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17 21:35:34
序論：在您撰寫文化與傳播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論文關鍵詞〕數字化符號化文化傳播
一、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時也是指人類認識和改造的結果。廣義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聯系十分密切。物質文化是人們生產實踐的產物，也是人們精神文化的體現;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層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質是精神的載體，同時也體現出精神文化的內涵。
在傳統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層面，它們之間的界限是很明確的，物質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賴于物質基礎才得以傳播與發展，但物質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僅在于承載與續傳，至于物質本身對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沒有一種物質具有最大范圍內承載和傳播精神文化的特質。例如紙張，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傳播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物質本身的實存性對這種傳播具有約束，精神文化的傳播并不能隨心所欲。從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只不過是人類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它們本質上應該是一體的;但是從傳統物質與精神層面之間的關系來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并未能融為一體，它們之間的界限仍然很明顯，且易于區別。
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這種界限不利于文化整體性傳播，要使文化整體性傳播必須需要另一種方式的出現，這種方式能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傳統的技術范圍內要找到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的方式只能是一個夢想，這一夢想在上個世紀}o年代才開始出現現實的內容。信息技術成為時代的一種帶有主導性的技術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現出新的形態?！疤貏e是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社會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都顯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質，新型的社會文化形態—信息文化正在形成?！毙畔⒓夹g帶來的符號化與數字化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這一愿望成為可能。其中，符號化主要是針對器物而言，數字化則主要是針對符號的轉化而言。
如果說信息化在技術層面使符號化與數字化具有技術的可行性，那么隨著信息化技術興起的一系列文化認知方面的變化則為人們整體化審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阿諾德認為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東西不在于純粹對物質財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與文明的調和，即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和諧共存。斯圖亞特·霍爾把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歷史主義聯系在一起，從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抽象的價值和具體的規范，物質的和精神產品，都被納人了文化研究的視野”。這種“文化主義”的觀念帶來的文化認識是:文化的意義在于集體而不是個人。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最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須從整體的觀念來看待文化的意義，這種整體最主要的層面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同樣的暗示也來自于F·R.利維斯對“大眾文明”的擔心，他對于現代技術，特別是傳播媒體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對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失衡的擔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認為對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但作為文化本身而言，則是由具體的人的意義與實踐構成。文化在他那里不僅具有物質的基礎屬性，而且在物質的基礎上體現出其價值與意義。由此可見，無論斯圖亞特·霍爾、利維斯和威廉斯對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即對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考慮的訴求。他們的這種暗示式的訴求，以及哈貝馬斯、利奧塔等人的理論，在客觀上都讓人們意識到了:在信息技術成為現代主流技術的背景下，人們應從整體的角度審視文化本身，這就為在信息化基礎上整體化考慮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
當代文化觀念的認識把人們的視線轉移到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之中，而信息化技術，特別是信息化中的數字化技術則從方式上確定了上述關系整體化考慮的途徑，即符號化與數字化。符號化是一種具有傳統意味的方式，而數字化則是信息化時代中的一種新的符號化的方式。符號與器物比較起來，它們都可以承載文化的內容。但是它們也有顯著的區別，器物是具體的東西，有著實體的存在。而符號則不同，它可以承載實體的意義，但是對于物質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礎在于人們對物質實體的了解。因而符號化帶來一個顯著的變化，即人們有可能從這些符號化了的對象中進行交流與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備大范圍內的交流，但符號卻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具體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號化，可以有效地傳播其文化內涵。但與此同時，對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卻無法傳達。因此，不難發現，傳統的符號化雖然帶來了一系列認識事物方式的變革，對于文化傳播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其缺點也十分明顯，這就從客觀上需要一種新的技術的出現。這個新的技術一定要滿足符號化的傳播優勢與器物本身實體特征的要求，而數字化技術的出現，正是符合了這個要求。
人們對數字化的認識多種多樣，但是最基本的一條是，人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把事物或器物變成相應的信息，并最終把這些信息以符號化的方式展示出來。數字化的一個巨大優勢在于，它可以存儲海量的信息，并把這些信息以符號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現實中的物體能夠實現最為全面的符號展示。在沒有數字化之前，人們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現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數字化出現以后，人們可以在虛擬的符號世界里從立體的角度觀察與實物基本一致的狀態。通過超鏈接，與之相關的熟悉與不熟悉的事物，以及關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質信息都得以體現。這種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必然帶來新的認識與觀念，它把人從現實時空的實踐發展為虛擬時空的實踐，虛擬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一種新的實踐方式。而當這種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的一種常識時，當代關于文化觀念認識中的焦慮就會得到釋放。阿諾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可以在數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圖亞特·霍爾的整體文化觀念可以得到實現，利維斯對于現代技術的垢病能夠得以改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許可以用虛擬或數字“文化唯物主義”來重新加以闡述。他們對于文化暗示的訴求，在信息技術和傳播方式符號化與數字化的趨勢下，可以真正成為一種現實。
綜上不難發現，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有三個階段是很明確的:一是一種基于物質或器物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二是一種基于符號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三是一種基于數字基礎上的符號文化傳播，即數字化文化傳播。符號化是文化傳播的趨勢，不論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符號化，還是建立在數字基礎上的符號化，符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內涵的轉變，從與物質、符號的對應關系轉化為符號與意義的對應關系，實現了從一般意義上的符號向數字化意義的符號轉化。與之相應的變化是，物質因素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被弱化，立體、深人的意義與形體因素得以強化。文化傳播的這一方式的擅變所形成一個結果就是，物質本身與文化的關系從來沒有如此的緊密，通過符號化與數字化，特別是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物質與文化內涵緊密、完美地實現結合，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是實現整體文化傳播的必要途徑。
二、文化數字化的局限與感知
數字化基礎上的物質與文化內涵的完美結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數字化的全部，同時數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數字化隸屬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對社會文化具有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在邁克爾·默林的《信息技術革命:益處與危害》中得到較為全面的總結。邁克爾·默林總結了10種信息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危害，它們分為對人的意識的危害、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危害、對生活品質的危害等三個部分。毫無疑問，從社會角度來看，邁克爾·默林的這種擔憂以及他對這些危害的認識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符號化的轉化方式來看，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問題。因此，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于符號化與數字化方式與方法上的局限，而具體層面則是物質符號化與數字化以及精神層面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號化與數字化的方式與方法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論”，齊鵬在《當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書中深刻地揭示出了這種悖論的存在。他認為數字化會導致人依賴于技術，成為技術的奴隸，最終形成新的人性的異化。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論是事物發展的本質”，同時也有技術本身的因素，“數字化平臺的單一性”，還有符號化與數字化中介中時空關系對人文精神影響的原因。齊鵬認為，要解決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必然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藝術手段與審美功能”。不可否認，上述兩種解決方式從學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很難完全實現，尤其是在技術領域，其實現的難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術本身給數字化帶來的危害，以及在符號化與數字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論”外，在具體的符號化與物質化的轉化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其他問題。其最現實的間題是，物質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雖然借助了物質載體，但卻是以精神層面的狀態存在。這種層面的文化相對于以物質為主體的文化而言，其范圍與內容更廣，甚至可以說是文化的主體部分。并且一旦數字化以后，對于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與傳統方式在本質上并沒有巨大的改變，而真正引起巨大變化的，還是物質文化的那一部分。
數字化的過程是一個精細信息化的過程，信息精細的程度直接決定物質數字化的程度。數字化雖然帶來了物質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帶來精細化，這是文化數字化所面臨的主要的局限之一?，F代的科學技術手段使人們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個物質存在，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很難做到完全展示。盡管人們精細信息化的程度會越來越深，但也無法達到完全精細的程度，因此，這個局限只是大小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顯然，如何消解這樣一個最主要的局限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預知的技術發展的所有趨勢中，現代技術無法實現這一目的，也無法找到最終的結果。既然從數字化技術的角度無法得至昧最終的結果，從別的角度尋求解決途徑就成為必然。
從文化傳播的技術角度來看，現代數字化文化傳播的方式已經在人們可預見的范圍內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單純從現有技術的角度已經無法實現更大的進步。但是從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別是人們對于文化理解的觀念上的改變，可以最大程度地改變上述的局限。傳統對于物質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質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號化理解過程中，也是以物質實際存在為前提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同樣是以人們對于物質的實際感受為基礎。以物質的實存來感受文化本身，是人們傳統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數字化的符號則是依據人們對物質信息處理后的符號，并不是由符號本身直接而來，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質本身最為精細的全部內容。盡管這樣，一些新的變化產生，從而造成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與以往符號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樣，“從感覺的對象來看，原來的感覺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的感覺對象則不是如此，“二進制把原來符號系統中無法感覺的對象，無法邏輯化和虛擬化的感覺對象，特別是無法代碼化的經驗、智力、智慧，都作為自己感覺的對象”。這樣一來，對于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理解方式必然要與傳統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實現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理解，必然會建立一種新的觀念，即對于文化的理解要脫離純粹的實物基礎，并且要建立在符號本身之上。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不再注重實物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系，而把重點放在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系，使符號與文化意義建立起直接的對應關系，真正實現符號文化。這種符號文化觀念的建立不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質不能實現完全精細化的局限，而且還可以使對物質文化的理解和以對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實現理解方式的統一，形成整體的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融合。在這個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世界里，沒有物質與符號之間的對應關系，只有符號與文化之間的對應關系，這樣一來，就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消解現代技術無法完全解決信息精細化的問題。
論文摘要:翻譯過程不僅涉及兩種語言，還涉及到兩種社會文化，這就要求譯者翻譯時不能只在語言上推敲，還應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適的翻譯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時，使譯作可以被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所接受，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好翻譯的文化傳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譯的任務
(一)文化的概念
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又是一種社會現象。兩個不同民族的語言交流，實質上是兩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語言交際過程中，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溝通，不僅決于他們對語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決于他們對語言所負載的文化意蘊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譯應“突破以往‘語言的囚籠’(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縛”，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進行。筆者認為，當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傳播空前活躍，翻譯又是文化傳播中信息轉換的橋梁，人們對翻譯與文化的關系也愈來愈關注，因此如何翻譯以實現更好地進行文化傳播，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探究了。
有關文化的定義很多，筆者贊同王克非的定義:“所謂文化指的是歷史上創造的所有的生活樣式，包括顯性的和隱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談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們在某一時期作為人們行為的潛在指南而存在?！彼亩x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對性和文化是人們行為的指南這兩個重要概念。
(二)翻譯的任務
翻譯過程不僅涉及兩種語言，還涉及到兩種社會文化。正如張今先生所言:“翻譯是兩個語言社會之間的交際過程和交際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進本語言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它的任務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現實世界的邏輯映像或藝術映像，完好無損地從一種語言譯注到另一種語言中去?！苯鷮W者越來越注重翻譯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奈達曾指出:“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p>
二、文化傳播與翻譯的關系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反映文化并受著文化的制約。任何語言文學都是某種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社會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語言使用者的思維方式和表達能力。
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系注定了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系。翻譯的過程就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兩種語言轉換的過程中必然涉及到兩種文化。我們常常見到由于缺乏對源語文化的了解而錯譯、誤譯的情況。例如:將to blow one’s own hom譯為“各吹各的號”，而這個習語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就無法真正掌握語言。我國著名學者王佐良教授在談到文化與翻譯的關系時曾指出:“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他處理的是個別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狈g已不再僅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譯越來越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
三、中西方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由于社會歷史、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原因，中西方存在著較大差異，彼此對事物的好惡不同，因此在遣詞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語中綠色常用來表示“嫉妒、眼紅”等意，如詞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紅”譯為“red-eyed".將會使以英語本族語的人不能理解其內涵。又如，同一動物在不同語言中的含義是互不相同的。英語民族有愛狗的傳統，中國人卻崇敬龍。在封建時代，龍是皇帝的象征。中華民族稱自己是“龍的傳人”。
“龍”(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話傳說中卻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長著翅膀，身上有鱗，拖著一條長長的蛇尾，嘴中噴出火焰，是罪惡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語“望子成龍”若譯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讀者一定會大惑不解甚至產生誤解;若譯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則能恰如其分地傳達源語的文化內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對于某些動物的心理反應是不完全相同的，這就要求翻譯時必須進行適當的轉換。
中國遵循直覺的感悟式的思維方式，追求形象思維。而西方開放性的商業社會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奧秘的外向型思辨。這種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邏輯關系的分析性思維方式。兩種思維模式決定了對語言的兩種審美標準:語言的形象美和語言的邏輯美。例如: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對照上面馬致遠的“秋思”與譯文可以看出，原詩通過九個形象性名詞的連續使用，譯文則是通過形式完整的邏輯語句來抒發作者當時的心境，這正符合東西不同思維模式的特點。所以，在翻譯時若遇到這種情況，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縛，運用不同的思維模式構建譯文，以符合譯入語文化的審美標準。
因為中西方人的思維模式、社會習俗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而人們的行為方式又受社會文化的潛在指引，所以翻譯中最大的困難往往不是來自語言本身，而是語言所承載的文化意蘊。這就要求譯者翻譯時不能只在語言上推敲，還應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這樣才能將翻譯做好。
四、文化翻譯的策略及原則
(一)翻譯策略的選用
翻譯的目的是促進不同語言、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溝通，因此，翻譯是文化傳播的中介，而譯者就是文化傳播的使者。譯者的翻譯策略與翻譯目的、譯者的意識形態、文化背景、社會氛圍、讀者的趣味要求等可變因素息息相關，又直接影響到翻譯效果。因而，異化與歸化等翻譯策略在中外翻譯史上都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皻w化翻譯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異化翻譯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國翻譯理論家韋努蒂(LVenuti， 1995)創造的術語，用于描述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翻譯法追求譯文文體自然流暢，一目了然，其目的是盡量減少原文給目的語讀者帶來的陌生感;而異化翻譯法則故意沖破目的語常規，把原文本的異國情調帶到目的語文化之中。隨著翻譯研究越來越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異化與歸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視野中進行關照。葉子南將西化界為在兩個語言體系中已固定的表達方式間有差異時(英譯中)所采取的原語的表達方式;并認為緩慢適度的西化有益無害，西化的總趨勢是合理的。郭建中認為歸化與異化各有其長，這兩種互補的方法將同時并存。孫致禮則持適度原則，即在“純語言層面”用歸化法翻譯，在“文化層面”力求最大限度的異化。但他們又都推斷異化法將最終會占上風。
(二)“文化傳真”:翻譯的基本原則
魯迅說:“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所謂“異國情調”，魯迅指的不是語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盡量保存原文所蘊含的異域文化特色。韋努蒂積極倡導翻譯過程中對源語文本的異化處理，從而揭示兩種語言在表達形式和文化上的差異。這就是說，翻譯不僅要考慮語言的差異，還要密切注視文化的差異，文化差異處理得好壞，往往是翻譯成敗的關鍵。語言可以轉換，但文化特色卻不宜改變，一定要真實地傳達出來。因此，“文化傳真”應是翻譯的基本原則。
為了能夠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來源于典故或宗教的習語常采用異化的譯法。當然，為了照顧譯語讀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譯加注腳的方法，如漢語諺語“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由于基督教國家對“和尚”這一概念比較陌生，而有關和尚的典故更是鮮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譯加解釋: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這樣既傳達了語言的意義，又傳播了文化背景知識。
[論文摘要]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符號呈現出兩種角色，一是對應于物質的符號，一是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就數字化的文化傳播而言，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實現了文化傳播的整體性，弱化了物質性，使傳統的物質與符號關系讓位于符號與意義的關系，物質與精神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整合于意義之中。但數字化的符號對文化傳播也有其無法完全精細化的局限，純粹的技術手段無法解決問題，認識到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真實與虛擬的雙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數字化符號對文化傳播的局限。
一、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時也是指人類認識和改造的結果。廣義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聯系十分密切。物質文化是人們生產實踐的產物，也是人們精神文化的體現;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層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質是精神的載體，同時也體現出精神文化的內涵。
在傳統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層面，它們之間的界限是很明確的，物質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賴于物質基礎才得以傳播與發展，但物質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僅在于承載與續傳，至于物質本身對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沒有一種物質具有最大范圍內承載和傳播精神文化的特質。例如紙張，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傳播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物質本身的實存性對這種傳播具有約束，精神文化的傳播并不能隨心所欲。從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只不過是人類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它們本質上應該是一體的;但是從傳統物質與精神層面之間的關系來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并未能融為一體，它們之間的界限仍然很明顯，且易于區別。
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這種界限不利于文化整體性傳播，要使文化整體性傳播必須需要另一種方式的出現，這種方式能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傳統的技術范圍內要找到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的方式只能是一個夢想，這一夢想在上個世紀}o年代才開始出現現實的內容。信息技術成為時代的一種帶有主導性的技術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現出新的形態。“特別是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社會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都顯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質，新型的社會文化形態—信息文化正在形成?！毙畔⒓夹g帶來的符號化與數字化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這一愿望成為可能。其中，符號化主要是針對器物而言，數字化則主要是針對符號的轉化而言。
如果說信息化在技術層面使符號化與數字化具有技術的可行性，那么隨著信息化技術興起的一系列文化認知方面的變化則為人們整體化審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阿諾德認為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東西不在于純粹對物質財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與文明的調和，即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和諧共存。斯圖亞特·霍爾把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歷史主義聯系在一起，從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抽象的價值和具體的規范，物質的和精神產品，都被納人了文化研究的視野”。這種“文化主義”的觀念帶來的文化認識是:文化的意義在于集體而不是個人。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最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須從整體的觀念來看待文化的意義，這種整體最主要的層面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同樣的暗示也來自于f·r.利維斯對“大眾文明”的擔心，他對于現代技術，特別是傳播媒體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對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失衡的擔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認為對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但作為文化本身而言，則是由具體的人的意義與實踐構成。文化在他那里不僅具有物質的基礎屬性，而且在物質的基礎上體現出其價值與意義。由此可見，無論斯圖亞特·霍爾、利維斯和威廉斯對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即對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考慮的訴求。他們的這種暗示式的訴求，以及哈貝馬斯、利奧塔等人的理論，在客觀上都讓人們意識到了:在信息技術成為現代主流技術的背景下，人們應從整體的角度審視文化本身，這就為在信息化基礎上整體化考慮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
當代文化觀念的認識把人們的視線轉移到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之中，而信息化技術，特別是信息化中的數字化技術則從方式上確定了上述關系整體化考慮的途徑，即符號化與數字化。符號化是一種具有傳統意味的方式，而數字化則是信息化時代中的一種新的符號化的方式。符號與器物比較起來，它們都可以承載文化的內容。但是它們也有顯著的區別，器物是具體的東西，有著實體的存在。而符號則不同，它可以承載實體的意義，但是對于物質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礎在于人們對物質實體的了解。因而符號化帶來一個顯著的變化，即人們有可能從這些符號化了的對象中進行交流與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備大范圍內的交流，但符號卻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具體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號化，可以有效地傳播其文化內涵。但與此同時，對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卻無法傳達。因此，不難發現，傳統的符號化雖然帶來了一系列認識事物方式的變革，對于文化傳播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其缺點也十分明顯，這就從客觀上需要一種新的技術的出現。這個新的技術一定要滿足符號化的傳播優勢與器物本身實體特征的要求，而數字化技術的出現，正是符合了這個要求。
人們對數字化的認識多種多樣，但是最基本的一條是，人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把事物或器物變成相應的信息，并最終把這些信息以符號化的方式展示出來。數字化的一個巨大優勢在于，它可以存儲海量的信息，并把這些信息以符號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現實中的物體能夠實現最為全面的符號展示。在沒有數字化之前，人們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現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數字化出現以后，人們可以在虛擬的符號世界里從立體的角度觀察與實物基本一致的狀態。通過超鏈接，與之相關的熟悉與不熟悉的事物，以及關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質信息都得以體現。這種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必然帶來新的認識與觀念，它把人從現實時空的實踐發展為虛擬時空的實踐，虛擬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一種新的實踐方式。而當這種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的一種常識時，當代關于文化觀念認識中的焦慮就會得到釋放。阿諾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可以在數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圖亞特·霍爾的整體文化觀念可以得到實現，利維斯對于現代技術的垢病能夠得以改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許可以用虛擬或數字“文化唯物主義”來重新加以闡述。他們對于文化暗示的訴求，在信息技術和傳播方式符號化與數字化的趨勢下，可以真正成為一種現實。
綜上不難發現，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有三個階段是很明確的:一是一種基于物質或器物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二是一種基于符號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三是一種基于數字基礎上的符號文化傳播，即數字化文化傳播。符號化是文化傳播的趨勢，不論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符號化，還是建立在數字基礎上的符號化，符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內涵的轉變，從與物質、符號的對應關系轉化為符號與意義的對應關系，實現了從一般意義上的符號向數字化意義的符號轉化。與之相應的變化是，物質因素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被弱化，立體、深人的意義與形體因素得以強化。文化傳播的這一方式的擅變所形成一個結果就是，物質本身與文化的關系從來沒有如此的緊密，通過符號化與數字化，特別是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物質與文化內涵緊密、完美地實現結合，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是實現整體文化傳播的必要途徑。
二、文化數字化的局限與感知
數字化基礎上的物質與文化內涵的完美結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數字化的全部，同時數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數字化隸屬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對社會文化具有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在邁克爾·默林的《信息技術革命:益處與危害》中得到較為全面的總結。邁克爾·默林總結了10種信息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危害，它們分為對人的意識的危害、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危害、對生活品質的危害等三個部分。毫無疑問，從社會角度來看，邁克爾·默林的這種擔憂以及他對這些危害的認識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符號化的轉化方式來看，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問題。因此，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于符號化與數字化方式與方法上的局限，而具體層面則是物質符號化與數字化以及精神層面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號化與數字化的方式與方法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論”，齊鵬在《當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書中深刻地揭示出了這種悖論的存在。他認為數字化會導致人依賴于技術，成為技術的奴隸，最終形成新的人性的異化。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論是事物發展的本質”，同時也有技術本身的因素，“數字化平臺的單一性”，還有符號化與數字化中介中時空關系對人文精神影響的原因。齊鵬認為，要解決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必然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藝術手段與審美功能”。不可否認，上述兩種解決方式從學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很難完全實現，尤其是在技術領域，其實現的難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術本身給數字化帶來的危害，以及在符號化與數字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論”外，在具體的符號化與物質化的轉化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其他問題。其最現實的間題是，物質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雖然借助了物質載體，但卻是以精神層面的狀態存在。這種層面的文化相對于以物質為主體的文化而言，其范圍與內容更廣，甚至可以說是文化的主體部分。并且一旦數字化以后，對于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與傳統方式在本質上并沒有巨大的改變，而真正引起巨大變化的，還是物質文化的那一部分。
數字化的過程是一個精細信息化的過程，信息精細的程度直接決定物質數字化的程度。數字化雖然帶來了物質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帶來精細化，這是文化數字化所面臨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現代的科學技術手段使人們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個物質存在，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很難做到完全展示。盡管人們精細信息化的程度會越來越深，但也無法達到完全精細的程度，因此，這個局限只是大小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顯然，如何消解這樣一個最主要的局限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預知的技術發展的所有趨勢中，現代技術無法實現這一目的，也無法找到最終的結果。既然從數字化技術的角度無法得至昧最終的結果，從別的角度尋求解決途徑就成為必然。
從文化傳播的技術角度來看，現代數字化文化傳播的方式已經在人們可預見的范圍內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單純從現有技術的角度已經無法實現更大的進步。但是從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別是人們對于文化理解的觀念上的改變，可以最大程度地改變上述的局限。傳統對于物質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質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號化理解過程中，也是以物質實際存在為前提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同樣是以人們對于物質的實際感受為基礎。以物質的實存來感受文化本身，是人們傳統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數字化的符號則是依據人們對物質信息處理后的符號，并不是由符號本身直接而來，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質本身最為精細的全部內容。盡管這樣，一些新的變化產生，從而造成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與以往符號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樣，“從感覺的對象來看，原來的感覺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的感覺對象則不是如此，“二進制把原來符號系統中無法感覺的對象，無法邏輯化和虛擬化的感覺對象，特別是無法代碼化的經驗、智力、智慧，都作為自己感覺的對象”。這樣一來，對于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理解方式必然要與傳統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實現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理解，必然會建立一種新的觀念，即對于文化的理解要脫離純粹的實物基礎，并且要建立在符號本身之上。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不再注重實物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系，而把重點放在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系，使符號與文化意義建立起直接的對應關系，真正實現符號文化。這種符號文化觀念的建立不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質不能實現完全精細化的局限，而且還可以使對物質文化的理解和以對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實現理解方式的統一，形成整體的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融合。在這個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世界里，沒有物質與符號之間的對應關系，只有符號與文化之間的對應關系，這樣一來，就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消解現代技術無法完全解決信息精細化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傳媒全球化；傳媒區域化；文化親合性；亞文化爭端
一、傳媒區域化的歷史背景
1、傳媒全球化與西方媒體
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傳媒領域呈現出明顯的全球化趨勢。傳媒全球化不僅表現在傳媒技術高速發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訊網絡，也表現在經濟自由貿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國視聽服務。傳統的影視產品的生產、銷售和消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單一的小規模流通轉變成跨國式的生產合作。然而，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源在市場競爭中經過重新整合，逐漸聚集在少數跨國媒體集團手里。國際媒體市場包括電視、電影、廣播、雜志、報刊和音樂幾乎都控制在如時代華納、新聞集團這樣的傳媒巨鱷手中。聯合國1989年的報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體集團中，39家來自美國，25家來自西歐，8家自日本，5家來自加拿大，1家來自澳大利亞，但沒有一家來自第三世界國家。學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證明，在過去長達幾十年的國際視聽產品貿易當中，西方發達國家電視節目的輸出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輸出，形成一種單向的文化流動趨勢。
2、傳媒全球化與文化霸權
與傳媒全球化伴隨而來的是越來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但是，出于對傳媒技術和市場資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并不是一個和平的過程，而是充滿著摩擦與沖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借助其傳媒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壟斷性流通，通過長期不對等的貿易關系強勢傳播到世界各地，從而導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質化，被西化，更狹隘的意義上講是被美國化。這種依附于強大經濟實力的西方文化擴張后來被赫伯特·席勒等學者作為文化霸權理論的主要依據。文化霸權理論認為，西方的影視文化產品中嵌入了大量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隨著它們在全球市場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為一種“文化霸權”。
面對影視貿易逆差和文化霸權，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對強勢的西方文化產生了防備，開始采取文化保護主義政策以達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護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國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則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拔幕狻保瓌t試圖通過對文化產品設立貿易壁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籬笆”來抵制文化霸權。
近年來，隨著亞洲特別是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亞洲國家嘗試通過采取區域合作的方式來共同抵制文化霸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規模。本文將以東亞范圍的區域合作為例，主要包括中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對傳媒區域化這一概念詳加探討。
二、傳媒區域化的現狀分析
1、傳媒區域化的定義初探
傳媒區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區域范圍內，那些認為共享類似文化和經濟背景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為了促進該區域內的文化或經濟交流而進行的影視產品的相關貿易活動。例如區域范圍內的節目發行、區域性的聯合制作以及為迎合區域內觀眾口味的節目制作等。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傳媒區域化”已呈現出日益頻繁之勢，亞洲四小龍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對區域市場積極開拓，帶動了區域性的跨文化傳播。
2、區域性跨文化傳播的發展狀況
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是促成東亞傳媒區域性合作的客觀因素。隨著4個地區的經濟增長，當地的傳媒產業也得到飛速發展，彼此之間的影視合作交流也日益頻繁。香港是東亞地區跨文化傳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簡稱香港無線)是香港本地也是東亞地區較為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制作商和運營商。它擁有多達75000個小時的華文節目的儲存量，通過海外銷售和租賃電視節目的收入高達8000多萬港元。1993年，香港無線擴大區域市場，和臺灣合作成立tvbs為臺灣和亞洲華語觀眾提供電視服務。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時新加坡本土制作的電視節目，覆蓋面積從中國北部直達澳大利亞南部。同期，韓國基于相似的東亞文化背景也加入區域電視服務領域，到1998年韓國出口的影視節目中三分之一輸出到中國文化市場。隨著近年中國傳媒產品的快速發展，中國影視節目進出口比例也逐漸增加，從1982年中央電視臺引進外來節目的比例占總節目時間的8％快速增長到90年代末的30％。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整個東亞地區開始大幅增加來自本區域制作的影視節目，而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的節目數量則逐漸減少。
數據顯示1999年美國出口東亞的影視節目下降17個百分點，而韓國收視率排名前20位的電視節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則是百分之百。
3、傳媒區域化的文化成因
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媒體技術的發展無疑是促成傳媒區域化的客觀因素，海外市場開拓和衛星電視技術等條件都無限可能地推動著區域傳媒市場的形成；相比經濟和技術動力，文化親合性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并不亞于前兩者。文化親合性——即指文化價值體系和語言體系的相似性——不僅在節目交換過程中形成了區域內觀眾對影視產品的喜好偏愛，而且也為這些產品在區域市場的消費提供了極大的潛在可能性。本文以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東亞區域為例，深入探討區域傳媒市場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韓國制作的電視劇，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人魚小姐》和《加油，金順》，在中國市場得到令人矚目的高收視率回報，在觀眾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陣“韓流”。這明顯是文化親合性的推動作用。
中國觀眾在觀看韓國電視劇時很容易尋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處。韓國電視劇以反映日常生活見長，著重對家庭生活的細節描寫，這集中體現了韓國重視核心家庭尊長愛幼，子女行孝，以及強調團結和諧家庭氛圍的儒家價值觀。而這正好與中國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傳統道德和文化價值相契合，使中國觀眾產生了共鳴。
不僅如此，東亞文化的親合性除了得到觀眾的情感認同之外，也同樣得到東亞政府的鼓勵與支持，為傳媒區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傳媒區域化的東亞國家之一。除此之外，韓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過舉辦國際電視展覽會來積極促成區域市場的繁榮。例如在2006年中國國際廣播影視博覽會上，中國生產的電視劇《越王勾踐》以高價被日本購得版權，廣博會海外成交量達100萬美元。
三、傳媒區域化的意義及問題
1、積極意義：抵制西方文化霸權
從抵制西方文化霸權的角度來分析，傳媒區域化對其成員來說有很多積極意義：
其一，通過增加區域內影視節目的流通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程度。通過傳媒區域化戰略，亞洲國家可以相互出售和發行自己制作的節目，依靠區域內供給來填補市場缺口，從而減少對西方影視節目的依賴性。
其二，亞洲國家通過交流區域內節目，在文化上也減少了來自西方的挑戰和沖擊，確保了當地的文化獨特性與社會穩定性。如果亞洲觀眾受西方影視節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西方價值體系的擁護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換或者同化，面臨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險；也會危及本國的社會穩定。因此區域內節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對本國市場帶來的沖擊，以及對傳統文化和道德觀念上的侵蝕。
2、問題：亞文化爭端
傳媒區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所作的文化兩分法的假定，把外來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的參照范圍直接縮小到“東方文化”內部，使其內部亞文化族群之間的微妙差異逐漸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國熱播的韓國歷史劇《大長今》引起的中韓兩國人民關于傳統醫學知識的爭論就體現了傳媒區域化所帶來的東亞文化之間的亞文化分歧?！洞箝L今》講述了韓國歷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醫長今的傳奇故事。片中展現出豐富的韓國宮廷醫學文化，中國觀眾從中不難解讀出古代韓國深受中國傳統醫術影響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醫所參考的書目就是東漢大醫學家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然而韓國電視劇中對這些中國觀眾熟悉的中醫知識所做出的解釋卻無法得到中國觀眾的認同。劇中述及針灸和麻醉等醫學技術是女御醫長今所發明，然而根據中國歷史記載，針灸技術早在中國東漢時期已經用于復雜病癥，麻醉技術也是中國的名醫華佗在使用麻沸散給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術時已經使用。中國觀眾對韓劇把“中醫”解釋成“韓醫”的這種“篡改”行為表示出很大的不滿。而此后韓國媒體把“漢字”解釋成“韓國人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是“韓國人發明的”，“李時珍”是“韓國人”等等行為更是掀起了中韓兩國的文化之爭。
論文摘要;一部人類丈明史就是一部文化傳播史，一部媒介發展史和變遷史。文化傳播滲透于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之中。文化傳播經歷了語言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網絡傳播依次遞進和全加的過程。文化傳播的發展離不開嫌介文化的發展。本文從當代文化傳播與媒介的關系、當代文化的嫌介化及嫌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當代丈化傳播與媒介丈化的關系，以便更好地徒進當今煤介文化產業化的發展。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化傳播的時代，文化傳播作為人類存在和發展的表征和特權，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傳播既改變了人類也改變了世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文化傳播。文化傳播的關鍵是媒介文化，它決定著文化傳播的速度、內容和范圍。所謂煤介文化是指傳播者借用傳播媒介在實施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總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個體系、媒介運作方式及其中的符號、意義和價值觀，還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等多種變數”。它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它構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塑造了人們關于自己和他者的觀念;它制約著人們的價值觀、情感和對世界的理解;它不斷地利用高新技術，訴求于市場原則和普遍的非個人化的受眾……總而言之，媒介文化把傳播和文化凝聚成一個動力學過程，將每一個人裹挾其中。于是，媒介文化變成當代日常生活的儀式和景觀。長期以來，由于體制和觀念上的原因，人們淡薄了文化傳播，更沒有媒介文化意識。2003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發展文化產業以后，人們的文化傳播、媒介文化意識不斷加強，不僅重視了文化傳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學者對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進行探討。但研究文化傳播與媒介文化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幾乎是空白，本文就此進行探討，旨在更好地促進當今媒介文化產業化的發展。
要弄清當代文化傳播與媒介文化的關系，可從當代文化傳播與媒介的關系、當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當代文化傳播與媒介
文化傳播是指“人類特有的各種文化要素的傳遞擴散和遷移繼傳現象，是各種文化資源和文化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變、共享、互動和重組，是人類生存符號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是傳播者的編碼和讀者的解碼互動闡釋的過程，是主體間進行文化交往的創造性的精神活動’。一個時代的文化傳播的性質和水平，不在乎傳播什么，而在于怎樣傳播，用什么媒介手段進行傳播。文化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種新的傳播方式和技術的興起都會引起文化的變革。
每一種媒介的出現都會給社會和文化造成很大沖擊，終于延續成為文化的一種積累。媒介經歷了各種形式的變化、演進與共存，在傳播文化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文化傳播因媒介的發展而得到同步的發展。媒介經歷了從單一到綜合，從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文化傳播也就經歷了語言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網絡傳播依次遞進和疊加的過程。例如人是文化傳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語言傳播成為文化傳播最初的形態，人的流動則成為文化傳播重要媒介。后來人類的祖先開始用圖畫來表達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創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亞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創造了楔形文字，文字傳播開始成為文化傳播的形態。人類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傳播，其社會影響更為深廣。它使文化、科學、哲學、宗教思想得以廣泛傳播，從而大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程。印刷機的發明的確是一次劃時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報刊、雜志、書籍無一能離開印刷術，它們在傳遞、交流著各種不同的文化。接踵而來的是影視形象傳播的誕生與通訊技術的巨大突破: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從黑白到彩色、寬銀幕到立體聲電影;從電報到有線電話、無線電話、再到太空傳播的衛星通信，這些成就造成了電子傳播時代的到來。電子媒介的出現，是人類文化傳播歷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極大地改變了文化傳播的方式，改變了文化自身的形態，甚至改變了生存于其中的人類生活。
媒介在促進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世紀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產生和運用使人類文化傳播呈現網絡傳播的態勢:“上網”和“在線”使人類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帶來的新景觀、新檔次以及勢不可擋的新趨勢，網絡媒介的虛擬化使當代文化傳播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文化傳播形式經網絡傳遍，其性質由點對面的傳播變成了點對點的傳播。網絡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進程。通過時空分離或時空凝縮，“地球村”應運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來越受到遠處事件的“遠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識異常凸顯。我們—他者、本土—異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疇，不再是抽象的范疇，而是滲透在我們的日常工作中。當代文化傳播媒介的出現和發展正在改變著人類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及其整個生活世界。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心理和價值觀念。
二、當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現代社會，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現形態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滲透是當代社會文化生活中極為重要的現象，技術不斷優化、現代化的大眾傳播媒介負載著各種各樣的文化信息，為當代人們構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種各樣的文化樣式，無不紛紛利用大眾傳播文化作為傳播的渠道。
事實表明，技術對文化起著雙刃劍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業中的技術因素極大地改變了文化的傳播形態和傳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廣泛的傳播，使遠距離的文化傳播成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業中的復制技術實現了對文化產品的規?；a，推動了文化的民主化進程。此外，文化工業也帶來了需要引起人們關注的事項:一是技術選擇的內容由于遠離了其原初形態而使文化信息未經解釋的本原性喪失。生產技術越是完整的重負、負經驗對象，人們就越容易產生錯覺，必然構成強制性的意識形態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傳播的互動模式變成了線性單向的過程，這在電子媒介中顯得尤為突出。有千百萬人參與的文化工業再生產過程，總是在無數的地方為滿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標準化的產品。這不僅是文化生產越來越壟斷化，而且在技術的支配下，每一個自發的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節目的公眾，都會收到來自機器設備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戰勝了價值理性。三是大眾傳媒推動了大眾文化的迅猛發展，它不但在規模上超過了其他文化形態，而且還以各種“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奪著其他文化資源。這就造成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甚至主導文化的“殖民化”。
技術化生存著的人類在功能上越來越趨于平均化，這種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而使其個性變的蕩然無存?，F代技術對文化主體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費者的想像力漸趨萎縮。文化產品本身，臂如較有代表性的電影、電視，就抑制了觀眾的主觀創造力。當代電影、電視越來越片面強調技術的萬能作用，為技術而技術，留給觀眾的除了視覺的沖擊外，腦子里一片空白;影視本身缺乏人文內涵，故事情節蒼白，情感空洞，把觀眾帶人了技術主義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們的想像力，以至人們不再借助圖像進行創造活動。另外，隨著技術化在文化工業中的蔓延，各種新的娛樂方式，如歌舞廳、電子游戲廳隨處可見。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眾在塑造大眾文化，而實際上是大眾文化在不斷地生產著市民大眾，而人們只能努力使自己適應這些新的消費方式和娛樂方式。于是，文化工業不僅決定著文化商品的生產，而且控制和規范著文化消費者的需求。
然而，技術對文化的滲透越是隱蔽，它的作用反而會越強烈。這在文化觀念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由于科技的發展.知識與產品迅速更新，這就要求人們的思維及觀念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同時也要求人們對世界的基本規定性，對人生的態度及自我認知的方式進行重構。技術對文化的影響和滲透，使價值理性的主體和對象成為虛元。鮑德里亞把當代通過媒介使社會事件無限接近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這種呈現方式，看作是作為人性表現的身體的喪失。由于媒介對每個事件和政治活動的無限接近，政治和權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廣眾下，杜會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測。在他看來，如果身體失去了表現力，失去了空間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與其他身體相區別的東西，那么這個身體就是多余的，最終成為信息傳播的障礙。技術對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滲透，特別是計算機電子技術的發明與使用，使技術概念侵人人的意識和感覺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對主體的價值理性的挑戰。 網絡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會對社會干擾產生令人憂慮的負面作用，這種對主體價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拋棄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對網絡的服從，勢必演繹成一種文化的病態。總之，現代技術對文化的滲透作用不僅不·會停止，反而會愈演愈烈。對此采取視而不見或堅決抵制的做法，對文化的生產、消費和傳播均有害。人們當然應該頭腦清醒，趨利避害，在文化傳播活動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張力和動態平衡。
文化傳播的前期大多是群體對群體的傳播，因為個人對個人的文化傳播處于較低層面，缺少現代的信息工具和傳播方式，而網絡傳播作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補了人類的這個空缺。從整個社會角度看，網絡傳播就如同社會運行的神經一樣，對人類的交流、交往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網絡在技術上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溝通的平臺，它像一個巨大的信息超市，成為人類大眾聚會的廣場，使人類的精神家園有了一個新的棲息之地。但與此同時，網絡也使人們對傳播的內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網絡是工具理性的勝利，是技術的勝利。它強調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內容，它用形式顛覆了內容。對此，人們必須引起高度瞥惕。
總之.當代傳播媒介是一種社會輻射力很強的文化裝置，不僅影響到文化傳播的范圍、內容及速度，成為文化傳播的強大動力，而且當代傳播媒介的諸多特點已進入當代文化的深層結構，使當代文化呈現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與傳播同質同構”在當代的突出表現。
三、媒介文化化
傳播媒介文化就其實質而言，是媒介的文化價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產物，它在文化社會系統中形成了一個亞文化系統，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實際上就是研究傳播媒介與文化及其變遷之間的關系。媒介文化離不開媒介的存在與發展。威爾泊。施拉姆認為:“媒介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遞的工具?！睆臍v史的發展來看，傳播媒介文化經歷了口語文化、書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電子媒介文化幾個階段。
口語文化是一種民主性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傳播基于人先天具備的能力，從而使每個人都可享用信息傳播所帶來的利益。但口語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易受時間的侵蝕而湮滅，而且它的影響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書面文化使傳播成為一種破解和使用符號的技術，這種變化的意義是深遠的?！皶嬲Z出現是語言脫離了口語傳統向世俗權利轉變，結果對空間關系的強調超過了時間關系”。書面文化擺脫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離，擴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圍。電子媒介是書面文化發展的高峰，也是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在電子傳播方式中的融合。電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過聲音和圖像的形式得以傳播，從而清除了書面文化的文字符號對大眾的限制。不論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電子媒介的聲音與圖像和文化接觸。如同口語文化一樣，電子媒介從傳播方式來看，對使用者沒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傳播媒介文化的發展固然與某種特殊的傳播技術有關，但歸根結底是由社會文化的發展所推動的。文化與媒介文化的關系表現為
1.人類創造了文化，同時也就學會了進行丈化傳播
烽火、擊鼓是文化傳播;駐寄梅花、魚傳尺素，也是文化傳播。人類文化并非得自遺傳，而是后天學習所得。人類文化的這種后天獲得性，乃是文化變遷與發展的基礎。文化變遷與發展受到傳播的巨大影響。而傳播本身是一種文化現象。在世界范圍內，變遷是文化的縱向發展，傳播是文化的橫向發展，兩者相結合則是世界傳播文化的進步。
2.文化較多依技于傳播，沒有傳播，它將隨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沒有傳播，便沒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構。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戈登限澤認為，在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傳播而來的，而這一比例可高達90%。這就是說，對于大多數民族或國家的文化而言，獨立創造的文化只有10%。人類正是通過使用、控制傳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傳承、共享、發展、延續下去，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變遷和發展。
3.傳播嫌介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傳播是文化跨時空，沖垮各式各樣的社會籬笆，不僅影響著文化的形成，而且影響著文化的變化和發展，從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變遷。
文化融合指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文化經過接觸交往后，彼此借鑒、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種新文化的過程。文化融合是傳播的結果。這種結果可能是各種文化體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來，有的被拋棄，有的發生變化，從而形成一種不同于原有文化體系的新文化體系。傳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進文化融合的重要機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現。文化的融合于同化為原有的文化圈補充了新鮮的養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適應、整合功能進一步增強。
文化增值是文化的放大現象。當一種文化原有的價值或意義在傳播過程中產生出價值或意義，或者一種文化的傳播面增加從而使受傳體文化相對于傳體文化有了某種增值放大，這就是文化的增值現象。
論文摘要:通過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元素在廣告中的傳承與傳播，分析了一系列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廣告中的誤用現象，對如何正確、規范廣告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提出合理化建議。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廣告的完美結合
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創造與文化傳播，都必然會誕生一些符合時代需求的文化表現語言與表現形式，廣告正是這樣一種不容忽視的藝術形式，將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價值觀中最精華的部分創造性地挖掘、呈現、展示出來，通過巧妙的構思與創意，伴著與時俱進的旋律，使人們在欣賞優秀產品的同時，也能夠深入而全面地探索、了解、傳承中國文化。文化與廣告的完美結合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華文化可以作為廣告創意的源泉
我國悠久古老的茶文化、酒文化、飲食文化、戲曲文化，武術文化等等都可以作為某種商品廣告的文化載體，將產品的信息與古老的中華歷史積淀相融合，使其底蘊深厚，耐人尋味。例如:杜康酒以其傳承十三朝文化為視覺符號引起消費者的注意力和記憶力，又指出其歷經十三朝發展的白水杜康，成為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白酒典范，是“穿越歷史，見證文明”文化內涵的體現。
2.代表中國文化的典型形象受到喜愛和禮遇
廣告作品中也越來越多地利用這些文化元素所固有的文化內涵與產品自身特點相結合，在診釋了品牌內涵的同時發揚了中國文化。例如:被稱為我們中華民族脊梁的萬里長城已經成為一種品質的象征，她既代表著安全可靠(長城電腦廣告語)，又標志著科技、精美(長城汽車廣告語)，這種古典一與現代、文化遺產與科技產品、文化與廣告的自然融合，更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廣告的完美結合。
3.廣告覆蓋面大，受眾多
廣告的影響力、優美的文案、成功的案例足以證明:她已經成為宣揚中華文化的陣地，民族文化亦可為國產品牌提供厚重的文化支撐，使其時尚而不乏“內力”，從而彰顯民族特色，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進。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廣告中的濫用
1.濫用象征中華民族的形象、標志
龍、石獅、長城等形象、事物是中華民族尊嚴的象征。對這些元素的濫用，是一種侮辱行為，嚴重損傷了國人的感情。在耐克球鞋“恐懼斗室”篇中，具有中國功夫的老者、飛天形象的美女以及龍的形象，都敗倒在西方運動員勒布朗的腳下，引起了中國消費者的強烈反感。同樣，在立邦漆“滑落龍”篇中，中華民族的圖騰—龍，被廣告制作者安排從涂有立邦漆的柱子上滑落下來，廣告激起了向來以“龍的傳人”自居的中國消費者的反感和不滿。另一則飛利浦精英移動電話的戶外廣告，以中國長城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長城上，用飛利浦移動電話通話為創意，遭到國人的不滿，最后中國政府下令撤銷這個廣告。在以上的幾個廣告中，廣告主和制作方希望把全球化策略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廣告的失敗之處在于破壞了象征中華民族尊嚴的形象，從而使產品的銷售和品牌形象都受到了影響。
2.濫用傳說、古典書籍中的典故或人物
中國古典書籍、民間傳說浩如煙海，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寶庫。濫用典故或人物、篡改情境或人物性格，成為此類廣告中最普遍的現象。在步步高復讀機的電視廣告中，唐僧師徒一行四人去西天取經，途經外國，唐僧語言不通，悟空隨即拿出步步高復讀機，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唐僧的難題。廣告雖然借鑒了電影《大話西游》的情節場景，但故事基本結構卻源自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唐僧師徒取經可以作為創意點，但情節本身與復讀機的賣點結合得很牽強，而且用一種惡搞的形式，除了讓消費者記住了類似熟悉的電影情節，其它幾乎沒有留下什么印象。這其實是一種對古代典籍的歪曲和破壞，無形中損害了原著的藝術性和鑒賞價值。類似的情況還很多，諸如許多白酒類的廣告，一味追求歷史悠久，便找一些毫不相干的文化名人舉杯暢飲，是濫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中的盜用現象。
3.濫用古成語、古詩詞
古成語、古詩詞是中國文化的精粹，它們具有簡潔凝練、形象生動的特點。由于漢字發音、語義的特殊性，利用諧音、諧義、雙關等手法，偷換字詞、制造歧義的現象非常嚴重。比如:特效文胸的廣告“豐胸化疾，一戴天驕”(逢兇化吉，一代天驕);止咳產品廣告“咳不容緩”(刻不容緩);冰箱廣告“制冷先鋒”等等。據某媒體報道，某市一名初中生在寫作文時成語出現了錯別字，老師指出后，該生還強調“電視里就是這么說的”。濫用古成語、古詩詞問題的后果己經很嚴重了。成語、詩句一般都有出處，或是出自名篇佳作，或是約定俗成，都不能隨意篡改。雖然廣告語運用要求新穎，但盲目求新、求押韻、求容易記憶，就有可能造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錯誤引導和傳播。
三、中國傳統文化要素如何在廣告中規范、正確使用
1.尋找中國文化與廣告創意的最佳契合點
作為在商業經濟領域有著特殊作用與影響力的廣告行業，不能只是簡單把她看作一種提高經濟效益的營銷手段，還應以文化傳播的發展眼光與思維將廣告作品置于“時代文化傳播載體”的高度加以利用，為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弘揚與傳承服務。
我們知道文化的外延范疇非常寬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亦是如此。從古文、詩、詞、曲、賦，到傳統節日以及各種民俗，這都是文化所包含的內容。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逐漸積淀下來的最可貴同時也是最具影響力的財富，我們應該加以利用。應善于從厚重深遠的民族文化中尋找創作的靈感，尋找中國文化與廣告創意的最佳契合點。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要敏銳地洞察時代賦予文化的新內涵，在現代廣告創意中合理運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元素，用文化這根線牽住深深植根于國人心中的那條根，使廣告的立意與受眾的訴求產生共鳴，讓廣告成為溝通歷史與現在、民族與世界的橋梁。
2.努力提高全體國民對傳統文化欣賞水平
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離不開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具備深厚中國文化底蘊的人才，是教育事業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傳承歷史文化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對初級教育來說，可開設各種集教育、趣味于一體的課程，例如可開設古代傳說故事的閱讀課程、民間傳說故事為題材的影視劇欣賞等。對中、高級教育來說，增加文史課程的比重，開設諸如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化專題、古典名著選讀等課程。作為大眾媒體，應刊播宣傳民族文化的公益欄目或公益廣告。
3.完善法律法規，加強文化監管力度
完善的法律法規是規范使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保證，要從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提取、制作、使用、上進行全面的監督和保護。
(1)建立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版權、使用權等相關法律法規及使用細則，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確立我國對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擁有及各項權利。
[論文摘要]由于高等院校美術專業師范生畢業后大多從事中小學美術教育工作，對于中國民族文化的繼承及油畫的民族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擬從以上兩點出發，著重討論高師油畫教學中傳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以及如何將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油畫教學、創作中。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創造的帶有民族特點的文化。我國的民族文化，一般是指中華民族經過歷史的洗禮而繼承下來的具有中華民族精神特征的，被人民大眾普遍接受的，以儒、道、釋文化為主的文化。高師院校的美術專業學生畢業后多從事中小學美術教育工作，對于中國民族文化的繼承及油畫的民族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師美術專業油畫教學過程中傳播民族文化非常有必要。
一、傳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
1．為中國油畫的民族化奠定基石。當前，國內正大力宣傳中國油畫的民族性，并有“中國油畫”之提法。油畫來源于西方，中國的油畫家們要想超越西方，須以民族性為宗旨，在油畫創作中融入民族文化精神及元素，才有可能把理想變為現實。正如潘公凱先生所說：“當前中國藝術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波及全球的后現代文化所帶來的表現形式的危機，更是當代中國文化的精神自覺問題。在全球化的文化整合過程中，如何發現和重新建構中國文化的根本特性，使中國藝術在主流風格和總體傾向上堅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內在精神的發揚光大，在后殖民主義跨國際的語境中自主地發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新形態。這是著眼于中國油畫發展的未來，將中國油畫放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去考察思索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項十分迫切的工作?！?/p>
油畫始創于西方，西方早期古典油畫多以基督教及希臘神話宗教故事為題材，正是這種對宗教題材的表現，顯示了西方繪畫的民族性。西方現代油畫雖強調個性，但仍能反映西方人的民族意識，反映西方畫家在自身成長環境中所擁有的民族情感。自油畫傳入中國以來，促使其民族化一直是中國藝術家們的奮斗目標，徐悲鴻、林風眠、吳冠中、趙無極等大家在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用西方繪畫材料來表現中國繪畫的意境，或將中國繪畫精神引入油畫創作，令人耳目一新，使中西文化在小小的畫布上得到了融合，油畫的民族性得到了體現。西方有達·芬奇、凡·高、塞尚、畢加索等世界級的油畫大師，而就目前中國油畫現狀來說，要產生大師，必須在繼承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挖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和新形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未來靈魂塑造者的高師美術專業學生，將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對于高師美術教育工作來說，只有在課堂教學中，讓學生增加民族文化知識的同時，了解民族文化對油畫創作的重要性，才能使這些未來美術教師們有著中國文化的自覺精神，并將之傳播開來，為中國油畫的民族化道路奠定基石。
2．改變學生忽視民族文化的觀念，增加學生的民族文化知識?？傮w來看，國內高師美術專業學生，對民族文化知之甚少。筆者曾就此問題做過問卷調查，發現81％的學生不知道道家的創始人為老子；89％的學生認為京劇至少在明朝就已誕生；100％的學生不知道“玄武”為何物，多數學生聽說過“青龍”與“白虎”，但不知道二者在古代曾代表過方位，屬于“四靈”，而知道二者的原因，還是因為港臺影視劇中常出現這一說法。出現此種情況的原因，固然跟西方文化的滲入有極大關系，但跟學生對民族文化漠不關心的態度也是分不開的。另外，學生平時很少有機會接觸這些文化，而不少年輕教師對此問題重視程度不夠，其本身民族文化知識也不夠豐富，無法給學生以很好的指導。民族文化的缺失，從側面反映了現代學生民族自豪感的減弱及民族生命意識的衰退。一些學生的寫生水平很高，但自己作品中出現民族文化元素時，卻難以說明，或者一知半解，與其繪畫水平差距較大。高師美術專業主要是培養中小學美術教師，隨著高師美術專業招生規模的逐年擴大，學生的繪畫基本功及文化水平均呈下降趨勢，再加上民族文化的缺失，這些未來的教師，能否成為一名合格的文化傳播者，是當前高師美術教育必須考慮的問題。
雖然學習油畫必須立足于西方油畫傳統，必須進行嚴格刻苦的古典技法及基本功的訓練，但是文化知識的欠缺，將會對學生今后的發展造成很大障礙。美術教育工作者有義務將民族文化授之于課堂，將民族文化同油畫寫生、創作等進行結合，改變學生忽視民族文化的觀念，增加學生民族文化知識，為未來中國油畫事業的發展打好基礎。
3．提高學生的創造力。對于美術專業學生來說，缺少創造力預示著在未來的專業發展道路上不會有太多收獲。中國民族文化，歷經幾千年的考驗發展至今，充分說明其有著非凡的創造性。因此，民族文化滲透對于提高學生的創造力，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儒、道、釋三教的影響下，中國人有著自身獨特的思維方式，強調“格物致知”和“中庸”之道，主張“以和為貴”，在此類思想的影響下，派生出一些獨特的文化表現形式，如剪紙、皮影等。將中國民族文化所包含的這些表象事物及內在的精神實體，滲透到油畫課堂教學過程中，可以讓學生知道“格物致知”“實事求是”學習態度的重要性，又可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對其創造能力的提高有著重要作用。油畫大師米羅、康定斯基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興趣，并從中汲取營養；凡·高則對與中國文化同源的日本文化十分著迷，進而使自己的繪畫風格受到相應影響；塔皮埃斯在其文章中提及中國智慧和佛教，以及佛教所兼容的所有印度思想相交融而誕生的藝術對自身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作為非形式主義繪畫大師，其部分作品所具有的水墨意蘊，足以說明中華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傊?，在油畫教學中滲入民族文化元素，對提高學生的創造能力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4．促進學生的專業發展。將民族文化滲透到油畫教學過程中，除了能夠為中國油畫的民族化道路奠定牢固的基石、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增強其民族自豪感外，還能在促進學生專業發展方面具有以下作用：一是使學生區分中國油畫與西方油畫的個性區別，自主選擇藝術方向，進行藝術探索，增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二是讓學生知道如何去尋找創作素材，為其畢業創作積累經驗；三是使學生知道藝術創作同寫生的本質區別，要想創作出好的作品，必須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四是讓學生知道藝術創作是一個艱苦的藝術實踐過程，要想獲得更多的成果，必須要加倍努力；五是使教師與學生有著更多的交流話題，促使學生大膽嘗試，教學更具互動性。
二、高師油畫教學中傳播民族文化的嘗試
1．高師油畫教學中民族文化傳播的內容及指導思想。油畫教學中的民族文化滲透主要包含兩個內容：一是形式上直接借鑒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特別是藝術方面的各種圖形、文字、構圖方法、節奏、動作；二是通過形式所包含的深刻含義來體現民族藝術精神及生活，將傳統文化有目的、創造性地轉化成藝術力量。
藝術實踐是一項相當復雜的活動，它是一種開放的、多元的行為。在高師油畫教學中滲透民族文化時，應注意把握好以下指導思想：一是要注意將被使用的民族文化元素，包括材料、圖形、符號、價值、思想、行為等，在保持本源的基礎上，加以重組或改造，使其成為具有創新意義的事物，這要求學生對民族文化要有本質上的了解；二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注意總結民族藝術的創作規律，突出各種民族文化元素所具有的精神實質及其適合表現的題材；三是中西方文化，特別是繪畫方面有著本質上的不同，中國傳統繪畫強調以“意”寫“形”及以“形”表“意”，以“意”來追求“忘我”和“無我”的境界；現代西方繪畫雖然極為追求“個性”，但就本質而言，其所表現的“形神”“氣韻”等方面同中國傳統繪畫仍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要將二者很好地結合，必須要有扎實的民族文化理論基礎。
2．高師油畫教學中傳播民族文化的具體實踐。要在高師油畫課堂教學中傳播民族文化，首先必須要讓學生初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如水墨畫的表“意”手法及其精神實質、“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觀念的實質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歷程、中國一些傳統圖形所包含的民族情感及其反映出的民族生命意識等。其次，要讓學生把握好傳統文化與藝術創新的關系，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同時，也必須在創新思想的指導下繼承傳統。在此基礎上，可以進行以下嘗試：一是組織學生進行具有中國傳統文化風格的靜物油畫寫生，在授課過程中，給學生講解所擺靜物的文化特性，并教授學生不同的表現技法，如古典畫法、厚薄畫法、刀法、肌理法等，使學生掌握油畫的材料工具和基本技法；二是在油畫風景寫生課程中，加大對學生地文化歷史的介紹，特別是一些以古建筑聞名的寫生地，教師可以讓學生了解古代房屋建制、建筑特點、圖案的寓意以及色彩在中國民族文化中的象征性等知識，使學生進一步了解民族文化；三是在油畫人物寫生課程中，可以讓模特穿著民族服飾，并向學生講解中國不同民族服飾的不同特點及其對色彩的偏好，為學生的油畫創作打好基礎；四是在課堂教學中，組織一些主題性創作，要求學生將與主題有關或者有相同寓意的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創作之中；五是將畢業設計中創作課部分內容提前介入，加大“寫意”在教學中的分量，通過對學生講解水墨寫意的風格及現代油畫中的一些作品所具有的中國文化特性，啟發學生的創作思維，提高學生的創作水平，為其將來從事教書育人工作打好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