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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逐步成為通用的價值體系。銀行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特殊企業和實體經濟的中樞神經，在進行正常經營活動基礎上，將積極履責納入其經營決策和業務發展戰略的范疇，有利于塑造銀行在市場上的良好形象，不斷吸引投資。此外，作為政府推進社會改革的重要平臺，銀行積極履責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政府方面的壓力。因此，銀行業要對接國際責任標準和先進經驗，樹立承擔社會責任的新理念，不斷深化社會責任管理實踐，承擔起高質量服務經濟社會的使命，實現股東利益和社會效益雙贏的局面。
二、銀行社會責任的基本理論
銀行社會責任概念的提出來源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源于歐美發達國家。
（一）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起源與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最早是將其看做單純的商業責任，Bowen（1953）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相應措施[1]，即商人或企業家根據社會價值觀和目標的要求來擬定政策、制定決策。弗里德曼（1970）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在一定原則下，合理運用資源以使股東價值最大化[2]。“利益相關者”概念提出后，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有了全新的思考，將企業的非商業責任納入到概念中。美國企業社會責任專家Carroll（199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包括商業責任，還包括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等[3]。盧代富（2002）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在追求股東利潤最大化基礎上應該承擔的維護與增進社會利益的責任，包括對職工、消費者、環境保護以及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等[4]。經過一眾學者的努力，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框架日漸明晰，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理論，得到廣泛認可。
（二）銀行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
銀行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來源于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認識。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國內外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有個統一趨勢，即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來界定。社會責任國際所（SAI）認為社會責任是指除了對股東負責外，還應對整個社會承擔非商業責任，包括保護環境、保護弱勢群體等等[5]。作為一個特殊的企業，銀行業運營既有賴于股東的資本投入，也離不開客戶、員工、政府等利益相關者的支持，這種公眾屬性也決定了銀行應該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本文對銀行社會責任的界定如下：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銀行業也要充分考慮其利益相關者的權益，通過金融專業化服務、金融創新性產品，承擔起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以及維護公共建設等層面的社會責任。
三、我國銀行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銀行業呈現“大一統”的局面，日常經營業務主要圍繞政府政策開展，履行較為完全的社會責任。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大一統”局面被打破，銀行成為獨立的法人，更加傾向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社會職能逐步分離出去，履責意識淡薄。然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又對企業提出了履責的新要求，因此一直處于壟斷地位的銀行業要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將部分利潤反哺于社會，充分體現出市場經濟的公平性。
2006年是我國銀行業履責的“元年”，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由浦發銀行面世。監管部門也開始關注社會責任，2007年11月，銀監會了《關于加強大型銀行社會責任的意見》。此外，中國銀行業協會也一直致力于推動銀行業加強履責，自2008年起?B續《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展示了銀行業履責的積極探索和豐碩成果。據《2015年度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6]顯示，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機構中明確社會責任理念的共有110家，社會責任報告的共有69家，專業從事社會責任工作的3315余人，開展社會責任培訓1211余次，履責日益成為銀行主動化、常態化的行動。并且，企業社會責任已被正式寫入了《“十三五”規劃綱要》，并納入國家立法，這標志著企業履責開始步入法制軌道。
（一）在踐行普惠金融方面
《2015年度中國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顯示，銀行業金融機構傾力服務“三農”、“小微”等重點領域，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涉農貸款余額26.4萬億元，同比增長11.7%，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現代化發展；小微企業貸款余額23.5萬億元，同比增長13.1%，小微企業貸款余額戶數1322.6萬戶，小微企業通過貸款比例為92.8%，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得到有效緩解，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有所降低。
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環境保護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以綠色產業為發展依托已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截至2015年底，銀行業綠色信貸余額8.08萬億元，其中，21家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綠色信貸余額達7.01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6.42%。此外，銀行業金融機構還制定了特色的綠色信貸指引政策，大力支持清潔能源行業的發展。
（三）在參與公共建設、培育公共理念方面
我國銀行業積極健全公益管理體制機制，持續開展各種公益活動。2015年，銀行業全年公益慈善投入總額達11.1億元，同比增加1100萬元，公益慈善項目數量達到6120個。同時，各銀行通過資金或實物捐贈、技能培訓等渠道，對特殊客戶群體進行援助和關愛。
四、銀行業金融機構履行社會責任存在的問題及對標差距
（一）社會責任基本理念不健全
樹立健全的基本理念后，銀行才能真正將社會責任納入企業發展戰略。相關資料顯示，國外銀行業將社會責任當做是一種義務的同時，也認識到了履責所能帶來的長遠收益，如：匯豐銀行認為其經營目標不僅僅局限于獲取利潤，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才是取得長遠成功的關鍵。而國內銀行業僅將履責視為一種責任和義務，強調其作為單個“社會公民”的意義，卻沒有認識到履責對其長遠發展的積極影響。
（二）金融助力小微企業的力度依然不夠
在我國，銀行在放貸過程中，明顯偏愛資產實力較雄厚、規模較大的大中型企業，而對小微企業設置了較高的門檻，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依然滯后著小微企業的發展。而在一些發達國家，他們認為小型成長期企業所創造的工作機會要比經濟體內任何一個領域都多。在這些國家，小型企業占就業總人數的57%。國外銀行業對小微企業的支持模式上有所不同。渣打銀行將小微企業業務作為戰略性業務單元列為零售銀行業務，并側重于產品的交叉結合并弱化抵押擔保要求；花旗銀行幾乎對所有的小微企業項目做全盤考量，以花旗中國為例，其在我國開展的重慶農村小微企業發展項目，為重慶農村地區3400戶家庭企業就可持續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提供基礎的技術支持和現場培訓。
（三）開展綠色金融、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仍欠缺
目前，雖然我國已經了相關文件，但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水平依然較低，許多地市級行對綠色金融的概念模糊，金融機構未完全將綠色金融全面納入業務經營范圍內，未建立起與其配套的政策制度，對企業執行環保政策情況的審查也缺乏約束激勵機制。而外國銀行在發展可持續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如花旗銀行始終將可持續發展原則貫徹在核心業務發展中，花旗中國遵循中國銀監會的綠色信貸方針，拒絕向那些經營活動對環境或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現有客戶或新客戶提供貸款。對于在授信獲批之后對環境或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客戶，銀行將要求其提前償還貸款。此外，早在2003年，花旗銀行就研究制定了環境和社會風?U管理（ESRM）的專業化政策來促進可持續發展，并且政策團隊由專家組成，負責審查交易類別，妥善管理和化解環境與社會風險。
（四）缺乏專門培養擁有金融能力人員的公共建設項目
中國經濟正在從“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創新對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有效地將大量低技術勞工轉化成高增值人才是當務之急。國內銀行業在參與公共建設方面以資助優秀的貧困學生為主，給予他們物質上的幫助。而國外銀行更注重對于青少年金融能力的培養?；ㄆ煦y行開展了一項國際公認的為16～25歲之間的青年培養金融能力的理財教育項目―Aflateen青年行教育項目。對剛接觸金融服務，首次被納入金融系統的人口來說，金融能力建設和正確財務習慣的培養至關重要，值得我國銀行業借鑒與學習。
五、啟示與建議
中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在世界上依然處于領先水平，理應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但是我國銀行業履責意識起步較晚，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一）從頂層設計上，把履行社會責任納入監管框架
監管部門應高度重視并加強監管與引導。一要積極履行好社會責任，不斷提升監管效能。二是要完善社會責任體制機制建設和社會責任治理體系，督促各銀行履行好社會責任，并把履責納入監管框架中。
（二）從履責主體上，融入銀行自身的戰略規劃
銀行業金融機構不僅要將履責當做自身作為“社會公民”的義務，更要看到履責會給自身長遠發展帶來的利益，不斷深化自身的責任意識。作為履責的重要載體，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持續完善其責任體系，將履責融入到自身戰略和發展規劃中。同時，加強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與互動，更好地服務于經濟金融改革。
（三）從經營理念上，全面倡導可持續綠色金融
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傳統銀行業面臨挑戰，在信用風險加大、資本利差收窄的雙重沖擊下，傳統銀行業理念也正在加速轉變。在此背景下，建議加強在整個銀行業系統內宣導綠色金融理念、建立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氛圍，并且，銀行業金融機構要積極探索開展綠色金融、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性政策體系并及時落地。此外，對于國家明令禁止的、不符合環境保護規定的企業和項目貸款，銀行要加強“一票否決制”管理，從源頭上防范風險，對于獲批授信后對環境和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客戶應該實行信貸退出機制，讓其提前還貸。
[關鍵詞]低碳經濟;碳金融;金融業
中國是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之一,未來5年每年碳交易量超過2億噸。有專家指出:“中國 碳交易的商機已經來臨。發達國家在2012年要完成50億噸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中國市場出 售的年減排額已達到全球的70%,這意味著未來至少有30億噸來自于購買中國的減排指標。 [1]”由此可見,一個碳交易的成功完成背后必須有發達的金融體系,碳排放權已 經具有鮮明的金融產品特性。
一、碳金融的界定
“碳金融”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但目前國內的表述基本一致。成萬牘給出了一個較為 “隨意”的界定。其認為,顧名思義,碳金融就是與碳有關系的金融活動,也可以叫碳融資 ,大體上可以說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也可以簡單地把碳金融看成對碳物質的買賣。 [2]高建平的界定則是國內最為普遍的提法,其提出,一般而言,“碳金融”泛指 所有服務 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金融活動,包括直接投融資、碳指標交易和銀行貸款等。[3] 陳柳欽 界定更為具體,其認為,碳金融是指服務于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 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他 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4]袁鷹的界定具體展開了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其指 出,“碳金 融”就是與減少碳排放有關的所有金融交易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 、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以及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 關活動。[5]李威偏重于“應對”涵義,其認為,碳金融可以理解為應對氣候變化 的金融解 決方案,包含了市場、機構、產品和服務等要素,是金融體系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環節。 [6]陳榮則加入了一個淵源,其指出,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議定書》而興起的低碳經 濟投融資 活動,也稱碳融資和碳物質的買賣,即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等技術和項目的直接投融資 、碳權交易和銀行貸款等金融活動。[7]王宇和李季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界定了 碳金融的 內涵:從狹義上說,世界銀行把碳金融定義為提供給購買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的資源;廣義的 碳金融是指氣候變化的市場化解決方案。同時,他們又指出了碳金融的四大功能:一是減排 的成本 收益轉化功能;二是能源鏈轉型的資金融通功能;三是氣候風險管理和轉移功能;四是國際 貿易投資促進功能。[8]
二、碳金融工具
(一)碳貨幣碳金融的核心之一就是“碳本位”貨幣體系,其也成為各國爭奪的焦點。張茉 楠認為,一國貨幣的崛起,通常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計價和結算綁定權緊密聯系, 從19世紀“煤炭―英鎊”、“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合約―X”,演繹了一條國際 貨幣在能源貿易中的路徑。[9]劉穎等也強調了碳幣體系對于一國的重要意義 ,其指出 ,碳幣是一個臆想中的貨幣體系,也可以說是一個衡量世界上各種貨幣幣值的新標準。在“ 碳幣體系”下,除了一國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碳排放額度將會成為影響該國貨幣地位和 幣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碳幣時代”的原始規則制定者毋庸置疑地掌控著更多的主動權 和話語權。[10]對于“碳幣”的概念,王增武、袁增霆的界定較為直接,其認為, “碳幣” 表示國際間每噸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價值。[11]蔡博峰、劉蘭翠指出,碳貨幣就是以 碳信用為 本位的貨幣形式,而對于我國應對國際碳貨幣的發展,一是積極加入到國際碳貨幣體系的構 建中;二是建立中國碳金融體系;三是加快健全和完善碳交易市場,使人民幣在碳信用的計 價和結算中占據一席之地;四是積極發展我國的低碳能源和低碳技術,將碳排放納入到經濟 發展指標體系中,試行碳排放強度考核制度,為今后可能出現的碳貨幣體系做好儲備。 [12]管清友從“財富”的角度界定了碳貨幣,其認為,實際排放額低于碳排放指標分配 的“節約 量”,就是該時期碳貨幣的總量,即這個節約量相當于該國的一筆額外財富,也即碳貨幣。 而對于確定兩國碳貨幣的兌換基準,其提出可以將各國碳貨幣與一個標準品質的碳貨幣掛鉤 ,比如,“黃金標準”碳信用,然后按照各自品質規定含碳量,由此確定。[13]
(二)碳信貸楊濤指出,盡管銀行對綠色信貸興趣不斷提升,但其在銀行信貸總規模中的比 重仍然較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全面促進綠色信貸發展的外部環境仍未建立起來。一是 由于綠色信貸的概念并不明確,缺少具體的指導目錄,當前在統計銀行貸款規模 時,也并未對“綠色貸款”單辟通道統計,未能使綠色信貸獲得信貸政策的傾斜;二是中國 企業對綠色信貸的需求還處于初級階段;三是綠色信貸面臨著項目融資技術評估的復雜性, 銀行開展這些項目缺乏人力資源和技術基礎;四是綠色信貸還面臨著項目風險控制上的困難 。為了發展綠色信貸,政府和監管部門要全面提升綠色信貸的發展水平,增加政府投入和推 動,提高銀行業發展綠色信貸項目的技術水平,出臺鼓勵和優惠政策。銀行業除了關注傳統 的節能減排信貸領域,還應重視綠色信貸相關的中間業務。[14]為了降低綠色信貸 風險,董 玉華提出,可以結合節能減排項目貸款、開展碳權質押融資貨款。只要銀行與CDM業主及發 改委三方約定,客戶出售CERs所獲得的資金就只能進入指定的帳戶,并在客戶不能償還貸款 時 ,貸款銀行有權處置客戶獲得的CERs。隨著CDM項目的進一步發展,商業銀行應以碳權質押 ,對CDM項目提供貸款支持。[15]
(三)碳期貨何川指出,根據國際碳交易市場的交易經驗,該市場風險較大,需要引入碳 期貨等衍生產品。而且由于碳排放權具有同質性顯著、易于交付、參與者眾多、價格波動頻 繁等 自身特性,也適宜引入期貨等衍生品交易。同時建立碳期貨交易市場也可以依靠其價格發現 功能,指導現貨交易為國家及相關企業提供一個有效的價格信號。[16]王增武、 袁增霆對 碳期貨等作了具體的介紹,其指出,在二級市場的CDM交易市場上,主要的交易品種是期貨 、 期權等金融衍生品。由于碳期權合約的基礎資產是碳期貨合約,碳信用期貨合約價格對期權 價格以及期權合約中交割價格的確定均具有重要影響。碳信用遠期合約的定價方式主要有固 定定價和浮動定價兩種方式。前者表示在未來以確定價格交割碳排放交易權,后者表示在最 低保底價基礎上附加與配額價格掛鉤的浮動價格,合同中同時列出基本價格和歐盟參照價格 。[17]目前,我國對于碳期貨已進行了探索。上期所從2006年開始研究碳排放權期 貨,希望 利用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功能,幫助我國提高碳資源定價影響力,建立符合國內 需求、對接國際規則的碳市場體系。同時,上期所將繼續關注、探索碳排放權期貨交易的可 行性、交易風險的可控性、風險監測體系的可靠性等問題。[18]
(四)碳基金崔利平指出,碳基金是碳匯基金的簡稱。國際上通常指“清潔發展機制”下溫 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的專門資金。而根據我國目前發展實際,其提出中國碳基金的概念,也即 強調了國際碳基金的本土化。[19]王增武、袁增霆按發行主體的異同,將碳基金做 出分類: 一是世界銀行型基金;二是國家基金;三是政府多邊合作型基金;四是金融機構設立的 盈利型基金;第五,非政府組織管理的碳基金;第六,私募碳基金。[20]付允等則 進一步探 索了碳基金的目標和投資。碳基金的目標應該除了關注碳匯的增加外,還需要更加關注通過 幫助商業和公共部門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從中尋求低碳技術的商業機會,從而幫助我國 實現低碳經濟社會。碳基金的資金用于投資方面主要有三個目標:一是促進低碳技術的研究 與開發;二是加快技術商業化;三是投資孵化器。我國碳基金模式應以政府投資為主,多渠 道籌集資金,按企業模式運作。[21]林伯強則具體介紹了碳基金的融資方式,主要 有:政府 全部承擔所有出資、由政府和企業按比例共同出資、由政府通過征稅的方式出資、企業自行 募集的方式等。同時,其認為從國外碳基金運營管理情況來看,由政府設立企業化運 作、吸收專業人士參與的管理模式是目前最優的模式。[22]
三、碳金融與金融業
“低碳經濟”給各國的金融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王元龍指出,中國金融機構目前開展 碳金融業務有重要意義:一是推動金融機構經營戰略轉型;二是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三是 有利于中國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四是提升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23]
(一)銀行業目前金融業中,銀行是絕對參與低碳經濟的主體。黃麗珠指 出,在履行社會 責任的同時分享低碳經濟時代的“盛宴”對于商業銀行應該是一個雙贏或多贏的選擇。 [24]但同時其也面臨著挑戰。一是國內銀行能力不足。馬驍指出,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在 碳金融方 面雖有所動作,但都沒有深入到核心部分,缺乏對CDM相關專業知識及政策法規的深度了解 ,投資該領域項目的業務能力嚴重不足,不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場所和碳交易 平臺,更沒有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產品以 及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難與國際金融機構抗衡,使我國面臨著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 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25]二是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段茂盛指出,商業銀行在開 展碳排放 交易時,需要重視其潛在的政策風險。最重要的是未來的《京都議定書》充滿變數,為這項 交易帶來很多不確定性。一方面是到了2012年后,《京都議定書》是否續簽,內容有何變化 都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中國能否保持非附件I國家,繼續不必履行減排義務,存在不確定 性。[26]三是交易成本高昂。國際碳金融交易市場的交易成本巨大,主要源于基于 項目的交 易涉及跨國項目的報批和技術認證問題,監管部門要求制定運營機構來負責項目的注冊和實 際排放量的核實,所涉及的費用高昂。此外,對于市場上的中介機構還缺乏有效的監管,一 些中介機構在材料準備和核查中存在道德風險,甚至提供虛假信息。四是市場分割問題。目 前,國際碳交易絕大多數集中在國家或區域(歐盟)內部,統一的國際市場尚未形成。目前 ,從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場多種多樣,既有場外交易機制,也有眾多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 產生的市場,也有參加者自發形成的市場。這些市場大都以國家和地區為基礎,在市場制度 安排上存在較大差異,不同市場之間難以進行直接的跨市場交易,國際碳金融市場處于高度 分割狀態,市場效率還比較低。[27]
盡管面臨挑戰,但低碳經濟已成為共識,我國銀行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劉明康指出,銀 行業在低碳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積極發揮作用,主要是要扮演好兩個角色:一是要成 為低碳理念推廣的“踐行者"。要探索建立節能環保金融服務的長效機制,即經營策略、管 理 機制和激勵考核體系,從業務流程與規則上把好項目入口關和懲罰關。二是要成為低碳金融 服務的“創新者"。我國銀行業應進一步加強對國際碳金融發展的跟蹤研究,在控制風險的 前 提下,積極開展“綠色信貸"及其它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定價能力,爭取在全 球碳金融體系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主動權。[28] 為了積極參與碳金融,馬驍指出,銀行業可以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打開局面:一是成立碳 金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或碳金融事業部,謀劃碳金融發展戰略,負責碳金融的市場開發與推 廣,開發系列碳金融產品;二是以綠色賬戶吸引現正在開展CDM業務的業主CER收入外幣賬戶 ;三是與國際合作開展綠色貸款業務,積極參與國內、國際碳市場建設;四是積極開發與碳 排放權交易相關的產品;五是為CDM項目開發提供信用增級服務。[29]王勇進一步 分析了大 銀行低碳金融業務創新的重點:一是要以“公益創新”踐行低碳金融;二是增加“綠色信貸 ”投放;三是積極推出低碳投資產品以及相關服務。[30]段茂盛則指出商業銀行目 前參與碳 市場交易的具體途徑。商業銀行可以在境外的附件I國家中注冊投資公司,取得相關資 格后,不僅可以以境外買家的身份參與境內CDM項目,而且可以在歐洲二級市場上進行交易 。[31]
(二)碳保險市場王宇和李季提出,在低碳經濟發展中,保險業一方面通 過為綠色建筑設計 、節能和可再生能源、環保汽車等項目提供新險種來規避氣候風險;另一方面應適應清潔發 展 機制對碳信用交割擔保的需求,開發碳交易保險,以轉移項目違約風險。[32]王增 武、袁增 霆指出,資金需求量大和未來發展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是所有碳排放交易項目的兩大主要特 點。由此,碳保險市場應運而生,主要有碳擔保和碳保理業務。就與CDM相關的碳保理而言 ,其成員構成主要由技術出讓方、技術購買方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組成,經過一定的審核流程 后,金融機構向技術出讓方發放貸款以保證其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待項目完成后,由技術購 買方利用其節能減排所獲得的收益來償還貸款,這不僅縮短了技術出讓方的應收賬款時間并 減少了資金積壓,而且優化了技術購買方的財務結構,并解決了其融資難問題。[33] 碳保險 對于我國而言,也具有極大的發展機遇。張夢琳指出,中國在《京都議定書》中屬于發展中 國家,在2012年以前中國不需要承擔具體的減排義務,碳交易市場將給我國帶來巨大的機遇 。在此過程中,為解決碳交易過程中潛在的違約風險、失效風險、可核證減排額的價格波動 風險以及數量波動風險,碳減排額交易保險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碳減排額交易保險的快 速發展,可以為碳減排額交易更好地保駕護航。
(三)碳資本市場秦立山分析預測今后一個時期的股票市場機會將會是 低碳經濟,而建倉 低碳經濟板塊正逢其時。具體到低碳概念主要有以下幾個行業構成:一是環保板塊;二是節 能減排板塊;三是CDM項目。[34]孫穎也指出,2009年上半年中國資本市場已經 開始預熱 低碳經濟相關行業,特別是新能源?！靶履茉纯赡軙ьI全球經濟走向復蘇”幾乎為投資人 所共識。同時其又指出,除了低碳板塊和低碳概念在資本市場上獲得追捧之外, 國內的機構似乎并沒有做好迎接低碳經濟時代的準備。國內資本市場從業者對低碳經濟以及 低碳經濟發展對資本市場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還處于極低端水平。萬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長孫國茂呼吁重視利用資本市場發展低碳經濟,他建議監管部門組織專門機構或利用行業 研究力量研究如下問題:第一,如何利用資本市場培育低碳產業的龍頭企業;第二,利用市 場機制開展與碳排放交易有關的國際間合作,建立國家級碳排放交易所。[35]
四、碳金融發展的政策支持
“碳金融”的發展需要有利的環境和條件,因此,離不開相關政策的支持。高建平認為,五 個方面有待重點關注:一是搭建交易平臺,進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額制度和發展排放配額交 易市場;二是加強宣傳推廣,要讓企業充分意識到CDM機制和節能減排所蘊涵的巨大價值; 三是推動政策研究;四是培養中介市場,應鼓勵民間機構和金融機構進入;五是構建激勵機 制,制定一系列標準、規則,提供相應的投資、稅收、信貸規模導向等政策配套,鼓勵金融 機構參與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融資活動,支持低碳經濟。[36]
王彬建議,一是建立財政環境基金用于低碳項目的開發與應用,并制定鼓勵企業的節能減排 措施;二是加強低碳領域人才培養和機構建設,提高企業決策者的低碳意識和理念,培養和 建立高水平的低碳研究隊伍;三是開展低碳城市和低碳園區試點;四是加強對低碳經濟的示 范引導,建立政府、媒體、企業與公眾相結合的宣傳機制,倡導有助于建設低碳經濟發展的 生產和生活方式。[37]
孫國茂認為,應考慮為低碳企業上市建立“綠色通道”。同時,他建議盡快編制能夠覆蓋滬 深兩市低碳概念上市公司的“低碳企業指數”,為研究和設計其它低碳金融產品提供條件, 如低碳ETF、低碳指數基金等等。將來,低碳企業指數還可以作為其他與碳交易有關的金融 衍生產品的設計依據。[38]
主要參考文獻:
[1]李 蕾.“碳金融”何時到中國?[N].解放日報,2009-7-2(010).
[2] 成萬牘.我國發展“碳金融”正當其時[J].經濟,2008(6).
[3] 黃麗珠.“碳金融”或將成為境內商業銀行“新寵”[N].金融時報,2008-5-5(005 ).
[4]陳柳欣.低碳經濟:國外發展的動向及中國的選擇[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9(6 ).
[5]袁 鷹.碳金融:不僅僅是機會[J].金融博覽(銀行客戶),2008(8).[6]李 威.國際法框架下碳金融的發展[J].國際商務研究,2009(4).
[7]陳 榮.低碳金融互為支撐[N].中國化工報,2009-12-30(004).
[8]王 宇,李 季.碳金融: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創新機制[N].中國經濟時報 ,2008-12-9(005).
[9]李 帥.“碳金融”演繹新版“貨幣戰爭”?[N].中國聯合商報,2010-1-25(A02) .[10]劉 穎等.低碳經濟與碳幣論研究[J].國際經濟合作,2010(1).
[11]王增武,袁增霆.碳金融市場中的產品創新[J].中國金融,2009(24).
[12]蔡博峰,劉蘭翠.碳貨幣――低碳經濟時代的全新國際貨幣[J].中外能源,2 010(15)
[13]管清友.碳貨幣猜想[J].中國外匯,2009(10).
[14]楊 濤.碳金融:我國尚未進入角色[N].上海證券報,2009-11-2(004).
[15]董玉華.碳金融對商業銀行的啟示[J].環境經濟,2009(3).
[16]何 川.我國碳期貨市場初探[J].現代商業,2008(20).
[17]王增武,袁增霆.碳金融市場中的產品創新[J].中國金融,2009(24).
[18]游 石.上期所探索碳排放權期貨交易[N].證券時報,2010-1-18(C04).
[19]崔利平.碳基金四大特色初探[J].證券日報,2007-12-26(A03).
[20]王增武,袁增霆.碳金融市場中的產品創新[J].中國金融,2009(24).
[21]付 允等.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3). [22]林伯強.什么是碳基金[N].中國財經報,2008-12-9(002).
[23]王元龍.把碳金融培養成中國金融業新增長點[N].中國經濟時報,2009-12-30(005 ).
[24]黃麗珠.“碳金融”或將成為境內商業銀行“新寵”[N].金融時報,2008-5-5(005 ).[25]馬 驍.發展“碳金融”商業銀行大有可為[N].金融時報,2010-1-25(006).
[26]包征宇.“碳金融”市場廣闊 利潤與風險并存[N].中國城鄉金融報,2008-7-4(B0 1).
[27]碳金融四大功能與四大問題[N].上海證券報,2010-1-16(007).
[28]傅蘇穎.劉明康:銀行業要成為低碳金融服務的“創新者”[N].證券日報,2 009-12-23(A2).
[29]馬 驍.發展“碳金融”商業銀行大有可為[N].金融時報,2010-1-25(006).
[30]王 勇.低碳金融創新
大銀行應有大作為[N].上海證券報,2009-12-24(F07).
[31]包征宇.“碳金融”市場廣闊
利潤與風險并存[N].中國城鄉金融報,2008-7-4(B 01).
[32]王 宇,李 季.碳金融:應對氣候變化的金融創新機制[N].中國經濟時報 ,2008-12-9(005).
[33]王增武、袁增霆.碳金融市場中的產品創新[J].中國金融,2009(24):51-52.
[34]秦立山.建倉低碳經濟板塊正逢其時[J].股市動態分析,2009(Z1):45.
[35]孫 穎.哥本哈根之后“碳金融”加速[N].中國企業報,2009-12-22(001).
[36] 黃麗珠.“碳金融”或將成為境內商業銀行“新寵”[N].金融時報,2008-5-5(00 5).
[37]朱紫女原.王彬委員建議 發展低碳經濟構 建碳 金融支撐體系[N].友報,2010-1-24(003).
[38]孫 穎.哥本哈根之后“碳金融”加速[N].中國企業報,2009-12-22(001).
Literature Review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Carbon Finance Study in ChinaZhou JianAbstract:With the fast rise of low carbon economy, the new finance――carbon finance is b eing developed rapidly too. Carbon finance is becaming the key to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and seize the first chance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關鍵詞：低碳經濟；碳金融；碳交易；碳排放配額；碳排放權；碳金融市場；碳金融業務；綠色金融；溫室氣體減排；氣候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3）01-0070-10一、引言
氣候變化是人類發展的主要挑戰之一，近幾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加劇和大眾對生態環境關注度的提高，發展以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為目標的低碳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共識。低碳經濟（Low-carbon economy）這一概念最早見于2003年英國政府的能源白皮書《我們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為特征的綠色發展模式。此后，低碳經濟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經濟決定金融，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需要發展相應的金融業務，如為碳排放權交易提供融資、理財等，這就是碳金融業務。低碳經濟的發展不僅催生了低碳金融的發展，而且需要低碳金融的加快發展反過來支持低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低碳經濟和碳金融已成為時展潮流的現實背景下，傳統的金融制度與發展理念需要改變，金融體系也需要調整，以適應低碳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隨著低碳經濟和碳金融的快速發展，學術界對碳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將全面回顧碳金融理論研究進展，系統歸納和評介碳金融理論研究的方法和內容，并展望碳金融理論研究的趨勢，以期為碳金融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二、碳金融的概念及屬性
“碳金融”是指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并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切活動，這是現代金融根據環境金融與綠色金融延伸出來的最新提法與發展方向。20世紀90年代，為了降低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對人類生存的負面影響，國外經濟學者試圖從經濟理論的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思考。而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中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解決環境問題也就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熱點，由此“環境金融”便應運而生。最先提出“環境金融”概念的是Salazar（1998），之后Cowan（1999）、Jeucken（2001）、Labatt等（2002）分別從不同側重點對環境金融進行了闡述：Cowan（1999）側重對環境經濟和金融雙方互利的角度進行界定，認為環境金融是環境經濟和金融學的交叉，其既為發展環境經濟提供了各種資金融通的途徑，同時又能從環境經濟發展中獲益；Jeucken（2001）側重對環境與金融關系的演變過程進行解釋，在對銀行業與可持續發展關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將銀行業對待可持續發展的態度分為抗拒階段、規避階段、積極階段、可持續發展階段四個階段；Labatt等（2002）在《碳金融》一書中側重從環境金融產品的角度對環境金融進行表述，認為環境金融是以市場為基礎，以提高環境質量、降低環境風險為目標而設計的金融產品。2003年，英國政府在其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加上《京都議定書》中市場機制的設計使原本是免費環境資源的“溫室氣體減排量”商品化，從環境金融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延伸出的“碳金融”概念便應運而生，并得到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
王定祥，琚麗娟：碳金融理論研究評述與展望碳金融是指建立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為溫室氣體減排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機制（Meijer et al，2006），這是一個比較廣泛、抽象的概念。世界銀行對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則顯得相對狹隘，認為碳金融是提供給溫室氣體減排量購買者的資源。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碳金融已經超出了減排量購買的范疇。Labatt等（2007）在前人的基礎上對碳金融的內涵進行了梳理和拓展，認為碳金融是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探討與碳限制社會有關的財務風險和機會，提供和應用市場機制轉移環境風險和促進環境目標的實現?？偟膩碇v，碳金融是指在碳排放受限制約束的情況下，在一個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必須付出代價的世界中所產生的金融問題以及解決氣候變化的金融方法和工具?？梢?，“碳金融”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可以把通過金融工具轉移環境風險并實現環境目標的碳約束行為視為狹義的碳金融，而將所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市場解決方式定義為廣義的碳金融。
隨著國內低碳經濟的興起以及受國外碳金融理念的影響，碳金融研究成為近幾年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國內一些學者在相關著作中引入了“環境金融”的概念。部分學者，如孫洪慶（2002）、熊學萍等（2004）還用“綠色金融”“生態金融”來表示金融業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其內涵與“碳金融”一詞有異曲同工之處。王宇等（2008）從碳金融對環境意義的戰略高度出發對“碳金融”進行了概括，認為碳金融是金融體系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機制創新，其具有減排的成本收益轉化功能、能源鏈轉型的資金融通功能、氣候風險轉移功能和國際貿易投資促進功能四個方面的功能。吳玉宇（2009）和曾剛等（2009）對“碳金融”概念的觀點基本相似，認為凡是服務于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以及與之相關的金融活動都可以稱之為碳金融。張明珅（2010）對碳金融概念的界定比較全面，認為碳金融是指與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有關的金融活動，包括相關金融制度設計、金融交易和中介行為，通過金融活動和金融工具使有限資源投入低碳經濟，促進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綠色經濟發展。目前“碳金融”在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概念界定，而本文比較認同的是鄭揚揚（2012）的觀點，其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碳金融”定義為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目的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它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
在對碳金融概念進行界定的同時，國內學者還對碳金融的特殊屬性進行了探討，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明確其與傳統金融的本質區別。碳金融以碳排放量的交易為核心，它不僅具備在交易中形成的商品屬性，而且金融在商品市場中的流通使其逐漸由商品屬性向金融屬性過渡。從對碳金融的內涵界定可知，碳金融實質上是“碳交易+金融屬性”，碳排放權具有準金融屬性，而且可以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的金融資產，通過對碳金融收益的追逐可以帶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易霞仔等（2012）認為碳金融是社會屬性、準金融屬性和商品屬性的集合體，其社會屬性體在于其與金融衍生產品類似，是在碳排放交易機制下產生的旨在通過碳交易來轉移風險的一種金融性碳契約；其準金融屬性不僅在于以碳排放權為載體的碳金融具有貨幣性，而且碳交易以及低碳生產方式也凸顯出了其“準金融的屬性”；其商品屬性則在于其成本收益的負相關性、依靠市場的價格信號形成對資金的融通功能以及對環境風險的轉移和分化。婁歡歡（2011）從法律的角度對碳排放權的特殊性進行了分析，指出碳排放權在法律意義上成立的實質在于，無論個人還是企事業法人單位，為了自身生存發展需要而對溫室氣體進行排放的行為，是通過法律擬制而獲得的對環境容量使用的一種特殊的用益物權，這種權利必須通過合法途徑并在國家公權力的許可下獲得；之后，碳排放權人必須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行使被授予的排放權能，超出規定權限將受到法律的懲罰。喬海曙等（2011）研究認為，碳排放權實質是一種新的金融形式，不僅具有金融資產屬性，而且具有金融資源和金融功能屬性：金融資產屬性體現在碳排放權的“準貨幣化”特征、碳排放權作為金融資產的特殊性和廣泛性等方面，金融資源屬性體現在其具有稀缺性和戰略性兩方面，而金融功能屬性主要體現在其特殊的減排成本內部化和最小化、產業鏈低碳轉型、氣候風險轉移和分散功能三方面。
從以上對碳金融概念及屬性的研究可以發現，學界對“碳金融”概念提出的邏輯起點以及對這一事物認識的成熟度和完善性上存在差異，盡管他們在概念表述、研究角度上各不相同，但普遍認為，碳金融是金融領域服務于溫室氣體排放的一種金融創新活動，為緩減氣候變暖、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途徑，可見其本質是一致的。低碳金融屬性的研究是對碳金融內涵的進一步延伸，同時，將低碳金融與傳統金融劃清了界限。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國內外對“碳金融”概念及屬性的認識正在逐步趨向科學化和系統化，這將為未來碳金融理論的深入研究奠定堅實的認識基礎和理論前提。
三、碳金融發展的理論基礎
1.“綠色金融”理論
20世紀以來，環境氣候的變化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尤其在現代社會經濟領域，金融對資金和社會資源起到了“綠色配置”的作用，這將大大促進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熬G色金融”不僅要求將環境保護觀念引入金融機構內部，而且更加強調金融業為解決環境污染、為環境產業的發展提供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的支持，它成為環境保護與金融之間的綠色橋梁。Jeucken（2001）在《金融可持續發展與銀行業》中分析了金融業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強調了銀行在環境問題上的重要性。Gradel 等（2004）把金融與環境保護關系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他們在《產業生態學》中系統研究了金融與環境保護的內在聯系，從產業與環境的視角把金融作為一種服務業納入服務業與環境保護的理論框架中，以至于最終成為學者們研究碳金融發展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
2.氣候風險管理理論
氣候環境的變化不僅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Labatt 等（2002）認為，氣候變化同樣也會給企業、金融服務業、投資者帶來風險，他們將其稱為氣候風險。從企業層面來講，氣候風險主要包括企業因不遵守氣候法規而遭遇法律訴訟的法律風險，而且如果忽視與碳排放有關政策、產品和生產程序等將面臨聲譽風險。碳排放限制政策隨著氣候的變化而不同，而不同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也不同，將會影響到其資產和資本的支出，進一步使其面臨市場競爭風險，如何應對氣候風險和增強對氣候風險的管理成為擺在眾多企業面前的一大難題。同時，他們的研究表明，盡管不同企業受到氣候風險的影響程度不同，但是要想轉移氣候風險必須通過碳金融市場這個載體來管理和解決。隨著氣候風險已經成為影響金融業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氣候風險管理理論便成為碳金融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
3.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最早源于馬歇爾所著《經濟學原理》中的“外部經濟”概念，其包括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溫室氣體的減排和全球環境質量的改善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容易給對社會造成一定負外部性的傳統企業帶來“搭便車”的機會，使私人成本不能完全內生化。針對這種外部性，特別是負外部性，科斯基于市場機制下的外部性理論為合理的碳減排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導，經濟活動主體擁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權力（即人均排放權），在該碳排放產權清晰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碳排放權交易、碳基金等業務手段，可以在達到碳減排目的的同時使外部成本內部化。Barrett（1998）指出，各地碳減排成本的不同意味著《京都議定書》下的減排機制能督促全球碳減排分配產生效益。但是，不同企業由于自身創新能力不同，應對環境問題將對其成本收益產生較大的影響，對于能夠通過創新將多余的碳排放指標在全球范圍內交易并從中贏利的企業來說，外部成本內在化是其減排的興趣所在。企業的經營目標不僅要追求自身經濟效益，還要注重社會效益，這樣企業才能保持長期競爭力。Schaltegger 等（2000）對企業環境管理投資與其金融利益相關者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金融利益相關者獲得發展優勢，于是碳減排交易便在該理論的基礎上得以產生和運用。
以上理論研究不僅廓清了碳金融發展的理論基礎，而且也為全球碳金融的實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但是與目前碳金融應用層面的研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因此，未來碳金融理論的發展應與實踐應用同步前進，并指導碳金融實踐。同時，碳金融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綜合了環境經濟學、金融學、社會學、法學等多種學科的交叉學科。因此，在未來的理論研究過程中不能孤立進行，要在借鑒其它學科知識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使碳金融理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四、碳金融市場及其相關領域的研究
碳金融的發展離不開碳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創新和發展碳金融市場不僅是碳金融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更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綠色經濟的重要內容和途徑，同時還關系到金融體系的重構和金融產業的優化升級。目前，世界各國正在積極建立碳金融市場體系，旨在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實現碳減排目標。國外碳金融市場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學界對碳金融市場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駱華等（2010）對國際碳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進行了研究，自2005年《京都議定書》以來，國際碳金融市場的交易額由2005年的109.90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 360億美元，年均增長184.6%。世界銀行預測，2010—2012年全球碳交易規模每年可達到600億美元。
碳交易額的迅猛增長使碳金融市場結構的劃分變得不可或缺。張小艷（2012）按照碳信用來源不同，將其分為配額型交易市場和項目型交易市場。配額型市場包括國際碳排放權交易機制下的配額交易（AUU）市場、區域性碳減排機制下的配額交易市場、自愿減排交易機制下的配額交易市場三個層次；項目型交易市場包括清潔發展機制下的核證減排單位（CERS）交易和聯合履行機制下的減排單位（EUR）交易。Hamilton等（2008）根據交易主體減排義務是否具有強制性，將碳信用市場分為規范市場和自愿市場兩種類型，其中規范市場要受到國際、國內或區域性的強制性法規的限制《京都議定書》下的AAUs、ERUs及CRUs都可在規范市場進行交易?！?；而自愿市場不受強制法規的束縛，因此可供交易的碳信用也相對比較廣泛，除了在規范市場交易的碳信用形式外，未經核準的減排量（NERs）、經核實的減排量（VERs）以及預期減排量（PERs）都可在自愿市場進行交易。從碳交易所的全球分布結構看，李瑞紅（2010）認為國際上大部分碳交易所為發達國家所控制，而發展中國家所占比重較小國外已形成了歐盟排放貿易體系（EUETS）、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亞洲碳交易所（ACX）、歐洲能源交易所（ECX）等近20多個交易所；而我國自2009年山西呂梁、湖北武漢、浙江杭州、云南昆明等一系列交易所相繼成立以后，碳交易體系才粗具雛形?！?。喬海曙等（2011）研究認為，碳交易市場與一般金融產品市場類似，存在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之分：一級市場涉及排放權的初始分配，即產品產生核準階段；二級市場是指初始分配后的自由交易市場，主要涉及以初始分配為基礎的產品的交易流通階段。
金融市場的組成要素是市場發展的基礎，全球碳金融市場規模的擴展以及結構變遷為進一步探索碳金融市場相關要素提供了條件。市場參與主體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要素，其發展規模和類型的多元化是衡量碳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的主要標志參與主體的變遷是市場結構變化的表現。在碳金融發展初期，我國市場參與主體主要是在政府鼓勵下的一些金融機構，結構較為單一，市場發展缺乏動力。之后，隨著人們對碳金融認識的不斷深化，政府、國內外商業銀行、保險機構、風險投資公司以及基金等都參與到碳金融市場的交易中來。參與主體規模的日漸擴大和種類的日趨豐富，在提高碳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同時，也為各類市場主體進行投融資提供了一種科學化的平臺?！?。劉英等（2010）按照交易目的的不同將碳金融市場參與主體分為通過期貨買賣來規避風險套期保值且有減排任務的企業、通過碳金融產品價格的漲跌進行賤買貴賣的純粹的投機者、作為中介代表的期貨公司和保障碳市場規范運作的監管主體等。林永生等（2012）根據參與主體功能的不同，將國際碳金融市場的參與主體分為供給方、需求方和中間商三類：供給方包括轉型和發展中國家以及擁有多余碳排放配額的發達國家；需求方包括資源減排市場的買方以及在《京都議定書》下承擔減排任務的政府；中介商主要是指從發展中國家買入經核準的減排單位，然后將其在交易所賣出實現套利的中介機構。
碳金融產品作為市場交易的物質載體，在碳金融市場的不斷拓展中走向多元化和復雜化，由初期的以配額市場中的碳排放配額和項目市場中的核證碳減排量為主的原生產品交易，向以碳排放權為基礎的碳遠期、期貨、期權、掉期等為主的衍生產品的方向發展原生產品主要是以EUA（即歐洲碳排放配額）、AAU（即UNFCCC附件Ⅰ締約方國家間協商確定的排放額）為主的配額市場中的碳排放配額和CER（即核證減排量）、ERU（即聯合履行機制允許的附件Ⅰ國家通過投資項目的方式從另一附件Ⅰ國家獲得的減排量）為主的項目市場中的碳核證減排量。2005年歐洲能源交易所（EEX）碳排放權期貨市場的建立，標志著以碳排放權為基礎的碳金融衍生產品的正式問世。隨后Uhrig（2006）和Wagner（2006）提出了一種標準化的期權產品設計方案，旨在通過向市場引入一種以套期保值為目的的期權工具來達到規避風險、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王留之等（2009）針對國內碳交易市場中企業開發CDM項目融資難的問題，提出進行金融創新的計劃，推出了銀行類碳基金理財產品、融資租賃、保險業務、信托類碳金融產品、私募基金、碳資產證券、碳交易保險、以CERs收益權為質押的貸款等八種創新產品。目前，在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碳金融產品中，比較成熟的包括綠色貸款、互換合約、環保期貨、環?；稹⑻冀灰妆ｋU、巨災債券以及基于減排信用設計的金融產品、天氣衍生產品等。目前，遠期、期權在國際碳金融市場中的交易數量和金額已經遠遠超過基礎產品成為最主要的交易工具?！ Ｌ冀鹑诋a品的多樣化在最大限度滿足不同企業和金融機構需求的同時，也大大地活躍了碳金融市場，激發了碳交易市場的生機和活力。然而，碳金融產品種類的創新對產品的市場定價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因此，厘清影響碳金融產品價格的因素，并構建一套完整的包括定價、核證在內的價格體系，成為西方學者關注的重要內容。Wilfried（2007）等將碳市場中的碳配額看做是一項稀缺的輸入變量，認為EU-ETS碳配額價格將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和氣候變化的影響。Mansanet（2007）則持不同的觀點，其通過對碳配額日價格的變動觀察發現，能源資源是決定碳配額價格的主要因素，而氣候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對其產生影響。Alberola（2008）等人指出，EUA現貨價格不僅受錯誤預測能源價格的影響，而且與未預計到的溫度變化也有關。劉英（2010）認為，碳價格在與能源市場價格存在較強關聯性的同時，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Daskalakis（2009）和Paul（2010）分別通過蒙特卡洛法和擴展的帶有跳躍性的幾何布朗運動模型對歐洲碳期權定價和歐盟碳排放權的現貨價格進行了研究，前者肯定了模型的有效性，后者得出了碳信用現貨價格具有跳躍性和非平穩性特征的結論。Camona（2009）等學者利用競爭性隨機模型對碳配額價格的形成及驅動機制進行了研究，結論顯示，模型的解服從最優隨機控制理論。為了檢驗碳配額價格與相關動態因子之間的相關關系，Benz 等（2009）、Chevallier（2009）采用馬爾科夫機制轉換和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以及非對稱的GARCH模型對不同階段碳排放配額的短期現貨價格與收益的波動行為、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傮w上看，目前在碳金融產品定價的研究上還處于初級階段。
全球碳金融市場在近幾年得到了迅猛地發展。但由于目前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尚未完全統一，各類碳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加之市場管理規則的千差萬別，伴隨而來的是碳金融市場交易的高風險和低效率并存。因此，加強對碳金融市場的管理不僅對碳金融市場參與主體來說至關重要，而且也是未來全球碳金融市場能夠持續穩步健康發展的關鍵。林立（2012）選取國際碳金融市場中最具代表性的期貨市場，以2006—2010年的ECX期貨合約為樣本數據，研究了其在不同市場收益率和不同投資時間影響下的風險狀況，認為碳金融市場存在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而且通過對2006—2007年和2008—2010年兩個時間段的比較，發現碳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比較平穩，而非系統性風險在逐漸減小，說明國際碳金融市場正在逐步趨于規范化。一些國外學者分析了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存在的風險以及風險管理的方法，認為CDM項目存在基準線風險、政策風險、項目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政治風險以及名譽風險7大類風險，而風險管理的原則是將風險指定給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一方。還有些學者，如Blyth（2009）和Li 等（2011）通過實證的方法將影響碳金融的相關因素引入模型來研究風險管理，前者引入政策因素和技術成本研究碳信用價格的風險管理；后者通過層次分析方對影響碳金融的相關因素（如工業發展背景、市場結構、商業發展狀況以及基礎設施等）進行實證，認為建立一個完整的碳金融評估體系是中國市場解決碳金融風險的一個迫切任務。盡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碳金融的發展主要以市場為基礎，但市場不是萬能的，多數情況下存在資源配置失靈現象。張曉春等（2011）把碳金融市場無法有效運行的原因分為價格非理性波動、市場壟斷和非法經營，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強化政府監管，政府監管是克服“市場失靈”引發多方風險的有效手段。盧現祥等（2011）針對我國企業減排動力不足帶來的問題，從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入手分析了政府職能與企業減排之間的關系，建議通過轉變政府職能來激發企業的內在動力。
毋庸置疑，碳金融市場的風險監控至關重要，但其效率的管理也不容忽視。碳金融市場作為一個新興市場，不完全競爭性以及大量不合理和非有效因素的存在成為其高效運行的障礙。除此之外，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場呈現出區域性競爭發展的特征，空間上的分割以及地區性排放額分配政策的差異，增加了碳金融市場的監管成本，降低了碳金融產品交易的效率?？梢姡瑑灮紲p排量在空間的合理配置，促進碳減排政策在各地區之間的協調配合，是促進碳交易市場更加有效的重要措施。Moslener（2004）和Stranlund（2007）都強調了監管在碳金融市場效率提高中的重要性，前者通過一個交互模擬模型對EU-ETS成員國碳排放額分配方案進行各種設計，認為減少管制成本以及資源在轉移過程中的浪費可以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Daskalakis（2008）和Markellos（2008）運用現貨和期貨市場的部分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論表明政府對短線投資和碳配額融資的限制將帶來碳交易市場的弱有效性。Vrnokur（2009）也對EU-ETS施加配額融資和申請的限制提出反駁意見，認為提高碳交易體系的效率必須解除限制并增加信息公開的透明度。
總之，碳金融市場的產生是碳交易達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與碳交易存在密切的關系。通過國內外研究對比發現，國際碳金融市場規?；蛧H化程度不斷提高，在市場參與主體、碳金融產品種類及其定價、市場風險識別和管理上都已經比較成熟；而我國碳金融市場由于多種阻礙因素的存在還停留在初級階段，市場結構、運行機制和風險管理體系都不完善?？梢?，在結合中國特殊國情的基礎上，借鑒國外已有理論成果促進我國碳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將任重道遠。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綠色;GDP;國內生產總值;環境污染;環境污染治理成本
中圖分類號:X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8-0034-02
1 綠色GDP核算
目前經濟現論界對綠色GDP概念有以下幾種不同認識:
1.1 基于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界定綠色GDP概念
1.1.1 考慮資源環境要求對綠色GDP概念的界定
綠色GDP是指在原有GDP的基礎上考慮資源與環境因素,對GDP指標作出某些修正計算而產生的一個新的總量指標,“綠色GDP=國內生產凈值+固定資產損耗-生產中使用的非生產自然資產”,或者“綠色GDP=(凈出口+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凈額+固定資產損耗)-非生產經濟資產凈耗減-自然資產降級與減少”;也有學者提出“綠色GDP=GDP-(自然資源耗減價值+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的價值)”。上述觀點其共同之處:是基于已有的SNA體系核算出的GDP的基礎上削減GDP的獲得對自然資源、環境所造成的降級與損失。即,綠色GDP就是在原有GDP的測度中納入“資源環境”概念。
1.1.2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界定綠色GDP概念
綠色GDP是用以衡量扣除了自然資產(包括資源環境)損失之后的新創造真實國民財富的總量核算指標。綠色GDP=GDP-自然資源耗減和環境退化損失-(預防支出+恢復支出+由于非優化利用資源而進行調整計算的部分)。1.2.3 福利GDP的觀點
福利GDP=現行GDP+外部影響因素,外部影響因素是一種非經濟福利,有外部經濟因素和外部不經濟因素。
1.2 從統計核算角度界定綠色GDP概念
該觀點從統計度量的可操作性的角度認為,在現行國內生產總值中扣除環境污染的損失,即可得到綠色GDP。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扣除自然資本的消耗,得到經過環境調整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就是綠色GDP(GGDP);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扣除生產資本的消耗,得到國內生產凈值(NDP)。從國內生產總值中同時扣除生產資本消耗和自然資本消耗,得到經環境調整的國內生產凈值,也稱綠色國內生產凈值(EDP),這就是聯合國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體系的核心指標。所以這幾者的關系可這樣來表示:EDP
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在技術上需要解決如何衡量環境要素價值的問題。由于環境資源的使用大多屬于非貨幣交易,在難以通過市場行為確定其價格的情況下,對資源增減、環境變化的估價只能采用虛擬方法?，F從理論上提出了三種虛擬估價方法:市場價格法;住戶意愿法;維護成本法。按照資源環境恢復到耗減和降級前的水平所需的費用來計算其價值。與市場價格法相比,維護成本法在理論上更加體現持續發展的思想,因為維持資源環境的數量和質量水平不變,也就是保證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利用。環境成本表現為人類活動對周圍環境質量和受納體的不利影響所造成的全部損失,包括對活動地造成的損失和對活動地以外的其他區域造成的損失。從量的角度看,環境成本應等于受納體損失的總和。因此,國際上一些專家比較看重維護成本法。
2 我國環境污染總量估算
綠色GDP核算時,從GDP中扣除的項目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自然資源凈耗減,包括經濟資源和非經濟資源,二是環境污染損失,二者存在重疊的部分,即環境污染所致的自然資源的損耗。本文擬采用維護成本定價法,對我國環境污染損失總量進行粗略分析。假定環境污染被完全治理,不存在環境污染所致的自然資源的損耗,同時環境污染損失等于環境維護費用。
環境污染損失價值總量=環境污染的完全治理成本
=∑各污染物的排放量×各污染物的單位治理成本
=廢水的理論治理成本+廢氣的理論治理成本+固體廢棄物的理論治理成本(+噪音污染危害+其他損失)
=∑廢水中各污染成分含量×各污染成分單位治理成本+∑廢氣中各污染成分含量×各污染成分單位治理成本+∑各類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各類固體廢棄物單位治理成本
我們很難詳細統計到所有污染成分的含量,也很難有十分精確的分類治理成本,可行的辦法是根據國家環保部的統計數據,對主要污染成分總量進行估計,并且用各污染物的排污費征收標準作為其治理成本。目前的征收標準是2003年頒布執行的《排污費征收標準及計算方法》。根據2007年新聞報道,國家環?？偩职l言人稱“該標準僅為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半”,“我國將在3年內提高至污染治理的成本”。但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迄今基本沒有調整。2009年底,環境保護部官員透露,將爭取發改委、財政部的支持,盡快提高全國排污費征收標準。其中SO2廢氣排放費已經率先提價,部分省市從2007年的0.63元/千克提高到2009年的1.26元/千克。我們用現行標準的2倍的值進行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估計。
當然這里的污染物統計是不全面的,最重要的缺少是CO2排放的損失估計。且這里僅僅計算了理論治理成本,而大多數污染物未經處理直接排放后已經擴散,并對自然經濟社會系統造成了實質性危害,而這種這種危害可能遠遠大于治理成本,事實上,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還應加上其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對民眾健康的損害等。因此以上數字是嚴重保守的,它僅表明我國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成本,約占2006年我國GDP總量210871億元的0.49%。上表中我們僅僅估算了污染物排放量的治理成本,根據本文第三部分,可知工業污染物產生量遠高于排放量,即對于污染物排放的主體――企業來說,大部分污染物在排放前已經通過凈化設備或工藝處理過了,然而這個過程也應該是有成本的。考慮到這個因素,可以把環境污染損失總量調整為3356.73億元,占當年GDP的1.59%(在不考慮CO2排放所致損失的情況下)。
3 2006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環境污染總量考察
我們有必要基于綠色GDP核算模式對各省的自然資源耗費和環境污染損失進一步分析,摸清真實GDP增長現狀,并嘗試進行綠色GDP核算,雖然由于考慮到自然資源耗減后,GDP增幅被嚴重調低,所以這一嘗試在省級層面已于從2006年開始嚴重受阻。而本文僅對各省的環境污染損失進行統計估算。
類似于上述估算過程,根據2006年環境統計年報,我們也可以對各省的環境污染狀況進行分析,分別計算各類污染物價值量(排放量/產生量等×每單位污染物的排污費征收額),匯總后可得到下表數據。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污染物產生量占GDP比例在前5位的依次為貴州、山西、內蒙古、寧夏、甘肅;污染物排放強度(排放量占GDP比例)的前5位依次是貴州、寧夏、山西、內蒙古、青海。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民消費水平的不斷上升，環保問題也層出不窮，中國已經是受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近年來隨著霧霾天氣在各大城市相繼出現，環保意識越來越深入人心。環境污染與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息息相關，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不只是環保部門的事情，而是需要全民全社會的共同參與。為此，可以將金融活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相協調，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綠色金融定義
綠色金融，是一個比較新興的概念，國內學術界并沒有統一的概念界定。目前關于綠色金融的內涵，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四種：一是《美國傳統詞典》（第四版，2000年）的解釋，將綠色金融稱之為“環境金融”或“可持續融資”，是環境經濟的一部分，其基本內涵是，如何使用多樣化的金融工具來保護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二是指金融業在貸款政策、貸款對象、貸款條件、貸款種類和貸款方式上，將綠色產業作為一項重點扶持項目，從信貸投放、投量、期限及利率等方面給予第一優先和傾斜的政策。三是指金融相關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通過金融業務的運作體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從而促進環境資源保護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并以此來實現金融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運營策略。四是將綠色金融作為環境經濟政策中金融和資本市場的手段，如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等。
三、我國綠色金融主要產品
1.綠色信貸
綠色信貸，是金融杠桿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具體化，其本質在于正確處理金融業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以期構建新的金融體系和新的金融工具。一般是銀行利用利率等優惠條件，來支持有環保效益的貸款項目，其對象包括個人和企業，例如房屋貸款、汽車貸款、項目融資和設備租賃等。
2.綠色保險
綠色保險又叫生態保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環境風險管理的一項基本手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一般是指保險公司對水、土地或空氣等污染受害者進行賠償的保險。對某些行業采取強制性的購買綠色保險措施，一方面可以在企業發生意外污染時，為其提供及時的賠償；另一方面可以加強企業對環境風險的管理，減少環境污染事故發生。
3.綠色債券
綠色債券主要是一些國際金融組織和政府支持的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綠色債券，以其綠色題材、期限短（平均期限約5-6年）、較低的利率等優勢吸引了一定的投資者。國際上已發行綠色債券的機構包括：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英國綠色投資銀行以及韓國進出口銀行等。
4.綠色風險投資
綠色風險投資是把資金投向蘊藏著較大市場的資源節約型企業和環境友好型導向的高新技術開發領域，以期成功后取得高資本收益的一種商業投資行為。目前較大規模的國際綠色投資，主導方基本是國際知名金融集團，其主要投資領域一般是再生能源、水和清潔技術設備。近年來，我國投資于清潔能源的項目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包括：政策支持力度低，綠色產業項目回報率偏低；國內市場化程度低，基礎配套不全；投資者和消費者沒有良好的認知及社會責任感。
四、我國綠色金融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1.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不完善
綠色金融在我國是一項新生事物，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產缺乏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具體的指導目錄，造成金融企業難以制定具體的實施標準等問題。面對存在的這些漏洞，需要國家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政策，并培養綠色金融相關的專業人才，只有這樣才能順利有效地實施綠色金融政策。
2.信息溝通存在瓶頸
信息的及時性和有效性，是綠色金融能夠有效實施的重要前提條件。目前，我國環保檢查制度還不夠健全，某些地方環保部門的信息針對性不強，加之相當一部分金融工作人員對環保法律法規了解不夠等原因，造成了環保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存在嚴重的瓶頸。為此，需要加強環保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及時溝通，加大相關從業工作人員環保知識的培訓力度，做到信息溝通的及時性和有效性。此外，對于環保部和金融部門，要統籌協調管理，并做到職責分工明確，健全管理機制和工作機構。
3.市場環境尚未成熟
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嚴重滯后，難以實行強制性的綠色保險機制。2013年1月，環保部和中國保監會聯合發文，指導15個試點省份在涉重金屬、石油和化工等行業推行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首次提出了“強制”概念，但現階段仍處于“指導意見”，并無法律效力。目前在我國實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只有少數城市的某些企業，因此，綠色金融市場仍需加大宣傳和推廣。
關鍵詞:低碳經濟;低碳金融;發展;金融業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21-0183-01
1 低碳金融的產生及內涵
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以及造成的災害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對于低碳經濟的概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所謂低碳金融,是指服務于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如碳保險、碳基金和碳交易幣種的確定等制度安排。低碳金融是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是對碳排放進行規制的一種新型金融模型。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綠色金融的概念,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在世界銀行2006年碳金融發展報告中,碳金融被定義為用于購買溫室氣體減排量的金融資源。而在國內,對碳金融的界定主要關注的是碳交易與碳融資。
2 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現狀
我國當前的低碳金融主要以“綠色信貸”為主,“綠色信貸”是將貸款用于當前倡導的一系列節能減排、產業升級、保護環境的項目,主要目的是為了遏制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盲目擴張。當前我國的這項綠色信貸主要大力依賴于銀行,銀行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操作余地。雖然目前對于綠色信貸銀行的興趣也在不斷提升,但在銀行信貸總規模中的比重仍然偏小。這其中和促進綠色信貸發展的外部環境建設有關,當前對綠色信貸的概念還不明確,由于金融機構缺乏相應的環保專業人才,缺少具體的綠色信貸指導目錄、產業投向標準和環境風險評級標準等信貸指引,使金融機構難以制定相關的內部實施細則和考核評價辦法。同時從目前情況看,低碳經濟有“概念熱、融資冷”的傾向,一方面創新型企業由于前景難以預測,比如一些風投項目,對綠色信貸的需求處于初級階段;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安全性、效益性、流動性的經營原則決定了信貸支持成熟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偏好度,綠色信貸還面臨著項目融資評估的復雜性,而銀行開展這些項目缺乏人力資源和技術基礎。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對道德風險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困難,不利于綠色金融參與主體形成穩定預期。
3 當前我國發展低碳金融存在的問題
3.1 對于低碳金融認識不足
雖然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資源國家,是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最重要的供給國,但是當前我們對于碳市場還是有很多模糊不清和非理性的認識,對于碳金融和CDM的認識還不到位,缺乏對CDM相關專業知識及政策法規的深度了解,投資該領域項目的業務能力嚴重不足,導致我國碳金融體系發展與碳市場潛力不匹配,碳金融發展面臨諸多挑戰。CDM和低碳金融是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興起而進入人們視野的,在國內發展時間較短,相關經濟主體還未充分認識到其潛藏的巨大商機。企業和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交易價值、項目開發、操作模式、交易規則等尚不熟悉,對碳金融的需求有限。目前關注“低碳金融”的主要是大型商業銀行,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對此關注較少。
3.2 中國面臨碳金融定價權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
中國是CDM市場的最大買方,但中國卻處于CDM市場產業鏈的最低端,在全球碳交易市場處于被動地位,缺乏碳金融市場的定價權。我們國家現在企業賣出的CDM,是碳減排的產品,主要是由國際上碳公司來幫我們做,實際上定價權掌握在國際金融機構手中,中國在碳金融發展中沒有掌握大部分的話語權和主導權。而且我國目前在碳金融建設方面發展滯后,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所和碳交易平臺,沒有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產品以及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很難與國際金融機構抗衡,使中國目前面臨著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
3.3 巨大的政策風險
有關《京都議定書》的實施僅涵蓋2008-2012年,在這之后國際碳減排政策如何安排還取決于各國在新一輪氣候談判中的博弈結果。屆時我國是否需要承擔一定的減排義務存在不確定性,這對我國碳金融業務的進一步發展將產生直接影響。另外減排認證的相關政策風險也可能阻礙市場發展。在碳減排交易風險中,交付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而所有導致交付風險的因素中政策風險最為突出。同時由于技術的發展以及政策意圖的變化,認證的標準和程序也在變化之中。而且項目交易涉及不同國家,要受到東道國法律的限制,碳金融交易市場發展面臨的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是非常巨大的。
4 低碳金融的發展前景及對于金融業的重要意義
2008年10月,興業銀行正式公開承諾采用“赤道原則”,并于2009年1月成立可持續金融的專門業務經營機構――可持續金融中心,負責能效金融、碳金融、環境金融等領域的業務經營和產品營銷。碳金融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機構競爭的新領域,中國金融業拓展碳金融業務已是大勢所趨,因此需要從金融業自身和外部政策環境兩個方面進行努力,解除制約中國碳金融發展的主要障礙,促進中國金融業碳金融業務的開展。國內金融機構目前主要集中在對低碳項目的融資支持方面,以各類綠色貸款、環保貸款為主,對于中國的金融機構來說,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機遇,大力創新,積極拓展碳金融業務模式是當務之急。
6月14日，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浙江、江西、廣東、貴州、新疆5省（區）選擇部分地方，建設各有側重、各具特色的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在體制機制上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我國綠色金融進入快速發展期，并正在引領全球發展。綠色金融是指為節能環保、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促進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項目，提供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各類的金融服務。綠色金融的概念雖然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提出，但在我國起步較晚，不過近年來發展非常迅速，已成為我國金融領域改革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從2008年開始，我國相關部門相繼出臺了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綠色信貸等政策，2016年出臺《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形成了綠色金融快速可持續發展的頂層設計。在去年9月舉行的G20杭州峰會上，綠色金融被首次納入G20議程。目前，我國已是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是全球僅有的三個建立綠色信貸指標體系的國家之一，同時還是第一個由政府支持的機構本國綠色債券界定標準的國家?？梢哉f，在綠色金融領域，我國已經實現了從追趕者向引領者的角色轉變。
綠色金融需要產品，但更需要服務創新。從綠色金融自身特點看，由于綠色產業多為中長期項目，普遍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技術、長周期、低回報的特點，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較為突出，如何與追求更高回報、要求更低風險的金融機構進行有機結合，是當前綠色金融發展面臨的主要難題。而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就在于服務創新。創新是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動力，綠色金融的服務創新，就是要根據綠色金融的特點，在有效區分具有準公共性屬性和商業化的綠色項目基礎上，充分利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為綠色企業提供各類專項統計、信用咨詢、財務顧問、評級授信、風險定價、結構化融資、融資租賃、碳排放權質押等更加準確、高效、全方位、個性化的創新服務，從而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等問題，進而降低綠色金融的利息成本、經營成本和風險成本，有效疏通金融M入綠色行業的渠道。
綠色金融服務創新需要配套的體制機制改革。
首先要健全銀行開展綠色金融服務的激勵約束機制。建立銀行業綠色金融服務的績效考核體系，完善綠色信貸統計制度，探索將綠色信貸納入宏觀審慎評估框架，提升銀行開展綠色金融相關業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同時形成向高污染、高能耗和產能過剩行業貸款的約束機制。
其次應完善社會資本進入綠色金融的市場化機制。要進一步放寬社會資本進入綠色金融領域的限制，發揮政府資金杠桿作用，創新生態環保投資運營機制，健全環境資源產權交易機制，完善綠色行業投資政策環境和退出機制，支持在綠色產業中引入PPP模式，鼓勵更多社會資本進入綠色金融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