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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新民中寨的婚姻習俗在文化變遷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對新民中寨以前與現在的婚姻習俗的比較來分析其變化的特點和原因，從而說明文化的穩定是相對的，文化的變遷是永恒而絕對的這一文化現象。
隨著 經濟 的 發展 ，社會的變遷，少數民族地區同樣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或者正經歷著社會與文化的巨大變遷。社會變遷與文化變遷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社會變遷指社會各方面現象的變化，文化變遷是指或由于民族社會內部的發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接觸，因而引起一個民族的文化的改變。在社會文化變遷過程中，侗族婚姻習俗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新民中寨的婚姻習俗
新民中寨是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一個侗族村寨，有關其婚姻習俗，主要是針對以前的習俗來看現在的變化，以下從四個方面來描述：
(一)婚姻形式
在新民中寨，人們的婚姻是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存在三種婚姻形式：入贅婚，姑舅表婚，不落夫家。
l、入贅婚
入贅婚，也就是常說的“上門”，指女“娶”男。男方“嫁”到女方家的一種從妻居的婚姻形式?！肚f子·駢拇》中說：“附贅懸疣，出乎怪哉……”這里的“贅”指一種病理現象?！夺屆め尣 吩疲骸百?，屬也，橫生一肉……”這里的“贅”指贅肉。男子“上門”到女方家做女婿，一般稱之為“贅婿”，這里很明顯含有一種貶義，通常情況下，很少男子愿意“嫁”人。2004年寨里入贅婚只有一例。對于入贅，剛開始寨中人有些議論，時間長了，習慣了也就無所謂了。
2、姑舅表婚
姑舅表婚是指姑舅表兄妹之間的婚姻，有雙向和單向之分，新民中寨的姑舅表婚是單向的，即只能是舅舅家的兒子娶姑媽家的女兒。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舅舅的“特權”。關于姑舅表婚，侗族曾經有文字規定：“姑之女必適舅之子，聘禮不能措，則取償于子孫，倘外氏無相當子孫，抑或無子，姑有女必重賂于舅，謂之外甥錢，其女方許別配，若無錢賄賂于舅者，終生不嫁也”。從這里可以看到，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交易”的性質。姑媽家的女兒天生就是舅舅家的媳婦，如果舅舅家沒有兒子或沒有合適的男孩，都得向舅舅賠錢。假如賠不起錢，終生都不能嫁?！熬藱唷钡膶Ｖ剖遣谎远鞯?。
以前，寨子里姑媽家的女兒得先讓舅舅家的兒子挑，假如舅舅家的兒子要娶，姑媽家的女兒一定得嫁，否則會被嘲笑。假如舅舅家的兒子不愿娶姑媽家的女兒，姑媽家的女兒在征得舅舅同意的情況下可以外嫁，但得賠舅舅一定的錢財，賠多少錢要依據侗款的規定，多賠或者少賠別人都會議論?？梢姡湓虿粌H有侗款的規定，也有社會輿論的左右。
建國后，政府頒布一系列法令，禁止近親結婚人們逐漸認識到“表兄妹結婚不好，生的孩子不聰明”，她們樸素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們已經意識到了近親結婚的危害。漸漸地，這種婚姻形式消失了，舅舅家兒子優先娶姑媽家女兒的特權也隨之消失。
3、不落夫家
所謂的“不落夫家”，簡單地說，是指男女青年結婚后，新娘不立即到婆家長居，而是回娘家居住懷孕后或者生了第一個孩子后，才到婆家與丈夫長居。對于這個習俗，寨子里不同年齡段的人有不同的情況。據吳薩永忠(78歲)講那時候婚后不馬上住男方家，都回娘家住一兩年，住娘家期間，男方家活兒忙時會叫妻子回去幫忙，如果不去，也會有人議論，所以她們通常不會在娘家住太久。吳薩衛蘭(59歲)說她們那時候都是舉行完婚禮，新娘就直接住男方家，沒有回娘家住一段時間的習俗。吳乃瑤(25歲)，吳乃傳源(23歲)，吳乃日光(30歲)講：大家婚后都在娘家住了一年才去男方家，這一年大都出去打工，也不常在家。這期間，農忙季節，丈夫會帶著禮物來接妻子回去，但活兒一做完，妻子晚上又趕回娘家。
可見，“不落夫家”現象并不存在于所有已婚婦女中。從年齡上看，20世紀2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有“不落夫家”的習俗，4o年代出生的人沒有這一習俗，60—70年代出生的人又有這一習俗。從時間上看，“不落夫家”存在一個斷層。但從相關資料看，這種現象不是習俗本身發展的必然，而是當時政府干預的結果。當時政府有文件禁止這種習俗：民國22年2月1日省政府委員會七十三次會議決議規則第二十二條“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處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罰金，家長縱容者，并罰其家長?！泵駠?1年l1月的《三江縣改良風俗委員會補充規則》第六條“女子到男家三朝后，新郎偕新婦歸寧一宵，應即回男家久住，若外家無特殊事故，不得任意接回?！泵駠?1年6月24日的《三江縣改良風俗實施辦法》第二十八條“女子嫁后不落夫家者，處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十五元以下的罰金，仍限期令回夫家”。依據其規則，2o世紀30—40年代三江縣應該存在“不落夫家”的婚俗。但在新民中寨，當地人可能迫于政府的壓力，暫時沒有了這一習俗，所以出現這個時問上的斷層。新
(四)訂婚和結婚的禮物
訂婚時，男方家人一般帶鵝、鴨、豬肉和酒(自家做的米酒)，女方同意的話，會回送親手繡的鞋墊或做的布鞋?，F在男方除了帶“三牲”和自家做的酒外，通常買一些包裝酒、飲料之類的。女方也會回送一些買的鞋之類的。
結婚時，男方的聘禮都是吃的東西，以前主要有豬、鴨、煙葉、酸魚、魚(必須三條)、黑米熟飯、粑粑、生米、米酒，各種禮物加起來大概要有二十擔?，F在除了以上那些東兩，還增加了兒條包裝煙，幾盒或幾件包裝酒和飲料，加起來約有四十擔，條件好的還可以多送。女方的陪嫁以前有侗布、圍裙、布鞋之類的，都是手丁做的，這些東兩男方的家人和親戚都可以用?，F在增加了柜子、縫紉機、被子、布鞋、解放鞋，皮鞋一定要有，而且鞋類要有約30雙，其他的如電視、風扇、沙發、影碟機等視條件而定。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訂婚和結婚的禮物都增加了許多，但有的始終沒變，如訂婚時的“三牲”必不可少，聘禮的活魚始終是三條，他們認為‘3’是吉利數字，可以帶來好運。黑米飯、粑粑、米酒甚至生米等始終都有，這是他們的辛苦勞動所得，也是生活的必備品，送這類東西表示對女方的尊重，同時，新郎也通過送這些禮物來取得女方家人及親友對其身份的認同。陪嫁里布鞋必不可少，沒有的話，別人會認為女方手不巧，人很笨。
二、新民中寨婚姻習俗呈現的特點
從新民中寨婚姻習俗以前與現在的對比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有些習俗傳承下來，沒有非常大的改變，如訂婚、結婚、婚姻中的禮物等。雖然訂婚和結婚時送的禮物多了一倍甚至數倍，但有些禮物始終是必須要有的，如訂婚中的“三牲”等等。而且訂婚和結婚的時間和程序安排jl乎都一樣。禮物方面，男方送吃的東西，女方送用的物品，這種形式也一直未變。
(二)有的習俗在傳承中發生變異，從而呈現出新的面貌，如適婚對象的范圍，婚約和婚姻關系的解除，婚后的居住方式等。寨里的青年找對象由本寨或附近寨的侗人擴大到寨外甚至更遠的漢壯，甚至苗瑤等民族。在解除婚姻關系中，女人有了一定的話語權，男人占絕對統治地位的 歷史 不復存在。
(三)有的習俗隨著人們認識的提高和社會的 發展 ，逐漸消失，如姑表婚，這種習俗的消失使青年女子們有了自由戀愛自由選擇伴侶的權力。
(四)有的習俗與市場 經濟 的關系日益密切了，婚姻習俗中送的禮物，迎娶新娘時放的爆竹，吃的喝的等等，都從以前自給自足的 自然 經濟的封閉中走了出來。
(五)當地村民意識到并相信 法律 的作用。一直以來，在寨子里，只要訂了婚或舉行過婚禮，大家都相互承認彼此的身份，以致于在解除婚約或婚姻的時候都是男子說了算。后來，人們知道了合法的婚姻可以受法律的保護而開始去辦理能證明合法婚姻的結婚證書。
三、婚姻習俗發生變化的原因
一個民族或地區的文化傳統的形成、傳承和發展變化與其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各個方面是相適應的。依據的觀點，事物的發展變化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起決定作用，外因也必不可少。以下就這兩方面來分析其發生變化的原因。
(一)內因
這里的內因主要指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變化，當然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當地的自然環境。
新民中寨是個侗族村寨，都柳江把寨子與外界隔離開來。居民住房以干欄式建筑為主。
長期以來寨子居民以農業為主，種植水稻、小麥、紅薯，也種煙葉、油菜、棉花、大豆、衫樹、竹子等經濟作物，每家每戶都養雞、鴨、鵝，養豬、牛，在稻田套養魚，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他們的主要經濟形式。
改革開放以后，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落后的自然經濟迅速解體。寨里的人不再滿足于僅僅吃飽穿暖，為了尋求更美好的生活，很多人外出打工，漸漸地，外出務工成了他們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經濟實力的增強帶來了物質文明和思想觀念的更新，一些 現代 化的物質文明如彩電、冰箱、影碟機等涌入村寨。另外，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不再唱而且也不會唱侗族大歌了，而轉向流行歌曲。
由依靠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大潮，表面上看只是他們謀生手段的變化，實際上，在他們為生計奔波的同時，會在潛移默化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當他們回到家鄉，就會不自覺地表現出異文化來，漸漸地，就會使一些原有的文化發生改變。
(二)外因
“每一種文化的萌生、演化、發展，都依賴于特定的生態環境，都是適應不同自然生態環境的結果，因而都具有特定意義和存在價值”?？梢哉f，文化就是環境的產物。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這一外因，在文化變遷中是必不可少的。
(一)博弈假設本文對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的演化博弈模型作如下假設:1.確定博弈主體?！吨腥A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那么繳費主體則為企業和職工。①演化博弈研究的對象是一個“種群”，注重分析種群結構的變遷，而不是單個行為個體的效應分析。［8］從整個社會保險制度的征繳資金來源看，可將企業和職工視為兩個不同的群體，他們的目的是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2.確定博弈主體的行為策略空間。企業除了遵從制度要求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外，還可能采取退出或抵制策略。社會保險由政府壟斷提供，以法規為保障強制實施，如果企業拒絕參保將面臨被勞動監察部門和社會保障部門嚴厲處罰，影響企業的聲譽，因此企業會盡量以合作的態度參加，故退出行為一般不會發生，本文也就不考慮此種行為。抵制行為是指企業在表面上遵從社會保險制度的相關規定，但實際上并不認同參與社會保險可以為其帶來最大利益，會采取少報、漏報繳費基數或繳費人數等方式以盡量消除社會保險制度對其造成的影響，實現利益增進。《社會保險費用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第十條規定“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由企業在其工資中代扣代繳，任何企業和職工不得干預和拒絕”，那么職工繳費與否完全由企業決定，繳費決策地位的不對等使得職工處于劣勢，但職工可以根據企業是否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來調整自身的工作態度以降低這種不對等程度。如果企業及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這將能夠提高職工的滿意度，職工將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如果企業為了減輕負擔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將導致職工利益受損并造成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職工可能因此對企業心懷不滿而降低工作積極性，甚至采取某些過激方式來報復企業。故職工的行為策略空間為“積極反哺，消極響應”。3.確定博弈過程并引入獎懲制度。由于繳費決策完全由企業決定，職工會根據企業的行為而做出響應。然而在現實中，企業逃欠社會保險費可能存在與職工共謀的現象，如高收入職工不滿足較低的社會保險待遇，低收入職工傾向于獲得當期收入來降低流動性約束。高收入職工一般是人力資本較高者，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為了留住他們往往會提供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并為其購買補充性商業養老和醫療保險。隨著當期現金工資的增長、人們養老意識的增強和社會保險制度的逐步完善，低收入職工因短視或流動性約束而放棄參加社會保險的意愿在不斷降低，同樣希望通過參加社會保險制度來抵御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認為這兩類職工與企業形成的共謀現象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逐漸消逝。本文的博弈過程設定為:當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后，職工會努力工作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促進企業增產和提高收益;若不努力工作，企業會采取一些隱性措施增加職工的工作成本或降低職工的經濟收益。當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后，除非給予職工一定的經濟補償，②否則職工會將企業瞞報繳費基數或少報職工人數的行為舉報給勞動監察部門和社會保障部門，企業會遭受相應的懲罰。
(二)構建博弈模型令R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除繳納社會保險費外獲得的長期穩定收益，Q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獲得的短期收益，C為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總額(包括職工的代扣代繳部分)，D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給予職工的經濟補償額，W為職工的工資，P為企業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后職工未來收益的貼現值，α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β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但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γ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而職工不反哺企業時減少的工資系數，λ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卻沒有補償職工而被舉報受到的懲罰系數(包括補繳未按規定申報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二、演化穩定策略
假設x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1－x為選擇消極抵制策略的比重;y為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的比重，1－y為選擇消極響應策略的比重。企業選擇積極遵從和消極抵制策略時的期望收益μ11、μ12以及企業整體的平均期望收益μ1分別為。當企業以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選擇任何策略的收益無差異。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1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狀態，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b)所示。當企業以高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消極響應向積極反哺轉移，最終積極反哺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0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c)所示。當企業以低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積極反哺向消極響應轉移，最終消極響應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
(一)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由式(7)、(8)可以建立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該系統的局部均衡點構成演化博弈均衡。根據上文對企業和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分析可知，該系統共有五個局部均衡點:(0，0)、(1，0)、(0，1)、(1，1)、(x*，y*)。為確定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變的最終結果，需要對該動態復制系統的各個局部均衡點進行穩定性分析。Friedman(1991)提出用微分方程描述群體動態時，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分析可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出。［9］據此，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可以由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到。從表2可以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它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通過判別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職工選擇消極響應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R－C與Q－λC兩組條件的大小關系，可以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表4中的結果顯示，在相應的約束條件下，局部均衡點(0，0)、(1，1)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如圖4所示，若初始狀態在D區將收斂于點(1，1)，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累積;若初始狀態在B區將收斂于點(0，0)，產生企業抵制制度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和職工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的惡性循環現象;若初始狀態在A區或C區時，穩定均衡點取決于企業調整策略選擇的速度。若初始狀態在A區，如果企業及時調整決策，使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大于x*，演化動態將穿過L2線進入D區，最終穩定均衡策略將為(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反之則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3.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動態復制系統無穩定均衡點，該演化博弈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表明企業和職工的策略選擇具有隨意性。4.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局部均衡點(0，0)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卻是劣均衡狀態。企業為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優勢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職工無法忍受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容易形成群體利益受損的惡性循環。
(二)參數討論通過對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發現，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情況決定著最終的演化穩定策略，不同收益關系下將形成不同的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且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和(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不存在演化穩定策略。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過觀察繳費主體在收益最大化下逃欠費行為的演變過程，采取相應措施來不斷調適和修正其策略選擇，以實現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最優均衡狀態，促進社會保險征繳管理的有序運行。根據研究的需要，上述四組條件中的后兩組條件無法實現最優均衡狀態將不予考慮。在前兩組條件中，均有(1+α)R－C＞(1+β)Q－D，則β＜［(1+α)R－C+D－Q］/Q。這表明當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并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系數應盡可能的小，使得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短期收益小于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長期收益，倒逼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前兩組條件的區別表現為第二組條件下有兩個穩定均衡策略，要避免(消極抵制，消極響應)劣策略的發生，主要取決于R－C與Q－λC的大小關系。當λ－1＞(Q－R)/C時，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優穩定均衡策略，避免了劣策略的形成。即當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的懲罰系數大于短期額外收益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比例時，企業會選擇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由此，本文提出社會保險逃欠費的最優懲罰系數λ=(Q－R+C)/C+ε，其中ε為可調整參量且ε＞0，政府相關部門可以通過不同時期征繳率的變化情況調整ε值的大小來調適和修正企業的逃欠費行為。這種可調控的懲罰力度對逃欠費企業的震懾作用較大，能夠有效地遏制企業逃欠費沖動，引導企業在面臨嚴厲處罰情境下做出積極遵從制度要求的選擇。從圖3可以看出，當β減少、λ增加時，y*增加，鞍點(x*，y*)沿著L2線上升，D區的面積減少，逐步向穩定均衡點(1，1)靠近，最終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狀態。
三、結論與展望
1.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僅與企業的決策有關。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決定，觀察表2可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而是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判別企業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R－C與Q－λC這兩組關系的大小，可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
2.企業在不同策略下收益的大小關系決定著該演化博弈模型最終的穩定均衡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唯一的穩定均衡策略(積極遵從，積極反哺)，且是優策略;當(1+α)R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兩種穩定均衡策略(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和(消極抵制，消極響應);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唯一的穩定均衡策略(消極抵制，消極響應)，卻是劣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例如，地方政府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放松對社會保險費征繳工作的管制，企業追求相對競爭優勢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造成職工利益受損，職工無法忍受利益受損會做出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的決策，容易形成群體利益受損的惡性循環累積，這將不利于社會保險制度的良性運行。
論文關鍵詞：社會經濟利益；習慣法；社會經濟權利；社會經濟權力
在經濟法的學理研究和立法實踐中，對經濟利益獨立性的認可表現在其作為一個經濟法上的基本原則，即社會經濟利益原則的確立。但是，社會經濟利益原則既出現在私法法域，亦出現在公法法域和以經濟法為代表的第三法域。這種狀況導致了法律體系內部的混亂與沖突，同時也阻遏了法律對社會經濟利益的保護。實現社會經濟利益和法律保護的有效協調與統一，從歷史中搞清社會經濟權力或社會經濟權利的起源是非常必要的。
一、前國家社會的利益觀念、分類及其關系
摩爾根在對印第安人進行了長期觀察后提出，處于蒙昧時代的人，“財產是極其微弱的。他們對財產的價值、財產的欲望、財產的繼承等方面的觀念十分單薄。這里的財產觀念單薄指的是私人財產的觀念。與此相反，古代人卻有著極強的集體觀念，如低級野蠻時代的村莊周圍就出現了木柵，中級野蠻社會的人們用石塊砌成堡壘保衛公共住宅。原始人的這種做法充分表明，他們有著明確而且肯定的集體觀念。
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呂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對我國鄂倫春族的“烏力楞”制度的考察為我們解析史前社會的利益觀念提供了直接證據。鄂倫春人的季節性狩獵一般都采取集體的形式。狩獵工具是各家自己購置的，平常歸各家私有。但是在出獵的時候，所有“烏力楞”的財產都是公用的。他們獵獲的食物一律在整個“烏力楞”中平均分配。由此可見，鄂倫春人不但有“我們的”觀念，也有“我的”觀念，而所謂“我的”就是私有觀念。簡單講，“我的”觀念中體現的就是個人利益，“我們的”觀念中體現的就是社會利益。
綜上所述，原始人不單產生了“我的”和“我們的”的利益觀念，而且還萌芽似的觸及了“我的”和“我們的”的關系問題。鄂倫春族的“烏力楞”制度中關于獵物的分配就具體體現了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此外，原始社會中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還表現在財產繼承制度上。摩爾根在論述這一問題時使用了“權利”這一概念。摩爾根的考察表明，伊羅奎人曾經出現過三種重要的順序相連接的繼承法。第一種是遺產必須由死者所在氏族的全體成員分配;第二種是由死者的同宗親屬分配;第三種是由死者的子女繼承。但是無論如何死者的財產必須保存在氏族之內。
基于以上的考察、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原始社會時期利益分為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既相互依賴也存在著長期不間斷的沖突。沖突的結果產生了古代社會的分配制度和繼承制度。第二，社會利益的產生先于私人利益。摩爾根認為氏族社會是由最初的血婚制家族發展而來的，中間經過合婚制的過渡。摩爾根認為，社會中的個人一開始就是存在于集體之中的(先是家族后來是氏族社會)。盧梭認為社會的形成是因為“當時自然狀態中不利于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在阻力上已超過了每個個人在那種狀態中為了自存所能運用的力量。于是，那種原始狀態便不能繼續維持;并且人類如果不改變其生存方式就會消滅。于是，人們之間達成了一個共同的契約，每個人將自己及其自身的一切自然的權利交給整個的集體，于是社會產生了。同樣，在盧梭看來私人利益的產生是早于社會利益的產生的。第三，私人利益依賴社會利益而存在。第四，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互限制。私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利益的擴展范圍，社會利益一也決定了私人利益的實現和延及的范圍。第五，社會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實現方式有區別。社會利益在一定社會范圍內以社會規則來支配，而私人利益則完全由私人支配，這就是利益在實現動力上的表現。
二、前國家社會的社會經濟權力或權利的重合
按馬克思·韋伯的觀點，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上。進而，邁克爾·曼又將權力分為集體權力和個體權力、權威性權力和彌散性權力。
結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首先，本文所指的前國家社會的社會經濟權力是一種典型的彌散性權力，同時又是一種集體性權力。值得關注的是，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這種集體性權力對內作用時又有一種向個體性權力轉化的趨勢，同時，社會經濟權力在實施過程中也積淀了一定的權威性。社會經濟權力的集體性表現在，這種權力的形成是基于人們為了生存的需要而結成的相互之間的合作，而不是一個人通過暴力對另一個人強行的貫徹自己的意志。這一點可以從歷史學家們對前國家社會中狩獵和灌溉農業的考察中得到證明。這種社會經濟權力的彌散性表現在它對社會內部的調整、規范，個體權利的實現不是依靠明確的命令和有意思的服從，而是從一種更加本能的、無意思的、分散的方式分布于整個社會的人口之中的，是靠著人們之間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的道德或者來實現的。其次，這種前國家社會中的社會經濟權力的功能是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中的經濟利益。
從上述對前國家社會利益形態的分析中我們得知，社會利益存在著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之分，并且它們之間存在著顯見的區別。從外在條件上看，只要具備了利益、自由和度量三個要素，權利就可以形成。因此，相對于社會經濟權力，社會中的每個個人也同樣存在著個人私權利。若干個個人的結合就構成整個社會，而若干個個人權利的重合構成社會整體的權利，也就是相對于社會公共利益對應存在的社會經濟權利。在后者的構成中同樣存在利益、自由和度量這三個權利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社會經濟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力在主體、利益和實現方式上完全是重疊的，所以在前國家社會，社會經濟權力和社會經濟權利是混同的，或者我們可以認為它們是重合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由于人類史前社會中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并存，因此，在社會經濟權力保障、實現社會利益的同時，社會經濟權利在確認和保障若干個體權利的集合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在前人類社會中，社會經濟權利和個人權利的共生也意味著社會經濟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力的并存，他們共同的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發展變遷。同時，社會經濟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力在某些特定語境下也能實現并存融合。
三、社會經濟權力與國家權力的對抗與融合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出現便產生了對權力和權利的渴求，國家的本質決定了只有得到其認可才能成為合法的權力或權利，尤其是權力，其合法的擁有者只能是國家。經典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經過法律確認的國家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對被統治階級實施的合法武器。
而作為私權的權利是階級利益沖突和被統治階級對統治的妥協的產物。其中，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和統治階級的讓步都對私權利的產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兩種力量協調的結果是權利和權力的共存。這樣，國家權力和個人權利都被認為是合法的。
但是，社會經濟權利或社會經濟權力因其本身的彌散性并未在國家產生后融人到國家權力之中，還消極的彌散在社會生活中，也未取得合法性，甚或有時還成為非法的權力或權利。而社會經濟權力或社會經濟權利本身具有的集體性，或者說具備的社會基礎決定國家權力并不能將其瞬間兼容或者消滅，由而國家權力與社會經濟權利或社會經濟權力呈現了一種既對抗又融合、既消滅又補充的發展態勢，總之，對國家權力來說，其發展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兼容社會經濟權力或社會經濟權利的過程。
與我們的觀點不同，國家起源融合論的代表人斯賓塞認為，國家的形成是因為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引發并加劇了他們之間的相互依賴，因此“各個部分組成了一個在同一個基本原則上構成的集合體”。融合論的觀點可以從邁克爾·曼對美索不達米亞的灌溉農業國家的形成的分析的得到證明。按照這種觀點，國家經濟權力完全是前國家社會經濟權力的延續或者說是由其演變而來。對此筆者不敢茍同，其道理在于:在前人類社會中，無論是沖突論還是融合論都不能否認國家和社會在主體方面存在著本質的區別。社會意志體現為一種公共的意志，而國家意志在階級利益沖突中或者在集團利益沖突中，最終只能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階級的意志和集團的意志。這樣就使得以利益為內核的國家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與社會經濟權利相悖離。對社會經濟權利來說，如果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權利受到國家法律的認可，作為其利益內核的社會公共利益中的經濟利益，只能在私人權利中得到保護。而作為私法的核心的私人權利，卻反對任何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借口的權利。因此，融合論學說的結論只能是，公共利益的社會經濟利益在很長的時間被人們所遺忘，并進而使社會經濟權利在這一階段缺失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
四、社會經濟權利與國家經濟權力的分離
接前述，社會經濟權利與國家權力的融合是一個歷史的持續過程，其中也伴隨著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融合，但是在這個過程的任何階段，社會公共利益都沒有喪失其獨立性。隨著社會的發展，將社會公共利益再次拉進人們視野，引發人們關注的是，現代工業化生產對傳統農業生產的沖擊。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生產使得人們無論在個人的生活和企業的生產上，越來越依賴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這樣導致人們對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產生了新的認識。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有助于個人利益的保障，因此，當人們再對社會公共利益實施保護時，人們之間就必然能達成相互合作、理解并且顯現空前團結。而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產生的社會經濟權利就很難再次被完全整合到國家權力中去，對峙的結果只能是，立法機關把社會經濟利益的保障主要放到私法領域來確立、維護。近現代以來的私法的公法化以及社會公共利益原則在私法領域的廣泛使用，實際上就是人們對社會公共利益關注所導致。也就是說當人們不愿意將社會經濟利益交由給國家公權力的同時，國家同樣是不可能賦予社會上任何一個非國家機構的主體以公權力。
關鍵詞：鄉村旅游，社會變遷，影響
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的鄉村旅游悄然興起，進入90年代中后期，我國鄉村旅游進入了發展較為快速的階段。國家旅游局1998年推出了“華夏城鄉游”，1999年推出了“生態旅游年”，全國各地紛紛抓住機遇，形成了一股鄉村旅游熱。這一旅游形式和農村以及農民生活息息相關。鄉村旅游對農村社會的生產方式、農民生活、農村文化等產生了方方面面的影響。免費論文。免費論文。
一、鄉村旅游吸引力的內在機制
鄉村旅游吸引力的本源在于城市與鄉村文化勢差。文化在旅游的發展過程中總是最活躍的因素?，F代旅游已然不再僅僅停留在自然景觀的表層，它更需要文化元素的充實。古老而厚重的鄉村文化積聚著中華上下5000年文化的精華，千百年來歷史不斷沖刷而形成風格各異的村落民居，承載了豐富的文化、民俗等人文信息，傳承著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在傳統的鄉村文化面前，中國城市文化呈現著另一番文化形態。中國城市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滲透了西方文化的因子，它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兒，難以保存中國本身最為原真的文化面貌。兩者之間出現了文化勢差，這正是鄉村旅游形成的吸引力本源。這是一種現代人追求的生存質量，更是一種生活時尚。這種文化勢差是建立在空間勢差、視覺勢差、心理勢差的基礎之上。城市的喧囂繁雜與鄉村的寧靜悠然、城市的鋼筋水泥與鄉村的磚瓦木房、城市快速的生活節奏與鄉村的慢調節奏，這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文化勢差的表層現象。生活在城市的人們空前地渴求著遠離城市的喧囂，返璞歸真，親近泥土，將情感、智慧和理想納入一片寧靜平和之中。鄉村性是鄉村旅游的中心和獨特的賣點，客源地的城市性與目的地的鄉村性級差或梯度是鄉村旅游的動力源泉。都市人在追求清新寧靜的鄉村環境，釋放心理積郁的同時，他們更深層的是在體驗與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鄉村文化。
二、鄉村旅游與農村社會變遷的關系
鄉村旅游是發展鄉村旅游地區農村社會變遷的加速器，社會變遷促進或影響鄉村旅游的發展。鄉村旅游作為一種旅游形式，反映出了旅游動態的一個特征――流動。最基本的一點是鄉村旅游帶動了人的流動。人的流動又帶動了信息，資金和人才的流動,把現代文明,外部信息帶進了鄉村，促進了當地農民思想觀念，價值觀念的改變。作為鄉村旅游接待者，他們開始注意到科學文化知識,經營管理知識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們開始放棄過去頭腦中長期形成的小農經濟觀念，不斷參與就業市場競爭，他們開始以商品經營者的身份，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要求去生產經營。鄉村旅游加速了鄉村人觀念的轉變，進而加速了鄉村社會的變遷。社會變遷之于鄉村旅游有一個先被動后主動的過程，鄉村旅游首先帶動和促進了鄉村社會變遷，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鄉村社會又會主動改變自己以適應旅游產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社會變遷促進或影響鄉村旅游的進一步發展。
三、鄉村旅游對農村社會變遷的影響
鄉村旅游對農村社會變遷的影響牽扯到方方面，包括人口變遷、經濟變遷、社會結構變遷、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風俗文化的變遷等。當然，影響社會變遷的因素有很多，和大時代的發展息息相關，但在發展鄉村旅游的地區，旅游產業的發展是影響農村社會變遷的主導因素。
1. 人口變遷
旅游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鄉村旅游需要一整套的服務設施，不僅需要導游、管理人員、服務人員，還需要住宿、飲食、商場、交通、文化等行業，能吸收利用大量勞動力就業。根據乘數效應理論估算，旅游業每創造1個直接就業機會，將產生另外3個間接就業機會。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
2. 經濟變遷
鄉村旅游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其吸引力之一就是具備一定的生態環境、一種為人類提供各種服務的特殊資源。在人類社會早期，良好的生態環境就像陽光，空氣，水一樣，是自然界本身提供的，并不具備經濟意義。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污染日益加劇，人們對鄉村清新的空氣、優美的自然風光產生強烈的需求，使鄉村生態環境成了稀缺資源，具有了經濟價值。鄉村旅游能夠使生態效益轉化經濟效益,成為充分利用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而這種促進反映在鄉村旅游中就是鄉村旅游的發展勢必對鄉村旅游地的農民和農業經濟發展起到一個帶動作用。表現在：
（1）鄉村旅游的發展，使一大批老少邊貧地區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貧困地區依托本地旅游資源開發旅游業，是脫貧致富征途上做出的一種實事就是、因地制宜的選擇。這種選擇，使脫貧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寬廣。據河南省有關調查，全省通過發展旅游業而脫貧致富的農村即達到1200多個，30萬戶，近百萬人。據此推算，全國通過發展旅游業而脫貧致富的村莊不會少于1萬個，人口不會少于300萬人。這是發展旅游業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所做出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貢獻，同時，對促進我國旅游業更好更快地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2）鄉村旅游的發展，為閑散的勞動力開辟了廣闊的就業門路。旅游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當地居民圍繞著游客吃、住、游、購、娛的需要，興辦了各類企業，圍繞旅游點而發展起來的餐飲業、運輸業、旅館業等比比皆是。人們通過開展各種為旅游者服務的活動，找到就業機會，有了生財之道。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減輕了各級政府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壓力。
（3）發展鄉村旅游縮小了城鄉差別。在我國大城市的郊區縣，具有發展鄉村旅游的區位優勢，其主要表現就是直接面對周末假期、民俗佳節、慶典活動等需求的穩定而龐大的城鎮居民市場。在大城市發達的工業文明的輻射下，都市附近的縣郊區已經進入現代化農業文明階段。發展起來的鄉村旅游，不僅使本地的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也使當地農民增加了收入，加快了大城市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城鄉落差已越變越小。
3. 社會結構變遷
鄉村旅游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管理層面的全面改革，旅游產業增加了村莊管理者的業務量，促使管理者改進管理方法，使許多管理者由原來的“兼職”管理村內事務的同時，農業生產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變為“全職”，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參與管理所得。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管理機構的主體也發生了變化。原先村委會負責村內的所有事務，現在可能很大一部分事務由村民組建的“股份公司”處理，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呈現相分離的趨勢。社會成員地位結構也隨著旅游經濟的發展而產生顯著的變化。旅游業的發展增加了村民生產致富的機會，但是由于村民們資源條件的差異以及抓住機遇的能力不盡相同，總有一部分人更快發財致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經濟地位影響社會地位，對于不同村民來說，旅游產業的發展在提高他們收入水平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同的社會地位體驗，這就是農民階層的分化。農民的分化是由于財產關系與職業系統的變遷，出現了多樣化的職業類型、生產資料的所有形式及經營形式的背景下產生的。也就是說，當農村在集體經濟之外引入了個體經濟與私營經濟、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雙層經營形式，在農業勞動之外引入了其他多種職業類型之后，農民相互之間的地位差別才變得明顯起來。此外，鄉村旅游業很好的結合了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村民職業由原來的“純”農民轉變為服務業從業者與農民的混合職業者，村民職業由單一向多元化轉變。
4. 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遷
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主要是通過人們的行為規范和思想體系表現出來。人們的社會活動都是程度不同地在價值觀念指導下發生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往往成為整個社會變遷的先聲。鄉村旅游帶動了人的流動，而人的流動又帶動了信息，資金和人才的流動,把現代文明,外部信息帶進了鄉村，對鄉村傳統價值觀念產生了最強烈、最直接的沖擊，促進了當地農民思想觀念，價值觀念的改變。他們轉變了對待傳統和變革的態度，由恪守古訓，求穩怕變轉變為主動迎接新時代，接受新觀念；轉變了傳統村民知足常樂、固步自封的態度，轉而積極進取，主宰命運；他們轉變了怕冒風險和膽小守舊的處世態度，逐漸提高了風險意識和承擔風險的承載能力；他們轉變浪費時間、不講效率的勞動態度，使“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他們轉變了對待知識與科學的態度，更加重視對自身知識水平的提高和對下一代的教育投入。
生活方式由價值觀念所主導。農民的衣食住行不斷追求品質與高效。例如中國民間飲食結構逐步由過去的主食消費向主副食相結合轉變，傳統的粗糧細吃、稀稠搭配也有了新的內涵。
5. 鄉村文化的變遷
這是分析社會變遷內容的一種綜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內容或結構的變化，包括因文化的積累、傳遞、傳播、融合與沖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長和舊文化的改變。發展鄉村旅游使得社會文化的表現更加豐富多彩。
（1）鄉村旅游本身存在的傳統文化對旅游者產生的影響。旅游者（主要是城市居民）離開居住地到鄉村地區旅游的最大起因就是城鄉之間在自然景觀、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差異性,因此決定了傳統鄉村文化在旅游產品的生產和組合中可以作為最重要的素材和著眼點的地位。天人合一式的環境,健康、樸素、簡單的生活,可以讀到歷史,可以看見的美德,正是這些傳統鄉村地區所獨有的魅力,也是鄉村與現代化城市環境,生活的差異成就了鄉村的旅游吸引,因此可以說,鄉村傳統文化是鄉村活動的最大特點。鄉村旅游注重傳統事物和傳統價值,將旅游活動和旅游者融入鄉村生活之中,為旅游者提供一個安靜、自然和原原本本的鄉村生活體驗。免費論文。
（2）鄉村旅游有助于保護鄉村文化和歷史遺產，增強鄉村社區的自豪感。有一種觀點認為，發展鄉村旅游將對旅游地造成較大的文化沖擊，破壞傳統的鄉村文化，同時游客的大量涌入將對旅游地的古建筑等歷史遺產造成破壞。而國外的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在鄉村旅游開發之前，鄉村社區的一些獨特文化和歷史傳承很少為人所知，處于逐步衰微的狀態，鄉村旅游的開發不僅沒有破壞鄉村的獨特文化，而且在保留歷史傳承、發掘鄉村文化上起到了較好的作用。開發鄉村旅游，通過發掘、包裝和宣傳當地的歷史傳承和獨特文化，提高了鄉村的知名度，增強和復興了鄉村社區的自豪感。事實上，鄉村旅游的經營者和當地政府總是會逐漸認識到鄉村文化在旅游業中的核心作用而加以保護開發。某些鄉村文化和歷史遺產，其最好的保護方法是讓它成為鄉村旅游項目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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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教學與區域性文化資源的整合 淺析連云港區域性文化對大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性 關于把秀山建設成為武陵山腹地區域性文化中心的思考 區域性文化創意產業現狀及其發展路徑 淺析區域性雜志的區域特點 論安徽民間音樂文化的區域性傳承 淺談音樂文化的區域性傳承 印度的性文化 區域性高速公路景觀綠化的設計及施工特點 淺論我國區域性行政管理的特點與改革 142株鮑曼不動桿菌區域性分布及耐藥特點的分析 根性文化的蘆笙 古著的性文化 越南“要命”的性文化 印度，圣潔的性文化 由《金瓶梅》中寡婦再嫁看晚明女性文化的民俗特點 論地域性文化與少數民族首飾美學特點的形成 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問題與對策 區域性地產行業媒介傳播與經營理念及文化定位的研究 區域性推進學校文化建設的思考與實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之“柳子文化”板塊。
② 此表根據（美）周錫瑞《》的起源中表2“山東舉人分布情況表”稍作變動而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頁。
③ 此表根據（美）周錫瑞《》的起源中表3“大運河沿岸各縣的舉人數”改造而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頁。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頁。
④ 資料來源：2008年10月11日與田莊趙連仲（77歲）交談所得，四本手抄本現在趙連仲老人處珍藏。
⑤ 由于是卷下，故嚴格的按照《戲譜雜集》目次記錄之，本書目次是從第九個劇目開始的。
⑥ 筆者于2008年10月9號在德州市夏津縣做田野調查時所得。
⑦ 筆者于2008年10月9日下午攝于臨清市田莊鄉吹腔戲老藝人趙連仲家中。
⑧ 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頁。
⑨ 王福潤（1884-1969），巨野縣人士，柳子戲演員，擅演小生。
⑩ 李文遠（1896-1976），柳子戲演員，原籍鄒平，后遷汶上南站區何樓。在濟寧、汶上、曲阜、泗水等地演唱三十余年。
[11] 王傳明（1904-1982），荷澤市鄆城縣人士，柳子戲樂師，工三弦、笛，會彈唱柳子戲曲牌三百余支。何善芳（1917年生），定陶人士，十三歲入科班學戲，擅演文武小生。
[12] 張春雷，原名張興然，曹縣人士，柳子戲演員。擅演紅臉、花臉。尤擅演張飛戲，在魯西南有“活張飛”之稱。
[13] 鄭蘭亭（1920-1994），定陶人士，柳子戲演員，主攻青衣花旦。20世紀50年代初，與其他柳子戲藝人組成鄆城工農劇社，后隨團調省，成立山東省柳子劇團。
[14] 苗悅芹（1889-1966），嘉祥縣人士，柳子戲演員，初習小生，后攻丑行。1960年任職于菏澤戲曲學校和菏澤專區柳子戲劇團教師，口述曲牌300余支，由龐禮記譜整理，共計九冊。
B15 黃遵憲（1932年生），荷澤市鄆城縣人士，主攻文武生。1956年主演《孫安動本》，飾演孫安。
B16 楊漢春，荷澤市鄆城縣人士，柳子戲演員，擅演青衣。
B17 何麗麗《山東柳子戲音樂文化研究》，福建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B18 ［美］周錫瑞《的起源》，第50頁，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頁。
B19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230，《兗州府風俗考》，轉引自王云《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頁。
B20 一部分劇目來自于2008年2月10日中午訪尹成省，并見到其手抄的部分劇目。一部分來自于在沂南村與劇團人員的聊天所得。一部分是近年春節演出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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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handong Liuzi Drama
HE Li-li1,2
(1. School of Music,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2. School of Musicology,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Liuzi drama mainly spread in Shandong section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Various culture factors of areas around the Grand Canal impacted much upon western Shandong plain, forming characteristics combining humanity and military of Liuzi drama. Historically speaking, humanistic culture always prospered in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handong regions where plays of Liuzi drama were brought up. Meantime, an ingenuous and straightforward style well developed in such drama could not be dissociated with advocating of martial arts in the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論文關鍵詞：結構化理論；吉登斯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思維范式
吉登斯在評價他早期最重要著作《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時指出：“從早年學術生涯開始，我就把這一著作的寫作看做是一個由眾多部分構成的整體工程的一部分，我想通過對‘古典’的研究為我的另一相關研究提供跳板。”…這里的“另一相關研究”，就是現代社會及其變遷。在評價自己的結構化理論時，他說：“我僅僅把結構化理論作為我完整著作體系的一部分，它只是我提出的一個研究人類社會行動的本體性框架”“結構化理論并非對世界的普遍性概括，它只是一系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科學基本邏輯和分析人類行為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說，在吉登斯思想發展的前后兩個階段中，前一階段主要反思經典社會思想和當代主要社會思潮，提出了結構化理論；后一階段主要研究現代社會及其變遷，對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前者即結構化理論為后者即現代社會變遷提供理論框架，正如格雷戈里所說的，“結構化理論的發展整體上呈現出某種螺旋式的軌跡：它的一般原理融會貫通地具體體現在一系列有關現代社會的構成的實質命題之中，而這些實質命題又反過來充實、推動了結構化理論更為抽象的主張的發展”。
一、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正如他所說的，“對現代性本質的再思考必須與社會學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構并行展開方才有效”，我們只有在理解結構化理論基本內涵的基礎上，才能對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所謂結構化(structuration)，是指社會關系憑借結構二重性，跨越時空不斷形成結構的過程。這是一個動態化的過程，是社會系統再生產的條件。在吉登斯那里，結構化就是在綿延的行動流中，結構(規則和資源)反復不斷地被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結構(規則和資源)就是行動的條件，同時又是行動的后果。正是通過結構化的過程，社會的宏大結構才于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建構。
在吉登斯看來，結構二重性是作為行動與結構的二元論的替代物而提出來的。通俗地講，所謂“二元論”，是把行動與結構當作外在的兩種東西；所謂“二重性”，是指二者是同一個物體的兩個不同側面。吉登斯認為，“結構二重性原理是結構化理念的關鍵”。因為結構二重性原理旨在具體詮釋行動與結構的對立如何被消解于實踐之中，而這正是結構化理論的主題。
結構二重性原理的內容是什么?吉登斯提出：“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來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笨傮w來看，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原理包含如下要點：
第一，概括起來講，結構二重性是指，社會結構既是社會實踐建構的結果，又是社會實踐得以進行的條件與中介，這要求人們從社會實踐的不斷展開和持續過程中動態地理解結構。吉登斯提出：“人類的社會活動與自然界里某些自我再生的物種一樣，都具有循環往復的特性，也就是說，它們雖然不是由社會行動者一手塑成，但卻持續不斷地由他們一再創造出來。社會行動者正是通過這種反復創造社會實踐的途徑，來表現作為行動者的自身；同時，行動者們還借助這些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再生產出使它們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
在吉登斯看來，人的實踐活動不是片斷式的，而是一種持續的流動，社會生活川流不息，循環往復。因此，社會實踐具有循環的特性，而結構二重性鮮明地體現了這種循環特性。
第二，結構與行動是相互聯系、彼此依賴而共存的。結構不能被看做是外在于行動之物，結構只能透過行動在時空里展現出來，它存在于時空之外。結構(規則和資源)被不斷納入行動者的行動過程中，并跨越時空限制，通過循環往復的實踐而不斷再生產出來；考察社會系統的結構化過程，意味著探討規則和資源如何在行動者的行為互動當中實現再生產。另外，從行動的角度來看，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也利用了社會情境中包含的豐富多樣的規則和資源，使他們的行動成為可能。
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社會的構成》等書中，吉登斯還將結構二重性與語言(1anguage)和言語(speech)的關系作了一個類比。他說：“結構可以在實踐中表現出來，但不是具體實踐的外顯模式，而是一些記憶中的原則。結構本身也不是具體的存在，它沒有時空的邊界，它必須以知識的延續或實踐的延續才能存在。結構對于實踐，如同語言規則(語法)對于說話行為的差異。結構，恰似某種抽象的規則，它是能使某種構造性行為成為可能的虛幻的存在?！闭Z言的結構存在于并通過言語行為而存在，并且使言語有了條理，而離開言語的抽象的語言結構是不存在的。與此類似，結構也是在社會互動中得以實現并使互動過程具有秩序。吉登斯的這一論述，明確了行動是如何在日常的環境條件之下被結構化的，同時行動的這種結構化特征又是如何由于行動本身的作用而被再生產出來的，深刻地揭示了結構的特性以及結構與實踐的內在關聯。
第三，結構既具有制約性又具有能動性。吉登斯指出：“我想再次明確地提出這條原理：社會系統的所有結構性特征，都兼具制約性和使動性?！薄н@就是說，結構在構成行動媒介的同時，同時也構成對行動的制約，而且這種媒介和制約關系還通過行動者的實踐反復被再生產出來。具體而言，從結構中的規則來看，它不是冷冰冰的否定性的禁令或限制，而是可資利用的建構性因素。從結構中的資源來看，它也不僅僅是對主體的自由創造產生某種制約，還能為人的行動提供活動的可能空間，充當主體活動的媒介和工具。
二、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提供了思維范式
所謂“思維范式”，主要指思維的方式和方法。按照庫恩的理解，“范式”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方面，范式就是團體承諾的集合，它代表著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等構成的整體；另一方面，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即方法，在整體中，它可以取代明確的規則以作為常規科學中其他謎題解答的基礎。他認為，后一種意義上的范式是更深層次的范式。本文在這里所講的思維范式也是側重于后一意義來使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是吸收和繼承了馬克思的思維范式，即實踐的思維范式。這一思維范式也被解讀為生成性思維范式。吉登斯認為，社會與自然不同，人類雖然社會性地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界不是人類生產出來，不是人類行動的創造；社會盡管也不是由任何單個個人創造，但是它由每一個社會參與者創造并重新再創造出來，它“并不是一個‘預先給定的’(pre—given)客體世界，而是一個由主體的積極行為所構造或創造的世界”。就是說，人類社會不是預成性的、前定性的存在，而是在歷史的、具體的人類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并且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變遷而轉變。
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是對古代實體性思維范式和近代主體性思維范式的揚棄。在古代社會，由于物質生產力極其低下，人們無力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得不依賴自然性的關系靠天去生存。這決定了人們的思維能力也是低下的，人們認為，外在的神秘的客觀力量掌握著自己的命運。這便產生了以追求絕對真理、永恒本質為目標的前定論的思維方式，即實體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未能正確處理主體(現實的人)與客體(自然環境與社會關系環境)的辯證關系。人們熱衷于探尋事物的先在本質，從先在本質出發去演繹、推論事物的現在和未來。所謂主體性思維范式，是將主體作為其理論的最終的支撐點，人的理性成為支撐全部存在者存在的“阿基米德點”，這一思維范式是與近代以來人類的實踐方式相適應的。近代以來，人們的生存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人的主體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人的個性得到充分展示，人文精神的興起和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使人類認識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類不斷擴展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深度與廣度。在人的主體性不斷得到張揚的同時，人類的思想與行為也走向了極端——人們錯誤地認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無上的征服者、壓迫者，人類可以擺脫自然與社會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認為，科學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奧妙”，對待自然必須“在她漫步時緊追不舍”，使她成為“奴隸”，“強制令她提供服務”。實質上，近代哲學所高揚的主體性，只是一種抽象的關于人類存在的觀點，即將人類存在視為一種抽象的主體性存在，一種抽象的自我意識。在這里，理性被視為人的本質，人們將主體作用于客體過程中凸現的主體力量加以抽象化、絕對化，頂禮膜拜，使之成為一種先驗的外在的權威力量，成為另一種“先在的本質”。
在一定程度上，吉登斯的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正是以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為指導的。正是基于此，他堅決反對社會進化論忽視人的實踐活動對社會的構成性作用，把人類社會看做是基于先驗的動力、按照既定的方向不斷前進的過程。在他看來，自然的變遷與社會的變遷是有區別的。自然界的發展是盲目的、無意識的、自發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完全不自覺的過程，根本無需人的參與，如四季更替、天體運行、地震海嘯、花開花落等等，都沒有預期目的，只表現為有一定規律的客觀過程。社會歷史則離不開人，人類實踐活動構成社會的基礎，而實踐活動具有反思性。因而，社會變遷具有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皬淖罨竞妥钜话愕囊饬x而言，任何社會變遷都是極其隨機性的?！边M入現代社會之后，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統的發展而得以制度化、例行化，“思想和行動總是處在連續不斷地被此相互反映的過程之中”，現代社會變遷更加顯示出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他說：“也許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今天，我們才剛剛開始全面地意識到這種前景是多么地不確定。當理性的欲求替代了傳統的欲求時，它們似乎提供了某種比先前的教條更具有確定性的知識。但是，只有我們無視現代性的反思性實際上破壞著獲取某種確定性知識的理性，上述這種觀點才顯得具有說服力”。所以，吉登斯的現代社會變遷思想與其結構化理論所蘊涵的實踐的思維范式或生成性思維范式，具有本質性的關聯，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后者的體現。
三、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為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提供了研究方法
吉登斯認為，以往現代社會變遷思想之所以陷入認識誤區，與其研究方法的弊端有直接的關系?？腕w主義者所使用的是實證主義的方法。這一方法源于培根的經驗哲學和牛頓——伽利略的自然科學方法，由法國社會學家孔德首先提出和使用?？椎抡J為，社會現象雖然比自然現象復雜，但在本質上二者并沒有什么區別，它們都服從普遍的因果規律，所以，應該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吉登斯批評指出，人類社會畢竟不能等同于自然界，實證主義方法所理解的社會規律只是社會現象的外在聯系，而不是社會現象間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
與客體主義者不同，主體主義者使用的則是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他們強調的是社會與自然的差異性，認為社會的本質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他們主張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作如下區分：自然科學是關于“是什么”的事實知識，而人文科學則是關于“應該是什么”的價值知識。價值知識是指導人們行動“應該如此”的普遍性規范原則，它在人們行動中起著導向作用。吉登斯認為，人文主義方法看到了自然與社會的異質性，強調人自身的特點和價值因素，反對把人當做非人格的社會存在物，這是可取的。但它過分夸大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把結構對行動、客體對主體的制約完全抹殺了。
吉登斯則以實踐的思維范式為指導，揚棄了上述方法，提出了“雙向闡釋”(doublehermennutic)的研究方法?！半p向闡釋”是指，一方面，社會知識的發展有賴于作為大眾的人們的實踐活動；另一方面，那些在社會科學的抽象化語言中被創造出來的概念，又不斷地重新反饋到、嵌入到它們最初由之提取出來的活動范圍即人們的實踐活動中去，社會的知識或明或暗地、或強或弱地作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范圍，在這個“反饋”過程中，它既重構著社會知識自身，也重構著人們的實踐活動、社會生活本身。這些知識、概念和理論，對它們力求分析的社會產生了改變的效應?，F代社會是知識社會、信息社會，人們根據這些知識對自身行動進行改造和調整(反思)的過程，同時也就是這些知識不斷卷入現代性的生產與再生產之中的過程。但因為人類行動的反思性“實際上破壞著獲取某種確定性知識的理性”，所以，吉登斯指出，我們卻永遠也不敢肯定，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這些知識的任何一種特定要素不會被修正。在現代社會，再沒有什么知識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了，在“原來”的意義上，“知道”就是能確定?！н@些不可靠的知識不斷嵌入到社會中去，不斷地建構和再建構著現代社會，構成現代社會的基礎，從而使現代社會成為始終處于不確定狀態、難以駕馭的風險社會。
四、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與其現代社會變遷思想的內容與結構具有內在的關聯
論文關鍵詞農村體育 社會變遷 影響變化
論文摘要社會變遷下的農村體育是個復雜而又龐大的系統，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發展存在著地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社會的變遷是我國當前最為突出的社會現狀，從宏觀上影響著中國農村體育的發展。本研究將從社會變遷的角度對農村體育結構變化進行分析，通過梳理分析得出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的主體、農村體育的基本單元、農村體育階層結構、農村體育文化以及農村體育組織形式及組織內容都存在著動態的影響作用。旨在為農村體育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為農村體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農村體育作為構建農村和諧社會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視的。目前，我國社會發生出了巨大的變遷，這種社會變遷使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發生顯著變化，進而改變了農村體育的結構和功能。農民的流動必然會對農村體育發生作用，它既給農村體育發展帶來了發展的機遇，也給農村體育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一方面，流動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傳播到農村，“使廣大的農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變鄉村的封閉意識，間接地起到了促進人口城市化進展的作用。”而這種觀念的變化也包括體育觀念的變化，通過外出務工人員將積極的體育健身觀念帶回農村，對農村體育是一個有力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這種社會遷移給農村體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考驗和挑戰。廣大農民年齡出現兩極化，新的社會結構下如何發展農村體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社會生產結構對農村體育主體在時間上的動態影響
社會生產結構的變化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漸發生變化，這些也是導致農村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建設中去。于是農村主要勞動力非農業化。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間，我國約有2億多農業勞動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員）轉向非農產業，平均每年可達700-900萬。全國現有農村勞動力4.97億人，其中青壯年勞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從事農業生產的大都是“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2004年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抽樣調查顯示，農村從事農業的農民中有一半以上為女性，農業從業人員從年齡結構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為36歲以上的，51歲以上的高年齡組人員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大批青壯年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工，從而使非農業生產成為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外出務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風險，而且相對于城市中高額的生活費來說，他們在城務工的收入無法支持一個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無法支持個人長期生活在城市中。這就迫使農民以農村的耕地作為他們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們只能長期流動于城市和農村之間。
農民工的動態流動改變農村體育的結構，同時影響著農村體育的發展。
首先是流動性帶給農村體育的改變：農民工的長期流動性，使得農村體育非正式組織主體在時間上存在著動態的變化，農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給農村帶來了城市中先進的體育活動組織形式、組織內容以及新的體育活動理念和活動意識。
其次是流動途徑的多元化對農村體育的影響：流動的范圍，流動的形勢都呈現出多元化。社會常見的稀少流動是升學或入伍，這樣的流動性比較固定。自從外出務工經商這種流動盛行以來，農民的流動因為地域、經濟條件、鄉土風情、以及所獲得的外出務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現出多元化流動狀態。劉奇先生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離土不離鄉”，農民在當地進廠務工；第二類是“離鄉不離土”，即農民到外地承包土地、發展多種經營；第三類是“離土又離鄉”，既包括進城從事二三產業，在城鎮或大中城市落戶定居，徹底脫離農業農村的人員，也包括長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農忙、春節等時節才返鄉的農民工。大量農村勞動力在省際之間、城鄉之間流動就業成為農村社會流動的主要特征和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這樣復雜的流動現象使得農村體育的組織和運作上也要呈現動態變化。
二、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基本單元影響
農村人口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人口紅利”期的結束。所謂“人口紅利”是指總人口結構“中間大、兩頭小”的狀態，如圖1所示?！叭丝诩t利”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帶來勞動力、儲蓄的增加等。事實證明，這種“人口紅利”社會現實促進了中國整個社會的各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中國農村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由于過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長期實施，農業雖然發展了但是農民的收入水平卻沒得到相應的增長。農業生產的現代化致使農村出現大量的社會勞動力，工業城市中經濟因素等等吸引，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計劃生育的作用，致使農村農業從業人口減少。農村勞動力正從過去的“供過于求”逐步轉向“供不應求”。農業的從業人員在年齡和性別比特征上也將發生重大變化。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老齡化不同，因為社會變遷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農村的人口老齡化比城市嚴重。2006年2月份全國老齡辦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我國現有農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由于農民工進城務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農村青壯年女性留下照顧家庭和進行農業生產。因此，在農村農民工進城務工期間，農村體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壯年女性。
農村家庭結構發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在社會變遷的主流社會背景的影響下，農村家庭結構形式發生了變化。農村家庭規模小型化，規模較大家族式家庭已經幾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漸成為主要的家庭結構。同時由于社會變遷，大批農民工的動態流動，致使農村家庭成員的動態性暫時缺失。由于外出務工人員是家庭中的青壯年，他們不僅承擔著家庭經濟收入的重大責任，他們還承擔著教育下一代、贍養老人的責任。而青壯年外出務工使得無法承擔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轉向社會，尋求幫助。農村體育作為農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娛樂功能等能夠對農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環境起到補償作用。農村體育的多重功能在農村的不同發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農民工返鄉和外出務工的不同時期，應該根據農村社會生活的需要，開展內容不同的活動和組織形式多樣的農村體育活動，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婦女在家庭成員暫時缺失的時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從而滿足他們精神上的需求。這樣的社會需求、以及家庭承載功能的動態變化，必將導致農村體育在組織內容、組織形式上產生動態的變化。
三、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階層結構的影響
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農村體育主體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頻繁的流動可能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但是從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來看是一種進步。對這種川流不斷，人員往返頻繁的農村社會，在這樣動態的農村社會中的農村體育自然也是一種動態發展過程。
農村階層分化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進行的，由于農民知識水平相對比較低，加上農村經濟相對落后以及原來政策上的傾斜，農民的階層分化一直是在不穩定的演進，農民所獲得的社會角色在空間和時間上存在著動態變遷性。同時農民的各個階層同土地存在著難以隔離的關系，兼業農民還以土地作為他們生活中危機的規避處，因此大多數農民具有多重角色，他們具有農民和城市從業者雙重身份。迄今為止，農民工的社會角色遠未達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還帶著鮮明的過渡性。這種不穩定不但與外界環境有關，同時與他們的自身素質、原有的知識水平以及自身的學習能力有很大關系。
農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斷變化對他們自身來說，是一種不穩定的進步過程。正因為他們角色和身份在時間上存在著動態的變化，他們的每次返鄉才能給農村社會帶來新鮮的血液。同樣這部分農民工在城市中對城市體育的體驗，以及獲得的體育健身和健康觀念，對農村體育系統是一種負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將推動農村體育的發展。應該注意的是，農民傳播知識的意識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讓他們的所見、所聞、所學傳授給留守農民，并且帶動農村體育的發展、促進農村體育文化氛圍的形成，還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文化的影響
上面調查顯示，社會變遷背景下，農民工在流動過程中體育健身觀念出現很大變化，通過上表的比較可知，他們對自己的健康的密切關系的認同度（57.89%）要大大超過非流動的農村人口（7.55%）。其實，一方面是認識的誤區，但是另一方面，還是經濟的原因。現在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農村尤為突出。農村人口勞動強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資金有限，是農村健身觀念無法科學化的主要問題。而在流動人口中間，他們健身觀念樸素實在，但他們首先認識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這與他們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是絕對分不開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體育鍛煉如火如荼開展，以及職能部門對健身作用的積極宣傳。同時，城市的健身場地和條件較好，尤其是隨著群眾體育活動的開展，讓體育健身成為低消費和零消費的活動，也讓流動到城市的農民中那些想進行體育健身的群眾的積極性大大增強了。
健身觀念的改變僅僅是農村體育文化的一部分，這部分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所學到的城市體育的組織方式、組織內容、活動形式，以及與城市與其他文化的融合、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形勢，也將會是農村體育發展的有效途徑，流動人口可以借助“走出來”、“帶回去”的方式，促進農村體育的發展。流動人口把城市體育文化帶回農村，但不等于農村體育就一定能夠得到“甘泉”的滋潤，它需要有促進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觀因素、中觀因素、微觀因素，且“制度”、“社會文化環境”、“流動人口”分別構成宏觀、中觀、微觀等影響因子的核心。
五、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組織形式及組織內容的動態影響
社會變遷背景下，社會階層正在進一步分化出不同的農村社會角色類型，農村體育文化也在宏觀、中觀、微觀三種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著變化，農村體育主體也存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動態變化，在諸多動態變化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體育的組織形式與內容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
農村體育的組織形式、組織內容是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政策、風土民俗、以及農村體育主體需求和組織者的組織水平所決定的。
首先，社會變遷背景下，農民收入相對增加農村生活水平提高這是基礎性的改變，同時由于外出務工人員所帶來的城市中的體育健身觀念和健康意識影響到民俗的改變，他們從城市中所學到現代化的體育組織形式、體育活動內容豐富了農村體育。
其次，農村人口中農民工這一流動因素使得農村體育存在著組織上的動態性，因為農民工多數為農村的青壯年，他們不但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農村體育活動的主體成員，因為他們相對于其他群體來說更有知識、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響力。
然而，當青壯年農民工進城務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還有部分婦女則成為農村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內容強度較小、更具娛樂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的每次返鄉都會農村體育注入新鮮血液。因此，在他們返城后，雖然農村體育的主體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婦女，受農民工的影響，他們的活動內容、組織形式以及組織者組織能力也會增強。所以，農村體育的組織內容、組織形式存在著動態性的變化。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變遷引起了農村社會的結構和功能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大量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半耕半農”型的農村經濟形態在整個中國的大部分農村中成為主流，傳統的“農耕社會”正在向“農工社會”演進，中國農村正發生著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由于農村社會生產結構、社會基本單元、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組織機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村體育的主體在時間上發生著動態變化，相應農村體育基本單元、農村體育階層以及農村體育文化也正發生著動態的變化。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