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3 16:55:33
序論：在您撰寫普惠金融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ICT技術、普惠金融對農民增收的影響
在ICT技術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方面，通過模型1與模型3 -6的回歸結果，發現農民移動手機擁有量對農民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結果較為穩健。根據模型1的結果，當每百戶移動手機擁有量增加1%，農民人均收入將增加0. 122%。這表明，移動手機在農村的普及，提高了信息的傳輸效率，為農民做出正確的生產投資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對其收入增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日寸，移動手機的使用，使農民能夠及時掌握市場信息，拉近了農民與市場之間的距離，農民能夠及時掌握農產品價格的變化，在銷售農產品時會賣得高價，進而增加農民銷售收入。許竹青等在研究ICT技術對農民農產品農產品銷售收入的影響時，發現ICT技術對易腐農產品銷售收入的回報率為19. 720%，而對耐儲農產品銷售收入的回報為6. 180%，均高十本研究的結果，這是由十只估算了銷售收入的影響，沒有扣除掉成本，而本研究中的收入為純收入，是扣除各種成本之后的收入，從而使得回報率較小。
在普惠金融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方面，每萬人農村金融機構數量在模型2一5中對農民收入有顯著正向影響，在模型6中影響不顯著。盡管如此，其系數仍然為正，說明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的鋪設，一方面，可以方便農民進行金融活動;另一方面，有助十農村金融機構向農民宣傳金融知識，讓農民充分了解金融活動，從而提高了農民的金融市場參與程度，這對十發揮金融機構調節配置資金的作用有一定幫助，從而有助十促進農民收入的增加。這與李明賢和葉慧敏的研究結論相悖，其原因是在他們研究中沒有充分考慮到變量間相關性的影響，模型中同時放入了金融機構分布密度與從業人員密度，而這兩個指標具有高度相關性，從而導致金融機構分布密度對農民增收沒有顯著影響;對十人均貸款變量，除模型6中對農民收入影響不顯著外，其余模型中均有顯著正向影響，根據模型2的估計，人均貸款每提高1%，農民收入將增加0. 102%。農民獲得貸款后，會用十農業生產或非農項目的投資，實現金融資產向資本的轉化，為收入增加提供了有效途徑。
(二)交互作用對農民增收的影響
研究ICT技術與普惠金融的交互效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是本文的重點研究內容。為探究這一影響，在模型3一6中加入了ICT技術與農村普惠金融發展指標的交互項。估計結果顯示，除模型5外，移動手機使用量與人均農村金融機構數量交互項的系數在所有模型中顯著為負，即移動手機擁有量的提高會弱化銀行物理網點的收入增長效應，同理銀行物理網點的增加也會弱化移動手機的收入增長效應。這表明移動手機擁有量與銀行網點擁有量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呈現出一定的替代性，這是因為一方面基于ICT技術的農村金融創新業務對傳統的依靠物理網點進行的農村金融服務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前者一更能促進農民增收;另一方面傳統物理網點的增加使得農民更傾向十選擇人土服務，畢竟手機銀行、自助銀行等電子化金融服務對農民而言是新事物。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十先進ICT技術在農村地區的發展，如降低智能手機、互聯網普及速度等，從而會降低ICT技術在促進農民增收中的作用。因此，這一結果從側面證實了ICT技術與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更利十農民增收;mobile與loan的交互項系數在所有模型中顯著為正，即移動手機擁有量的提高會強化銀行貸款的收入增長效應，同理銀行人均貸款的增加也會強化移動手機的收入增長效應。ICT技術的普及和運用，使信息的傳輸速度變快，對十銀行來說，可以借助ICT技術提高對農民經營活動監督的時效性，有效防范道德風險的發生，提高了農民貸款服務的可得性。對十農民來說，通過利用ICT技術進行貸款的中請和還款，與傳統方式相比，手續更加方便快捷，降低了中貸與還貸過程的交易成本，會對傳統的親友間借貸的模式產生替代效應，進一步放大了貸款所帶來的收入增長效應。此外，農民借助ICT技術獲得便利的貸款服務的同時，也進一步掌握了相應的ICT技術，并通過連鎖反應，向其它未使用過這一創新金融服務的農民進行言傳身教，使更多農民參與其中。而借助ICT的貸款服務，需要現代化的ICT技術。從而整體提高了ICT技術在農村的發展水平，利十ICT技術促進農民增收作用的發揮。同時，也為農民憑借ICT技術所獲得的生產投資信息提供資金支持，進一步放大了ICT技術的促進農民增收的效果。因此，這一結果直接證實了ICT技術與普惠金融交互效應，可以促進農民增收。
一是開展廣告語征集活動。6月份向各信用社和科室征集豐收手機銀行、豐收創業卡、豐收小額貸款卡三款產品的宣傳廣告語，活動共收集到廣告語161條。此次征集到的廣告語都是一線員工從自身對豐收系列產品的體會和理解角度出發，主題鮮明、富有創意、朗朗上口，更貼近地描述出產品的優勢，能夠更好地宣傳豐收系列產品，提升農信品牌的知名度、美譽度及競爭力。
二是開展金點子征集活動。6月份積極動員全體員工對如何更好地助力“三農”和小微企業成長、創新金融產品、拓寬服務渠道、強化內部管理、加強隊伍與人文建設等方面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為泰順農信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優化發展環境、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建言獻策?；顒庸舱骷浇瘘c子近60個。
三是開展論文征集活動。根據省聯社青年論壇征文活動的要標注，結合泰順農信自身實際，開展以“泰順農信夢一條道路兩場革命我為泰順農信發展建言獻策”主題的論文征集活動。要求作乾結合農信工作實際，從支農支小、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普惠金融與渠道建設、風險控制與管理、內部管理與內控建設、科技建設、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選題撰寫論文?；顒庸彩占?4篇論文，該聯社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評選出優秀論文，推選3篇優秀論文送省農信聯社溫州辦事處參評。同時，于7月8日舉辦農信夢演講和青年論壇活動，由優秀論文作者在論壇上發表專題演講。
四是開展創意設計征集活動。為了著手做好2014年泰順農信成立60周年文化宣傳各項籌備工作，該聯社于6月至8月份向全體員工廣泛征集關于泰順農信品牌和形象、農信產品和服務、農信夢、農信故事、迎接泰順農信60周年等方面的創意設計，并要求將創意以具體文案或分鏡腳本的形式寫出。該聯社將選出優秀的文案，由其作者親自參與廣告公司合作，將優秀文案制作成FLASH廣告或拍攝成微電影，以“新媒體”的方式來讓客戶了解我們的產品、服務和農信文化。目前，活動已收集到創意方案17個。
（文/高菲菲）
農發行湖北省荊門市分行：做到“五早”，積極“備戰”中晚稻收購
荊門市是湖北省乃至全國中晚稻主產區，為了把農民種植的中晚稻收購進來，農發行荊門市分行在中晚稻上市前，采取“五早”措施，積極做好支持中晚稻收購的一切準備工作。
根據荊門市農業部門預測，全市今年中晚稻種植面積273萬畝，總產量36.57億斤，商品量21.93億斤，為農民可實現收入29.61億元。該行為了做好支持中晚稻收購的準備工作，堅持做到五早：一是去年發放的收購貸款早“清場結零”。2012年中晚稻收購期間，該行投放中晚稻收購貸款5.81億元，為了不影響今年中晚稻收購貸款投放，督促各縣市支行按規定在7月底提前一個月全部實現了“清場結零”。二是中晚稻生產及市場形勢早預測。為了摸清底數，該行組織客戶、信貸及資金計劃等部門，深入農業部門、各縣市支行、糧食收購加工企業進行調研，基本掌握了今年全市中晚稻生產、市場及價格走勢等情況，為收購貸款投放提供了決策依據。三是中晚稻收購貸款資格早申報。根據農發行湖北省分行有關要求，督促各縣市支行對28家中晚稻收購加工企業貸款資格在8月10日向省、市分行進行了申報審批。四是中晚稻收購貸款計劃額度早確定。根據湖北省分行安排，該行在8月15日前將中晚稻收購貸款6.85億元計劃額度上報了省分行，得到省分行審核確定。五是中晚稻收購貸款項目早調查審批。截至8月15日，該行已組織42名客戶經理調查評估、上報審查審批中晚稻收購貸款項目21個，審批貸款2.97億元，將作為第一批中晚稻收購貸款支持糧食收購加工企業入市收購農民中晚稻。目前，中晚稻收購貸款正在陸續向糧食收購加工企業發放，啟動開秤收購。
預計今年中晚稻開秤時間在8月下旬，目前市場收購價在1.25―1.28元/斤之間，低于國家今年的中晚到最低收購價1.35元/斤的0.08―0.1元，今年中晚稻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啟動的可能性很大。荊門市農發行在積極支持中儲糧企業托市收購中晚稻的同時，還將支持糧食收購加工企業入市收購農民中晚稻。
（文/鄭）
江蘇省邳州農商銀行送金融知識下鄉受歡迎
為進一步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普及金融知識，更好地服務“三農”、服務小微企業，按省、市銀監局的統一部署，江蘇省邳州農商銀行從8月20日開始開展“送金融知識下鄉”宣傳活動，積極參與各類普及金融知識活動，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宣傳活動中，邳州農商銀行專門召開“送金融知識下鄉”宣傳活動動員會，建立活動工作領導小組，并要求每家支行也要成立以支行行長為組長，其他人員為組員的“送金融知識下鄉”宣傳小組，扎實有效地開展“走進企業、走進校園、走進田間地頭、訪萬戶、送知識”宣傳活動。一是采取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人民幣識別、電費、水費的扣繳辦法、個人征信、非法集資、消費者保護、手機銀行卡使用、刷卡套現、假借冒名貸款等行為的危害，促使廣大依法辦理金融業務。尤其是詳細推廣村村通POS機的小額現金款取、轉賬、查詢、繳費等金融業務知識；二是開展金融知識有獎搶答競賽活動，利用與電視臺、廣播電辦的節目，在電臺里與聽眾互動，采取現場信息互動形式，讓聽眾與主持人連線，搶答金融知識題目，凡在一定時間內答對者一律有禮品相送，吸引廣大客戶和群眾參與意識和學習人民幣知識，提高自我保護能力。三是對向有創業意愿的，重點宣傳青年創業貸款、門面房抵押貸款、大學生村官貸款等；四是針對目前民間借貸跑路較多、農民損失的案例，對老人人群重點宣傳打擊非法集資、防范金融詐騙；五是對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客戶重點宣傳理財等相對高端的金融業務品種；六是針對農民客戶，尤其是農村普及的村村通pos機和ATM自助機的基本使用知識；七是對小微企業主、種養殖大戶，介紹農商行優勢地位，講解企業貸款準入條件、貸款業務辦理流程、利率優惠政策、匯兌結算、代收代付及網上銀行等相關配套業務，對有貸款意向的客戶建立經濟檔案、登記造冊，贏得了地方黨委政府和中小企業的廣泛好評。
邳州農商銀行還要求每家支行每周集中利用逢集日組織內外勤人員，到集市上擺放了宣傳展臺，將反洗錢知識、非法集資危害性、反假幣宣傳手冊及金融知識讀本等宣傳資料發放前來咨詢的群眾，同時還利用常年開展的“紅色旋風”宣傳營銷活動，分組包片帶著宣傳資料和文化衫到各商鋪、攤點宣傳，一些群眾主動上前了解各種金融知識，在場的工作人員一邊向他們散發宣傳材料，一邊耐心地講解如何識別假鈔、如何正確使用手機銀行、如何防范銀行卡安全等金融知識。于此同時，全轄網點通過懸掛橫幅、LED顯示屏、外部網站、擺放x展架等方式進行了集中宣傳?；顒赢斕?，共向公眾發放非法集資、反假幣宣傳手冊及金融知識讀本等宣傳資料近35000份；現場咨詢、解答和輔導1000余人次，贏得了好評。
據了解，為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向公眾普及金融知識、提高公眾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邳州農商銀行于8月份20日起啟動了普及金融知識萬里行活動，9月份為“金融服務普惠公眾服務月”為主題開展相關的活動。以金融知識下鄉提高員工學習積極性，促進員工依法合規操作水平，拉近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鞏固提高合作成果，保持邳州農商銀行健康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
（文/陳伯偉）
浙江省蘭溪農合行；“六位一體”織就普惠金融工程密集宣傳網
本刊訊：日前，蘭溪農合行在全市的公交車上投放車身廣告為浙江農信普惠金融工程進行宣傳造勢，成為一道亮麗的流動的風景線，打響了該行普惠金融宣傳第一槍。
普惠金融工程是我們做強做優農村基礎市場的重要抓手和載體，省政府專門轉發浙江農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動計劃正式文件，這是寫入浙江農信60多年發展歷史的一件大事，也是需要大書特書的一項工程。蘭溪農合行為了做好信息宣傳保障，閃電行動，利用各種媒介和資源，織就六位一體的密集宣傳網。一是在全市網點的門頭跑馬燈、多媒體播放器及總行門前LBD大屏幕上連續滾動播出宣傳口號和宣傳畫面。二是將員工手機和單位座機的彩鈴和單位電子名片更換成了普惠金融工程的宣傳內容。三是除在公交上投放車身廣告外，還每天在當地主流媒體《蘭江導報》刊發宣傳報花，在每天的黃金時段通過蘭溪電視臺、廣播電視臺廣告和播放宣傳片。四是充分利用好我行年初就開展的“千場電影下鄉”這一活動載體，在電影片頭加入普惠金融宣傳內容。五是在內刊和門戶網站開辟宣傳專欄，充分發揮通訊員作用，征集優秀稿件，鼓勵其積極向外部媒體投稿，形成全行上下宣傳的合力。六是加強政務信息報送，建立與兩辦和有關部門的信息互通機制，及時主動報送活動信息，爭取政策支持。
蘭溪農合行將進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宣傳的長效機制，通過多層次、多角度、多方位的宣傳，讓老百姓真正了解普惠金融工程能帶來哪些方便和實惠，積極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從而推進該項工程扎實開展。
（文/徐金浩）
及時調查核實 解了一場誤會
本刊訊：8月12日，貴州修文縣農村信用聯社接到該縣社會保險收付管理中心函，反映該縣龍場鎮青龍村某村民（女、七十歲左右）未得到新農保存款存折、也未享受到新農保待遇。社保中心請縣聯社及時核查，如不核查清楚，該村民的兒子自稱要通過新聞媒體曝光或上訪?？h聯社接函后，立即進行了調查核實。
經調查核實，該戶新農保存折幾次在縣聯社營業部取款。為查實取款人是誰，調查人員調閱了該戶取款的視頻監控錄像。監控錄像顯示，取款的是一位中年女子，該女子取到款后，將款及時遞給一個在客戶等候區的老太婆（約七十歲左右，當事人即持新農保存折人）。為確認取款人與老人的關系，調查人員將取款人和老人的圖像截圖請青龍村村民和當事人的兒子辨認。通過辨認，取款人就是當事人的女兒及其當事人本人，并非他人，經核實，新農保待遇存折還在當事人手中，只是因不認識存折上的“新農?！睒俗R、及老人年齡大加上不識字忘事而產生誤會。也就是說當事人持有新農保存折，并享受到新農保待遇，原說是沒有新農保存折，也沒享受到新農保待遇，完全是場誤會。
事實結果出來后，老人的兒子認識到自己的不對，表示今后遇事不能急躁懵懂。
（文/王仁智 段綱）
湖北省興山農合行：實施“雙基雙贏”金融服務工程
本刊訊：農民貸款難、涉農銀行放款難、涉農信貸風險防控難，一直是農村金融服務的一大難題。近期，興山農合行試行的“雙基雙贏”金融服務示范工程，隨著興山縣榛子鄉和平村示范點的選定，標志著興山農合行將著力打造支農信貸服務升級版，使“雙基合作貸款”更好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實現“雙贏”。
（文/梁雄）
浙江省樂清農合行全力以赴拓展網銀
當前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外流嚴重、農村金融機構網點不足及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嚴重滯后，這都成為我國構建普惠性農村金融的重要制約因素。那么，我國當前的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影響程度如何，是促進還是抑制？國內外大量的文獻對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進行了理論和經驗分析，然而，已有的文獻主要基于金融深度的角度討論了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最新的金融發展理論表明，金融發展不僅包括金融深度，還包括金融寬度。金融寬度也叫普惠性金融。金融寬度強調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即指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能夠使用更多便捷的金融服務。由于數據的獲取比較困難，目前鮮有文獻實證分析中國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的影響。本文將使用來自中國1 867個縣(市)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探討中國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的效應，為構建中國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體系，促進農村生產率和農村經濟增長提供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理論與文獻回顧
金融功能包括：動員儲蓄、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促進交易、監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金融發展從以下5個方面作用于生產率：
(1)金融系統通過積累儲蓄促進生產率增長。金融體系通過高效的儲蓄動員功能向更多的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支持，這不僅能減少與不同經濟體的交易成本，減少儲蓄者的信息成本，而且使用金融中介會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技術創新，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
(2)金融體系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促進生產率的增長。金融系統通過信息顯示功能來引導投資，使資本的配置效率更高。金融體系不發達導致有才能的、高效率的企業家受制于有限的自我融資渠道而不能進入市場，金融中介發展會使借款人進行創新，帶來科學技術進步；金融中介收集和處理信息具有規模經濟，這便利于資金流向社會回報更高的項目；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動性風險。
(3)金融市場通過風險分散功能促進技術進步。金融市場能夠對企業在技術創新投資時面臨著的跨期風險進行分散，從而可能的沖擊將在更長的時期得以分擔，減少了研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使企業技術創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
(4)金融市場通過交易促進功能促進了技術進步。有效率的金融市場通過降低交易的成本來促進交易的繁榮，這樣投資者就不用過多顧慮長期投資時的流動性約束，進而使高回報、高效率的長期投資項目增加，有效地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有效的金融市場通過建立各種交易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使企業更為頻繁的橫向或縱向交易成為可能，促進了對專業化技術和生產的需要。
(5)金融系統通過對企業進行監督，加強公司治理來推動技術進步。金融機構對企業家所進行的風險性創新活動進行評估并提供資金來影響企業家的創新；金融體系發展能降低成本和信息成本，使企業家能夠獲得更加優惠的貸款條件，進一步推動企業家創新活動的展開。企業家的技術創新又增加了金融創新活動的回報，導致了金融創新和技術創新之間的良性互動。
國內外關于金融發展對生產率影響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但都是從金融深度的角度展開的研究，比如Méon等通過對47個國家的研究發現，金融中介的發展對于生產效率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金融中介的生產率效應越不明顯。國內學者研究金融發展時采用的衡量指標和檢驗方法存在不同，導致結果存在差異，如張軍等在增長核算方法的基礎上，使用省級面板數據對中國金融深化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進行了檢驗，發現中國金融深化與生產率之間呈正向關系。袁云峰等使用隨機生產前沿函數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效率之間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金融發展只是通過資本積累促進了經濟增長，并沒有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dylw.net 寫作論文趙勇等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方式在由投資推動向生產率主導的轉變過程中存在著門檻效應，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降低增長方式轉變的門檻值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集約式轉變。
二、檢驗模型、指標與數據來源
1.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取2009年中國1 867個縣(市)作為本文研究的樣本，考察中國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率的影響，其中縣(市)樣本的選擇來源于《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公布的縣(市)。農村普惠性金融數據來源于中國銀監會官方網站中農村金融圖集公布的2009年全國各個縣市的銀行類和經濟類統計數據(bankmap.cbrc.gov.cn)，其他變量數據來源于2010《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中縣(市)社會經濟主要指標部分、國研網區域經濟數據庫中縣級經濟指標數據。剔除數據缺失或數據不合格的樣本縣(市)，本文最終選取了1 867個縣(市)作為本文的樣本數據，占中國總縣(市)的90.2%，能夠代表中國農村地區。其中，東部地區537個縣，中部562個縣，西部768個縣。
2.指標的選擇
產出指標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表示，投入勞動力L用地區總的就業人數表示，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取，本文用當地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
影響農村生產率的因素包括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程度和政府財政支出比例，對每個指標的具體解釋如下。
(1)普惠性金融指數(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見表1，具體算法參考田杰等的介紹。
(2)政府財政支出(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GEB)。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與生產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向關系，即政府支出比重越大，生產率增長就越慢。一般來 說，政府財政支出越高，說明經濟市場化程度越差，政府干預的力度也越大，因而越不利于生產率的增長。本文采用地方財政支出占當期GDP的比重來衡量地方政府經濟行為。
3.檢驗模型的設定
測度生產技術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隨機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將選用SFA方法測度中國農村經濟的生產效率，并深入研究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dylw.net 寫作論文產效率的影響。相對于DEA方法，SFA方法具備如下的幾點優勢：一是SFA具有統計特征，可以對模型本身和模型中的參數進行檢驗，而DEA方法不具備這一特性；二是SFA的生產前沿是隨機的，更加符合現實，而DEA的生產前沿是固定的，忽略了樣本之間的差異性。而且，與DEA方法相比，SFA采用特定的函數形式，更適合于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本文根據Coelli等模型的基本原理，運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對2009年中國1 867個縣(市)樣本數據進行分析，對前沿生產函數和生產無效率影響因素同時進行估計，具體模型如下：
式(3)中，Y表示產出，K和L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向量，t是測度技術變化的時間趨勢變量，β表示需要估計的系數，隨機誤差項包涵2個部分：v和u，它們相互獨立，其中v表示經濟系統不可控因素(如觀測誤差等)沖擊的噪聲誤差，服從對稱的正態分布，u為非負隨機變量，代表非技術效率項，它們之間相互獨立，并且服從零點截斷正態分布。式(4)中技術非效率被視為效率影響因素和隨機變化的函數，Z表示效率影響因素，ω表示隨機擾動項，δ為待估計系數。式(5)主要是通過γ判斷模型是否能夠成立，如果非效率影響因素較小，即u在殘差中的比例不大，那么對非效率影響因素的分析就失去了意義。因此特別引入了γ對模型進行判斷。當γ接近于0時，表明實際產出與可能最大產出的差距主要來自不控制因素造成的噪聲誤差，這時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實現對生產參數的估計，而沒有必要采用隨機前沿模型；γ越趨近于1，越能說明前沿生產函數的誤差主要來源于隨機變量u，采用隨機前沿模型對生產函數進行估計也就越合適。式(6)表示生產技術效率。
三、實證分析結果
1.總體效應
從表2可以看出，式(3)、式(4)中γ分別為0.37和0.87，并且在1%下顯著。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的影響為正，和本文的理論預期相符合。我國發展良好的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體系通過動員儲蓄、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促進交易、監督縣域農村中小企業管理來促進農村生產率的提高。從組成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各個維度可以看出，貸款使用效用維度和產品接觸維度的發展顯著地促進了農村生產率，每萬人金融網點數維度和儲蓄使用效用維度反而抑制了農村生產率。和理論預期不一致，表明這2個維度的發展在促進農村生產率中的功能沒有發揮出來。
2.不同地區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效率的影響
從表3可以看出，東部地區γ為0.01，偏離1，并且不顯著，因此不存在效率損失。中部地區γ為0.93，在1%的水平上顯著，存在效率損失?？梢钥闯鲛r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西部地區γ為0.78，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是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表明了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發揮作用。西部政府財政支出比例對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表明了西部地區由于政府干預過多，導致經濟市場化程度變差，因而不利于生產率的增長。
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資本的彈性顯著為正，并且依次遞減，這和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縣域農村經濟發展差異的情況是相符合的。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彈性顯著為正，表明了這兩個地區還是人力資本推動型發展。東部地區人力資本彈性為負，表明了東部農村地區已經從人力資本型發展轉向投資推動型發展。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研究得出如下的結論：從全國層面看，中國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為正，其中組成農村普惠性金融的貸款使用效用維度和產品接觸維度顯著地促進了農村生產率增長，其他不同維度對農村生產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區域層面看，中部地區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為正，西部地區不顯著，可能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發dylw.net 寫作論文揮著作用，東部地區不存在效率損失。
針對以上的結論，就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促進農村生產率增長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自2010年任省聯社黨委書記、理事長以來，唐忠民深入推進吉林農信創新轉型與改革發展，積極發揮服務實體經濟和服務民生的金融支撐作用，在加快自身科學發展的同時為全省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大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唐忠民認真落實國家產業政策、信貸政策和監管政策要求，加強與地方黨政的溝通協調，與各市（州）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深度融合地方經濟，突出打造普惠金融、農業產業化金融、縣域金融、城鎮化金融、生態金融和全民創業金融“六個金融”，大力支持“三農”經濟和小微企業發展。
傾心金融服務社會民生。唐忠民倡導普惠制金融，推進城鄉基本金融服務均等化。潛心打造“民生工程”，深耕農村金融市場，研發百余種金融產品。強化科技支撐，增強服務功能，面向千家萬戶開展普惠型服務。大力開展“三幫扶”活動，在全省60個村建立幫扶聯系點，通過信貸支持、傳授致富技術、引進致富項目、培養大學生村官、培養致富帶頭人，助推農民共同富裕。
積極推進改革和轉型創新。唐忠民堅持政府主導與市場化運作相結合，自我發展組建與“富幫窮”并購模式相結合，農商行組建工作扎實推進，系統內農商行總數達到9家。扎實推進省聯社去行政化改革，著力打造科技、融資、清算、培訓、信息和法律咨詢“六大服務平臺”，增強中后臺支撐功能。加快科技信息系統建設，加強業務支撐能力和金融科技服務水平。推進縣級行社流程銀行建設，配齊“三長”，完善法人治理，強化營銷總部、經營管理總部的功能，推進貸款集中遠程審批等業務管理模式創新，初步實現流程化、專業化管理。撤銷市（州）辦事處，設立區域稽核中心，增強了風險管理職能。
關鍵詞：普惠金融 融資服務平臺 小微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3-253-02
一、當前實體普惠金融機構在破解小微企業融Y約束中存在的問題
伴隨著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受到的關注程度的不斷提高以及普惠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力度的加強，截至2015年12月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的貸款余額達到了23.46萬億元，占各項貸款余額的23.90%，同比增長了13.3%。從該數據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這主要得益于我國普惠金融體系的建立與不斷完善。然而，當前實體普惠金融機構尚無法完全破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其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金融產品與小微企業融資需求匹配度不夠。小微企業對資金具有頻率較高、需求較急、時效性強等一系列特點，這就導致了其對實體普惠金融機構提供融資服務需要專業化、特色化的極高要求。當前普惠金融為小微企業提供了一定量的有效融資，但其融資服務的針對性仍舊欠缺，容易造成普惠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與小微企業需求不匹配，小微企業無法獲得所需服務的問題。
2.實體普惠金融機構難以有效解決小微企業融資悖論。在傳統融資方式中，融資利率、抵押品與擔保費用三個條件因素相互影響使得傳統金融機構不愿意為資產規模較小、無有效抵押品的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因此金融市場很容易出現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導致小微企業融資的悖論無法有效破解，形成傳統金融機構不愿意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資金的惡性循環。當前實體普惠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過程中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實體普惠金融機構愿意以低門檻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二是實體普惠金融機構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時更傾向于先控制自身風險。當第一種情況出現時，小微企業可以以極少的代價獲得所需融資，但普惠金融因此承擔了更多的融資風險和融資成本，使得普惠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性不強，普惠金融無法成為一種長期有效的融資方式。而第二種情況意味著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無法有效降低、融資問題得不到很好緩解，這樣都導致小微企業融資悖論難以解決。
二、融資服務平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的優勢分析
由于實體普惠金融機構無法有效滿足小微企業融資需求，融資服務平臺作為一種創新型金融的融資方式，為我國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有效地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難題。當前我國融資服務平臺的模式主要以平臺所擔任的角色及擔保模式分為以下幾種：
在眾多融資服務平臺中，以經過一次由“第三方擔?！毕颉叭！鞭D型的陸金所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接下來筆者將以陸金所為例，分析陸金所在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難題的成功做法。陸金所是為借款人和投資者提供信息中介和投融資服務為目的，其累計貸款余額已達到1233逾億元。其運行模式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陸金所成功地引入平安集團公司旗下的擔保公司，對陸金所的平臺項目提供擔保服務，并實行“一對一”的對接模式，而不做資金池和期限錯配，實現有效地降低投資者風險的效果。同時，當借款人逾期80天未還款，平安擔保公司將會把此情況上報給央行征信系統，借款人的不良信用記錄將被備案，這一模式提高了借款人的違約成本，有效控制了信用違約風險。2014年以后，因為相關政策限制，平安擔保公司的擔保金額遠超了10倍杠桿限制，使得其無法再繼續為陸金所進行擔保，而伴隨著陸金所推出了“穩贏-變現通”項目，陸金所逐漸進入了去擔?；瘯r代。這意味著相關項目，陸金所不再提供擔保，但與此同時也加速了借貸雙方的對接速度。為了與去擔?；嗥ヅ洌懡鹚淖兞恕耙粚σ弧钡哪Ｊ?，轉變為分散投資，即投資者可以將資金分散投入不同的項目，以最小化自身風險。陸金所也開始建立借款人審核及評級機制。通過分析陸金所，發現融資服務平臺優勢如下：
1.有效解決平臺與小微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減少小微企業的融資尋找時間。在小微企業申請融資過程當中，小微企業與提供融資資金的金融機構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決，而融資服務平臺的出現意味著我國金融服務開始走向大數據時代。融資服務平臺通過有效利用互聯網及大數據能夠很好地匹配借貸雙方，以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過程中因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融資門檻。陸金所等融資服務平臺作為中介機構存在，承擔了幫助借貸雙方尋找資本對手方的職能，減少了融資尋找的時間，使資本能夠更快速有效地循環起來，滿足了小微企業融資需求急的要求，推動了小微企業的更好發展。
2.提高了融資服務的針對性。融資服務平臺在對借貸雙方進行對接的過程中，能夠很好地幫助小微企業選擇與其企業發展狀況及融資需求特點相匹配的借款方，且其產品的多樣化、定制化也為小微企業融資帶來更好的選擇。
3.有效解決小微企業在普惠金融融資過程中存在的融資悖論，降低普惠金融服務成本。實體普惠金融機構大多作為融資提供者，而使得其不得不在控制自身風險及幫助小微企業以低成本獲得所需融資這兩個選項中進行權衡，導致了融資悖論的產生。而融資服務平臺作為除借貸方之外的第三方存在，其內涵為中介方，盈利來源于服務費，其在幫助小微企業獲得融資的過程中并不需要犧牲自身利益，融資悖論自然不再存在。與此同時普惠金融的服務成本也相應降低，其可持續發展性也得到增強。
三、融資服務平臺在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1.信息安全問題。融資服務平臺在有效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的同時，由于大數據、云計算的應用導致融資服務平臺難以有效保障小微企業的信息安全。說明融資服務平臺在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過程中應注意信息安全問題。因為融資服務平臺為了控制信用風險，平臺會盡可能多及詳細的收集小微企業的真實信息，這就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真實信息泄露、信息被打包出售、個人賬戶被盜等W絡信息安全案件層出不窮，這就要求融資服務平臺在為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時，要加強平臺自身對于信息安全的重視程度，構建信息安全保護體系，切實保護小微企業的信息安全。
2.風險控制問題。能否良好控制風險是融資服務平臺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在傳統融資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約束問題來源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信任危機。融資服務平臺通過利用大數據有效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問題，但仍舊不可避免有部分小微企業存在偽造信息、卷款而逃等行為。當這些行為出現時，融資服務平臺形象會遭受重大乃至毀滅性的打擊，在融資服務平臺興起初期，因此沒落或者倒閉的平臺不勝枚舉。因而，融資服務平臺在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過程中，應建立有效、嚴謹的風險控制體系，在審核小微企業信息時，應切實落實小微企業信息的真實性、有效性，以保證融資服務平臺的可持續發展和有效破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難題。
四、結論
本文分析了以陸金所為例的融資服務平臺的運行模式，并分析融資服務平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的獨特優勢。融資服務平臺作為普惠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應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手段，以金融中介形式有針對性地為小微企業提供了所需的融資資金。融資服務平臺從借款人轉變為中介人，在有效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的同時，也給予了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同時，融資服務平臺能夠以低成本地針對性、多樣化的為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解決了實體普惠金融機構難以解決的問題。當然，在利用融資服務平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過程中要注意信息安全問題和風險控制問題。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年度項目“普惠金融有效降低湖南省農戶融資門檻研究”（15YBA194）；湖南省教育廳項目“農村普惠金融減貧的作用機理與影響因素研究”（16C0793）；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立項項目“湖南省農村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研究”（GLX172）；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普惠金融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研究”（（G）SCX1610）；湖南省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普惠金融緩解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研究”（SCX16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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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羅荷花，李明賢.我國小微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研究[M].經濟管理出版社，2016（6）
（作者單位：湖南農業大學經濟學院 湖南長沙 410128）
關鍵詞：農村金融；普惠水平；金融普惠指數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4-0073-04
引言
2006年中國人民銀行將普惠金融理念引入中國，意在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企業和個人提供普遍、有效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為進一步消除金融服務空白區，實現普惠制金融，2011年3月銀監會出臺《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推進空白鄉鎮基礎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2016年1月15日，我國首個普惠金融的國家戰略規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標志著我國普惠金融翻開了新的一頁。普惠金融是指將金融普遍惠及所有群體，特別強調在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偏遠地區以及殘疾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中提供金融服務。中國地域遼闊，普惠金融的指標很不平衡。在以上背景下，研究農村金融普惠水平測度對普惠制農村金融的推進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湖北處于橫貫東西的長江中游，是中部崛起帶的核心，對周邊經濟區形成強大的輻射與吸納，在全國經濟發展格局中具有承東啟西、接南轉北的戰略支點作用。湖北是中國主要的農業生產地，發展湖北經濟，提高普惠金融水平至關重要。2015年3月，湖北實施“金融服務網格化”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這是順應我國金融服務城鎮化、社區化發展趨勢的客觀要求。要想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就要先了解湖北省各縣（市）的金融服務水平概況。本文對湖北省各縣（市）的金融服務水平進行測度，主要分析普惠金融水平。
一、湖北省的金融概況
2014年年末，湖北省金融機構（含外資）本外幣貸款余額增長15.6%，增速比上年末低0.2個百分點。全年新增貸款3 408.8億元，比上年多增406.8億元，是歷史最高水平。其中，新增中長期貸款2 388.6億元，是上年的1.7倍，占全部新增貸款的70.1%，比上年提高22.4個百分點，貸款增長呈現較為明顯的長期化趨勢。三農、小微企業和縣域貸款增速分別高于全省全部貸款平均增速1.4個、5.1個和4個百分點，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貸款增速連續兩年超20%，新增保障性住房開放貸款是上年的2.6倍，小額擔保貸款、助學貸款及扶貧貼息貸款等實現穩定增長。2014年年末，湖北省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增長12.1%，實現利潤增長3.6%，不良貸款率1.6%，比年初提高0.1個百分點，年末撥備覆蓋率163.9%，貸款撥備覆蓋率2.9%，比上年末分別提高13個和0.3個百分點。全省新增村鎮銀行37家，小額貸款公司53家。
2014年年末，湖北省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總數為7 414個，占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總數（218 000個）的3.4%；從業人員總數為125 762人，占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總數（3 725 000人）的3.38%。①由此可見，湖北省銀行業金融機構覆蓋面是比較低的，從業人員也較少。但湖北省的財務運行相對穩健，銀行業金融機構對農業、小微企業融資支持力度上在不斷加大，這為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理論研究
Beck et al（2007）最早列舉了能夠反映金融普惠性的相關指標，包括銀行機構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數量、ATM 機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數量、人均貸款賬戶數量（每千人貸款賬戶數量）、貸款收入比、人均存款賬戶數量以及存款收入比等八個指標[1]。Sarma（2008）提出用三個維度來測度普惠金融水平（IFI），該指數吸收普惠性金融的三個維度信息（地理滲透性、使用效用性和產品接觸性）提供了測度普惠金融水平的綜合方法[2]；Chakravarty（2010）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數的測算方法，其將不同維度上的影響因素加總成指數，分析各種因素對于總指數形成的百分比貢獻，提出了公理化方法[3]；徐敏（2012）運用Chakravarty改進的普惠金融指數計算方法分析了新疆83個縣（市）2010年的農村金融普惠水平[4]；王洪光和冉笑影（2015）運用Sarma提出的方法考量了2013年度河南省的普惠金融水平[5]；孫平（2016）采用空間聚類模型方法分析影響浙江省普惠金融發展的主要因素[6]。
三、水平測度
根據湖北省行政區域劃分，湖北省共包括21個市。①由于難以取得鄂州市全面有效的相關數據來測度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因此本文選取除鄂州市外的67個縣市作為研究對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鑒Sarma的研究方法，用IFI指數代表普惠金融水平，選取4個維度，并用具有代表性的統計指標來代表各維度的值，對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進行測度，即銀行滲透性、銀行服務獲取的便利性、實際使用度和壁壘。
（二） 測度結果
1.指標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2014年湖北68個縣（市）農村金融為研究對象，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縣（市），最終選擇67個縣（市）作為樣本數據，占98.53%，能夠代表湖北農村地區。數據來源于2014年《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2014年《湖北統計年鑒》，銀監會和中國農業信息網。主要指標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如下：（1）維度1（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屬縣（市）分別為恩施市和襄州區，總平均值為0.2036；標準差為0.1467較小，說明該樣本變量波動不大；偏度值為2.8557，說明該樣本變量成右偏態分布；峰度為12.5363，說明該樣本變量有過度的峰度，分布形態相對較陡峭。（2）維度2（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屬縣（市）分別為宜都市和隨縣，總平均值為0.3605；標準差0.1716較小，說明該樣本變量波動不大；偏度值為0.5562，說明該樣本變量成右偏態分布；峰度為-0.1224，說明該樣本變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態相對較平穩。（3）維度3（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屬縣（市）分別為恩施市和襄州區，總平均值為0.2991；標準差0.1579較小，說明該樣本變量波動不大；偏度值為0.4677，說明該樣本變量成右偏態分布；峰度為0.2257，峰度值較小，說明分布形態相對較平緩。（4）維度4（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屬縣（市）分別為恩施市和沙洋縣，總平均值為0.4655；標準差0.2277較小，說明該樣本變量波動不大；偏度值為0.0444小，說明該樣本變量基本成正態分布；峰度為-0.1948，說明該樣本變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態相對較平緩。
2.IFI計算結果
（三）結論
1.整體縣（市）的普惠金融水平較低。2014年，湖北省67個縣（市）的IFI值平均值為0.3059，其中33個縣（市）IFI值位于平均值水平以上，占所有統計縣（市）的49.25%。IFI值位于0.3～0.5區間的縣（市）個數有36個，占總數的53.73%，普惠金融水平居于中等水平，這36個縣（市）主要分布在黃岡市、孝感市、荊州市和十堰市。其余31個縣（市）IFI值介于0.1～0.3區間內，占總數的46.27%，普惠金融水平均較低。英山縣IFI值在所有縣（市）中居于最高水平，但只有0.4950小于0.5。赤壁市IFI值在所有縣（市）中居于最低水平，僅0.1727。從這些數據可看出，湖北省的整體普惠金融水平并不高，但特點是分布相對均勻，有半數達到均值以上。
2.同一縣（市）各維度值排序存在差別。綜合各縣（市）4個維度值可知，任一維度值的大小都無法確定其他維度值的取值，也無法預測IFI值的大小。例如云夢市，其d1的值在所有縣（市）中居于第54位，偏小，而其余3個維度的值排序依次為第17位、第47位、第19位，其IFI的值居于第28位，相對較大。而通山縣，其d1的值在所有縣（市）中居于第11位，較大，而其余3個維度的值排序依次為第60位、第36位、第60位，其IFI的值居于第60位，相對較小。這表明，湖北省各縣（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異性，衡量IFI指數采取綜合性指標和對各指標進行線性無量綱化的必要性。
3.同一地級市下的不同縣（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異。同一地級市下的縣市，其普惠金融水平高低不一，存在差異。例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縣、巴東縣、宣恩縣、咸豐縣、來鳳縣和鶴峰縣這8個縣（市）均隸屬與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轄，其IFI值分別是0.4355、0.3726、0.2306、0.2735、0.3077、0.2741、0.2583、0.3262，在所有縣（市）排序中分別居于第3位、第13位、第57位、第46位、第31位、第44位、第49位和24位。
結語
綜上，湖北省67個縣（市）農村普惠金融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區差異，IFI值最大的是黃岡市的英山縣（0.4950），IFI值最小的是咸寧市的赤壁市（0.1727）。同時，整個省的農村金融普惠程度偏低。湖北作為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交通樞紐，經濟的發展對周邊省市的經濟推動作用明顯，故提高湖北農村金融普惠水平，從而促進湖北省經濟發展，輻射帶動中西部金融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研究結果，為進一步推動農村金融普惠進程提出以下建議：
1.湖北省地區的農村金融產品目前僅局限于銀行和保險，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大都集中在存、貸、匯。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地區的需求不僅是存、貸款業務，理財、咨詢和業務也不斷增加。故要不斷創新金融服務的方式，提供靈活多樣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發展金融機構農村地區業務的多元化，滿足農村經濟主體的各類金融需求。
2.農村普惠金融的發展需要各級政府切實做好政策保障工作。目前，惠農、支農法律法規還明顯不夠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政府部門應建立政策法規制定健全監測評估體系；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切實保障農村經濟發展；發揮政策激勵引導作用，保證地區金融均衡發展。同時，各級政府應加強普惠金融知識的宣傳和推廣，定期開展“金融知識宣講”活動，另外將金融體系與電信體系和互聯網公司聯系起來，充分開通手機金融服務，這樣可以大大擴充金融服務的運用范圍。切實提高農村人民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了解與應用。
3.普惠性金融推進既要滿足農戶、中小企業的金融需要，又要充分考慮金融機構尤其是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金融機構應該根據市場金融需要明確其市場定位，采取形式多元化的方式既滿足農戶、中小企業的金融需要，又要維持金融機構自身經營的盈利性，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小微企業和個體等應加強自律管理。做到誠信經營與借貸，不斷完善積累自己的信用記錄，使得普惠金融活動能有序高效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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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技金融；實踐誤區；金融普惠；普惠性科技金融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11-0086-07
一、問題提出
2016年8月，國務院正式印發《“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下文統稱《規劃》），繪制了下一個五年計劃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版圖。根據規劃指導，中國國家綜合創新能力要在2020年躋身世界前15位，正式加入“創新型國家俱樂部”；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也由當前的55.3%提增至60%。值得注意的是，《規劃》最為顯著的特征，是關注點不僅僅框限在科學技術研究本身的革新和發展，而是更加注重關乎國民經濟主戰場，關乎面向科技前沿，關乎面向重大需求，比如科技金融（SCI-TECH Finance）問題。在《規劃》中也鮮明指出，“要健全支持科技創新創業的金融體系”。自此，構建合理高效的科技金融體系正式成為國家級的戰略規劃。不難發現，中國在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雙重疊加的大背景下，經濟結構轉型優化，提升產業科技內涵成為當前國家發展的核心要義，如何圍繞經濟結構部署創新鏈條，并圍繞創新鏈條輔之以金融服務，探索科技和金融的最優結合機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技金融正式進入中國理論界的視野應當追溯到1993年[1]，在歷經一個較為充分的發展階段后，科技金融體系發展在實踐中有著怎樣的阻力，又應當如何解決？在科技金融實踐中是否存在某些誤區，以至于學理界對科技金融體系的研究沒有很好地響應實踐的需要？現有的科技金融體系是否存在帕累托優化路徑？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將通過理論梳理和實踐分析，歸納出當前科技金融體系建設中的寶貴經驗與實踐誤區，嘗試為政學業三界厘清問題導向，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具體的改進路徑，為下一階段的中國金融結構體系改革優化提供經驗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文獻軌跡述評
有關金融對科技創新作用的闡述，具有早期代表性的研究當屬Schumpeter（1912）[2]的信用創造論，該理論認為，具備復合功能的銀行機構可以對那些運用新生產技術的企業進行有效甄別和支持，并由此促進了科技創新。Hicks（1969）[3]甚至認為，工業革命的貢獻不應主要歸功于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應突出金融革命的核心地位。King and Levine（1993）[4]的研究則展示了科技與金融融合創生的可能路徑，即金融體系為科技進步提供了評估企業家、歸集資本、平滑風險以及預估技術的收益等服務，從而縮短了技術革新的周期并提高了效率。為了實現上述目的，多層次、有遞進的科技金融體系成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所在[5]。
相比之下，國內科技金融的理論研究則存在一定的滯后。在趙昌文、陳春發和唐英凱（2009[6]）之前，“科技金融”概念尚未從理論的角度來進行嚴格界定，亦沒有形成獨立性的科學內涵。學者對科技金融的定義多停留在“金融機構支持科技事業發展”進而在“金融機構與科技管理部門密切合作”的含義上使用[7]。直至趙昌文、陳春發和唐英凱（2009）才正式系統地描摹出科技金融應具備的輪廓框架：科技金融對于科技研究開發及其后續的成果轉化、產業化所衍生的各種金融問題，也包括一些重大科技問題的金融解決方案，是理論、政策、工具和服務的系統性制度安排。在此基礎之上，洪銀興（2012）[8]進一步拓寬了科技金融的視野范疇，認為科技型企業所內生出的特殊“科技”屬性（無形資產為主、產權交易不活躍、難定價等）決定了適配這種科技創新的金融體系具有更高的準入門檻和特殊性。傳統金融結構在對接科技企業時極易產生金融滲漏。由此，財政性和政策性資本注入成為科技金融的重要方式。隨著經濟進程的推移，商業銀行機構同資本市場一道，也逐步適應了科技企業的特征模式，并成為科技金融的重要構成。
前述文獻已從不同角度在科技金融的領域內進行了有益嘗試，但仍可在某些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討。針對科技企業初創期和成長期的風險特質，應當形成以創業投資為主體，以多層次資本市場和科技信貸為兩翼的“一體兩翼”科技金融體系，并在政府支持和中介服務的框架下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對接科技創新的金融需求[9]。中國現有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長期存在[10]，形成了銀行機構的科技信貸是科技金融體系下的主要力量的思維范式。然而，銀行機構作為理性的經濟個體，具有著明顯的“嫌貧愛富”行為偏好[11]，在面對處于孵化技術、科技創新試驗推廣階段的科技型企業，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支撐。因此，政府引導政策性金融來解決這種市場失靈問題成為科技金融問題中的重要一環。但是，銀行機構的風險厭惡、資產抵押偏好和政府調節的滯后性決定了這種間接的科技金融模式極有可能存在效率沉降乃至導向偏誤。因此，以天使投資為代表的具有主動性和專業性的直接融資模式頗受學者的青睞，洪銀興（2012）認為，面對大數量級且呈分散狀態的科技成果研發、轉化項目僅依靠資本市場支持是遠遠不夠的，而集中性的孵化器所具有的共享性和公益性可以有效地促成產學研的合作平臺，當然，這仍離不開政府機構的“牽線搭臺”。盡管目前的科技金融體系面臨著顯著的進步，但依舊免除不了低效化的癥結。吳翌琳和谷彬（2013）[12]的研究發現，雖然現有的科技企業的資本來源多元化趨勢明顯（金融機構科技信貸、政府資金、財稅政策、風險投資等），但這些創新資本之間更多地呈現出了拮抗的特質，未能形成有效合力。這也說明中國現有的科技金融體系中仍舊存在桎梏，需要進一步從實踐中尋找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路徑。
三、中國科技金融的實踐誤區與偏差
（一）實踐上的誤區：科技金融的核心調節手段拘泥在市場機制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軌而來，倚賴市場“無形的手”來對資源進行調節分配成為諸多學者的期盼與共識。在科技金融格局中，同樣堅定倡導由市場決定的金融來接洽科技型中小企業。從理性趨利偏好來考察，基于科學技術創新所內生出的金融需求，以及金融自身更新換代需要創新支持的角度，由市場決定的金融應當主動與科技創新活動相融合，并演變成為科技創新投入的主力軍。然而，科技創新所內含的極高的風險特質決定了把市場配置作為科技金融的導航必然會陷入“二律背反”的泥淖之中①?？萍夹推髽I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資金的介入。但必須承認的是，不同階段的風險釋放特征以及金融的風險偏好，決定了不同類別的金融資本進入科技創新的階段性選擇的巨大差異[13]（見圖1）。
在科學技術思想蝶化成為技術孵化的初級階段，即圖1中所描述的“科學范疇”和“技術范疇”階段，是對資金需求量最大的階段。而在現實中，上述這兩個階段的資金投入卻最為匱乏。在這個階段，創新收益幾乎為零，且超出了傳統金融資本所能承受的風險邊界，理性的市場性金融更偏好于“商品服務范疇”階段。在科技創新和孵化過程中的企業難以按照市場規則獲取資金支持，特別是在以高校、科研院所為主導的“創意設想―科學研究”階段，其距離市場也最遠，回報率極低的事實也導致了市場性金融對其產生了明顯的行為排斥，而該階段恰恰是科學技術研發的奠基階段。因此，現今主流理論所強調的由市場主導的科技金融模式，使得金融資源都匯聚在了商品服務階段，并在該階段中形成了資金需求度低和資金供給量大同時存在的異象，降低了金融資源的運作效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科學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具備十分明顯的社會正向收益，在該模式下創新收益難以收斂到具體的個人和企業，這種正外部性現象本身就是市場機制缺陷所造成的“失靈”，因此想要簡單通過市場機制對其進行修復并扭轉科學技術研發初始階段的資金匱乏之像，具有很大的難度。
（二）融資對象的誤區：科技企業本質把握偏移
在現有的科技金融理論體系中，對科技企業的把握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大量的科技企業處在初始發展階段，企業規模較小，也構成了現有科技金融理論體系的重要認知基礎。以至于在對科技企業融資問題進行探討時，容易將原有的“小企業融資”理論簡單地挪移到科技企業融資問題上來，使得科技金融在構架和塑造時陷入了原有的路徑依賴之中，脫離了科技企業的風險和生命周期特征。更何況，傳統的理論范式框架同樣沒有很好地解決“小企業風險高―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實踐悖論[14]，這種融資理論范式的效應就更值得存疑。第二，傳統的科技金融的關注對象出現了損漏，僅將融資支持的對象集中在市場“經濟主體”上，對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金融支持上，甚至出現了真空和斷層的現象。應當說，高校、科研院所是創意設想、科學研究的主要陣地，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科技型企業生產鏈條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將其視為種子期和初創期的企業，但卻由于其非經濟主體的地位被現有的金融體系所忽略。當然，強制性地要求經濟理性的金融資源投入到非經濟主體（高校、科研院所）的高風險研究中確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符合市場運作的經濟效率原則的。因此，尋找一種替代性的金融體系（機制），用以接洽高校、科研院所的技術創新研發行為，成為當今實踐條件下科技金融的一大重要內容。
（三）融資機構（市場）的偏差： 金融機構機制失靈、資本市場循環梗塞
1.金融機構融資機制失靈
現有的商業銀行機構對于科技企業的本質把握失當，使得科技企業在間接融資市場上屢遭困境。傳統銀行機構的授信模式并不能契合科技企業的重要特征（無形資產突出等），加之科技企業初創期的知識產權和專利等難以在市場上尋求到合理的定價模式。因此，銀行機構只能拘泥于原有的固定資產抵押技術，而這卻恰恰是科技型企業的弱項所在，其最終的結果，就是缺乏固定資產的科技企業難以在銀行機構信貸市場上通過傳統方法來取得（足夠的）資本金。即便銀行機構開發出了以“三品”、“三表”和“三流”為主的具備一定創新價值的“軟”信息技術貸款②，但仍可將其歸類為流動性貸款，這種仍舊拘泥在“本量利”分析模式下的審貸流程，很少有基于項目投資前景提供的中長期信貸服務，并不能客觀科學地反映出科技企業的特異于一般類型中小微企業的“四高”模式（高科技、高投入、高增長和高風險）。這樣的信貸結構特征對于時常面臨支付脈沖的傳統小微企業而言尚可，但對于那些需要長期、大量資本注入的科技型企業來說，并無裨益。
進一步地，銀行業大小銀行機構的差異構成了現有的“企業融資―銀行機構”格局的認知基礎。在面對中小型的科技企業時，傳統的“小銀行優勢”理論也被簡單地挪移到該融資領域中來，強調小型金融機構與科技型企業的適配度更高。這種理論導向忽略了科技金融的融資對象和傳統金融融資對象之間的巨大差異。具體來說，科技企業的資金需求階段前移至了“種子期”和“初創期”，在該生命周期內，絕大部分的投資行為毫無利潤可言，甚至虧損已成常態③。那么銀行機構想要很好地接洽科技企業的融資難題，其融資思路必須從傳統的“逐利目標”向“社會責任”的方向轉移。然而，這對小型的銀行機構而言是難以企及的。特別的，銀行機構是可以吸收社會居民存款的特殊金融機構，其對所面臨的風險較之于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有著更低的風險容忍度閥值，更不用說小型金融機構囿于經濟規模制約，在風險沖擊下是否能夠有效管控。如不以利潤為導向的話，在現今的經濟市場環境中，特別是在經濟新常態下，想要延續生存周期則顯得十分困難；從客觀來看，希冀小銀行機構承擔帶動科技企業的社會責任，只能倚賴國家的政策引導，但對于營利性機構而言，國家政策的影響力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大型銀行機構多有著國家信譽鏈條的嵌入，其在經濟實踐中更能響應國家號召，也具備了更高的風險容納能力[15]，能夠更好的接洽科技企業的融資。不難發現，原有銀企融資范式的沉珂，明顯阻滯了科技企業融資效率的提升。
2.資本市場融資退出機制缺失
在現有的文獻研究中，暫不論諸如天使投資等科技金融運作模式同樣是存有規避風險之傾向，并對于企業的種子期和初創期而言形成了玻璃門阻隔，就投資資本循環周轉方式而言，真正的資本市場的發展，其測度的手段一方面在于金融支持的對象的發育程度；另一方面在于金融本身流動的績效狀況。具體而言，能夠有效測量科技金融發展的一大觀測點，可能不在于科技金融嵌入科學技術創新研發鏈條的效率水平，而在于金融資本投入之后能夠順利獲利并退出的程度。單純考慮“融入”的績效而忽略了“退出”的貢獻，就類同一個只“進”不“出”的生命系統，是難以長久運行的。在傳統的資本市場融資理論與實踐中，這本就是一個被忽略的內容，更不用說在新興的科技資本市場上構建一個資本循環渠道暢通的機制了，在現有的經濟實踐中，鮮有資本從種子期、初創期進入并順利退出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科技企業成長期乃至成熟期進入的資本，實質上是落入了“嫌貧愛富”的囹圄之中，對于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而言僅僅只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研究這種類型的資本退出渠道已不是提高科技金融融資效率的重點內容，過多地研究科技企業成長期、成熟期的資本運轉狀況甚至還會將我們的科技金融工作引入困局。
（四）科技金融的融資鏈條斷截： “為金融服務的金融”環節缺失
從金融結構、資本市場的體量來看，中國的金融總量歷經了高速的增長，直接為科技創新研發而服務的金融正面臨穩定的增長。然而，“為金融服務的金融”卻出現了極大的損漏，成為科技金融鏈條中“缺失的一環”。具體而言，第一，為了適配科技企業的融資特征，對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進行核定和估價成為松釋其融資難題的有效路徑。然而，要實現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要對知識產權進行評估，而又必須經過查冊、登記等相關程序。以廣州市為例，其相關的評估機構十分缺乏，對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的評估無法在當地進行，而需要在北京的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工商總局下屬的產權交易中心等機構進行無形資產相關文件的查驗和評估，毫無疑問，這極大地延緩了授信進度。第二，由于科技企業的運行特征較之原有的小微企業而言存在極大的行為、經營模式差異，想要準確把握科技企業的周期運轉模式和風險變化，并為金融資源流向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離不開第三方的咨詢服務支持，以此幫助金融資源對優秀的科技型企業進行準確“瞄定”。然而，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專注科技型企業融資的智力密集型知識服務管理型產業的發展尚處于空白之中，限制了科技金融的發展觸角。第三，從另一個側面來看，從金融機構、資本市場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范圍的變動趨勢以及科技型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結構及其趨勢來看，簡單的資金支持功能呈現淡化，依靠金融結構所派生出的其他金融服務的價值鏈條作用正在凸顯，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的“輔助經營”功能已經逐步成為諸多科技型企業的期盼，此時的科技型企業對金融的需求不僅局限于資金投入，而更加注重是否能夠獲得全方位式的配套支持，但可惜的是，現有的金融服務鏈條仍舊處在單一化的資金支持上。第四，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種子期階段，承擔“創意設想―科學研究”任務的大多為高校、科研院所，在當這類機構形成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后，還要走出“象牙塔”跟企業、實踐相結合，這種由理論向實踐的轉化則可看成是“驚險的一躍”，如若缺少了專門為科技企業服務的中介機構，以幫助高校、科研院所順利評估、定價、協商并讓渡知識產權，那么這種科研技術創新鏈條則會出現斷裂，最終變成“紙張上的創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科技企業在取得優良的科研技術成果后，如果通過中介機制反作用于高校、科研機構，促使其進行進一步的創新，相關研究尚未形成有效系統的研究，在實踐中也缺乏典型的經驗可談。在此境況下，不單耗費社會資源，還使得企業科技創新缺少源頭活水，那么科技金融的支持也就無從談起了。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從側面“為科技金融服務的金融”仍有缺失，這也制約了科技金融的發展空間。
四、科技金融發展的新導向：普惠性科技金融
從中國的科技金融發展的現實境況來分析，金融服務的廣度（Breadth of Needs）和深度（Depth of Engagement）都遠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萍冀鹑谛袠I“盈利導向”的盛行導致金融覆蓋行為的排斥性特征顯現，優質且大數量級的資本匯聚在科技企業的成長、成熟階段，而使得真正對資金有著渴求的種子期和初創期對金融的需求難以得到有效對接。這個情況加劇了當前科技金融發展的扭曲與失衡，也對現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了嚴重的阻滯效應。本文認為，針對科技金融的發展態勢，應逐步對其引導并塑成具有顯著“普惠特征”的科技金融體系。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立足于機會平等的原則，在政策性導引下健全金融體系，在合理的成本負擔框架下為社會全體成員，尤其是被排斥在金融服務覆蓋范圍之外的群體提供金融服務[16]，這與中國的科技金融的導向是具備良好“通約性”特征的④。易言之，科技型企業在承襲了傳統小微企業的無抵押物、經營風險高、信息不對稱等癥結的基礎上，還衍生出了技術風險高、本量利財務指標法失效、無形資產突出、資金需求時間（規模）標準高企等特征，使得這類企業在融資市場上步履艱難。而科技金融的出現旨在將這類被排斥在傳統金融體系之外的科技企業重新覆蓋起來，保障科技企業創新研發領域的金融權利，實現科技企業與金融產業鏈的全方位嵌合。不難發現，科技金融的內涵主旨中有著明顯的“普惠特質”。但是，也正是由于普惠性金融與科技金融乃至其融合體“普惠性科技金融”與傳統金融結構有著較大的差異，加之科技金融體系本身就存在著一些“發展中的問題”，使得科技金融在逐步鑲嵌普惠金融特征時應當總結和厘清相關問題。
第一，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堅持盈利目的導向。從理論上看，普惠科技金融體系的受益對象是所有的科技型企業，而這類企業的資本投入回報率之低，已然超出傳統金融所能接受的可控邊界，金融資本投入科技創新的意愿趨向于零。換句話說，當超過一定的風險水平時，傳統的市場金融體系會放棄這類項目融資機遇。在普惠性科技金融的擴展過程中，受益的是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創新發展投資，優化的是整體社會的科技創新福利，而相應的經濟成本由商業性的金融來背負是不切合經濟倫理的。在此情況下，普惠性科技金融極強的外部性特征將嚴重框限自身的發展。因此，普惠性科技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公共屬性”，這也就意味著國家的引導力量成為這類金融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不僅依靠市場的“理性導航”。本文認為，當下的科技金融亟須轉變思維方式，創造一種不同于市場金融的金融模式，肩負供給側結構調整轉型之重任，聚焦長遠回報，甘愿承擔科技創新及其技術孵化過程中所衍生的高風險。同時，與科技創新研發的正向外溢相適配的，需要有特殊的、非市場化的融資制度安排。就中國而言，政府主導的政策性金融無疑是一個可行的選擇，這種模式下的“政府金融”能夠充分體現政府政策導向，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了部分公共性責任，不再簡單地以經營利潤來作為金融運行的準繩，由政府來承擔科技創新體系的資本融通支撐，具有彌補市場機制失靈、實現國家科技創新研發戰略目標，推動具有正外溢性特征產業的發展及進行超偏好的風險平滑管理。
第二，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科技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普惠。在經濟實踐中，科技金融主要將金融融通的功能集中在發展階段處在成長期、成熟期的科技企業上，對于科技企業發展的種子期和初創期卻少有關注，這造成了科技創新研發鏈條的斷裂。普惠性科技金融的重要著力點，在于對處于種子期和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的支持上，這種有重點的全面普惠才是真正的普惠性，那種講求真正平等、全面的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最終又會落回偏愛成長期、成熟期的窠臼之中。在金融資源面臨約束線的條件下，對企業所有生命周期提供泛化性的金融覆蓋其實是背離了普惠性的宗旨理念的。因此，應當引導政策性金融的直接扶植與強力推進功能，針對現有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的特性，以必要的制度進行引導、激勵和培育，激勵現有的銀行性和非銀行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進入科技創新領域，引導足夠的金融資本投入到科技型企業的階段向創新的前期階段尤其是孵化新技術階段位移，最終促進科技知識的孵化和實現科技型創業企業的融資目標。
第三，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經濟主體（企業）的普惠。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高校、科研院所承擔了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開發工作，但在實踐中卻由于其非經濟主體的地位從而受到政府乃至市場金融的忽略，以至于這類處在創新鏈條上游的機構難以獲得（足夠）的科技金融支持。應當轉變原有的思維觀念，將這類研究機構視同為（類）經濟主體，對其創新研發活動給予更大的金融資本和金融服務的支持，從而擴大科技金融的普惠覆蓋面積。
第四，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普惠。李蒼舒（2015）通過對中國既有的普惠性金融體系進行分析后發現，普惠金融的構成中，金融可獲性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使用狀況，而金融服務的質量所具備的權重最低。在科技金融體系中研究也發現，科技金融更多的集中在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上，但圍繞科技企業相關的金融服務乃至質量水平，卻著墨不多。應當說，無論是普惠性金融還是科技金融，都有著重資金融通、輕金融服務的癥結，當著兩種金融模式進行融合創生時，更有可能出現“重硬輕軟”偏好的疊加強化。如上述，需要強調的是，普惠性科技金融，更應當注重科技型企業的金融服務的多元化和鏈條化，通過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擔保、評級、律師咨詢、會計審計、等）來促使科技企業進行研發、協同和再生產，比簡單的資金支持更為有效。
第五，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局限于資金需求側作為受益對象。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應以政策性金融為主要構成，但政策性金融在科技金融道路上過分地“孤軍深入”時，又會引起金融運轉低效甚至衍生腐敗的苛責。想要降低這種情況所帶來的效率沉降，則必須重視市場性金融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一個關鍵在于，如何調動市場性金融參與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構建的積極性？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如何將科技金融資本投入到科技創新研發市場中，卻忽略了這種金融資本應該如何“全身而退”的路徑。其考量的重點都集中在了科技企業的經濟福利上，對資金供給方的受益（退出機制）卻語焉不詳，這種資本有去無回的境況必然折損了市場性金融進取的積極性。本文以為，為市場性金融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疏導退出機制，實現市場性金融的循環再造，從而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⑤，才能提高市場性金融的運作效率。如此演繹，一方面，是科技企業顯著受益；另一方面，是科技金融介入后獲得了相應收益。從而實現了科技金融供需兩側的“琴瑟和鳴”。
[注 釋]
① 市場金融是厭惡風險、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更偏好于排他性地占有收益；而科學技術創新研究卻具備了“九死一生”的高風險和強烈正外部性特征的領域范疇。市場金融在此情景下難以獲得全部收益并同時滌除風險可能，由此帶來了“上帝不能創造自己搬不起的石頭”的悖論。
② “三品”即人品、產品和抵押品；“三表”即水表、電表和稅表；“三流”：人流、物流和現金流等符合經營特征的非財務性指標。
③ 根據美國布茨?阿倫和漢密爾頓咨詢公司的調研總結，一般而言，新產品設想到成果產業化之間存在著高強度的篩選機制：產品設想能夠進入經營效益分析階段的，通過率約為35%，按照盈利原則進入研究設計階段的，占總產品設想數目的30%，當跨越到了生產階段后，僅有5%的產品能夠通過實驗性生產并形成最終產品，但到最后能被市場所承認的，占比不足2.5%。
④ 在庫恩（1962）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指不同研究范式之間的不可相互解釋特征。在本文中，“可通約性”解釋為普惠性金融本就具備科技金融改革目標的內質，或者說科技金融改革中，存在著與普惠性金融的共同區間。
⑤ 或說通過政策性金融對市場金融進行補償和激勵。當然，這種回饋可以是非經濟性、間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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