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02 15:00:58
序論：在您撰寫所得稅法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1.不符合國際稅收慣例，不能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新形勢從形式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都是33%，但兩套稅法無論是在法律效力，還是稅前扣除項目標準和資產稅務處理規定、稅收優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外商投資企業的窄稅基、多優惠和內資企業的寬稅基、少優惠直接導致兩者實際稅負的差距，據統計，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實際平均稅負一直在10%左右，而內資企業則在25%以上。實行內外有別的兩套稅法，既違背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平稅負、平等競爭原則，也不符合國際慣例，中國已經加入WTO，外資企業將進一步進入我國，成為我國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國的企業也將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對企業所得稅在內外資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實現統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稅基界定不規范，內資企業稅前扣除限制過嚴稅法對稅基的確定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與企業會計制度的關系不協調，由于稅收制度和會計制度在職能、目標和核算依據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近年來，為適應市場經濟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會計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且不斷處于調整之中，而稅法沒有建立一套獨立的所得稅稅基確定原則，有些規定甚至在沿用老的會計制度，如對銷售收入的確認、對資產的稅務處理等。二是稅法對界定稅基的一些概念比較模糊，如對業務招待費、支付給總機構的管理費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為計算依據，收入凈額和總收入是會計概念還是稅務概念，其內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確。三是對內資企業稅前扣除項目列支標準規定過嚴，如內資企業計稅工資標準，廣告性支出的限額、對折舊方法和折舊年限的嚴格限定等，使得為取得應稅收入而發生的許多費用不能在稅前足額列支，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展規律，也不利于內資企業的健康發展。
3.稅收優惠政策導向不明確，稅收優惠形式單一一是稅收優惠政策不能有效體現國家宏觀調控需要。內資企業的優惠比較少，且多屬照顧性，或是替代財政支出性的優惠，稅收優惠偏重于解決機制轉換過程中的臨時性困難，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引導不足。而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勵吸引外資總量，不能有效調節外商投資的方向。二是稅收優惠方式單一，政策效果不確定，容易引起企業偷稅、避稅現象。所得稅優惠政策以直接優惠居多，間接優惠較少，主要是減稅、免稅和低稅率。這些優惠措施，容易誘使企業通過頻繁注冊新企業、人為安排獲利年度、利用關聯交易轉移定價調節企業間的利潤水平，鉆稅法的空子。目前，與我國簽訂稅收協定的國家有79個，已經生效的65個，而有稅收饒讓條款的國家只有30多個，我國給予外商投資者的低稅率和減免稅等直接優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國補繳稅款，實際轉化成了投資者所在國的稅收收入，并沒有使投資者最終受益。三是優惠政策的實施主觀性、隨著性大。我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每年都有一些優惠政策以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形式出臺，加上各地區為了本地區利益，無視稅法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用減免稅優惠政策作為招商引資廣告，隨意擴大優惠范圍，越權減免稅，采用地方稅先征后還、即征即退等形式變相減免稅，搞低稅優惠競爭，擾亂了正常的稅收秩序。我國已經加入WTO，這種有失公平、公正、多變的稅收優惠政策很可能面臨外國投資者的訴訟。
4.企業間稅負差異過大，部分企業稅負過重我國現行稅制對同一經濟行為在各類主體之間稅收待遇上的差異性，尤其是在所得稅上表現最為明顯。如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高新技術開發區內企業與區外企業、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與非試點企業、上市與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公司之間在適用稅率以及所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導致稅收待遇不公現象非常突出。
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過所得稅制改革來完成。在中國已經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稅制改革不能脫離國際主流稅制的發展方向，不能莫視稅制的國際慣例，不能莫視稅制差異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所得稅制的國際借鑒，對探討我國所得稅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二、企業所得稅制的國際比較及趨勢分析
1.企業所得稅制的國際比較一是納稅主體的認定。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公司所得稅，一種是企業所得稅，國際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稅類型，對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如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不征收企業所得稅，改征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管轄權方面，以企業登記地或以實際管理機構或控制管理中心地為認定標準，劃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分別承擔無限納稅義務和有限納稅義務。
二是稅基的確定。在應稅所得與會計利潤的關系處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國家，如美國、英國等，會計準則通常是由會計師協會等民間組織制定，會計利潤和應稅所得差異也大，在“成文法”國家，因為會計制度以官方的法規為主體，應稅所得和會計利潤相當接近。
三是稅率結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比例稅率，有些國家仍保留累進稅率，主要出于財政上的原因，企業所得稅的大頭由大企業繳納，稅率高了，小企業難以承受，稅率低了，難以滿足財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稅率的運用上由于各國貨幣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稅的地位等諸多因素的差異，有的國家實行單一的比例稅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亞等；而更多的國家實行差別比例稅率，主要是對小型公司的所得稅采用較低稅率。
四是對成本費用的列支。對存貨的計價，許多國家都允許在先進先出法、后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等多種方法之間選擇，但要保持連續性。有些國家則明確不能采用后進后出法，如法國、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國家還允許采用市價與成本孰低法，如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等。在折舊的提取方面，各國為了鼓勵資本投資，紛紛放棄傳統的“直線法”計提折舊，實行“余額遞減法”等加速折舊法，采用高折舊率對固定資產進行第一年基礎攤銷，稅法規定的固定資產折舊年限通常短于實際可使用年限，有的國家對固定資產的折舊攤提額規定可以大于固定資產原值，許多國家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的稅收抵免，額外給投資者一筆稅收補貼。
2.低稅率、寬稅基是國際所得稅制改革的趨勢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各國相繼進行了所得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充分利用企業所得稅在組織收入和調節經濟的功能與作用，通過規范、完善和調整稅收政策，采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稅收鼓勵措施，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刺激投資，達到增加供給、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美國于1986年進行了稅制發展史上涉及面最廣、調整幅度最大的稅制改革，以“公平、簡化和經濟增長”為政策目標，以“拓寬稅基、降低稅率”為基本內容，美國公司所得稅的基礎稅率實行15%、25%、34%三檔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由46%降低到34%。美國的稅制改革無疑對西方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法國、奧地利、新西蘭、荷蘭、日本等國，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以減稅為核心的企業所得稅制改革（注：財政部稅制稅則司：《國際稅制考察與借鑒》，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在稅率形式上，大多累進稅率演進為比例稅率，到1990年，除美國、荷蘭外，經合組織的其余22個成員國都實行比例稅率。在降低稅率的同時，通過取消一些減免稅優惠措施拓寬稅基，如美國取消了凈資本所得的優惠、股票回購支出的扣除、購買設備投資的10%的減免等。
西方國家稅制改革的結果大大降低了企業所得稅的總體稅負水平。企業所得稅的稅負在降低，這不僅體現在一般所得的邊際稅率降低導致的稅負降低，而是整個稅率制度決定的稅收負擔降低。因為，一方面是當代各國經濟的開放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當代政府的管理理念與政府目標是增強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稅是直接對資本的投資所得征稅，與投資報酬成消長關系，所以各國為了吸引外資，解決本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都競相降低公司所得稅。
三、統一企業所得稅法幾大原則性問題研究
新企業所得稅法的主要變化可以概括為“四個統一”。這“四個統一”包括：
(一)統一納稅義務人的納稅義務
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對現行內資、外資稅法差異進行了整合。新稅法施行后，中國不同性質、不同類別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均適用新的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不再按照以往內資企業所得稅以獨立核算為條件判定納稅人標準的做法，而以是否具有法人資格作為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使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納稅人認定標準完全統一。
(二)統一稅率為25%
改變了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均為33%，同時對一些特殊區域的外資企業實行24%、15%的優惠稅率政策。而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確保了內外資企業納稅人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不僅保持了我國稅制的競爭力。同時，也進一步促進和吸引外商投資。
(三)統一和規范稅前扣除辦法和標準
新舊企業所得稅在稅前扣除標準主要變化如下表所示：
(四)統一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對現行稅收優惠政策進行了適當調整，將區域優惠為主的格局，調整為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新的稅收優惠格局。
二、新企業所得稅法下企業納稅籌劃
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對企業稅收環境有著深遠的影響，也對企業以往慣用的納稅籌劃手段提出了挑戰。根據對新企業所得稅法的研究，本人認為，企業執行新企業所得稅法時可行的納稅籌劃手段如下：
(一)企業成立前
1.企業組織形式選擇的籌劃
這是針對新企業所得稅法適用范圍、稅款繳納方式變化的相應調整。新稅法將納稅人以“獨立核算”的經濟組織改為法人組織，合伙企業和個人獨資企業只繳納個人所得稅，公司制企業與合伙企業、個人獨資企業在稅負上實行差別稅制。
2.注冊地選擇的籌劃
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外資企業的股息、利息等收入適用于20%的預提稅率，而過去稅法中外資的這部分紅利收入是免稅的。按照新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外國企業分紅收入均應就其收入全額征收預提所得稅。因此，企業可以通過變更控股公司的注冊地以節約預提所得稅。
(二)企業經營過程中
1.納稅人認定上的稅收籌劃
新企業所得稅法實行法人稅制，即企業納稅人身份的確定為“在中國境內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或組織”。實施法人稅制后，企業統一實行總、分機構匯總納稅。于是，企業集團中如果存在虧損的子公司，可以通過工商變更，將子公司變更為分公司，匯總繳納所得稅，從而可以互相抵減，降低所得稅稅負。
2.充分利用好五年“過渡期”
新企業所得稅法第10章附則中明確：“本法公布前已經批準設立的企業，依照當時的稅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享受低稅率優惠的，在本法實施后五年內逐步過渡到本法規定的稅率。享受定期減免稅優惠的，本法實施后可繼續享受到期滿為止，但因未獲利而尚未享受優惠的優惠期從本法實施年度起計算?！庇纱?，企業可利用利潤再投資，充分利用好五年的過渡期獲取稅收優惠。
3.最大限度地享受稅額抵免政策
稅收優惠政策是指稅法對某些納稅人和征稅對象給予鼓勵和照顧的一種特殊規定，具有很強的政策導向作用。利用稅法中規定的優惠政策進行稅務籌劃，是最常規也是最合法的籌劃方法，具有很大的籌劃空間。因此，納稅人應認真研究企業所得稅的各種優惠政策，以達到最大的節稅收益。
(1)積極進行創業投資企業或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享受稅收優惠照顧
新稅法不僅增加了創業投資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創業投資，可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的規定，還對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給予15%的低優惠稅率，并且擴大到全國范圍內。因此，企業應充分把握新稅法實施細則中對創業投資企業或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條件，及時進行相關調整，從而享受稅收優惠照顧，實現納稅籌劃。
(2)合理安排用于環保節能的專用設備購置時間
例如，新稅法規定，企業購置用于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產等專用設備的投資額，可按一定比例抵免稅額。假如設備投資的抵免辦法不變，每年度投資抵免的企業所得稅稅額，可從該企業當年比設備購置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稅額中抵免，當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稅額不足抵免時，未予抵免的投資額，可用以后年度企業比設備購置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稅額延續抵免(但抵免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五年)。從而合理安排企業納稅額和納稅時間。
4.稅收基礎的籌劃
新稅法在稅前扣除政策上，取消了計稅工資、工資附加費、利息、業務招待費等扣除標準，改按實際發生額稅前扣除，并提高了捐贈、研發費用及廣告費稅前扣除標準，企業實際發生的技術開發費用當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稅法規定在5年內結轉抵扣。因此企業可在新稅法限額內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則，在規定范圍內充分列支工資、捐贈、研發費用及廣告費等；此外，新稅法把捐贈扣除的計算基數由原來的應納稅所得額改為利潤總額，鑒于利潤屬于會計概念，企業可在不違規的前提下充分擴大利潤總額，從而使扣除數額增大。
總之，新企業所得稅法為企業自身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企業只有吃透新的稅法，充分利用新稅法的各種優惠政策，合理進行納稅籌劃，最大化節稅收益，才能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史耀斌.新稅法解讀.財務與會計(理財版)，2007，(5).
[2]趙治綱.新稅法對內、外資企業影響.新理財，2007，(5).
劉劍文：
各位老師、同學，晚上好，很榮幸能參加這次高峰對話。個人所得稅自1799年誕生于英國，迄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目前我國所得稅法存在的問題，施正文教授剛才已經介紹了。我主要說兩個問題：一是國家征收所得稅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是為什么國家可以征收所得稅。二是怎樣看待所得稅征稅公平問題。
首先，關于國家征收所得稅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問題。稅法乃是國家強制、無償地取得稅收收入之法，稅法也被稱為是“侵權法”，因為其是對納稅人財產的否定，是對納稅人權利的剝奪，是對納稅人財產權的侵犯。只不過與其他的侵權所不同的是，這種對納稅人財產的侵犯是由國家授權的，是國家法律所認可。
但國家為什么收稅，為什么能夠收稅呢？這就涉及到國家課稅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問題。關于稅收的征收依據，大概存在以下幾種學說：1.公需說，也稱公共福利說，流行于17世紀，其代表任務是法國的博丹和德國的克洛克。該學說認為，國家的職能是滿足公共需要，增進公共福利，為此需通過征稅來獲得實現其職能的費用。2.交換說，也稱利益說，發端于18世紀，主要代表有盧梭﹑亞當，是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為基礎發展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國家和個人是各自獨立平等的實體，國民因國家的活動獲利，理應向國家納稅以作為報償。個人給國家稅款，國家給個人以保護。3.義務說，也稱犧牲說，起源于19世紀英國的稅收犧牲說，黑格爾為其代表之一。該學說認為，個人生活必須依賴于國家的生存，為了維持國家生存而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4.經濟調節說：也稱市場失靈說，是凱恩斯理論的重要觀點。該學說認為，由于存在市場失靈，市場機制不能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社會財富，因而需要社會經濟政策予以調節和矯正。而稅收正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發揮法律的調節功能，對市場進行干預，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
稅收是以經濟自由為前提的，應與憲法無條件的保持一致。公民的權利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即人身權和財產權，稅法主要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保障。1913年美國憲法修正案重新恢復開征所得稅，我國憲法第56條也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1991年6月30日，國務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實施細則》，并于1999年7月1日起實施，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及其他經濟組織就其所得也應繳納稅款。稅法上的可稅性，即稅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合理以合法為保障，合法是以合理為實質內容的。
其次關于社會公平問題。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社會公平一般分為“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所謂橫向公平，就是納稅能力相同的人應負擔相同的稅；而縱向公平，就是納稅能力不同的人，負擔的稅負則不應相同，納稅能力越強，其承擔的稅負應越重。怎么判斷納稅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納稅人所擁有的財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實際支付的大小等作為判斷依據。納稅能力的判斷標準，在理論上又有“客觀說”和“主觀說”之分。按照客觀說，納稅能力應依據納稅人所擁有的財富、取得的收入或實際支出等客觀因素來確定。而主觀說則強調納稅人對國家的犧牲程度，也就是納稅人因納稅所感到的效用的犧牲或效用的減少應相同。
我國通過20年來的改革開放，人們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時開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貧富懸殊”現象，東西差距、城鄉差距、以及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加大。如何運用稅收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就成為稅收的重要職能之一，也對我國的所得稅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對于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改革，（1）稅制模式的轉變，我國《個人所得稅法》目前采用的是分類所得稅制，應轉向分類綜合所得稅制，體現分類所得稅制和綜合所得稅制的趨同勢態。這樣，既堅持按支付能力課稅的原則，又對納稅人不同來源的收入實行綜合計算征收；堅持對不同性質的收入實行區別對待的原則，對所列舉的特定收入項目按特定稅率和辦法課征。此外，它還有稽征方便，有利于防止和減少偷、漏稅的特點。（2）進一步規范稅前扣除。我國《個人所得稅法》采用統一固定數額的費用扣除，這種稅前扣除辦法雖然簡單，但是不能起到公平稅負的作用。對納稅人不同的應稅所得，應規定不同的費用扣除，隨著國家物價水平、匯率等的變化，規定浮動的生計費用。（3）稅率調整。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了三種適用稅率，一是工資、薪金所得的適用稅率；二是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5％至35％
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其余應稅所得適用20％的比例稅率。稅目分為十一類，其中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對工資、薪金所得應納稅額的計算采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規定的最高稅率為45%.從各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的趨勢來看，45%的稅率是過高了。據測算，我國工薪收入者扣除800元費用后，繳納個人所得稅者約為1%，而1%的納稅人中，大部分只適用5%和10%的兩級低稅率。可以說第五級至第九級稅率意義不大，適用者甚少，卻使我國稅制空背高稅率之名。再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能適用第五級（月薪4萬元以上）以上稅率的納稅人亦為數不多，故有必要適當降低稅率。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
，從稅制看，現行稅制只統一了內資企業的所得稅，并沒有將內資企業所得稅同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合并，一些稅收優惠措施只能由涉外企業享受，外商企業所享受的是一種“超國民待遇”。這作為一種過渡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從長遠意義來看，稅收優惠措施對吸引外資的作用將會逐步減弱，不利于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不利于內資企業和涉外企業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妨礙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施政文：劉劍文教授主要論述了兩個問題，一是可稅性，即稅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二是從社會公平出發，闡述了對我國所得稅改革的一些見解。下面有請劉桓教授。
劉桓：我主要說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稅制與世界各國是不同的。不同稅制的選擇不是一項簡單的技術問題，它的選擇與很多因素相聯系，如一個國家自身的政治、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民的覺悟意識，除此，與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民俗也有相當大的關聯。世界各國對稅制模式的分類，大體有以下幾種：
1.“盎格魯撒克遜型”，以直接稅也就是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國際上選擇這一稅制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占居主要地位的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像美國的所得稅就占到稅收的85%.這一稅制模式能較好地發揮收益稅的優勢，更好地實現稅收公平原則，保持收入的穩定，更直接地體現政府的行政意圖和目標。
2.拉丁、歐洲型，這是以增值稅等間接稅（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模式。選擇這一稅制模式的多為經濟發展比較落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對較低，經濟管理尤其是稅收管理水平較差的發展中國家、如愛爾蘭、芬蘭、印度、泰國和中國等國。這一稅制模式能較好地發揮流轉稅易征收、好管理、能保證財政收入的優勢，能更好地體現稅收的效率和中性原則。
3.日耳曼型，國際上也稱之為中間型，是直接稅和間接稅并重的稅制模式，所得稅與流轉稅二者都不偏廢。選擇這一稅制模式的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法國、英國、哥倫比亞、馬來西亞和丹麥等國。這一稅制模式是直接稅與間接稅并重，因此，更能兼容直接稅和間接稅各自的優勢，更好地體現稅收的各項職能和原則。
我國目前實行的稅制屬于第二種，主要以流轉稅為主，所得稅比重較少。這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是不同的，總的來說發達國家，其流轉稅的比重較小，而發展中國家所得稅所占比重則比較小。
第二，關于個人與企業所得稅的改革。關于近期稅改的方向，可以參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政府工作報告，其中在完善財稅體制提出近期（本屆政府）的七大任務：
（1）實現增值稅的轉型，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將設備投資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2）改革出口退稅制度。（3）“兩法合一”，即現行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和《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兩條稅法必須合并。（4）
完善消費稅，適當擴大稅基。（5）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管。（6）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
（7）推動農村稅務制度改革。稅收與人民的利益休戚相關，國家選擇稅收，人民選擇政府。
然而，雖然稅收特別是所得稅的征收對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就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我們并不能對此抱太大的希望，因為社會公平不公平不是由稅收制度的完善與否決定，一個好的完善的稅收制度也不能保證社會公平。真正決定社會公平的在于財富的初次分配，社會公平的實現不能僅僅看到稅收制度，還應注意的稅收的前端和后端。初次分配決定了不可能實現結果上的公平，及時通過所得稅的調節也一樣不可能實現，所以我們對所得稅改革所能帶來的不用抱太大希望。
施政文：
劉桓院長強調了要素分配，認為要素分配是社會公平的決定性因素，我們不能對所得稅改革寄予太多的希望。對所得稅制度的改革，劉院長持的是一種比較悲觀的態度。下面我們有請人民大學的徐孟洲教授作精彩演講。
徐孟洲：
謝謝施教授，謝謝各位老師同學。關于所得稅改革與社會公平，我主要有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呼喚社會公平。任何社會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而要建立和諧社會，就必須減少矛盾，協調各種矛盾，均衡各方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公平。社會公平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財富分配公平，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公平。社會公平的實現將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奠定堅實的基礎，這就要求法律制度能為之提供保障，實現交易、競爭、分配的公平。所謂公平，就是指處理事務時，能夠一視同仁，不偏不倚。法律的精髓就是公平正義，這又包括實質公平與形式公平，形勢公平是必要的，實質公平更是我們始終追求的目標。目前除了強調形式上的平等之外，我們還得要追求實質上的平等和公平。這種要求反映在稅法上就要求稅收法律制度能夠保障稅收公平，即公平稅負，也就是國家征稅要使各個納稅人承受的負擔與其經濟狀況相適應，并使各個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均衡。
第二，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防止分配不公，是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
其中，直接稅，主要是所得稅，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的作用更是明顯。它對于調節收入分配、公平稅負、緩解社會分配不公、增強納稅人的納稅意識、保證財政收入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對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是最大的。
第三，改革和完善我國所得稅制度、促進社會公平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迫切任務。對于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我是支持劉桓教授的觀點的，就是在實現社會公平上，不應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給予太大的期望。社會不公是與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緊密相關的，比如“灰色收入”，就不是稅法所能規制的。另外社會公平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也是相關聯的。我認為應當首先懲治腐敗，規范“灰色收入”，然后再來規范個人所得稅。對于企業所得稅我也是主張“兩稅”合并，消除內外差異、內外矛盾，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也是我國所得稅法改革的必然趨勢。
至于兩稅合一，是否需要有一個過渡期，這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兩稅合并的方案之所以遲遲不能成行，最大的阻力就是地方對外商撤資的擔憂。但是否兩稅合并之后真得會造成外資的萎縮還是值得研究的，當初給外資以稅收上的優惠，目的就是為了吸引外資，事實證明，這的確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對外商的吸引漸漸轉向良好的投資環境，轉向市場、銷路、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稅收則退居其次。2004年底美國通過了本土投資法，通過降低所得稅稅率來吸引廣大的投資商投資于本國，吸引海外資金的回流，從而帶動本國經濟的發展。我國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的名義稅率是15%，實際稅率是11%.而內資企業目前的名義稅率是33%，實際稅率為23%左右。無論是名義稅率，還是實際稅率，內資企業的稅負都是外資企業的一倍。長期以來，內外企業所得稅不統一，稅負不均等，給國內企業造成了過重的負擔，也是造成我
國企業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兩法合并的步伐應加快進行，建立規范、統一的法人所得稅法。
施政文：
聽完了三位教授各自的觀點，我們可以將其大致分為兩派，一派是劉桓教授，對我們的所得稅法改革持悲觀態度，認為不應抱太大希望；另一派就是劉劍文教授和徐孟洲教授，他們都主張我國的所得稅法應進行改革，并且也是對此抱有希望的。在我們的法學研究中，有“應然”與“實然”之分，從規范分析到實證分析。在下面的回合，我們希望能看到兩派的交鋒。我們今天就從“應然”的角度出發，進行規范分析，請三位教授再談一下公平與效率之間，縱向公平與橫向公平之間的關系問題。首先還是有請劉劍文教授。
劉劍文：
對于所得稅改革與社會公平的關系我還是基本上同意這位劉教授的觀點的。
的確現在中國社會的公平問題不是靠所得稅法的改革所能解決的。我們的經濟體制、特別是政治體制還很不完善，社會公平的實現還有待于“吏治”改革。像現在好多省已經免征農業稅，但是農業稅的取消并不能解決農村所存在的問題。因為農村矛盾更多的表現為干群矛盾。對于收稅的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一般來說奉行的都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我認為在所得稅上，特別是個人所得稅，應該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
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完善，首先應該是稅法要素的科學規范。納稅主體來說，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是以個人為單位進行納稅的，但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主要包括個人和家庭。從公平角度來看，以家庭為納稅主體對非勞動收入如股息、利息、紅利會較公平地對待，因為以個人為納稅主體時對這些所得的源泉扣繳根本不考慮其實際納稅能力，在以家庭為納稅主體的情況下將這些所得并入家庭總收入再對某些項目進行扣除，能更好地體現綜合納稅能力。
對于征稅對象和稅率這兩個要素的規定，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法》也存在著很大的問題，現階段個人所得稅的征稅對象分為十一類，其中工資、薪金所得納稅占70％以上，這個現象是不合理的；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和企事業單位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稅率檔次過多、最高邊際稅率也過高；對于偶然所得的稅率為20%，而工薪所得的稅率卻可高達45%，對于勤勞所的要征收如此高得稅，是不利于鼓勵納稅人勤勞致富。稅前費用扣除也需要進一步規范，近年來中國相繼實行了醫療、住房、教育等改革，這些改革使得老百姓支出加大，標準扣除太低，已經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和財政的需要。不同的納稅人取得不同的應稅所得，所花費的成本和費用不相同，故費用扣除應有所區別。此外還要考慮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就東部和中西部發展水平確定一個發展指數，正確制定不同的扣除標準。法定扣除還應考慮家庭負擔的差異，應該制定出有贍養父母的家庭和不需要贍養父母的家庭不同的扣除標準。因此，《個人所得稅法》對生活費給予的扣除，不應是固定的，而應是浮動的，即應隨著國家匯率、物價水平和家庭生活費支出增加諸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同時，應該統一中外納稅人的扣除標準。雖然所得稅在社會公平中扮演的角色有限，但是也應重視。
劉桓：
關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我認為應當是效率第一。這涉及到對公平如何定義的問題。不同的人對公平的定義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說過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所以從事復雜勞動的人獲得比從事簡單勞動的人多一些說得收入是應該的。這還涉及到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博士生畢業之后為什么要求工資高，因為他要彌補自己三年所喪失的機會成本。一般而言，一個社會中的年輕人更注重對效率的追求，而老年人和尚未有工作的人則對稅法的公平期望更高，但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社會發展需要年富力強的富人積極投資，為其他人創造就業機會和為國家增加稅收而來推動。對社會貢獻最大的人課以近乎沒收的高稅率，再由國家進行低效率的投資，這對社會效率的提高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是不利的。稅收有很多種，不同的稅種有不同的分工，所得稅應該體現社會公平。個人所得稅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這個是要推敲的。個人所得稅即使在調節的過程當中，也有兩面性，也就是說在實行公平的同時，也可能傷害納稅人投資的基礎或者是他的積極性。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并不是無限的，美國的麥克爾。博斯金來中國的時候談了一個問題，世界稅制改革的潮流，個人所得稅似乎并不是最優的，因為它可能影響到投資行為，對像比爾。蓋茨這樣的大企業家，政府按百分之七八十征稅的話，微軟的公司可能早就沒有了。公平不公平，不僅要看個人收入的高低，要看他的錢怎么花。對于有錢的人，不僅要調節收入，更主要的是要調節支出。
支出的方式不外乎兩種，投資和消費?！皻⒏粷殹?，犧牲效率來換取暫時的公平是不明智的。解決這個問題靠社會各界引導企業家把錢拿出來投資。所以我們鼓勵投資可以讓他少交稅。稅收的本身就有導向作用，而且這個導向的作用還非常重要。國家完全可以通過稅收讓私營企業主多投，多投資對社會是有利的。
如果不投資而去消費的話，我們可以通過消費稅來進行調節。我們要學會把握人們的納稅心理，利用人性化的設置，利用人類的貪婪、愚昧來達到稅收的目的。
施政文：
感謝劉教授。下面請徐孟洲教授為我們闡述他在這問題上的觀點。
徐孟洲：
說到稅收的公平問題，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稅收本身是公平的嗎？大家都知道稅收是國家征稅機關無償、強制征收的。既然是無償、強制的，就難說是公平的。所以稅法被稱為是“侵權”法，當然侵權兩個字是要加引號的。什么是公平，前面已經說過了，就是在處理事務時，一視同仁，不偏不倚。至于公平的衡量標準，也不是絕對的，這個標準是有它的發展階段的，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標準，這是與歷史傳統有聯系的。在眾多標準中，“受益標準”應該是最重要的，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務的多少作為衡量公平的標準。誰受益誰付費，誰受益誰交稅，這是公平的。比如說車船使用稅，當然是那些有車的人才用繳納。還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能力標準”，就是以納稅人的納稅能力作為公平標準。如何判斷納稅能力，在理論上又有“客觀說”和“主觀說”之分。按照客觀說，納稅能力應依據納稅人的財產、收入或支出等客觀指標來確定。而主觀說則強調納稅人因納稅所感到的效用的犧牲或效用的減少應相同，或者納稅后的邊際效用相同。
稅收效率是稅收學中與稅收公平同等重要的原則問題，就目前我國的企業所得稅來說，稅率是應當降低的。稅負太重，使經濟落后的原因，太講究公平福利了，就難免會喪失效率。只顧公平，不講效率也是不行的。比如，瑞典的稅率是很高的，所以愛立信等比較大的企業就將自己總部搬出瑞典，這對瑞典的經濟來說應該不算是件好事情。
稅收效率除了經濟效率外，還包括稅收的行政效率。我們在征稅時也要考慮到成本問題，充分考慮這個稅制的開通是對經濟的促進還是阻礙。我們強調公平的同時也應反對絕對公平、平均主義。個人所得稅如何才能體現公平呢？首先應該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申報，夫妻可以選擇是單獨申報還是兩個
人聯合申報；稅制改革要求由于一個度，拿遺產稅來說，提的抬高就會影響效率的發揮。另外我們的費用扣除額也應當予以增加，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把費用扣除額經常稱為“起征點，這是不對的。起征點和免征額還是不同的。
總的來說，在一個總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發揮一定的效率促進作用，對于公平也應當恰當處理，公平與效率應該兼顧。至于哪個更優先一些，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良稅、惡稅的評判標準，也就是：判斷一個良好稅收體系的第一標準是公平，第二個重要標準是效率。我認為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施政文：
聽完了三位教授對公平與效率的看法，相信能給大家帶來很多啟示。稅收公平主義是稅法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也是稅法一直追求的目標。
我國目前也掀起了稅制改革的狂潮。劉建文教授目前也正在組織一個稅法的國家研討會，我們請他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研討會的一些信息。
劉劍文：
我想先對剛才的公平效率問題再說兩句。首先我想說的是我國稅收體制的內部安排上，收益的分配，收益的分享都是不公平的。特別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現在有很多稅收都是由中央統一管理的，地方所剩下的就已經很少了。畢竟公平是相對的，不公平才是絕對的。另外，所得稅的內部也是不公平的，不同的稅種之間，內外企業之間，都是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的。其實遺產稅是對所得稅的一個補充，它將有助于所得稅更好的實現社會公平，協助解決社會不公。但是遺產稅何時出臺，怎么出臺，這都還是一個問題。稅法是極其復雜的，一部法律是復雜了好還是簡單了？當然是復雜了好，只有復雜了我們這些人才有事情干，才有飯碗。稅法具有很強的國際性。美國是判例法國家，但它的稅法卻是成文法。我們這次要組織這個研討會，就是要遍邀世界各國的稅法國家，讓他們了解中國目前的稅收法制，我們也希望從他們那里借鑒一些國外稅法的理念，為我國的稅法改革有所助益。能夠制定一部好的稅法，應該是利在當代，功在千秋。
稅法，是宏觀調控法，一般都是將其劃歸在經濟法內。但我認為它是一個綜合法律部門，它跨越了憲法、行政法、民法、經濟法、刑法、國際法，是全方面、多角度，多部門、多學科的綜合法律部門。它應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而不是從屬于經濟法。當然我這么說并不是否定經濟法，只是認為稅法應當單獨出來作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我們在研究法律時，應該避免受到法律分科的限制，就像一個律師拿到一個案子，他不會想這個案子時屬于哪個法律部門的，而是找出其中所有的法律問題，來進行解決。我們在進行研究時也應當這樣，我們應當打破部門法的界限，以問題為中心；也應打破國內法、國際法的界限；還應打破理論與實踐的界限，實現理論與實踐的互動；最后應該打破歷史與現實的。
施政文：
對于所得稅改革，牽涉到一個界定問題，就是所得稅應該是“富人稅”還是“窮人稅”呢，當然還有俄羅斯的“單一稅”。對于這一點我們請劉桓局長講一下他的看法。
劉桓：
就像公平具有相對性一樣，稅制的優與不優也是具有相對性的。我認為個人所得稅法既是富人稅，也是窮人稅，看從什么角度來看。因為它要向富人征稅，所以說是“富人稅”，而它要幫助窮人，所以又是“窮人稅”。稅法改革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技術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要有一個出臺的好的時機。并且我們認為一部好的稅法不應該不太過復雜，而應當簡化，否則復雜的稅收機制帶來的就是稅收成本的高昂，這也不利于效率的實現。立法越復雜越完善，在實踐中就越難做得到，這要考慮到現實中的可行性問題。
施政文：
劉教授的主張就是簡化稅制。在稅收征管上，目前我國主要有兩種方式，即自行申報和代扣代繳，這兩種方式都是存在著問題的，我們請劉劍文教授談一下對完善稅收征管的看法。
劉劍文：
我國目前實行的代扣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征收方法，申報、審核、扣繳制度等都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難以實現預期效果。自行申報制度不健全，稅務部門無法對個人收入和財產狀況獲得真實準確的信息資料，許多達到征稅標準的納稅人可以輕易地逃避納稅義務。代扣代繳難以落實，在實踐中并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制約和保障，使稅法的相關規定難以落實。自行申報體現了在民，這里還涉及一個稅務機關的性質問題，究竟稅務機關只是一個收稅的行政機關還是一個執法機關，這個定性是很重要的。拿完稅憑證來說，目前實踐中的做法是納稅人索取稅務機關才給，但完稅憑證的交付究竟應該作為納稅人的一項權利還是稅務機關的一項義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我認為稅務機關的性質應該有兩個，一是依法收稅的機關，而是為納稅人服務的機關，稅務機關的權力來自人民授權決定其必須為納稅人服務。
施政文：
謝謝劉劍文教授。下面請徐孟洲教授為我們談一下稅收優惠政策問題。
徐孟洲：
1.不符合國際稅收慣例，不能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新形勢從形式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都是33%，但兩套稅法無論是在法律效力，還是稅前扣除項目標準和資產稅務處理規定、稅收優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外商投資企業的窄稅基、多優惠和內資企業的寬稅基、少優惠直接導致兩者實際稅負的差距，據統計，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實際平均稅負一直在10%左右，而內資企業則在25%以上。實行內外有別的兩套稅法，既違背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平稅負、平等競爭原則，也不符合國際慣例，中國已經加入WTO，外資企業將進一步進入我國，成為我國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國的企業也將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對企業所得稅在內外資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實現統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稅基界定不規范，內資企業稅前扣除限制過嚴稅法對稅基的確定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與企業會計制度的關系不協調，由于稅收制度和會計制度在職能、目標和核算依據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近年來，為適應市場經濟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會計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且不斷處于調整之中，而稅法沒有建立一套獨立的所得稅稅基確定原則，有些規定甚至在沿用老的會計制度，如對銷售收入的確認、對資產的稅務處理等。二是稅法對界定稅基的一些概念比較模糊，如對業務招待費、支付給總機構的管理費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為計算依據，收入凈額和總收入是會計概念還是稅務概念，其內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確。三是對內資企業稅前扣除項目列支標準規定過嚴，如內資企業計稅工資標準，廣告性支出的限額、對折舊方法和折舊年限的嚴格限定等，使得為取得應稅收入而發生的許多費用不能在稅前足額列支，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展規律，也不利于內資企業的健康發展。
3.稅收優惠政策導向不明確，稅收優惠形式單一一是稅收優惠政策不能有效體現國家宏觀調控需要。內資企業的優惠比較少，且多屬照顧性，或是替代財政支出性的優惠，稅收優惠偏重于解決機制轉換過程中的臨時性困難，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引導不足。而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勵吸引外資總量，不能有效調節外商投資的方向。二是稅收優惠方式單一，政策效果不確定，容易引起企業偷稅、避稅現象。所得稅優惠政策以直接優惠居多，間接優惠較少，主要是減稅、免稅和低稅率。這些優惠措施，容易誘使企業通過頻繁注冊新企業、人為安排獲利年度、利用關聯交易轉移定價調節企業間的利潤水平，鉆稅法的空子。目前，與我國簽訂稅收協定的國家有79個，已經生效的65個，而有稅收饒讓條款的國家只有30多個，我國給予外商投資者的低稅率和減免稅等直接優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國補繳稅款，實際轉化成了投資者所在國的稅收收入，并沒有使投資者最終受益。三是優惠政策的實施主觀性、隨著性大。我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每年都有一些優惠政策以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形式出臺，加上各地區為了本地區利益，無視稅法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用減免稅優惠政策作為招商引資廣告，隨意擴大優惠范圍，越權減免稅，采用地方稅先征后還、即征即退等形式變相減免稅，搞低稅優惠競爭，擾亂了正常的稅收秩序。我國已經加入WTO，這種有失公平、公正、多變的稅收優惠政策很可能面臨外國投資者的訴訟。
4.企業間稅負差異過大，部分企業稅負過重我國現行稅制對同一經濟行為在各類主體之間稅收待遇上的差異性，尤其是在所得稅上表現最為明顯。如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高新技術開發區內企業與區外企業、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與非試點企業、上市與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與境內上市公司之間在適用稅率以及所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導致稅收待遇不公現象非常突出。
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過所得稅制改革來完成。在中國已經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稅制改革不能脫離國際主流稅制的發展方向，不能莫視稅制的國際慣例，不能莫視稅制差異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所得稅制的國際借鑒，對探討我國所得稅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二、企業所得稅制的國際比較及趨勢分析
1.企業所得稅制的國際比較一是納稅主體的認定。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公司所得稅，一種是企業所得稅，國際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稅類型，對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如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不征收企業所得稅，改征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管轄權方面，以企業登記地或以實際管理機構或控制管理中心地為認定標準，劃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分別承擔無限納稅義務和有限納稅義務。
二是稅基的確定。在應稅所得與會計利潤的關系處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國家，如美國、英國等，會計準則通常是由會計師協會等民間組織制定，會計利潤和應稅所得差異也大，在“成文法”國家，因為會計制度以官方的法規為主體，應稅所得和會計利潤相當接近。
三是稅率結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比例稅率，有些國家仍保留累進稅率，主要出于財政上的原因，企業所得稅的大頭由大企業繳納，稅率高了，小企業難以承受，稅率低了，難以滿足財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稅率的運用上由于各國貨幣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稅的地位等諸多因素的差異，有的國家實行單一的比例稅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亞等；而更多的國家實行差別比例稅率，主要是對小型公司的所得稅采用較低稅率。
四是對成本費用的列支。對存貨的計價，許多國家都允許在先進先出法、后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等多種方法之間選擇，但要保持連續性。有些國家則明確不能采用后進后出法，如法國、韓國、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國家還允許采用市價與成本孰低法，如法國、意大利、日本、美國等。在折舊的提取方面，各國為了鼓勵資本投資，紛紛放棄傳統的“直線法”計提折舊，實行“余額遞減法”等加速折舊法，采用高折舊率對固定資產進行第一年基礎攤銷，稅法規定的固定資產折舊年限通常短于實際可使用年限，有的國家對固定資產的折舊攤提額規定可以大于固定資產原值，許多國家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的稅收抵免，額外給投資者一筆稅收補貼。
2.低稅率、寬稅基是國際所得稅制改革的趨勢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各國相繼進行了所得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充分利用企業所得稅在組織收入和調節經濟的功能與作用，通過規范、完善和調整稅收政策，采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稅收鼓勵措施，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刺激投資，達到增加供給、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美國于1986年進行了稅制發展史上涉及面最廣、調整幅度最大的稅制改革，以“公平、簡化和經濟增長”為政策目標，以“拓寬稅基、降低稅率”為基本內容，美國公司所得稅的基礎稅率實行15%、25%、34%三檔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由46%降低到34%。美國的稅制改革無疑對西方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法國、奧地利、新西蘭、荷蘭、日本等國，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以減稅為核心的企業所得稅制改革（注：財政部稅制稅則司：《國際稅制考察與借鑒》，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在稅率形式上，大多累進稅率演進為比例稅率，到1990年，除美國、荷蘭外，經合組織的其余22個成員國都實行比例稅率。在降低稅率的同時，通過取消一些減免稅優惠措施拓寬稅基，如美國取消了凈資本所得的優惠、股票回購支出的扣除、購買設備投資的10%的減免等。
西方國家稅制改革的結果大大降低了企業所得稅的總體稅負水平。企業所得稅的稅負在降低，這不僅體現在一般所得的邊際稅率降低導致的稅負降低，而是整個稅率制度決定的稅收負擔降低。因為，一方面是當代各國經濟的開放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當代政府的管理理念與政府目標是增強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稅是直接對資本的投資所得征稅，與投資報酬成消長關系，所以各國為了吸引外資，解決本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都競相降低公司所得稅。
三、統一企業所得稅法幾大原則性問題研究
1.企業所得稅的功能定位問題企業所得稅稅負水平的設計、優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個基本問題，即企業所得稅在整個稅收體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該稅種在組織收入中的功能定位，還涉及該稅種在調節經濟中的功能定位。企業所得稅在一國稅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為合理？企業所得稅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轉稅已經征了多少，后面的個人所得稅和其他稅種還要征多少，相互間需要銜接配合。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稅收征管水平、政府對公平效率目標的側重點以及對經濟管理模式的選擇都會影響企業所得稅占一國稅收收入的比重。稅收作為國家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稅種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著不同影響，一般認為，選擇性商品稅和差別商品稅是非中性，會影響資源配置，所得稅和統一商品稅是中性，不會扭曲資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稅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稅收不一定無效率。如果一個社會市場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壟斷，不存在產品的外部效應，那么非中性稅收只會妨礙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但現實情況是存在壟斷，存在產品的外部效應，需要政府的經濟調節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這時，起矯正作用的非中性稅收是有效率的。政府運用所得稅稅收政策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發揮調節作用，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通過所得稅優惠政策，影響投資報酬率，引導資源的合理流動。而各國所得稅制度和稅負水平的差異，使得低稅負國對資本、技術、勞務、人員等資源產生高吸引力，影響資源在國際間的流動。由此可見，我國企業所得稅需要在與整個稅收體系的協調中設計稅負水平，從國家的經濟政策導向出發設計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
2.應納稅所得額與會計利潤的原則性差異應納稅所得額與會計利潤都是企業收益額。但兩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會計利潤的計算依據是企業會計準則，它的服務對象是投資者、債權人和相關的經濟利益人，應納稅所得額依據的是稅法規定的各項稅法條款，它的服務對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調節征納雙方的經濟利益關系，兩者對信息質量特征的要求、對收益的確認和計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則存在差異。確定應稅所得的原則與會計利潤存在某些共同之處，如權責發生制原則、配比原則、劃分收益性與資本性支出原則等，但也存在明顯差別：一是稅法不承認重要性原則，只要是應稅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項目，無論金額大小，都需按稅法計算應稅所得；二是稅法有限度的承認謹慎性原則，而強調確定性原則，如合理估計的或有負債允許在計算利潤時扣除，而不得在稅前列支。三是會計利潤強調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對外在的表現形式不能真實反映經濟實質時，應以反映經濟實質為原則。這時會計利潤的計算融入了人們的主觀判斷，從某些意義上修正了確定性原則。而確定應稅所得時，有時更側重于形式的規定，如計稅收入和稅前扣除的確認，稅法必須以某種標志性的憑證取得為依據確定是否計入當期應稅收入，是否允許稅前列支，這也是稅法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的客觀要求。四是稅法強調合理性原則。稅法規定各項成本費用的列支標準和對關聯交易非公允價格的納稅調整實際上是對會計利潤確認原則中實際成本原則的修正。應納稅所得額與會計利潤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差別，企業所得稅法的設計，既要注意稅法與企業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的銜接，又要體現稅法的相對獨立要求。
3.設計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目標與原則一是充分重視稅收優惠在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和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將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也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WTO組織和制度的構建以盡量不干預市場機制運行為宗旨，同時，WTO也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對對外貿易的干預和對本國產業實行合理與適度的保護。我們在履行對WTO成員國承諾義務的同時，應充分利用WTO規則給予發展中國家的某些例外條款和優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區別稅收優惠與財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稅收優惠和財政支出都能體現政府的政策意圖，但兩者又發揮著不同的功能，由于稅法具有穩定性的特點，對于一些時效性強的政策鼓勵適宜使用財政支出形式來解決。三是注意稅收優惠要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四是注意稅收優惠政策的時效性和制度調整的適應性問題。
四、統一企業所得稅法的政策選擇
1.關于稅率的選擇目前33%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水平，對于不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來說是偏高的，應當適當降低，但從目前企業所得稅在整個稅收體系中的地位看，不應使企業所得稅的總量下降，企業所得稅收入規模過小，會導致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的空間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稅政策宏觀調控功能的發揮。同時，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水平應與國際水平，尤其是周邊國家稅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國周邊14個國家或地區，10個國家（地區）的公司（企業）所得稅稅率在30%以上，為了有利于吸引外資投資，我國應取中等偏下水平。綜合上述因素，企業所得稅稅率應在25-30%為宜。
2.合理確定稅基，統一稅前扣除標準和范圍，統一資產稅務處理的方法和標準建立一套完整的獨立于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的企業所得稅稅基確定原則，稅法應對計稅收入的確定、扣除項目的范圍和標準、資產的稅務處理等作出具體規定，形成統一、獨立的稅法體系。具體來說：
一是計稅收入的確定。由于會計利潤旨在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理應嚴格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確認收入的實現，而納稅義務的發生，直接引起企業的現金流出，本著稅收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宗旨，順應企業發展規律，建議在應稅收入確定時，適當兼顧收付實現制原則。如對應收未收的銷售收入、對金融企業應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對接受非貨幣性資產的捐贈、以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評估增值所取得的經濟利益等項目，可以在限定條件下適用收付實現制。這里的限定條件很重要，如對金融企業超過規定的期限以上的應收未收利息才按實際收到利息計算應稅所得，對接受捐贈的非貨幣性資產、以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評估增值部分，金額較大的，可按期分攤計入應稅所得。
二是提高內資企業稅前扣除標準。辦法是與現行的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靠攏。如取消計稅工資，取消對公益性、救濟性捐贈的限額；在融資利息方面，對不同的借款形式，如發行債券、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可選擇的籌資方式，其發生的利息支出，理應得到足額補償，不宜按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對關聯企業之間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應加以限定。
三是規定對資產的稅務處理。調整對固定資產折舊的稅收政策，在折舊年限、折舊方法上采取更靈活優惠的措施促進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隨著技術進步的加快，無形資產的實際有效期限將越來越短，原稅法規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攤銷期限應該調整；企業籌建期間發生的開辦費，一律規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攤銷不合適。
3.稅收優惠政策的規范和調整一是調整稅收優惠的政策導向。稅收優惠政策應體現國家產業政策，體現鼓勵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為此，稅收優惠應從原來的地區性優惠為主轉向以產業傾斜為導向的稅收優惠，考慮到產業政策具有政策性、時效性強的特點，稅法只對稅收優惠的原則加以規定，具體應由國務院結合國民經濟發展綱要和產業政策制定，并適時調整。
二是減少稅收優惠，取消不符合WTO規則的稅收優惠措施。對原有過多過濫的稅收優惠政策應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標不明確以及已經不合時宜的臨時性優惠措施。如對發展第三產業、鄉鎮企業的稅收優惠，對校辦企業、民政福利企業的減免稅轉由財政支出解決；取消地區性優惠稅率；取消不符合WTO規則的稅收優惠措施，如對產品出口企業的特別減稅措施。為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是否需要啟動現在應該取消的經濟特區所采用的“避稅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實行稅收優惠形式的多元化。稅收優惠由單一的直接減免稅改為直接減免、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再投資退稅、對技術開發費的加計扣除等多種優惠措施并舉的多元化稅收優惠形式。對外國投資者的稅收優惠，應關注稅收饒讓條款，讓投資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國所給予的稅收優惠。
四是注意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度性調整的適應問題。兩法合并，必將帶來各經濟主體的利益調整，直接影響投資收益水平。為了保持稅收政策的延續性，為經濟主體提供相對穩定的制度環境，需要安排制度變遷的過渡性措施。如對原稅法規定的定期減免稅優惠政策，繼續享受到期滿為止，對外商投資企業取消特定地區稅率優惠后在一定時期內實行超稅負稅收返還的過渡性措施等。
統一企業所得稅法不是簡單的兩稅合并，而是對我國企業所得稅制的改革和完善過程，新的企業所得稅法，需要與國際慣例接軌，需要與財政體制與財政政策的整合，需要與其他稅種的相互協同，需要稅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稅制的改革又伴隨著經濟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企業將面臨稅收環境的制度性變遷，并引起企業主體行為的適應性調整，從而影響我國經濟的方方面面。
【參考文獻】
[1]沈玉平.所得稅調節作用與政策選擇[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1999.
[2]唐騰翔.比較稅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2.舊企業所得稅法對于公益性捐贈只允許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的3%范圍內扣除，超過部分不得扣除，這不僅使計算扣除限額時比較繁瑣，而且企業多捐贈卻未必能少納稅，無疑抑制了企業參與公益性捐贈的積極性；新企業所得稅法將公益性捐贈的扣除限額放寬為年會計利潤的12%，不僅使計算簡便，而且使企業捐贈公益事業越多，獲得的稅收優惠也越多，無疑會提高企業捐贈公益事業的積極性。
3.舊稅法規定廣告費用可以在當年全部扣除；新企業所得稅法則規定企業實際支出的廣告費用按照年度銷售額的一定比例作為當年扣除限額，未能在當年全部扣除的可以在以后年度繼續扣除。
新稅法統一了稅收優惠政策，保留了對中西部地區的稅收優惠，并將稅收優惠原則由以區域優惠為主的格局轉為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兼顧社會進步的新的稅收優惠格局，同時用間接優惠替代直接優惠，將稅收優惠政策與具體項目掛鉤，將優惠政策落到實處。具體而言：
1.擴大。新企業所得稅法放寬了地域限制，規定“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同時嚴格了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標準，確保真正的高新技術企業享受到稅收優惠政策；新企業所得稅法擴大了對環保的優惠政策，規定“企業購置用于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產等專用設備的投資額，可以按一定比例實行稅額抵免”；對于創業投資企業，新稅法規定，“創業投資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創業投資，可以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抵扣應納稅所得額”，其投資額的可抵扣比例達到70%，優惠力度相當大。
2.替代。
（1）舊稅法對于安置待業人員和殘疾人員達到一定比例的企業直接享受免征或者減征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新稅法用替代性優惠政策代替直接減免稅優惠政策，對于安置殘疾人員及國家鼓勵安置的其他就業人員所支付的工資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加計扣除，這樣既給予了企業優惠政策，又保障了待業人員和殘疾人員的權益。
（2）新稅法改變了對利用“三廢”為原料生產的企業直接免征或減征企業所得稅的方式，取而代之為對企業綜合利用資源、生產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規定的產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減計收入。
3.取消。取消了對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產品出口外商企業、生產性外資企業免征、減半征收或定期減免所得稅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清理、取消了地方性的所得稅稅收優惠政策，規范了稅收優惠政策體系。
4.過渡。對按照現行稅法享受低稅率和定期減免稅優惠政策的老企業給予5年的過渡性照顧期，逐步過渡到新稅率，可以減少新稅法對企業的沖擊，實現平穩過渡。面對企業日益增強的避稅現象，新企業所得稅法借鑒國際慣例，對關聯方轉讓定價作了明確規定，增加了一般反避稅、防范資本弱化、防范避稅地避稅、核定程序等反避稅條款。
二、新企業所得稅法下的稅務籌劃
對股息征稅是很多國家的普遍做法。而我國對外資企業的股息免征所得稅，這也是導致出現日益嚴重的“假外資”現象及稅源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新企業所得稅法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開征所得稅，稅率為20%，這對部分借國外低稅區來華投資的企業有較大影響。這部分非居民納稅人可以利用我國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稅收協定合理避稅，如目前我國香港、愛爾蘭、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等國家和地區，與我國的稅收協定均約定對股息適用不超過5%的預提所得稅稅率，美國、加拿大等國與我國簽訂的稅收協議對股息適用不超過10%的預提所得稅稅率。非居民企業可以將公司注冊地遷往上述國家或地區，從而規避部分稅收。這是一種著眼于長遠的避稅方法。另一種短期避稅方法是盡快將已有的股息匯出境外，或者在新企業所得稅法生效前進行股息再投資，這樣不僅可以避免20%的所得稅，還可以享受原外商投資企業再投資的退稅優惠政策。
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在我國境內設立不具備法人資格營業機構的居民企業，應當匯總納稅。這意味著總分支機構要合并納稅，而母子公司則是分別納稅，那么已經設立在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中西部地區的企業、享受低稅率的其他企業，在其他地區應設置分支機構，而不應選擇設立獨立核算的子公司。因為新企業所得稅法對于這類企業給予5年的過渡期，現有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項規定，將適用高稅率的分支機構并入適用低稅率的總機構納稅?？偡种C構匯總納稅，還可以互相彌補虧損，從而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
關鍵詞新企業所得稅法;內外資企業;差異;影響
新《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稅法增加了許多新內容,與原內、外資稅法有較大的差異,對內資和外資企業的影響也很大。該法的頒布與實施給各類企業創造了公平的稅收環境,為內、外資企業的平等稅收負擔以及引導資金的流向、調整產業結構和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新舊企業所得稅法的主要差異
(一)首次引入“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的概念
新稅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體現了以“法人組織為納稅人”的做法,摒棄了以獨立核算的三個條件來判定納稅義務人標準的做法。同時,新稅法將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區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體現了根據屬人主義原則作為國家行使稅收管轄權的指導原則。首先,明確居民的概念,可以區別不同類型的納稅義務人,明確稅收管轄權范圍。其次,采用居民與非民居概念,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稅權的國家之間對同一所得的雙重或多重征稅。再次,界定本國稅法上居民的范圍,劃清居民與非居民的界限,對于談判、締結和執行避免國際雙重征稅協定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有利于維護國家的征稅權。
(二)新企業所得稅法在“稅率”方面的差異
現行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33%。同時,對一些特殊領域的外資企業實行24%、15%的優惠稅率,對內資微利企業分別實行27%、18%的二檔照顧稅率等。稅率檔次多,使不同類型企業名義稅率和實際稅負差距較大,不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也容易帶來稅收漏洞,增加稅收征管上的難度。因此,結合我國財政承受能力、企業負擔水平,考慮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周邊地區的實際稅率水平等因素,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將企業所得稅稅率確定為25%。這一稅率在國際上屬于適中偏低的水平,從而有利于繼續保持我國稅制的競爭力,進一步促進和吸引外商投資。
(三)新企業所得稅法對“稅前扣除”方面的調整
目前,內資、外資企業所得稅在成本、費用等稅前扣除方而規定不盡一致,如內資企業所得稅實行計稅上資限額扣除制度,而外資企業所得稅對工資支出實行全額據實扣除等。新企業所得稅法對企業實際發生的各項支出扣除將做出統一規范。主要內容包括:取消內資企業實行的計稅工資制度,對企業真實合理的工資支出實行據實扣除;適當提高內資企業公益捐贈扣除比例;企業研發費用實行加計扣除;合理確定內外資企業廣告費扣除比例。
(四)稅收優惠
新企業所得稅法對現行內、外資稅法中的稅收優惠政策進行了整合。按照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實行“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其主旨是促進技術創新和進步,鼓勵農業、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節能及安全生產等方面的投資,同時兼顧微利小型企業、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福利企業、少數民族地區企業等。對從事農林牧漁業、基礎設施投資、環保節能所得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按20%的稅率計征,國家重點扶持的企業實行15%的稅率;民族自治地方的企業應納所得稅中屬于地方分享的部分減征或免征等。
(五)收入總額范圍有變化
舊企業所得稅法對收入總額的規定是納稅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取得的各項收入,包括生產、轉讓收入、利息收入、特許權使用費收入、股息收入和其他收入,采用的是列舉法。而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以貨幣形式和非貨幣形式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入作為收人總額,企業取得收入的貨幣形式,包括現金、存款、應收款項、應收票據、準備持有到期的債券投資以及債務的豁免等;企業取得收入的非貨幣形式,包括固定資產、生物資產、股權投資、無形資產、存貨、不準備持有到期的債券投資、勞務以及有關權益等。企業以非貨幣形式取得的收入,以公允價值確定收入額。新企業所得稅法的收入總額口徑比原來要大,雖然實際計算結果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新規定有利于稅務部門掌握企業的收人來源,從而避免企業漏計收入。
二、新稅法實施對不同企業的影響
(一)對內資企業的稅負影響
1.大中型內資企業
對于大中型內資企業而言,新稅法最直觀的影響是,一方面降低了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率(由33%減為25%),同時減小了內資企業所得稅稅基,兩個變量的減少會降低企業的應納所得稅額。有關專家測算,若不考慮稅收優惠因素影響,內資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將使企業稅后凈利提高11%。
2.小型微利企業
稅法規定,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按20%稅率征收。這里的條件是指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止行業,并符合下列條件:①工業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萬元;②其他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對認定小型微利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標準大大提高,多數企業稅負會有下降。
(二)對外資企業的稅負影響
1.非生產性外資企業
按原企業所得稅法,非生產性外資企業,如服務業、餐飲業等與內資企業同按33%稅率執行的。內外資企業統一為25%后,稅率減少了8%,稅收負擔也會大幅度降低。
2.生產性外資企業
對于生產性外資企業,我國長期以來都給予扶植,享受各種優惠后,一般平均稅率僅為12%左右;新稅法將內外資企業統一稅率后,生產性外資企業增加了13%的稅率,稅負會大大增加。
(三)對不同行業的稅負影響
有關部門報告顯示,兩稅合并將對不同行業產生不同的影響。電力、有色金屬、造紙、紡織服裝、交通運輸等行業在2006年以前實際稅負并不高,2006年以后由于稅收優惠期滿,實際稅負大大增加。所以,兩稅合并仍然可以受益。汽車、家電、機械設備、電子元器件等行業實際所得稅稅負低于25%,因此行業整體并不能享受到兩稅合并的好處。食品飲料、銀行、通信運營、煤炭、鋼鐵、石油化工等行業的實際稅負均高于25%。截至2007年,銀行業、飲料業和通信運營業稅負分別為35.59%、31.06%和31.51%,分列國內行業稅負前三名。因此,稅制改革后這些行業有可能成為主要獲益者。
(四)對不同區域企業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加上原稅法的區域優惠政策導向,使東南沿海地區吸引了絕大部分外資,率先得到了快速發展。與東南沿海地區快速發展相比,內陸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投資環境相對較差,在吸引外資方面的競爭力明顯不足,經濟發展嚴重滯后。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擴大,不僅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也不利于東南沿海地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適當削減東部區域優惠、增加西部地區的優惠是新形勢要求。
總之,新稅法頒布后,有利于我國稅制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對內資企業而言,消除了稅收歧視,使之與外資企業享有相同的稅收政策,減輕了稅收負擔,有利于其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對外資企業而言,新法規定的25%的稅率,在國際上仍是適中偏低的水平,有助于國家吸引外資并有效利用外資。同時,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稅收優惠體系,有利于國家清理假外資,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所以,長遠來看,新稅法的實施不會對我國吸引外資產生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關鍵詞超國民待遇；偷稅；調整空間「正文
企業所得稅，從廣義上講，是對所有企業的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種稅；從狹義上講，是對中國境內企業（外商投資和外國企業除外）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種稅。通俗地說，就是對內資企業的收益額（包括來源于中國境內、境外的所得）征收的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法是指國家制定的用以調整企業所得稅征收與繳納之間權利及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我國企業所得稅法當中主要存在兩大問題：1、企業所得稅法調整范圍比較狹窄，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使得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負不統一，不公平，造成稅收征收上的歧視性待遇，實質上外資企業在所得稅方面享受的是超國民待遇。2、企業所得稅稅率偏高，在某些程度上挫傷了企業進行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反而提高了企業偷稅的積極性，使得企業所得稅法對稅收的調整空間大為縮減。
下面我將主要從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目前，我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分別適用于《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即對內外資企業分別立法，分別調整，其實已無必要。我國已經加入WTO，我們是在一個平等的環境里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交往，我們可以享受到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種種好處。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透明度原則等我們一定要遵守，給予外資企業同內資企業同等條件下同等的待遇已足亦，我們沒有必要給予更多的待遇，即超國民待遇。至于說給予外資企業更多的優惠可以擴大吸引外資方面，實際上也無必要，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是一個很大及很有發展潛力的產品生產場所和商品銷售市場，明智的企業家會非?？春弥袊@個巨大的投資市場并進行投資，吸引外資并不是只有稅收優惠—超國民待遇這一個方法行的通，更重要的是為外資企業提供同內資企業一樣的法律保障，譬如不能征收和國有化，若必須為之，則應給予相應補償。綜觀世界各國，絕大多數國家對于企業所得稅都適用同一部法律。
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的企業與外資企業相比，并不具有很明顯的優勢，為了保護我國的國內產業，尤其是幼稚產業及夕陽產業的發展，我們更不應該給予外資企業更多的優惠。目前，我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稅率有以下兩個方面的規定：（1）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為33%；（2）兩檔照顧稅率：對年應納稅所得額在3萬元（含本數）以下的企業，減按18%稅率征收；年應納稅所得額在3萬元至10萬元（含本數）的企業，減按27%的稅率征收。而外資企業適用于30%加3%、24%加3%、15%加3%的稅率。外資企業在諸多方面都享受稅收優惠，譬如：（1）區域性稅率優惠政策。對設在沿海經濟開發區、保稅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域在內的外商投資企業，享受減按15%或24%稅率征收所得稅的政策；（2）新辦企業定期稅收優惠。外資稅法規定對新辦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自獲利年度起，享受“兩免三減半”稅收優惠政策。（3）鼓勵再投資政策，等。這樣就使得內資企業稅負重，稅率優惠少；外資企業實際稅負輕，稅率優惠多。內資企業優惠稅負和實際稅負分別是外資企業的一倍多，這實際上形成了對內資企業的歧視性待遇。由于外資企業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而內資企業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這樣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負不公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地區差距不斷擴大，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
因此，我們應該統一企業所得稅法，使內外資適用同一部法律，這樣才能公平稅負、規范稅制、支持各類企業發展，與國際企業所得稅法接軌、強化稅收征管并便于調整。
其次，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偏高，大部分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33%，即企業近1/3的所得都要上繳國庫。企業“辛苦”賺來的錢都轉移支付了，使企業“感到”不公平，并且這會使企業再投資的資金來源不足，企業就沒有更大的積極性來搞生產（尤其是國有企業）。此外，對于那些用稅后利潤分給投資者而產生的投資收益仍然要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企業來說，存在著雙重納稅的問題，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企業總是想方設法的偷稅。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說公共工程、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的資金都主要的來自稅收，而企業所得稅是我國稅收的第二大稅種，是國家參與企業利潤分配的重要手段，在國家稅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企業所得稅的計算公式“應納所得稅額=應納稅所得額×適用稅率”中看出，要想增加稅收，可以從兩個方面改善：1、擴大稅基，增加企業收入，增加應納稅所得額；2、提高稅率。對于第二個方面，稅率不能無限制的提高，其設置應該有一個比較合理和合適的位階，不能過高。結合第一個方面，我們可以借用刑法當中“嚴而不厲”的概念：“擴大犯罪的打擊面，適當降低刑罰”，即擴大稅基，降低稅率，否則，稅率過高的話，稅法對稅收的調整就會缺乏足夠的空間，沒有彈性，國家的稅收反而不能增加，那么稅法的立法目的就不能很好的實現。這一變通，看似數字的變換問題，實質上是結構的變化。關于稅法對稅收的調整，通俗的說，應該是“放水養魚”（保持并擴大稅基），而不應該是“殺雞取卵”（提高稅率），即使對于經營狀況不很良好的企業亦應如此。譬如說一個企業已經連續虧損幾年，那我們也不一定非要該企業破產，而是盡力的挽救，保持稅基，該企業連續虧損可能是因為剛剛起步，經營不夠熟練，也可能是因為最近資金周轉有困難，也可能是因為最近換了法定代表人或者經理而新的接替者尚未熟悉業務，等等。等企業度過了難關，由虧損變為贏利，保住了稅基，自然企業所得稅就由負數變為正數，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就增加了，企業所得稅法的立法目的也達到了。
由于稅率過高，在實踐當中，有些企業為了偷稅，把一大筆款以福利——-具體而言以住房公積金的形式掛在帳上，以此增加企業的支出，減少企業應納稅所得額，而實際上這筆款項并沒有發給企業職工，除非該職工買房，而是作為企業的一項可自由支配收入不斷的循環并增加下去，投入企業的再生產。過高的稅率，在某些方面增加了偷稅的可能性，反而不利于稅法對稅收的調整，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本人曾經以注冊會計師身份到企業去做審計、驗資業務，獲悉，國有企業要求降低稅負，主要是國有企業還未能真正走出困境，債務沉重，仍然需要在稅收上給予適當扶持。而其他類型的企業也普遍反映企業所得稅稅率過高，企業所得上繳國家后所省無幾，企業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太少，企業想擴大規模發展障礙太大。借鑒其他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紛紛修訂所得稅制，繼續降低稅率，擴大稅基。比如，以1999年前與1999年的稅率對比，英國由31%降至30%；愛爾蘭由32%降至28%；丹麥由34%降至32%；羅馬尼亞由38%降至25%；南非由35%降至30%；日本由46%降至40%。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國家對公司所得稅實行單一稅率，如俄羅斯的企業所得稅率由35%降至24%。另外，許多國家的稅收來源主要集中在個人所得稅上，而不是企業所得稅上。
因此，我們應該降低企業所得稅的稅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