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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國都已意識到不能只依靠本國的資金、資源、技術和市場來謀求發展,而應理性選擇扶持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取相應的市場效應、資源效應、出口效應和國際收支效應,提高本國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說來,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一國帶來如下的效應:
(一)有利于投資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從邊際產業(即在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次進行,通過這種方式將國內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一方面,投資國減少邊際產業的生產,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擴大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出口,使投資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投資國利用投資獲利來補充、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能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源,都會遇到資源約束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國立足全球,把國內外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經濟管理、人才等有機結合起來,而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利用本國和他國不同資源與要素優勢、在國際間實現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與合理流動、獲得更高利益的極其有效的途徑。
(三)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利用外資。無論是政府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企業或私人的對外直接投資,均起到了“杠桿”作用,以少量的國內資本來獲得更大數量的國際資本。一國企業到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使用的資金,除了本國的外匯資金和設備外,還包括在東道國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籌措的資金,特別是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優惠政策進行融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利用外資,是一條新的融資渠道,是在國際市場上主動尋求與外資的結合,是利用外資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資的場所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
(四)有利于鍛煉和培養一批跨國經營的專門人才。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關鍵之一,是需要足夠數量的精通外語、熟悉法律、財會、金融等業務的國際化投資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養有多種途徑,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關培訓機構培養及培訓專業管理人才、吸引留學人才和聘請國外專業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徑是投資企業派出人員到國外培訓和直接參與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五)對外投資有利于促進投資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近年來,隨著國際市場的日趨飽和,反傾銷、技術性壁壘和關稅的提高,已成為影響許多國家出口的主要障礙,尤其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各國更是減少進口,而把需求更多轉移到國內。在此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不失為一條帶動出口的有效途徑。對外直接投資首先可以繞過對方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就地生產和銷售;其次,可以帶動投資國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和技術等的出口;另外,到國外投資辦廠,能夠快速、準確地了解國際市場行情,及時反饋信息到國內,減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時輸出適銷對路的產品。
對外直接投資在給一國帶來產業結構升級及其他眾多正效應的同時,也可能使該國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所謂產業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國內產品競爭力下降,進口品涌入排擠國內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國內生產由進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產合算,生產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產,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產由海外生產所替代;第三,上述國內生產由進口和海外生產所替代,從而縮小了國內的制造業生產,國內生產資源配置由制造業向非制造業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業被非制造業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內容實際上是指制造業的空心化,而實際上空心化不僅包括制造業的空心化,金融業、服務業都可能出現空心化?？招幕箛鴥韧顿Y不斷萎縮,就業機會大幅減少,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總體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投資母國帶來正的效應,只要投資母國能夠把握度,防止出現過猶不及的情況就可以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自上世紀改革開放后開始起步,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開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戰略之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盲目進行,而應有選擇性,以便帶來最大效應,并避免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根據我國的各行業發展狀況以及效應最大化目標,我們主要應在如下行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一)資源開發業。中國對外投資的首選行業領域應是資源開發。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個發展過程來看,資源導向型投資占有較大比重,且中國較大的海外投資企業的主要投資額也集中在資源開發行業。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比較低,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許多重要自然資源的短缺現象日趨嚴重,供求缺口不斷擴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進口依存度迅速增大。因此,利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優勢,以重要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對外投資應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選擇。對我國來說,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是石油、天然氣、金屬和非金屬礦、林業等。通過對外投資建立資源穩定的供應基地,可降低通過市場轉移資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規避世界市場資源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也可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動局面。
(二)加工裝配型的制造業。制造業是目前國際投資的重要部門,同時也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產業。我國的家用電器、摩托車、金屬制品、家用機械等加工裝配型制造業規模都比較大,這些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穩定,相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而言,具有比較優勢。經過長時間高速增長,國內市場供過于求,競爭激烈,依賴出口發展貿易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的限制。因此,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使制造業走向國際市場,對利用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減少國內市場的過度競爭,貫徹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三)服裝紡織業。服裝紡織業是我國傳統的優勢產業,技術水平先進,產品質量好,信譽高,是我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之一。長期以來,我國服裝紡織品的市場份額都非常高,競爭優勢明顯。目前,國內生產、銷售明顯過剩,競爭激烈,效益下滑,傳統的依賴出口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近年來越來越受到歐美等國種種非關稅壁壘的阻擊,困難重重。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不但可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自然資源和我國先進的技術,同時可繞過各種非關稅壁壘,把我國剩余的國內生產能力轉移出去。雖然2005年配額取消將為中國紡織服裝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從現實反映看,配額取消后紡織服裝貿易的摩擦可能進一步升級。歐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已失去紡織服裝生產的比較優勢,但為保護國內的就業,必然會采取種種措施來限制從我國的紡織服裝進口。作為應對措施,我國的服裝紡織企業可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四)服務業、金融房地產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當前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重點大都落在了第三產業上。雖然我國在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并不具競爭優勢,但從發展戰略角度看,我國應抓住在第三產業某些領域的優勢,結合第三產業行業多、范圍廣、投資大小不限、經濟規模不限等特點,積極發展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時,要積極發展房地產、金融業的投資。對發達國家的房地產、金融業進行投資不受技術限制,有利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開展,且能掌握有關方面的知識,對中國國內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的完善和發展也會有一定幫助。
(五)高科技產業。高科技產業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產業。我國國內產業結構層次比較低,可逐步借助對外直接投資推進產業層次高級化。在發達國家進行高科技直接投資,有助于打破這些國家在高技術方面的限制與封鎖,有助于吸收世界上高新技術和其他先進技術,同時也可使我國企業管理人員學到先進的管理知識和經驗。我國的企業與國外大型跨國公司相比,仍有較大的研發能力差距。因此,到國外技術資源與智力資源密集的地方設立研發機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是較快提高研發能力的有效途徑?，F在,中國許多企業開始在國外發達國家組建高科技新產品開發公司,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由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外。同時國內的高科技企業開始走向國際市場,進行對外投資,擴大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現科技產品的國際化。
為鼓勵我國上述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應當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的配套政策服務。首先,應從企業需要出發,改善現有的投資、外匯和人員出入境審批制度。海外投資是一項風險大且具挑戰性的投資活動,政府不應該對企業的投資活動過度干預。其次,應當加大稅收、融資等政策支持力度。針對一般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而對于符合國家戰略利益的項目,政府更應給予積極的財政補貼。最后,政府應鼓勵商業銀行參與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中,解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融資難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結構升級
論文摘要: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日益成為各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用的基礎上,指出我國應有選擇性地進行各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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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鐕鲃印Ｍ顿Y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謀求戰略技術聯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和技術開發力量。不斷地大量增加研究開發投入進行研究開發不僅風險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即使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承擔。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與其他企業建立戰略技術聯盟和并購（包括跨國并購）相關企業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戰略技術聯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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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各類經濟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從而使得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融合，最終朝著無國界經濟轉變的一種過程和趨勢。伴隨著國際分工日趨深化和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其主要標志是：國際直接投資急劇增長；跨國公司作用顯著強化；國際經濟合作迅猛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膨脹。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能夠獲得它們自身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發展中國家要想得到發展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特殊的“后發優勢”，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特有的優勢，就有可能以發達國家所遠遠不及的速度發展，加快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機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擁有強大經濟技術實力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它們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戲規則”，試圖把經濟全球化灼過程變成其謀求經濟、政治霸權的過程，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既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以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切實把握好分寸，注重趨利避害，防止欲速不達，在經濟和政治上受控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s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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