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29 06:15:25
序論：在您撰寫新增長理論論文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盧卡斯（1988）認為全經濟范圍內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造成的，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是提高廠商的生產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是提高全社會的知識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用全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來衡量這種溢出。而且根據這一模型得出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資本邊際生產力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都比發展中國家高，物質資本收益遞增將誘使外國資本和工人流向發達國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國家內部也會出現人才和資源從不發達地處向發達地區集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各個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巴羅（1990）認為政府服務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其中公共產品模型認為公共產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產品有部分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產品對所有的廠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產權保護可以促進私人廠商收益的提高，從而促進資本積累和生產。但是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對內生技術進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強調技術的外部性，而忽略技術進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擁有該技術的廠商生產力，同樣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除去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外，新增長理論認為資本的積累也促進經濟增長，Ak模型假定生產函數為：Y=AK，模型中的資本包括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并且它們之間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變，在AK模型中人均消費，人均資本都以相同的不變比例增長，經濟增長率與生產技術和消費者的偏好有關，這里消費者的偏好將決定是進行消費還是儲蓄，進而影響資本的積累。這類凸性增長模型認為：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資本的積累，而要使資本無限積累下去，則要求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能無限下降，而物質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因此雷貝洛認為只要經濟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響的核心資本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這種核心資本通常被認為是人力資本。
另外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引進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認為經濟的增長是由一系列的隨機質量改進引起的，而這些創新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研發活動的結果，并且新發明會使舊的技術或產品過時，從而退出市場，這種過時被稱為“創造性毀滅”，經濟存在一個隨機的增長路徑，也就是說由于假定創新是以柏松概率到達，因此增長路徑是階梯跳躍的，這里經濟增長來源于創新，但同時創新會導致產品的更新換代，市場結構的調整。
而這種市場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會出現模仿過程，產生所謂的后發優勢效應，也即一國技術水平離國際技術前沿水平越遠，則該國可以學習的技術就越多，學習潛力也就越大，技術進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亞洲四小龍就成功實現了趕超計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跨國增長在出現這種“俱樂部趨同”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表現有“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如整個的非洲大陸與世界的增長路徑相差越來越遠。Howitt&Mager-Foulks（2005）對這種跨國增長的差異進行了初步探索，構建了一個包含研發和技術轉移的熊彼特增長模型來解釋跨國增長的差異。認為技術轉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是一個瞬時的無成本的過程，相反跨國或跨地區的技術轉移是一個有條件有成本的過程。
新增長理論在討論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時，主要討論了國際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四個機制:(1)國際貿易方便了技術信息的國際傳遞，降低了創新成本。(2)國際競爭使廠商為鞏固地位而從事研發。(3)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每個廠商面臨一個更大容量的市場，因此技術創新的收益會增加。(4)當兩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差異較大時，可能促進專業化生產，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以上我們簡要回顧了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可以看出技術進步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得到廣泛的共識，區別在于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于經濟系統，并且資本的積累對經濟的最有增長路徑沒有影響。新增長理論則著重分析技術進步的表現形式和內在機制，認為分工，人力資本的積累，企業研發，技術與知識的外部性，政府的公共產品服務都能促進經濟的增長。因此新增長理論有很強的政策指導意義，使得經濟的管理者不像過去那樣被動，根據這一理論，政府有必要主動參與經濟管理。另外新增長學家也開始注意到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如透明的經濟立法，激勵制度等。因此把制度因素引入模型，并統一技術，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及其他增長因素來研究這種跨國增長的差異，應該是新增長理論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增長
由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不能解釋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新增長理論出現了。新增長理論吸收了斯密的社會分工思想，社會分工產生專業化，而專業化生產又導致規模收益遞增。但是社會分工同樣導致社會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長理論認為當這種收益與成本相等時，社會分工達到最優水平。分工的發展促進技術進步，正是由于這一思想，新增長理論把技術進步內生化，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內生的，因此新增長理論關注的是技術進步的形成機制，如社會分工，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邊干邊學，創新和研發等。
羅默（1986）認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是廠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并且假定知識不同于普通商品之處在于知識具有溢出效應，這使得任何廠商所生產的知識都能提高全社會整體的生產率。而正是知識溢出的存在，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才不會無限降低，也即稻田條件不成立。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導致廠商的收益低于社會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積極干預時，廠商缺乏生產新知識的動力，增長將放慢或停滯不前。因此羅默認為政府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
盧卡斯（1988）認為全經濟范圍內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造成的，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是提高廠商的生產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是提高全社會的知識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用全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來衡量這種溢出。而且根據這一模型得出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資本邊際生產力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都比發展中國家高，物質資本收益遞增將誘使外國資本和工人流向發達國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國家內部也會出現人才和資源從不發達地處向發達地區集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各個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巴羅（1990）認為政府服務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其中公共產品模型認為公共產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產品有部分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產品對所有的廠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產權保護可以促進私人廠商收益的提高，從而促進資本積累和生產。但是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對內生技術進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強調技術的外部性，而忽略技術進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擁有該技術的廠商生產力，同樣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除去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外，新增長理論認為資本的積累也促進經濟增長，Ak模型假定生產函數為：Y=AK，模型中的資本包括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并且它們之間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變，在AK模型中人均消費，人均資本都以相同的不變比例增長，經濟增長率與生產技術和消費者的偏好有關，這里消費者的偏好將決定是進行消費還是儲蓄，進而影響資本的積累。這類凸性增長模型認為：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資本的積累，而要使資本無限積累下去，則要求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能無限下降，而物質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因此雷貝洛認為只要經濟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響的核心資本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這種核心資本通常被認為是人力資本。
另外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引進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認為經濟的增長是由一系列的隨機質量改進引起的，而這些創新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研發活動的結果，并且新發明會使舊的技術或產品過時，從而退出市場，這種過時被稱為“創造性毀滅”，經濟存在一個隨機的增長路徑，也就是說由于假定創新是以柏松概率到達，因此增長路徑是階梯跳躍的，這里經濟增長來源于創新，但同時創新會導致產品的更新換代，市場結構的調整。
[關鍵詞]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增長
由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不能解釋經濟增長的微觀機制，新增長理論出現了。新增長理論吸收了斯密的社會分工思想，社會分工產生專業化，而專業化生產又導致規模收益遞增。但是社會分工同樣導致社會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長理論認為當這種收益與成本相等時，社會分工達到最優水平。分工的發展促進技術進步，正是由于這一思想，新增長理論把技術進步內生化，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內生的，因此新增長理論關注的是技術進步的形成機制，如社會分工，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邊干邊學，創新和研發等。
羅默（1986）認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是廠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并且假定知識不同于普通商品之處在于知識具有溢出效應，這使得任何廠商所生產的知識都能提高全社會整體的生產率。而正是知識溢出的存在，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才不會無限降低，也即稻田條件不成立。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導致廠商的收益低于社會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積極干預時，廠商缺乏生產新知識的動力，增長將放慢或停滯不前。因此羅默認為政府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
盧卡斯（1988）認為全經濟范圍內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造成的，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是提高廠商的生產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是提高全社會的知識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用全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來衡量這種溢出。而且根據這一模型得出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資本邊際生產力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都比發展中國家高，物質資本收益遞增將誘使外國資本和工人流向發達國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國家內部也會出現人才和資源從不發達地處向發達地區集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各個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巴羅（1990）認為政府服務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其中公共產品模型認為公共產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產品有部分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產品對所有的廠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產權保護可以促進私人廠商收益的提高，從而促進資本積累和生產。但是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對內生技術進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強調技術的外部性，而忽略技術進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擁有該技術的廠商生產力，同樣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除去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外，新增長理論認為資本的積累也促進經濟增長，Ak模型假定生產函數為：Y=AK，模型中的資本包括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并且它們之間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變，在AK模型中人均消費，人均資本都以相同的不變比例增長，經濟增長率與生產技術和消費者的偏好有關，這里消費者的偏好將決定是進行消費還是儲蓄，進而影響資本的積累。這類凸性增長模型認為：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資本的積累，而要使資本無限積累下去，則要求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能無限下降，而物質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因此雷貝洛認為只要經濟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響的核心資本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這種核心資本通常被認為是人力資本。
另外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引進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認為經濟的增長是由一系列的隨機質量改進引起的，而這些創新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研發活動的結果，并且新發明會使舊的技術或產品過時，從而退出市場，這種過時被稱為“創造性毀滅”，經濟存在一個隨機的增長路徑，也就是說由于假定創新是以柏松概率到達，因此增長路徑是階梯跳躍的，這里經濟增長來源于創新，但同時創新會導致產品的更新換代，市場結構的調整。
一、古典國際貿易發展觀及其補充和修正
有關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時期，當時，歐洲正處于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重商主義代表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財富的內涵以及外貿的作用上。他們認為，只有金銀才是真正的物質財富，若要使一國經濟增長惟有不斷增加金銀貨幣。而增加的辦法只有兩條：一是開采國內金銀礦藏；二是發展外貿。由于一國的金銀礦產貯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財富不斷增長，就只有發展對外貿易，并且要確保貿易順差，這樣才會使外國金銀源源不斷地流入本國。
在評論重商主義“貿易差額論”的基礎上，自由貿易理論的典基人亞當•斯密第一次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系流闡述。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斯密指出通過開展國際貿易各國可以根據本國的優勢進行專業分工，這種分工有利于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此外，對外貿易可以為一國剩余產品實現其價值，斯密假定一國在開展國際貿易前，存在著閑置的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受國外市場的吸引，閑置的資源將被利用，使一國產量增加，從而增加了國民財富。
另一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李嘉圖從貿易對一國利潤率的影響來說明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一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是資本積累。而在封閉的條件下，一國經濟增長會使利潤率下降，從而減少資本積累。而通過開展對外貿易，從國外進口低價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勞動力價格、提高利潤率、增加資本積累，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此外，李嘉圖通過比較成本說，論述了國際貿易對所有參與國的經濟增長都有利。
后人對古典貿易發展理論進行許多開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斷地得到補充和發展：首先，受古典貿易發展理論的影響，后來的經濟學家雖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結論卻基本相同——即國際貿易有助于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和發展。其次，也有不少學者對貿易促進經濟發展提出疑議，主張自由貿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利益。
二戰后，伴隨著一批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獨立，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研究貿易“引擎”的理論逐漸興起。這一理論認為，對外貿易不僅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發動機，而且還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一定的負作用。
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及其后的補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貿易對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論很難解釋國際貿易活動中的一些新現象。
二、新增長理論的貿易發展觀
新增長理論，又稱為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新增長理論各個增長模型包含的共同觀點是：經濟增長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由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決定的；政府實施的某些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貿易發展問題是新增長理論中的一個主要內容，人們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該理論的貿易發展內容：
1、規模收益遞增。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強調了比較優勢在解釋國際貿易方面的作用，以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為分析基礎。但事實上，很多行業都具有生產規模越大，生產效率越高的規模經濟的特點。尤其是現代化的工業，大規模的生產反而會降低單位產品的成本。
1986年羅默對阿羅(1962)“邊干邊學”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識”代替了“資本”，并把知識分解為一般性和專業化知識。羅默認為，一般知識可以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專業化知識可以產生要素的遞增收益，二者的結合不僅能形成自身遞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遞增的收益又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保證。
羅默(1986)模型給出的生產函數為：y[,i]=f(k[,i],K)(1-1)
式中，y[,i]為i企業的產出，k[,i]為i企業生產某產品的專業化知識水平（在這里即人均資本水平），K為所有企業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術知識，且K=∑k[,i]。
如果采用C-D生產函數形式，式(1-1)可表示為：y[,i]=k[a,i]K[η](1-2)
由式(1-2)，當α+η=1，即k[,i]、K的規模收益不變時，經濟將以一個固定的比例增長，其中資本收益遞減正好被外生的技術變革所抵銷。當α+η＜1，即要素的規模收益遞減時，經濟增長將趨于停止，因為技術變革的效果不足以彌補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效果。當α+η＞1，即要素的規模收益遞增時，經濟將會加速增長且長期增長。因為這種遞增的收益形成壟斷利潤，從而又成為研究與開發的資金來源，投資促進知識積累，知識又刺激投資，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這就是經濟能夠在長期內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1990年羅默在《內生的技術變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個內生增長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羅默引入壟斷競爭的假設條件，并將經濟分為研究與開發、中間產品生產、最終產品生產三個部門，將生產要素劃分為有形資本、原生勞動（即非技術勞動）L、人力資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術四種投入。其中，技術與第一模型一樣源于勞動的社會分工，人力資本則既可用于研究與開發部門，也可用于最終產品的生產。
據此，羅默給出了最終產品的生產函數形式：
附圖
式中H[,1]為用于生產的人力資本（H[,2]為研究與開發部門的人力資本，H=H[,1]+H[,2]），Xi為用于生產的第i個投入的數量，為有形資本，A為中間產品。中間產品的生產涉及兩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產過程的耗費，另一部分則是向研究與開發部門的購買。研究與開發部門的技術開發使發現新的中間產品成為可能，推動中間產品A的邊界向外拓展，A隨著時間變化的變化率為δH[,2]A。
為了說明收益遞增，羅默將知識視為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經濟物品，是一種“不競爭”物品，即知識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識存量可直接參與新知識的生產，且運用的經濟成本很低。知識同時也是一種“專利”產品，企業為獲得新發現的專利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這是對研究與開發部門投資及其風險的必要補償，從而也保證了研究與開發的動力。知識還具有擴散性、可無限積累性，這些都決定了技術變革的外在經濟性。因此，知識的生產具有個體收益（出售專利權）和與正向外在經濟性相關聯的社會收益。
在新增長理論的各種模型中，除凸性增長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長模型一樣假定總量生產函數是規模收益不變外，羅默模型、盧卡斯模型、格羅斯曼—赫爾普曼模型都假定總量生產函數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
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和國際貿易的現實條件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將規模收益遞增（即規模經濟）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為國際貿易理論建立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這一理論說明，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如果每個國家都只生產幾類產品，那么每種產品的生產規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國什么都生產時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產出更加豐富多樣的產品。參與貿易的各國讓渡某一種貿易商品的國內市場給貿易伙伴，雙方分別通過擴大市場來形成某種規模經濟，釋放規模經濟所帶來的成本下降和生產能力提高，從而從這些貿易中獲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貿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較優勢。不僅如此，克魯格曼認為，由于規模經濟的存在，現實中的國際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所假定的完全競爭市場，而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于是，不完全競爭被引入國際貿易理論中，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理論和人們對于國際貿易問題的認識。
2、貿易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新增長理論家認為，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是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國際貿易又是技術外溢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
由式(1-1)可知，羅默(1986)模型中某個企業產出的增長還依賴于K這一所有企業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術知識，且K=∑k[,i]。顯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K值會因受益于企業數目的增加而增大，從而使得參與國際分工的企業有更大的產出。
由式(1-3)可知，羅默(1990)模型中最終產品的產出與中間產品A有關，當A的邊界外推時，最終產品的產出將增加。隨著以國際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國際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間產品產生，無疑會推動最終產品產出的增加。
盧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他假定有兩種消費品C[,1]與C[,2]，沒有物質資本，而且人口數量不變。那么第i種商品的生產方式為：
C[,i(t)]=h[,i(t)]U[,i(t)]N(t)i=1,2(1-4)式中，h[,i(t)]是專業生產商品i的人力資本，它通過干中學獲得；U[,i(t)]是用于生產i商品的勞動系數，U[,i]＞0，且U[,1]+U[,2]=1；N(t)為勞動投入量。由于h[,i(t)]是邊干邊學的結果，因而隨著生產商品i的數量增加而上升。
盧卡斯在這一模型中只考慮了人力資本的外在效應，每種商品的生產和技能積累取決于本行業的平均技術水平。對于特定的商品，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是遞減的，因為在邊干邊學的初期，技能長進快，然后會逐步慢下來。不過由于產品不斷更新，后來的專業技能積累會被賦予到新產品的學習上，從總體上看，專業化技能積累是遞增的。國際貿易開辟了國際間商品流通的渠道，多個國家的融合，導致產品、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都會使盧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對生產的增長具有正向的效果。
3、勞動分工與經濟增長。
對于勞動分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實早在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得到較為深入的闡述。英國的經濟學家楊格于1928年對勞動分工理論進行系統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亞當•斯密關于市場范圍決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認為市場規模不僅取決于人口規模，而且取決于購買力，后者又取決于生產率，生產率又依賴于勞動分工的范圍。正是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斷擴大。而經濟的增長則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強作用的動態過程中得以實現。受楊格這一思想的影響，楊小凱、貝克爾等人在力圖把分工水平這一生產者最重要的活動內生化的過程中，建立起他們的“勞動分工”演進經濟增長模型。
楊小凱—博蘭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給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種商品的生產函數、交易成本以及人們對它的偏好都是一樣的。由于專業化利益的存在，經濟會從自給自足向勞動分工狀態演進。又由于存在著交易成本，人們對專業化水平有一個最優決策，所有人的專業化決策一起決定了當時經濟的勞動分工水平，勞動分工水平決定了當時的經濟增長率。勞動分工的演進擴大了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的擴大又反過來促進勞動分工的演進，同時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勞動分工演進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進一步分工的潛力，人均收入就會隨時間不斷提高，從而經濟的持續增長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長的情況下，只要保持了進一步分工的潛力，經濟就可能不斷增長，如果人口增長，更嚴格地說，如果進入交易的人數增多（如擴大對外貿易），則進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潛力，從而保證了增長率的持續提高。
4、新增長理論的政策內涵。
羅默(1986)認為，知識溢出的存在造成廠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會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預時廠商用于生產知識的投資將偏少，從而使分散經濟的競爭性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這種分散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政府可以通過適當的稅收或補貼政策提高經濟的均衡增長率和社會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競爭的羅默(1990)模型中，羅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識積累提供補貼的同時向壟斷商品的購買提供補貼，這將導致研究部門人力資本的收益增加，促進更多的人力資本配置于研究部門，同時也消除了壟斷因素造成的資源配置扭曲，促使經濟增長率提高。
在瓊斯－真野模型中，沒有稅收時的均衡增長率就是最優增長率，經濟將漸近地趨于平衡增長路徑，經濟的穩定增長率既取決于生產技術條件，又取決于消費者偏好。該模型的政策含義是：政府的經濟政策能通過影響儲蓄意愿和折舊率而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各國增長率的差異是由各國政府實施不同的經濟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稅收政策一般將造成經濟的扭曲，使競爭性均衡不再是社會最優，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政府應實施減稅以促進經濟增長。
雷貝洛(1991)發展了宇澤模型。雷貝洛模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考察了經濟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時各類資本品在經濟增長率中的作用。該模型認為，為了使經濟實現內生增長，經濟中必須存在一類核心資本。即使消費品和其他資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產，而且經濟不存在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但只要經濟中存在核心資本，資本積累過程就不會中斷，內生經濟增長就可以持續。雷貝洛也將增長率的國際差異歸因于各國實施了不同的經濟政策，認為那些收入稅率較高及產權保護較差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較低。他還認為：對非核心資本品征稅像對消費品征稅一樣，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率；如果政府對核心資本品的生產征稅，將導致經濟增長率降低；政府應減免核心資本生產稅以促進經濟增長。
5、南北貿易問題。
關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利弊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新增長理論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來研究，通過模型說明人力資本、知識等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的自我積累、自我演進機制，從而說明市場調節不但適用于發達國家，也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南北貿易對南北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有促進作用，生產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節約了大量資源，用以促進新產品的開發，同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更快了，因為它學習和吸收了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
當然，新增長理論也揭示一些令人堪憂的問題。開放經濟中產生的總體效益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造成損失。這一點顯然與李嘉圖模型的結論相反。事實上，內生增長在部門間產生了不平衡：技術進步在各個部門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況下，國際貿易將有擴大這種不平等發展的趨勢。南北貿易可能使發展中國家專業化于一些初級產品，從而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世界各國為了追求各自的經濟增長目標可能引發一些國際沖突等等。
盧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發達國家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比發展中國家要高，致使資本的收益率比發展中國家的要高，因而出現了資本從貧國流向富裕國家的現象。而不像新古典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在窮國，資本稀缺，收益率比較高，致使資本從富國流向窮國。
四、新增長理論貿易發展觀對我國的啟示
新增長理論所揭示的不同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增長機制及其政策含義為開放型經濟的發展賦予了新的內容和形式，其貿易發展觀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1、重視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
從國情看，我國很符合傳統比較優勢戰略中傳統貿易產品出口國特征，但簡單地強調這種貿易模式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不利。很多傳統貿易開展國的經濟由于傳統貿易產品技術進步緩慢、國際市場萎縮，這些貿易部門實際并沒有很好地起到帶動國內經濟成長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形。新增長理論的貿易發展觀強調了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規模經濟效應表現在生產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隨產出的增加而下降，擴大該產品產量進而擴大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強競爭能力。通常認為，在那些與技術進步、資本密集密切相關的行業才會呈現出規模經濟的特征。這些行業一般比傳統貿易部門技術等級要求和資金密集程度高。大規模開展這種貿易的意義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創匯和調劑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應該是通過積極地開拓國際市場，改進技術，提高工藝，在享受規模經濟的專業化分工中處于有利位置。另外，還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技術的產業，這些產業面向日新月異的國際市場，技術層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帶動國內其它產業的成長。現時期，我們可以利用東部地區雄厚的工業基礎、人力資本、技術優勢，有意識地打“規模經濟”牌，扶植起一批強大的集團企業參與國際分工。
2、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貿易可以形成“趕超效應”。
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對國際貿易僅從“比較成本優勢”或“資源稟賦優勢”原則進行解釋，無法將貿易納入經濟增長的模型中，從理論上闡述清楚貿易——增長效應。新增長理論在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長理論家們認為，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貿易可以產生一種“外溢效應”，即國與國之間發展對外貿易不僅可以增加世界貿易總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從而使貿易國的總產出水平提高，經濟加速增長。同時，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它們可以借機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形成一種“趕超效應”，向發達國家的經濟逼近。象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參與國際貿易，收益不在于市場的擴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極不均勻的技術人力資源從事技術創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那些閉關自守或實行自我封閉的所謂進口替代政策的國家，將會失去迅速積累國內人力資本和專業化知識的良機。只有堅持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才能加速進入知識經濟的步伐。
3、政府應加強對國際貿易的管理。
新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們都比較強調政府對經濟的管理。當然，這種管理絕不同于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制。無論是從技術內生論的角度看，還是從知識經濟興起大環境的角度看，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是我國經濟建設進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上述產業的發展尚有較大差距，需要通過發展對外貿易，通過“干中學”，利用技術、知識的“外溢效應”來提高我國的生產技術水平。但是，這種宏觀的需要往往同微觀貿易廠商的短期利益相沖突，難以通過微觀廠商的逐利行為自動形成技術升級。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應措施，制定一些促進技術、知識積累的稅收政策和貿易政策，以促進國際貿易商品結構升級，推動經濟增長。
克魯格曼在提出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時，也強調一國政府應采用出口補貼、關稅等戰略性措施，以增強本國具有潛在規模經濟優勢的產品出口競爭力，更多占據國際市場份額，謀求擴大市場份額帶來的規模收益。這種貿易政策觀點重新審視了被貿易自由主義者所批判的補貼和關稅作用，強調了政府在選擇優勢產業、保護擴大出口進而擴大國內生產的機制鏈中的能動作用。
4、正確應對經濟一體化。
羅默通過一系列假設，構建模型論證，在經濟一體化內部如果僅有貨物貿易和流通，而沒有技術、知識思想的傳播和擴散，則這種一體化并不能促進其成員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如果允許一體化內部成員國之間的技術、知識思想的自由傳播和擴散，那么每個國家的研究部門都可以在一體化實體總知識存量的基礎上進行新的研究與開發活動，因而能夠提高研究部門的人力資本產出率。這無疑會推動長期經濟增長。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即使一體化成員國之間僅有知識的傳播和擴散而沒有貨物貿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各國的經濟增長。例如，當大陸上第一條由歐洲通往中國的道路（絲綢之路）在中世紀被發現之后，由于貨物貿易費用極其昂貴，因而這條絲綢之路對貨物貿易幾乎沒有什么影響。然而通過絲綢之路的旅行家卻從中國為歐洲帶回了新的技術知識思想（如指南針和火藥制造技術等），這些新技術、新知識思想對歐洲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續增長，近年來仍然保持在7.0％以上。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外出旅游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的基本組成項目。據國家旅游局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我國旅游收入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2001年，入境旅游人數達8901萬人次，旅游外匯收入達178億美元；國內旅游人數達7.84億人次，國內旅游收入達3522億元人民幣；旅游業總收入達到4995億元，比上年提高了15.0％。伴隨著旅游市場的繁榮，與其相關的風險事故的發生率明顯上升。這客觀上要求旅游險能夠快速發展，為有關各方提供風險保障，為旅游市場的發展保駕護航。再者，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花錢購買旅游險成為可能。因此，有關人士普遍預測旅游熱將為我國旅游險市場營造巨大的發展空間，每年的保費收入至少應該有70億元的進項，是我國保險業務發展的新增長點。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旅游熱已經持續好幾年，而旅游險市場仍然比較冷清。
一、旅游保險還未引起足夠的注視
從需求的角度看，自2002年9月1日起《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規定》開始實施，改強制旅行社為游客投保旅游意外險為強制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責任保險。這一規定的改變使以前倍受冷落的旅行社責任險獲得較大發展，財產險公司在旅游險市場中的份額大幅度提高，如按每個旅行社年交保費2萬元計，旅行社責任保險的市場規模約為1.8億元，占整個旅游險市場的15％以上；與之相反，游客自愿購買保險者寥寥，壽險公司旅游險業務增長緩慢，部分地區和公司甚至出現業務滑坡現象。旅游險市場總的需求狀況并沒有大的改觀。
從供給的角度看，旅游險市場上保險卡的種類有所增加，銷售方式有所改善，但是存在的問題并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這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險種少。當前，只有幾家較大的壽險公司經營旅游保險，且可供游客購買的險種只有旅游人身意外傷害險、交通人身意外保險、旅游景點人身意外傷害險、旅游救援保險、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險5種。而且他們大多數都不經營旅游景點人身意外傷害險、旅游救援保險和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險，甚至有的也只經營旅游人身意外保險一種。產險公司除了經營旅行社責任保險外，對游客在旅游過程中發生的行李、證件丟失和盜搶風險至今尚無“貨”上市，使這一風險處于無保障狀態。整個市場不能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游客要想以中意的價格為自己獲得較為全面的保障，就必須和幾家保險公司接洽，很不方便。
2.保險對象范圍過窄。以前，我國的游客是以團體游客為主。而且，國家旅游局在1997年9月出臺的《旅行社辦理旅游意外保險的暫行規定》強制旅行社為游客辦理旅游意外傷害保險。各保險公司根據當時的市場情況，從節約經營成本出發，推出了只以團體游客為保險對象的旅游保險，將自助游游客排除在保險范圍以外。1999年政府為了拉動內需將“五一”、“十一”假期調整為7天。這一舉措帶動了旅游熱，形成了所謂的“黃金周”。但是這股旅游熱主要是受自助游的推動。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自助游已經占到了整個旅游市場份額的80％以上?？墒?，在很多地區自助游至今仍游離于旅游險市場之外，無法買到合適的旅游保險。
3.保險對象細分不夠。首先，旅游市場狀況的變化和強制旅游意外險的取消，使得自助游在部分地區走進了壽險公司視野。有些公司已經修改了旅游意外傷害保險條款，將自助游游客納入保險對象范圍，但是和團體游客適用相同的費率。少數公司甚至直接將團體旅游險保單向自助游游客銷售。其次，部分公司為了爭搶業務，拓展了保險對象的范圍，推出旅行保險，將公務旅行者和普通游客一同納入保險對象范圍。這兩種變化在提升保險公司業務量的同時也增加了逆選擇的可能性，使保險公司面臨更大的道德風險。因為：第一，團體游客出游時，旅行社派有專業的導游為其提供全程組織和服務工作，這無疑有利于減少風險事故的發生。但是對于自助游游客來說，由于缺乏旅游常識和風險防范意識，出險的概率要比團體游客大。而且，對于自助游保險來說，由于業務分散，展業費用和其它經營成本明顯高于團體游保險。因此，兩者不應該適用同一費率。第二，對于公務旅行人員和普通游客來說，由于出行目的不同，心理狀態和行為方式往往不一樣，結果在旅行過程中發生風險事故的概率也必然不同，兩者同樣不能適用同一費率。
4.保險責任確定不合理。當前我國旅游險在保險責任的確定上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保險責任過寬。很多保險公司在旅游意外傷害保險中將死亡給付、傷殘給付、意外醫療和急性病醫療列為主險責任。對于每個游客來說，只有選擇是否投保的權利，沒有選擇不同保險責任的余地，不能以合適的價格獲得需要的保障。殊不知其結果同樣是低風險客戶退出保險，而高風險客戶都留了下來，產生逆選擇。另一種傾向是保險責任過窄。目前，幾乎所有保險公司都將游客的潛水、滑雪、探險等活動列為旅游險的除外責任，而又不提供此類專項旅游保險。而且，有些保險公司在經營旅游意外傷害保險的過程中發現醫療責任，尤其是急性病醫療責任的道德風險過大，部分地區發生經營虧損現象。于是修改條款，將急性病醫療甚至意外醫療排除在保險責任范圍以外。這樣的確能夠較好地控制風險，但是與此同時也必然將大量有著較大風險保障需求的優良客戶拒之門外。這顯然有悖保險經營“保障客戶，分散風險，獲得利潤”的初衷。
5.費率厘訂缺乏科學性。目前，我國旅游險費率的厘訂不是依靠精算技術，而是由條款制訂人員憑經驗來確定的。有的公司甚至模仿其他公司的條款，然后臆斷地調整費率變動期間和費率大小。這樣，在缺乏精算技術的支持下，為了保證經營的穩定性，保險公司的唯一辦法就是將費率偏高確定。這種不科學的定價在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也抑制了保險需求，影響保險公司業務的增長。
6.投保渠道不暢。目前，旅游險的銷售渠道沒有大的改觀。旅行社依然是其最重要的銷售渠道，主要銷售團體旅游意外傷害保險和旅游救援保險；旅游景點主要銷售旅游景點意外傷害保險；機票銷售點主要銷售航空意外險；適宜網上銷售的險種相對較多，但是目前開通網上投保服務的只有泰康人壽、平安和友邦等少數幾家公司；銀行柜臺銷售尚處于嘗試階段。對于大多數自助游游客來說，投保仍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
7.售后服務質量不高。旅游者的流動性較大，在短時間內，游客可能在一個地方投保而在另一個地方出險，甚至可能跨國出險，這對保險公司的核保、定損及理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保險公司的理賠服務跟不上，不僅對旅游者造成損失，也影響保險公司的聲譽。
二、游客保險意識淡薄，保險險種單一，制約了旅游保險的發展
我國的旅游險市場所存在的上述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游客保險意識淡薄。雖然說風險的存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保險需求產生的必備條件，但是這兩個條件所形成的只是保險的潛在需求。要想把這種潛在的需求轉化為現實的需求，必須依賴于人們防范風險意識的增強，保險意識的提高。當前，我國民眾的保險意識普遍較差，很多游客存在僥幸心理，不愿意花錢買旅游險。因此，旅游險的市場需求一直不旺。
2.保險經驗缺乏，保險技術落后。在現有的經驗水平和技術條件下，我國很多壽險公司的旅游險的核保在很多地方還存在不足，尤其是急性病責任部分存在較為嚴重的逆選擇現象。承保之后對醫療責任和自助游的風險控制更是束手無策。一方面，為了防范逆選擇，他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將急性病醫療排除在保險責任范圍之外。另一方面，他們只能通過對團體的選擇來代替對個人的選擇，通過簡單的承保程序達到為大量具有相同風險因素的人群提供保障的目的。旅行社在保險公司和被保險人之間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保險公司控制風險的一個“關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被迫只經營團體旅游險，而將自助游保戶拒之門外。
3.相關數據資料短缺。由于旅游險的經營時間短，我國的保險公司手中還缺乏與旅游險相關的各類資料。與其它壽險業務不同的是旅游險的發生概率與一個國家的社會、自然、地理狀況、游客的風險防范意識等關系密切，國外資料缺少參考價值。另外，據業內有關人士透露，目前很多公司的旅游險在展業、核保、定損、理賠過程中缺乏規范性，單證管理混亂。這樣，即使收集了一定量的資料，這些資料也缺乏可靠性。這使得旅游險費率的厘訂缺乏有效的數據支持。
4.對風險和保險的相互關系認識不夠。保險公司對保險對象劃分不清和保險責任確定不合理，實際上是其對風險和保險的相互關系認識不夠的反映。對自助游游客和團體游客、公務旅行者和普通旅游者在相同的費率水平下提供同等保障和將醫療責任列入主險條款，是保險人過分追求保險業務量而忽視風險防范的表現；而將游客的潛水、滑雪、探險等活動列為除外責任，將醫療責任從保險責任中剔除，是保險人過分強調風險防范而忽視業務增長需要的表現。
5.保險市場發育不充分和保險公司的經營管理體制落后。2001年我國的保險深度僅為2.2％，保險密度僅為168.8元，遠低于很多發展中國家，保險市場的發育還很不充分。同時也意味著發展的空間非常巨大?，F階段，為了搶占先機各家保險公司忙于市場拓荒，比拼保費收入規模。而相對于其它險種來說，旅游險屬于小險種，年保費收入占保險公司總保費收入的比重較低。另外，目前在我國保險市場中占有較大份額的幾家保險公司要么是國有獨資保險公司，要么是國有企業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這種所有制所決定的經營管理體制是公司高層領導由政府選派，采用任期制，以公司業務發展規模和速度作為業績考核的重要指針。高層管理者權責不對等，廣人員工的付出和收入不對稱。這必然會引起企業追求保費規模最大化的短期行為，因為有保費規模就有費用規模，而費用規模與包括老總在內的員工利益攸關。結果，雖然旅游險在很多保險公司的內部管理中被列為A類險種，賠付率一般低于35％，但是仍然不能引起公司高層管理者的重視和激發普通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舊產品的改造和新產品的開發進展緩慢，難以適應市場需要。
三、培育市場主體，開發新險種，大力發展旅游保險
解決我國旅游險市場的現有問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一方面，民眾保險意識的培育是一個過程。這既需要保險經營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又需要通過大量的風險事故來教育國民，強化其保險意識。這絕不是短期內所能達到的。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需求能夠創造供給，而潛在的保險需求向現實的保險需求的轉化是以民眾保險意識的提高為條件的。因此，在短期內我國的旅游保險需求狀況不會有大的改觀。另一方面，國有保險公司經營管理體制的轉換是我國現階段金融體制改革的難點，而這一點恰恰是導致我國旅游險市場供給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的關鍵性因素。因為分業經營體制可以通過修改法律來改變；保險經驗不足，保險技術落后可以通過學習來快速提高；而經營管理體制的轉換涉及各方利益的分配格局、保險經營的性質和國家的經濟安全，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完成。這樣，對于風險與保險的關系的認識也就難有突破；重視保費規模，忽視經營利潤的狀況也就難以改變，旅游險就很難得到保險公司的青睞，供給狀況也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觀。結果，整個旅游險市場也就不可能出現高速增長的態勢。但是從長遠著眼，我們應該大力推進民眾保險意識的培育和保險公司經營管理體制的轉換。
此外，還應該注意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加速市場主體的培育，提高旅游保險市場的競爭程度，促使保險公司由拓荒式的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
2.加大新險種的開發力度，把旅游保險服務延伸到吃、住、行、游各個環節，并為特定旅游項目提供專項保險，如峽谷探險保險、水流漂流保險、驚險游保險等，使游客在旅游全程都能夠獲得需要的保障。
3.對旅游險市場和旅游險條款進行細分，針對團體游、自助游及公務旅行的不同特點制訂出不同的保險條款，確定不同的費率，加強風險防范。
4.將風險較大的醫療責任部分制定為特約條款或者附加險，厘訂專項費率。這樣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客戶需求，又可以有效防范逆選擇風險，全面提升旅游險的業務質量。
5.加強相關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與醫療責任部分相關的資料的收集，為科學厘訂費率，控制風險，尤其是醫療責任風險積累經驗，提供可靠的數據資料。對于那些通過網絡平臺銷售旅游險的公司來說，在這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應該充分發揮這一優勢。
關鍵詞： 技術變革；穩態增長理論；穩態增長模型
1.簡介
穩態增長理論是說，如果一個新古典增長模型展示了穩態增長， 然后技術變革必須增加勞動，至少達到穩定狀態。有時候還說，另一種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但是這確實包含在理論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在穩定的狀態下，技術變革總是被認為是勞動擴大的形式。這些沒有逃脫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不論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還是在現在，這都是一個非常嚴格的理論。我們常常希望我們的模型表現出穩態增長，但為什么技術變革是純粹的勞動力增加 誘導創新的文獻與費爾納、肯尼迪、薩繆爾森、德蘭大基斯、菲爾普斯仔細考慮過但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相聯系。最近，阿西莫格魯和瓊斯又重新思考了這個謎題。
也許令人驚訝的是，鑒于文獻發展的重要性，我們已經找不到一個明確的觀點和這一理論的證據。并且這就很好解釋為什么恰好結果什么也沒有提出。為什么技術變革的直覺是必須增加勞動？這一結果的證據通常歸功于宇澤的證明，并且毫無疑問的是他證明了這一理論。然而，宇澤主要關注的是哈德羅中立的技術變革（即如果利率不變是常數使資本份額不變的技術變革）和勞動增加型技術變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羅賓遜圖形分析的正式確定。當然對于穩態增長要求哈德羅中立的技術變革來說這是很小的但卻很關鍵的一步。但是宇澤的現代讀者將被兩件事所打擊。第一是缺乏穩態增長理論的觀點和直接證據。第二是缺乏經濟直覺，證明方法大多是紙上談兵。巴羅和薩拉 C 伊―馬丁所說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個明確的觀點和證明這一理論的證據。然而，他們這一理論的觀點有更多限制： 技術變革是一個增加了速度常數指數的因素，然后穩態增長要求勞動的增加。這就打開了一扇方便之門，可能會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術變革的可能性，使得與穩態增長保持一致。麥卡勒姆也提出了一個一般理論的證據并且和宇澤的方法非常相似：雖然堅持和宇澤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覺的結果仍然難以捉摸。
這一觀點填補了文獻中的空缺。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觀點和證明穩態增長理論的證據，以及為什么要提出這一觀點的簡潔的直覺。
本文的工作報告（瓊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個受宇澤觀點（1961）和關注發展直覺啟發的證據。根據我們的工作報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證據。羅素提出了一個快速證明這一理論的數學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證明，這些方法來自被稱為平流方程的類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獻中。
2.陳述和證明的定理
穩態增長定理適用于一個部門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我們首先精確地定義模型，然后定義一個平衡增長的路徑。我們將遵循通常的慣例也指的是一個平衡增長的路徑作為穩定狀態。根據下面的定義，我們陳述并證明這一定理。
定義2.1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經濟環境如下所示：
Yt=F （Kt， Lt； t）， （1）
Ct+ It = Yt， （2）
Kt = It -δKt， K0> 0， δ≥ 0， （3）
Lt = L0ent， L0 > 0， n ≥ 0 （4）
生產函數F滿足標準的新古典主義屬性：在K和L規模收益不變，K和L的邊際產品遞減。
定義2.2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中的平衡增長路徑是一個在常數指數率中所有數量{Yt， Kt， Lt， Ct， It}增長的路徑。
定理2.1（穩態增長定理，宇澤，1961）
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一個穩定狀態的開始日期記作Τ，人均產出增長速度記作g，并且It > 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 At Lt；Τ） （5）
當At1/At=g.也就是說，技術變革在穩定狀態是勞動增加。
證據：（斯克里克特，2006）根據生產函數Yt=F（Kt， At Lt；Τ）讓gx表示在穩定狀態下數量x的增長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 e-gy（t-T）=F （Kt e-gy（t-T），Lt e-gy（t-T）； Τ）
因為F體現了K與L的變量回歸，我們可以通過除以指數得到以下公式：
Yt=F（K e-gy（t-T）t， L e-gy（t-T）t；T） （6）
如果gy=gk，結果被證明，并且Ate-gy（t-T）但是眾所周知的是這一結論的提出――舉例來說，它是一個直接結果模型中不斷的投資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單調乏味的代數。
特別是，方程（3）需要的資本積累gI= gK。所以如果我們得出gI= gY。要與Yt =Ct+ It 區別開來必須遵循時間t≥Τ因此給出以下式子：
gY= Ct/Yt?gC+ It /Yt?gI.
再次區分這個表達式要遵循時間和以下給出的式子：
gC（gY - gC）Ct =gI（gI - gY）It.
如果Ct =0，那么等式的右邊必須為0，所以我們得出gI= gY。如果Ct ≠0，那么這個表達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樣的速度增長。但是這需要gI= gY。因此gY= gK。
3.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論的陳述中我們假設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證據中投資發揮的是積極作用，在這里我們可以得到gY= gK。特別的是，如果投資等于0，當gY> gK時，可能會出現一個穩定狀態，但是前提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增加。在零投資下，資本存量下降呈現指數級的速度貶值。因為資本不是輸出的積累，穩態增長定理的邏輯不適用于此。相反，技術變革需要增加資本：第一，以抵消貶值，第二“有效資本”與出口以同樣的速度增長――回見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論和證據遺漏了一個條件就是It > 0。
除了它的簡單性，斯克里克特的證明相對于宇澤（1961）的來說有另一個優勢。宇澤的證據結尾處出現一個新的生產函數G，就是F（Kt，Lt；t） = 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產函數中技術變革是勞動的增加。
4.結論
在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中，資本與勞動之間唯一的不對稱是，資本是每一單位輸出的積累，而勞動不是。這種不對稱背后蘊藏的是穩態增長理論 ，這是被確認的證據。
這里有一個簡單的方法來連接這種直覺與勞動力增加的結果。按照輸出量把雙方的生產函數分開，產生“平衡”表達式1=F（Kt/Yt， Lt/Yt；t）。資本積累和繼承了輸出的趨勢，所以資本產出率在穩定狀態下是一個常量。勞動力沒有繼承這一產量趨勢，所以Lt/Yt低于穩定狀態。為了達到等式平衡，技術變革必須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說，技術的變革必須是勞動的增加。 （作者單位：廣西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著，蕭琛等譯：《宏觀經濟學》[M]，華夏出版社，1999 年。
關鍵詞：濱海新區；增長極理論；發展；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3-0065-03
一、增長極理論概述
法國經濟學家佩魯首次提出了增長極概念，他認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技術進步和創新，而創新總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業。這種特殊的企業就是領頭產業，即增長極。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是指具有推動性的主導產業和創新行業及其關聯產業在地理空間上集聚而形成的經濟中心。增長極通過支配效應、乘數效應、極化與擴散效應對區域經濟活動產生組織作用。
支配效應。增長極具有技術、經濟方面的先進性，能夠對周圍地區的經濟活動產生支配作用。即周圍地區的經濟活動隨增長極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變動。
乘數效應。增長極的發展對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示范、組織和帶動作用，從而加強了與周圍地區的經濟聯系。在此過程中，受循環積累因果機制的影響，增長極對周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會不斷地得到強化和放大。
極化效應是指增長極吸引和拉動周圍地區的要素和經濟活動不斷趨向增長極，從而加快增長極自身的成長。
擴散效應是指增長極向周圍地區進行要素和經濟活動輸出，從而推動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綜合影響稱為溢出效應，如果極化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則溢出效應為負值，結果有利于增長極的發展。如果極化效應小于擴散效應。則溢出效應為正值，結果對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利。增長極具有獲取巨大規模經濟效益等作用。
增長極的形成、發展，將引起區域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茂名濱海新區發展概況
茂名濱海新區是茂名市在十二五規劃期間重點打造的新的經濟增長極。茂名濱海新區包括茂南區、茂港區、電白縣“兩區一縣”的20個建制鎮，6個街道辦事處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總體規劃用地總面積1 688平方公里，為全國第二；是茂名市向東向南發展的戰略拓展區域，是粵西地區具有很大開發潛力和支撐引領作用的新興增長極。茂名濱海新區的總體布局為“一城兩核三灣十區”?！耙怀恰睘闉I海新城，計劃10年后建成區面積達到200平方公里，人口達到150萬人。“兩核”為水東灣核、博賀灣核，構成濱海新城的核心。前者用來放置中央政務區和中央商務區，重要公共服務設施、金融商貿、商務辦公、文化體育等，大都在水東灣核。博賀灣核用來放置物流、會展貿易、先進制造業，港口和運輸是這里的重點?！叭秊场睘樗畺|灣、水東-博賀灣、博賀—吉達灣；三者分別定位為城市濱海景觀線（建濱海步行道和廣場等）、休閑度假區（建沙灘度假區和主題公園等）和物流港灣（建物流園和保稅港區等）。 “十區”則包含了中央商務區、中央政務區、高新技術區、休閑度假區、物流會展區、產業轉移示范區、商貿居住區等。
目前，茂名濱海新區已納入全省發展戰略，《茂名濱海新區建設工作方案》獲得省政府批準實施?！稄V東省茂名濱海新區發展總體規劃》也于2012年3月獲得通過。2012年4月26日，茂名濱海新區舉行了成立掛牌儀式。濱海新區城市總體規劃正在加緊編制。濱海新區建設已有序展開，市民大道正式通車，市一中新校區已投入使用，海洋大道東段、市民活動中心建設進展順利，博賀新港區開發建設加快推進。茂名濱海新區合計落實項目投資額已達1 800多億元。2011年初與中央企業簽約總投資1 200多億元的11個大項目。中建公司和越秀集團也擬在濱海新城區打造大型城市綜合開發項目。2011年6月，中國聯塑集團入駐茂名，項目首期投資10億元，建成投產后年繳稅可達9 000萬元；8月，茂名與中化集團簽署石化倉儲碼頭投資協議，在博賀新港區投資興建100萬立方石化倉儲庫區及8萬噸液體化工碼頭項目；同月，作為實施濱海發展戰略的主戰場，電白舉行“電白向前進”主題招商活動，63個項目或簽約或動工或竣工，投資額超過100億元。2011年11月，中國港灣公司投資50億元建設博賀新港；同月，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茂名石化產品交易中心敲響“華南第一鑼”，該中心將為茂名市各類石化產品與國內國際市場無縫鏈接搭建平臺，打造大宗石化產品“茂名價格”。
2012年，茂名濱海新區已開工和已落實項目達22個，總投資超過1 179億元。其中，總體投資44.14億元的茂名石化煉油改擴建項目，既是中國石化集團公司工程建設的重點項目，也是廣東省“新十大工程”之一。該項目已于2012年1月19日動工建設。該項目建成后，茂名石化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將由目前的1 350萬噸／年擴大到2 000萬噸／年以上，茂名石化公司年產值將超1 200億元，年利稅將超300億元，將成為中國第三個煉油能力超過2 000萬噸的特大型煉油基地，進一步鞏固茂名在廣東沿海石化產業帶的“龍頭”地位。
三、茂名濱海新區發展的戰略定位
茂名濱海新區戰略定位是建設世界級石化產業基地和廣東能源、裝備制造、信息產業基地，區域性航運、物流中心和交通運輸樞紐，廣東海洋經濟重點發展區和海洋集聚發展示范區，國家級濱海旅游度假區和濱海旅游產業園區，廣東對東盟開放的重要門戶，粵西地區的經濟核心區，廣東新興增長極，現代化國際化濱海新城。打造成為國家海洋經濟試驗區、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和后發展地區、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試驗區，成為實施國家南海戰略和能源戰略的重要載體，逐步成為南中國生態、宜居海濱綠城。
四、茂名濱海新區發展的路徑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