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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網絡傳播理論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美國傳播學家麥庫姆斯和D.L.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來影響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在網絡傳播中，受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具備了在網絡中制造和傳播信息能力和條件的受眾還可以直接參與到信息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完全有可能和能力賦予某些事件“顯著性”，使事件逐步顯著化、重要化而成為公眾的“思考對象”，將公眾注意力引導到某些事件和問題上，將事件演變為“議題”提到公眾的“議事日程”上來?！白h程設置功能”理論在網絡傳播中被強化。
以“芙蓉姐姐”現象為例，“芙蓉姐姐”利用傳播者的權力，借助網絡平臺，生產和傳播自己的各種信息吸引公眾眼球，使這些信息具備了“顯著性”，逐漸成為大眾議題，提上了大眾的“議事日程”。
另一方面，“‘議程設置’是輿論導向的第一個階段，即傳媒通過有選擇地報道新聞來把社會注意力和社會關心引導到特定的方向”①，“他們始終處于傳播過程的首端，是傳播特權的擁有者。來自各種不同信源的信息總是源源不斷地匯集到他們的手里，經過層層把關，篩選過濾和加工，制成符合他們標準的產品后再傳輸給受傳者”。②在傳統媒介環境下，媒體作為“把關人”控制著信息傳播渠道，怎樣反映公眾意見完全由傳者把握，大眾傳媒也正是通過這種特權地位實現了對輿論的引導與控制。而在網絡傳播中，網絡成為受眾自由公開信息、表達輿論的渠道，傳統媒介中傳者的“傳播特權”流失，受眾直接參與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網絡傳播鏈上缺省了傳統傳播流程中“把關人”這一環節，信息源就是傳播者，“把關人” 與信源界限不清、角色模糊，“把關人角色的弱化和在某些傳播通道內與信源角色的重疊，帶來了一種深層控制缺失?！雹圻@種以往傳統媒介中傳者“施控”形態的完全缺失，使得傳統媒介為公眾提供思考對象，告訴公眾“想什么”的“議程設置功能”理論被極大弱化。
“芙蓉姐姐現象”在網上形成輿論后，傳統媒體也加入對此的報道中。網絡傳播中，傳者與受者地位的顛覆，使得傳統媒介某種程度上無法發揮“議程設置功能”，反被公眾設置的議程所“引導”。
對“沉默的螺旋”理論的弱化
“沉默的螺旋”理論認為“個人意見的表明是一個社會心理過程?！眰€人在表明自己的觀點時，會對周圍的意見環境進行觀察，當發現自己屬于“多數”或“優勢”意見時，他們便傾向于積極大膽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反之則屈于環境壓力而轉向“沉默”。這一心理過程在網絡傳播中有所改變。網絡傳播拓展了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網絡媒體具有“發表評論”、“推薦給朋友”等諸多功能，受眾不僅可以隨時發表評論，將信息在網絡中開設的論壇、聊天室等功能社區中，還可以看到他人對事件的評價。在發表自我觀點和獲知他人觀點的過程中，人們通過在網絡中尋找同盟者來消解孤獨感，主動避免陷入某一群體的“孤立狀態”；網絡傳播的匿名性、開放性特點，使得個人在表明意見時不用過多地擔心自己會陷入“劣勢意見”，使個人意見表明的心理過程更趨于積極和大膽；現代社會是個性張揚的時代，個性化的語言和觀點不斷受到社會認可。
該理論認為輿論的形成是“意見環境”的壓力作用于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采取趨同行動過程的產物。在這里，“意見環境”是一個核心概念。網絡傳播打破了以往人類多種信息傳播形式的界限，既可以實現面對面傳播，又可以實現點對面的傳播，將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融為一體。網上的信息內容來自四面八方，又可以在無形的網絡空間傳向四面八方的用戶，這使得網絡傳播能更深刻地作用于更大范圍的受眾，從而使過去相對明朗的意見環境復雜化。意見環境的復雜化反而造成意見環境對人們發表意見害怕孤立的心理降低，最終使得這一理論命題被弱化。
對“培養”理論的強化
“培養”理論指出大眾傳媒提示的“象征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影響，由于大眾傳媒的傾向性，人們心目中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正在出現很大的偏離。這種影響不是短暫的，而是一個長期潛移默化的培養過程，它在不知不覺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網絡游戲是網絡傳播不可忽視的傳播內容，對大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影響巨大。許多青少年沉迷于網絡世界，網絡游戲中或激烈或血腥的打斗場面，無形中向青少年灌輸暴力信息，使之在潛移默化中形成暴力觀點和不良傾向，將虛擬游戲與現實社會混淆，把游戲中的場景在生活中模仿、再現。近年來“網婚”盛行，網民們沉浸在虛擬婚姻里，過著“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生活。現實中因“網婚”破壞夫妻和家庭關系的糾紛越來越多，虛擬婚姻導致了現實困境。網絡傳播對人們的現實觀帶來前所未有的制約和影響。
對“知溝”理論的強化
“知溝”理論認為：“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④由于經濟地位不同，大眾在接觸網絡和網絡使用能力兩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使大眾出現網民與非網民之分。在“接觸媒介”上，經濟地位低下以及由此帶來的知識水平和傳播技能的低下，使那些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從事低聲望職業的人群成為“漏網”的非網民；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經濟地位高的群體不僅在接觸媒介上占優勢，他們的媒介知識獲取能力本身就處于較高水平，但“問題的關鍵是，互聯網是否使他們‘如虎添翼’，進一步拉開了與其他群體間的距離”。⑤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獲取媒介知識的速度加快，從而與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群體之間出現“信息富有者”與“信息貧困者”兩極分化，兩類人群之間的“知溝”呈擴大之勢。
網絡傳播具有與傳統傳播媒介截然不同的新特征，極大地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對傳統傳播效果理論產生了巨大沖擊。網絡傳播正在以不可抵擋之勢，迅速滲透到政治、經濟、思想以及文化等諸多領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世界的面貌，關注和研究網絡傳播帶給傳播效果理論的影響和改變，對傳播學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④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P218
②③《“芙蓉姐姐”現象看網絡傳播控制缺失》，齊魯生活網，2005-8-22
網絡倫理問題。本文在對網絡性質深入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網絡倫理建設的具體措施，并分析了網絡倫理建設新的特點。
［關鍵詞］網絡傳播；網絡倫理建設；網絡技術；網絡道德；政策法規
網絡社會，是由不同的網絡社區組成的一個虛擬社會，它存在的基礎是網絡技術。在這一虛擬的社會結構中，雖然其行為主體仍然是現實社會中真實的個人，但網絡在技術上的特殊性使網絡媒體產生了許多傳統媒體未曾遇到的新問題。面對這些新的網絡倫理問題，我們應針對其特殊性，在理論上加深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建設措施。
一、基本的認識前提
1.關于網絡技術的性質
作為技術層面的網絡，它是一個中性的工具，并無是非好壞之分。其任何正面的負面的價值延伸，都是主體操縱者——人的價值觀念的體現與物化。如果你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對待網絡，那么它就是你實現理想、通向成功的橋梁。如果你以消極陰暗的心理對待網絡，那么網絡就是你走向沉淪、犯罪的獨木橋。
網絡巨大的負作用就是產生于使用者對科學技術的濫用、誤用，產生于人類價值觀念的偏離。有些人被無所不能的網絡技術帶來的信息便捷、物質富有、生活安逸等等表面現象所蒙蔽，對工具至上、技術決定論等等偏激觀點盲目崇拜，并將眼前的功利作為最終目標追求，使自己成為技術的奴隸。網絡技術上的“可行”并不等于行為上的“應該”。你能夠在網上橫沖直撞，甚至可以隨便散發不負責的信息、隨便破壞他人的電腦系統，但人的道德修養是你一切行為的最高主宰，使你不能胡作非為。只有將精神價值、人文關懷與網絡技術的發展融為一體，才能真正發揮網絡技術的綜合優勢，從而有效推動社會的高速發展。
2.關于網絡道德與傳統道德的關系
網絡社會依存于現實社會，網絡社會行為是現實社會行為的延伸，表層的數字關系所遮蔽的恰恰是深層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在網絡空間中，人雖然擺脫了諸如鄰里角色、現實直觀角色等現實空間中制約人的道德環境；但在超傳統地域的網絡范圍內，人發揮作用的動機并沒有變，植根于現實空間的傳統道德與新型網絡道德的行為者是共同的行為主體，它們兩者之間并沒有絕對的區別。因此現實社會的道德規范就應該是構成網絡社會道德規范的重要參照。
由此看來，網絡道德并非空穴來風，現實社會幾千年的道德積累是它堅實的基礎。事實上，人類發展到現在形成的豐富多彩的傳統道德，其一般原理和基本運行機制，充分反映了人類社會活動的一般規律，網絡社會既然是人類社會的生活空間，其普適性就不言而喻。因此，人類在維護網絡空間秩序時必然要引入傳統道德的優秀成果和富有成效的運行機制，在此基礎上加以協調發展，從而形成“網絡社會”更高水平的新型道德。
3.關于網絡倫理作用的特殊重要性
在現實社會，倫理與法制，是維持社會平衡的兩大重要杠桿，而且法制的明確性、強制性，使它的作用更大于倫理的作用。而在網絡社會，由于網絡的隱匿性、快捷性成為網絡法制的障礙，因此網絡倫理建設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義。
網絡倫理，是指人們通過網絡媒體進行交流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道德關系，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媒體對象等等之間的關系。網絡倫理建設，就是要在這些關系中建立一些相應的原則規范，使之成為網絡媒體使用者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凝結人類高科技發展水平的網絡媒體，自然也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化的水平。在這樣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形態中，自覺的道德規范的遵守應該更具普遍性、操作性。它不僅彌補了網絡法規明顯滯后于網絡發展的現實，而且，即使在法規健全的情況下，它也可以起到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傳統法律是通過強制性手段，針對嚴重違法行為制定出的各種懲罰性措施，因此它只能用于懲惡，而不能勸善；只規定人們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必須禁止，而沒有指明什么是應該去做的、什么是鼓勵去做的。道德倫理建設，則是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內心信念起作用，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與內在性，不僅對不道德行為進行批評、譴責，同時也對道德行為，尤其是高尚的行為予以褒獎、鼓勵，顯示出文明社會中人類行為的高度自覺性，這一特點最吻合現代網絡技術運行的客觀規律。
二、網絡倫理建設的具體措施
網絡社會的整體建設，需要倫理、法制、技術、管理等多種手段齊頭并進。側重于倫理建設措施而言，由于網絡倫理所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網絡倫理建設的具體措施也需要多層面、多角度的協調配合來進行。
首先，建立健康的網絡傳播環境。無論網絡交往如何具有隱匿性，其行為主體不外是現實社會中的真實的個人，個人道德素質的高低將決定其網絡交往行為的文明程度。因此，對現實社會的公民進行相關的道德教育，如社會責任感、民族自尊心、科學人生觀等等的教育，是防止網絡失范行為發生的基本前提。當然，我們更應該意識到網絡失范行為已嚴重存在，并產生著惡劣的社會影響，我們有必要對影響網絡行為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如對網絡傳播中產生的特殊的網絡文化現象、心理現象，對網絡社區形成的規律及功能、作用，對特殊的網絡交流方式與特殊網絡交流符號系統等等進行分析，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推動網絡主流文化的建設，確立以集體主義原則為主導的自主型網絡道德模式。目前網上流通的信息五花八門，需要對內容積極健康的網站進行保護與宣傳，確立網上正確的輿論導向。雖說網絡輿論環境相對寬松，但多種聲音中仍然有一個代表主流的聲音。集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與大眾傳播于一體的網絡傳播，仍然體現著時代脈搏的跳動。在主流文化的引導方面，需建立網絡社會健康的道德評價標準，這一標準的確立，要在全面權衡網絡社會中的自由與責任、個體與群體、全球性與本土性、權利與義務等等各種關系的基礎上進行。確立網絡社會的終極道德目標，并將這一目標盡可能量化、細化。將其實現過程劃分為上、中、下3個不同的層次，制定最優標準與最低標準的具體指標，中間標準的完善途徑，利用行為范型的誘導、基準道德的推崇、基本道德的法規化等手段推動網絡社會價值評價標準的確立。
其次，加速網絡安全技術的發展，這在控制不良信息流通方面至關重要。雖然網絡道德建設的主體是人，但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環境的產物，人性的脆弱是與生俱來的。面對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僅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養來起作用是遠遠不夠的，一定的技術約束也是幫助道德完善的必要手段，特別是在針對外來信息的入侵上。目前，在全球信息產業中，CPU（中央處理器）的產量美國占92%，系統軟件生產量美國占86%，世界性大型數據庫70%設在美國①。如果長期缺乏技術方面的有效措施，由此帶來的強國對弱國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滲透，以至對弱勢文化的摧毀，其后果是難以想象的。任何國家都應該有義務和能力對外來信息進行審查與控制。就網絡整體發展而言，目前計算機安全技術比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要落后5到10年。隨著網絡道德失范及網絡犯罪問題的日趨嚴重，各國政府及網絡專家都加大了對網絡安全技術的研究，如加密技術、防火墻技術、反黑客技術等等。一些發達國家如美、日、德等國將信息安全技術列為國防、科研的重點，并形成相當規模的信息安全產業。而我國，由于網絡技術整體發展水平的差距，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網絡安全技術的發展以及在道德建設中的重要性要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
再次，制定富有彈性的網絡社會的政策法規與道德原則。網絡社會的快速發展使相應的政策法規總是滯后產生，因此，政策規范的制定者們，要有超前的發展的眼光，對網絡社會的發展趨勢有一個正確的把握，為其進一步發展留有余地。同時要考慮這些政策規范的傳統繼承性，許多現實社會中的法規與道德原則，在網絡社會中同樣適用。如英國哲學家羅斯在其《正當和善》（Therightandthegood）中提出的7條基本道德義務：守信、賠償、正義、仁慈、自修、感恩、無害等，在網絡社會同樣具有適用價值。網絡社會的正常運行是建立在不同關系與不同層次的管理協調機制的正常運轉的基礎上的，雖然網絡倫理建設的重心是網眾的行為自律，但他律與自律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法律的存在能幫助預防不道德和破壞行為，法律作為道德規范的基準，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范圍內進行他們的活動。沒有界限，就很難確保沒有影響和侵犯別人的情況?！雹谀壳霸诰W絡政策法規的制定方面，由于發達國家網絡建設起步較早，積累的經驗也較多，因此，我們應對國內外網絡道德建設的相關經驗及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分析整理，對各級政府的相關政策法規、各大網站的使用條款及服務規則等進行比較研究，對其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和可能產生的利弊進行綜合分析，在此基礎上，提供網絡規范化運行機制的有價值的參考。目前，隨著網絡政策法規的陸續出臺，網絡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已不斷加強，對相關政策法規、網絡管理條例及網絡禮儀的自覺遵守，已被越來越多的網絡社會成員自覺接受。
最后，建立網絡傳播的全球倫理道德。網絡新聞傳播的載體互聯網，是一個全球聯通的信息傳播系統，其全球聯通性決定了互聯網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只有那種具有全球視野、全球觀念特征，能達成某種全球共識的普世倫理范式才能成為網絡社會的主導倫理模式。關于這種全球倫理模式的探討，早在1993年，人們為了解決一些人類共同面臨的人口、環境、生態、核武器等全球性問題，世界宗教組織就已發表了《全球倫理》宣言，對其內涵的探討從那時就已開始。有的學者認為，普世倫理是“對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價值標準和人格態度的一種基本共識?！雹垡灿械膶W者認為，現代道德危機四伏，解決方法就是重建一種新的普遍主義的倫理體系，追求一種最低層次的全球共識。然而在目前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利益多樣化的形勢下，互聯網雖然在推動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但同時與之相應的散裂化趨勢也在發生。新形勢下的全球倫理應該是建立在各國與民族文化平等、自由、互惠的基礎上的多層次、多元化的內涵豐富的倫理范式，它應該體現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共同利益，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綜合現有道德的合理部分，能妥善解決網絡沖突所帶來的嚴峻社會問題的倫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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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絡倫理建設的新特色
“我們的時代渴望整體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識，這種渴望是電力技術的自然而然的附屬物。在我們之前的機械工業時代，人們熱情洋溢地申明個人的觀點，這是自然而然的表達方式。每一種文化、每一個時代都有它喜歡的感知模式，所以它都傾向于為每個人、每件事規定一些受寵的模式。”④
雖然，網絡倫理建設是現實社會倫理建設的繼承與發展，但網絡社會的特殊性，使其倫理建設也具有自己的新特征。這些新特征是構成新的網絡倫理模式的基礎，我們可以從3個方面對這些新特色進行歸納：自主性、多元性、開放性。
1.自主型道德模式
相對傳統依賴型道德而言，網絡道德完全是一種自主型的道德模式?；谧杂苫セ?、全民共享原則建立起來的網絡社會，人際交往具有極大的隱匿性，直面的道德輿論抨擊難以企及，個體的道德自律成為正常的倫理關系得以維系的主要保障。因此，進入網絡空間，只有自己決定自己的行為，只有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每一個網民行為的高度自律成為網絡社會對網民的基本道德要求。
網絡自主型道德模式，是一種積極進取的高層次的道德自律，它要求人們在網絡實踐中自覺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如無私的奉獻精神；自覺遵守各個層面的道德規范，履行自己的道德責任；并自覺監督其他網民的違規行為，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形成一種高度自治的理想社會?！坝捎陔娏κ沟厍蚩s小，我們這個地球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落。一切社會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結合起來，以點的速度產生內爆，這就使人的責任意識提到了很高的程度。”⑤
2.多元型道德模式
與傳統價值觀念較為單一相比，網絡道德是一種多元化的道德模式。當然，這種多元化并不是指網絡社會道德的混亂無序，而是指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豐富的文化內涵，體現更廣泛的人類利益而言。
在傳統現實社會，道德雖因生產關系的多層次性而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但每一個特定社會都只能有一種居于主導地位的道德，其他道德都是處于從屬、被支配地位。這種以一元為主導的道德形式，因為現實社會地域界限的明確、社會等級制度的分明而顯得十分有序，并具有較強的實際操作性。但在網絡社會，網絡構成成分十分復雜，網絡傳播是一種網狀式無中心的分散結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團體的各種道德都融會在一起，它們產生強烈的碰撞與沖突，并導致網絡社會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亂。如美國電子邊疆基金會發起人約翰·P·巴樓的網絡無政府主義宣言：“我宣布，我們正在建構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空間與你們試圖強加給我們的各種專制體制將截然不同。你們既不享有管制我們的道德權利，也沒有任何使我們感到害怕的強制性手段?！钡鹊取?/p>
為了避免社會生活的混亂局面，不同的道德選擇必須制定出一些全體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使之帶有一定的權威性與主導性。目前，網絡道德中，一些公認的道德規范正在逐步形成，如協作原則、全民原則、自由原則、互惠原則等等。這些原則只要能體現更廣泛的全民利益、更豐富的文化內涵、更大的包容性，他們就能成為多元化、多層面的網絡道德的構成要件。
3.開放型道德模式
與現實社會道德的排他性相比，網絡道德是一種自由、平等、張揚個性的道德模式。
互聯網聯通世界各地的信息，實現最大的資源共享。在這里，沒有最高的管理機構，沒有等級、特權，網絡上的每一個節點、每一個網民，既是網絡社會的中心又是網絡社會的邊緣，道德主體的創造性、能動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
網絡傳播從根本上打破了限制人際交往的時空障礙，
“天涯若比鄰”，朋友遍天下。從前，、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等不同造成的各種隔閡，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難以理解，更無法交往。而網絡傳播滿足了人們的各種好奇心，填補了知識的各類空白，簡便的網絡交往手段更提供了相互理解、學習、探討的渠道。
在網絡開放的交往模式之下，一方面，豐富的人類文化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另一方面，異質文化的沖突更加尖銳，在這種激烈的碰撞之下，合理的、優秀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思想意識得到發揚光大，而陳腐的、墮落的、非人性的思想意識則遭到淘汰。
網絡道德的開放性就是面對各種不同道德的碰撞，使人類的道德精華得到豐富與提升。
注釋：
①《報》2000.2.8
②英·尼爾·巴雷特：《數字化犯罪》P103，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德·孔漢思·庫舍爾：《全球倫理——世界宗教會議宣言》P12，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關鍵詞］網絡傳播；知溝；社會經濟地位；互聯網接入與使用；數字鴻溝
前言：網絡時代的“數字鴻溝”
當前，正當人們還沉浸在數字化傳播所帶來的種種神話中時，“數字鴻溝”（DigitalDivide又譯“數字區隔”等）的嚴峻現實卻已擺在我們面前。“數字鴻溝問題是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行業、企業、人群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應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別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問題?！雹艛底著櫆鲜且环N無法避免的“積累溝”，它是國家、地區、群體之間業已存在的社會發展差距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數字鴻溝表現在4個方面，簡稱“數字鴻溝ABCD”。A（access）指互聯網接入與使用渠道?；ヂ摼W不僅需要信息基礎設施，而且對終端用戶來說，互聯網接入價格由硬件／軟件、提供接入費用及電話服務費三者組成，因此，社會經濟差異是產生數字鴻溝的一大主導因素；B（basicskills）指數字化時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智能”。群體間信息智能的差異往往造成互聯網利用能力方面的鴻溝；C（content）指網上內容。在四通八達的網絡世界里，誰主導著多媒體、多語言的信息內容和網絡信息產品，這些內容與產品又以哪些群體的利益、愛好為取向，最終決定了這些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鴻溝；D（desire）指個人上網的動機、興趣。不同的“使用與滿足”類型，決定了互聯網用戶在獲取信息和利用信息方面的鴻溝。
上述ABCD所帶來的種種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和貧富分化，是互聯網發展必須應對的難題。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數字鴻溝的存在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著國家、社會、群體發展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網絡的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之間的區隔已成為社會分層的新維度，它對傳統的社會結構正形成勢不可擋的沖擊；與此同時，網絡傳播的效果研究更是傳播學界一個無法忽略的課題。鑒于此，傳播理論中原有的“知溝假設”（knowledgegaphypothesis）所關涉的傳播過程中由社會分層形成的知識差異現象，理應成為數字鴻溝時代傳播學研究的題中之議。
“知溝”理論假設的文獻回顧
1970年，美國學者蒂奇納等人提出了“知溝假設”，其實質是對大眾媒介普及時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公眾在知識獲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質疑。該假設認為：“隨著大眾傳媒向社會傳播的信息日益增長，社會經濟地位高的人將比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信息，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溝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⑵假設以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SES）作為考察媒介效果的變量（主要以受訪者接受正規教育的程度作為SES的有效指標），尤其關注公共事務⑶、科技新聞等與公共決策、社會發展有直接關聯的媒介內容能否為不同社會階層所平等獲取。他們認為印刷媒介的中產階級價值取向加劇了傳播中的“知溝”現象。
“知溝”假設被置于“社會變遷”（socialchange）的理論框架中，認為社會變遷以公共事務和科技知識的積累為基礎，其進程表現為公眾對某些觀念或科技的不斷接受——也就是社會學理論中的“積累變化模式”（accumulativechangemodel）。由于社會結構的次系統（如各社會群體）之間價值觀、行為模式的差異，某些次系統能較快適應變革，而另一些次系統反應較為遲鈍，甚至一開始有所抵觸，因此導致在接受變革能力和速度方面的“鴻溝”（gap）。在這一理論框架中，“知溝”假設揭示了大眾傳播的負面功能，即：隨著社會信息流量的增加，高SES群體獲取媒介知識的能力和速度較快，從而與低SES群體之間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以此推論大眾傳媒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對社會變遷具有深遠的影響。
知溝研究的分析單元是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知識差異，其分析的層次主要是宏觀的社會結構——社會系統（社會或國家）或次系統（如社區），他們對“知溝”的解釋更多地涉及社會結構與整個社會秩序的沖突及維系的問題。1977年，艾特瑪和克萊兩位學者在個人層次上對該假設作了重大修正，認為個體獲取信息的動機及信息對個體的功用差異，是造成“知溝”的另一重要原因。他們提議，從個體行為者的情境需求和動機角度解釋“知溝”現象，從而在微觀層次上開啟了“知溝”研究的另一片天地。⑷
傳統的“知溝”理論主要還是針對傳統媒體。由于互聯網具有與傳統媒體不同的傳播特性，加上網絡時代整個媒介構成的變化，因此，我們在考察互聯網對“知溝”的影響之際，原先研究的一些變量需要作適度的改變。
網民的社會結構分析
“知溝”假設著眼于社會結構，觀察不同社會經濟地位（SES）群體在大眾傳播過程中的知識差異，因此，其分析框架和社會意義也在社會結構及其制約性（社會結構的不平等狀況、社會變遷、社會沖突等）中得以展示。這一視野，同樣是我們考察網絡時代“知溝”問題的著眼點。
數字鴻溝主要把全體社會成員區隔為網絡使用者與非使用者兩大類別，因此，在網絡傳播的“知溝”研究中，首先應關注這兩部分人之間是否存在“知溝”現象。但是，以網民與非網民這兩種身份進行社會分層，是否能反映傳統“知溝”研究中的社會結構特征？傳統研究主要以接受正規教育程度作為SES的有效指標，這與網民、非網民的劃分是否契合？
我們首先根據CNNIC歷年的統計資料，對我國（指大陸，下同）網民的人口和社會特征作一個基本描述。在社會學領域，個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職業聲望，是衡量一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SES）的最重要指標⑸，我們先從這3個方面觀察中國網民的社會結構特征。
1）教育程度。如表1所示，2001年以前，將近85%的互聯網用戶接受過大專、本科以上教育。2001年的兩次調查，出現了新情況，高中（中專）學歷的新用戶有顯著的增加。盡管如此，擁有大專以上學歷、即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網民，仍占網民總數的60%以上。如果以高中文化程度為界線，就可以涵蓋90%以上的網民。由于互聯網的使用需要具備基本的計算機、網絡使用知識和一定的英語水平，因此，高中文化程度這一界限似乎很難突破。正如有專家指出的：“互聯網的發展受到復雜的相互影響的驅動，這些相互影響可以被恰當地稱為后工業化。也許，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教育?！雹?/p>
2）行業結構。表2、表3顯示，中國互聯網用戶除在校學生外，其他的主流群體主要分布在科研教育、信息產業、企業和商界、國家機關，這與網民的職業結構中專業技術人員和學生分列前二位的狀況基本一致。近幾年，在校學生用戶比例發展最為迅速（2000年7月的統計可從“其他”一欄推斷），從1997年到2001年7月增長近一成。需要注意的是，具有高中學歷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這與表1顯示的近年來這一部分網民增長速度較快的趨向是一致的。
表1中國互聯網用戶的受教育程度結構（％）（1998-2001）
中專以下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
1998年7月6.934.249.67.51.8
中專以下大專、本科
1999年1月1177102
高中(中專)以下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
1999年7月212274892
2000年1月313324561
2000年7月2.512.832.845.94.91
2001年1月6.4423.4528.9738.821.910.41
2001年7月8.728.826.733.61.80.4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表2中國互聯網用戶的行業結構（％）（1997.10-2000.7）
行業類別1997.11998.71999.11999.72000.12000.7
科研教育26.11912.614.911.412.6
學生13.613.916.419.321
機關9.410.38.111.610.712.2
媒體文藝體育11.84.52.33.65
社會服務3.33.13.634.64.5
計算機行業1518.817.414.912.913.6
郵電通信6.78.68.77.452.8
金融保險54.865.36.25
廠礦企業11.111.311.918.620.417.2
農業0.20.30.6
其他8.88.410.82.51.926.4
合計1001001001009899.9
資料來源：邱澤奇：《中國社會數碼區隔》（）
表3中國互聯網用戶職業結構（％）――2002年1月、2001年7月（括號內）
國家行政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9.75（8.8）24.84（20.6）
辦事員和有關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
13.43（18.6）11.43（12.0）
農林牧副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
0.76（1.2）5.31（4.9）
軍人學生
1.03（1.2）20.92（23.0）
無業人員其他
5.33（5.7）7.2（4.0）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
3）經濟收入。一般說來，互聯網的接入除了一定的技術要求外，還需要以經濟條件作為保障，所以個人的收入也是一項重要的考察指標。但從CNNIC的數據卻很難看出這一點，2001年1月和7月的兩次統計都顯示：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包括無收入）的網民占總體的三分之一；月收入在501—1500元的中低收入人群約占42%。這就意味著，目前中國網民的大部分（73—74%）屬于中低收入甚至是無收入人群。可以確定的是，其中超過20%的無收入網民是在校學生；但對于另一半左右的中低收入用戶，只能從另一項（用戶上網的地點）統計數據進行推測，由于有43—45%的用戶主要在單位上網，所以在中國大陸，工作環境中是否擁有上網設施可能比個人收入更能決定一個人能否進入網民的行列。
但經濟條件對互聯網接入和普及的決定作用仍不容忽視，以上的統計僅針對只占總人口2%左右的網民，如果從整體看，它更多地體現在中國當前地區性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上。從收入看，在中國這樣一個基尼系數（測量收入不均的一個常用指標，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58⑺）已超過國際警戒線的國家，地區間、城鄉間、不同的階層和行業間的人均收入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現象，基數龐大的低收入階層（人口中“下等階層和邊緣化群體占83%”⑻）可能因純粹的購買硬件及上網費用問題被拒于網絡空間之外。而且，教育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如上海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15歲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占8.68%；而甘肅這樣的西部貧困地區則高達25.64%。根據2001年1月CNNIC數據，我們作了一下簡單的統計，上海的互聯網用戶占其總人口約12%，而甘肅省的網民占全省人口不到1%?？梢?，區域性經濟發展水平是造成地區性數字鴻溝的重要因素。
以上對網民社會經濟地位的分析印證了“創新擴散”理論有關新技術的采用與人的社會經濟狀況的關系分析?！皠撔聰U散”理論認為，就人的社會經濟狀況而言，新技術的早期采用者往往有以下特點：（1）受正規教育時間比晚期采用者長；（2）求知欲較強；（3）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包括收入、生活水平、財富擁有量、階級歸屬等；（4）進取心較強，更不安于現狀；（5）在一個社會系統中，其所屬單位通常也較晚采用者更大，更有實力，這使得早期采用者通常對前途更有憧憬、更有信心。⑼因此，收入、教育程度與職業（包括職業前景與職業環境）這3項代表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是決定是否采納新技術的主要因素。
還有兩項人口統計學因素也不容忽視。一是年齡結構。2001年前，21—35歲網民穩占80%左右（2000年分類法改為18—35歲），2001年以后出現了新趨勢——18歲以下的網民數量大幅度增加，在2000年7月到2001年1月這半年間增加了十幾倍之多。18歲以下青少年網民數量的激增和他們的網絡接觸與使用習慣及特征，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另一是性別。女性網民在2000年前只占百分之十幾，但2000年后增長速度加快，據最新一次CNNIC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女性網民已占總數的38.7%，性別方面的數字鴻溝正在趨于縮小。
至此，我們得出以下結論：中國網民群體具有下述社會結構特征：年齡在18—35歲左右、具有高中以上學歷、具有較好的職業聲望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以男性為多數。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網民與非網民的劃分，仍反映了傳統社會結構分析所顯示的等級差別，目前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狀況確實反映在網絡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區隔中，絕大多數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從事低聲望職業的人群成為漏“網”的邊緣人群。社會經濟地位是劃定網民與非網民身份界線的主導因素，似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在網絡傳播的“知溝”假設研究中，以網民與非網民代替原來的SES二分法，依然能反映原先假設的初衷——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可能造成傳播中的知識差異現象。
但是，上述網民的人口與社會特征也說明，在網絡使用與否的“知溝”測量中，原先代表SES的3項指標中的任何一項都無法準確描述目前中國網民的社會結構特征，即使是教育程度也只能作為互聯網接入與使用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因此，傳統的研究方法、即主要以受教育程度作為SES的指標已不合適。網民與非網民的劃分標準，是一個由人口和社會特征構成的較為復雜的綜合指數。
實際上，問題遠不是設定一個新的統計指標那么簡單。網民與非網民階層的出現，甚至對傳統的社會分層方法造成了沖擊?！吧鐣謱邮且环N根據獲得有價值物的的方式來決定人們在社會位置中的群體等級或類屬的一種持久模式?！雹紊鐣謱臃从车氖巧鐣后w間資源分配的不平等關系。就此，已有社會學家提出：在工業化發展早期韋伯提出的社會結構分析的3個維度，即權力、地位和聲望，“已經不能窮盡互聯網絡引入以后的社會結構分析，進而無法替代‘是否使用互聯網絡’的區隔。在使用互聯網絡的社會中，社會學家必須考慮互聯網絡對社會的影響，是否使用互聯網已經成為了超越傳統社會結構分層標準的新維度”。⑾這確實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在信息就是財富的知識經濟時代，信息（知識）資源與經濟資源具有極強的可轉化性，而且信息（知識）作為社會權力的象征，在信息化時代尤為如此?；ヂ摼W的出現是否導致各種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及利益重組，這將對整個社會結構調整和變化產生影響。網絡傳播中“知溝”現象研究的現實意義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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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與非網民之間的“知溝”研究
本文主要以最近有關上海青年和市民的兩項調查研究成果（楊鵬等，2000；張國良等，2000）為依據，考察網民與非網民之間的“知溝”現象。
按照傳統的“知溝”理論假設，高SES群體在傳播活動中獲取信息的速度與數量，皆高于低SES群體，那么從理論上看，根據上述對網民SES的分析，這一部分群體的媒介知識獲取能力本身就處于較高水平，問題的關鍵是，互聯網是否使他們“如虎添翼”，進一步拉開了與其他群體間的距離。
網民無疑比非網民多了一種信息渠道，但由于受時間和生理條件的限制，人的日常信息消費能力是有一定局限與邊界的。也就是說，個體接觸與使用媒介的總時數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變，發生變化的是媒介接觸習慣（包括時間分配）、信息尋求模式等。中國和美國一些調查均發現，互聯網的問世，使得受眾對媒介接觸的時間分配正發生著劇烈的轉型，越來越多的網民減少了對傳統媒介的接觸而轉向了互聯網。就上海青年上網后的媒介接觸情況而言，收看電視時間明顯減少及有所減少的占42.4%；閱讀報紙時間減少的占25.2%；收聽廣播時間減少的占35%；閱讀雜志時間減少的占30.6%。⑿這種從傳統媒介向網絡空間的轉型，是否意味著獲取媒介知識的模式、速度、數量方面也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一、從網民上網尋求信息的目的看。上海青年上網的基本動機是學習和獲取信息（共占59.7%），其中24.1%的被訪青年上網目的是“了解新知識、新見解”，為上網動機中比例最高；此外，“查詢各種有用資料”（14.4%）、“了解更多的時事新聞”（11.2%）、“獲得傳統媒體之外的其他各類信息”（10.0%）等，也是被訪青年的主要上網目的。⒂但信息尋求的目的能說明的問題有限，因為堅持接觸傳統媒體的受眾也可能以學習和獲取信息為主。
二、網絡在信息內容供應方面與傳統媒體的差別。目前中國的網上新聞基本處于對傳統媒介的整合狀態，原始性新聞只是“玩球”，而且數量很少。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網絡的使用與否對“知溝”毫無影響？情況可能未必如此。上海青年調查表明，有10.0%的網民認為，網絡的優點是“可以獲得傳統媒體沒有的信息和服務”；另有14.4%的網民則認為，網絡的優點在于“超越國界，及時獲取海外的信息”⒁?？梢?，網絡信息在內容上的無疆域性為不少網民所看重，而且他們從網上獲取的知識有一部分正是傳統媒介所無法企及的。
媒介內容是“知溝”研究的一個重要變量。傳統“知溝”研究的內容，基本限定在公共事務、科學知識、環境保護、醫療保健、農業知識等范疇。但互聯網是一個遠比傳統媒介更具兼容性的信息平臺，隨著公共圖書館上網、政府上網、社區服務上網、電子商務、網上選舉、遠程教育及醫療等的出現，對網上信息內容的考察也宜進一步拓寬。但根據知溝假設的初衷應選擇那些與個人及社會發展、公共政策、民主化進程直接相關的信息內容，這些內容能否通過網絡傳播在不同社會階層中得到均衡分配，才是“知溝”研究的主旨所在。
三、網絡在信息傳播方面與傳統媒體的差別。這可能是網民與非網民之間引起知識差異的又一重要原因。由于網絡傳播信息容量大（包括新聞條數及背景資料整合）；時效性強（主要表現在更新速度快，上海青年網民認為網絡的快捷性在所有媒介中名列第一⒂）；頁面制作采用適合閱讀的編排及點擊、鏈接等主動查尋方式；以及網民即時評論等互動性，使得網民與非網民之間可能產生多種知識差異現象。在網絡傳播的上述特性中，網絡信息的廣泛性和快捷性，正是它深受青年網民青睞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傳統“知溝”測量中，對知識的操作性定義一般分為“簡單知識”——對某一事件或計劃的知曉（awareness），和“深度知識”——對特定事件的關系、原因或背景的了解⒃。對網絡傳播中的“知溝”測量也應觀察這兩類知識的差異情況。網民在“深度知識”的獲取方面可能與非網民產生極大的差異——互聯網信息的搜索、鏈接功能，窗口彈出式信息編排方式等，極大地有利于個體對深度知識的尋求和了解，專業性網站、主頁的細化（重要新聞和專題一般都專門設有主頁）及個性化網上雜志的訂閱，無疑也起著很大的作用。另外，新聞組、BBS等網上交流形式，也可能影響上網用戶的“深度知識”水平。
綜上所述，一方面，網民的社會結構分析反映出這一群體本身擁有作為高SES地位的“信息富有者”優勢，這是傳統“知溝”研究業已證實的；另一方面，網絡的傳播特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勢必形成或加劇互聯網使用者與非使用者之間新的知識鴻溝現象。就后一點而言，數字鴻溝對“信息富有者”與“信息貧困者”所產生的區隔，有可能對傳統媒介時代的知識差距結構進行一次重新調整。
注釋：
⑴2000/11/0610:42北京青年報
⑵P.J.Tichenor,G.A.Donohue,andC.N.Olien,“Massmediaflowanddifferentialgrowthinknowledge”PublicOpinionQuarterly,Vol.34,No2.1970.
⑶publicaffair（公共事務），據“美國傳統辭典”，意為“大多數人關心的社會、經濟、政府、軍事、科學或法人活動的論題、問題或反映”。
⑷JamesS.Ettema&F.GeraldKline,“Differences,andCeilings:ContingentConditionforUnderstandingtheKnowledgeGap”,CommunicationResearch,Vol.4No.2,April1977.
⑸[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十版），P242。
⑹2000/11/2011:40eNet硅谷動力
⑻：《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P34，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⑼金兼斌：《技術傳播――創新擴散的觀點》，P116-117，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⑽[美]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十版），P238。
⑾邱澤奇：《中國社會數碼區隔》，
⑿《傳媒力量與當代青年：2000上海青年發展報告》上海人民出版社，P98。
⒀同上，P86。
⒁同14，P92-93。
網絡本身并無擴大或合攏“知識溝”的傾向，但由于眾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將傳統大眾媒介影響下業已形成的“知識溝”數倍放大。首先，經濟水平的差異造成網絡接觸率各不相同；其次，網絡在受眾的閱讀、語言、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受眾攝取的信息也與自身的知識結構相吻合。而且，網絡作為一個多元化社區，信源、信宿分散，很難具備合攏“知識溝”的能力。
【關鍵詞】網絡傳播；知識溝；擴散
所謂的“知識溝”(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稱為“信息溝”)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群體或個人之間所形成的知識差距。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傳統大眾媒介的發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長成為可能，但這并未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如預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長往往產生負效果，即在某些群體知識的增長遠遠超過其他群體；‘信息溝’將會出現并擴大一個社會群體與另一個社會群體之間在某一特定問題上的知識距離。”①最早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分析的是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Tichenor)、多諾霍(Donohue)和奧利恩(Olien)，他們指出，“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長時，那些受過較好教育，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比教育較少、地位較低的人們更好地吸收信息。這樣，信息增長導致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斜。②
網絡的出現曾使傳統大眾傳播時代長期處于信息匱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嚴重知識差距的人們充滿了憧憬：傳播技術的改進將會縮減傳播成本與費用，節省資源，實現信息與知識的均化；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眾面臨著一個更易接受與豐富的界面，從而提高個人的知識與信息總量；國外一些學者甚至勾畫出“網絡大學”、“虛擬教育”、“知識超文檔”、“模擬系統”、“自動學徒系統”等設想，并稱之為“沒有圍墻的學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現實并未如人們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許在某些特定知識方面，網絡確實縮小了人們的知識差距；但從知識總量來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認網絡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大眾媒介下業已形成的知識分布的不均衡。
進入網絡的經濟和文化壁壘
當一種新的傳播技術產生并試圖普及時，面臨最嚴峻也是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經濟水平的制約。報業如此，廣播如此，電視如此，網絡更不會例外。信息與知識傳播的民主與自由常常只是針對那些能掙脫經濟束縛的進入者而言。這樣，在媒介可進入者與不可進入者之間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觸程度及幾率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可避免地導致“知識溝”的形成。顯然，與傳統大眾媒介相比，網絡所面臨的經濟壁壘要堅固厚實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網絡成為有經濟能力者享有的特權。據了解，目前網絡的普及率僅約為1%，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成為網絡普及的瓶頸：70%以上的農村人口造成了中國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們甚至不知電腦為何物；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地區性網絡接觸程度的差異；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由于上網費用仍較高，用戶也不得不考慮其有限的經濟支付能力。正如美國舊金山一位咨詢專家所言：“我們很難想象不花很高代價就能普遍訪問計算機服務。對于計算機行業的人來說，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務費不算一回事，但對于收入較低的人來說，可能成為負擔?！睋?002年1月《第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在中國，網絡用戶主要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10.4%、9.8%、9.2%，而在經濟落后的、青海、寧夏等地分布極少，分別為0.1%、0.2%、0.3%。③特別是在某些貧困山區，教育經費的投入量與實際需要還有相當一段差距，計算機普及難以提上教學日程。因而，這種媒介分布率與接觸度的強烈反差，引起知識、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別，從而形成地區間的“知識溝”擴散。
除去上網費用，地區性經濟差別因素之外，額外服務費用的支付對于一般用戶而言也是一個難以攻破的經濟壁壘。隨著技術革新的日益發展，新的網絡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價值將逐漸為受眾所接受。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建立在這些基礎設施上的軟件內容、服務成本使人望而卻步，某些網站在接納新用戶時以高昂的進入費用作為條件，從而設置了又一道經濟關卡。為此，美國傳播學者馬克·利維如此悲嘆：“我常常為傳播與技術正日益冷酷無情地把世界隔離成兩個營壘而深感憂慮。一座營壘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極具經濟實力的信息貴族把持據守，他們是計算機系統的經營者，控制著傳播工具與條件。另一座營壘則屬于傳播圈的‘下層階級’，這里成員文化水平有限，他們在巨大的傳播機器的擺布下過著物質與精神雙重貧困的生活?！雹塥?/p>
從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來看，網絡傳播中“知識溝”擴散的趨勢也在所難免。前文已述，中國農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當低，而網絡作為一種新技術，較之于傳統大眾媒介，在使用與操作方面，對用戶的要求更高，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1)閱讀能力。網絡雖然具備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如文字、聲音、畫面、圖像、音樂等，但總的說來，文字是基礎，其他手段是輔助，很難想象一個大字不識的人僅從畫面中能領悟出某些東西，更何況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網站、資料的必然途徑。2)語言能力。網絡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語，雖然在中國，英語被作為一個重點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學方式的不到位和學習目的偏差等多種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暢流利、毫不費力地閱讀英文網站并獲取信息還得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即使一部分大學生在進入英文網站時也會顯得手足無措，更何況尚未接觸過英語的人不計其數。3)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簡單地打開機器，閱讀新聞，收發郵件，這是每一個接觸過網絡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準確地從網上獲取特定資料就不會顯得那么輕松，勢必要求使用者具備熟練的操作技能和對網絡的充分認識。同時，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術也較快，且他們有一種主動獲取知識的欲望和積極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無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網絡來獲取資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與網絡使用有效與否并不是一個全然正比的關系，實證經驗告訴我們，由于年齡、學習狀況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網絡的是高中、大專與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學歷的用戶僅為0.4%。⑤在這里，知識的專業化成為知識總量增長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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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者的錯識與迷途
正如一位傳播學者所說：網絡可以提供平等機會和民主傳播，但僅限于那些可進入者。那是否意味著所有的進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設備、社會條件下獲取同質同量的信息與知識呢?當然不是。這里的平等、民主僅是指可能性意義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說，即使在進入者中，由于對網絡不同的態度、觀念及使用方式同樣會形成知識與信息攝取的不均衡，這時，“知識溝”就會產生或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擴散。
眾所周知，傳統大眾媒介具有信息供應、娛樂休閑、文化教育、輿論監督等多項功能，但網絡的出現將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樣性發揮到極致，并擴展出許多新內容。這種功能選擇空間的擴大為用戶接觸媒介的興趣、動機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用戶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識的學習或信息的獲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諸如時尚流行、娛樂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據了解，在中國相當一部分擁有電腦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來幫助學習，獲取信息或處理文件，而是用來玩電腦游戲和看影碟。臺灣學者在網絡個案研究中發現大學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網蟲”，他們連續20個小時在線而樂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閱讀或查詢資料，而是晝夜不分地玩游戲或網上聊天。與此對照，那些非“網蟲”的學生則主要通過信息檢索系統和萬維網來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料。不僅如此，研究還發現這種在線時間的過度和網絡使用方式的后果是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學習。⑥于是一條橫亙在“網蟲”與“非網蟲”，“非理性者”與“理性者”之間的“知識溝”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獲取有效的知識或信息，而且放棄了通過其他途徑或媒介獲得信息以縮邪知識溝”的機會。而能正確使用網絡并充分發揮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節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別與網絡的反合攏力
網絡的出現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傳播的無遠弗屆、信息暢通、受傳同步，信息量正以指數函數速度急劇增加。然而信息的極度膨脹并不預示著知識、信息的均衡分布，受眾的信息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信息需求的層次也與自身的知識結構相吻合，文化水平高者攝取的信息知識含量相對較高，而文化水平低者則易于為娛樂性、刺激性信息所吸引。據統計，美國著名的史密斯學會陳列館的網址7周才接待可憐的190次訪問，而《花花公子》網站一周就接收470次訪問。而在力圖合攏“知識溝”而做出種種嘗試后，美國傳播學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合攏“溝”，一種同一、有限且受到廣泛信任的消息來源更有潛力。⑦顯然，網絡不具有同一和有限的消息來源，每個受者也可以是傳者，在這里，受傳分界已不再那么清晰、明朗，信源多元化使得網絡缺少促使“知識溝”合攏的明確意識和強有力的推動力量；網絡也不是一種受到廣泛信任的消息來源。網上信息的準確度、可信度較差是其劣根性，更多不負責任的信息的傳播對受眾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網絡的受眾是孤立、分散且個性迥異，興趣有別的個體，他們往往只憑某一共同的話題而偶然相遇，并沒有共同的社會基礎，如同一個臨時集結的隊伍。在這個話題之后，他們便自行散開，毫無關系。蒂奇納認為：在多元化社區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樣的信源，因而，“知識溝”有擴大的趨向；在同質性的社區里，人們的信息渠道雖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識溝”擴大的可能性較校⑧而網絡正是這樣一個具有“知識溝”反合攏力的多元化社區。
綜上所述，在目前社會條件下，網絡傳播加劇“知識溝”擴散的事實是無庸置疑的，而且由于網絡傳播環境的多變，發生條件的復雜，影響因素的多樣，因而整個社會形成的不僅是一條“溝”，而是幾條，乃至幾十條更為繁復的“溝”。因此，“知識溝”的“擴散”既是指程度、縱深的加深，也是指數量、廣度的增大。
注釋：
①［英］丹尼斯·麥克爾［瑞典］斯文·溫德爾：《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95頁。
②同①第95-96頁。
③/develst/cnnic2002-1/4,shtml
④馬克·利維：《新聞傳播：走向網絡空間的時代》《新聞與傳播研究》1997年1月
⑤同①
⑥Chenchou，Mingchunhsiao:《Internetaddition，usage，gratificationandpleasureexperience:theTaiwancollegestudent''''scases》Computer&Education35(2000)65-80
“把關人”(gatekeeper)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庫爾特·盧因提出的。他認為，在為家庭選擇菜肴的過程中，家庭主婦實際上起著一種“把關人”的作用。1950年，傳播學者懷特將“把關人”概念引進新聞研究領域，認為編輯是新聞篩選過程中的“把關人”。其后，不少學者指出，除了編輯，記者、編審、總編都決定著哪些內容應該成為重要新聞，都是新聞選擇過程中的“把關人”。簡而言之，在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中，具備一定新聞專業知識、素養，并就職于大眾媒介組織的新聞工作者擔任了“把關人”的角色。
在網絡傳播中，網絡記者、網絡編輯等職業新聞人依然行使著“把關人”的權利，但新媒體環境中的新聞工作者無法像在傳統媒體中一樣壟斷信息的篩選與過濾、決定最終能夠進入公眾視線的信息數量和內容。這是因為在網絡中，除了各種傳統媒體的電子形式以及新浪網、搜狐網等具備較強組織性的網站，還存在著諸如新浪微博、人人網等諸多“自媒體”網絡形式。這些自媒體為網民提供了發聲平臺，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在這些網絡平臺中信息，其所信息的內容、時間、具體平臺等，均由網民個人“把關”。網民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掌握了更多的主動權和決定權，承擔起網絡傳播中部分篩選、信息的職能，改變了受眾在傳統大眾傳播活動中相對被動的地位。由此，“把關人”角色不再是記者、編輯的特有身份，而是被數以萬計的網絡民眾共享，“把關”角色泛化。
“把關”標準趨于多元化、主觀性
巴斯的“雙重行動模式”告訴我們，新聞媒介的把關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主要由記者“把關”的新聞采集階段和主要由編輯“把關”的新聞加工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雖然“把關”看似只是記者與編輯的個人行為，但是記者與編輯的價值判斷“只有在與傳媒組織的報道方針不相沖突的前提下才能發生實質性影響”，即主觀判斷要遵循一定的組織把關標準。美國學者蓋爾頓和魯治認為，新聞選擇的把關標準主要受時間跨度、強度或閾限價值、明晰性、文化接近性、預期性、出乎預料性、連續性、組合性、社會文化價值這九種要素的限制，即包含上述要素的信息才有可能通過大眾傳媒這道關卡，最終進入受眾的視野之中。在網絡傳播中，以上標準仍然適用于各種傳統媒體的網絡形式和具備較強組織性的網站。因此，這里要討論的“把關”標準的演變，主要是針對網民可自由信息的自媒體網絡形式。
1.個人主觀標準
如果說在傳統媒介中，把關活動是新聞從業者遵循統一、客觀標準的組織性、協調，那么網絡媒介中的把關活動則主要體現為網民基于自身主觀判斷的隨意性選擇，個人主觀標準在網絡信息篩選過程中得到了更多的體現。
從整體上看，網民個人在信息時并不受任何媒介組織規定的制約。其所信息的內容是網民個人好惡、認知水平、道德標準、價值觀、文化程度和判斷能力等主觀因素的綜合體現。個人主觀標準對信息過濾、篩選過程的控制，使不同網民對同一事件的陳述、說法、觀點、評論不盡相同。因此，傳統媒介中相對統一、單調的信息傳播現象，在網絡傳播環境中不復存在，這也是當下社會信息總量呈爆炸式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2.“潛網”的深層控制
根據布里德的觀點，“任何社會的主要問題都在于維護秩序和加強凝聚力，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保持價值體系的一致與完整，因為意識形態的混亂勢必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倍^“一致與完整”的價值體系便是一張“潛網”，它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就已經形成了對社會成員思想和行為的深層控制。布里德認為，“潛網”是存在于編輯部中的社會控制。然而，社會控制并非如此局限，它存在于整個社會系統之中。
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網民的言行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會環境尤其是輿論環境的影響和制約。與傳統媒體相比，反饋環節在網絡傳播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體現，伴隨著信息傳播而來的是大量對信息內容和對傳播主體的社會評價和態度，網民很難做到“毫無顧忌”地傳播信息。因而從整體上看，網民的“把關”行為仍然也在這張“潛網”的籠罩下運行，他們的把關行為并不是脫離社會環境而獨立存在的，這也就能夠解釋當今社會的信息爆炸并未破壞“價值體系的一致與完整”的原因。
但是在網絡傳播中，“潛網”的作用最終還是要通過網民實際的“把關”行為來體現，即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因此，“潛網”的深層控制也可以理解為“個人主觀標準”的內化或延伸。
3.技術過濾
這里所說的“技術過濾”，首先是指應用于網絡論壇、貼吧、QQ等媒介形式當中的敏感詞過濾功能，被過濾的內容主要是有悖法律、法規以及政治宣傳方針的詞匯。當信源所發出的信息包含網絡敏感詞庫中的詞語時，相關詞語就會被技術過濾，最終無法傳播至受傳者。雖然技術過濾并無法完全屏蔽諧音字、變形字，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把關”作用。而伴隨著技術的完善，其“把關”效果將會更加顯著。
其次，目前部分社交網站實行的“實名制”，也是一種通過對用戶真實身份的核實來進行把關的技術手段。例如，在新浪、搜狐、網易等各大網站微博中，未進行實名認證的微博老用戶，將無法使用發言、轉發功能，只能瀏覽。“實名制”從功能使用上對信息傳播者的傳播行為起到了一定的約束和限制作用，相對降低了用戶和傳播不負責任言論的可能性，起到了“把關”的作用。
“把關”行為趨于獨立、自主
傳統大眾媒介中的“把關”標準實質上是源于對一定的經營目標、宣傳目標或社會目標的追求，即傳統媒介通過對社會信息的選擇和過濾完成“議程設置”，繼而影響受眾的認知和判斷，達到一定的傳播目的和效果，間接地為某集團或某群體的利益服務。
批判學派的代表作——《權力的媒介》，著重闡述了這樣的觀點：“所有的媒介，不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都不是獨立的、自為的，媒介從來都是某種權勢的‘鼓吹手’”。當傳播媒介成為“某種權勢”的“鼓吹手”或是發聲工具時，其所選擇傳播的信息必然會表現出某種傾向性或片面性，這也是傳統媒介難以完全克服的弊端。
然而在網絡傳播中，隨著“把關”主體和傳播渠道的改變和擴充，“鼓吹手”現象變得不那么絕對。排除“網絡水軍”等特殊群體，普通的網絡民眾在篩選信息的過程中，并不需要考慮是否要到達某種政治宣傳目的或是實現某種經濟效益指標。與傳統媒介相比，網絡“把關人”的把關行為更具獨立性、自主性，因而社會信息總量更加龐大，信息涉及內容也更加全面。因此，社會輿論被特定的政治集團或經濟組織操縱的可能性也相對降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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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楊令羨：《網絡論壇謠言對“把關人”理論的挑戰》[J]，《青年記者》，2008年第3期
【關鍵詞】使用；滿足；網絡傳播
一、“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回顧
“使用與滿足”研究把受眾成員看作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
“使用與滿足”研究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是對受眾心理和行為進行微觀研究的一個成果。當時，隨著印刷媒介的日趨成熟和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的相繼誕生，受眾對大眾傳媒的需求和依賴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也使得一些學者對受眾的媒介接觸行為及其背后的心理動機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
1959年，E?卡茨在《大眾傳播調查和通俗文化研究》中首次提到“使用與滿足”研究，并改變了研究的視角，將其傳者為中心轉移到以受者為中心。從受眾出發，由于個人差異而有社會、心理等中介因素的干擾，打破了之前的受眾如槍靶子一樣一擊即倒的強效果說。到了70年代初，世界各地一大批學者紛紛從受眾出發來研究如何使用媒介及其動機如何，并開始將這些使用傳媒的動機進行分類，發現需求與社會和心理因素相關。
1974年E?卡茨在其著作《個人對大眾傳播的使用》中首先提出該理論，他將媒介接觸行為概括為一個“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觸――需求滿足”的因果連鎖過程，提出了“使用與滿足”過程的基本模式。
“使用與滿足”研究從受眾角度出發，通過分析受眾接觸媒介的動機以及這些接觸滿足了他們什么需求，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把能否滿足受眾的需求作為衡量傳播效果的基本標準這是對早期以傳播者為中心的受眾觀的一種糾正，它對丁滿足受眾需求，發揮受眾在傳播中的能動作用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網絡時代“使用與滿足”理論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隨著傳播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網絡傳播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網絡傳播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先進的傳播媒介，它不但集中了人類傳播史上包括圖書、報刊、廣播、電影、電視、電話等所有媒介形式的特征，而且集中了人類傳播方式中包括個人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的多種傳播方式。
網絡的大量普及，是媒介技術發展帶來的顯著變化，同時也改變了傳統媒體以往的傳播模式和格局。面對網絡時代社會的復雜性、媒介信息的豐富性、傳播渠道的多元化，受眾也在有選擇地接觸和使用信息，受眾需求正日益多樣化。每一次媒介技術的變革，都會使傳播學者的研究視野有所變化，而對其作為研究對象之一的“使用與滿足”理論也同樣適用。那么網絡傳播條件下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有哪些新發展呢？
（一）注重對受眾研究。網絡傳播從根本上改變了“受眾”在傳播中的地位，在網絡傳播中“以受從為中心”的傳播理念將成為現實。網絡傳播中的受眾即網上信息選擇者和信息接受者是網絡傳播真正的主體，在網上他們享有與信息者完全相同的權利。網絡傳播中“把關人”角色的淡化和話語權的極大解放。無論報紙、廣播和電視采取何種措施來加強傳受雙方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對比于網絡傳播中傳受雙方角色的模糊化和一體化。這種重大的轉變使得研究者更加關注網絡媒介使用中受眾的選擇、受眾的滿足、受眾的主體性。
（二）滿足的新形態
自網絡媒體興起以來，對網絡媒體的“使用與滿足”研究更加集中關注滿足的新形態。由于網絡融合了傳統媒介的文字、聲音、圖像的優勢為一體，以及超鏈接和互動性等新特點，使得滿足形態在內容上有了擴展，程度上得到提高。除了傳統媒體能夠提供的比如滿足緩解焦慮的需求、滿足獲取信息的需求、滿足情感交流的需求等，網絡媒體下的“使用與滿足”還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傳統媒體，如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滿足主導的心理需求等。
（三）媒介依賴論
媒介依賴理論認為“一個人越依賴于通過使用媒介來滿足需求，媒介在這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因此媒介對這個人的影響力就越大。”當今世界，人們對媒介的需求越來越多元化。一個人滿足需要的途徑越多，就越不可能依賴單一的媒介。而互聯網作為全球信息資源的公共網絡，其最大的優勢便在于，對迄今為止人類所有傳統媒體的整合，從根本上突破了任何一種傳播媒介的局限。如果說，“媒介依賴論”在先前的傳統媒介時代表現得不突出，那么，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受眾對于互聯網的依賴感必將越發凸現出來。
三、網絡傳播下“使用與滿足”理論的思考
（一）網絡傳播是否真的徹底改變了受眾的地位
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為受眾提供了選擇和使用的多樣性和寬泛性，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使信息傳播變得無疆域性了，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作為媒介，網絡正日益改變著傳統大眾的一切?；ヂ摼W特有的互動性彌補了傳統大眾傳播反饋功能虛置的缺點，受眾的主體性地位得到了極大程度的提高。
然而新技術就像一把雙刃劍，在給予人們自由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限制著人們的自由。“使用與滿足”理論旨在突出受眾為不滿足如何使用媒介，主動權應是掌握在受眾手上的。受眾本應有自己對大眾文化和產品的認識和理解，但是新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價值理性收到了工具理性的挑戰，受眾的真實需求和虛假幻求越來越模糊。“網絡的發明可以說是企圖最大限度地滿足個人獲取信息的需要，因此，它是工具性的勝利，是技術的勝利。它強調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內容，它用形式‘顛覆’了內容?！闭驗槿绱耍鼙姼窃谛问降幕\罩下流連忘返，在媒介文化生產、流通、交換、消費全球化的平臺上樂此不疲，而忽略了自身的真實感受?！笆褂门c網絡聯結的電腦或信息服務，是為了消磨時間或者出于習慣，表明了電腦儀式化的使用方法，而不是選擇特定內容，用于滿足需要的方式?！薄皬霓q證的角度看，網絡給人類帶來的也許不是更‘開放’，而是更‘封閉’，主體在網絡時代也可能會迷失方向?！笨梢?，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而不予警惕的話，受眾的主體地位就會受到一定威脅，更不用說使用與滿足的程度能有多大了。
（二）到底是對媒介信息的使用還是對媒介本身的使用
關于“滿足與使用”理論的實踐，在互聯網信息交互使用的環境中，產生了一種對媒介本身的“使用”的補充的理論。關于這一補充劉艷在《受眾媒介使用動機》中認為，只是使用的對象發生了變化，不是單純地“使用媒介信息”，而是“使用媒介本身”；使用者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由單純的“受傳者”轉變成了“使用者”，雖然他們并不是媒介的“擁有者”。
從使用主體上看，忽略了受眾可從“媒介信息使用者”轉換為“媒介本身使用者”。受眾從媒介獲取信息，對媒介信息進行“使用”，獲得心緒轉換、時間消遣、自我確認、環境監測等各個層面的滿足。但是，傳播中的輸出和接納，在現代社會網絡傳播活動有時很難絕對地分清傳播者和受傳者，傳者和受者的身份是可以隨時轉化的。當受傳者不僅僅滿足于獲得信息，而開始通過種種手段和方式，有意借助媒介本身進行信息、思想宣傳、觀念散播、活動策劃時，受眾已不再是“媒介信息使用者”，而是發生了身份轉換，成為“媒介本身使用者”。
從使用對象上看，忽略了“使用媒介本身”同樣是一種“使用”，同樣可以滿足某種需求。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理論認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信息。也就是說，人類只有有了某種媒介，才有可能從事與之相適應的傳播和其他社會活動。從這一理論前提出發，可得出“媒介本身大于等于媒介信息”的結論。所以，使用媒介本身實質就是對媒介信息的使用，“使用媒介本身”本就應當包含在“使用與滿足”學說之中，是該學說不可分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三）網絡媒介“滿足”受眾的需求的程度
網絡媒體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上超越了傳統媒體，他們不僅僅通過媒介信息來滿足需求，更通過網民使用其媒介平臺或者說媒介本身來實施滿足的過程，網絡媒體中“使用”內容的擴展使得其滿足形態發揮了傳統媒體無法發揮的作用。
然而，在看到網絡媒體不斷滿足網民需求、方便網民生活的同時，還應看到，由于網絡的某些特性和管理的不足，還在制約著對網民需求的滿足，如網絡信息管理不足帶來的信息超載和可讀性差；網絡虛擬性帶來的虛幻的自我實現和情感滿足；網絡市場化帶來的娛樂化傾向和過重的商業味等問題。另外，隨著新媒體技術的崛起和發展，新媒體對受眾的滿足在某種程度上會取代網絡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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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虛擬人格 自我 本我 超我
作為新興媒體，網絡為網民提供一種信息交流的載體，也逐漸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而網絡在帶給人們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網絡虛擬人格”就是其中之一。所謂網絡虛擬人格，是指人們在網絡這個虛擬空間中表現的人格于其現實人格不相符和，甚至無法印證。比如:有的人平時很內向，在網上卻很健談；有的人生活中很有禮貌，網絡中卻很粗俗等。盡管這種現實和網絡中的人格差異不是廣泛必然的，差異程度也因人而異。但網絡虛擬人格問題，卻成為網絡傳播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其影響涉及到網絡傳播和現實生活的很多方面。
關于網絡中虛擬人格產生的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早在19、20世紀，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理論，就為網絡虛擬人格問題分析提供了一種思路。
一、“一仆三主”――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是其精神分析學說的重要基礎，他主要是提出了“三部人格結構論”，即:人格是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構成的。本我體現的是無意識的本能沖動，是人格形成的基礎。本我是由原始本能和欲望構成的。本我追求的是“快樂原則”，包括一些非道德的本能和欲望，逃避痛苦。而自我和超我是從本我中分化出來的，代表著理性和社會影響。自我是人與外部環境適應的產物，遵循“現實原則”，是現實的需要和本我的本能需要之間的中介和紐帶，從而成為人格的核心。而超我則是根據社會原則規定的道德化的標準，它遵循的是“至善原則”，是人格中的道德化部分，居于人格的最高層，指導自我去限制本我。
本我追求的是快樂，自我追求現實，超我追求理想。三者是存在矛盾的，只有三者達到平衡才能保證健康的人格發展。而人格在自我的沖擊下，經過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協調，達到平衡。而一旦協調平衡失效，自我無法滿足內部和外部的需要就會產生焦慮甚至人格失調和分裂。盡管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存在一定的問題，如完全對立了人的本能和道德，在人格結構中過分強調了人性的沖突，有從生物學上去解釋人格之嫌。但是，他為我們開辟了一個新的人格分析的思路。這也是我們對網絡中虛擬人格分析可以借鑒的。
二、平衡力量的打破――網絡虛擬人格
人格是人們在長期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穩定的行為方式與整體狀況，是人與外界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的。人格不僅與個體的心理狀態有關，與環境也關系很大。而網絡為網民提供了一個虛擬的空間，對傳統的社會規范產生了一定的沖擊。網絡虛擬人格也是這種影響之一。一般說來，網絡中的虛擬人格表現為兩種：一種是個體被壓抑的人格；一種是個體理想化的人格。
弗洛伊德認為，本我是人格基礎，是非理性的，甚至違規范的，這種本能受社會規范約束，很少能自由表達。在現實社會中，如果過多的壓力帶來對自身快樂追求的壓抑到一定限度時，本我和自我的平衡就較不穩定，在自我約束不變的情況下，本我欲望就需要一定的釋放或轉移。而當該個體進入到對自我約束減少的網絡環境中后，這種本我更是可能以一種爆發的形式進行釋放。這也就可能是有人生活中是天使，網絡中是魔鬼的原因之一。而網絡的匿名性也容易促使自我和本我的平衡的打破，人們也就可能呈現出一些現實中被壓抑未表現的人格特征，體現一定程度的本我。
另一方面，有的網民愛在網上表現期望的人格特征。如有長相平常的人在網上卻宣稱自己是美女帥男。事實上，他們一定程度上是在表現超我的要求。超我，代表著社會對個體的規范化理想化要求。個體往往希望能成為超我所要求的“理想化的我”。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自我往往落后于超我，這就造成了一種自我和超我的矛盾運動。而由于網絡的開放和虛擬，人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一種虛擬的“理想化我”的狀態。盡管這種滿足是虛擬的和暫時的，但如果合理引導利用，這種滿足體驗還是可以被積累到現實人格中，從而促進現實人格的完善。當然，如果長期沉迷于網絡中的超我，也可能導致超我和自我平衡的打破，使個體迷失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導致自我認同的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