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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務會計；本質特征；公允價值會計；確認計量；差異分析
中圖分類號：1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1―0094―03
當2007年的信貸危機導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金融機構紛紛將造成世界經濟動蕩的始作俑者歸咎于《公允價值計量》(FAS No，157)，[1]并積極游說政府中止執行該準則。美國SEe在2008年年底發表的《市值會計研究》(Study onMark―To―Market Accounting)中支持FAS No，157：任何對公允價值會計運用的質疑，只會降低財務報告的透明性并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是對投資者隱藏金融機構的真實經營狀況。因此，金融危機非FAS No.157所致，不應中止其執行。SEC的研究報告是對上市公司執行FAS No.157的影響分析，事實是否如此，需要從財務會計的本質特征進行分析。
一、財務會計本質特征 會計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一個人造的經濟信息系統，各子系統因其本質特征不同而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將財務會計數據整合成各利益集團所需的會計信息，以反映、控制特定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
(一)財務會計與企業內部資源配置緊密相關
Pareto提出的資源最優配置僅限于市場運用價格機制對稀缺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資源配置的腳步并未停止，而是隨資源流入企業而繼續進行配置。Coase認為企業的本質是對市場價格機制的取代，資源配置可在市場和企業兩種相互補充的替代形式中進行。20世紀20年代之后，財務會計從傳統會計中獨立出來，其最終生成的財務報告，對外為相關利益集團公告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內部資源配置的狀況和優化成果(即會計信息)，成為企業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來源。
(二)財務會計應具有相對獨立性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本質特征，并在其發展過程中秉承其本質特征，客觀環境的變化只是學科體系內基于本質特征的調整，這是置身于客觀環境的學科發展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財務會計在反映瞬息萬變的經濟環境時也具有其相對獨立性，不隨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隨意改變其本質特征。否則，隨波逐流的財務會計將在發展的道路上迷失方向，成為用來支持任何觀點的工具。
(三)財務會計本質特征
財務會計是會計的重要分支，財務報告又是財務會計的核心產出，三者之間的關系可利用集合論總結為。
1.歷史性是財務會計本質特征
20世紀70年代，APB Statement No.4指出財務會計是“以貨幣定量的方式提供有關企業的經濟資源及其義務的持續性歷史，也是提供引起該資源及義務變動的經濟活動的歷史”。FASB在1978年的SFAC No.1中闡明“財務報告應提供企業在一段時期內的財務情況ASB在sP(Statement of Principlesfor Financial Reporting)中闡述“財務報表提供的財務信息主要是歷史的，無法反映可能提高或削弱報告主體經營成果的未來事項和交易，也無法預測經濟環境的潛在變化對企業造成的影響”。2001年4月，IASB在修訂的Framework中強調，財務報告提供的會計信息應包括報告主體控制的經濟資源，傳達報告期間優化經濟資源配置的能力，有助于預測報告主體未來取得現金或現金等價物的能力。葛家澍(2003)認為財務會計是一門歷史科學，通過其報表反映一個企業經濟活動及其結果的真實圖像，提供該企業的歷史會計信息。
以上文獻均強調財務會計具有歷史性的特征，主要提供報告主體的歷史會計信息，反映經濟真實，評估受托責任，以助于經濟決策。
2.財務報告繼承財務會計本質特征
歷史性是財務會計的本質特征，且不受經濟環境的影響，作為財務會計重要元素的財務報告，理應繼承財務會計的本質特征，充分體現歷史性，最大限度地如實反映經濟真實。但是，即使利益集團干擾準則的制定，也不應突破財務會計歷史性的本質特征，否則會撼動財務會計的根基。
二、歷史性財務報告的主要判斷依據
(一)最低限度地運用判斷、估計
Paton認為價值是高度不確定的，財務報告是建立在具有不確定性的價值及其有關的交易和事項的基礎上，不可避免地會摻入判斷和估計，降低財務報告如實反映經濟真實的能力。為減少估計和判斷帶給財務報告的“副作用”， Statement No.4主張確認要與可驗證的交易數據相關聯，同時運用一致和有序的方式，最低限度地運用估計來最大限度地反映經濟真實。
(二)不預測未來發展趨勢
財務會計的本質特征決定財務報告的基本職能，即如實反映企業的經濟真實，忠實地記錄并報告企業經濟活動的歷史，而非預測未知。ASB在sP中便明確闡述：“財務報表提供的會計信息主要是歷史的，因此無法反映可能提高或削弱報告主體經營成果的未來事項和交易，也無法預測經濟環境的潛在變化對企業造成的影響”。雖然預測企業未來發展趨勢并提供相關信息會有利于理性決策，但財務報告的核心仍要以反映為主，不能越俎代庖，把對企業未來的財務預測強加于己身。
(三)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會計為主
財務會計的計量屬性是被計量客體的特性或外在表現的貨幣化形式。某種可用貨幣計量的屬性同確認相結合形成該計量屬性會計。公允價值會計是把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或負債及其變動納入財務報表予以確認。反之，若公允價值量的對象未納入財務報表，則不是公允價值會計。
三、公允價值會計對財務報告的影響
在現行財務報告模式下，本文結合財務會計的基礎理論來分析公允價值會計的缺陷。為方便分析，僅以IFRS9前的金融資產為例。
(一)離開會計主體的計量不能反映經濟真實。
科學或理論研究根植于各種基礎假設之上。Paton認為價值是高度不確定的，財務報告是建立在具有不確定性的價值及其有關的交易和事項的基礎上，通過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貨幣計量架構的三維空間對價值及其變化進行度量。該空間以會計主體為計量的前提基礎，規定財務報告的空間范圍，如實反映該主體發生的交易和事項的價值及其變化，與該主體無關的交易和事項不能進入該空間，也不能離開會計主體而隨意改變財務報告的空間范圍。
FAS No.157強調“公允價值是一種以市場為前提的計量，而不是以特定主體為前提的”，不僅把與企業無關的交易和事項納入三維空間內，而且還以市場為計量的前提基礎，隨意改變財務報告
的空間范圍。金融資產持有期間的后續確認都是市場中其他主體的交易行為，與會計主體無關，以市場為計量前提只會擾亂財務報表的內在邏輯，無法如實反映企業經濟活動的真實性。
(二)金融資產持有期間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不應予以確認
由于IASB采用廣義收入的概念界定企業收益，收益確認的時點以該資產在所有權上的重要風險和報酬是否已經轉移給對方作為界定的標準。雖然金融資產持有期間的公允價值變動可確認為收益，但金融資產持有期間的重要風險和報酬并未真正轉移，其公允價值變動情況無法按IASB的規定得以確認。仍以期權為例，由于期權交易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對等，致使雙方面臨的風險和報酬存在明顯差異，而且只有在期權真正被執行時才發生風險和報酬的轉移。雙方在期權執行前的承諾并不等于風險和報酬也隨之轉移，該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及其持有期間的收益都不符合收益確認時點的界定標準，不但使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下降，還會影響投資者決策。
(三)金融資產持有期間收益擾亂財務報表之間邏輯關系
公允價值是某時點的估計值，性質上等同于未來預期現金流量的貼現值，蘊含多種未來風險因素和不確定性，是金融資產未來趨勢在當前時點的體現。本文認為，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在持有期間的前后兩期變化情況確認為持有期間收益，會擾亂財務報表之間的邏輯關系。
一是，當期收入與費用配比得到的凈收益屬于特定期間的計量指標，是已實現交易和事項的凈收益；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是包含各種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未來各期現金流量的折現值，其持有期間的變動是對未來各期現金流量折現值的預期變化，變動的差值便是持有期間的預期收益，與已實現的、可持續經營的期間凈收益無關。二是，相互無關的收益指標最終形成混合收益=特定會計期間已實現收益是未來預期變化的未實現總收益，相加的結果沒有意義。
綜上所述，公允價值會計引入財務報告后，并未從根本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反而使會計信息帶來順周期效應，致使報表波動較以前更為劇烈。本文認為公允價值并非無過，應更謹慎地分析其在財務報告中的列報等披露問題。
[參考文獻]
[1]SEC.Study o11Mark―To―MarketAccounting[R]，2008.
[2]葛家澍，劉峰，會計理論――關于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的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3]葛家澍，財務會計的本質、特點及其邊界[J].會計研究，2003，(3).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持續繁榮，國家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密切。在緊急危機爆發之后，我國受到了危機余波的沖擊，國內企業的公允價值會計受到了影響。不同國家的學者對公允價值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公允價值毫無意義，一些學者確認為公允價值可以彰顯投資市場的透明度。為了發揮公允價值的積極作用，我國學者必須把握財務會計的本質特征，對公允價值會計進行精確分析。
二、公允價值概述
1.內涵
所謂的公允價值，就是當天交易產品或資產所需要支付的價值。公允價值在會計報告中占據著重要位置，是投資者參考的依據。在核算公允價值的過程中，需要對產品或資產的交易環境進行測評，判斷買賣雙方的交易意愿。在公平交易的背景下，二者所?f調的價格，就是最終的公允價值。
2.來源
對公允價值的來源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公允價值主要源自市場價格和未來的現金流量貼現。市場價格比較容易把握，在獲取市場價格時，需要對市場報價進行獲取和驗證，將市場價格作為公允價值的基礎?，F金流量貼現的難度比較大，在現金流量貼現的過程中，需要計算產品或資產的折現率，以及市場價格的虧損率等等。
三、將公允價值計量引入企業的必要性
1.優化企業會計報告
首先，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可以優化企業會計報告。在企業進行交易的過程中，合約成為重要的交易形式，產品或資本被記錄在合約之中，不再具有實體形態，傳統的歷史成本逐漸落后于時展的潮流。如果在此時應用歷史成本進行會計核算，只能在合約真正具備法律效率時，才能計入會計報告之中，但是在合約過程中，企業的經濟效益也會出現虧損情況。在引入公允價值計量之后，可以在合約未履行之前，把合約期間發生的業務計入到會計報告之中，對資本或產品的市場價格進行判斷，實現合作雙方的信息互通。
2.提升企業經營業績
其次，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可以提升企業經營業績。在未應用公允價值前，企業在核算經營效益時，需要計算收入與投資費用的差額。事實上，企業除了交易環節會產生費用和收益外，資產流動環節也會產生成本和效益。應用公允價值后，企業在核算經營效益時更加全面，財務會計不僅要計算收入成本差額，還要計算交易資產或產品的公允價值，以及在市場價格發生變化之后，公允價值的增幅和降幅。經過會計核算，會計報告的精確性將大大提升，企業根據會計報告，可以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提升競爭實力，降低財務風險。
3.維護企業實物資本
再次，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可以維護企業實物資本。不同企業的生產能力不盡相同，為了實現企業的循環生產，需要把投入的生產能力進行大規模回收。在應用傳統歷史成本進行會計核算時，生產能力并沒有計入到核算范圍之內。在引入公允價值計量之后，生產能力是重要的核算內容，需要對生產能力的市場價格進行預估，并根據生產能力的市場價格制定回收方案，保障企業的有效權益。
4.解決收益分配問題
此外，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可以解決收益分配問題。在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很容易出現收益分配不均問題，導致企業和投資者發生矛盾，阻礙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一些非實物資產，我國并沒有形成嚴格的劃分標準，企業只能按照歷史成本進行估算，根據資產的歷史成本進行劃分。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上述分配原則很容易導致利益超分配的問題出現。在調和企業和投資者之間矛盾的過程中，公允價值計量的作用得到了凸顯。公允價值可以計算資產的實時價值，優化資產分配。
5.提高會計決策質量
最后，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可以提高會計決策質量。企業在進行會計決策時，需要以會計報告作為依據。在會計報告中，公允價值計量是最重要的參考項目之一。一方面，公允價值計量可以提升會計報告的精確性，幫助企業經營者制定科學的發展決策；另一方面，公允價值計量可以彌補歷史成本核算的不足，提高企業會計決策的質量和水平。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F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睹绹鴤鹘y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梢?，單從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總之，對于“公共財政’這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
“為民”，是財政工作的根本宗旨。公共財政的基本原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實質就是民生財政。如何充分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讓人民群眾更多地享受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是衡量財政工作是否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重要標準。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把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保障、改善民生作為財政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理財為民的宗旨和要求貫穿于財政工作的始終，統籌兼顧，突出重點，確保財政資金向民生事業傾斜，向困難地區和弱勢群體傾斜，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近年來，堅持富民強區并重、富民優先的總體要求，把“惠民生”作為頭等大事，逐年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教育、文化、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投入，多層次、全方位提高居民收入，全區各級財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已由2007年的618億元增長到2011年的1956億元，年均遞增33.4%，民生投入占本年度財政支出的比重由57.1%增加到65.4%，有力地促進了自治區各項民生事業的發展。
“法治”，是做好財政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公共財政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財政運行模式，法治是公共財政的基本特征。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財政收支規模越來越大，公共財政涉及面越來越廣，社會各界對財政部門依法行政依法理財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要求，財政部門和財政干部必須牢固樹立法治觀念，加快推進依法行政依法理財，建立健全財政法律制度體系，將財政收支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確保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公益性和規范性；堅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財，從根本上逐步理順財政分配關系，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體系，讓公共財政在“陽光”下規范運行，更好地發揮財政宏觀調控職能，促進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
“精細”，是做好財政工作的基本要求。財政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做好財政工作必須講科學、求精細。加強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把科學、精細的理念和要求體現到財政管理的方方面面，落實到每個項目的審批、每個數據的審核、每項資金的撥付等具體環節，通過細節管理，努力推動財政科學化精細化管理能力、水平的提高。
“績效”，是財政管理工作追求的永恒目標。財政工作是經濟的“晴雨表”，是國家履行各項職能的重要保障，涉及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工作績效如何，直接關系到國家發展大計和千家萬戶的福祉。因此，必須牢固樹立績效理念，把績效管理與評價貫穿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的全過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細化預算編制，量入為出、有保有壓，保障公共支出，壓縮一般性開支，確保收支平衡；切實加快預算收支進度，保證財政資金及時足額發放到位，充分發揮“四兩撥千斤”的引導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資金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加強財政監督，強化財政資金運行全過程的監管，及時發現、糾正運行中的偏差和問題，積極預防和查處違法、違規、違紀行為，有效防范財政風險，確保財政資金運行安全、高效。
“廉潔”，是財政干部的基本職業操守。財政部門承擔著為國理財、為民服務的重任，財政干部清正廉潔尤為重要。財政干部必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看作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責任，講道德、淡名利、重操守，堅持原則，管住小節，做到政治上清醒、經濟上清楚、生活上清白，堅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園。
現代財政理論的主流觀點認為，國家財政的本質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公共物品應是財政的主要作用范圍。因此。國家財政也叫做公共財政。
為了說明公共物品和公共財政問題，現代西方經濟學從市場缺陷的角度。主要按照生產、提供和消費、享用兩個方面的標準，把所有物品和勞務劃分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兩大類。對公共物品的具體定義各有不同，但各種定義都承認和肯定公共物品具有兩個基本標準或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二是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
從靜態來看，在一個社會中完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可以稱為純粹的公共物品。不完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可以稱為相對公共物品。
從動態來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公共物品的范疇和內容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物質資料短缺狀況下，由于社會剩余產品非常有限，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無法滿足，國家財政的財力有限，必須集中有限的資金和剩余產品進行經濟建設，以保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公共物品的范圍很小，種類也很少，基本上只限于純粹的公共物品。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盡管公共物品的范圍和種類有所不同，但也存在一定的共同之處。特別是完全符合非競爭性、非排他性標準和特征的公共物品，是任何社會都需要的。其中，需要由法律來維護的社會經濟活動關系的“公正”：需要由政府來提供的國防、社會治安、交通等方面的“安全”，是最具代表意義的公共物品。因此，“公正”和“安全”就成為最重要、最基本的兩種公共物品。
因此，對公共物品或公共需要的質的界定，應明確兩點：
1、公共物品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性的公共需要。它可能是全體國民的共同需要，也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需要：可能是勞務性的需要，也可能是物質性的需要。不論那種情況，都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社會性的公共需要。
2、公共物品或公共需要主要由政府財政來提供，市場不可能提供公共物品，這一點無論是從公共物品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特點來看，還是從市場經濟的缺陷和外部負效應來講都不難理解。
二、財政的公共屬性界定
以提供公共物品、滿足公共需要為主的財政。稱為公共財政。要界定是否屬于公共財政，除了必須首先對公共物品進行界定之外，還必須明確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財政的本質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本質。財政是一種分配關系，所以，財政的本質在于經濟利益，即財政所體現和維護的根本經濟利益，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地位、權力等其他社會范疇。
2、財政的公共屬性取決于財政的本質。對財政是否具有公共屬性不能只看表面現象，而要看財政的利益本質，盡管“公共財政”一詞最早由西方提出，盡管西方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財政在公共性支出方面，特別是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已占其國家財政支出的相當大的比重，甚至成為所謂的“福利國家”，但是，這些僅僅是表面現象，這些現象只是維護資本關系的具體方式，是維護少數資本階級利益的手段，可以設想，如果要維護少數“資本階級”利益的資本制度，這些所謂的高福利也就很難存在。至于以“安全”名義開支的龐大軍費，則幾乎無一例外的帶有軍事侵略性質，無論對于這些國家本身，還是對于全球其他國家來講，這樣的“公共安全物品”不但沒有公共物品意義上的“安全”意義，反而是一個“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按照上述分析，首先從公共物品來看，“公正”和“安全”在任何社會都需要由政府來提供，提供這兩種物品的支出就成為政府財政的重要支出，不同時代的財政，即使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財政，也都必須保證和維護這兩種公共物品的供給。這也成為不同時代的財政共性，或者說，從“公正”和“安全”來講，不同時代的財政都具有公共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公正”和“安全”，從根本經濟利益上講，是為了保護資本制度和資本關系，維護少數的“資本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階級”的利益之下的“公正”和“安全”，不是全社會全體國民普遍意義上的一般“公正”與“安全”。因此，從本質上講，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并不是公共財政，而是維護資本制度和資本關系的“資本財政”。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公正”和“安全”，既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資本關系式的，而是建立在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利益基礎之上的，因而，社會主義的財政才是真正的公共財政。
三、社會主義財政的本質屬性是公共財政
社會主義財政既不同于帝王式的“家財政”，也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維護少數資本階級利益的“資本財政”。社會主義的財政是真正維護全體國民利益的公共財政。
社會主義國家財政提供社會福利性的公共物品少和比重低，既有其歷史原因，也有主觀認識失誤的原因。從歷史來看，截止到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經濟、科學技術落后的基礎上建立的，到目前為止，現存的和曾經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實力、科學技術等領域。仍然處于落后狀況，國家財政還無力承擔和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性公共物品。全體國民的生活水平和各種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從根本上都取決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實力、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下，面臨著資金、技術市場等經濟要素的短缺，必須通過國家財政集中有限的資源加快經濟發展速度。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在收支兩個方面都偏重于生產，特別是在財政支出方面，用于生產性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相當大比重，呈現為典型的“投資性”財政，而用于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則明顯偏低。這種現象不但使西方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財政的公共性，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對財政的公共性也存在很多偏見。
社會主義的國家財政投資往往會涉及市場經濟的競爭領域，所提供的物品往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私人物品。因此，這種投資的公共性，或者說這種投資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不完全符合公共物品的兩個基本標準或特征，因而其公共性并不明顯，但這不能否定其公共性質。因為這種投資既不是帝王式的“家財政”投資，也不是維護少數資本階級利益的“資本財政”投資：不是為了少數人或局部地區的利益，而是為了整個國家和全體國民利益的財政投資，是真正的公共性投資。
從非競爭性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投資，雖然按照市場經濟的眼光來看，已經進入了競爭領域，所提供的很多都屬于私人物品，這似乎否定了社會主義財政的公共性。但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投資，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的國家財政投資并不存在競爭，也就不具有競爭性。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投資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必須的，或者說被迫的。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經濟處于極度短缺狀況，即使實行了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也很不發達，
民間的市場主體的投資力量也難以承擔起發展經濟的主要投資任務，某些投資領域和項目基本上不存在民間投資主體，需要由國家財政集中有限的財力來完成這些投資。也就無所謂競爭。
從非排他性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性財政投資，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眼光來看，所提供的都屬于私人物品。這似乎也否定了社會主義財政的公共性。但是，如果聯系社會現實，就不難看出，這些私人物品正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體現。這是因為在經濟處于極度短缺的條件下，全社會最大的公共利益在于保證全體國民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如果嚴格按照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的劃分，由市場來完成私人物品的供給，看似“公平”，實質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因為市場經濟的缺陷導致多數人的貧困化，而有限的物品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實質上是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來換取少數人的利益。顯然，這不但無法保證公共利益，反而是對公共利益的踐踏。而且，單靠市場和民間的力量根本無法保證經濟意義上的所謂私人物品的供給。至于私人物品的排他性，則需要通過一定的行政手段來解決，以保證全體國民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這正是“公平”的保證和體現。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就必須由政府通過財政投資手段，來保證全體國民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這個最大的公共物品。
即使到了今天。雖然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經濟發展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和水平，民間的投資力量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相對于那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特大型的投資項目來講，民間的投資力量仍然顯的太小，還需要由國家通過財政手段來完成這些投資。因此，社會主義國家財政的合理投資本質上仍然是公共性投資，所提供的仍然是公共物品。
當然，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市場競爭會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市場機制會逐漸成為調節社會經濟運行的主導力量，民間的市場主體大量增加，民間的投資力量會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能夠承擔起競爭領域的投資任務。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國家財政的生產性投資比重會逐漸減少，逐漸退出市場競爭領域，“投資型財政”的特征會逐漸淡化。與此同時，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用于“公正”、“安全”和社會福利性的公共物品支出比重會不斷提高間接體現的公共性財政會逐漸減少和降低，直接體現的公共性財政會逐漸增多和提高。
四、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財政的公共性
財政的本質屬性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本質，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革而改變。從奴隸社會的“家財政”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財政”，再到社會主義的公共財政，說明公共財政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這種決定關系和變化過程，要求財政必須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改變財政的具體作用范圍和作用方式。
我國的社會主義財政雖然屬于公共財政，但是，必須客觀地承認，目前財政的許多運作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和要求：已經不能更好地體現公共財政的本質。同其他領域的改革相比，我國公共財政體制的改革明顯滯后。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都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市場經濟和市場機制已經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主導力量，民間力量基本上已經能夠完成競爭領域的投資和私人物品的供給。但是，國家財政仍然在許多競爭性領域進行不合理的投資，特別是依靠行政壟斷進行的經濟生產性投資，不但效益低，而且也影響了市場的公正、公平競爭-從而影響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
（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政府由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首先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所謂調整政府職能結構，就是要將政府的主要職能從原來的過分關注經濟建設的建設型政府，調 整為政府職能主要關注基本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是一種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其區別于管制型政府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以公民為本位的政府。 ［17］
（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各級政府構建堅實的公共財政體系
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有四大體制支撐，即公共財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城鄉協調制度和公共服務型政府制度。從財政體制來講，首先要 向公共財政體制轉變，使其符合公共財政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職能。其次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目前比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同時加大財政轉移支 付的力度，彌合東西部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使其達到公開、公平、公共、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從收入分配來講，必須按照“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擴中”(擴大中等收入比重)，“控高”(調控過高收入)，“打非”(打擊并取締非法收入)的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使收入差距擴大的趨 勢得到根本性扭轉，從而減輕政府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壓力。［18］
（三）加大縣級政府的經濟自主權是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有力保障
有研究認為，中西部地區某些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施困難，原因在于其縣級財政的現狀與公共財政的差距。［19］縣級的財權與事權不對稱，財 政包袱重，“市管縣”的管理體制，進一步加重了縣級財政的壓力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縣級財政負擔過重，財力偏緊使中西部地區縣級政府統籌經濟社會發展時有 心無力。由此，近年各省積極實施“強縣擴權”制度，目的就是為了加大縣級政府在縣域經濟中的自主權。強縣擴權最重要的就是要強化縣級政府的經濟大權，可以 有效實現政府機構的精簡，降低行政運行成本，促使政府職能合理定位，并提升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統籌協調水平。［20］
陜西省于2007年起開始實行“強縣擴權”試點。2008年一季度，15個擴權縣（市）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同期 平均增長15.9%、28.7%、28.7%。擴權縣直接辦理的審批、核準、備案類項目大幅增加，發展環境更加寬松。神木抓住機遇，促進了縣域經濟快速發 展，順利跨入全國百強縣行列，從而改寫了陜西省沒有全國百強縣的歷史。
四、總結
西方學者認為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政府的天然責任，而我國由于經濟條件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只能將范圍縮小至基本公共服務。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 和各地廣泛的實踐，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必將越來越成熟。如何實現民生措施和制度的可持續發展，本文認為只有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公共財政體系和擴大 縣級政府的經濟職能，才能實現更大意義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認為以下問題還應進行繼續深入地研究?；竟卜站然男Ч绾卧u價，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發展和各地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措施的實行，這一領域必然會引起學者的關注。同時，各地政府積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出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這些舉措應切實貫徹落實，使這些 惠民舉措真正為百姓帶來福利，而不是出于各級政府一時的“政績熱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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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興盛.讓所有人共享基本公共服務［J］.今日浙江，2008，（14）：44.
［8］“公共服務均等化”課題赴美加考察團.加拿大和美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情況的考察［J］.宏觀經濟研究，2008，（2）：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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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陳昌盛.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國行動路線圖［J］.財會研究，20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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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陳文權，張欣.十七大以來我國理論界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討論綜述［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5）：41-45.
［16］高尚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關鍵［EB/OL］. 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4&ID=163606&replyID=&skin=1.
［17］井敏.試析服務型政府的理論基礎［J］.學習論壇，2006，（10）：47-50.
［18］常修澤.公共服務均等化亟需體制支撐［J］.瞭望，2007，（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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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認為以下問題還應進行繼續深入地研究?；竟卜站然男Ч绾卧u價，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發展和各地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措施的實行，這一領域必然會引起學者的關注。同時，各地政府積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出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這些舉措應切實貫徹落實，使這些 惠民舉措真正為百姓帶來福利，而不是出于各級政府一時的“政績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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