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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檔案社會學的內涵研究
如何定義“檔案社會學”是其研究的基礎與先決條件。保自澄在《開辟檔案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一文中提出：“所謂檔案社會學，就是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研究檔案、檔案工作和檔案工作者與社會之間的互相關系、內在聯系和基本規律的學科”。陳智為在《檔案社會學概論》中指出：“檔案社會學，就是運用社會學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對檔案與社會的關系作專門的社會學研究?！盵7]兩位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運用社會學基本原理去研究檔案。筆者認為，檔案社會學是從社會學視角來審視檔案、檔案工作和檔案工作者，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檔案、檔案工作及檔案工作者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一門學科。
1.2檔案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檔案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把這個最基本的研究對象弄清楚。否則，研究活動就會誤入歧途，走偏方向。保自澄認為：“檔案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和任務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檔案、檔案工作產生、發展、變化的社會基礎和條件。
（二）檔案和檔案工作發揮作用的范圍、程度和效果的社會原因，以及檔案、檔案工作的社會作用。
（三）檔案工作者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心理和智慧才能發揮的社會影響。
（四）檔案、檔案工作和檔案工作者之間相互關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北Ｗ猿螐娬{的是檔案、檔案工作、檔案工作者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陳智為指出：“檔案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可初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檔案的文化特點與文化表現。二、檔案來源的社會性。社區檔案、家庭與個人檔案．以及各種載體形式的檔案。三、檔案的社會價值及其實現，檔案的提供利用與開放，檔案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四、檔案面向社會的窗口—檔案館；檔案館與圖書館、博物館的關系。五、檔案事業的公共關系。六、檔案工作與社會意識；檔案工作與社會環境。七、檔案社會輿論。八、檔案立法。九、國際檔案社會。”陳智為強調的是檔案學與社會學的交界處。筆者更加傾向于保自澄所提出的檔案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認為檔案社會學研究對象大致分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檔案的社會屬性。“檔案就是人們社會活動的產物，社會活動的歷史記錄。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即有文字、和國家之后而必然出現的社會產物。無論是古今中外哪個國家，哪個社會都必然會出現檔案這一社會現象，也無論是通用文書檔案，還是專業檔案（包括科技檔案）的出現也都是社會現象，前者是社會政治活動的產物，后者是社會生產活動的產物?！蔽覀兛蓮纳鲜鲅哉撝械贸?，檔案的來源是具有社會性的。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經濟條件等因素直接影響著檔案的形成?？傮w上說，研究檔案來源的社會性，除了要了解社會這個宏觀因素外，還要研究立檔單位、檔案員等微觀因素的社會屬性。二是檔案的社會價值及其實現。“檔案是在社會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價值。人類保存和利用檔案正說明檔案具備特有的社會作用和價值?！睓n案的社會價值的實現與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環節密不可分。檔案越齊全完整，就越能滿足不同層次的社會需求，也就越能體現它的社會價值。檔案的社會價值還與檔案管理人員的管理水平、編研能力以及對檔案宣傳的能力直接相關。檔案管理人員的管理水平越高，就越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編研能力越強，就越能拓寬檔案工作的服務渠道。三是檔案工作的社會影響。從檔案的社會功能來看,檔案能夠折射出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等諸多現象。檔案工作不僅能為政治、歷史、文化等領域服務，還能夠為政治、歷史、文化等領域保存檔案，留下史料。研究檔案工作在不同領域的社會影響，也是研究檔案社會學的一項重要內容。四是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研究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可以分別從兩個層面去研究。一是，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檔案工作者隊伍整體的社會地位。具體地說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發達程度中，去研究檔案工作者的構成、層次及影響力。二是，從微觀的角度分析個別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當代，一批優秀的檔案工作者涌現出來。如：軍旅檔案人劉義權“、最美”基層檔案人周珍、優秀干部信息管理工作者劉珍娥等提高了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擴大了檔案工作的影響力。通過研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可以分析出檔案工作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域的重要性。
1.3檔案社會學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檔案學沒有專屬于自己的原生性的研究方法。傳統的檔案學借鑒的是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檔案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除了要保留傳統的檔案學的研究方式外，還應借鑒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筆者認為研究檔案社會學要掌握以下幾種主要方法：一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是檔案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定量研究側重于、且較多地依賴于對事物的測量和計算。定性研究側重于和依賴于對事物的含義、特征、隱喻、象征的描述和理解。[10]將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既依賴于對事物的測量，又側重于事物的含義和特征。二是調查研究和文獻研究。調查研究的方式指的是采用自填式問卷或結構式訪問的方法，系統地、直接地從一個取自總體的樣本那里收集量化資料，并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統計分析來認識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的社會研究方式。此種方法對于研究檔案工作的社會影響及檔案工作者的社會地位有著重要的意義。他可以從利用者、社會人士的角度去了解檔案工作和檔案工作者，利用問卷、訪問的方式直接地了解檔案工作的社會影響和社會地位。
2結語
論文摘要:當傳播主義盛行于德語國家時,法國則成了社會學思想的堡壘,涂爾干開創的法國社會學派因其理論思想和社會學方法上的貢獻而成為后來英國結構功能學派的當然先驅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幾乎在傳播學派誕生的同時,從19世紀末起,西歐大陸文化學中又出現另一個學派,即社會學派。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干是這一學派的開創者,他的《社會學方法論》(1895)一書可說是該學派的宣傳書,涂爾干培養了一批門生,并于1896年創辦了《社會學年刊》,故此派也被稱為“涂爾干學派”或“社會學年刊”學派。
古典進化學派認為民族學的主要對象是人,傳播主義者認為是文化,而社會學派的代表,則把人類社會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傮w上說,法國社會學派是屬于進化論派的一個支派,他們并不反對摩爾根,同樣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但他們卻反對進化論的心理學說,主張社會學是研究社會事實發展規律的科學,其哲學基礎是孔德的實證論。
涂爾干(EmileDurkheim,1858~1917),又譯作迪爾凱姆或杜爾干,出生于法國一個中產階級猶太人家庭,早年求學于巴黎,受過良好的哲學訓練,并深受實證思潮影響,后在波爾多大學和巴黎大學任教。他利用民族學實地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時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民族學資料,主要著作有:《社會勞動分工論》(1893)、《社會學研究方法論》(1895)、《自殺論》(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爾干看來,社會學研究對象的社會事實,不能簡單等同于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八^社會事實,就是所有可能對個體施加一種外在約束的行動方式,而不論這種方式是否限定不變;或者,也可以說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個既定的社會,同時又獨立于在個體身上的顯現而自主存在的行動方式。”[1]這個定義包括三點要素。之所以認定一個社會事實,首先是因為它外在于個體,即社會事實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們自身,因為它們是以前的世代傳承給我們的。但它們存在的原因不能通過我們的內省來揭示。相反,社會事實的原因只能通過一種科學研究或經驗研究來確立。第二,社會事實之所以是實在的,是因為它們對個體施加約束。通常,如果一個人想要否定一種社會事實的存在,那么他就會遇到一些強制性或勸服性的實踐,正是這些實踐切實地確立了社會事實的實在。第三,社會事實獨立于任何單一個體的行動,普遍滲透于一個社會群體或整個社會。但這不意味著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加入到某個社會事實中,這一社會事實才算是實在的。
涂爾干堅持認為,對社會事實的說明,必須分別探索產生此一現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現象所發揮的功能。功能有別于原因,原因是現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現象存在的作用。同時有些現象雖然存在,卻已無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現在存在的作用來說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種功能是可以由多種事物來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現象存在而產生的,未必是基于預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尋找一個社會事實的決定原因應該看在這一社會事實之前的社會事實,而不是看個體意識的現有狀態?！盵2]他批評孔德和斯賓塞的社會理論,雖然把社會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然而還是用心理因素來說明社會事實。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進步的傾向,后者認為人的本性會追求更大的快樂,借以說明社會的進步。他認為這是倒果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進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組織社會借以獲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會才使人有了多種知識與追求更大的快樂。更進一步,涂爾干又指出對社會事實原因必須從社會內部環境去尋找,這個社會環境有兩個層面,而被認定具有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組成社會的社會單位數量,即社會環境的規模;二是群體的集中程度,即群體成員之間紐帶的強度和深度。社會環境是社會事實變遷的根源,因為社會環境是社會事實存在的基本條件,只有通過社會環境才能真正解釋社會現象及其變化的實際情況。他提出了各種具體方法,如:剩余法是從眾多原因中削剩一個原因;相同法,是在眾多狀況中僅比較某些相同情形;相異法,是在眾多狀況中僅比較某些相異情況。在各種方法中,共變法是最適用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兩種性質雖然不同,但在某一時期中有共變價值的現象找出來,就可以做為這兩種現象之間存在一種關系的證據。《自殺論》一書,是運用比較法從社會內部去解釋社會事實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爾干還從生物學借來功能觀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這一方法主要體現在他關于社會團結和宗教問題的研究上。在涂氏看來,社會團結就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在社會環境不斷變動的條件下,是什么社會事實能夠滿足這種需要。這里的社會環境基本變遷就是上文提及的兩個層面,即社會規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長。隨著這種增長,社會因在經濟、政治及其他方面連接紐帶的確立而變得更為統一。同時,隨著不同社會單位之間越來越有可能發生交易和交換,各社會單位的專門化程度也趨于上升。勞動分工的增長意味著社會全體成員之間相似性大大減小,但相互依賴性卻逐漸增加。因此,為了維護整個系統的持續存在,他們以集體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團結形式——有機團結而緊緊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爾干考察了宗教對于社會秩序的維護功能。他把宗教定義為“一種與神圣事物(即被分離出來的帶禁忌性的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實踐的統一體,這些信仰和實踐把所有的信奉者團結為一個叫作教會的道德團體?！盵3]他排除了泛靈論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類的思維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確定宗教興起于一個社會環境之中,以證明其社會真實性,再提出宗教實質是一種力量體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賦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戰勝本性并對其進行控制,而這種力量在個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動時,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社會結構的理解上,涂爾干堅持認為,每個社會是由實質更簡單的社會各個部分構成的,所以應把最簡單的社會作為分類基礎,這就是“原始群”。這種純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復存在,當“原始群”進入更復雜的社會時,它就成為“氏族”,這是不可再分的單位。氏族的聯合和各種結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會”和“一般復雜多元社會”,這些社會又形成了“加倍復雜多元社會”,所以在涂氏看來,任何社會的結構都只是同一原始社會的一定組合。
總體而論,涂爾干以其開創性工作建立起法國社會學派,他把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研究特殊對象,強調社會事實的客觀性和制約性。相應地在研究方法上,認為只能通過其它客觀社會事實做出解釋,堅決反對進化論者在個體主觀和心理層面上進行解釋。他區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認為不能混淆社會事實的原因和功能,用社會環境的決定因素來解釋因果關系,而要用比較法來證明社會中的因果關系,并身體力行,對社會團結和宗教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響到英國結構功能學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論奉為圭臬,始終想把這一理論應用到民族志的發現上。布朗認為,所謂社會結構就是指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也是科學探索的最根本之處;要研究社會實際上就是要考察社會結構,建立起結構的模式,再用這種模式去幫助理解社會關系。在他看來,“功能”指的是社會上標準的行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爾干的理論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論上表現了唯心主義世界觀。他認為社會現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會整體的要求一致,獲得協調,而看不到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和發展。他賦予了集體意識獨立自主性質,沒有提到它是某一個社會某一個時代的產物,更看不到統治階級意識的強大的約束力。第二,方法上雖堅持嚴格的客觀研究態度和整體優于局部的思想并強調用集體狀態去解釋個人現象,而不是用個人現象解釋集體狀態,但他對社會結構的理解是機械的,他把一切社會都看成由各個最簡單的社會構成的聚合體,且每個聯合體互不依賴、相互獨立。既然互不關聯,就無所謂進步,僅僅簡單分類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時只注重功能維護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負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隨涂爾干之后的法國社會學派代表人物還有莫斯(MarceMauss,1872-1950)和列維·布留爾(Lucien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們的理論是對涂爾干理論某一方面的側重和發揮。我國留學法國的著名民族學家楊曾概括了法國社會學派的傳統和特點,不仿也以此作為行文的一個小結:一是法國的民族學與人類學和社會學關系甚為密切;二是偏重理論研究;三是以社會進化說進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學中進化學派的一支,他的社會分析法比起進化學派的人類心理一致說還是有可取之處。[5]
參考文獻:
[1]馬爾科姆·沃特斯.現代社會學理論[M].楊善華主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144.
[2]謝立中.西方社會學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迪爾凱姆論宗教[M].賀志雄,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7.47.
相比于非主流的婚姻議題，那些符合主流規范的婚姻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場與婚姻觀往往更加隱蔽、更加想當然化，而且大部分研究在“價值中立”的庇護下更容易給人以純粹客觀研究的錯覺。果真如此嗎？以最為權威的“婚姻質量”研究為例。研究者在界定方面明確指出：“高質量的婚姻表現為當事人對配偶及其相互關系的高滿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沖突少及無離異意向”，并從這個認識出發來設計測量指標。在模型檢驗之后得出研究結論：“平等、和諧、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國夫妻關系的主流……”顯然，在這個研究中，夫妻沖突以及離異意向是被作為負面因素被假定的，反之，充分的感情與性的交流是被作為正面因素出現的。該研究結論雖然是在數據的基礎上得出的，而且研究者也考慮了諸多主客觀因素，但是在研究中（尤其是定量調查中），什么樣的研究假設本身就已經透露出作者對這個問題的關注點和世界觀傾向，區別僅在于好的研究者在模型設計上考慮更多、更合理的因素，而且對其結論采取開放的態度，而差的研究者則是千方百計玩數字游戲來印證自己的假設。這篇論文雖然屬于較好的一類，但是這并不能使它避免從“價值相涉”的假設出發得到具有價值傾向的結論。再以“婚姻匹配”研究為例，不管是早期關注門當戶對的先賦性因素（家庭背景，典型如父親職業），還是越來越多研究關注自致性因素（典型如個人教育），在“婚姻匹配”的分析框架中，其元假設其實是很明顯的，那就是“社會因素決定論”，即便是涉及個體因素，也指向個體的社會人口學特征，而非主體意愿和主觀能動性。尤其是，作為生活實體的婚姻中那些常見的復雜性、偶然性、變動性因素也都是不可見的。
與此相類似，對于“光棍”、“剩女”等議題，除了個別“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學研究更加明顯地僅僅從各類社會的“焦慮”（從群體的健康到社會的穩定）出發，而基本上不考慮主體自主性與相關人群的主體建構。更進一步看，婚姻在這里是作為人生必經之路來規范個體的，而“焦慮”則是因為個體偏離了這種社會規范。研究者的“婚姻觀”顯露無遺：“婚姻”更加傾向于社會設置或者想象的社會事實，而不是個體的生活。換句話說，現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著這樣的痕跡：社會唯實論的范式壓倒社會唯名論；工業化、現代化理論壓倒后現代視角，理性壓倒感性，婚姻的本質論壓倒社會歷史建構論及主體建構的視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會規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論文，研究者們那種以法律與社會習俗的設置為本的立場與態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獻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關注離婚，但是在“白頭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離婚總是與風險并提。再如，對于事實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雖然從多樣化的角度擴寬了對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難發現，研究者的立場開始出現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為框架、譴責式地論述這些婚姻的“違法”性，包括：早婚“陋習”、包辦婚姻、重婚納妾、近親結婚、未被法律認可的私婚（事實婚姻）。尤其是事實婚姻，被認為“會造成婚姻關系混亂、家庭不穩定、人口增長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數研究者能夠分析性地看待這些法律設置之外的事實婚姻形式，至少能夠正視婚姻作為生活實體而產生的禮治秩序與民間習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某些社會學和法學界學者對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變性婚姻權利這些方面的討論。2000年以來，社會科學的CSSCI雜志發表了近50篇這一類主題的論文。其中較多的論述比較寬泛地涉及同性戀婚姻權益的討論，以及對于男同性戀人群的狀況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過對男同性戀伴侶關系和家庭生活的具體實踐的社會學分析，強調中國社會中的同性之間的親密關系正在轉型，同性戀伴侶關系開始掙脫占據主導地位的異性戀親屬體系，成為一種可供選擇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了在中國的社會背景之下男同性戀群體發展出的三種特殊的婚姻形態：婚外有“婚”、兩個兒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認為這是同欲與異性戀一夫一妻制協調和接合的結果。個別研究者從女同性戀者所面臨的婚姻壓力和婚姻困境等現狀出發進行分析，反思傳統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對同性戀伴侶關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對于“變性婚姻”的討論不乏正面、強調其自由與權利的寬容立場。以上這些研究從更為多樣化的視角、更為寬容與尊重生活事實的立場出發，挑戰了婚姻制度設置中的“異性戀”規定及婚姻主體男女二元性別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實證基礎
有研究者遺憾地指出，“學術界對于復雜多樣的婚姻家庭問題的研究方法比較簡單”，而且“過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對婚姻家庭問題進行整體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評論上，忽略了人的主觀性……”除了廣泛地缺乏實地調研的泛論特點，在婚姻的實證研究中，定量問卷調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個別變量考慮到主觀因素（比如對于婚姻滿意度的個人主觀評價），絕大部分社會學者對于婚姻質量、擇偶標準、婚姻匹配、婚姻支付、離婚率等問題是以客觀指標來測量的。人口學界則更是盛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來客觀測量婚姻遷移、婚姻擠壓與光棍問題等等。除了這些調查的質量本身之外，定量調查的實證主義與客觀主義特點，使得婚姻的多樣性、復雜性、婚姻主體的主觀性及其對于婚姻的主體建構與感受都難以呈現。相比而言，民族學、人類學對于少數民族婚姻習俗與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細致和深入。個別社會學研究者也開始用個案研究的方法來探討婚姻支付變遷與姻親秩序、農村的招婿婚姻；用訪談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經歷；結合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法來研究男同性戀的伴侶關系與婚姻實踐、婚外包養關系中雙方（尤其是被包養的女方）的生活實踐與情感、相親市場中新出現的白發相親的現象，用網絡文本分析的方法來分析女同性戀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調查，這些研究方法更加貼近生活與具有情感性的“人”。當然，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沖突，僅僅在婚姻研究這一個專門領域中是難以解決的。但是我們所要研究的，畢竟是千姿百態的個人出于豐富多彩的需要而構建出來的婚姻生活實踐，不是說問卷調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們努力地把五彩繽紛的婚姻主體性和能動性，盡可能多地納入進來。反過來說，正是由于婚姻具有這樣的特點，我們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為突破口，長驅直入研究方法的縱深。
三、邁向“多樣化婚姻”的研究
綜上所述，現有的婚姻研究所體現出來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設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認可（最好也得到社會認可）前提下盡可能白頭偕老的異性戀的婚姻立場，還偏向實證主義視角下的定量方法。雖然有個別研究在主題方面超出了制度規范，但在立場上對這些非法或偏離社會主流規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態度的。能夠正視婚姻作為生活實體、主體建構、個體之間復雜多變的結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應的，更加適用于研究新興的、復雜動態的、貼近主體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現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運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結果是，盡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現有的知識框架下，我們對于“婚姻”其實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筆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層面提出“多樣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點。第一，研究主題更加多樣、態度更加寬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觀測量、定量調查一統學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多樣性。第二，不僅僅關注制度層面的婚姻設置，更強調作為生活實體的婚姻形式，強調婚姻主體的界定與情感感受。同時強調生活實體與制度規范之間的互動及張力。第三，更具有挑戰主流規范、挑戰“常態”的批判性視角。被稱為“婚姻”的生活實體可能超越異性戀，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別對立；可能是短暫的；人們結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樣化的、僅僅由結婚主體之間商定的；人們也可以不選擇婚姻而生活。多樣化婚姻的研究首先關注的是生活的邏輯，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規范。
四、結語
(一)教學的社會學基礎
師生在教育過程的相互作用中，會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從教師的角度看，職業聲望、社會地位和班級教育中的角色是對其教育過程中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而在學生的角度看，家庭的經濟狀況和同輩的文化環境是在教學活動中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
1．從教師的角度而言教師的社會地位受制于兩個因素，一是客觀的，一是主觀的，客觀的影響因素是指教師受教育的程度、職業素養和經濟收入及居住環境等因素;主觀的因素主要是根據社會的組成分子對該職業在社會中所具有的威望，以評價的方式獲得。職業威望與社會地位是具有一定歷史影響因素的，一旦形成，不易輕易改變。班級是一個小社會，而教師在這個“社會”里則需維持學生的多種關系，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教師的價值觀取向常常會受到社會價值趨向的影響，呈多元化的發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尖銳地表現出其角色運行的困難度。
2．從學生的角度而言學生是教學的對象，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了解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及特性有利于教學活動的良性進行。其中學生的家庭背景、經濟環境和社會地位對學生會產生嚴重的影響。研究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學生的學業有顯著正相關的作用，家庭條件好的學生具有良好的學習環境，而家庭條件差的同學在學習過程中常常受到許多不利因素的影響。其次，同輩亞文化對學生的學業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它是指某一社會團體中成員所形成的特殊行為模式和價值觀，通常受不同職業、宗教、種族、低于、社會階層和年齡團體的影響。亞文化因素對學生也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
(二)班級體系的社會學分析
社會體系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人組成的群體，批次間具有穩定的交互作用且有著共同價值取向的體系。班級作為一個小型的社會，影響其目標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和個人兩個方面。制度是規范團體行為的載體，通常會受到文化的影響;而對于個人因素而言，個人的身心需求、情感屬向受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響。師生關系在社會體系中有各自的角色分配，但他們的期望應是一致的。同時，良好的師生關系是維持這個社會體系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師生間存在人格和需求的差異，使得班級社會體系中的師生關系需要經過不斷的調試才能達到一個合理的范疇。
二、對教學社會學的研究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社會科學已逐步發展成熟。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對教學的理論方式進行探討有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而如何教學的研究模式成果作為一個重要課題推上日程。社會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不斷向小領域發展，對日益成熟的發展內容加以總結，以社會學為基礎教學理論，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使“教學社會學”以一門獨立的學科為發展方向。在教學社會學的研究過程中，學校的社會功能，學校組織和學校文化;社會環境;教學關系;師生關系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在對教學社會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能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就教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論來看，早期是運用團體動力學研究教師行為和班級氛圍。這種研究方法是以實證和量化的研究方式作為探討師生交互模式對教學質量的影響。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社會理論不斷充實，社會學者開始將班級作為一種小型的社會，采用社會學的理論進行分析研究，從而探討班級的內部結構與功能。而定量分析法與定性分析法在教學社會學的研究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以宏觀和微觀的角度對師生關系在教育工程中的影響進行分析，觸動了新教育社會學的發展。
三、結束語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傮w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綜合性教學理念需要一個具有統領性的總體視角，能夠綜合、概括和總結既有的教學理念。這種教學理念既包括以前出現過的教學理念，也包括前沿的教學創新理念。社會學課程總體性教學模式的核心是在把握理論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動性;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以學生為主體，發揮學生的主動性，使學生積極地參與整個教學過程，充分調動自身的各種感官，達到興趣提升、心情愉悅、身心投入和自我實現等目標。社會學能為人們觀察社會提供一種獨特的視角，為人們解釋社會現象提供獨特的理論框架。教給學生正確認識社會的知識、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幫助學生積極進行社會化，是社會學教師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社會學課程教學的重點并不是把已經存在的社會學知識灌輸給學生，而是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教給他們分析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的獨特方法，并主動把所學的知識運用于實踐。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社會學教師不僅要能做到在理論高度上發揮教師的主動性和主體性，還能做到在實際教學的各個環節能“同理”學生、“移情”學生，也就是以學生為中心，使學生感到被尊重，從而愿意向教師敞開心扉，發揮學習的主動性，釋放自己的潛能，增強學習的內驅力。
二、教學內容的廣延性
教學內容的廣延性主要強調教學內容中課堂知識的豐富性和課外知識的延伸性。課堂教學內容應盡可能豐富多彩，剔除陳舊和單調，能夠反映最新的學科動向，凸顯學科的時代性。教學內容的廣延性還體現在教師應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習內容，強調課堂知識向課外知識延伸。社會學知識體系龐大，單單通過課堂內容的講述不能窮盡，因此教學內容還必須借助課外學習進行拓展，借助課外知識進行補充。要積極指導學生充分利用現代化的教育技術手段，如網絡、電視等來獲得與課堂教學內容有關的延伸知識，培養學生帶著問題去尋找資料、處理資料、整合資料的能力，激發學生自我更新知識和自我解決難題的潛能。首先，社會學學科知識體系的豐富性和發展性特點要求教材體系具有一定的廣延性。教師在為學生選擇和推薦教材、參考書時，不能僅停留在基本教材上，還要拓寬視野，廣泛涉獵，尋找對主要教材起詮釋、補充、拓展作用的系列書籍。這種具有廣延性的教材體系能夠拓寬教學空間，豐富教學內容，激發教師和學生的創造潛能。其次，從具體的教學實踐活動來看，社會學學科的生命力在于不斷地使自己的研究議題緊跟時代的步伐，因此，社會學的教學實踐應貼近生活、反映社會。這就要求教師能對社會的熱點、焦點問題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對變化的事物和社會現象保持高度的覺察性和反思性，不但借鑒社會學理論中已有的成果去解釋新現象、新問題，而且要從這些新問題和新現象中提煉新概念、新名詞、新觀點，以豐富社會學既有的理論成果，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以研究促教學和以教學來引發科研的目的。可以選取當今社會的離婚率跟過去相比呈現增高趨勢的社會事實，激發學生關注現實社會問題的興趣，然后啟發學生思考這種現象背后的社會原因，將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探討引入課堂討論，在對社會事實的討論中歸納出當今社會家庭結構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并與社會學中的婚姻家庭理論進行結合。
三、教學方式的多樣性
教學方式的多樣性是指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手段進行教學，把傳統的教學手段與現代化的教學技術結合起來，把平面化的教學方式與形象化的教學手段聯系起來，把單一的教學方式與多元化的教學技巧相結合，既不放棄課本和黑板等教學工具，又重視形象化、立體化的多媒體教學技術，增加課堂教學的趣味性。
(一)適當運用啟發式教學法
社會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人們觀察社會提供客觀的方法。因此，社會學教學首先是一種方法論教學。教師通過教學，使學生能靈活運用社會學理論知識來分析現實社會現象，解釋社會問題，這就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必須擁有獨立思考、善于總結和深入鉆研的能力。而啟發式教學往往能在培養學生思考能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根據啟發式教學的特點，在講述主要內容前一般要設計相關問題，引發學生思考。如:在講授“群體與組織”這一章內容時，設計的相關問題有&如果你像魯濱遜一樣一個人漂流到一個孤島上，會產生怎樣的反應？“人組成群體或組織對我們有什么意義”等。通過設置一些由淺入深的問題，不斷激發學生學習社會學群體理論的興趣。
(二)合理采用體驗式教學法
體驗式教學是指在實際教學過程中通過模擬真實的情境，充分調動學生的感官、情緒和心理活動來體會、感知、理解文本知識的內涵。社會學是一門科學，因而難以擺脫科學的抽象性特征。為了讓學生真正掌握這門科學，并學會用這種科學的武器來解釋社會現象，使這些知識真正內化成學生的知識，就必須充分激發學生的真情實感，豐富學生的切身體驗。因此，在實際教學中，恰當運用體驗式教學法，有效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讓學生在課堂上扮演自己期望的角色，以此讓學生體會不同角色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所承擔的義務，真正領悟&角色’的概念。
(三)充分利用生動的案例教學法
社會學是一門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學科，現實生活中出現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都能成為很好的教學案例。為了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常常選取一些與社會學密切相關的重點、熱點和焦點問題作為課堂討論的案例，如留守兒童問題、貧困問題、犯罪問題、環境問題等。通過參與案例討論和分析，學生既能體會到參與的樂趣，也能獲得所需的社會經驗，因而參與的積極性很高，教學效果較理想。組織案例討論時，一般在討論前一兩天通過電子郵件把案例材料發給學生，學生收到材料后先自己去理解和分析;課堂討論時，一般以小組為單位對案例進行充分討論，并將討論結果匯總，然后選出代表在課堂陳述;學生討論結束后，教師進行歸納和提升。案例教學既能培養學生積極思考的習慣，又能提高學生的文字組織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
(四)靈活采用角色互換式教學法
傳統的課堂教學中教師教、學生聽成為常態，課堂以教師為中心，“師道尊嚴”成為不變的規則。隨著課堂教學理念的轉變，師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平等關系得以逐漸建立，這為課堂角色互換式教學提供了條件。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內容的特點，恰當選出一些章節或主題，讓學生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經過教師指導，在課堂上講述出來。經過精心準備，學生一般都能把內容講得生動有趣，把&課’上好。這種教學方法既有利于學生更深入地把握學習內容，也有利于提高他們的語言組織和表達能力，滿足他們的自尊心，增強他們的自信心，還有利于增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實現教學相長。
四、教學時空的跨越性
教學時空的跨越性主要體現在教學的時空不局限于室內或課堂，還可以跨越到室外和課堂外。也就是說，要在課堂教學與課外實踐活動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把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家庭教育連接起來。課堂上學生主要還是學習社會學相關理論知識，而在課堂外的廣闊社會時空中，學生可以參與社會活動，親近社會，了解社會，熱愛社會，感恩社會，消除象牙塔中的理想化心態和自傲心理。社會學是一門實證性的社會科學，這就意味著社會學學習和研究必須進行實地調查。學生的實地調查有利于其深入理解和掌握社會學理論。如:講授“老年社會保障”主題時，帶領學生到農村社區了解老年人的物質生活情況、精神狀態和社會保障情況，學生在對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有了感性認識后，更能理解老年人保障研究的重要性，利于激發他們對老年人的人文關懷熱情，強化其為老人服務的意識，增強其社會責任感，真正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五、教學效果評價的靈活性
教學效果評價的靈活性指對教學效果的評價要充分考慮教學過程和教學內容，采取靈活的評價手段。具體來說，課堂教學評價的重點應放在教學的具體操作過程上，少做結論式的評價;盡量以指標形式來衡量教學效果，減少主觀臆斷式的評價;注重對知識運用的技能技巧的評價，減少純粹機械記憶評價的比重。在具體操作中，改變過去純粹考查知識點的評價方法，強調口試、論文，重點考查學生運用實際知識和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此外，還讓學生充分參與本專業教師的課題研究，鍛煉他們的科研能力。讓學生在課程論文的撰寫過程中充分發揮自主性，自己選題，自主調研，教師只進行指導和把關，鼓勵學生大膽創新，這種靈活性的教學效果評價方式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六、結語
1.1公務員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穩定的福利待遇
即使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的思想已經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些傳統的舊思想不斷的遭到淘汰，但是在對待公務員的態度上，從古代到現在，似乎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古代，科舉制的實行是選拔國家公務員的主要途徑，要想改變平民務農的低微的社會地位，就必須通過參加科舉考試的選拔，才能進入統治階層。而現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以及我國的公務員制度的因素，公務員成為了僅有的最具有保障性的職業。古代的社會成員的等級劃分嚴格，不同等級的身份享受不同的待遇，具有不同的社會名望，官僚自然居于普通老百姓之上，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這就形成了一種對官僚這一階層的仰視和羨慕的社會心態。個人的地位、身份是由社會中其他成員的道德價值觀評價所決定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在福利待遇方面，公務員一般享受相對穩定的工資和福利，其中很重要的是公務員能享受開支報銷、住房補貼、解決戶口問題等，這都深深吸引著廣大學子，不用擔心“下崗”，以人們思想中依然存在的求穩心態來看，公務員依然是他們的第一希望選擇的對象。
1.2我國的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
雖然我們改革開放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不斷發展，但是以市場為主導的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大學生考公務員熱本身就已經反映出這一問題。在這里，一方面是由于這些單位部門有著良好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這些部門享受著各種社會資源的優先配置，而市場機制要求社會資源必須在市場的機制下調節來配置，從而達到最大的優化利用。顯然，政府的權力干預是導致這一問題的關鍵因素，管理的因素大于服務的因素，這些都使得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地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均衡，自然導致人們涌向資源豐富集中的地方或者是有權配置這些資源的地方，大學生考公務員熱也就某種程度可以看成是一種對社會資源的優先占有。一些企業在招聘大學生的過程當中存在著不合理和違法操作的現象，比如與學生簽訂不平等的勞動合同，騙取學生的報名費、體檢費等，對一些畢業生有歧視行為，不給畢業生上“五險一金”等，這些市場中的負面因素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畢業生的就業選擇，種種不確定因素迫使大學生更青睞于公務員這一安全的避風港。
2大學生考公務員熱的對策措施探究
2.1引導大學生轉變就業觀念
高校在思政和就業教育過程中應進一步加強大學生對于公務員的認識，為人民服務是公務員的核心素質，而大學生往往關注于公務員給自己帶來什么好處，這是典型的功利主義思想在作怪，應該予以摒棄。公務員并非人人適合，很多學生盲目地跟從大眾選擇，而忽視了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這也是不可取的。應腳踏實地、勇于創新、親身實踐，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并取得非凡的業績。
2.2嘗試改革公務員制度
公務員的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相比一般職業來說具有相當大優勢，這是大學生追捧公務員的一大主因。因此，要想更好地完善公務員制度，就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改革。首先，嘗試在一定范圍內試點公務員聘任制度，獎優懲劣，打破“鐵飯碗”，公務員不再是終身無后顧之憂，這有利于公務員隊伍素質整體上升；其次，要完善公務員定期考核制度。這有利于公務員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克服思想；最后，進一步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較少政府干預，多讓位于市場調節。
2.3健全以市場為主導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