二者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是無直接隸屬關系的平等法人關系。中國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期且地區發展不平衡,鄉鎮與村集體的利益邊界和權限范圍往往是模糊的、變動的,現行的法律只是設計較為寬限的法律框架,并沒有程序性規定。要明確鄉鎮與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職責權限,一是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的鄉政村治原則精神,各級人大制定關于鄉政村治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體性法規,明確劃分鄉鎮和村的利益邊界及管理權限,哪些事項需要鄉鎮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哪能些事項需要村委會“協助工作”。明確的外延和內涵使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鄉鎮政府得以順利貫徹,村民利益通過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實現。這樣鄉鎮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認可擁護,違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絕,同時村委會的雙重角色大體平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使鄉鎮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在制度規范上有機銜接起來。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務型鄉鎮政權組織
改變政府形象,規范政府作為,首先要在體制上解放鄉鎮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壓力型政治體系,使鄉鎮從繁重的數字化指標任務中解脫出來。再造政府基層組織體系方面不是繼續精簡,因為現有框架下精簡已經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績效而不是裁減人員,鄉鎮改革的目標是讓鄉鎮只有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災、優撫等。鄉鎮政府不應該對經濟增長目標負責,也不應該對自身財政負責,更不應有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行為,鄉鎮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民間組織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務與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領域,提高服務能力。
(三)培育自治組織,增強村委會自治能力
民間自治組織是溝通政府與公民重要橋梁。政府與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一方面各種民間組織及時把其成員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給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傳達給其成員。同時民間組織對政府行為構成強有力的制約,適應了農民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民間自治組織大量成長,政府就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制約,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組織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從利益行為。因此國家應從體制上消除對民間組織不合理限制,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松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村委會、各種農民協會、養殖協會等。在民間組織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實施規范管理的新體制,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性互動關系。村委會作為村民法定的自治組織,在村務管理方面更應擔負起責任,只要不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對村莊重大事項具體負責實施并自覺接受村民監督,加強自我決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村莊“自主性”,這樣才能理順村莊和鄉鎮政府關系。
(四)提高鄉村人員素質,實現由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
在處理鄉村關系過程中,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鄉村關系不協調很大程度上同鄉村干部素質低下,農民覺悟不高有關。表現在鄉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眾、、人治觀念、,表現在村民群眾中則是文化水平低,覺悟不高,缺乏契約合作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義傾向。因此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在鄉村社會樹立現代民主觀念、法制意識和契約精神,鄉鎮干部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提高認識,改進方法,依法履行“鄉政”職責,充分認識到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對鄉村管理應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經濟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應尊重村民自治權和村委會的相對獨立性,增強服務意識、公仆情結;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職責,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治能力,自覺協助鄉鎮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引導農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當家人”。從根本上說,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由理性的“經濟人”向為民服務的“社會人”轉變,實現鄉鎮民主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同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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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緊臨江浙滬等沿海發達省區，區位優勢明顯；作為傳統農業大省，農業資源富集；作為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影響頗為深遠。在30余年改革探索的實踐中，鄉村經濟發展積累了豐富經驗，潛在優勢初現端倪，農業發展方式迅速轉變，農民收入構成呈多元化發展態勢，適應高科技發展的現代農業初具規模，從而為安徽順利推進美好鄉村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基于傳統因素，安徽村舍空間布局、鄉村人口結構及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都明顯失衡。村莊的密度和規模由西北向東南總體上呈減量態勢，而鄉村環境和經濟發展卻呈增量態勢：皖北和皖西北以平原為主，村莊密度高、規模大，但經濟發展卻相對滯后，降雨量少、氣候干燥，農業發展的盲目性、無序性對鄉村環境的破壞相當嚴重；皖中及沿江地區以丘陵為主，村莊密度較高、規模較大，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勢低平、河流布網，由于工業“三廢”處理的隨意性、趨利性，對土質、水體等的污染面積較大；皖南地區以山地為主，村莊密度偏低、規模較小，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植被覆蓋率較高，降雨量多、氣候溫潤，工農業發展對鄉村環境的破壞程度低，適宜人居?？傮w上看，安徽鄉村發展分區差異明顯、村莊村舍規劃不成體系、基礎設施配套尚待完善，這些都是鄉村建設中不盡人意之處，離鄉村“三美”的總體目標還有相當的差距。亦如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推崇者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以鄉村為基礎，并以鄉村為主體的，故鄉村狀況的好壞，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從事其他建設的根本前提”。安徽美好鄉村建設不是純粹迎合時展的鄉村重建運動，更不是“返景入深林”的復古造勢運動，而是在保護鄉村生態環境資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山林水體、民俗文化等鄉土優勢資源，推進鄉村產業和經濟快速發展，提高村居生活的品位和檔次；做到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凸顯鄉村山水風貌和人文地域特色，完善中心村道路、電力、供排水、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有效處理產業“三廢”和農村生活垃圾，不斷優化人居生態環境，營造一道“綠水藍天、文化和諧”的鄉村美麗風景線。
二、美好鄉村建設需要政府提供保護環境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指在一般情況下，不能或難以有效通過市場機制由個人或企業提供而主要由政府提供以滿足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或服務。從供給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即“非排他性”的特征；從消費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的特征。依據滿足公共物品屬性的程度，可以將其分為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環境作為公共物品，相較于其他公共物品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環境公共物品既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亦是從事生產經濟活動的重要基礎。從供給渠道來看，環境公共物品可以分為兩大類：或基于“上天恩賜”而形成的自然物，如江河湖泊、高山深谷、海洋空氣、動植物群等，是每個人都可以享用的；或基于特定需要，必須由行為主體（譬如政府）來提供的公共環境設施（譬如防洪工程、污水處理器材等“硬件”設施），環境“軟件”（譬如環境制度、環境信息、環境文化、環境政策，等等）。從消費角度而言，有些環境物品可以看作純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即一個人消費無法阻止其他人或集體的消費，譬如正常情況下人們對空氣的利用；有些環境物品是準公共物品或擁擠物品，消費中不排除集體行為，但超過其承載量就會產生負效應，譬如過度放牧會造成草場資源破壞，過度抽取地下水會導致水源枯竭，等等。然而，在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的初期階段，由于趨利避害的人性使然，環境資源的配置往往是低效率的。這種低效率主要表現為外部不經濟性，“當生產或消費的所有副作用沒有被包括在市場內時，外部經濟效果就發生了”，這就是所謂的環境資源成本的外溢現象。環境資源成本的外溢扭曲了環境公共物品的真實價值，也使環境公共物品變成了一種稀缺資源。就我國而言，市場失靈誘使環境公共物品成為稀缺資源最早產生于經濟發達省區或資源富集省區。而經濟發達相對滯后的省區則是在模仿和承接發達省區產業轉移的進程中，出現了環境資源稀缺等諸類問題。安徽省緊臨東部沿海的發達省區，在中部崛起的戰略架構中，始終面臨著跨越發展的強大壓力。為了趕超東部發達省區，切實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環境資源的透支消費演化為一種時尚，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在此背景下，鄉村環境資源保護也被極大地忽略了，片面追求產業的發展，對環境稀缺資源消費遠遠超過了其承載的最大閾值，乃至釀成了諸多環境問題。無可爭辯的是，鄉村環境治理作為推進美好鄉村建設進程中的復雜工程，解決之尚需要政府提供保護環境的公共物品。
（一）政府需要為環境公共物品生產提供制度保障諸如環境公共物品這種“對每個人都有益的事情，只能通過集體行動來完成”，政府擁有龐大的行政資源，無疑是集體行動中最強力的組織單位，如果積極作為是能夠滿足社會民眾對環境公共物品需求的。站在這個角度來說，政府無疑是環境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者。安徽鄉村環境治理的實踐證明，當前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為環境公共物品的生產提供制度保障。任何一種游戲，要能持續進行下去，離不開相應的游戲規則，生產環境公共物品猶如一場游戲，又何嘗不需要規則呢？誠如奧爾森所言，在提供公共物品的集體行動中，正式約束或外在的制度往往是解決集體行動困難的重要保證?；\統地說，環境制度體系包括環境法律法規、政府行政命令、環境政策規章和環境質量標準等一系列帶有強制性、約束力的制度規則，在維護環境公共物品正常生產方面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美好鄉村建設涉及道路硬化、村旁綠化、景觀設計、垃圾處理等多項舉措，均與鄉村環境治理有著直接的聯系，需要大量的環境公共物品。而這些環境公共物品牽涉面太大，社會自助、他人自覺又帶有較大的盲目性、趨利性，于環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些無濟于事。但是，帶有強制力的法律法規、政策規章不僅可以引導環境公共物品生產，而且還可以為環境公共物品的生產提供制度性保障，從而使其提供變得更加快捷、高效。
（二）純環境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或生產純環境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因其內容復雜性、生態系統性和利益普適性，是不能排除消費上搭便車行為的。況且，有些純環境公共物品（譬如環境保護政策、環境信息等）是個人或社會很難提供的，而有些純公共物品（譬如平衡生態系統、凈化空氣等）雖然可以由個人或社會生產提供，但卻難以從生產中獲取利潤，甚至連收回成本都存在很大的困難，個人或社會也自然而然沒了生產、提供環境公共物品的動力。因此，此類環境公共物品一般是由政府生產或提供的。安徽省在推進美好鄉村建設進程中，純環境公共物品的生產、提供，就政府層面而言，需要做到：其一，加大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就全省范圍言，除合肥、蕪湖、馬鞍山等城郊和東南部經濟條件較好的鄉村以外，絕大部分鄉村沒有實力雄厚的經濟實體，也難以為鄉村基層組織提供比較穩定的稅收，因此鄉村基層組織的經濟自助能力是極為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鄉村基層組織將大量資金用于純環境公共物品的生產、提供是不現實的。其二，產、學、研相結合，加大對純環境純公共物品的科研投入。提供純環境公共物品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也有助于美好鄉村建設的順利推進。但是純環境公共物品是關系到能否合理利用資源和科學保護環境等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涉及到生態學、環境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技術知識。因此，生產或提供適合美好鄉村建設的純環境公共物品，需要將產、學、研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其優勢，避免單向度作業。其三，制定適宜美好鄉村建設的環境監測標準和環境政策。與城市相比，鄉村環境承載量大、自我恢復能力強，將適合城市的環境監測標準、環境政策和環境治理模式原樣套用于鄉村環境的治理，無疑是不適合的。如果這樣，只能導致鄉村更大的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
（三）生產或提供準環境公共物品也離不開政府協作準環境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局部的排他性的特征，只有達到了某個臨界點，才會出現擁擠的現象。也只有在此情況下，繼續消費才會導致低效率。換句話來說，準環境公共物品如果利用得當就有利潤空間，也自然能夠激勵個人或企業生產或提供。當然，這需要政府借助法律法規等制度體系給予適當的安排，才能調動社會力量生產或提供準環境公共物品的主動性、積極性。退一步說，政府部門作為利益階層中“相對獨立的一元，產生了獨立的利益訴求。這就導致了政府及政府官員可能在理性經濟人的支配下，進行權力設租、尋租現象，使公共產品的供給違背初始目標”，繼而在提供準環境公共物品上出現“政府失靈”。因此，就準環境公共物品生產或提供而言，適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讓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其中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政府與社會力量協作即是其間最有效的運行方式：政府可以通過契約形式，對準環境公共物品（譬如美好鄉村建設中的村莊規劃、排灌河渠維護、村旁綠化和垃圾處理等）的數量和質量作出明確要求，同時將其生產權讓渡給企業或非營利性組織，由其在規定時間內保質保量完成；政府也可以通過財稅補貼的形式，對利潤空間較小的項目給予適當減免或優惠。尚需要提及的是，合資共建也是值得探討的協作方式。在此方面，浙江臨安市美好鄉村建設中合資共建項目的一些成功做法，其經驗有借鑒價值。
三、美好鄉村環境治理，“有所作為”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當前，鄉村環境不容樂觀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一致共識。鄉村環境治理的難度不亞于城市環境治理，此即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況且，基于鄉村環境法規不完善、民間環保組織嚴重缺失、民眾環保意識整體性不高以及鄉村環境治理的強外部性特征等復雜因素“決定了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主導地位，農村環境的地域性特征進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尤其是縣及鄉鎮政府應該成為農村環境治理的重要作用”。美好鄉村環境治理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各級政府尤其是縣鄉兩級政府需要切實履行職能，準確定位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到有所作為、善于作為。
（一）進一步明確并適度強化基層政府的環境治理職能理論上言，中央和地方環境管理權限的合理劃分，既利于環保主管部門的集中統一管理，又助于各級環保部門結合自身地方實際，充分實現優勢資源互補。但由于縣鄉等基層環境管理權限散落于多個行政部門中，權、責、利等權限的劃分也較為籠統，多地環保部門形同虛設，實際職權卻被發改委、水利局、林業局、住建局、農資委等肢解了。一旦出現較為嚴重環境問題，必然導致部門間相互推諉、扯皮的現象。因此，實現鄉村環境有效治理，明確各行政部門職能并適度強化環保部門職能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且，明確政府環境管理職能，有助于發揮政府的征稅權、禁止權、處罰權和節省交易費用等優勢。政府在作出決策時才能將資源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起來考慮，盡量做到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反之，如果行政部門充當地方經濟利益的代表和執行人，作出的決策就可能是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即便結果帶動了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對鄉村環境治理也是絲毫無益的。具體而言，在推進美好鄉村建設的進程中，縣鄉等基層行政部門在決策系統中應當增加環境權重，通過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加強環境監管，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著力引進“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新型產業發展，逐步引導鄉村經濟社會發展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二）堅持規劃引領、示范帶動，穩步推進鄉村環境改善長期以來，由于鄉村建設缺少權威性的指導文件，也沒有村莊建設的整體規劃，隨心所欲地盲目建設弄得鄉村千瘡百孔、滿目瘡痍，極大地改變了鄉村的原貌。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修建的灌溉渠、預留的可耕地、承載生物多樣性的濕地或沼澤地等資源在注重效率、“增產增收”的運動中，一批批地變成了良田；21世紀伊始，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一棟棟高樓在良田中拔地而起。隨著時間流逝，美麗的田園風光正在消逝，也警示著人們：鄉村環境治理需要權威性的規劃引領，需要樹立示范村、“樣板村”，發揮其示范帶動效應?！栋不帐∶篮绵l村建設規劃（2012—2020）》的應時而生，為美好鄉村建設提供了指導性文件。丘陵平原各領千秋，山寨村郭各具特色。中國鄉村，“政府機構在環境污染的控制與整治方面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為此，鄉村環境治理中要果斷地摒棄奇思妙想，而應當充分發揮政府“強制性地規定人們必須做什么、不得做什么”，以《規劃》為引領，規劃建設中仿效云南麗江古城、湖南湘西鳳凰古城，充分借助山勢水體走向，在保持鄉村田園風光的前提下，體現濃郁的鄉土氣息。村口環境治理重在綠蔭成行、植物造景；河道整治旨在疏通水系、改善水質；庭院環境設計講究特色、營造和諧。具體實施當中也要堅持試點先行、量力為之，在試點取得顯著成效以后才能逐步推廣，切忌脫離實際、盲目蠻干。
（三）完善基層政府的鄉村環境考核激勵機制2005年11月23日，國務院通過了《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指出“建立科學評價發展與環境保護成果機制，將環境保護納入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定期公布考核結果，嚴格責任追究制”。盡管國家層面明文規定將環境保護納入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的考核內容，但是基于鄉村環境治理初始化投資量大、盈利空間較小，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相對有限，地方政府在考核具體操作中，GDP的權重仍然有些偏高，環境保護、能源消耗等作為考核體系中的軟性指標，基本上沒有落到實處。如此以來，鄉村環境治理反倒成了基層政府唱起的“高調”進行曲，濫用環境資源的丑惡現象卻是屢禁不止。因此，鄉村環境治理需要省市行政部門通過有效制度安排，設計出一套關于環境考核的激勵機制，才能使縣鄉基層政府、環保局等部門有足夠的動力去加強保護環境、履行環境監察等職能。
（四）加大環保宣傳力度，著力提升民眾的生態環保意識美國學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寫道：“沉重的決策擔子，最后將不得不通過廣泛的民主參政來分擔解決，否則政治制度無法維持?！编l村環境治理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鄉村環境治理若沒有民眾的主動參與、積極行動，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為此，政府要有效推動鄉村環境治理，提高民眾環保意識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縱向比較，民眾的環保意識的確有明顯的提高。但是，由于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徹底改變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加之民眾普遍缺乏環保知識，客觀上也需要縣鄉基層政府做好環保知識的普及工作。為此，需要基層政府結合地域特色，精心策劃，擬定出操作性強的宣傳方案。譬如，開展以環保宣傳標語上墻、環保觀念入腦為內容的“環保知識下鄉”活動，舉辦環保知識培訓或環保知識競賽，指導“綠村化林”創建活動，播放警示環境影片或展示“震撼性”的環境宣傳畫，等等。為了便于宣傳活動的開展，凸顯環保宣傳的效果，可以采取“傳、幫、帶”，或“傳接力棒式”等多種方式進行。“傳”即由資深環保專員將環保知識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傳授給覺悟相對較高的鄉村干部，然后由鄉村干部帶著環保知識去做廣大村民的工作；“幫”即由接受能力較強的村民或充分發揮中小學的教育職能幫助環保意識較差的所謂“后進者”；“帶”即充分發揮環境治理成效顯著鄉村的示范帶動作用，逐步形成保護環境的良好氛圍，繼而以點連線、以線筑面，有序地帶動更多的民眾參與其中，在親歷生態環境變化的實踐中提升其生態環保意識。
（一）目前大龍山鎮的環境現狀隨著近年來經濟的迅猛增長，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城鄉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鄉差距也呈縮小的發展態勢。但就環境的角度言之，農村與城市相比，差距依然明顯，農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工業污染、農業廢棄物等亟待治理，也應當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隨著安慶師范學院、安慶醫藥高等專科學校、安慶黃梅戲學校、安慶技師學院和宜秀區政府等行政教育單位整體搬遷至大龍山鎮，這里已經成為安慶市的高教園區和宜秀區的政治、文化中心；隨著新城明都、大地鳳凰城、宜秀山莊、大龍山水等房地產項目的動工建設和相繼開盤，這里正逐步成為安慶市的高端住宅區；隨著一批文化旅游項目和商貿物流項目的引進建設，這里又必將成為安慶市的環保經濟區。不知不覺中，大龍山鎮村民賴以工作或生活的這片美麗鄉村已經由傳統的以農耕為主的城郊小鎮演變成如今的安慶北部城市組團。不可否認，城市的改建擴容帶來了高聳入云的高樓大廈、縱橫鋪陳的寬廣馬路、川流不息的車水馬龍和喧囂涌動的繁華人氣。但是，也應當看到，城市管理、環境治理等現實課題孕運而生，譬如垃圾亂倒亂扔、污水亂流亂排、車輛亂停亂放、路邊亂挖亂種、商鋪亂布亂擺等種種不文明現象。這些與鄉村“三美”（即“生態宜居村莊美、興業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諧鄉風美”）的總體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已經嚴重影響了安慶新城的美麗。由此觀之，大龍山鎮的環境治理是美好鄉村建設進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也是一項惠及鎮區居民、造福子孫萬代的宏偉事業，使命崇高，任務艱巨。建設“美好鄉村”需要大家攜手共同完成，樹立起堅定的信心和迎難而上的決心，積極開拓進取，以期扎實有效地推進工作。
（二）調查對象及問卷回收的基本狀況本次實地調研的重點對象是大龍山鎮中心、燎原、總鋪、桃元等4個社區的居民。對大龍山鎮美好鄉村建設中的相關環境問題采取了問卷和現場走訪等形式展開調查，力求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廣大村民對美好鄉村建設的心理需求和良好愿望。調研采取隨機入戶訪談、匿名填寫問卷的方式，共發放問卷1000份，有效回收率為94％（為便于調研數據的處理和分析，均以10人作為制圖的標準單位）。同時，就調研對象的性別、年齡、村莊、職業、文化程度等也進行了綜合考慮，做到重點突出、總體均衡。
（三）統計數據的整理與分析1．居民對美好鄉村建設的看法從調查中了解到大龍山鎮的居民對美好鄉村建設知之甚少，大部分人也只是了解一點或只是聽說過而已，占總調查居民的83％。而對對美好鄉村建設非常了解的也僅占10％（見圖6）。從調查數據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調查居民認為美好鄉村建設在經濟、生態、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方面（見圖7），當然居民也認為在美好鄉村建設過程中變化最大的是生態環境和公共設施方面（見圖8）。另外，對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調研主題，90％的居民認為既要抓經濟發展又要重視環境保護，堅持兩手抓、兩手硬；僅3％的居民認為要先搞好經濟再發展環境；7％的居民認為應當在環境優先的前提下發展經濟（見圖9）。總體看來，大龍山鎮的美好鄉村建設與經濟、環境等關系較為緊密，需要從多方面進行分析才能更好地推進建設進程，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2．居民對鄉村環境問題的看法根據調研資料獲悉，大龍山鎮的環境問題有些不太樂觀，總體仍呈現“臟、亂、差”的局面。從圖10可以看出，居民最關心的環境問題是環境衛生的改善，占到調研總量的50％。從圖11可以看出，只有20％的被調查者認為大龍山鎮各社區的環境總體質量較好，80％的調研對象認為環境總體質量一般、較差甚至非常差。3．居民環境法律意識薄弱，參與環境治理的意愿偏低問卷與訪談的調查數據結果均表明：居民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對環境知識獲取的渠道較少，無法熟知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具體條款，造成了他們環保意識總體偏低，環?；顒又鲃有暂^差，導致村民環保參與能力不足。依據圖12所示，只有1％的調查對象非常了解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17％的居民有某種程度的了解，另外76％的調查對象停留在聽說過或者一點都不了解的狀態，不僅環保知識極度匱乏，而且參與環?；顒拥囊庠敢蔡幱谄退?。同時，從圖13所示，約有24％的調查對象表示愿意參加政府開展的環保公益活動，另外還有75％的調查對象表達了不會或者視具體情況而定的思想傾向。座談中還進一步了解到，居民參與環?；顒拥膭訖C主要出于個人利益需要，出于環保責任促動的甚是寥寥。居民參與環境保護的上述態度，無疑成為當地環境衛生改善與生活環境質量提高的又一“攔路虎”。4．鄉村環境問題是諸多因素合力導致的，且治理中障礙性因素亦是交叉錯置調查結果顯示，造成大龍山鎮環境問題復雜的污染物來源廣、種類多（見圖14）。其中，生活垃圾與污水排放占29％，鄉鎮企業廢棄物任意堆放占36％，農藥化肥、塑料等占12％，畜禽養殖的污染物占10％，城市轉嫁的污染物占36％，噪音、粉塵、震動等污染占2％。不僅如此，對調查數據進一步分析獲知，在940位有效調查對象中，認為科技發展水平低阻礙環境改善的占13％，居民文化素質低、環保意識較弱的占18％，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占13％，當地政府管理不善、環境宣傳力度偏弱的占6％，交通滯后因素占11％。另外，缺乏專業人士指導和法律法規執行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分別占16％和22％（見圖15）。此即表明，大力發展教育，提高經濟、科技發展水平，提高當地居民的文化素質、環保意識以及加強政府主導、擴大環保宣傳治理力度、加強執法等措施勢在必行。5．居民生活垃圾種類多且處理方式欠妥調查發現，居民生活垃圾主要為“廚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物質以及其他方面。依次所占比例為38％、35％、6％、21％（見圖16）。另一方面，居民對生活垃圾處理方式復雜多樣，其中廢品回收占25％、填埋地下占19％、堆放地表占35％、倒入低洼地段或河道路旁占24％、焚燒后堆肥占4％、其他占3％（見圖17）。由于缺乏環保專業人士指導以及自身環保意識偏低等因素限制，居民生活垃圾處理存在著不規范、隨意化的現象。例如，部分當地居民將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地面或倒入河洼之地，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成為環境質量改善的制約性因素。6．污染環境的潛在因素凸現，生態破壞呈惡化態勢隨著大龍山鎮及其周邊鄉鎮發展駛入快車道，一方面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引發的資源、環境等壓力增大，另一方面各種基礎設施建設的相關材料需求量也急劇增加，又進一步加大了環境壓力。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各類相關的工礦企業數量不斷上升，如水泥廠、發電廠等。而且由于政府相關部門管理不善或者管理不到位，企業缺乏相關環境保護管理條例以及企業附近居民對各種污染物的漠視態度等等，使得各類污染以企業生產地為中心，如野火般向周邊蔓延。這些都是造成污染環境的潛在因素，是人居環境變差變壞的又一原因。另一方面，企業為了解決擴建中所需要的空間、土地等資源，也采取砍伐樹木、挖走山體等極端方式進行處理，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當地的生態植被，導致部分水土流失和生態的破壞。
二、大龍山鎮環境治理的對策建議
大龍山鎮基于自身實際，針對美好鄉村建設提出的總體建設目標是“一年起好步，兩年見成效，三年大變樣，五年全覆蓋”，力爭通過五年左右的努力，把大龍山鎮打造成居民的美好家園、市民的休閑游園、客商的興業樂園①，而其間環境治理是重要突破口。要結合農村清潔工程、農村危房改造、集鎮環境整治等各類工程的推進，突出抓好環境整治工作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緊緊圍繞“路通起來、樹栽起來、垃圾收起來、溝塘清起來、秩序管起來”的目標，集中開展農村環境整治。就大龍山鎮的環境治理，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以“美好鄉村”建設為契機，增強村民環保責任意識上述分析獲知，大龍山鎮的絕大部分居民認為其居住的環境存在問題，需要采取切實措施，在改善中逐步提高。然而，美好鄉村建設對于大部分村民而言并不十分熟悉，其中的利弊得失也只是憑個人主觀感覺、好惡而定。當前，大量陋習仍然在居民生活中揮之不去，并且成為鄉村環境治理中難有根本成效的最大障礙。譬如固體廢棄物亂棄亂放，秸稈焚燒還田的現象屢禁不止，極端行為甚至將農業生產中有害的殘留物不作處理而直接傾入池塘、河道等低洼之地。這充分表明，廣大村民的環保意識尚需要大幅提高。就此，大龍山鎮需要以“美好鄉村”建設為契機，徹底改掉村民的一貫陋習，提高他們環境環保責任意識。提高村民環保意識，宣傳作用不可小視。宣傳部門要利用好報紙、網站、宣傳欄、橫幅、簡報等各類宣傳載體，加大“美好鄉村”建設的宣傳力度，強化村民對“美好鄉村”建設和鄉村環境保護的知曉度、認可度、參與度，鼓勵和引導廣大群眾自助自愿投工投勞投資，建設美好家園。對廣泛宣傳“美好鄉村”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或先進經驗，要加大宣傳，積極推廣，以營造“美好鄉村”建設人人有責、人人參與的社會氛圍。值得一提的是，鄉村環境治理中亦可以學習和借鑒日本、韓國等周邊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環境教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的系統中［1］。通過建設環境教育設施、編制通俗環保讀物等多種方式來提高公民環保意識，鼓勵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管理。同時，實行環境行政管理政務公開，保障公眾的環境知情權，發展民間環保組織，動員工會、婦女組織、青少年團體積極參與環境保護活動等都是提高居民環保意識的有效方式。
（二）建立健全環境治理的法規制度，有效規范、約束村民行為當前，鄉村中絕大部分居民的環保素養仍然不夠高，對環境知識獲取的渠道少而單一，無法深入了解各類環境保護法規制度，造成了他們環保意識偏低，環?；顒又鲃有暂^差，參與能力不足。如此狀況，無疑給當地環境質量改善和居民生活質量提高帶來了壓力。也就是說，建立健全鄉村環境保護的法規制度，加強環保法規知識的宣傳教育，規范并有效約束村民行為是“美好鄉村”建設中迫在眉睫的任務。農村環境保護，事關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事關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事關全國人民的福祉和整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切實把農村環境保護放到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實現農村經濟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2］。就大龍山的環境實景而言，建設鄉村文明，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善民生，也迫切需要加強鄉村環境的保護工作。鄉村環境治理作為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以建立健全農村環境法規制度、變革農村環境法律理念、健全農民環境權利法律保障機制等為重要途徑，推動鄉村環境質量逐步改善。
（三）遵循“拆遷與整治并舉”原則，積極開展村莊環境治理針對影響當地環境的因素復雜及居民生活垃圾多樣、整體環境“臟、亂、差”的現象，并結合潛在因素的影響，鄉村環境治理任重而道遠。首先，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水、電、路、通訊、文化休閑廣場、生活垃圾處理等配套設施服務功能。爭取實現所有建成中心村各項基礎配套設施全覆蓋，廣電網、電信網、互聯網等通村到戶，并逐步實現生活污水收集處理、衛生改廁等全面覆蓋。其次，美化綠化村莊，開展以“干凈、整潔、有序、美觀”為主要目標的整潔行動。在村莊整治的行動中，建立并完善違法建設的三級防控體系，依法拆除違法亂搭建筑物，對可視范圍內有礙觀瞻的殘垣斷壁、破舊房屋，秉持“能拆則拆，不拆則改”的原則，使其更換新顏、展現新貌。同時，積極開展以村莊道路、家庭院落等為主要內容的生態環境建設，實施村內主干道、公共場所、人行道等公共場地的美化綠化工程。再次，加大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力度。在規定期限內，清理村內、村外生活垃圾，清除河道、溝塘內廢物渣土；治理村內柴草、雜物亂堆亂放，村道兩側的私搭亂建；加強村莊環衛專業隊伍建設，采取“戶集、村收村運、鎮處理”的模式，實行垃圾集中處理。每個行政村垃圾處理要有保潔隊伍、環衛設施、經費保障、工作制度，確保農村垃圾處理實現全覆蓋。努力將所有村莊建設成村容潔凈、生態良好、空氣清新的美好鄉村。最后，規范畜禽養殖工作，控制畜禽污染，鼓勵廢物綜合利用。鼓勵發展大型畜禽養殖工廠，實現動物糞尿、沼渣、圈舍廢棄物制肥的規?；?；嚴格控制農村地區工業污染，防止城市污染向農村地區轉移；有效控制農業面源污染，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民使用生物農藥或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等。
（四）規范、引導基層政府財政使用，加大鄉村環境治理的資金投入影響美好鄉村建設及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經濟來源不充分是重要制約因素。各項建設的有效展開需要到位的資金，否則再美好的規劃、設計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鄉村環境整治要見到實效，資金投入尤為重要。為此，市、區、鎮三級政府必須加大資金的投入力度，進一步整合涉農項目資金，按照“渠道不亂、用途不變、專賬管理、統籌安排、各司其職、各記其績”的原則，整合財政、發改、住建、國土、農業、環保、水利、交通、體育、文化等部門涉及的農項目資金，集中投放到農村環境的治理活動中。環境治理中，要從改水改廁、垃圾處理、綠化美化等廣大村民最關心、最直接的現實問題著手，本著“積極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鄉村環境整治。與此同時，各級政府還應當安排一定的配套資金，待環境整治工程驗收合格以后，通過“以獎代補”等方式，再次注入適當資金，以提高社區單位環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值得一提的是，考慮到鄉村各項資金使用存在不規范等問題，在規范資金撥付程序的同時，進一步明確涉農資金的用途，加強環境治理資金的監管，以確保專款專用。
[關鍵詞]公共選擇鄉村關系治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層社會。在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型期，建設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鄉村關系治理的現實實踐中，鄉村關系到卻出現了一些失范現象。其中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改革和發展的難題，嚴重制約了鄉鎮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闡釋鄉村關系失范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鄉村關系失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具體說主要集中在對村委會人事權、財政權以及農民生產經營自的非法干預上，體現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各個環節之中；二是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和“過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的一個下屬辦事機構或一級“準政權組織”，后者指村委會單純從本社區利益出發，不愿接受鄉政府指導，對承擔的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責抱著消極、冷淡的態度。
從鄉村關系失范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兩個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公共管理組織都力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將自身權益影響或擴展到對方。當然，在追求自身組織利益而努力去影響或限制它組織利益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中的人，是受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從而造成鄉村關系失范。
二、鄉村關系失范的影響因素
公共選擇是相對于市場選擇而言，一般來說，在市場選擇中當市場機制不健全或市場還未成熟時，經濟人就會在市場缺陷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機，而不是靠公平競爭獲利。同理，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給公共組織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機。
(一)壓力體制下鄉鎮政府強權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鄉村地區基層政權組織，處于我國權力運作體制中的最末環節。長期以來我國權力運作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壓力型體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級政府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趕超指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績效評價體系。這決定了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計劃、任務最終要靠鄉鎮政府加以貫徹落實，也迫使鄉鎮領導和鄉鎮干部想方設法去完成上級部署的各項任務，如計劃生育、征兵、糧食種植，稅款征收等。為此，鄉鎮利用對村干部的去留決定權和工資報酬權將指標再度分解分配給村民自治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執行，這就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大大縮小，從而使鄉政府與其的角色關系扭曲。
(二)鄉村治理法制建設存在缺陷
實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論上說村民自治委員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并無行政隸屬關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導與合作關系，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睆拇宋覀兛梢钥闯龇蓪Υ逦瘯袜l鎮政府關系的規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則化的，既沒有對“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范圍給以合理確定，也沒有對村民自治的領域給以明確表述，這在客觀上導致規范鄉村關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給不足和空隙過大。鄉鎮政府擁有比村民較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資源，再加鄉鎮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制衡。這種制度的空隙客觀上成了基層干部利益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空間，他們能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間去對村民實現制度侵權。
(三)村委會雙重角色失衡
村委會作為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是經過村民授權來控制與管理社區資源，體現和維護村民利益并通過為村民服務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實際中村委會又承擔了鄉政府分配給某些行政職能。這樣，村委會便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要貫徹上級方針政策，代表鄉鎮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屬于自治范圍內的工作，分別體現鄉鎮意志與村民意志。雖然在人民的國家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所要實現的后發外向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強制的現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較短的時間內即適應并接受原生型現代化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歡迎的國家任務和要求要通過村委會去強制執行，同時，鄉鎮政府自身利益的也會搭上制度化轉型的便車進行擴張。雙重角色必然產生雙重對策，一方面村委會順從鄉鎮政權，成為鄉鎮政府的辦事機構執行命令或進一步搭便車“自我擴張”，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出發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進行游說、消磨甚至抵制，村級反控制力量的成長使鄉村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三、對鄉村關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中心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機制，打破政府壟斷，從而將政府的一些職能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總體上看，鄉村關系失范主要在于鄉鎮政府對村委會合法權益的侵蝕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雙方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法律法規，明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職責權限
要實現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良性互動，首先要確立二者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是無直接隸屬關系的平等法人關系。中國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期且地區發展不平衡，鄉鎮與村集體的利益邊界和權限范圍往往是模糊的、變動的，現行的法律只是設計較為寬限的法律框架，并沒有程序性規定。要明確鄉鎮與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職責權限，一是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的鄉政村治原則精神，各級人大制定關于鄉政村治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體性法規，明確劃分鄉鎮和村的利益邊界及管理權限，哪些事項需要鄉鎮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哪能些事項需要村委會“協助工作”。明確的外延和內涵使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鄉鎮政府得以順利貫徹，村民利益通過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實現。這樣鄉鎮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認可擁護，違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絕，同時村委會的雙重角色大體平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使鄉鎮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在制度規范上有機銜接起來。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務型鄉鎮政權組織
改變政府形象，規范政府作為，首先要在體制上解放鄉鎮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壓力型政治體系，使鄉鎮從繁重的數字化指標任務中解脫出來。再造政府基層組織體系方面不是繼續精簡，因為現有框架下精簡已經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績效而不是裁減人員，鄉鎮改革的目標是讓鄉鎮只有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災、優撫等。鄉鎮政府不應該對經濟增長目標負責，也不應該對自身財政負責，更不應有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行為，鄉鎮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民間組織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務與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領域，提高服務能力。
(三)培育自治組織，增強村委會自治能力
民間自治組織是溝通政府與公民重要橋梁。政府與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一方面各種民間組織及時把其成員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給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傳達給其成員。同時民間組織對政府行為構成強有力的制約，適應了農民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民間自治組織大量成長，政府就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制約，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組織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從利益行為。因此國家應從體制上消除對民間組織不合理限制，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松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村委會、各種農民協會、養殖協會等。在民間組織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實施規范管理的新體制，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性互動關系。村委會作為村民法定的自治組織，在村務管理方面更應擔負起責任，只要不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對村莊重大事項具體負責實施并自覺接受村民監督，加強自我決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村莊“自主性”，這樣才能理順村莊和鄉鎮政府關系。
(四)提高鄉村人員素質，實現由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
在處理鄉村關系過程中，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鄉村關系不協調很大程度上同鄉村干部素質低下，農民覺悟不高有關。表現在鄉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眾、、人治觀念、，表現在村民群眾中則是文化水平低，覺悟不高，缺乏契約合作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義傾向。因此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在鄉村社會樹立現代民主觀念、法制意識和契約精神，鄉鎮干部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提高認識，改進方法，依法履行“鄉政”職責，充分認識到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對鄉村管理應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經濟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應尊重村民自治權和村委會的相對獨立性，增強服務意識、公仆情結；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職責，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治能力，自覺協助鄉鎮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引導農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當家人”。從根本上說，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由理性的“經濟人”向為民服務的“社會人”轉變，實現鄉鎮民主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同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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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公共文化；公共服務；公共行政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1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種特殊范疇，它以具有公共性的設施活動為基礎，既具有表層文化所體現出來的物質形態，又具有隱含其中的深層次的精神內涵和人文意蘊。[1]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就是面向農村的公共文化服務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安排，從新公共服務的視角來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提供主體和服務對象、基礎設施、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以及文化發展政策將是理論探討的重點。從新農村建設的視角來看，有關農村公共文化發展的議題應當被置于社會文明進程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背景之中。
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維度
首先，基于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反思，新公共服務試圖將管理的視角逐漸轉變到對管理乃至社會發展的根本價值的關注上來，呼喚公共行政的轉向，并倡導服務的價值和實質的正義。[2]在公共文化服務中，政府應當將公平、民主和服務的最大的滿意度作為公共文化管理的目標追求。政府應當通過各種渠道和信息來了解公民的需求，以提高管理公共文化事務的效率，并通過互動的模式來鼓勵市民積極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在此對話與協商的基礎上，建立與公眾的長期的溝通，形成多樣化的文化需求結構，以設計和提供理想的文化產品或服務。
其次，新農村建設理論將成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的全新理論框架。在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代，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以確保經濟全球化進程以及國家經濟安全，是當今中國所面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題。在此背景下，認識和理解新農村建設的意義，才能更好地理解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的戰略現實。一方面，基于對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當今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實踐的認識，我們可以看出，和諧社會背景下的新農村建設是一種理論創新，是在實踐層面反映了客觀需求。這是因為和諧社會取決于農村社會層面的良性協調。從過去到現在，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有關農民群體的深刻問題已成為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所要面對的關鍵議題。另一方面，在社會發展中，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以及不同地區的農村居民應當享有平等的權利。農村居民應當在更為廣泛的公眾參與中影響決策的制定，以便能最大限度的消除由失衡引起的社會問題，這也是現代的文明社會建構的基本追求。
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價值維度
首先，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特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公益性取決于農民的文化權利，同時，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公益性也取決于公共文化服務的巨大的“外部性”收益以及由此帶來的市場失靈。此外，從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社會，農村人口占多數，而且城鄉發展不均衡。相對而言，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較為落后，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較低。農村居民無法通過市場環境來滿足其文化需求，他們更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務。
其次，從公民權利來看，作為農民的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的公共文化權利必須被同等對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應當均衡的為整個社會所享有，這意味著每個農村社區的居民都應同其他社區的成員一樣，對于公共文化資源有同樣的享用機會，并獲得優質的服務。因此，考慮到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地區群眾的需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文化發展戰略規劃、配置公共文化資源、建設公共文化設施、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時，應當著力思考農村社會的根本現實和問題，這樣才能不斷的打破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政府行政中存在的差別和不均衡的問題，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公平性，而這也正是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突破口與難點所在。
三、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實踐構想
（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戰略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農業國際化和市場化的競爭日益激烈，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村的公共服務對于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以及縮小城鄉差距具有戰略的價值和意義在此戰略背景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良性、健康發展將有利于農村地區的整體發展，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也會不斷上升，這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政府及農民的主體責任和角色的轉變。
然而，就農村公共文化發展來說，考慮到文化發展的特殊性和農村社會發展的歷史性，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主體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中將可能面對更多的困難，需要更多的資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其建設應當從戰略的視角進行統籌和規劃。
（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中的政府職能
在新公共服務理論下，政府必須把公民置于首要和中心的位置，及時了解并響應公民需求。與此同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質量、結構，以及公共服務的方式、評價和判斷標準等，不是由政府自己來決定，而是應當由公民來決定。正如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倡導者登哈特夫婦所強調的：“公務員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幫助公民表達和實現他們的共同利益，而非試圖在新的方向上控制和駕馭社會?！盵3]在此語境下，公共利益就應當是政府職能發揮作用的出發點和歸屬點，政府行政的最高行動準則就應當是服務于公眾。因而，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中，以公民為中心、為公民服務也就成了政府職能的主要取向，政府應當樹立前瞻性的服務理念，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確保高效有序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務。
參考文獻：
[1]陳亮.論公共文化的基本特性[J].山東行政學院山東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06）：120.
[2][美]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鄉村環境 治理變化 存在問題 完善對策
面對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迅速開展，我國鄉村地區在實際發展中，受經濟社會及改革開放的影響，其自然環境、內部構造以及相關組織形態都在原有的基礎上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這些改變在推動鄉村發展的同時，還給鄉村治理帶了許多問題。在此，本文筆者結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經驗，從以下三個方面出發，對鄉村質量環境中出現的相關問題及完善途徑，做以下簡要分析：
一、當前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的變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與傳統的鄉村社會相比，現今的鄉村社會已經被徹底重塑，在彌補傳統鄉村社會中存在的不足時，還進一步推動了鄉村社會的發展。在這一過程的變化中，第一，鄉村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大量務工人員的外出，對鄉村人口的整體結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第二，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在鄉村日常生活中，家電的普及，極大的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第三，隨著網絡信息的迅速發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斷改善，鄉村居民與外界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在縮小城鄉經濟收入的同時，還拉近了城鄉居民之間的聯系。其次，除了鄉村社會發生重塑外，針對我國鄉村治理環境發生的變化，還體現在鄉鎮政權上。受鄉村整體變化的影響，導致鄉鎮政權處理存在著較大的困難，尤其是鄉鎮政權自身建設中，受相關因素的影響，導致部分鄉鎮政權不完善，直接影響該地的發展。
二、鄉村治理環境變化帶來的問題
（一）鄉村社會新增了一些不和諧因素
作為當前現代化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重塑在附著社會整體發展趨勢的同時，還跟上了社會發展步伐。但在實際應用中，隨著鄉村重塑的大力開展，所引發的不和諧因素也逐漸浮現，首先，人口問題。面對外出務工人員數量的不斷增加，導致鄉村地區的人口結構多為老人、婦女及兒童。其次，養老問題。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在人口流動的影響下，導致大量空巢現象出現，在影響社會和諧的同時，還極大阻礙了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再次，留守兒童問題。2006年，我國農民工子女有2300萬是留守兒童，現在也沒有減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間多跟沒有教育能力的爺爺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問題。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難以提高。現在的很多村委會，很難找到能很好勝任村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組織常常被家族或鄉村混混控制著。
（二）鄉鎮政權治理能力衰退
結合當前我國鄉村社會的實際發展狀況，導致鄉鎮政權在實際實施中，引發了許多問題，首先，鄉鎮地區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來講，只要涉及到鄉村工作，各級政府都要在鄉鎮落實，且每項工作在開展時，需要經過投票，一旦出現問題，則無法依據實際狀況進行靈活應對，導致該項工作處于癱瘓狀況。其次，在鄉鎮政府辦公中，面對大量的債務，對鄉鎮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惡劣影響；甚至在情況嚴重時，導致討債沖突的發生。最后，一些鄉鎮黨委政府在開展工作時，沒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態度，本著“民不舉官不究”的工作態度，導致許多該及時制止的事情發生，如：違法建房、葬墳等問題。
（三）國家統籌城鄉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當前開展的城鄉統籌活動中，其核心目標在于廣大農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第一時間分享到國家現代化、工業化的發展成果，在感受改革開放帶來的喜悅時，還能第一時間了解黨和政府頒布的優惠政策。但在實際運行中，受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響，這些工作在實際開展中，仍會遇到一定的阻礙。
三、完善鄉村治理環境的對策
針對當前鄉村治理環境中存在的問題，需要鄉鎮政府結合著本地的實際發展狀況，本著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完善，只有這樣，才能在推動鄉村發展的同時，提高村民的生活質量。而在其實際完善中，主要包括以下幾種策略：首先，在開展環境治理工作時，相關部門應積極加大環境保護宣傳，在提高村民環保意識的同時，使其積極參與到環境保護的各個環節中。從而將環保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確保鄉村環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其次，針對鄉村治理環境中存在的問題，在對其采取措施時，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有針對性的進行處理，在規范環境治理的同時，還能有效的提高環境治理的效果，為鄉村地區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再次，在鄉村環境治理中，要想從根本上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一人兩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村民的積極參與及鄉鎮政府的支持與引導，只有這樣才能在環境治理中有據可循，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同時，還能推動鄉村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在開展鄉村環境治理活動時，需要相關人員結合著該地環境的實際狀況，制定出與之相符的環境治理制度，并將其落實到環境治理的各個環節中，在確保環境治理順利進行的同時，還能將環境污染降到最低，以此來達到預定的治理效果。
總結：
綜上所述，面對當前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鄉村地區在治理環境時，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與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開展過程中調動村民的環保積極性，使其積極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來。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鄉村治理環境的效果，才能進一步推動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房正宏.鄉村治理：精英與政府間的博弈[J].學術界，2011，（11）.
[2鄧大才.中國鄉村治理研究的傳統及新的嘗試[J].學習與探索，2012，（01）.
公務員考試網權威2016年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集三維之力 建美麗鄉村，更多2016年公務員考試申論范文相關信息請訪問公務員考試網。 廣大農民是美麗鄉村建設的主體，美麗鄉村建設離不開農民的參與，并且農民對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渴望，因此各地政府應讓美麗鄉村建設提上日程，對農村環境“洗臉”、農民素質“洗禮”、農業產業“洗牌”，促進鄉村文明程度的提高，讓農民切身感受到了美麗鄉村建設所帶來的實惠，當好美麗鄉村的踐行者和建設成果的維護者。
注重融入機制建設，實施農村環境“洗臉”，打造宜居鄉村。干凈整潔的衛生條件是美麗鄉村必備條件,以硬化、綠化、凈化、美化、亮化“五化”為重點，開展鄉村環境綜合整治行動，整治三堆和衛生死角，治理亂堆亂搭亂建等影響村容村貌行為，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俗話說，“三分建、七分管”，如果沒有一個長效的機制，必然陷入“治理—反彈—再治理—再反彈”的怪圈，建設美麗鄉村必然要求村莊環境管理走上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軌道。為此，政府要加大資金投入，確保每個自然村都有最基本環保設施，提高農村垃圾收集率;建立村莊環境衛生巡查和評比制度，加強工作督查和通報并嚴格獎懲，要求村民管好自家房前屋后的環境衛生;并為村級保潔員提供工資保障，建立健全村級保潔員各項規章制度。
注重融入核心價值觀教育和文化內涵建設，實施素質“洗禮”，打造美德鄉村。美麗鄉村建設，追求的不僅是農村居住環境的優化，更主要是塑造美的心靈，建設農民精神家園。應將核心價值觀教育作為貫穿美麗鄉村建設的一條紅線，教育宣傳引導農民理解、接受核心價值觀，并不斷轉化成為自覺追求和行動。善于發現群眾身邊的先進典型，精心打造“最美品牌”，大力實施“四德工程”，突出典型引領，廣泛開展道德模范和身邊好人評選活動。層層開展四德典型評選，善行義舉四德榜建設，實現了村居和學校全覆蓋，營造了“學好人、做好人”的良好風尚，加強“新農村新生活”培訓，向善向美的強大正能量，讓美德在人人心里落地生根。美麗鄉村不要千人一面，還要通過內涵建設來體現本地的特色，努力打造出品牌和特色。結合各鄉村地理區位、民風民俗等，充分挖掘特色人文元素，進行個性化塑造，保留了傳統民俗活動的生活土壤，陶冶了人們的情操，使美麗鄉村真正讓人流連忘返。
注重融入鄉村特色產業建設，實施農業產業“洗牌”，打造生態鄉村。美麗鄉村建設不只是外在美，更要美在發展上，經濟指數要有循序漸進的變化，這才是美麗鄉村建設的落腳點和歸宿。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多渠道推動農民增收，消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力。成立專業合作社，發展果品深加工企業，發展旅游服務業提高農民的從業人數。果品業、加工業、旅游服務業等鄉村特色產業的興起，既培育了農民自力更生的創業精神，又為美麗鄉村建設積累了豐厚資金，注入可持續發展的血液。
建設美麗鄉村承載著很多人的夢想，特別是對那些保留美好鄉村記憶的人更是有著不同尋常的寄托，為讓夢想早一步照進現實，應整合資源和力量，全民動員，全民參與，全民創建，開展“美麗鄉村”幫扶共建工作，全力打造“最美鄉村”，讓更多農民真正養成美的德行、得到美的享受、過上美的生活，用無數的美麗鄉村共筑美麗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