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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栈俏覀冞^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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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占其總數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其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里,將傳播的路徑抽象為兩類——“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皞鞑サ膫鬟f觀”源自地理和運輸方面的引喻,被認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內拓展信息的一種模式,這是傳統傳播研究的一種重要思路;而凱瑞更為認同的傳播路徑是后者,他將“傳播的儀式觀”定義為“以團體或共同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提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
從本質上講,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缥幕慕涣魇莵碜圆煌幕w系的個人及組織、國家等社會群體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判斷,而這一切又會影響傳播方式和傳播對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國際傳播中,如果缺乏對傳播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價值尺度去評判他方的行為,常常會引發歧義、曲解,甚至造成沖突。
文化差異制約著文化交流的有效進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克服文化差異的過程。國際傳播中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傳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判斷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會影響到對新聞事件的取舍和報道中的態度;二是傳播過程中會因為語言、文化習慣不同,帶來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從而造成認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異,也會帶來主觀評價的多義性。
要建立一套適合全球的話語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任何國際傳播都承擔著弘揚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的雙重責任,同時還要克服傳播的消極因素。目前,國際傳媒通常采取兩種態勢: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時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實行本土化的傳播版圖擴張策略,不但內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實行本土化,針對不同地區的受眾特點,提供不同形態、不同面孔、不同包裝的內容產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來適應跨文化傳播的原則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報道世界。
事實上,任何從事跨國界傳播的全球性媒體,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超越文化,成為“無國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獨立生存,而且傳受雙方均處于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這使得在許多情況下,對國際事務的評價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沖突、溝通與理解將會長期并存。
二、單向度的媒介帝國主義
加拿大經濟史家、傳播學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中,他沒有給“帝國”下定義,而是將概念建立在傳播媒介的性質偏向上,對歷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釋。這把解釋的鑰匙就是他的“偏向論”——媒介、傳播、時間、空間、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上。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
國與國之間不能不交往,然而這種交往并不總是平等的關系。以美國學者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論”(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統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國際網絡。由于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因此,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流動實際上便是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1971年,美國學者嘎爾滕提出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國際傳播領域的帝國主義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傳播、文化五個方面。其中,傳播作為當今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信息交流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在信息時代,傳播科技的跨越時空特性使得中心國家能憑借雄厚的財力和科技成果,通過全球性通訊社來操控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從而達到新的殖民主義。最明顯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邊緣國家傾銷傳媒產品,形成了以單項流通為特色的媒介帝國主義。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於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方能在國際新聞中聊備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則被劃為邊緣國家(Chang,1998)。
三、重構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p>
處于全球化時代,媒體將為人類呈現一個無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離將被極大地拉近,人們朝夕相處,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賞和關心著對方的文化和現狀。這時,媒體將很難分清對內、對外,而是要具備人類共通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自全球化理論出籠之日起,西方學者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質疑。赫茲和湯普森認為,現代社會充其量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某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術進步,在制造貿易和資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時,事實上拉大了區域間的貧富差距,為自身積蓄著統治世界的力量?！督鹑跁r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尖銳地指出,全球化是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全球化便利時,面對斑斕世界所產生的錯覺,其實它是政治家宣傳的結果,全球化進程將永遠局限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
全球化不是單極化、西方化、同質化,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在每一個層次上,全球化都是一個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全球化不應該也不可能磨滅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更不能消解各個國家的。
全球化與多元化既是對立的兩極,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歷史進程。只有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想,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才能創造一種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和各種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斷地以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導。
其實,廣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進程。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重構的過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審視、判斷、篩選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給自足走向世界市場,由相爭、相搏走向多元一體,在各種矛盾對立中走向和諧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全人類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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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氏模式”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提出了中國學者的國際傳播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傳播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使用模式來描述和解釋傳播現象。目前關于傳播的模式已有數十個之多，但很少中國人提出的模式。由于國際傳播比較特殊，不能簡單的使用一般的傳播模式，因而關于國際傳播的模式并不多，較重要的有諾沃特尼（EricJ.Novotny）于1981年提出的“跨國信息流動模式”（Novotny1981）、美國美利堅大學著名國際傳播學教授莫拉納（HamidMowlana，曾于1995-2000任“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協會”主席，現為該組織名譽主席）于1986年提出的“國際信息流動模式”等，②其中莫拉納的“國際信息流動模式”具有代表性（見圖2a、圖2b）?！瓣P氏模式”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的崛起并躋身于國際傳播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2、突出了國際傳播的跨國界跨文化特點。國際傳播具有跨國界跨文化的特點，但很少有國際傳播模式能將這一特點既簡明又突出地表現出來。在“關氏模式”中，兩個大方框表示國際傳播中有信息交流關系的兩個國家或兩種文化。與莫拉納模式相比，關氏模式更突出地揭示了國際傳播的這一特點，而且十分簡明形象。
3、揭示了影響國際傳播的國內外因素：同國內傳播相比，國際傳播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約。如何表現影響國際傳播的各因素，是各種國際傳播模式面臨的一個難題。莫拉納模式突出了技術因素，并揭示了國際傳播機構內部與外部的影響因素，但卻忽視了民族文化、國際組織機構和國際關系等因素的影響?！瓣P氏模式”彌補了莫拉納模式的這些不足，它突出了政權和文化等國內因素的主導作用，同時也體現了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等國際因素的影響。
4、體現了國際傳播的互動和反饋方面。同國內傳播和同文化中的傳播相比，國際傳播的難點在于互動性差，反饋困難。但國際傳播中的互動和反饋是存在的，而且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因特網的迅速發展和廣泛使用，互動和反饋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容易。以前的國際傳播模式，包括莫拉納模式，都忽視了國際傳播的互動和反饋方面?！瓣P氏模式”中的雙向交流模式，將國際傳播的這一方面體現出來。
5、反映了國際傳播中的不平衡問題。兩國之間的信息流動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尤其是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瓣P氏模式”中兩國之間的雙向交流，用粗細不同的箭頭表示不同的信息流量，將國際信息流動不平衡問題表現出來。
總之，“關氏模式”更全面更完整地揭示了國際傳播現象，有許多創新之處，極有學術價值、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關氏模式”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關氏模式”雖然對以前的模式作了重要改進，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這表現在以下幾點：
1、忽視了莫拉納模式所強調的技術因素。國際傳播的發展，尤其是國際大眾傳播的出現和發展，技術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沒有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無線電技術的發展，就沒有國際廣播；沒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衛星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就沒有國際電視和國際互聯網。正因如此，莫拉納將技術因素最突出的體現出來，將“技術軸”作為構成其國際傳播模式的兩軸之一，是很有道理的?？上А瓣P氏模式”丟掉了技術這一關鍵因素，盡管補充許多其它影響因素，但仍有因小失大，舍本求末之嫌。
2、忽視了經濟因素的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地位越來越高，已上升到與政治同樣的高度甚至更高。③這是因為，國際電視和國際互聯網等新的國際傳播方式需要大量的投資，因此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隨著西方國家文化產業的發展，其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節目、書刊的出口貿易成為其國際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跨國傳播公司迅速發展，成為國際傳播的重要角色。西方國家文化產業和跨國傳媒公司主要是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而不是為了政治目的從事國際傳播活動的。因此，在全球化時代，經濟的因素異常重要。可是經濟因素在“關氏模式”中沒有得到足夠反映。
3、過高強調了政府的作用?！瓣P氏模式”將政治作為影響國際傳播的首要因素，認為國家機關在國際傳播中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在冷戰結束以前或許是正確的，但在冷戰后政府在國際傳播的作用明顯下降。這表現在以下方面：a、西方國家對東歐國家的政治廣播是冷戰時期的主戰場，但在東歐劇變后，西方國家對東歐政治廣播大大減少了；b、國際電視媒體如CNN、MTV、HBO等主要是商營的，很少受政府操縱，雖然接收國政府可以對其入境進行限制，但隨著微型天線和互聯網的出現，接收國政府的控制也受到削弱；c、互聯網是開放的媒體，政府是無法徹底控制的；d、冷戰后東歐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媒體商業化和自由化，對媒體解控，其對外政治宣傳也大大減少；e、跨國傳媒公司的發展也削弱了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因此可以說，在冷戰結束后，國家機關的對國際傳播的影響大大下降。而“關氏模式”仍將其作為影響國際傳播的首要因素，已經有些不符合新的國際傳播形勢了。
【關鍵詞】國際傳播；英語強勢；影響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在用一種語言即英語相互交流和傳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歡英語，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趨勢和信息化浪潮，并開展有效的國際傳播，或成為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學家，那么你必須（至少學會）能夠用英語進行國際傳播。“英語語言的這種強勢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雪球，幾乎無法阻擋”。[1]
一、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表現方式
首先，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表現為使用英語的人口數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億人口把英語作為母語，約2.5億人口把英語用作第二語言。而學習英語的人數則更多。英國文化委員會估計，全球正在學習英語的人口大約為10億，另有15-20億人口每天使用接觸英語。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會較熟練使用英語。[2]
語言學家把上述使用英語的人口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指把英語作為他們的母語的人們，通常也是他們惟一的語言。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冰島、南非。第二類是指把英語當作第二語言的人們，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或美國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的香港。第三類是指把英語作為外語來學習的國家和地區，一般與美國和英國沒有十分密切關系。[3]
雖說把漢語作為母語的人口目前也要超過13億（包括海外華人），但講漢語人口多限于中國人和華人，外國人把漢語作為母語或第二語言畢竟鳳毛麟角。這些年，隨著中國的國力的增強，也出現了漢語熱，但與英語熱相比，還不能同日而語。
其實，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不但體現在使用的人口數量上，更多體現在英語的應用范圍之中。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來，英語在全世界各個領域被廣泛應用，包括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術研究等。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把英語作為官方性的語言。[4]有85%的國際組織把英語列為通用語言（聯合國、歐盟等）。世界上有75%的郵件是用英語寫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聯網信息都是用英語出版和的。[5]英語強勢在科學研究領域的交流中尤為明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德語曾替代英語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語言。但是隨著二戰后（尤其是冷戰后20年中）美國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確立，英語的強勢已勢不可擋。據科學引用指數（SCI）的創始者尤金·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教授對1997年全世界幾千份主要科學期刊調查發現，1997年全球共發表925，000份科學論文，其中95%是用英語撰寫，而且這些論文中只有一半是由來自英語國家的作者撰寫的，也即有一半的論文是非英語國家的作者用英語撰寫的。英語的強勢可見一斑。[6]
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在我國也較為明顯，尤其是在過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國英語媒體的大量出現便是例證。到目前為止，我國以傳播新聞為主的英語媒體包括一個英語電視頻道、一個外語電臺、9家英文日報和周報、10家英語雜志和9大英文網站。這對于一個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而言，已足以顯示我國在對外傳播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英語語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統計中還未包括全國各地以英語學習為主的英語報紙。
除英語媒體的發展外，中國的英語學習人數之龐大也足以說明英語強勢的影響。據估計，我國約有3億人口在學習和使用英語[8]，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英語熱，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
我國英語熱的出現與國家的開放政策有密切關聯，這一點在我國入世后更是如此。現在，我國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學生必修英語，從2001年起，還要求在有條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學三年級英語教學[9]。英語也是我國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試的必考科目，還是提拔干部和晉升技術職稱的必要條件之一。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一個人的英語能力還可以決定他是否能夠成為國際化人才的標志。
二、國際傳播中形成英語強勢的成因
英語語言的強勢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語還只是英格蘭的“下等人”所說的語言到1500年以后，現代英語才開始形成，主要指英語已擁有相對穩定的拼寫、發音和詞義[10]。但英語真正作為國際性語言的出現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語的國際性地位。
1.從宏觀角度講，英語強勢并非語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語強勢在國際傳播中的出現并非只是這種語言本身的強勢。正如牛津大學教授瓊·艾奇遜（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樣，一種語言的成功或失敗與語言的內在特性并無多大關聯，而與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關系。[11]
就英語而言，這一點最明顯不過了。在18-19世紀中，工業革命使得大英帝國的影響力開始遍及世界各個角落。英語也隨著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士兵和商人開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語言的目標邁進。英語不光在英國的殖民地使用，就連非英語國家的外交談判也用英語進行。1940年，德國和日本兩國在商議建立反英美的聯盟時，兩國的外長（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語進行談判。[12]
不過，無論英語的適應性有多強，也不管英語勢力曾覆蓋多大面積，目前英語的國際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戰以后講英語的美國的大國地位。丘吉爾在二戰結束后意識到大英帝國的沒落不可避免，于是設想用美國的力量來維持英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當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間的“特殊關系”。隨著全球影響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轉移，一種新的英語（美式英語）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語的流行與英式英語稍有不同：美式英語主要不靠政治和軍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體市場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廣，其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現了“可口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新的術語來描繪英語在國際傳播中的強勢。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紀末，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種“國際性”的通用語言，于是，英語語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為首選目標。
2.從語言層面講，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與英語語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關聯。首先，英語與印歐語系的所有語言都有聯系。對于東方人而言，英語也許會很難。但對于西歐人、俄羅斯人甚至伊朗人來說，英語也許不那么難學，因為他們會發現英語的語法和詞匯與他們的母語有相似之處。
與印歐語系的語言相比，英語又獨具“世界語言”的特性，即英語的多樣性、靈活性和適應性。盡管英語強勢源于英國和美國英語，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國家把其列為官方語言。同時，英語雖然詞匯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語言，至少有50萬個單詞，比德語（近20萬）和法語（10萬）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個英語單詞就可以用英語有效交流。
此外，英語能允許非英語人士進行“本土化”，創造出適合他們的英語，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西式英語（西班牙文加英語）、日式英語（日文加英語）、克里奧耳語（西印地語加英語）、甚至法式英語（法語加英語）和德式英語（德語加英語）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現的“洋涇浜”英語?？傊?，英語的強勢表現為其“能容忍非英語人士用蹩腳的英語使用英語”，進而使他們覺得英語的便利性和親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語的這些“世界性”當然與其文化價值體系有密切關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價值觀能更多地鼓勵創新、能容忍“異己”。也許正因為如此，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現在美國，他不太可能出現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歐洲和東方國家。
其次，英美媒體強大的市場化傾向和技術強勢也足以使英語在國際傳播中占主導作用。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萊塢效應”和“硅谷現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產品，包括英語媒體、電影等娛樂產品；后者主要是指電腦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技術產品。這些產品在世界的風靡必然導致產品所包含的英語語言流行到全世界，這些產品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當然也會幫助英語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取得強勢。
最后，英語強勢的形成還因為現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數已以英語語言形式出現。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獻是用英語撰寫的。要把這些文獻轉化為其他一種世界性的語言，如世界語、漢語或德語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語的強勢的形成就成了一個輪回邏輯：英語是世界性的，因為它本來已經具有世界性了。[16]
、英語強勢的特點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三大特點。
1.首先，英語強勢的實質是講英語國家的強勢。這在英語國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語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語也只是對美國在世界格局中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實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語言雖然還被稱為“英語”，但它攜帶的內容卻是美國文化。[17]
2.這種英語強勢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時期內較難改變。非英語國家可以選擇順應這種強勢還是拒絕，但無法阻擋這種英語強勢的出現。
3.由于語言和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等領域是緊密相聯的。英語語言強勢必然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強化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上的強勢。也就是說，英語強勢不是簡單的語言世界性的問題，它會通過其強勢地位運用各種手段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各個方面（包括語言）產生影響。
四、英語強勢的影響
英語強勢的影響像把雙刃劍。它們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也可以同時出現，即一個看似是負面的影響往往也會伴隨著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這一點不但適用于非英語國家，也同樣適用于英語國家本身。
1.對英語國家的影響
對英語國家或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而言，英語強勢所帶來的影響應該說正面、有利的影響要多于負面、不利的影響。首先英語強勢使得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強勢進一步強化，這些強勢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強英語的強勢；其次，英語強勢還會促使這些國家的國民自然產生一種民族優越感，使他們覺得作為英語人口的榮譽感。從長遠講，這是英語強勢給英語國家帶來的最大好處（或有利影響），因為這會使得整個國家和民族始終保持一種高昂姿態并會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凝聚力。當然，這種優越感和榮譽感在各個英語國家中的表現程度也會有差別，實力最強的美國可能表現最為強烈。
但是，這種強勢所帶來的優越感和榮譽感有時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由于英語在世界范圍內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數英語國家的國民沒有興趣去了解其他國家和文化，較少關心國際新聞,也不想學習外國語。據了解，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使用其他語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學學習阿拉伯語的人中，只有9人畢業，而英國是歐洲使用語言最單一的國家。這種惰性使得他們會越來越封閉，思維方式也會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語強勢及其普及性也會導致英語的變種，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這種變種不但會引起某種語言交流障礙，同時對英美兩國的英語語言本身也產生了影響?！督鹑跁r報》指出對英語的真正挑戰來自那些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人口，因為目前這些人口不但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英語母語人口，這些人口人數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長。該報預言這種情況必將對英語本身產生深遠的影響。[19]
2.對非英語國家影響
英語強勢給非英語國家帶來的影響可能與英語國家正好相反，其負面不利的影響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響。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不同國家的人們能夠自由地進行交流，但是語言并不僅僅是傳播的工具，它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和身份的標志。面對英語強勢的不可抗拒性，許多非英語國家覺得無可奈何，但對英語強勢所帶來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國主義）又表示擔憂，因為這些文化入侵所帶來的影響雖然看不見、摸不到，但確確實實存在，而且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有人甚至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這些殖民宗主國過去炮艦政策的延續，只是現在殖民的手段相對文明了一點。[20]
尤其是對那些少數語種和民族而言，英語的強勢可能是毀滅性的，甚至意味著他們的語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語言的消亡這種情況古已有之，只是現在規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說到本世紀中有一半的語言會消失，而有人說是90%。[21]
對于那些也想成為語言強國的非英語西方國家（如法國）而言，這種無可奈何的心理更為明顯?，F在，法國盡管每年花費一億美元來推廣法語文化，但是法語在世界語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語的衰落仍到處可見。法國的科學家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處境，“要么用英語發表文章，要么說著法語默默無聞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語國家便會面臨一種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現代化，還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現代化就必須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會對于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帶來一定的變化。從目前情況看，能否成功地走出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否有效處理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問題。
3.對中國的影響
英語強勢對我國來說正面和負面的作用都有。從正面角度講，英語強勢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語在我國的大范圍的普及，從而有效提高了我國國民的素質和國際化程度，改善了我國與世界接軌的軟環境。試想：如果在過去20年中沒有英語這座語言橋梁，我國改革開放的結局會怎樣？如果我國不引入英語強勢，不重視英語學習，不把英語水平與接受教育、晉升和就職等方面掛鉤，那么過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現一個又一個的英語熱：從新概念英語，到3L,到《走遍美國》，到瘋狂英語，也不可能出現所謂的“英語經濟”，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國莘莘學子赴國外留學，也不可能出現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語媒體。
總之，沒有20多年來對英語強勢的有效吸收，就沒有我國現在具有初步國際化程度的大環境，而沒有這樣的大環境，我國要能夠加入世貿、申奧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能把英語強勢處理得當，只把英語當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們就能用較少的成本較快發展本國現代化，縮小落后的時間，為盡快進行“趕超”打下基礎。
當然，許多中國學者對目前的英語強勢和普及所帶來的潛在危險表示擔憂。1998年在哈爾濱召開的“技術進步和當今世界發展”研討會上，他們認為在當今信息技術時代，語言的強勢必然會觸發文化強勢，從而產生新的不公正。[23]
這種擔憂顯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語在漢語中的滲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員在記者招待會上隨口會說出WTO、PNTR、APEC等英語縮寫，仿佛說自己家鄉話一樣。年青人中更是滿口TOEFL、GRE、NBA。即使你問一位老太太去醫院干嗎，她會回答：“我做CT”。
著名社會語言學家陳原認為這是漢語的奇觀，奇在沒有任何紅頭文件規定的情況下，英語單詞會如此自然地出現在漢語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為何義但照說無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在帶來積極作用時也可能帶來潛在的危險（負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對漢語甚至我國文化可能會產生的負面作用？本文認為首先我們沒有必要杞人憂天。正如陳原教授所說的那樣，有生命力的語言（或文化）從來不怕異物的“入侵”。任何語言都不是自給自足的，時不時會攙雜一些異物才能豐富和發展自己。[25]從另一個角度看，漢語在英語強勢面前能夠有效吸收眾多的英語單詞，正是漢語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現。因此，面對英語的強勢和我們漢語的彈性，我們應該充滿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滿懷憂慮感。
語言如此，文化當然也如此。中華文化五千年來之所以能源遠流長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過英語強勢必然會影響我國的文化。但是，從長遠講，我們如果能吸取外國文化的精華，去其糟粕，中華文化也一定會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發展，更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五、結束語：英語強勢的未來
在英語強勢之前，其他語言（如拉丁語、世界語、法語和德語）也曾出現過強勢，但是隨著講這種語言的國家影響力的下降，這些語言的強勢已經不復存在，有的甚至已經死亡。那么，英語也會沉浮嗎？英語會像其他語言一樣出現頹勢嗎？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語言都會沉浮，英語也不應該是個例外。那么英語頹勢的標志是什么呢？《英語的未來》的作者大衛·格雷多爾（DavidGraddol）認為科學技術是一大標志，他認為英語出現頹勢的標志可能是當重大技術發現不斷出現在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時候。這個時候英語的重要性可能會大幅度下降。[26]
科學技術當然是一個標志，但筆者認為英語出現頹勢肯定還會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等）有所表現，畢竟一種語言的強勢是靠其他強勢來支撐的。事實上，英語國家公民中對國際新聞缺乏興趣、對世界事務缺乏了解以及學習外國語言所表現出的“低能”都表明了這些英語國家（至少在這些方面）的不靈活性甚至僵化趨勢。從長遠來講，這也許是英語走向頹勢的開始，但是應該承認這一過程將是漫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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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互聯網；服務意識；民族主義；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最熱門也是最敏感的話題。事實上，思想文化領域的全球化比經濟和科技領域都來得廣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應對這一沖擊是一個目前不容回避的問題。這不是簡單的互通有無的過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競爭，它關系到世界占大多數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嚴。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無疑是國際大眾傳播媒體。這些傳媒依靠現代電訊手段，把信息傳達給遠距離的受眾。有一定規模的國際傳播始于短波廣播出現之后。20世紀末，國際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以互聯網為媒體的互交式傳播為特征的“無中心”傳播。有人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使大眾傳播一夜之間變得“平等、民主”化了。但問題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可能擺脫一種幾乎是終極的阻礙——文化差異的存在，而文化的差異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勢力固化了。
無論如何，國際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勢為依托，正成為新世紀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個成員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重新洗牌的機會，在國際傳播業中重新調整策略。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體制上、觀念上經歷一番脫胎換骨的演變，從而在勾畫新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有所作為。
作為宣傳的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的出現一開始就與政治緊密關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廣播便是一個散布威脅言論的機關。
1923年，德法之間為魯爾事件展開有史以來第一次廣播戰爭。1927年，各國為了反擊別國的敵意宣傳，英、法、荷、比、葡均紛紛建立電臺，加強發展國際廣播以鞏固其殖民地。
蘇聯于1929年建立了國際廣播電臺，從事對外宣傳。
在第二次大戰中，廣播戰登峰造極，德國使用恐怖戰略，對捷克、波蘭、荷蘭、挪威等國從事宣傳戰。1941年，德國計用88個短波臺對歐洲廣播，但不準其人民收聽廣播，否則處死刑。
1942年，戰時新聞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權發展心理作戰及國際廣播。1942年成立了美國之音。1948年，美國國會授權“美國之音”從事國際宣傳，由國務院管轄。
“國際廣播電臺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務項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聲音，這些聲明可能以通告、報道、政策演說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說政府機構是國際廣播的始作俑者，沒有國家的介入，國際廣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廣播可以說都是以宣傳為目的的。
到了冷戰時期，國際輿論的斗爭也多半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冷戰結束后，國際大眾傳播行業里的對抗意識仍然主導著它的總體策略。
國際傳播的市場化
冷戰結束以后，對抗由兩極變為多極，對抗的焦點已由意識形態轉為對國際信息市場的爭奪。
從80年代開始，商業電視媒體看到了開拓國際市場的可能性。媒體巨頭通過文化交流和新聞自由的名義在發展中國家推銷自己的節目和取得播映權。1980年6月1日，有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的全新聞頻道開播，它主要通過衛星－有線傳送系統向世界各國的用戶播出節目，它標志著商業性國際電視廣播的崛起。1993年，CNN國際臺總收入9300萬美元，贏余不多，到1994年，它單單利潤就達到6600萬元。
CNN在商業上的成功和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推動了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先后開辦了以新聞報道為主的對外電視廣播，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商業廣播公司紛紛開辦各類衛星電視頻道。
1991年5月香港衛星電視臺開播后大獲成功。1993年、1995年，該臺的全部股權先后賣給了國際傳播界巨頭魯珀特·默多克。衛星電視臺的節目通過亞洲一號通信衛星覆蓋亞洲的近50個國家和地區，根據1997年的數字，全球收看衛視的約有4200萬戶。
國際傳播從政府行為轉為商業行為是一個大的跨越。它大大減弱了國際傳播中的火藥味，部分傳播的主要驅動力從意識形態宣傳轉為收視率和廣告利潤。市場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經是孤獨的領域如今一下子充滿了推銷者的殷勤。他們使國際傳播體系變得多元化了，形勢也變得尤其的復雜。這些老到的電視業資本家在大把掏錢占領空中覆蓋面的時候，非常清楚他們在干什么：只要信號接受的技術障礙一旦克服，觀眾的收視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導的；他們相信優秀的質量和服務戰無不勝。
在新的形勢下，雖然意識形態的斗爭淡出背景，但商人決不會把贏利放在損害本國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觀、公正為己任的新聞通訊社也不會例外。
“近年經傳播學者研究證明，世界性與地區性之新聞通訊社均以其本國利益為前提，并非以服務世界或地區利益為目的，由此可斷言，國家通訊社乃是國家利益的發言人。”②
同時商業化趨勢也強化了世界范圍內文化發展的兩極分化。而且通過商業推銷的往往不是文化的優等貨色，而是迎合中低層的快餐型消費。
市場化隨著傳播科技的飛速發展已經嚴重地威脅著弱勢文化。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銷售的文化產品帶有強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這種文化產品通過跨國媒體公司的推銷，在發展中國家產生著潛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響。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變著本土文化精英的語匯，他們即便是在捍衛本土民族文化的時候也離不開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為批評的基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計劃基本上是追隨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術精英實際上已經無法擺脫全盤西式現代化的大語境。
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革命”
20世紀90年代初，超本文電腦語言的發明和適合家用電腦使用的網絡瀏覽器的出現使互聯網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實際上更是一場大眾傳播的革命。一批網絡和電腦技術人員迅速以一種嶄新的項目和方式在電信和傳播界拓出一片領地，強烈地沖擊著傳統的傳播媒介。
互聯網的傳播有很多優勢，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沖擊力的。這一特征一下子扭轉了大眾傳播權利對資本越來越多的依賴。然而，資本是無孔不入的，資本在尋找增值的機會，技術發展的后勁也要靠資本。掌握一定資本和管理資源的傳統傳播媒介為了維護它原有的地位紛紛主動介入互聯網，試圖利用他們的內容采集編播優勢奪回失去的部分領地。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尖端技術人才仍被新興網站公司擁有。爭奪網絡人才的戰斗方興未艾。資本的流動也已經大幅度轉入互聯網業，它迫使這一繼報紙、廣播和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的發展漸漸呈集中化趨勢，強強聯合，大魚吃小魚之類的兼并每天都在發生。有人擔心這種集中會改變互聯網的自由、平等的性質。這種擔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沒有相關的立法，優勢網絡公司可以大批量地發展強大的病毒武器攻擊競爭對手，互聯網上的“暴力”會迅速增加，而最終稱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財團擁有的門戶。
互聯網的優勢是明顯的，它的影響還只是初顯端倪。誰抓住了這一發展機會，誰就會在這新興的國際傳播舞臺上站住腳。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廣告效應；對文化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效率極高的同時是無限廣闊的傳播和交流的天地；對社會來說，它或是增強社團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組織；對國家來說，它關系到國家形象的樹立，做得好有利于國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權的存亡。
互聯網上信息的低質量和網絡行為的無政府主義也增加了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樣的消息網點在著無數未經證實的消息，事實和謠言混淆不清，無聊的內容也一樣在消耗年輕人的時間。此類“非正規教育”正在把我們下一代引向何處，是個令人堪憂的問題。
總之，互聯網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21世紀國際傳播的最主要媒體?；ヂ摼W一度讓所有人——窮的富的、強的弱的站在了一條差不多的起跑線上，一些能把握機遇、做出正確對策的弱勢群體就有可能完成一次發展的飛躍，從而過上揚眉吐氣的生活。
國際傳播的對抗意識和服務意識
如前所述，國際傳播從他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傳”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宣傳與反宣傳可以說是國際大眾傳播的原型。蘇聯和英國是兩個最早開始國際傳播的國家。冷戰時期中，美蘇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是白熱化的，他們所進行的國際輿論斗爭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這種對抗原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出現，現在多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勢力上的對抗。這種政治概念主導下的對抗和市場競爭中的對抗是兩個概念，它和大眾興趣無關，只注重國際政治的斗爭，或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完美無瑕的形象。冷戰雖然已結束10年了，然而國際大眾傳播領域中的冷戰意識或者說對抗意識依然非常濃厚，主導著許多國際傳播部門的編輯方針。
發展中國家多數沒有商業國際廣播，他們的國際廣播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在他們和發達國家的利益沖突中，往往處于輿論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體在冷戰后期，自居為冷戰的勝利者，在輿論上對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國家更是頤指氣使，是國際傳播中對抗狀態的誘因。所以，一旦哪個發展中國家拂逆了發達國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動的國際輿論中，于是他們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和發達國家新聞機構作針鋒相對的反宣傳，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但發達國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論自由而不加理睬，這都加劇了國際傳播中的對抗意識。
然而，我認為，從發展趨勢來看，在國際傳播中制勝的還是服務意識和市場競爭意識而不是對抗意識。
向觀眾提供服務的意識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務意識作為國際傳播的一個重要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則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業國際傳播媒體出現之后才真正得到了體現。商業傳播媒體把國際傳播不再看作戰場，而是當作有利可圖的市場。鑒于跨國公司的品牌急于在遠東、東南亞開拓市場，商界巨頭非常樂意在覆蓋全球的媒體上做廣告投資。這樣，國際傳播就有了和經濟利益結緣的歷史。美國在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CNN商業運作的成功刺激了眾多媒體向國際化發展。他們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勝利，而是傳播的效果和穩定的收視率，從而保障廣告的收入。CNN承認它的收入增長的大部分來自國際市場。美國廣播公司（ABC）開辦了亞洲臺，在歐洲開辦一個商業頻道。全國廣播公司（NBC）開辦了對歐洲的有線電視頻道（CNBC），對亞洲的商業新聞頻道（ANBC）和對拉美廣播的西班牙語頻道。特納公司在拉美和歐洲全面覆蓋，英國傳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進入國際傳播業，開設了空中新聞電視臺和香港衛星電視臺?！八鼈冞M行電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潤?！崩麧櫟尿屖故顾麄兎浅Ｗ⒅胤蘸屯其N技巧。
毫無疑問，服務意識的注入使傳播的內容更具有可讀可視性。做到這一點，對具有商業運作歷史的媒體來說是很容易的，他們只要把在國內的一套做法，搬到國際上來，就會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對國家管理下的傳播機構來說，要用服務意識來替代原來的宣傳意識就比較困難。由于體制上依然是對抗時期的體制，原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觀念沒有及時轉變，所以，很多國家的國際傳播的主導思想仍然滯留在強調對抗的形態上，或是把服務作為手段，對抗作為目的。這種沒有建立在市場上的服務總是膚淺的，因為服務與否不影響生存，他們便不太注重市場調研，節目的生產往往不與市場掛鉤。這樣，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觀眾的口味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員在論文中反復呼吁和提倡的一種分外的要求。
服務意識看似無高尚的立場和目標，但沒有它，就沒有市場競爭，想對抗都無從談起了
傳播中民族主義的陷阱
國際媒體仍然因循著冷戰時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愛憎強加于受眾，使民族主義情緒蔓延到國際傳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傳播者本人一樣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政黨，這純粹是一廂情愿的事。如果這種宣傳政策在本國國內是必需的話，在國際傳播中則是不宜直接表達出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受眾群體來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們也許愿意了解一些傳播者國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應指望他們也一樣會津津樂道這種成就，弄不好反而會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國際傳播中要特別忌諱民族主義的宣泄，要特別避免挫傷其他民族的“愛國主義”情緒。有些國家基于自己強大的國際地位，說話無所顧忌，刺傷了別國“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義上處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這種誤區在發達國家的傳播中有，在發展中國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際傳播大都是從屬于國家政府部門，或剛剛在經營政策上獲得一些獨立性，管理決策層有很強的對抗意識。因為有過被殖民化的歷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意識更加敏感，他們把愛國主義的宣傳在國際傳播中加以不適當的突出強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視為有辱國家形象的消息和評論。這種意志通過行政管理和政治審查的渠道貫徹到媒體從業人員的具體操作中，就使得整個傳播業為一種偏頗的使命感所籠罩，形成一種和市場親合力相反的力量。
國際傳播研究者從技術上指出了4種影響文化間傳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優越感。
美國人類學家桑奈（W.G.Sunner）對種族優越感有專門研究。他指出從很早期的社會中就有團體的內外之分。團體對本身的感覺總是優于外團體。（一群團體彼此之間可能有某種關系，如血親、鄰居、盟友、姻親或商業伙伴，這種關系使他們團聚一處，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們開始區分你、我——外團體與內團體。）他們總是認為內團體是道德的、優秀的，自己團體的風俗是獨創的、人本的。但這種態度由外團體的主觀出發，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傳統”，而外團體可以把它描述成“他們一切以自我為出發點，自我中心，他們愛自己比愛我們多”。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勇敢求上進的。我們為維護本身的權益而奮斗，我們保護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團體會把它描述為“他們具有侵略和擴張的野心，他們想犧牲我們超越前進”。
文化傳播的學者還發現“種族優越感的程度與社會地位、教育水準、性別和年齡沒有顯著的關聯；越是屬于一個社會中的弱勢團體，種族優越感的傾向越嚴重。然而“一個人越是閉關自守、獨斷專行，優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優越感之外，他們還指出了文化間傳播中的刻板印象和為他人設想的能力（empathy，一譯‘神入’）的作用?？贪逵∠笏|及的范圍不但涉及其他的種族、社會群體，也及于自己所屬的種族、群體。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實在內?？偟膩碚f，“刻板印象往往妨礙了不同種族間有效的溝通”。⑤
文化間的傳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這種情況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價值觀來評估了解乙方。傳播學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來促進交流。
“我們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設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義，事實上，為了達到有效的傳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須能夠為收受信息的人設想?！雹?/p>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確的假設是困難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避免過早形成一種態度或印象。也就是說，國際傳播者應該對其他文化事物盡量保持客觀開放。如果發現對方有不同之處，也要尊重對方的想法與做法。這種為他人設想的技能如果能夠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的傳播與交流中得到廣泛的推廣，這對整個人類的文明都將是偉大的貢獻。
管理中的毒瘤
現代科技支持的國際傳播已經向傳統傳播發起了挑戰。國際傳播的多元性和大眾參與性將成為國際傳播的主流形態。資本或權力對傳播的控制將越來越困難而且不合時宜。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從事國際傳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觀念，同時要不懈地和作頑強的斗爭。
是管理中的一個毒瘤，是企業或服務部門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癥狀是不求創新、不求效益，但求無過，以保住自己的官職。這種作風與迅速發展的國際傳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媒體中的每個從業人員要以為受眾服務為目的去處理問題，而不是違背這一原則，把個人的利益放在事業的發展之上。眾多管理人員把大量時間花在寫不實的成績匯報上，形式主義的文山會海中。從上至下，層層加碼，會議不斷打亂了正常的經營和業務管理，浪費了大量人力和財力。許多需要及時處理的事情都在無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貽誤了時機，時機的喪失在全球化迅速推進的今天是莫大的罪過，因為信息技術革命發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個機會，便意味著一連串的機會的喪失，意味著又是幾十年經濟地位的落后。
國際傳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載體，主動介入國際傳播即是介入全球化進程。在全球化中競爭即是在國際傳播中競爭。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別人就會把他的思想全球化。當前，以互聯網為主要形態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為21世紀的重要議題。信息革命給了每個人一個廣闊的天地。讓我們抓好這一時機，使世界在改變你的同時，你也在改變著世界。
注釋：
①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198頁
②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9頁
③郭景哲：《讓世界了解中國》第112頁
④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14頁
⑤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94頁
⑥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42頁
參考書目：
《國際傳播》，李瞻，三民書局，1984
《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編寫的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栈俏覀冞^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關鍵詞國際輿論大眾傳媒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輿論具有鮮明的媒介化特-征，大眾傳播不僅是國際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國際輿論產生的主要土壤及其體現的主要平臺。目前，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認為，“國際輿論已經約定俗成地特指外國媒體上的言論”。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認為，所謂國際輿論，是指以大眾媒體為主要傳播渠道，以大眾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為主要表現形式，反映大眾媒體、國際公眾、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對國際事務，問題的相對一致、且具有廣泛影響的信念和態度的總和。下文將從三個方面就國際輿論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術與國際輿論
從技術角度看，媒介技術的發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態直接決定了受眾如何獲取外界信息和傳播信息，并改變了信息的性質；媒介本身也成為信息的一個組成部分。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體)即訊息”的論斷，認為。傳播媒介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何種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響和培養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謂媒介即是訊息，“只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有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日任何一種新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進路，因為媒介對信息具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決定著信息呈現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內在關系；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意味著人類感知和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以及新社會類型的出現。
當代輿論處在全球化傳播時代，依靠的主要是電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輿論場。媒介技術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輿論生成的時間快慢、范圍大小，以及國際輿論本身的質量問題，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見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與國際輿論
與媒介技術發展相適應的是，媒介內容的革新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對國際輿論生成和發展具有同樣重要而顯著的影響。媒介技術、媒介信息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起作用，就像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時代一樣，媒介技術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許)媒介內容的形式和種類都發生了改變，我們對這些媒介內容的需求也改變了，舊有的媒介使用習慣被打破，當新興媒介提供嶄新的內容選擇的時候，新的媒介使用習慣也在形成，從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換”，即當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術所代替時，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過自身的某些轉型抑或直接賦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從而獲得“新生”。
因此，從媒介內容上看，其承載的信息本身也決定了受眾如何觀察和認知周圍環境。當信息與公眾認知形成共鳴，并產生一致效應時，國際輿論就能夠形成。在國際信息傳遞過程中，各國媒體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國際信息傳播，并在影響國際輿論上發揮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國際信息傳播過程中，大眾媒體不僅是信息的傳遞者，而從普通人的認知能力上說，由于我們不可能直接面對如此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現實環境，我們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眾傳媒來認識外部世界，特別是眾多的國際事務遠離一般他們的視野，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借助于大眾媒體來認識國際事務。
這其實說明r，雖然國際事務的相關信息與我們具有某種相關性或我們有了解的興趣，但由于這些信息遠離我們的直接認知范圍或超越我們的認識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真正客觀、獨立地思考這些國際事務，尤其是國際性公共危機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公眾對媒介更為依賴，依靠大眾傳媒來作出判斷和通過大眾傳媒所構建的“虛擬環境”來認知世界。而一旦這種從媒介獲取的認識形成，就會慢慢的被“固化”，“人們會對相反的一面視而不見，于是很容易對一個國家形成‘明顯的態度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形成具有某種導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這種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各種干擾媒介信息對國際公眾和國際輿論的因素。關于這些干擾因素，傳播學界先后提出了多種理論假設來說明在媒介的影響力到達現實輿論(或公眾)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緩沖體(區域)，阻擋、分散、曲解、消融著媒介發出的信息，或減緩著信息的傳播速度。對此，美籍華人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李金銓認為，“受眾不完全被動，他們隸屬于各種團體，生存于各種社會關系，也有七情六欲，這些都構成媒介信息的‘緩沖體’，而這些‘緩沖體’(buffers)或‘過濾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釋、扭曲、壓抑，信息一旦到達受眾身上，已經和原來面目不同了”。
雖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提出了受眾對信息進行主動“解碼”(Decoding)的三種立場更是體現受眾主動性、能動性的理論結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形成究竟有多大影響力的問題。雖然，我們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在當今信息交流高度發達，人們對信息依賴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時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重要建構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維?莫利(DavidMorley)和凱文，羅賓斯(KevinRobins)所說的，“不應過高估計媒介消費者個人隨意評說傳送來的節目的自由。即使他們有這個自由，他們選擇重新解讀的節目也局限于勢力強大的媒介機構建立的‘菜單’之內。再說，這些節目通常制作成‘更傾向于’某種解讀的樣子，從而即便人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種‘解讀’，也誘使觀眾以某種特定方式‘領受’該啟示?！薄?/p>
綜合來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影響是明顯的。在短期內，受眾從媒介上獲得了認識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經驗范圍之外的人和事；從長期來看，受眾在獲得信息時。也會受到媒體對信息如何解讀、如何認識外部世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影響受眾自身對事物的態度傾向。因此，在媒介對國際輿論傾向性形成的影響來看，國際受眾是在對信息進行解讀的基礎上會逐漸形成自已的某種態度、傾向、意見等，只是這種影響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是一個逐漸發揮作用、不斷修正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更有效的開展國際輿論營造和引導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三、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與國際輿論
國際輿論的生成和發展與大眾媒體有著明顯的內在關系。對此，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因為在國際事務上，大眾傳媒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
一方面，大眾媒體是國際輿論生成的主要載體和傳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當今世界，傳媒技術的發展以及傳媒信息的傳播極大地擴展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圍。從早期的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當今的數字化媒體，它們不僅時刻在向人們構建“擬態環境”，而且其發揮的作用在逐漸增大，人們對外界世界的了解越來越依賴媒介機構，以至于將“擬態環境”等同于客觀環境本身?！霸谶@種由媒體構建起來的‘擬態環境’基礎上，媒體決定了人們關注什么，決定人們從哪種角度看待問題和用什么邏輯來分析問題”，因而國際輿論的媒介化特征就愈發明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支配著媒介，誰就控制著媒介話語權；誰支配著媒介話語權，誰就擁有掌控國際輿論的主動權。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輿論全都負載于大眾媒體之上，國際公眾通過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的對國際事務或對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的態度、意見等也是國際輿論。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查項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圍的若干重大問題在很多國家進行輿論調查，年度報告。當然，對于能否將輿論(包括國際輿論)簡約為個人層次上的意見聚集曾有爭議，但目前人們普遍傾向于將輿論調查測量出的意見作為輿論的一種呈現方式。
另一方面。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的方式及其傾向直接影響受眾對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認識。雖然對媒體傳播效果的認識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大眾媒體對受眾態度的影響一直是相當明顯的。從國際輿論形成角度看，大眾媒體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國際事務的知識結構，而且也改變了國際公眾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方法和思想過程，并促使人類社會由相對分散、孤立的發展逐漸走向相互依賴與融合，從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傳播學理論中“啟動效應”、框架作用以及議程設置能力等，就明確指出了大眾媒體言論和大眾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和報道傾向對國際輿論傾向性的生成和發展趨勢的內在關系。
從短期來看，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及其報道傾向構成了國際輿論的表層結構，這更多的是國際輿論影響中對某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情緒性表達，如在國際貿易中，往往為了現實的經濟利益而出現的“經濟利益至上”傾向。當前，國際傳播特別是國際新聞傳播在時效性上已實現了時時傳播、同步傳播、跨區域傳播。因此，國際公眾對某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認知在短時間內難以達到全面的程度，在一些敏感性媒介事件上很容易受到這些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的影響，情緒化的反映也就難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