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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9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邀請部分專家、學者就“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進行了專題研討。以下是部分專家、學者的觀點。
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的討論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到目前為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當中始終沒有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個問題,這是我們在具體工作當中碰到的比較尖銳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盡管市場經濟進展到現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實際上還不是很清楚?，F在采取的許多宏觀經濟措施還是政府主導的,比如積極的財政政策、三年國企解困、債轉股、開發大西北、發債1000億、配套貸款1000億、限產壓庫等等。這些宏觀政策實際上都暗含一個前提,政府是可以駕馭市場經濟的。實際上,這個前提本身不存在。為什么呢?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場經濟情況下,已經不可能、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這個信息、沒有這個知識、沒有這個資源來確保經濟運行逼近多重目標。對于一些經濟總量,比方說總投資、總消費、總股價、總價格水平、總儲蓄,政府目前也沒有辦法確保它們的總量和速度。
第二,有關金融改革。目前,對金融改革的不同學術觀點相當多,存在很多爭議。金融改革進展到現在,實際上剩下的是三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幣可兌換。中國金融改革的順序和其它國家相反,我國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還沒有市場化。別的國家金融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利率市場化。從中國整個價格體系來看,所有的價格基本上都放開了,唯獨利率價格目前還是管著的。能不能管得住是個問題。
第三,在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貨幣政策效果有多大?這兩年來,原來覺得財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來,現在看來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別是在消費和非國有投資的增加方面,引致出來的總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貨幣政策究竟在中國有多大作用?現在看來,貨幣政策在中國是困難重重?；A貨幣增加比較慢,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比較堵塞。利率已經連續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義利率已經到了2．25%,名義利率已經基本降到谷底。盡管通貨膨脹率是-3%,實際利率是5．5%,但一個國家的名義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開市場政策也不行。工農中建現在手中拿的國庫券是最好的資產,不可能賣給央行。擴大再貸款,現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貸款,這也比較困難。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改革。在過去20年中國經濟改革和結構變化中,最大的變化是我們發展起了一個很大的非國有部門,它占74%的工業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們沒有發展非國有的金融機構,這是一個大問題。非國有機構在整個金融資產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這還算上那些國有股份制企業。自然產生的問題是,創造了不到40%國民總產值的國有部門占有著大多數的金融資產,而創造了70%產值的非國有部門占有著少部分的金融資產。這就產生了雙重問題。一方面,國有企業壞債發展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融資渠道不暢,發展受到融資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銀行積極鼓勵銀行向中小企業、非國有企業貸款。但是1998年盡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國有經濟總的感覺是融資渠道在收縮、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國有投資第一次出現歷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國有企業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也不能發展。因此,當前宏觀經濟的問題確實直接和金融體制的問題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想根本解決問題,金融改革是當務之急。
怎么實現金融體制的改革呢?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經驗和教訓是,你想改革這個體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發展新的東西,而不是先去改舊的東西。第二,沒有新體制的發展,沒有競爭的發展,是不會改革的。國有經濟現在之所以改革,是因為非國有經濟的很大發展,市場競爭的很大發展,逼著它去改革。金融體制也是這樣,金融體制現在最缺的是競爭?，F在很多人寄希望于開放和外資機構的進入。對外開放了,對內競爭怎么發展。而且對內競爭的發展能夠培養對金融市場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應付國外歷史悠久的機構進入中國后的管理問題。我認為,現在從金融改革的角度來看,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非國有銀行和非國有金融應該作為首要的任務來做。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會跟上,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銀行的改革。最近我們作了一些調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壞帳率為0．06%。地方的中小銀行之所以能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是因為它運用了許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創造競爭性的環境。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貨幣政策和宏觀政策的運用問題。貨幣政策現在的效果確實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剛才所說的,因為我們現在的通貨緊縮、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恰恰是由于金融體制的問題造成的。但是,貨幣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說不需要貨幣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財政政策,也需要貨幣政策的配合。這一點,我們需要有所認識。謝平剛才講過,財政發債券,銀行巴不得拿債券,它可以當好資產,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礎貨幣不能增加,債券就有了擠出效應,政府投資的增加實際上擠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門投資的增加,因為政府投資等于把貸款吸過去了,而基礎貨幣并沒有增加。如果可以通過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礎貨幣來發債券。因此,在此提出的問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問題。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技術操作問題,也是這幾年在宏觀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訓和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宏觀司司長李曉西:先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財政政策走來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財政政策中關系重大的是發國債。發國債這個問題,本來是財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貨幣政策,和貨幣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相關。我們現在的公開市場操作過程中的債券和品種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豐富的國債品種,這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我們現在發國債,都是商業銀行接收。商業銀行接收后,是在銀行間市場上進行交易,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沒有溝通起來。因此,國債公開市場操作沒有一個統一的資本市場,限制了貨幣政策調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財政政策發國債對經濟的作用。一個新的問題是:這兩個市場之間能否有一個溝通?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些市場呢?各類資本市場的統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順央行、證監會、保監會的關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會發現,財政政策確實需要金融體制改革的配合。順便說一句,兩個市場溝通起來,需要利率市場化。第二個例子是,從貨幣政策往前走一走,也會走到金融體制的改革。貨幣政策最集中的是貨幣供給量的問題。人們常說,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長15%左右,而且貨幣政策該放寬的都已經放寬。但最近的企業家調查系統調查了3500家企業,反映的第一大困難是資金短缺問題。一方面,資金供給已經放得比較寬;另一方面,企業感到資金還比較緊張。這如何解釋?這就涉及到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利率沒有市場化。利率沒有市場化,判斷貨幣供給的多少,就沒有利率這個最準確的標準,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問題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數相比,感到比較合理;可是和超常時候相比,感覺到比那個水平要低。但實際上很難說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庫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沒有水喝。這就說明我們整個金融體制的傳導機制發生了困難。首先,中央銀行再貸款給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寧可去買國債,寧可少擔當貸款的風險,自我約束和自我激勵是不對稱的。同時,它自己設立的約束機制也非常強,有信貸員終生負責、三級審貸制等等。商業銀行從本質上來看,是國家銀行,可以到財政部核減虧損指標。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類型的銀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賺存貸利差,憑什么生存和發展?因此,要改革商業銀行,使商業銀行的行為真正商業銀行化。貨幣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給量的多少,知道錢流到企業中去能否用得起來,就必須要改變金融體制。
三個結論。第一,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的經濟已經到了相對過剩的階段,我們的改革也到了攻堅階段。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改革統攬全局”。我認為這是改革到目前階段不能回避的主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如果沒有改革的推進,發展很難持續。第二,小的政策調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觀調控。另外,有人認為,宏觀調控是短期的,體制改革是中長期的。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小的制度調整,短期就見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場,現在允許進來七家證券公司,情況馬上和原來有變化。大的根本性的體制改革,當然需要很長時間。就體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經濟體制改革從總體上看是漸進的。但我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和激進相結合的。一個階段是激進,一個階段是漸進。對于激進還是漸進的判斷,不能僅從速度來看。有些東西的變化是質的變化,質的變化就是激進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研究所副所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揚: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說經濟形勢好,GDP前三個季度增長率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標;凈出口在增長;經常項目的盈余在擴大;公布的數字說企業的效益在轉好,等等。壞消息也有,物價持續下跌;財政赤字在增加;失業率并沒有改善;收入水平看來是在下降。人民銀行最近公布存款數據,居民存款在下降,企業存款在增長。對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釋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稅。更基礎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靵y。最近得到武漢的一個消息是,盡管7次降息加上加稅,武漢的居民儲蓄存款仍在巨額增長,據調查,老百姓說存款仍然是儲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傾向認為武漢的居民是對的。目前我們沒有幾種儲蓄形式,實物儲蓄沒有,股票、債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亂,不是一個好現象。從1996年開始,中國經濟一直處于極為矛盾的狀況。
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深刻的結構調整過程之中。大家都談結構調整,講這個詞時,大家心里想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在中國的經濟學詞典里,特別是官員講結構調整,就是長線和短線。長線壓一點,短線增一點?，F在的結構調整則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進行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發展市場經濟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是在全球經濟過剩、通貨緊縮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幾個背景是非常強的背景。從中國的情況看,結構調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礎,總體來說要提高經濟效益。這樣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因此,我們將會有一個長期的中速發展過程。
說得具體一點,現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國事實上還在完成工業化,工業化是能解放生產力的,從供給方面會有增加,從需求方面也會有貢獻。第二,它在進行體制改革。體制改革盡管沒有改革初期皆大歡喜的結果,但凈的效果還是會促進經濟增長。第三,中國政府已經高度重視了這樣一些問題。各種各樣的措施都從傳統的控制通貨膨脹為主的基點轉向促進需求這樣一個基點,這是很大的一個制度性的變化。我覺得有這么幾個大的條件存在,中國經濟不會太差。
（一）獨立學院的人才培養，應定位為“培養應用型人才”
根據目前獨立學院學生的自身“文化基礎差，社會活動能力相對較強”的特點，把獨立學院的人才培養模式定位為“培養應用型人才”是比較合適的。[6]這意味著，讓學生培養為畢業后能解決實際問題、直接滿足社會需求的人才。在教學活動中，應該注重培養“理論聯系實踐”解決實際問題，能夠教給學生實際有用的理論、積累較多的實踐經驗、形成良好的專業技能。
（二）培養應用型人才所依據基本原則
1.協調發展知識、能力和素質原則培養應用型人才，要在課程設置、教學形式、培養方向方面，注重培養學生全面素質，提高實踐能力和創新意識，使學生能夠掌握最有用的知識，形成終生學習、適應飛速發展變化的當今社會的職業核心能力。建立合理課程結構首先，課程體系的構建需要系統完善。其次，適當精簡課堂教學課時，增加實踐內容，提高學生實際應用能力和創新意識[7]。再次，根據實際情況，除了閉卷考試，還可以采取實踐考核、綜合開卷考核等形式進行考核。
2.統一要求同時注重學生個性發展學校根據學大綱開設專業課程的同時，也要根據現實需求和學生情況開設一些適合的選修課，讓學生獲得一定自主性、根據個人情況自由選課，利于的學生個性化發展。加強實踐，突出應用型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注重對學生的創新性和實踐性進行培養。與此相適應的，學院需要增設更多的實踐教學環節，如：課程設計、實驗教學、課程實習與實踐、專業實習與實踐、畢業設計、職業資格培訓等等對學生進行專門培訓；學院也可以開展各類學科競賽、組織各種社團活動，拓展學生素質，加強應用能力，幫助學生快速適應未來的職場生活。
二、基于獨立學院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下的經濟學教學改革
（一）基于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下對經濟學教學要求
經濟學作為大學經濟學基礎課程之一，要求學生通過學習對經濟學知識和基本方法、規律得到初步掌握，并可以形成對經濟學的整體認識、養成經濟學思維習慣。獨立學院的經濟學教學，側重于培養經濟學的應用能力，具體有以下幾點要求：
1.專業教育與素質教育并重因經濟學作為大學基礎課程的自身特點，要求教學工作需要注重培養專業性，教給學生專業知識并養成專業能力。但基于獨立學院對人才培養的實際要求，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更要注重對全方面素質的提升，不能有所局限。
2.解釋現象同時說明本質因為西方經濟學主要是對經濟現象的進行的研究，所以經濟現象背后一些因素，比如制度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常常會被忽略。所以，在課堂教學中要更多補充介紹這些經濟現象背后本質性因素起的作用，彌補不足。
3.講授理論同時更要注重培養實踐性經濟學本身就是一門抽象和概括性較強的課程，教學目標也要求學生掌握一定的理論能力，所以在教學活動中難免會中獨立學院的學生感到枯燥乏味。但結合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和“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要求，教師在教學活動大大增強實踐性、操作性，用一些開放、互動模式來增強體驗性，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和記憶，提高運用經濟學知識進行實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目前獨立學院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教學形式不夠靈活目前獨立學院進行經濟學教學，仍然是以填鴨式教學為主，與學生互動少，沒有把學生體驗當成教學活動的考慮因素，不夠調動他們的積極主動性。學生課后只是復習課堂筆記內容，很少進行資料查閱分析現實問題，不利于能力形成。
2.教學內容不夠豐富在獨立學院進行經濟學教學，往往根據統一的計劃、使用材來進行教學，沒有考慮到當地獨立學院的實際資源情況、學生素質和社會需求，無法滿足培養合格的應用型人才的要求。
3.教學考核形式單一在目前的實際教學情況中，經濟學的考核形式仍然是試卷考試。但僅僅通過一次答題考試顯然無法考核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需要改革，增強其他種類考核形式對學生進行全面工作的評價。
（三）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下的經濟學教學改革措施
1.在教學活動中增加教學案例獨立學院中可以結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將一些典型經濟案例引入教學課堂，并對學生進行啟發式提問、引導學生主動分析、思考，形成在具體情境中進行探索思考的能力，培養綜合能力[8]。學生可以通過查閱資料、分析討論、探索解決問題等環節，加深了對知識的理解、提高了實際應用能力?？梢栽诮虒W過程中結合實踐教學環節，建立基礎實踐—專業實踐—社會實踐的教學體系，緊密結合職場需求制定實踐教學內容，設計實驗、技術實習、社會調研等環節。此過程中，應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組織學生更多地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學校方面，應建立校外實習基地，加大對實習基地建設的資金投入，保持與固定企業的合作關系——即校企合作，定期為企業輸送在校的專業人才。通過校企聯合，建立訂單模式，為學生創造提前體驗職位的條件。
2.根據市場實際需求進行經濟學教學在獨立學院中根據市場實際需求進行經濟學教學活動，指的是：首先要根據學生本身不同的知識基礎來設計教學內容進行教學，利用他們的個性化發展需要；其次要在教學活動中考慮到社會需要對學生進行教學，比如聯系我國實際經濟背景和經濟時事，在經濟學理論的框架下，講述不同經濟背景下的就業機會、就業挑戰有何不同等等，來讓學生在感性層面增強經濟學意識。人才培養計劃是促成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通知制定關于培養方、委托者、學習者之間的協議，確定不同負責人的職責，獨立學院負責培養專業人才，而合作的企業負責對優秀人才的招錄，增加校企合作熱度，全面深入地培養人才。采取多樣考核方式，全面評估學生素質對學生能力的考核，要結合獨立學院應用人才培養的要求，采取多種形式來進行。就是說，不可局限于試卷考核，平時考勤次數、聽課效果、論文水平、小組討論能力等形式都可以納入考核因素之中，符合教學目標，讓教學公平，提高教學質量。同時，在校企合作中，獨立學院應與企業協商，使得企業能夠為校內教師提供實地接受培訓、入職上崗、跟班探討、師帶徒的機會，讓教師能夠身臨現場積累實踐經驗，豐富閱歷，并設置相關實踐考核體系，將教師在實踐任職期間的表現、工作完成情況以及晉升情況進行嚴格考核，制定審核標準。
三、結論
經濟全球化將推動我國的改革進入新階段，例如：經濟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對政（論文庫）府的壓力，徹底的政（論文庫）府改革不可避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面的市場競爭，加快企業改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越來越具緊迫性；經濟全球化強調金融的國際化，金融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將首當其沖。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論文庫）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F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論文庫）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打造與新體制有效運行相適應的制度性、社會化的基礎。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實現產權制度改革的突破至關重要。產品短缺是計劃經濟體制突出的特征和現象。但從制度的缺陷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短缺是產權的短缺，它的基本特點是產權主體的單一化。這是傳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競爭、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進程，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和深入，產權主體的社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結合我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以無償和有償相結合的原則，多種途徑實現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企業家的價值，規范推進具有我國特色的職工持股制度，有效構建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共同體，由此推進產權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社會化的轉變，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制度基礎，是新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此外，要從法律上賦予和保障農村土地產權關系，為農民增收創造根本性的制度條件。
改革以來，我們在體制上有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們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結構有了重大變化。經過20年改革，我國形成了四種比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種是以東北幾省為代表的國有經濟模式，國有經濟的地位還沒有動搖；第二種是以廣東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為代表的外資經濟模式；第三種是以江蘇為代表的集體經濟模式；第四種是以浙江為代表的混和經濟模式。這四種模式特征清楚，對比鮮明。其中對比最鮮明的是東北的國有經濟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經濟模式。東北的國有經濟模式在我國歷史上作出過重要貢獻，但是改革開放后，由于國有企業的體制和機制弊端造成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歷史負擔沉重，所以東北地區近幾年的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還面臨著許多困難，存在許多問題，如生產效率低，下崗人員多。與此同時，浙江則不同，浙江發展很快，這與它的混合經濟模式有很大關系。以溫州為代表的混合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曾受到過激烈的抨擊，說它存在三個問題，一是私有經濟泛濫，二是商業道德淪喪，三是公益事業無人關心。20年后的今天，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了，溫州不但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居于領先地位，而且公益事業也取得長足進展，如大家集資修建公共設施，大家一致打假。從這些情況看來，國有企業多的地方，社會問題就多；相反，多種所有制經濟同時發展的地方，就比較穩定。所以，所有制結構不調整，一切無從談起。加快改革我國的所有制結構，調整國有經濟的戰略布局，收縮國有經濟戰線，既有利于堅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從面大線長的國有經濟困境中解脫出來，真正轉變職能。因此，中央下決心調整國有企業的戰略布局，讓國有資本從有些領域堅決退出來。
關于如何科學地進行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本文主要談以下四個問題：
（一）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目標。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經濟應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國有經濟要控制的行業有：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骨干產業。我將其歸為兩類，一類是政府不投資，則沒有人愿意投資的行業；另一類是別人想投資但國家不讓投資的行業。除此兩類，其他行業都可以鼓勵非國有資本進入。換句話說，除此兩類，在其他行業國有資本都可以退出。應該強調的是，國有資本的退出只能是“適當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階段流行國有資本全部退出競爭領域的說法，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政府要通過國有資本在產權市場的自由流動來實現一些特殊目標，如產業結構的調整，社會保障資金的籌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說的兩類行業中，國有資本也不一定要處于壟斷地位，引進非國有資本也是必要的。
（二）國有經濟要占優勢這個理論要發展。在我看來，國有經濟的調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們的全民經濟比重很大，我們沒有發展起來，我們的社會主義還差點被搞垮了；現在我們的非公有經濟發展起來了，我們的國有經濟減少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在前進。
（三）國有經濟調整的主體是各級政府。國有資產全民所有，到底由誰來代表？由國務院代表，但國務院是個很大的概念，也管不過來，還得由各級政府來代表。但是，各級政府不能隨意調整處置國有資產，必須公開、有償。
（四）國有資產的調整要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結合起來。有種說法是，借國有資產調整的機會建立經營者持大股。這要視實際情況而定。要使經營者持大股，就必須把握以下幾點：一是經營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經營者；二是不能一股獨大（當然賣給私有企業主就不要管一股獨大）；三是持大股不是無償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經營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職工的非市場優惠，要優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據。
總之，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將朝著兩方面的目標進行，一是大量的國有資本從漫無邊際的戰線和領域退出；二是形成國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對于壟斷性和公益性極強的行業要注意兩點。第一，國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個別壟斷的行業國家完全控制，那些帶有競爭色彩的還可以進行切割，可以放開。
二、關于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
我們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搞得很早，但現在進展并不理想，搞起來的也不規范。有人前不久做過一個調查，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十分規范地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這也許有點片面。今后，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要在規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個方面的規范：
（一）要建立規范的出資人制度?，F在很多國有企業，董事長、總經理沒有權，幾乎企業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門來任命，董事長不能制約總經理，總經理不能制約副總經理。建立規范的出資人制度，應把握三點：一要明晰企業內的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這個代表在一個企業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須通過招聘產生，必須賦予它相應的權力；二是出資人代表要按規范程序給予董事會行使國有資產投資人職能；三要建立嚴格、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使出資人代表為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盡職盡責。
（二）要建立規范的產權組織形式。我們不能僅僅從政治意識形態角度考慮，要從經濟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資本主義最初的產權形態叫業主制，跟我們現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個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員，產權制度很清楚。但是這種業主制有個問題解決不了，就是資本有限，不能賺更多的錢，這樣就引入了股份制，擴大了資本。形象地說，如果業主制是一個人的資本主義，那么股份制就是幾個人的資本主義。到20世紀50年代末又有了發展，為了進一步放大資本，資本家把一部分股權以有償、優惠的形式給了勞動者，使股權進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謂的“人民資本主義”。到后來，資本經營者覺得還不夠，要使企業獲得更大利潤，股權結構還應改善，讓有才華的專家學者進入董事會，成為非資產董事，即非資本董事決策企業事務。這說明資本主義的股權逐步向多元化發展。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我們的國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盡量形成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國企改制在產權組織形式方面應把握三個原則。一是盡量不搞獨資，如果必須搞獨資的話，也要搞多個國有部門的聯合獨資，以避免形成壟斷；二是嘗試國家控股的多種股權設置。絕對控股盡量少，要相對控股，特別是搞“黃金股”的控制形式。黃金股這個概念來自于英國，就是通過法律規定使企業中的極少量資本，擁有特殊的權利，在重大問題上可以一票否決。這種制度的好處是：吃小虧、占大便宜；四兩撥千斤；船小好調頭。如果企業經營不下去了，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處置它，賣不出去就搭配著送出去。三要科學設置和有效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給國有企業選派至少兩名獨立董事，以保持決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但這方面產生了誤區。一些人認為，要激勵獨立董事，就得給獨立董事股權，因此，好多獨立董事在企業持有股份。這種董事就不能叫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業持股。那么，怎樣激勵獨立董事呢？現在正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有一種辦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資金，設立獨立董事基金，獨立董事的薪金獎金從此基金中發放。這個錢還是出自這個企業。如果要搞獨立董事必須把握兩點，這個人一要獨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當前我國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十分混亂，傳統的東西和現代的東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結構很不規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層，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關系非常清楚。我國是八架馬車，老三會，新三會，再加一個經理班子，一個外部監事會，關系十分復雜和混亂。各方面的關系，特別是黨委和廠長的關系很難協調。有些企業即使建立了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各管理層也基本上由上級任命，各層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領導、制約，最終使企業無法有效運作。近幾年進行了一些探索，但還沒有一套合適的辦法。在目前的情況下，主要是理順黨委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四者關系。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是要體現中國特色，把黨管干部與市場機制有效結合起來。這又是一個新課題。不管誰管干部，優秀的管理者必須通過市場機制選出。這有兩方面好處：一是可以選到真正有才華的人；二是入選的人必須努力工作，否則有下崗的壓力。但是我們的國情是黨管干部，怎么把黨管干部與市場機制結合？我們經過研究已經提出了一個方案，就是先黨委提條件并公布，再由有關部門在社會上招聘，經過篩選，剩5個或3個人時，由黨委來確定。這個方案才開始試點。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必須走出幾個誤區，一是走出國有企業的董事長或董事由國家部門指定的誤區，通過市場招聘產生董事長和董事；二是走出企業的資產出資人是一個機構、一個班子的誤區，變出資人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長比總經理大的誤區，兩者是不同責任的主體；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誤區，要把西方的東西研究清楚，結合我國國情加以應用；五是走出副總經理由董事會決定的誤區，還總經理應有的權利。在建立國有企業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方面，任務非常重，如果把這些都搞好了，國有企業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規范的激勵和約束機制。第一，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建立必須與企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搞好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前提是經營管理者職業化和經營管理者的選擇市場化。只有職業化和市場化才能解決薪金的合理定價問題和“紅眼病”問題，才能使權力與責任對等。所以，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建立必須和企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結合，使人才選拔市場化。第二，激勵與約束并舉，在激勵的基礎上，強化約束力，不能只講激勵，不講約束。給予激勵的同時，應規定工作的目標，如果達不到目標就得處罰。處罰的方式可以考慮以現有的資產進行賠償，由于非經營因素產生的，還要負法律責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企業家檔案，把企業搞壞的人，要逐出企業家行列，而不是換個企業或調到行政部門當官。我曾經對一些企業家說過，中國的企業家是辛苦的企業家，辛苦在于既要辦企業，還要辦社會，而且還不能自主辦；同時，中國的企業家也是最幸福的企業家，他把一個企業搞垮了不僅不去負責任，而且還可以去當官。這都是我們的體制的弊病，我們必須對此進行改革，使激勵和約束對等，尤其是道德約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勵要考慮國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樣化，如采取股權激勵，實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別不要過大，不要動輒就跟美國去比較，我們沒有美國的經濟實力，也還沒達到美國的發展水平，要著眼國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體現差別，但不能分化得太厲害；三是應同時考慮對非經營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勵，對技術貢獻者，對特別的勞動奉獻者，也要進行激勵，因此，激勵不僅僅是對企業家，還包括企業的優秀員工?？傊?，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財產分給個人，而在于通過財產關系和利益關系，建立一種激勵與約束機制，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種責任機制，建立為企業發展竭盡全力的責任主體。這才是我們的關鍵。
三、關于建立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的問題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已進行了大量探索，但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探索出一條既適合國情，又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國有資產運營體系改革的難點在于既要保持國家對資產的所有權，又要使國有資產的運營充滿活力。下一步國有資產的運營管理要朝下面四個方面努力。
（一）要解決目前國有資產多頭管理，又無人負責的狀況。目前國有資產多頭管理，財政部門管理，企業工委管理，還有其他部門的管理，非常多。多頭管理、集體管理卻無人負責，致使國有企業不同程度都存在經濟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除企業家個人道德素質原因外，主要還是體制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查起來非常困難，問題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盤根錯節。如果不從制度上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很難解決。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統一的管理機構，使責任和權利集中，避免多頭管理卻無人真正負責的現象。
（二）要授予各級政府國有資產處置職能，使各級政府對轄區的國有資產除特殊情況外有高度的處置權。
1.粗放式的經營管理模式。
一些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未形成系統的、精細的管理模式，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上，沒有合理的優化配置資源，沒有用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大效益的意識，在“做大做強”的企業目標下，往往只是注重“做大”，甚至犧牲效益來擴大企業規模，給企業帶來了很高的財務風險。不少企業在經濟管理問題上存在誤區，部分國有企業領導盲目認為經濟就是積累起來的金錢，因此對企業的總體規模和總體收入相當重視，甚至把經營收入作為企業運營過程的核心價值和最終目標，但對如何形成企業在技術或管理方面的核心能力卻不甚關心。所以很多國有企業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盲目擴大企業規?；蜻M行多元化投資，短時間內營業收入提高很快，但是利潤率出現了下降，經過幾年發展后發現在有些領域的投資完全失敗，企業開始出現虧損。
2.忽視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眾所周知，人才對企業發展所起的作用巨大，而創新型人才尤其寶貴。但是在不少國有企業中，高中層管理人員更加青睞執行力強的人才，也就是聽話的人才，能夠不折不扣地執行管理人員的決策。而對于創新型人才，在國有企業的管理文化與氛圍中，得不到重視與培養，他們創新的積極性和才能都受到了極大的抑制。
3.國有企業人員分流。
在許多國有企業的發展中，有些部門的人員嚴重超出了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隨著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中面臨的競爭也在不斷加劇，而企業要想獲得較好的經濟效益，就要對一些生產技術能力較低的人員進行裁減，以此來爭取企業相對較高的經濟效益和生產效率。再者就是由于企業的停產或破產，一部分工作人員失業。但考慮到社會對這些人員有限的接納能力，企業將之釋放到社會中不能得到社會的適當接納，這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的穩定性，所以在深化改革過程中，這些企業對其所釋放人員的妥善安置也是國有企業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
4.國企的管理經營者的問題。
在以往的國有企業發展中，其經營管理者都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不可否認，絕大多數管理人員在經營之初都是合格的管理人才，擁有足夠的管理才能。但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在不斷發生變化，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當一個企業的管理工作出現問題，管理人員出現失職，給國家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時，受企業管理體制的影響，伴隨著我國國有企業中管理者未指定有效的問責機制的事實，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受到的最大處分也就是撤職，但對已經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撤職并不能起到任何彌補作用。6.此外，國有企業在初期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劃分管理、迫使各部門、各行業、各地區自成體系，這些阻礙了綜合利用和專業化協作，降低了運營效率；當前部分國有企業具有社會優勢資源的壟斷權，使其擁有超額壟斷利潤，一方面這種壟斷違背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破壞了市場競爭中的平衡性，另一方這種壟斷使得企業不思進取，沒有動力去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不斷改善產品或服務。
二、產生國企改革中經濟管理問題的原因分析
自從我國加入WTO以來，國有企業經歷了投資主體多元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目前已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但從國有企業的發展現狀來看，企業的經濟效益與其預期效果之間還存在著一定差距，企業的競爭力與國際一流跨國公司相比也存在著明顯距離。通過分析我國國有企業目前的現狀，產生國企改革中經濟管理問題的原因如下：
1.國有企業的產業結構不合理。
目前，從我國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來看，在三大產業中，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在第三產業中所占的比重卻很小，發展相對也比較緩慢。究其原因，工業主要靠資金、技術，服務業則更加注重管理創新，而這方面正是國有企業的薄弱點。而且在我國國有企業所占比重最大的第二產業中，其內部結構也存在很大問題，在制造業中，國有企業的發展速度較快，在加工工業中，重復建設嚴重，輕紡織業生產能力過剩，但一些基礎性產業諸如新能源、原材料、運輸等卻發展得相對落后。
2.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清晰。
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國家，但在具體的運行過程中，按照地域結構，國家將國有企業的投資行為分別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然后各級地方政府再按照政府部門職責進行再分解。這樣，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管理，但對于國有企業的經濟主管權，地方政府應如何代表國家對其行使，國家并沒有制定出相關的規章制度，這將造成國有企業所有權主體的模糊，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只是形式上的。
3.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不健全。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需要建立起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這應該是適應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但是國有企業往往沒有積極性主動進行治理結構調整和管理制度改革，只是被動地滿足監管的需要。這就導致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徒具形式而無實際作用，企業依然是人治而非法治，而且因為在改革中頻繁更換企業管理層，導致管理制度也沒有很好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另外，在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中，許多國有企業仍然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完善的約束機制，對于企業經營管理者而言，這就會導致他們挪用侵占國有資產謀取私利，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對于企業廣大員工，則導致他們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不規范操作，缺乏積極創效的動力。
4.落后的國有企業運行方式。
在國有企業的長期發展中，國有企業的運行方式具有政治化、非理性化的特點。政治化具體表現在國有企業的存在方式具有一定的行政關系，而不是單純的經濟主體。在進行各種生產經營決策的過程中，企業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要服從于政府部門，在運行中，企業的各種政策靠外部行政單位推動。非理性化表現在，政府主導企業擴大或縮小產業規模，主導企業投資的領域和方向，企業經營管理者對投資風險不負擔任何責任。這些都不利于充分發揮企業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造成企業管理落后，在經濟管理中形成一系列問題。
三、結語
一、有必要恰當地估計當前改革的進程，以利于進一步增強人們深化改革的決心
我國的經濟體制，經過近27年的改革，不僅有力地突破了原來那套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舉世公認和有目共睹的。當前的改革形勢，總的說也比較好，這都應當充分加以肯定。但時至今日，對整個改革的進程，究竟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存在兩種明顯不同的估計。如有的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形成，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如何繼續完善的問題；有的則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或者說“四梁八柱”已經基本形成，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進一步突破深化，使之能夠盡快全面建成的問題，由于對改革進程估計的不同，理所當然對深化改革的決心和力度的認知就不會完全一樣。
對于上述兩種不同意見，我個人認為，后一種比較符合改革的實際。其理由主要是：黨的十四大報告和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規定，我國要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對四個重要方面的體制，包括市場、企業、宏觀和分配，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但至今為止，這四個方面的改革，發展都很不平穩，即有的領域改革發展較快，或者說基本上已經可以按照市場經的原則運行了；但有的領域，改革的發展則明顯落后，或者說在相當程度仍然只能按照計劃經濟的原則運行。例如：
1、在市場方面：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主要標志，也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先必須推進的改革。因為沒有市場，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但到現在為止，其進展情況大體只是：商品市場發展較快，以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農副產品收購總額和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為例，其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的比重，已經分別達到了95.6％、96.5％和87.4％，說明商品市場已基本建成。但要素市場的發展卻很不理想，至今土地一級市場基本上還是國家壟斷的；資金和資本的運用，絕大部分還主要由國家計劃或政府意圖安排；勞動力在國有企業中仍然不能合理流動等。當然，無論在什么國家，商品和要素都不可能達到100％的市場化。但在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綜合市場度至少應該達到85％左右，而我國現在大約還只有60-70％。說明我們在這方面還有相當的距離。
2、在企業方面：企業體制機制的科學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利運行必不可少的微觀基礎。目前改革的現狀大致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已經基本形成，特別是非國有制企業，不但其體制機制已經能夠同市場經濟相適應，而且成了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增加收入、繁榮市場的重要力量。其所提供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勞動就業崗位，已經分別占全國的2/3和4/5左右，真可謂功不可沒。但國有企業，除一些中小型企業已經陸續改制以外，絕大多數大型企業，特別是一些國有壟斷企業，其體制機制至今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仍然不相適應。
3、在宏觀方面：建立科學有效的宏觀調控制度，是保證市場經濟健康運行，防止經濟出現劇烈波動甚至混亂的重要前提。因此，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依靠層層政府機構、采用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進行調控的方法，必須進行改革。在這方面，至今為止，有關調控手段的改革，即主要運用金融、財稅等經濟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來代替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進行調控，僅已經基本建立起來，而且在最近兩次宏觀調控中得到了成功的運用。便一整套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包括機構精簡、職能轉換、人員壓縮等，不僅至今還未到位，而且成了當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礙與阻力。
4、在分配方面：如何堅持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認真搞好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不僅是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有效調動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不斷增強改革動力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構建和諧社會、達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的的主要條件。這方面的改革，現在進展的基本情況是：在同一行業和同一單位的初次分配中，原來那種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分配制度已經打破，主要體現效率優先，按照勞動數量和質量的分配格局已經逐步形成。但不足的是，在不同行業和不同單位之間，僅僅由于經營與壟斷條件的不同，勞動者的分配差距明顯偏大，加之，一整套必不可少的再分配制度，包括嚴格的稅收調節制度和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還沒有全面建立起來。導致在貫徹“效率優先”的同時，如何做到“兼顧公平”的改革問題，至今也還是沒有解決。
與此同時，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求在上述四個方面的改革，都達到一定的程度，而且還必須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規來加以規范或鞏固?，F在非常明顯，我們這套法制也很不健全，許多必不可少的法律法規都還沒有建立起來。
因此，準確地說，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現在正處在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已經形成但未基本建成，計劃經濟體制雖已不占優勢，但在許多方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這樣一個兩種體制并存的過程之中；或者說，還只是一個“半拉子”工程。這個過程，既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為兩種體制并存，互相之間的矛盾、漏洞、摩擦甚至沖突必然較多，在實際生活中，出現這樣那樣的經濟秩序混亂甚至某些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在所難免，同時，這也是一個困難的過程。因為兩種體制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不可能充分發揮出來，人們對改革的擁護程度必然明顯降低，改革的動力勢必不足，有時甚至會受到種種責難與非議。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地認識與恰如其分的估計。從而下定決心，充分調動和發揮多方面的積極性，因勢利導，大踏步地把改革繼續推向前進，力爭盡快渡過這個復雜而困難的階段，取得改革的最終勝利。決不能將改革的進程估計過高，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成，甚至說已經進入了“后改革時期”。從而放松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貽誤時機，導致各種經濟社會矛盾越積越多，甚至掉入所謂的“拉美陷井”，使改革前功盡棄。
二、要正確認定深化改革的思路，以利于重點改革措施的順利推進
當前深化經濟改革，重點肯定應該放在上述至今明顯滯后的四個主要方面，即要素市場化，國有企業體制機制，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和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但從現階段的條件看，要將以上四個方面改革一起全面推向前進，也不可能。尋首先應該選擇哪個方面？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與研究的問題。因為選擇得好，則可能做到事半功倍，順利推進；選擇得不好，有可能導致事倍功半，躊躇不前。今年以來，人們對改革重點的強調，多集中在兩個方面，即以政府改革為重點，或者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這從當前改革滯后影響的程度或者“抓綱帶目”的重要性來看，應當說都很正確，沒有什么錯誤。但從實際情況出發，我認為現在要加快這兩個方面的改革都很困難。這主要是因為：
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僅直接涉及種種權力和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而且在許多方面還涉及政治體制改革。從理論上說，經濟體制改革，歸根到底是權力與利益關系的調整，這一般不難理解。但過去的調整，主要是在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或者企業與個人之間的調整；而且往往是從上調到下，從少調到多，從無調到有的調整。也就是說，從地方、企業和個人的角度來衡量，一般都是得利的多，受損失的少。因此，比較容易為人們理解和接受。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所帶來的權力和利益調整，基本上是一種政府自身和橫向的調整；特別是屬于政府機構精簡、職能轉換一類的改革，對于某些政府單位和個人來說，最終可能是機構有撤無立，權力利益有失無得的調整，其阻力肯定是很大的。加之在我國現行制度下，政治體制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基礎，也就是政府行政體制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政府體制。政治體制改革不動，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不少都是難以到位甚至是很難啟動的。
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也類似，不僅涉及種種權力利益的調整，而且涉及不少意識形態問題。例如，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是產權改革，改革的目標是通過產權的改革或重組，將中小型企業逐步有償轉制為非國有或非國有控股的企業，大型企業逐步改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公司制股份制企業，在理論和原則上本來已經解決，這是很有利的。但是，近年來由于種種原因，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或轉制，似乎又變成了非常奧妙和敏感的問題，真要較快推進，很可能就會受到傳統觀念的批判與非議，特別是在對于國有企業的主要經營者如何選拔任用等問題上，現有的一些政治原則也很難逾越。
因此，我認為當前的深化改革，最好能夠適當先避開上面兩個難點，改為以加快經濟市場化進程，積極推進要素市場化；加強收入分配調節，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為重點，這樣做，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好處：一是基本不會涉及政治體制改革與意識形態的爭論問題，從而大大降低深化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前題。二是政府有這方面的壓力，群眾有這方面的要求，推動改革的動力相對較強。因為生產要素不市場化，由于金融系統長期吃“大鍋飯”而困擾政府的國有商業銀行呆賬壞賬，和各式各樣依賴土地以尋租的腐敗現象不可能減少，不搞好合理的收入分配調節，群眾普遍不滿的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過于懸殊的問題不可能解決。三是有利于緩和乃至逐步化解我們當前面臨的兩大潛在的風險：一個是金融風險；一個是社會風險。這也是我國經濟社會在近期有可能出現的兩大重要風險，或者說有可能發生的所謂“危機”，是我們在領導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中，必須加以重視并認真對待的。
有關進一步深化上述兩方面改革的一些重要內容，分述如下：
1、關于進一步加快經濟市場化進程，積極推進要素市場化問題。其核心，是要盡快搞好資金和土地兩大要素的市場化。在這里，金融體制改革首當其中。改革的重點：
一是要進一步完善資金市場。包括：積極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化，通過產權重組，改制上市，吸收境內外機構投資者入股，實現產權明晰與股東多元化，以有效轉變其經營機制，建立起科學的法人管理結構，增加外來人的監管。從而盡可能減少各種漏洞與損失，大幅度提高銀行資金運用的效率和效益。同時，適當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繼續貫徹落實利率市場化政策，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建立健全資金市場的各種規章制度與秩序，確保資金市場的不斷健康發展。
二是要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交易市場。包括：盡快通過股權分置改革，解決長期存在的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價、同股不同利的股市扭曲問題；加強對股市的嚴格監管，形成一套合理的進入與退出制度，以盡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增強廣大股東入市的積極性與信心。從而使股市真正成為既能夠有效發揮積聚社會資金，擴大直接融資渠道，促進企業經營機制轉換、優勝劣汰的重要作用；又能夠防止變成少數單位和個人，依靠弄虛作假、謊報信息、故意圈錢，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場所。
三是要逐步放開外匯市場，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在這方面，前不久我們已經開始起步、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小幅度合理調整，并將原來基本與美元掛鉤，改成了以一攬子貨幣為參考。力爭在不太長的時期內，逐步建立完善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上的基本穩定。
加快土地市場化改革的重點：一是根據我國人均耕地少、土地稀缺的實際，對土地征用必須依法嚴格控制，防止土地閑置與浪費；二是在征用土地時，必須對農民或城市拆遷居民進行合理的補償，防止因此損害農民或居民的利益；三是對批準可開發的土地，除特殊情況外，必須通過公開招標拍賣，防止少數單位和個人，利用土地尋租謀私、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的發生。
2、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其要害是，要盡快想辦法縮小現在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與城鄉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缺乏必要保障的矛盾。在這方面，當前需要深化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是合理調整積累與消費的分配關系，適當降低積累率，擴大消費基金的比例，現在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率太高了，消費率太低了，如2004年兩者的比例達46∶54，不僅大大超過發達國家一般20∶80左右的水平，遠遠超過了發展中國家一般30∶70左右的水平。由于在社會生產中，投資品與消費品的生產，客觀上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分配中積累率太高，意味著投資的規模必然很大，勢必導致投資品的需求過大，供應緊張，價格快速上漲；消費率太低，意味著群眾可能消費的能力偏小，購買力不強，勢必導致消費品的需求不足，市場銷售不暢，價格非正常下落，從而影響社會生產的正常運轉和經濟效率效益的提高，適當壓縮積累的比例，擴大消費的規模，不僅將有效緩解現在明顯存在的投資品與消費品二者供求錯位的突出矛盾，使市場特別是消費品市場進一步趨于繁榮，從而進一步提高企業開工率，擴大勞動就業，增加國家稅收，給整個經濟發展帶來良性循環。而且，通過對擴大部分消費基金的合理分配，有意識地較多向農民與城市低收入居民傾斜，還有利于縮小高低收入分配差距，有效緩解現在由于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壓力。
二是嚴格控制部分行業職工收入分配水平過高問題。在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同等水平的勞動者，在不同行業工作的收入水平，除了極少數高技術、高風險的行業以外，一般不是很大的，但我國現在不是這樣，二者的收入水平往往相差懸殊。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壟斷性行業，一方面依靠國家賦予的壟斷地位，一方面又可根據市場供求不斷上調產品銷售價格，導致其利潤率長期虛高，職工收入水平也居高不下。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應當想辦法嚴格加以控制，以利于從源頭上消除這種不合理的分配差距。
三是切實加強完善稅收制度的調節。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由于必須實行效率優先的分配原則，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往往都是比較大的。不如此，不可能調動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了分解這種差距過大可能帶來的矛盾，國家必須通過征收所得稅，遺產稅或贈予稅等制度合理加以調節。即對一定水平以下的低收入居民，可以免征個人所得稅，對超過一定水平的必須依法納稅。而且稅率是累進的，收入越多納稅的比例越大，從而有效調節原來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關于個人所得稅制度，現在我們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但由于一套相應的合理扣除制度與征管的辦法很不健全，其應有的良好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特別是對于遺產稅、贈予稅，我們還處在議論的階段。在進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必須將其作為改革的重點，確實建立健全起來。
一、所有制關系
1．所有制變革。20世紀80年代，由匈牙利、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開始，蔓延到蘇聯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全相同。東歐國家的改革，實行國家所有制并發展市場，取消命令經濟。改革產生了一些變化，但是不徹底。
從中得出的第一條經驗教訓是，一個有效能的市場或者說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結構、財產所有權結構中私有制占主導地位和財產私有權的支配地位。這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所有制所有權結構中的地位，不是以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反映，而是以企業的規模與性質去決定。如大型企業、金融機構是否具有私有性質。
私有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謂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明確的、明晰的，它或者是專門的投資機構、或者是投資者集團、或者是某位個人。所謂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不明確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險機構、或者是銀行及投資基金、或者是證券市場中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在美國的所有制結構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東歐改革中，這一問題曾引起較大爭議；我個人認為應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導、但是從過程發展的順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從人格化的所有者開始，逐步進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導、支配地位。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是，運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場經濟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允許并鼓勵個人所有制即個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權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為地取代個人的所有權制度。
2．東歐國家國有企業變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如何處置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有兩種設想，一是出售所有權，二是分配所有權。
其具體操作有多種方式與技巧，如抵押、股權證等。所有國民及國有企業員工都能得到國有資產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權。捷克和俄羅斯就是這樣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書中指出，對國有企業應采取拍賣等形式銷售，而不是配置給國民。如果每位國民都分配，企業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沒有所有者，這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普遍問題。
國有企業常常出現虧損而資不抵債，對這樣的企業不能拍賣銷售，只能破產。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條經驗教訓是，對于國有資產不應分配給每位國民，但可以大規模銷售出去。
3．如何選擇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所有制變革、企業變革，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是由企業內部人擔當還是由企業外部人承負，是Insider還是Outsider，用效率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難的。當私有制被強大的社會力量推動后，企業內部員工的愿望是誰靠近火誰先得到肉（注：中國相應的說法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市場經濟的經驗證明Outsider作為企業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這是因為，Out－sider更易于監督企業管理者，如果企業管理者沒有效率，來自外部的企業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將其解雇。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條經驗教訓是，對于由誰來擔當企業未來的所有權人，Outsider比Inside，獲得所有權要好。當然從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應鼓勵Outsider所有制。
4．怎樣對待虧損企業。企業由于虧損資不抵債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產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一個有秩序的過程，債權人將分割破產企業，以拍賣的形式將其肢解賣掉，可能會有人買下整個企業。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條經驗教訓是，對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重要的手段是通過破產與清償實行私有化。
二、經濟運行中的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
在東歐國家經濟改革開始之時，我們必須去做兩個重要方面的改變。一是自由化，即廢除早期對經濟活動的法律限制、行政約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變革，包括勞動的自由、放開價格、市場進入與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變所有制。那時起，我們需要新的約束、新的規則。在原先經濟條件下，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一種行政管制，體制上分為上層的管理部門和下層的執行者，通常由上層下達命令，由執行者執行命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上是一種平行的、橫向的關系，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買者與賣者的關聯。這種市場約束成為我們市場化改革中最大的問題。因為在過去，人們習慣于遵命。而現在市場經濟中，賣者與買者不是被命令與命令關系，但卻出現了賣者不能按照承諾兌現合同、拖延時間不按期交貨；而買主則在收到貨物后不履行付款義務，以至形成債務連鎖反應。
約束系統的另一個層面是銀行與企業的關系。銀行借款給企業，而企業作為貸方卻既不還本又不付息。這在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中，違約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會主義國家對此還遠不適應。在《短缺經濟學》中，我討論了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危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軟預算約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拖欠的債務總會由政府處理掉。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條經驗教訓是：改革需要新的規則與約束，一個有效能且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強化合同管理、嚴肅全融紀律秩序和硬化預算約束都是必要條件。
在制度變遷的初始階段，銀行仍為國家擁有，這是造成軟化預算約束的一個重要原因。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不能得到償還，這成為一種隱蔽的財政補貼。一些企業看上去擁有很多財產，但虧損的窟窿卻更大，壞帳、呆帳很多。在經濟運行中，應該注意呆壞帳指數，如果指數很高，那會對銀行系統構成威脅，成為一種定時炸彈。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會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可能會突然發生。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條經驗教訓是，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是沒有透明度的，應清理和改組那些不能依據審慎和縝密的銀行業務規則運行的金融部門，將來完成銀行部門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設
新的規則、紀律、約束能夠得以遵循、遵守、執行，必須有制度保障，這要從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產法、合同法、會計法、銀行法等等。法律規范必須嚴厲、明確，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系統，且法紀亦嚴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師應起重要作用。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條經驗教訓是，強化國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運行的南場經濟的必要條件。
四、對腐敗行為的防范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