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08 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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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經濟全球化，世界經濟聯系不斷密切的今天，市場經濟的局限性也逐漸地顯露出來，眾多國家都開始加大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與調控。近幾年來，中國貨幣供應量M2的增速均超過預期目標。中央人民銀行制定的2008年和2011年貨幣供應量M2是增長速度為16%，而2009年和2010年貨幣供應量M2的增速為17%。而在實際經濟發展過程中，2008年中國M2的增速為17.8%左右，2009年增速高27.7%，2010年M2增速為19.7%左右，2011年的增速為13.6%左右。由此可見，M2在近幾年內巨大的偏差說明了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較差。而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大大受限，因此，這樣導致了中國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貨幣政策是該國對經濟進行調控，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減弱顯然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有著很顯著的影響。
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的推論，可以認為“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制和資本的完全流動三者不能兼得，一國最多只能同時實現兩個目標，而不得放棄另外一個目標?！睂τ诎l展中國家來說，隨著當今世界經濟不斷發達，各國經濟聯系更加密切，貨幣政策對于經濟增長有著重要作用，資本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由于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有限，為了提高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應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且不斷完善中國的金融體制，促進匯率水平的市場化進程。
本文基于影響GDP的幾個重要因素即物價水平、貨幣數量、利率水平以及政府財政支出等對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進行分析。選取了1980―2012年的數據，分別設定出雙變量、三變量和四變量模型對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進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選取
（一）研究方法
結合貨幣政策對外獨立性檢驗，本文建立了雙變量VAR模型，即貨幣數量對實際GDP，貨幣數量對物價水平，利率對實際GDP，利率對物價水平；三變量VAR模型，即貨幣數量、物價水平對實際GDP和物價水平、利率對實際GDP和物價水平；四變量VAR模型，即物價水平、貨幣數量和利率水平對實際GDP和物價水平。以此來檢驗貨幣政策工具是否是貨幣數量的原因以及利率是否是貨幣數量的格蘭杰檢驗原因。
（二）數據選擇與處理
在模型中，貨幣數量指標選用的是1980―2012年度的M2值，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實際利率水平和物價水平數據的來源也是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實際GDP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首先，在國家統計局網站中搜集到用支出法計算的GDP總值和GDP定基指數（1978=100），然后對其進行平減，計算出GDP總值（1980=100）。由于所收集的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為了消除異方差性，對所有的四個變量中除了利率以外的變量取對數，貨幣數量為LNM2，物價水平為LNC1，實際GDP總值為LNG。
二、實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用Eviews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選擇ADF單位根檢驗，當顯著性水平確定為α=0.05時，得到如下結果（見下頁表1）。
從下頁表1可知，貨幣數量、實際GDP、物價水平和利率四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以對其進行建立協整關系。
（二）雙變量模型的協整關系和誤差檢驗
采取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兩步檢驗法對雙變量模型進行協整關系檢驗。首先，檢驗其是否為同階單整，如果是，則建立回歸方程；其次，再檢驗殘差序列t的平穩性。若殘差序列不平穩，即存在單位根，t～I（1），則回歸方程中變量間的協整關系不存在。若殘差序列平穩，即不存在單位根，t～I（0），則變量間的協整關系存在。所得到的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2中的協整結果可以看出，物價水平和貨幣數量為2階協整，實際GDP和利率為1階協整。
在下文中，分別建立雙變量、三變量和四變量模型，分析GDP、物價水平、貨幣數量、利率之間的關系，再將政府財政支出作為外生變量加入模型，對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有效性進行分析。
1.雙變量協整關系檢驗。物價水平和貨幣數量、實際GDP和利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其協整方程分別為：
LNC1=0.287659LNM2-2.130295
LNG=-0.018996R+9.981968
LNC1=0.344039LNM2-0.00000437T-2.63694
從協整方程可知，M2與CPI、R與GDP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說明政策目標與變量之間的不穩定因素在長期內可抵消。但在CPI與M2的關系式中，兩者之間的相關系數較小，說明在長期內，貨幣數量對CPI具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影響程度比較?。辉诶逝cGDP的關系式中，利率對GDP影響系數很小，并且為負值，說明在長期內，利率對GDP的影響系數很小。
2.雙變量模型協整關系的誤差檢驗。分別檢驗兩個方程殘差序列的平穩性，結果如下：
（1）物價水平和貨幣數量的關系。根據殘差檢驗物價水平和貨幣數量的關系，可以判斷出e1不含有趨勢項和截距項，所以可對其進行無趨勢項和無截距項的單位根檢驗。在檢驗的結果中，所顯示的t值為-1.9269小于當顯著性水平為10%時的t值，P 值為0.0650>α=0.05。由于本文中所選擇的數據為1980―2012年的年度數據，數據選取的數量較少，對實際情況的說明有限，所以可將顯著性水平變為α=0.1。當顯著性水平α=0.1時，應拒絕原假設，即不存在單位根，殘差序列是平穩的，變量物價水平和貨幣數量的協整關系存在。
（2）實際GDP和利率的關系。根據檢驗結果可以判斷出e2不含有趨勢項和截距項，所以可對其進行無趨勢項和無截距項的單位根檢驗。
同樣，在此檢驗結果中，顯示的P 值為0.0015
3.用格蘭杰檢驗對雙變量模型進行因果估計。由于格蘭杰檢驗對滯后期的要求比較明顯，因此采用VAR模型中施瓦茲SC準則和AIC準則確定滯后期。在對物價水平和貨幣數量、實際GDP和利率（R）以及貨幣數量與實際GDP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后，得出以下結論：貨幣數量是物價水平的原因，物價水平不是貨幣數量的原因；利率（R）是實際GDP的原因，實際GDP不是利率（R）互為因果關系；貨幣數量與實際GDP無關。
（三）三變量模型的協整關系和誤差檢驗
1.三變量模型的協整關系。在三變量模型分析中，由于貨幣數量和利率水平對物價水平和實際GDP之間沒有協整關系，所以，在三變量模型中對貨幣數量與實際GDP、物價水平以及利率（R）與實際GDP、物價水平之間的協整關系進行分析。
對于三變量模型協整關系的檢驗，本文采用JJ檢驗方法。首先，對貨幣數量與實際GDP、物價水平和財政支出（T）這些變量進行JJ檢驗。 從檢驗結果可以得知，三個變量之間有1個協整關系存在，所以貨幣數量與實際GDP、物價水平和財政支出這些變量之間有協整關系，存在長期變動趨勢。其次，對實際GDP、物價水平、利率和財政支出進行JJ檢驗，得到實際GDP、物價水平、利率和財政支出這些變量之間也具有協整關系，存在長期變動趨勢。得到的協整方程為：
LNG=0.692805LNC1-0.155820LNM2+0.0000039T
LNG=-0.0898496LNC1+0.169728R+0.00000139T
在GDP與CPI、M2的關系式中，GDP受物價水平的影響較大，影響系數為0.693，而與M2之間呈現出反比關系，說明市場中貨幣數量的增加會帶來GDP的小幅度下降。在GDP與CPI、R的關系式中，物價水平對GDP的系數為負值，這與事實不相符合，但是其值較小，可能是由于數據選取數量有限，使結果出現一定誤差。在兩個式子中，財政支出對于GDP的影響都十分小，可以忽略不計。
2.三變量模型的協整關系的誤差檢驗。對實際GDP對物價水平、貨幣數量與財政支出的協整關系進行誤差檢驗，得到檢驗結果為：
ecmt=LNG+0.431391LNC1-0.550192R+0.00000721T-4.554983
ecmt=LNG-0.99692lLNC1-0.029662R+0.00000499T-9.011545
在雙變量模型與三變量模型中，利率水平對實際GDP的影響的變動系數均不顯著，說明了利率的政策效應可能為內生的，是受到政策的被動變動。
（四）四變量模型的協整關系和誤差檢驗
1.四變量模型的協整關系。在上述的實際GDP對物價水平、貨幣數量與財政支出三變量中加入實際利率，在四變量模型中仍然使用JJ檢驗方法對四變量模型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得到的檢驗結果為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存在長期變動趨勢，其協整方程為：
LNG=-0.23023LNC1-0.067945LNM2+0.052059R-0.00000328T
從所得到的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實際GDP受到實際物價水平的較為顯著，實際物價水平每上升一個單位，實際GDP會下降0.2302個單位；實際GDP水平受到貨幣數量的影響較小，當貨幣數量每變動一個單位時，實際GDP變動0.0679個單位，并且與貨幣數量呈負相關，但是相關程度較小。利率水平與實際GDP相關系數很小，為0.0521，說明利率水平對實際GDP影響不大，同樣，國家財政支出對實際GDP影響更小，說明國家財政對實際GDP影響有限，因此，對于財政政策的使用，應權衡利弊。
2.四變量模型協整關系的誤差檢驗。對四變量模型進行誤差修正檢驗，得出以下方程：
ecmt=LNG+0.507785LNC1-0.0579343LNM2-0.004788R+
0.00000704T-4.303320
在四變量中，利率對實際GDP的影響系數很小，影響十分微弱，并且，隨著對實際GDP的影響變量增加，利率的影響效果有變小的趨勢，說明了利率對實際GDP的影響沒有長期的自動穩定關系；在四變量模型中，對其進行誤差檢驗與修正后，物價水平、貨幣數量、利率水平以及外生的政府財政支出對實際GDP的影響系數很小，影響很弱，中國貨幣政策具有獨立性有限。由分析的數據可以看出，在開放條件下，僅僅用控制匯率的方法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有效性其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對中國的金融體制創新地進行改革、發展與完善。
三、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總結
本文分別通過對雙變量、三變量和四變量模型進行協整關系的估計與檢驗以及在雙變量模型中使用格蘭杰檢驗分析因果原因，并且將政府財政支出作為外生變量加入模型。在雙變量模型的格蘭杰檢驗分析結果中可以了解到，實際GDP和利率水平是互為因果關系的，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在三變量模型和四變量模型中，本文采取JJ檢驗。三變量模型中，分別作物價水平與貨幣數量對實際GDP、物價水平與利率對實際GDP的模型；在利率與實際GDP關系中加入物價水平的因素后，利率對實際GDP水平由雙變量模型中的較弱的正相關變為較強的正相關；而在物價水平與貨幣數量對實際GDP模型中，物價水平對實際GDP是正相關，貨幣數量對實際GDP的影響是負相關，并且GDP受到政府財政支出的影響極小，這可能是由于財政支出水平具有滯后效應。在四變量模型中，將物價水平與貨幣數量對實際GDP的影響中加入利率因素，模型的擬合優度相對于前兩個模型更高，模型對實際經濟情況的解釋程度更好，并且在對四變量模型進行誤差修正后，實際GDP與貨幣數量和利率呈現了正相關的關系，但是相關系數較小，對經濟的影響還是不夠顯著，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還是有限的。
（二）對策建議
1.政府應當控制中國貨幣數量，從而保持中國物價水平的穩定。保持國家物價水平的穩定有利于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也有利于國家出現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的出現，物價水平的穩定有利于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發展。
2.促進利率市場化，加大利率水平對經濟調控的作用。利率是國家使用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一種很重要的手段，利率水平不但會影響國家的投資規模，而且還會影響消費、儲蓄以及進出口；就目前的數據看，中國利率水平對實際GDP的影響并不顯著，沒有明顯的長期穩定的關系。由于中國進行了利率的管制，利率對經濟的作用還是有限的。從本文得出的結果來看，利率與實際GDP之間是互為因果關系的，因此，在穩定利率水平的基礎上需要加大利率對經濟的作用，讓利率市場化，從而讓國家的宏觀調控對經濟發揮更好的調節作用。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結構調整[CD15]作者簡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國際金融。
一、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的內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速度開始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不斷創下匯改 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除不斷受到美歐日等經濟體聯合施壓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內外 經濟因素的推動。第一，我國持續的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儲備資產過快增長，直接使外界產 生人 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第二，我國國內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間接引發了外部經濟的不均衡 。據 世界銀行統計，2006年世界平均消費率為62%，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8%，我國不到50%。 ［1］根 據宏觀經濟雙缺口模型：儲蓄缺口（S-I）＝外匯缺口（X-M），當國內儲蓄>投資，即S-I>0 時，過剩的產能和積壓的產品只能轉向海外市場加以消化，會加大貿易順差，形成升值壓力 。第三，我國長期奉行“出口至上”戰略，政府出于政績，企業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計地擴大 出口 與招商引資，形成外向型經濟粗放增長的巨大慣性。第四，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 果一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由貿易品部門生產率增長所驅動，其結果要么是國內通貨膨脹，要 么是本幣名義匯率升值。［2］唐旭，錢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結果 均支持該效應在我國的顯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來，美國金融市場因次貸危 機等原因 持續動蕩，經濟增速放緩，巨額貿易赤字有增無減。為防止經濟陷入衰退，美國施行寬松 的 貨幣政策，利率下行加劇了美元貶值。美元資產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資本開始撤離美國，重 新尋找新的避風港。第六，我國于2001年加入WTO后，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加之國內勞 動力資源 豐富且成本低廉，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為國際制造業轉移和國際資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不僅要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充分就業 、經濟增長，還要實現外部均衡，即國際收支平衡。為實現內外均衡的目標，在市場經濟條 件下，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除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外，還有匯率政策。20世紀50年代，英 國經濟學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沖突”，認為單獨使用一種政策工具要同時達到內外均 衡目 標，其結果必然是使決策者面臨兩難的處境。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打破這種看法，指出只 要恰當 地搭配使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就可以同時實現內外均衡。他提出并經弗萊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為我們分析在不同的匯率制度和不同的資本流動條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經典M-F模型多用在對發達國家的分析上 ，至于對發展中國家是否適用，其創始者蒙代爾先生也認為要謹慎。但筆者認為，隨著我國 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和資本項目開放程度的提高，我國的經濟環境將越來越符合模型的假 設條件，分析結果是具有參考價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簡稱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廣而來，它由三條曲線及其對 應的三個方程構成，分別是：
1.IS曲線:SP（Y）＋T＋M（Y）＝I（r)+X+G，表示經濟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場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國國民收入，r代表本國利率；SP為私人部門儲蓄，M 表示進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數；I為投資， 是利率的減函數；稅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視為外生變量。
2.LM曲線：Ms=Md=L(r,Y)，Ms與Md分別代表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L是貨幣需求函 數，貨幣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數，投機需求是r的減函數。該曲線反映貨幣市場的均衡。
3.BP曲線：CA+K=X-M(Y)+K(r)=0,反映國際收支均衡。蒙代爾認為，外部均衡是經常項目、 資本與金融項目總差額的平衡。M-F模型作為一種理論研究視角，所探討的是在純粹固定匯率制度或完全浮動匯率制下的政 策組合，但現實中各國采用的匯率制度大多是介于這兩種極端模式之間。我國從匯改以來實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事實上還是在努力維持匯率的穩定，匯率水平波動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波動區間擴大為0.5%）。為此，在分析問題時筆 者選用固定匯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國對資本項目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國際 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性較低，彈性較小。可以認為BP線比LM線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據當前經濟運行情況，決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對這三條線進行移動，使之重新交于一點。該點對應充 分 就業下的國民收入，意味著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國際收支重新達到均衡狀態 。
三、基于M-F模型的現行政策搭配探討
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漸走出通貨緊縮陰影，開始了新一輪的高速增長。宏觀經濟也 呈現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現在：（1）GDP增長跨入9％區間且呈逐漸攀升之勢；（2）社會部 分行業投資過旺，消費增長緩慢使銀行存貸差逐年擴大。大量閑置資金滯留于金融機構內部 ，有效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國際收支順差通過影響本國儲備資產量，形成外匯占款 ，貨幣供給量快速增長。根據2008年6月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1 8088億美元（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也就6萬多億美元），占央行總資產的70%。過剩的流動性 ， 集中在商品市場，引發通貨膨脹；集中在資產市場，會推高房地產、股市等資源類產品的價 格，最終催生泡沫損害實體經濟。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8%，比上年 提高5.3個百分點；原材料、燃料、動力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逐月攀升，分別上漲9 . 8%和6.9%；種子、仔豬、化肥、農藥和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農產品生產價 格 同比上漲25.5%；此外，國際大宗商品繼續提價進一步加大了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 1］高企的通貨膨脹和快速增長的外匯儲備積累已成為宏觀經濟面臨的兩大難題。
從M-F模型出發，筆者認為，為重新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適宜在維持匯率漸進、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與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長期擔負 的經濟增長“發動機”功能向“穩定調節器”和“結構優化機”的功能適度轉變。
如果政策當局采用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如圖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稅收減少），IS 曲線右移到IS1，與LM曲線交于點A。屆時，國民收入（Y）增加使進口增加，經常項目惡化 ；而資本項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設我國資本流動對利率的敏感度低，資本項 目 的改善不足以補足經常項目的惡化，最終造成國際收支逆差（A點在BP線下方），本幣有貶 值壓力。而搭配緊縮貨幣政策的執行需要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拋出外匯買本幣，相當于收 縮貨幣供應量，LM曲線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適，IS、LM、BP三線會重新交于 一點E。在新的均衡點，國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長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速 度，整體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經濟過熱。這里有兩點需要強調：第一，財政政策的擴張程度 必須溫和，否則（例如移到IS2）會同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調控經濟過熱的同時也可能會加大人民幣升值預期。但是，在我國仍然維持資本項 目相當管制的情況下，利率僅是引起匯率變動的因素之一。除投機資本外，外資流入更多是 因為看好我國低廉的資源價格、穩定的政治經濟局勢、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優惠的稅收政策。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國內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緩解和 彌補。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幣升值壓力下政策搭配的側重點與實施途徑
社會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利弊一直爭執不下。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國既是嚴峻的 挑戰更是難得的機遇。對于不善于從內部主動 進行轉變的中國來說，借助于升值的外力與硬約束環境，變壓力為動力，我們可以加快進行 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轉換外貿增長方式，化解因順差過大引發升值的惡性循 環，并著力推行以擴大內需為基點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從源頭上緩解我國當前宏觀經濟突 出問題的治本之道，也是運用政策工具搭配進行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一） 從緊的貨幣政策應側重于總量調節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魯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論”思想，指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不能 同時實現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三個目標，只能三者取二。［2 ］我國現在的發展趨勢是逐步由固定匯率制走向浮動匯率制、由資本管制向資 本自由流 動的方向平穩過渡，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匯率起伏和國際游資的頻繁沖擊 。在現行結售匯體制下，基礎貨幣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銀行主動控制，貨幣政策獨立 性受到削弱；而發達國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卻因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傳導媒介缺乏市 場基礎而效率低下。因此，貨幣政策取向的當務之急是改進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調控實力， 從總量上抑制經濟過熱。具體建議有：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強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 業務、再貼現工具的有機結合；靈活使用外匯掉期、貨幣互換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貨幣市 場――特別是同業拆借和票據貼現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進程； 改變現行的強制結匯制度；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等。
（二） 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應側重發揮結構引導與資源配置的優勢
2003年到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累計約17萬億元，比上一個五年計劃增加10萬億元，年均 增長22.1%。2007年財政盈余占GDP的0.7%.在貨幣政策日益陷入被動的困境下，財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們應抓住財政增收的有利契機，靈活用好三大財政政策工具――稅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國債工具，從根本上解決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體制和結構問題。
1． 稅收工具
財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減稅機制，降低經濟主體的稅收負擔以提高其利潤水平和生產積極 性。因此，應有效實施企業所得稅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稅轉型的推廣。第一，“兩稅合并 ”將使國內企業總體所得稅水平由33％下降到25％，這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盈利空間，減輕因 升值造成的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等生產要素提價和緊縮環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資成本 。同時，“兩稅合并”對外資企業整體而言是增稅，這有利于從稅收、土地和融資方面減少 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變“招商引資”為“選商擇資”，多引進資本和技術密集型 的外資企業，對屬于粗淺加工貿易和能耗高、資源占用多的外資盡量少引進甚至不引進，有 助 于擴大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實現我國從加工到制造再到創造的產業結構優化。［5］ 第二， 與生產型增值稅不同，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時對所有房屋、基礎設施和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進 項稅全額抵扣，既能消除重復征稅，體現稅收公平、中性原則，又能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升級 ，參與到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和高層次的國際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穩中趨松的財政政策意味著政府支出的適度擴張，但增加的支出――通過政府消費、 轉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資等方式實現――不應進入競爭性投資領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針對農 村地區、經濟落后地區及城市弱勢群體等的公共服務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費疲軟、內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深層次原因之一。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會保障、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預期消費支出（包括住房、養老、 失業、醫療、保險、教育等項開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縮小城鄉、地區、行業和階層 間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費 潛力，需要財政支出充分發揮引導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應與稅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稅等）一道，共同推進貿易增長方式的轉 變。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甚至征收出口關稅的做法，減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業品出口，并適當運用降低關稅、調節增值稅等激勵措施，進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國內教育、醫療設備、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節能、安全生產、排污環保事業亟須的各種 設備與技術，以及國內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資源產品。這樣不僅能直接減少貿易順差，而且為 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財政專項資金用于支持 企業研制新產品、新技術和進行技術改造，支持重點企業和重要行業科技投入，打造國際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提高國際競爭力。
3． 國債工具
國債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屬財政政策，又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考慮充分發 揮它在兩大政策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在拓寬財政收入渠道的同時改善貨幣政策的執行效力 。第一，財政可發行專項國債，募集資金以購買中央銀行富余的外匯儲備。這樣不僅可以直 接減 少外匯占款引起的基礎貨幣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動性，而且可以豐富央行持有的國債資 產余額，改善其資產結構比例，提升沖銷操作空間。2007年8月財政部開始分批次發行15500 億元特別國債以購買外匯為中國投資公司注資，就是一次很好的嘗試。第二，設立專門的投 資公司，財政參與國家外匯儲備的投資與管理，并結合使用財政支出工具，改善國際收支， 分散投資風險。第三，大力發展短期國債市場。短期融資工具是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重 要載體，而現有債券的種類、期限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國債的發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據日益捉襟見肘的尷尬處境，又能為財政省下一大筆 利息支出，這對于貨幣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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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
［3］唐 旭,錢士春．相對勞動生產率變動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影響分析［J］．金 融研究, 2007(5).
關鍵詞：城市 生活垃圾 焚燒 發電
Shanxi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feasibility analysis
Zai-ming Du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ral St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Taiyuan 030027)
Abst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hanxi, predict the future life of components and waste generation, the analog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disposal a variety of effective measures, examples illustrate the life of garbage incineration power generation can be realized, "harmless, reduction, resource,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generation,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or power generation in Shanxi conducted a feasibility study.
Keywords: City Garbage Burning Generate electricity
在全國670個城市中，至少有1/3的城市被垃圾包圍，成為影響城市市容市貌最嚴重的環境問題之一，給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社會事業的發展造成極大的損害。
山西是一個內陸省份，經濟能力較低。由于歷史原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尤其是城市垃圾仍采用簡易填埋的方式處理，而且有約30%左右的垃圾仍隨意傾倒于洼地、溝壑甚至河流堤岸區，不僅影響了城市的景觀，更為嚴重的是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尤為突出的是垃圾竟成了城郊地區豬、羊的特殊放養場，市場上垃圾豬、羊肉的銷售嚴重的影響到城市居民健康，問題十分突出。隨著城市發展速度的加快，城市人口和外來人口快速增加，垃圾的產量逐年增高；隨著城市化進程水平的提升，垃圾成分將更加復雜。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已嚴重的影響到城市的生態環境，如不加速垃圾處理進程，將成為制約山西城市經濟與社會發展，影響城市人民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城市生活垃圾的處理水平，已經成為反映一個城市文明程度以及城市管理者的環境意識和現代意識的標志。垃圾“資源化、無害化和減量化”的路子如何走，對于解決山西城市生活垃圾圍城、污染空氣與土壤，污染地表水體與地下水等問題，促進山西及北方城市社會和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實際意義。
一、城市概況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地形環境以山地丘陵為主，其面積占到70%以上，盆地與河谷平原面積不足20%，22個城市的城區主要分布于盆地平原與寬河谷區。22個城市轄區總面積約25171Km2，其中城區建成區總面積約600Km2，城區規劃總面積約1330Km2 ；22個城市城區總人口約800萬人，規劃人口965萬人。
二、城市生活垃圾產生與處置概況
2010年山西22個城市城區的生活垃圾年產生總量約為500萬噸，除太原和大同日產生量1000噸以上，長治、陽泉和臨汾市堯都城區日產生量500噸左右外，其余市(縣、區)城區日產生量均小于500噸。
22個城市中有15個城市目前有26個垃圾處置場進行運營，其中，除長治、晉城、朔城區各1個,太原2個衛生填埋場，長治1個綜合處理，太原、大同、介休、汾陽（在建）4個垃圾焚燒發電外，其余17個為簡易填埋處置；目前城市城區的生活垃圾日處理能力不足10000噸，22個城市累計堆存總量約2000余萬噸，堆場服務期的設計年限為2~20年，服務期多數已進入末期。
預測2015年22個城市城區人口約為1090萬人，日產垃圾量約15000噸，年產垃圾總量約548萬噸。其中太原、大同、長治、陽泉、堯都區、晉城市和榆次區7個城區產生量占到22個城市城區總量的近65%。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氣化率及集中供熱率越來越高，會引起垃圾的組分與構成發生變化。在未來5年中，預計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成分中的無機物含量會逐漸降低，有機物的含量和垃圾熱值會逐漸提高，可回收利用的廢品將逐漸成為垃圾中的主要成分。
三、垃圾處理的基本思路
實現垃圾“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最佳的處置方式是焚燒（包括焚燒發電、供熱等）；實現垃圾“減量化、資源化”最經濟的方式是綜合利用（包括資源回收、再生加工、堆肥等），實現垃圾“無害化”最經濟的方式是衛生填埋（包括沼氣收集利用）。結合山西的城市城鎮耕地資源又極為緊缺，垃圾堆存處置要占用大量土地，不符合土地的可持續利用；山西地表與地下水資源十分匱乏，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對地下水的依賴程度十分強烈，當前地表水因污染已影響到經濟發展和造成生態破壞，當前的社會用水主要依靠地下水，保護好山西人民賴以生存的地下水資源是至關重要的大事，只要采取長期堆存方式處置，就會存在垃圾滲濾液以及降水沖刷對土壤和地下水致命的潛在污染危害。近幾年來，國家為推進垃圾“三化”處理，出臺了一系了優惠政策，均為國內發展生活垃圾發電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兄弟省市采用焚燒發電處理生活垃圾的趨勢在迅速擴大，而且這一模式所產生的社會、環境、經濟等多重效益的良好回報 ，已被我省的大同市、介休市、太原東山等城市垃圾發電廠工程所佐證。何況山西城市地區土地資源極為緊缺，衛生填埋場地選擇困難。以垃圾不同處理方式產生的社會、經濟與環境效益分析，經利弊權衡，認為采用“垃圾焚燒―發電―供熱”是山西最優化的處置途徑。
山西22個城市。借鑒國內外對生活垃圾各類方式處置的經驗，結合山西城市多處于盆地平原區、垃圾污染嚴重、土地資源緊缺和填埋運距長的特點，以及垃圾填埋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依照國家《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山西城市生活垃圾選擇具明顯多層效益的“垃圾－焚燒－發電－供熱”這一科學處置模式，是解決環境污染實現“資源化、無害化和減量化”的根本出路。包括對22個城市與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污泥和城市周邊縣、區城鎮生活垃圾的處理，可徹底解決山西城市與城鎮生活垃圾及污水處理廠污泥的處置問題，具一舉雙功的良好效果。
四、垃圾焚燒發電
垃圾焚燒發電優點一是高溫殺滅細菌無害化徹底；二是垃圾體積至少消解掉70%以上，減量化明顯；三是將垃圾通過再生利用變成了清潔能源疊加城市供熱的效益，實現資源化的程度高，并有一定的經濟收益；四是一次性占少量土地而實施了永久，土地節約效益明顯；五是生活垃圾是源源不斷且消納面將逐而擴展，產量是逐年增加的可再生資源，為垃圾發電產業形成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提供了契機；六是垃圾變為能源和集中供熱產生的效益，可抵消相應的化石能源煤炭資源的消耗，節能減排效果明顯。
垃圾焚燒發電缺點一是一次性投資大，運轉費用高；二是為安全抑制二惡英濃度，運行工況溫度須控制在800度以上，在操控上須嚴格把握；三是由于要對飛灰中重金屬和二惡英等污染物實施特殊處理，污染防治的費用較高。
五、焚燒發電爐型的選擇
山西城市垃圾熱值較低、灰土大的，必須摻入輔助燃料助燃，結合山西煤炭資源、焦爐煤氣和秸桿資源分布的特點，采取以污治污的策略，使環境效益最大化。
根據各城市可助燃的能源分布情況，確定在秸桿資源豐富的區域，垃圾焚燒采用爐排爐工藝，輔助燃料以秸桿資源助燃；在秸桿資源缺乏焦爐煤氣(煤層氣、高爐煤氣)資源豐富的區域，垃圾焚燒采用流化床或爐排爐焚燒工藝，以氣體燃料助燃；在秸桿資源和焦爐煤氣資源都缺乏的區域，垃圾焚燒采用流化床焚燒工藝，選用原煤助燃。
六、垃圾焚燒發電工程規模與布局
處理規模以綜合效益最優化為原則，以合理輸送的運輸距離或半徑為限制條件，以2015年預測各城區垃圾的產生量為基數，結合主城市垃圾產出規模，同時考慮消納各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廠污泥和消納周邊縣城和鎮區合理半徑范圍內的垃圾資源。
本次對22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含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泥和秸稈資源)發電工程，共設計19個中心處理工程項目，各中心處理工程共組合周邊11個縣城和相關鄉鎮、礦區甚至大型企業和公司等生活垃圾資源，設計垃圾日處理總規模15600噸。
七、效益分析
【關鍵詞】醫源性多胎妊娠；并發癥；危害；倫理學思考
Thinking on iatrogenic multifetal pregnancyYANG Jing1， FENG Tingting1， SUN Wei2. 1.Reproductive Medical Centre，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0， Hubei， China； 2.Reproductive Medical Centr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01， China
【Abstract】Iatrogenic multifetal pregnancy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i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ovulation treatment， which could lead to a series of hazard to mom and infant and pose a severe threat to health.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ethical and social thinking，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reasons leading to iatrogenic multiple pregnancy tries to analyze its harm and explore the measure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iming at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to multifetal pregnancy.
【Key words】Iatrogenic multifetal pregnancy； Complication； Hazard； Ethical thinking
【中圖分類號】R714.2【文獻標志碼】A
近37年來，隨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迅速發展、促排卵藥物的廣泛應用和高齡孕婦的逐年增多，多胎妊娠的發生率逐年上升，其已成為導致流產、早產、出生缺陷及圍產兒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的重要原因。據文獻報道，在采用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和卵細胞漿內單注射（intracytoph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等輔助生殖技術后的妊娠中，多胎妊娠率可達25%～30%[1]，常規非IVF/ICSI促排卵方案所致的多胎妊娠率更高。英國雙胞胎出生率在1970年至2003年間增加了50%，三胞胎增加了400%，美國的多胎率現象也有同樣的趨勢。一項由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CDC） 最新統計（2011年）的關于美國2009年度全國ART的數據顯示：ART子代略占美國出生人口的略多于1%，但是ART多胎出生率高達30.5%，其中雙胎出生率28.9%，三胎或三胎以上出生率1.6%[2]。輔助生殖技術本身是為了幫助患者獲得健康優質的孩子，但伴隨的多胎妊娠卻成了影響妊娠結局的不良因素。因此，如何既有效維持總體妊娠率又降低多胎妊娠成為了人類輔助生殖中面臨的挑戰。本文從以下內容展開，來探討醫源性多胎妊娠的相關問題。
1醫源性多胎妊娠的原因
多胎妊娠指一次妊娠同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胎兒。正常人群中多胎妊娠的發生率不到2%。目前，我國尚無確切的關于多胎妊娠的流行病學資料，但普遍認為近些年在逐年上升。醫源性多胎妊娠發生的原因從外在因素分析主要涉及體外受精胚胎移植、胞漿內單注射和輔助孵化技術以及宮腔內人工受精等技術，同時包括促排卵藥物的廣泛應用。周燦權等[3]報道在IVF-ET后發生的妊娠中，多胎妊娠率可達36.9%，顯著高于自然妊娠。實際臨床工作中，有眾多影響獲得妊娠的因素，如反復種植失敗、胚胎質量差，同時輔助生殖技術本身能力的局限性如預測胚胎的生存能力以及種植潛能的方法或技術還未完全成熟，缺乏臨床中的具體實踐。因此，在胚胎移植時，為了獲得滿意的妊娠，常常移植多個胚胎（2～3個），雖說這一舉措直接提高了妊娠率，相伴而來的多胎妊娠幾率卻顯著增加，尤其是雙胎妊娠，其中單卵雙胎現象較普遍。Schnorr 等[4]研究報道，移植1枚胚胎，理論受孕率為14.00%；植入2枚時，理論受孕率增加到26.04%，實際為20.09%，雙胎妊娠約為7.5%；植入3枚時，實際三胎妊娠率為8.00%，提示隨著移植胚胎數目的增加，妊娠率也隨之提高，相應的多胎妊娠率也升高。這提示移植多個胚胎是多胎妊娠的直接原因。我國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專科醫院2004年1月至2006年11月間促排卵患者并行胚胎移植共有4672次，最后妊娠共2093例，其中多胎妊娠有583例，多胎率達28.59%。在英國，某生殖中心在2007年間，約有37000例促排卵周期，活產率達23.7%，其中多胎率達23%[5]。另外，對于不明原因不育和男性因素不育， 在給予卵巢刺激周期，若有多個優勢卵泡而未轉IVF-ET助孕，直接行宮腔內人工受精，也會增加多胎妊娠率。
文獻報道，臨床上非IVF/ICSI促排卵藥物的不合理使用的現象越來越普遍，有生育要求的婦女未在醫師指導下隨意服用，或者指導不充分致服用藥物超劑量、服用方法或時間有誤，最后優勢卵泡數偏多，自行受孕或不規范的人工受精致使獲得多胎妊娠的結局。據不完全統計，克羅米芬促排卵后所致多胎妊娠率為5%～10%，其中雙胎占95%，三胎和四胎分別占3.5%和1.5%[6]。McClamrock等[7]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性分析時，發現高劑量促性腺激素（大于150IU）與多胎妊娠有關，雙胎率達28.6%，三胎及三胎以上達9.3%。
近年來，高齡經產婦多胎妊娠率有上升趨勢，高齡這一因素占多胎原因的約25%～30%。這可能與國家放開二胎政策，患者急于懷孕而盲目使用促排卵藥物或未去正規機構尋求輔助生殖技術，加上因母體年齡及產次與多胎妊娠的成正比，母體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使多胎幾率大大增加[8]。在美國，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多胞胎懷孕是因為產婦年齡同步提高引起。另外，有文獻報道，在多胎妊娠發生率較高的國家，30%～50%的雙胞胎懷孕，至少有75%的三重懷孕發生在不孕治療后。
另外，目前尚沒有嚴格的促排卵藥物的管理方案和監督體系、胚胎移植數目的詳細準則，使助孕技術的實施存在管理漏洞。同時，某些醫療工作者未能充分評估多胎妊娠的圍產期結局以及出生嬰兒健康的危險因素，或者因經濟利益的驅使等原因，可能也是造成高發率的原因。
2醫源性多胎妊娠的危害
2.1母體的危害
多胎妊娠的孕產婦與單胎妊娠相比，各種合并癥及不良妊娠結局的發生率均上升[1， 9]。Daniel等[10]對輔助生殖技術獲得的多胎妊娠觀察時，發現輔助生殖技術獲得多胎妊娠的并發癥及圍產兒結局較自然多胎妊娠的并發癥發生率高。妊娠期，由于母體全身各個系統的負擔都加重，故孕期各種合并癥較單胎母體發生率早、發生率高、進展快、程度重等，早產是多胎妊娠最主要的并發癥，發生率約為50%。Kiely等[11]報道，在32 周前，單胎、雙胎及三胎妊娠的早產率分別為1.2%、10.0%及30.9%，雙胎妊娠在37 周前分娩達50%。妊娠期高血壓疾病也是多胎妊娠常見的嚴重并發癥，該并發癥的發生率僅次于早產。Sibai等[12]通過多中心、大樣本臨床觀察分析發現：多胎妊娠中，妊娠期高血壓、先兆子癇、HELLP綜合癥等疾病的發生率與單胎妊娠比較顯著升高。雙胎妊娠子癇前期的發病率是單胎妊娠的2.6倍，三胎妊娠又高于雙胎妊娠。貧血也是常見的并發癥。
另外，其他并發癥如靜脈血栓、急性脂肪肝、羊水過多、未足月胎膜早破、先兆子癇、妊娠期糖尿病、腎盂腎炎以及產后出血等發生率也較高，給母體帶來了嚴重傷害。多胎妊娠同時也使剖宮產率顯著增加，潛在增加了術式本身帶來的母體風險，如肺栓塞等、子宮內膜異位癥，遠期并發癥，如剖宮產子宮瘢痕妊娠等。Krul等[13]對在1983年至1995年間行IVF的12589婦女進行回顧性分析時，發現多胎妊娠的婦女患乳腺癌的風險是單胎婦女的1.44倍，得出因移植多個胚胎而患有多胎妊娠的婦女可能是乳腺癌的風險因素的結論。
2.2子代的危害
多胎妊娠較單胎妊娠相比，顯著增加了新生兒發病率和死亡率。多胎妊娠的圍產兒并發癥是單胎妊娠的3～10倍，如早產、先天性發育異常、低出生體重、胎兒發育受限、呼吸窘迫綜合征、腦癱、中樞神經系統發育異常及相關后遺癥、胎兒畸形等。輔助生殖技術中，上述并發癥、遠期合并癥更甚，這些無疑是不良的妊娠結局，其中較為棘手的并發癥是雙胎輸血綜合征（twin-to-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雙胎反向動脈灌注（twin reversed arterial perfusion，TRAP）。同時，上述各并發癥或合并癥之間存在疊加效應及交互效應使風險因素的程度加重，嚴重程度無法預料。Bryan等報道40%的雙胎和幾乎所有的三胎和四胎發生早產。美國CDC于2011年統計了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間的共30787例孕婦分娩，發現雙胎早產出生率達66%，其中低體重新生兒達56%；三胎或三胎早產率為98%，其中有92%為低出生體重兒[2]。
早產以及低體重兒是腦癱的兩大主要因素。亞特蘭大地區腦癱項目研究顯示，極低出生體重兒（
3防治措施
醫源性多胎妊娠給母嬰、家庭、社會帶來的危害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盡量避免多胎妊娠現象的發生是防治的關鍵，不僅要從技術、藥物本身的缺陷或問題著手，也要從導致該現象的社會原因、管理監控出發。
3.1醫源性多胎妊娠的預防
3.1.1掌握促排卵藥物的應用指征，充分評估妊娠結局由于卵泡發育機制特點和個體的差異，促排卵藥物可能會募集多個卵泡，此后卵泡經過選擇、優化等過程，最終有多個成熟，若自然受孕或行人工受精，則會顯著增加多胎妊娠的幾率。臨床醫務工作者應充分學習藥物的特點，掌握用藥的作用機理、劑量、時機，結合患者對藥物的反應性，合理選取促排卵藥物，優化治療方案，并充分評估用藥后可能出現的臨床結局及并發癥，如OHSS、多胎妊娠，另外與患者及時溝通，反饋信息?？傊訌妼Χ嗵ト焉镂：Φ恼J識，提高藥物使用的安全意識。
3.1.2控制移植胚胎數目，優化胚胎質量評價在開展ART技術的37年里，期望移植數個胚胎來提高妊娠率，常常移植1枚以上的胚胎。實際上，早在1984年學者Wood總結分析IVF并發癥時已提出，IVF妊娠率隨胚胎移植數目的增多呈升高趨勢，但同時多胎妊娠率也隨著上升。因此須完善立法，嚴格規范輔助生殖技術，限制移植入子宮的胚胎數目，同時設立相關機構，嚴格監督。美國等國家限定行輔助生育時移植胚胎數目應不超過3枚，2001年我國衛生部頒發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中的技術安全要求下明確規定：“每周期移植卵子，合子，胚胎總數不超過3個”。中國衛生部制定了IVF移植方針：年齡≤35歲的婦女，在IVF第一周期不得移植超過2個胚胎。這一規范，若能嚴格遵守，對于減少醫源性多胎妊娠會起到實質性作用。
3.1.3移植單個優質胚胎，提高種植率因此，在評價胚胎的質量上應該更加準確，不單純限于胚胎形態學上的評估，應進一步深入到胚胎相關的生物化學、分子學方面。近來，國內外眾多文獻報道，可以利用代謝組學、精準醫學的方法，準確測定、卵泡液以及胚胎培養基中的代謝物質，如葡萄糖、氨基酸、蛋白質、丙酮酸、活性氧、游離DNA（cell free DNA）、MicroRNA以及特定的小分子物質等，充分利用這些小分子的特性來評價生殖細胞、胚胎的質量，并依據標準優選，達到既提高妊娠率又降低多胎妊娠風險的目的。另外，完善胚胎植入前遺傳學篩查/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dignose，PGS/PGD）不僅可以優化胚胎質量，解決遺傳性疾病存在的移植問題，而且還可提前阻止多胎妊娠的發生。
3.1.4選擇性單囊胚移植，發展凍融新技術單個胚胎移植的妊娠率并不能令人滿意，多個胚胎則使多胎妊娠率增加。因此，是否能夠通過減少移植胚胎數目來降低多胎妊娠的發生率，并同時穩定妊娠率的議題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目前認為囊胚培養和單囊胚移植是降低多胎妊娠率的最有效措施。序貫培養基的應用使得體外囊胚培養成為臨床獲得更多囊胚的途徑。理論上，移植第5～6d的囊胎比第3d卵裂期胚胎有優勢。囊胚移植的數目不改變妊娠結局，意味著并不是移植數目越多，妊娠率越高。Styer等[17]報道了單囊胚移植的活產率達53.8%，雙囊胚移植的活產率為54.5%，二者無統計學差異，但在雙胎妊娠率上差異明顯，有統計學意義。Milki等[18]比較了2囊胚與3囊胚移植的妊娠率，發現二者妊娠率相似，后期眾多文獻證實多囊胚移植并未顯著增加妊娠率，相反活產率有下降趨勢。總之，選擇性單囊胚移植（ elective single embryo transfer， eSET）降低了多胎妊娠率（OR 0.04，95%CI 0.01-0.11）的同時，累積妊娠率維持不變[19， 20]?？紤]到eSET的安全性，很多國家，尤其是北歐將eSET作為IVF中降低多胎妊娠率的有效方法[21， 22]。移植單個囊胚涉及到剩余囊胚的凍存， 因此胚胎冷凍技術也是維持累積妊娠率的關鍵，實際上，限制胚胎的移植數目而沒有好的冷凍技術，是不現實的[23]。若沒有好的胚胎冷凍技術，必然造成胚胎質量的受損，進而影響胚胎種植率以及累積妊娠率。目前應從胚胎冷凍的各方面出發，通過應用合理的冷凍保護劑、改變裝載胚胎的工具和胚胎處理程序等，完善冷凍新技術。
3.2多胎妊娠減滅術
多胎妊娠帶來的潛在危害是不可估量的，無論是孕婦、胎兒，還是整個社會。多胎妊娠為高危妊娠的范疇，多胎妊娠的孕產婦合并癥的發生率較單胎高達3～7倍，胎兒及新生兒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較單胎高4～10倍[24]。從妊娠結局分析，減胎術作為一種補救措施，可改善妊娠結局，降低多胎妊娠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從而提高終極妊娠率[25]。在醫療行業中，已成為改善圍生期結局的重要手段。常用的方法有：（1）經陰道負壓吸引；（2）被減胎兒心臟注射KCL和利多卡因；（3）被減胎兒心臟穿刺；（4）羊膜腔內注射高漲鹽水。另外，減胎術的選擇時間及減胎方式都影響著減胎后的妊娠結局。因此，臨床上一般在妊娠7～8周即妊娠早期，選擇性減滅一定數量的胚胎，一般保留1個或2個正常的胚胎或胎兒[26]。減滅目標妊娠囊，可選擇靠宮頸、最小胚體、有利于操作的妊娠囊[27]。相關文獻提示選擇性將三胎減為二胎，可顯著改善圍產期結局，而不增加流產率[28]。多胎妊娠減滅術是多胎妊娠出現后改善多胎妊娠結局的重要方法，臨床上的應用相當普遍。
4倫理學思考及社會思考
醫源性多胎妊娠是人類發展過程中因技術或人為因素所致的并發癥，可對母兒造成多種危害，引發一系列的倫理學思考及社會思考。輔助生殖醫學倫理學的基本原則為不傷害、有利、尊重和公正原則[29]，即在對患者的疾病進行診療的過程中，不僅要如實詳盡的告知治療的風險、危害、利弊及最優方案、代替方案等決策，還要尊重患者的理性決定，并對整個診療過程及其后代進行人文關懷，如近遠期合并癥的發生、新生兒的出生健康等一系列的問題。而臨床中，人為的選擇多胎違背了優生優育原則、社會公益原則以及有利于患者的倫理原則。多胎妊娠的子生早產、低體重兒、腦癱、中樞神經系統等疾病的病例明顯增加，這些嚴重的并發癥不僅降低了人口素質，同時增加就醫的經濟壓力、雙方的心理負擔等難題，同時涉及到遠期撫養、護理、教育費用等社會健康問題[30]。據統計，雙胎妊娠分娩費用是單胎的4.4倍，三胎是單胎的18倍，而四倍分娩增加至單胎的22.1倍[31， 32]。另外，多胎孕婦的住院率升高，住院時間延長，費用顯著增加，這不僅直接增加了經濟壓力，同時也是醫療資源的潛在浪費。
選擇性減胎術采用人為的手段減滅一個或多個胚胎或胎兒，作為改善醫源性多胎妊娠結局的重要手段，在臨床上的應用越來越普遍，但也涉及到一些相應的倫理問題。爭議的主題集中在胎兒的本體地位以及道德地位。胎兒的本體地位是胎兒是不是人？胎兒的道德地位是指胎兒有沒有生命權。對于此問題，涉及到多胎妊娠的倫理學和法律地位。目前，二者主要取決于道德和宗教的觀點以及流產的法律現狀。例如，天主教對待治療性流產的態度是任何對胎兒直接的攻擊都被視為“謀殺”；基督教認為：流產是對生命的毀滅，只有具備要挽救母親生命的醫學原因，流產才是可接受的；猶太教允許減少過多的多胎妊娠的胎兒數，以便作為一種保護措施。在我國，雖然流產與減胎可以為社會接收，但是減胎術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減胎也存在高風險，如流產、早產、稽留流產、胎膜早破、宮內感染等。若被減胎兒是單絨毛膜囊多胎之一，減胎后保留胎兒的流產率更高。另外，借助減胎之名，人為的選擇胎兒性別，而這種選擇可能帶有性別歧視、經濟利益，這不僅違背了生命的平等權，而且也涉及到道德倫理的問題。
5其他
在對多胎妊娠的產婦進行妊娠產前篩查和產前診斷時，常常面臨很多特殊的問題。特別是單絨毛膜囊多胎，若在進行減胎時，選擇向心腔內注入氯化鉀，這可能會因氯化鉀通過胎盤血管通路而引起其他同胞胎兒的死亡。中孕時，在系統評估每個胎兒身體結構有無異常時，宮高腹圍等檢查也受到一定限制，可能沒有實際的臨床意義。另外，血清生化指標水平受到多胎兒的影響，異常值因正常胎兒所均衡，干擾正常判斷。在有創產前檢查時，技術操作存在安全性以及取樣上的有效性、準確性。多胎妊娠時羊水穿刺或絨毛取樣技術上有難度。
多胎妊娠的特點決定其延長至34周以上可降低圍生兒死亡率，同樣多胎分娩方式的選擇也影響著胎兒結局。王德智等[33]認為分娩方式的選擇應該結合孕婦年齡、胎次、孕齡、胎兒數、胎先露、不孕史及產科合并癥等因素綜合加以考慮，原則上適當放寬剖宮產指征。有報道稱雙胎妊娠的胎兒在39周后基本停止發育，故40周可認為過期妊娠，這延伸出多胎妊娠分娩的時機問題，值得大家思考。
6總結
多胎妊娠被認為是相反的妊娠結局[34]。從助孕的角度來看，多是因“獲得妊娠”這一期望值超越獲得妊娠后的潛在隱患。目前在輔助生殖技術等因素的影響下，多胎妊娠率仍然是較高的。雙胎及以上不僅增加了母嬰風險，同時也增加了一系列的費用及引申的倫理學問題。降低多胎妊娠的發生率，重在預防。選擇性單胚胎移植是降低多胎妊娠的根本方法，但強制性行選擇性單胚胎移植存在社會接受性、倫理與道德的困惑，引起人們的焦慮與不安[35]。對于已發生的多胎妊娠，權衡利弊，充分評估，完善術前準備，盡早行減胎術才是降低并發癥，改善妊娠結局的首選，但遠期結局目前尚沒有充分的證據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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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中央政府正在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推動中國經濟以更加穩定、高效、環保的方式發展。
穩定物價是中央政府今年的重大任務
2007年以來，一個英文單詞很流行――CPI（消費者價物指數）。一旦這個指數達到了7%，民眾就會吃不消。在2007年全年CPI上漲4.8%的基礎上，今年3月份的CPI指數繼續攀升，達到8.7%，物價問題觸動了中國經濟的神經。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當前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是廣大群眾最為關注的問題。去年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上漲4.8%，主要食品和居住類價格漲幅較大。物價上漲有多方面的因素：國內農產品價格多年在低位運行，近期的價格上漲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對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生活影響較大；近年來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上升，也直接影響國內價格上漲。由于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還將存在，今年價格上漲的壓力仍然較大。同時，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升，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上漲過快，防止通貨膨脹的任務相當艱巨。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重大任務，必須從更加有效供給和抑制不合理需求量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要大力發展生產，特別要加強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緊缺商品生產，認真落實支持發展生產的政策措施，搞好產運銷的銜接。二要嚴格控制工業用糧和糧食出口；堅決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擴張，違規在建項目必須停建。三要加快健全儲備體系，改進和完善儲備調節和進出口調節的方式，適當增加國內緊缺重要消費品的進口。四要把握好政府調價的時機和力度，必須調整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和公共服務收費也要從嚴控制，防止出現輪番漲價。五要健全大宗農產品、初級產品供求和價格變動的監測預警制度，做好市場供應和價格應急預案。六要加強市場和價格監管，抓好教育收費、醫藥價格、農資價格及涉農收費的監督檢查。依法打擊串通漲價、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等違法違規行為。七要及時完善和落實對低收入群眾的補助辦法，特別要增加對生活困難群眾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補貼，確保他們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八要遏制生產資料尤其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過快上漲。九要堅持執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
3月18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今后的五年，中央政府將把解決經濟發展不穩定、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放在第一位。而今年應該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國際、國內不可測的因素多，決策困難。中央政府必須密切關注經濟局勢的變化和走勢，及時、靈活地采取對策，并且把握宏觀調控的節奏、方向和力度，使經濟既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又能解決大約一千萬的就業人口問題，還能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
表示，中央政府提出將今年CPI確定為4.8%左右的預測目標，主要是出于兩點考慮：第一是表明政府的決心，要把控制物價和抑制通貨膨脹作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第二是穩定老百姓對物價的預期。中央政府提出這樣的目標也是有根據的，目前的國家糧食庫存充裕，主要工業消費品供大與求，只要切實加強領導，認真落實各項政策措施，上下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夠保證市場供應和價格基本穩定。
從緊的貨幣政策保障經濟高效運行
在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今年中央政府繼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是考慮當前固定資產投資反彈的壓力較大，貨幣信貸投放仍然偏多，流動性過剩矛盾尚未緩解，價格上漲的壓力明顯，需要加強金融調控，控制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過快的增長。一要綜合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方式，加大對沖流動性力度；合理發揮利率杠桿調節作用；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二要著力優化信貸結構，嚴格執行貸款條件，有保有壓?？刂浦虚L期貸款增長，特別是對高耗能、高排放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創新和改進銀行信貸服務，完善擔保、貼息等制度，加大對“三農”、服務業、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節能環保、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貸款支持。三要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結售匯制度，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拓展外匯儲備使用渠道和方式，同時，采取綜合措施，努力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就在兩會期間，隨著華爾街第5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的超低價收購，已持續一年多的次貸危機滑向了更加惡性的軌道，全球資本市場熊市征兆明顯。3月18日，上證指數在接連的暴跌后急挫3%，港股則猛跌1.7%，美元兌日元也跌到了12年的最低點。當天，在回答記者關于經濟問題的提問時說：“我現在所憂慮的是美元不斷貶值，何時能夠見底？美國究竟會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它的經濟走勢會走到什么地步？”表示，中國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主要是針對投資增長幅度過快、貨幣和信貸增長過大、外貿的順差增長過快的。中國經濟已經走入全球化，世界經濟的各種變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國經濟上來。因此，中央政府在實行這些政策的同時，也在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的走勢，以根據形勢的變化，靈活、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中央政府實行政策的效果，要從中長期來看，短短的一兩個月還很難看出問題。
連任的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兩會期間也表示，包括準備金率在內的各項貨幣政策工具都有調整空間，“只是運用上要綜合考慮、選擇比較，央行需要權衡利弊后選擇最合適的貨幣政策工具，充分考慮調整時機、力度等，做到適時、適度?！?/p>
就在兩會結束的當晚，央行公告稱：為落實從緊的貨幣政策要求，繼續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8年3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提高到15.5%，這已是央行自去年以來第12次上調存款儲備金率。在央行公告之后不到12小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通告，再次大幅下調基準利率75個基點，由原來的3.0%降至2.25%。
對于這兩個近乎“反向”的通告，有市場分析人士說：“‘兩會’閉幕當天便出臺了一項從緊貨幣政策，進一步打消了市場對貨幣政策放松的幻想。也表明了中央政府根據國際經濟走勢，及時地調整對策，堅持從緊的貨幣政策，保障中國經濟高效運行的決心?！?/p>
繼續加大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力度
兩會前夕，“綠色保險”、“綠色證券”兩項環境經濟政策相繼出臺，加上去年出臺的“綠色信貸”政策，國家環?？偩郑ìF國家環境保護部）共出臺了3項環境經濟政策，而包括綠色貿易、綠色稅收、區域流域研究補償機制、排污權交易等政策也將陸續出臺，一套完整的中國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即將建立起來。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經過各方面的努力，節能減排工作已經取得積極進展，2007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27%，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總量近年來首次出現雙下降，比上年分別下降3.14%和4.66%。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從認識到實踐都發生了重要轉變。
談到今年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工作時，指出，今年是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約束性目標的關鍵一年，務必增強緊迫感，加大攻堅力度，力求取得更大成效。同時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了10項具體措施，主要包括：落實電力、鋼鐵、水泥、煤炭、造紙等行業淘汰落后生產能力計劃；抓好重點企業節能和重點工程建設；開發和推廣節約、替代、循環利用資源和治理污染的先進適用技術，實施節能減排重大技術和示范工程；做好“三河三湖”、南水北調水源及沿線、三峽庫區和松花江等重點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實施渤海環境保護總體規劃；加強農村飲用水水源地保護，推進農村生活污染治理，嚴格控制農村地區工業污染，加強畜禽、水產養殖污染治理，控制農業面源污染；鼓勵和支持發展循環經濟，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加強土地、水、草原、森林、礦產等資源的保護和節約集約利用，嚴厲查處亂采濫挖礦產資源等違法違規行為；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完善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獎懲機制；增強全社會生態文明觀念，動員全體人民更加積極投身于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等。
國家環?？偩郑ìF國家環境保護部）張力軍副局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目前完成“十一五”減排目標還存在四個方面障礙：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增長速度過快。二是一些地方對環保不夠重視，盲目開發，在經濟發展中付出的代價過大。過去那些盲目開發的項目，現在環境問題逐步顯現。三是少數地區的基層領導對環境保護、節能減排重視不夠，結構調整力度不大，重點治污工程進展不快。四是環境監管力度和力量還不夠。
【關鍵詞】外匯儲備；巨幅增長原因；應對策略
經歷過外匯短缺時代的中國，隨著經濟增長和1994年以來外匯管理體制的重大改革，外匯儲備迅速增長，2006年2月底我國外匯儲備總體規模達到8536.72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截止到2012年9月，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已達到32850.95億美元。
一、分析我國外匯儲備增長之勢迅猛的原因
1.自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到2011年年底為止，除
了1998年資本與金融賬戶存在逆差，17個年頭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是形成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系列優惠政策和穩定的國內環境，及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國際事務中表現出來的負責任的大國姿態，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中國；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所帶來的低成本優勢及1994年匯率并軌導致的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刺激，促進了我國外貿出口的增長。因此，十幾年巨額“雙順差”的積累，為我國外匯儲備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流。
2.在“雙順差”背景的同時，我國在1994進行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實行了銀行結售匯制度，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這一制度剛開始對增加國家儲備，防范金融風險有著積極作用。然而，隨著儲備規模越來越大，這一制度并沒有跟著變化了的國情而革新。與發達國家“藏匯于民”，及黃金儲備占國際儲備相當大的比率這些情況相比，我國公布“藏匯于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巨大，以致國際投機者看好人民幣升值，大量游資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中國，名義上增加了外匯總量，同時也可能使得人民幣匯率偏離真實經濟所決定的匯率水平，反過來又使人民幣匯率產生變動，增大中國金融風險。
3.主要發達國家由于國家利益的考慮，對中國有意進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然而這些正是中國現在急需的產品，從某種意義上講，購進這種產品也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賺取外匯的主要目的之一。并且這些商品的附加值高，如果這些產品出口被管制，發展中國家必定會有較大比重的外匯閑置。
現階段，降低外匯儲備數額，為巨額外匯尋找“走出去”之路，是我國加強外匯儲備管理的重要課題。
二、從我國外匯儲備的現狀入手，結合國際上管理外匯的經驗提出的對策
（一）在保證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的前提下，加快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政策轉變的步伐，分攤國家持有外匯的風險，提高儲備的經營管理效益
2008年8月，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實施后，要求經常項目外匯收支應當具有真實、合法的交易基礎，取消外匯收入強制調回境內的要求，允許外匯收入按照規定的條件、期限等調回境內或者存放境外。放松或取消結匯制度，有利于增強國內企業和金融機構持有和使用外匯的自主性和便利性，有利于分散外匯風險，有利于外匯管理機構對資金的有效管理，有利于國際收支平衡。這種“藏匯于民”的做法，使國內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貿易區域結構來組合自己的外匯結構，從而緩減央行對外匯儲備結構管理的風險，減輕官方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
（二）進一步完善各項吸引外資的政策、法律和法規
例如，不能再把引進外資作為考核地方部門企業政績的硬指標。目前，新企業所得稅法實現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的統一，吸引外資政策方面的優勢相對以前降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減少外資轉化為本地采購的現象，從而降低外資轉化為外匯儲備比率，最終有利于提高我國人民幣的使用效率和對外開放的水平。
（三）優化儲備結構，提高黃金在國際儲備中的比率
黃金是一種稀缺資源，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政治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其黃金儲備也多，這說明黃金儲備仍是國家綜合實力的標志。然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截至2005年6月，我國有600噸的黃金儲備，約占外匯儲備的1.4%。2009年4月份，中國通過購買國內黃金，增持外匯儲備，截至2012年5月，中國黃金儲備為1054.1噸（黃金占外匯儲備1.7%），這與債臺高筑卻擁有8133.5噸黃金儲備的美國（黃金占外匯儲備75.9%）相比還有一大截距離。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外匯儲備大國，黃金儲備小國，這種狀況和一個發展中大國地位極不相稱。
（四）完善金融服務市場，加快實施外匯“走出去”戰略，增加戰略物質儲備
第一，要鼓勵優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尤其加大對目前和今后國內緊缺的戰略性資源領域的投資，最好是能夠控股，建成戰略儲備體系。這不僅對于減少順差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有著積極的作用，對我國和資金投入國來說也會是一項“雙贏”的合作。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雖然擁有豐富的資源，卻面臨著資金短缺、勘探和開采技術落后等難題，這與我國的情況正好互補，加上中國對外投資是友好且不附帶任務政治條件的活動，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應該是這些國家首選的合作對象。
第二，適當加大進口幅度，著力推進關鍵技術的引進，培養高級人才。眾所周知，如今早已進入以科技和經濟為主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時代，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大背景下，中國要實現“彎道超車”，那么為優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學習、實驗和生活環境，有步驟地把各類專業人才送往國外培訓，是提高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從而根本上提高我國經濟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用超額外匯儲備投資高科技知識產權比投資于金融產品具有更穩定的收益，且比投資于物質資源具有可持續發展利益。中國的巨額外匯是在犧牲環境、消耗資源、出賣廉價勞動力和應付貿易摩擦等一系列代價之后積累而成。在粗放型的增長模式下，中國加大進口什么原材料，什么就漲；中國出口什么物美價廉的產品，默默地承受著資源枯竭的威脅和環境污染的迫害，莫須有中又被套上“傾銷”的“帽子”。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給中國再一次敲響了警鐘，面對減排等一系列環保指標，中國的產業必須經受脫胎換骨的陣痛，要勇敢地從與可持續發展相背離的“惡性循環”中跳出來。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就必須好好地利用外匯儲備，加大對先進科技的引進力度，縮短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周期，為早日實現新型工業化社會積累“知本”。
綜合技術水平不僅包括先進技術，還包括經營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等。我國的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人才相對較少，所以可以大量引進發達國家的專門人才。然而，由于意識形態差異，加上中國高速發展的勢頭，發達國家實際對中國出口先進技術的金額小的可憐。因此，我們如果完善人才引進制度和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配套設施，我覺得先進人才的引進比先進技術的引進難度要小，也更具靈活性?？梢詫σM的人才按照國際標準用美元支付其薪酬并允許其匯出境外，提高其為我國科技發展服務的積極性。
（五）從根本上改變過度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這一困局的結構性改革辦法在于，改變“國富民窮”的局面，這包括將國有資產股權分給老百姓、降低各類稅率。關于國有資產的民有化改革，可以考慮通過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將國有資產注入其中、然后把基金的股份均分給13億多人，或者通過直接送股的方式。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為中國民間消費提供更多不斷增長的財產與收入基礎。
國內消費增長之后，出口順差就會減少，外匯儲備的困局也將得到緩和。但消費本身具有剛性，人們收入突然增加，一旦形成消費慣性之后，中國的經濟底子是否經得起超前消費？或者由于中國人消費習慣，人們拿到錢后大多投入資本市場，消費市場依然熱不起來？所以這就還需要國家以實現帕累托最優為目標，合理分配這一部分資產。“家電下鄉”、住房按揭貸款利息折扣等措施，提升了居民對工業產品、房地產的消費需求，而這些刺激消費的舉措才應該是經濟救助計劃的重點。通過這些政策調整來增加國內消費、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這也會緩解外匯儲備的壓力。
三、結語
總之，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間資金流動變得更加頻繁，以我國現行外匯規模和實力，對外匯實施積極管理，這對國內外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到時相關利益者在國際上也會針對中國發出更多的聲音。因此，為了實現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和人民福利提高這一最終目的，我們改革還是不能拔苗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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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8日至19日，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全球經濟失衡問題”被列為會議的首要議題之一。自2005年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失衡”進行概括以來，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就備受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關注程度更是有增無減。本文在簡要綜述了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后，重點從與利弊兩方面探討在當前新形勢下，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試圖讓人們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客觀和理性的認識。
當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國內外專家學者各抒己見，并沒有達成共識。目前共有如下幾種主流觀點：世界主要經濟體內部經濟結構的失衡、全球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美中之間不平衡的貿易政策、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南北經濟失衡以及人民幣匯率被低估。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對失衡原因的探索有助于我們認識全球經濟失衡，而全面了解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對我國的影響，更利于我國采取正確的調整對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總裁 Rodrigo de Rato（2005）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會對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破壞。然而，目前對失衡的調整也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外部風險。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如下：
（一）外匯儲備問題
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截至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見圖1）。面對巨額的外匯儲備，由于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不完善，大量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于債權投資，收益率較低，造成了大量資源的浪費；加之當前為應對經濟危機和復蘇國內經濟，發達國家大多實行低利率政策，外匯資產的收益就更低，外匯儲備的增值保值越來越困難；再者，巨額的儲備使我國貨幣錯配問題越來越嚴重，細微的匯率變動都將導致我國巨大的外匯貶值損失。
（二）增加國內流動性并加重通貨膨脹
在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使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造成國內流動性泛濫，引起物價上漲。 2011年2月26日，易綱在第24次CMRC朗潤預測報告會上表示，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累計為2.85萬億美元，中國央行拋出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來對沖。2010年M2余額為72.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9.7%；M1余額為26.7萬億元，增長21.2%；流通中現金（M0）余額為4.5萬億元，增長16.7%。易綱認為“貿易順差過大是通脹的源頭”。面對通脹的壓力（見圖2），央行理應更加收緊貨幣政策，但過緊的貨幣政策可能導致經濟發展速度的驟降，也使央行的貨幣政策陷入兩難。
（三）經濟結構和資源保障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結合自己的資源優勢，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并在我國的經濟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初步計算，2010年人均GDP4383.74美元，中國經濟實現了較大發展。但這種戰略已經不能適應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形勢。在多年的發展中，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資源保障壓力增大等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方面，在以往我國為鼓勵出口賺外匯，更多地支持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使國內資源更多地流向對外部門，結果導致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擠占了內向型經濟的發展空間，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國內經濟結構失衡。當外部市場下滑時，國內經濟便受到較大影響，經濟發展的風險也逐步增大。再者，我國目前經濟總體發展水平較低，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位置，出口的產品耗費了我國大量資源，2010年全年能源消費總量32.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5.9%，其中原油消費量增長12.9%、天然氣消費量增長18.2%。主要原材料消費中，鋼材消費量7.7億噸，增長12.4%；精煉銅消費量792萬噸，增長5.1%；電解鋁消費量1526萬噸，增長6.0%。使我國的資源保障壓力不斷增大。
（四）貿易摩擦
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使我國出口有所下滑，但每年仍有巨額的外貿順差，2008、2009、2010年三年的外貿順差分別為2981億美元、1957億美元和1831億美元。中國對美的大量貿易順差，使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多。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11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127億美元。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占調查總數的1/3。部分美國政客和經濟學家將美國從中國進口制造品視為其巨額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誘發了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自美國2010年10月啟動對中國的清潔能源有關政策和措施301調查以來，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從深度和廣度上都發生了變化，已經從過去的反傾銷、反補貼、特保等方面，向產業政策等更高層次轉變。
（五）人民幣升值壓力
自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在美國的高壓下，日元大幅升值，使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得到了暫時的緩和。現在，在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上，除不斷制造貿易摩擦外，美國最希望的就是簽署第二個 “ 廣場協議”即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因而隨著全球失衡的加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越來越大。2011年2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重提人民幣匯率法案，以圖實現人民幣的快速升值，人民幣匯率問題逐漸政治化。我國提出的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實施的難度不斷加大。
（六）熱錢涌入
快速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和不斷增加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了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刺激大量熱錢流入中國。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顯示：2010年“熱錢”凈流入35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7.6%，占當年GDP的0.6%，并且在過去十年中，“熱錢”年均流入中國近250億美元，占同期外儲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強化，“熱錢”合計凈流入近3000億美元。雖然流入的數額與我國的外匯儲備和GDP相比并不大，但熱錢的涌入特別是集中涌入個別行業，仍然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宏觀政策調控的難度。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經濟的正面效應
雖然全球經濟失衡對世界、對中國經濟都有重大不利影響，已經到了必須要調整的地步，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其對我國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應。
為應對將來可能的國際收支逆差轉變作準備。據王宇（2006）所述，經濟失衡是在國際分工中，中國等國家與美國比較優勢實現的不同步，才造成“貿易失衡”或“經常項目不平衡”。因此經濟失衡是臨時的，可以隨著美國比較優勢產業未來的出口增長而得到彌補。相反，中國大量的外貿順差未來可能轉變為貿易逆差。另外，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到來、人口紅利的喪失，以及各項制度的健全所引起的居民消費的上升，中國不再可能保持現在的儲蓄率，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中國的順差便可能減小并可能出現逆差。雖然這兩種轉變是漫長的，但中國需要有所準備。
為進口和對外投資提供了基礎。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需要大量進口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戰略能源物資，為我國的工業化提供新動力和基礎。再者，要實現真正的中國崛起，我國也必須加大對外投資，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更好的經濟發展優勢。無論是進口還是“走出去”，龐大的外匯儲備必然為其提供堅實的基礎。
就業問題。2010年，我國出口總額15779.3億美元，其中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7403.3億美元，加工貿易的比重近50%，而加工貿易的背后是約60萬條生產線及附帶的3億勞動大軍，2010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全年農民工總量為24223萬人（見圖3）。在當前城鎮仍有大量失業人員、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的形勢下，保持適當規模的出口對我國的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具有重要意義。
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發展是第一要務。龐大的人口規模、就業、環境污染以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等社會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在發展中解決。雖然經濟發展對出口的依賴較大，加大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風險，但鑒于國內消費短期內難有突破性的增長，投資已經產能過剩，經濟轉型難以短期到位等現實情況，擴大出口和保持一定貿易順差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難以替代。據統計局初步測算，2010年GDP為397983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凈出口扭轉了2009年對經濟增長的負拉動趨勢，拉動GDP增長0.8個百分點。
增強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能力和經濟風險的抵抗能力。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在牙買加體系中，匯率頻繁波動，加上國際巨量投機資本的沖擊，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越來越大。為促進貿易和投資的平穩發展以及國民經濟的穩定，我國需要頻繁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的大體穩定，而大量的外匯儲備是其必備的基礎。
為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了基礎。近年來，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人民幣在我國周邊國家和港澳地區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人民幣逐漸實現周邊化，國際化進程在逐步加快。 在實現國際化的進程中，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兌換要求，要求一國政府必須要有充足的國際儲備尤其是外匯儲備。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結論
全球經濟失衡對中國來講是把“雙刃劍”，有弊也有利。面對全球經濟失衡，中國有責任和義務也有必要，為失衡的調整做出貢獻。但近來，美國和一些國際組織越來越強調外部世界對失衡的影響。毫無疑問, 強調外部世界的目的還是要其他國家更多地分擔失衡調整的風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應該正確判斷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其對我國的影響，對全球經濟失衡有更加客觀和理性的認識，以選擇恰當的調整戰略與調整途徑。
參考文獻：
1.解佳轉.全球經濟失衡背景下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分析[J].知識經濟，20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