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02 15:05:11
序論：在您撰寫城鄉人口流動趨勢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中圖分類號：TG115文獻標識碼： A
1研究背景
1.1機械增長成為城鎮人口增長的主體
目前我國處于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發展階段，機械增長取代自然增長，成為城鎮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廣義的機械增長包括戶籍人口的遷移和流動人口的增加。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城鎮中的機械增長主要是流動人口，即暫住人口的增加，改變了城鎮人口的結構，對城鄉規劃提出了新的要求。
1.2城鄉人口遷移趨勢
根據城鎮化進程的特點和城鎮化進程的一般規律，在逆城鎮化現象出現以前（相對完整的正常區域在城鎮化水平達到70%以前），人口從農村向城鎮集中是區域城鄉人口流動的絕對主流。
但是不管人口如何流動，農村人口在逐年減少，相應的農村聚落的規模和數量也在減少，城鎮則恰恰相反，但是農村絕對不會消失。
2定性分析方法的選擇
2.1定性分析方法與定量分析方法的區別
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是人們認識事物時用到的兩種分析方式。
定性分析法亦稱“非數量分析法”，主要依靠預測人員的豐富實踐經驗以及主觀的判斷和分析能力，推斷出事物的性質和發展趨勢的分析方法，屬于預測分析的一種基本方法。這類方法主要適用于一些沒有或不具備完整的歷史資料和數據的事項。
定量分析法是對社會現象的數量特征、數量關系與數量變化進行分析的方法。其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社會現象的相互作用和發展趨勢。
在人口規模預測中，定性分析法與定量分析法之間有以下區別。
表1定性分析法與定量分析法的區別
2.2定性分析方法的類型
在人口規模預測中，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區域人口分配法、類比法、區位法等。
表2定性分析方法
2.3定性分析方法的選擇
1、利用區域分配法預測城鄉人口遷移情況
上蔡縣位于河南省東南部，地處平原地區，區域差異小，人口遷移將呈現均衡發展趨勢，各地人口遷移的幾率相差不大。在同一時期（近期、中期、遠期）內，各村遷往同一地點（縣城、鄉鎮）人口比例基本一致。因此，完全可以根據現狀人口現狀、規劃人口規模、村莊整合意向對人口遷移規模進行預測。
2、利用類比法、區位法預測鄉鎮人口規模
根據各鄉鎮區位類型、經濟實力，確定城鎮化率校核區間，對城鄉人口遷移結論進行校核，最終確定各鄉鎮人口規模。
2.4城鄉人口遷移規模預測步驟
上蔡縣域城鄉人口規模預測分為以下5個步驟。
表3上蔡縣城鄉人口規模預測步驟
3上蔡縣城鄉人口規模預測
3.1規劃前期資料
3.1.1縣域現狀人口規模、村莊整合意向
根據縣域村鎮體系規劃的需要，為了準確把握縣域人口現狀、人口遷移意向，對上蔡縣域現狀人口規模、村莊整合意向進行了詳細調查，調查數據精確到自然村層面。
表4上蔡縣域村莊現狀人口規模、村莊整合意向匯總表1
對上表進行匯總，如下表所示：
表5上蔡縣域村莊現狀人口規模、村莊整合意向匯總表2
3.1.2縣域規劃人口規模
根據《上蔡縣域村鎮體系規劃（2009—2030）》、《河南省上蔡縣城市總體規劃（2009－2030）》，對上蔡縣域、縣城總人口規模預測結論進行匯總，如下表所示。
表6上蔡縣域規劃人口規模匯總表
3.2上蔡縣域人口遷移情況分析
3.2.1遠期人口遷移情況分析（2030年）
按照區域分配法，對遠期人口遷移情況進行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7遠期人口遷移情況分析表
根據遠期城鄉人口遷移情況分析，城鄉人口遷移計算公式如下表所示：
表8城鄉人口遷移情況計算公式
表9城鄉人口遷移情況計算公式參數
注：1、縣城內并入城鎮村莊全部為近期并入。
2、各鄉鎮現狀非農業人口一般為本鄉鎮雙棲人口，且數值較小，對人口遷移結論影響不大，因此在計算中忽略不計。
3.2.2城鄉人口遷移規模結論
經計算，城鄉人口遷移預測結論如下表所示：
表10城鄉人口遷移規模結論
3.3各鄉鎮城鎮人口規模預測
3.3.1預測因素
1、預測因素一：城鄉人口遷移結論
表11遠期2030年城鄉人口遷移規模與遠期城鎮化率
2、預測因素二：各鄉鎮綜合競爭力排名
根據《上蔡縣城總體規劃（2009-2030）》的分析結論，縣域各鄉鎮綜合競爭力如下表示：
表12縣域各鄉鎮綜合競爭力排名
將各鄉鎮綜合競爭力分為以下4個層級。
表13縣域各鄉鎮競爭力等級
3.3.2遠期各鄉鎮城鎮人口規模預測
根據城鄉人口遷移預測結論、各鄉鎮城鎮化率預測校核區間，預測各鄉鎮遠期城鎮人口，如下表所示：
表15各鄉鎮城鎮人口規模預測結論
注：①洙湖鎮為重點鎮，距縣城較遠，受縣城吸引力較小，人口規模適當增大至2.1萬人。
②東洪鎮為一般鎮，距縣城較近，受縣城吸引力較大，人口規模適當減小至3.5萬人。
③由于城鎮人口規模精確到0.1萬人，因此各城鎮人口規模之和比103萬人稍大，為103.3萬人，有0.3萬人的誤差存在。不突破縣域總人口164萬人，按照城鎮化率63％計算，總城鎮人口為103.3萬人的總城鎮人口數值。
3.4城鄉人口規模預測結論
3.4.1城鄉人口規模
根據城鄉人口遷移結論、城鎮人口規模預測結論，預測縣域人口規模。
表16城鄉人口規模預測結論
3.4.2村莊人口規模
根據人口遷移規模計算公式，對遠期2030年村莊人口進行預測。
表17村莊人口規模（以黃埠鎮為例）
4研究結論
在實踐中，筆者按照類似的分析方法，也對上蔡縣域近期2015年，中期2020年人口遷移規模、城鄉人口分配情況進行了預測，限于論文篇幅，不再詳述。
通過《上蔡縣域村鎮體系規劃（2009-2030）》的實踐，發現定性分析方法在城鄉人口預測中是比較適用的，該方法可在區域層面上進行城鄉統籌，直接預測出鄉鎮人口規模、村莊人口規模，對下一層次的鄉鎮規劃、村莊建設規劃提供具體指導，對于區域土地利用規劃也具有借鑒意義。
本研究仍有許多地方有待改進，如對縣域內外間的人口遷移未做具體論證。雖然對村莊整合意向、村民居住意向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但這些意向會隨經濟社會發展而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分析模型的參數和預測結果。
參考文獻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資本所得；勞動力流動；城市化；剩余勞動力轉移；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中圖分類號：F014.4；F12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2-0005-08
China’s Urban-rural Income Gap: Growing or Shrinking?ZHOU Xiao-ji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Guangzhou 51041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urban residents enjoy income from forms of capital return and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 growth theory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per capita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with the rising of urbanization rate, the multiple of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will gradually shrink, the bigger the share of capital return is, the bigger the multiple of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is, that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 will decrease urban-rur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Under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framework, with free nationwide flowing of labors, both theoretical model and its deduction or empirical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s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not enlarged but gradually shrink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capital return; labor mobility; urbanization; surplus labor transfer; neoclassic economic growth theory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最關心的話題之一。其中，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格外引人注目。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還會擴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續擴大的趨勢，中國已從收入比較平等的國家，迅速成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胡鞍鋼，2004；陸銘 等，2004；吳光炳，2006；郭劍雄 等，2006）。經濟觀察家們認為，在中國的城鎮和農村，已同時出現“窮人”階層，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
國內外有關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結論更多的來自對中國國家統計數據的簡單計算后而得出的直觀結論，很少考慮到勞動力流動對中國鄉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事實上，城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的流動密不可分。Braun （1993）構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表明，區域間勞動力流動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的收斂。Taylor 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發現，勞動力轉移是1870―1913年間OECD國家間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收斂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發現，勞動力流動會對各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確降低了勞動力流動導致的收斂性，但它的程度卻很小，遠遠不能解釋關于勞動力流動及地區收斂性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的差距。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規模日漸擴大，許多學者對中國的勞動力遷移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 等（1997）的方法，認為區域間勞動力流動除了能使地區間要素收入相等以外，還能削平地區間要素票賦差異，最終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計了1985―2000年中國人口流動對地區差距的影響，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王小魯等（2004）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可以縮小地區差距，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外流，會緩和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就業壓力，由于勞動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這些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會隨勞動力數量的減少而提高，從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勞動力流動還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劉傳江等（2005）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將各省1978―2003年經濟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對各種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其中采用同時期各省份人口凈遷入數量的年均增長率作為勞動力流動的指標，得出人口遷入與地區經濟增長有顯著關系，并進一步分析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
林毅夫等（2004）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的關系做了一個經驗研究，通過估計流動者對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反映彈性，認為勞動力流動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有效途徑，但目前的流動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蔡（2005）討論了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幾個因素，認為由于中國存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傾向導致經濟增長對就業的促進作用不強，加上農業和農村發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許多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和限制等導致的流動規模不足是使勞動力流動不能縮小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
關于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國內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樊綱（1995）、崔傳義等（1999）、庾德昌等（1999）、鄧祖善（1999）、蔡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國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魯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2005）、劉傳江等（2005）認為，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擴大了地區差距。劉強（2001）認為，20世紀80年代勞動力在區域內部轉移使區域經濟出現收斂，但90年代后出現的勞動力跨區域轉移卻擴大了地區間的經濟差距。鐘笑寒（2005）認為，地區工資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顯著擴大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工資增長持續高于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入的主要行業，如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的地區差距同樣是擴大而非收斂的。谷書堂等（1994）認為，導致空間上兩極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過度集中。范劍勇（2004）將這種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認為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加劇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聚集，加速了工業化進程，擴大了地區收入差距。
不少學者還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陸銘等（2004）從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角度分析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劉文忻等（2006）著眼于要素積累與政府政策分析；郭劍雄等（2006）考察了內生增長要素；而張凌云（2006）則從制度性成因進行了討論。
我們認為，這些研究中有關勞動力流動數量直接引用統計數據，而統計匯報的勞動力流動數據基本上僅為規模企業所雇傭來自農村勞動力的數量，其規模僅為實際規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進入城鎮的農民工在城鎮的唯一影響產出的要素只有勞動力，而勞動力所占整個產出的比例在我國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這就意味著即使達到要素價格均等的狀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至少會維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將在產出中資本所得由城鎮居民擁有的假設和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下構建了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響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擴大縮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動態變化，并與統計機構公布的城鄉人均收入的相關指標進行對比，以期能更準確地刻畫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及其動態變化。
二、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
本節在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構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討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
1.基本假設
假設一：整個經濟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鄉村為農業部門，非農業部門在城鎮。
假設二：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分配給鄉村人口。有兩種意見值得考慮：一是有文獻表明，中國農村消費相當一部分（40%或以上）為農民自己生產而非由市場配置（王宏偉，2000；夏英，2002，許世衛，2002；李實，2003；李實 等，2007）。二是農村產出在通過城鎮消費而實現的價值增值的絕大部分并非由農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鎮居民。按糧食、蔬菜、水果、肉類等產品的收購價格來計算農村人口收入存在統計數據的缺失和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考慮到兩種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計算上的簡便，在下面的兩部門模型中，我們假設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歸農村人口所有。
假設三：非農業部門產出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進行分配，資本所得全部分配給城鎮人口，勞動力所得按勞動人口的比例分配給農村和城鎮。事實上，我國農村人口從城鎮獲取收入的唯一途經是向城鎮提供非農業勞動力，雖然微薄的農村居民存款可以獲得利息收入，但這種收入甚至難以抵消由于通貨膨脹而帶來的實際損失。資本所得全部歸城鎮居民的主要表現形式有：（1）城鎮基礎公共設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園、休閑場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價甚至是免費提供；（2）城鎮醫療、養老、工傷、失業等保險；（3）教育，無論是教學硬件設施或者人員投入，農村無法和城鎮相比，農民工子女進入城鎮開辦的公立學校更是難上加難。在考察城鄉收入差距的時候，還沒有文獻把資本所得視為全部歸城鎮居民所有，本文尚屬首次。這些面向城鎮居民的專業化服務和保障體系，大大節約了城鎮居民的時間成本，從而使城鎮居民擁有比農村居民更多的閑暇或工作時間，其工作質量和效率遠高于農村。不可否認，城鎮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來自農村，但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獲得城鎮戶口。
2.收入差距倍數模型Ⅰ：兩部門（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設農業產出份額全部歸鄉村所有。設農業產出占整個經濟產出的比例為δ，經濟總產出為Y。非農業產出為C-D生產函數，生產要素為資本K和勞動力L。產出中資本所得的比例為α。鄉村還提供一部分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城鎮產出全部為非農業產出，其生產函數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非農業產出中鄉村勞動力所得只有勞動力份額，而資本份額全部為城鎮人口所得，除此之外，城鎮總收入還包含城鎮勞動力的勞動力份額。設城市化率為γ，非農業勞動力中來自鄉村的勞動力所占比例為θ，則鄉村總收入：
YA=δY + (1-α)θ(1-δ)Y
=［δ+θ(1-α)(1-δ)］Y（2）
城鎮總收入：
YC=α(1-δ)Y + (1-α)(1-θ)(1-δ)Y
=［α+(1-α)(1-θ)］(1-δ)Y
=［1-θ+αθ］(1-δ)Y（3）
設經濟中總人口為P，則鄉村人口為(1－γ)P，城鎮人口為Pγ，則鄉村年人均收入：
yA=［δ+θ(1-α)(1-δ)］Y(1-γ)P
=δ+θ(1－α)(1－δ)1－γ×YP（4）
城鎮年人均收入：
yC=［1-θ+αθ］(1-δ)YγP
=［1-θ+αθ］(1-δ)γ×YP（5）
城鄉年人均收入倍數，即城鎮年人均收入除以鄉村年人均收入：
ηCA=［1-θ+αθ］(1-δ)γ×YPδ + θ(1-α)(1-δ)1-γ×YP
=［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6）
城鄉年人均收入倍數隨著時間的變動。我們將上式改寫成時間（年份t）的方程式。
η(t)=［1-θ(t)+α(t)θ(t)］(1-δ(t))δ(t)+θ(t)(1－α(t))(1－δ(t))×
1－γ(t)γ(t)（7）
3．收入差距倍數模型Ⅱ：全國統一大市場模型
在本模型中，（1）鄉村人口的收入完全依靠其所提供勞動力的多少，沒有資本所得；（2）資本所得全部歸城鎮人口所有，而且城鎮人口還得到經濟總產出中部分勞動收入所得，其生產函數為：
Y=AF(K,L)=AKαL1-α（8）
經濟中的勞動力來自鄉村的勞動力所占比例為ρ，則鄉村總收入：
YA=(1-α)ρY（9）
城鎮總收入：
YC=αY+(1-α)(1-ρ)Y
=［1-(1-α)ρ］Y
=［1-ρ+αρ］Y（10）
設經濟中總人口為P，則鄉村人口為(1－γ)P，城鎮人口為Pγ，則鄉村年人均收入：
YA=［(1-α)ρ］Y(1-γ)P
=ρ(1-α)1-γ×YP（11）
城鎮年人均收入：
YC=［1-ρ+αρ］YγP
=［1-ρ+αρ］γ×YP（12）
城鄉年人均收入倍數，即城鎮年人均收入除以鄉村年人均收入：
ηCA=［1-ρ+αρ］γ×YPρ(1-α)1-γ×YP
=1-ρ + αρρ(1-α)×1-γγ（13）
城鄉年人均收入倍數隨著時間的變動。我們將上式改寫成時間（年份t）的方程式。
η(t)=［1-ρ(t)+α(t)ρ(t)］ρ(t)(1-α(t))×
1-γ(t)γ(t)（14）
4.城市化率（γ）對城鄉收入差距倍數的影響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主要受資本對產出的貢獻以及城市化率的影響。很明顯，當人口高度城市化之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雖然在絕對值方面依然存在，但城鄉個人效用應當相等。此時，人們將更多地關注城鎮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城鄉嚴重分割的二元制度安排下，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主要受龐大的農業人口和相對低的農業產值的影響。這種影響受以重工業化為國家主要發展方向的人為制約。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國農業總產出占整個經濟的30%，而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80%左右，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大體上為9∶1。在均衡點時，我們考察城市化率對城鄉收入差距倍數的動態影響。
模型Ⅰ：
ηγ=［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 -［1-θ+αθ］δ1-δ +θ(1-α)×1γ2
模型Ⅱ：
ηγ= 1-ρ + αρρ(1-α)×1-γγ′
= -1-ρ + αρρ(1-α)×1γ2
在模型Ⅱ中所計算的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其中隱含的假設是勞動力流動的調整速度是非常快的，即城鄉就業很快能夠達到均衡，農民在城鎮和農村就業的收入所得相等，都為勞動所得。
顯然，無論在模型Ⅰ還是在模型Ⅱ中，隨著城市化率的增加，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會逐漸縮小。因此，加速城市化進程，將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5.勞資產出分配（α）對城鄉收入差距倍數的影響
雖然資本要素在整個產出中所占比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似乎變動不大，但我們注意到中國與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在勞動收入所占比例上明顯不同。我們認為這種不同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的差異。發達國家產出主要來自于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基本上是以服務業為主，服務業中勞動工資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我們發現，服務業在總產出中所占的比例大致與勞動要素在總產出中所占的比例相近。下面考察資本所得α變動下的模型動態：
模型Ⅰ：
ηα=［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θ(1-δ)［δ+θ(1-α)(1-δ)］2×
1-γγ>0（17）
如果勞動要素在收入分配中能夠占有很高的比例，則由于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將迅速縮小。目前，中國人均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于財產性收入，勞動收入所占的比例相當低，甚至不到20%。從博弈角度來看，在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城鎮企業將產出中分配給農民工的數量大致與農民工在農村取得的收入一樣，這也是一種均衡。在模型Ⅰ中，資本所得對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倍數的影響為正，即α取值越大，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就會越大。
模型Ⅱ：
ηα=1-ρ+αρρ(1-α)×1-γγ
=1ρ(1-α)2×1-γγ > 0（18）
綜上所述，經濟中資本所得份額越大，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倍數就越大。
6.農業產出份額（δ）對城鄉收入差距倍數的影響
雖然農業產出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過城鎮市場的交易，但我們認為將農業產出所得的收入歸入農村收入是恰當的。有關研究表明，中國農村大約有40%的農產品是由農民自己供給的，這也意味著至少有40%的農業產出并沒有按市場價格計算在農村的總收入內。
從模型Ⅰ來看，經濟轉型初期，農業產出占經濟總產出的份額較大，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較小，而經濟轉型過程也是農業產出占總產出比例不斷縮小的過程，因而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會持續擴大。這與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城鄉差距擴大而到了本世紀城鄉差距縮小是相吻合的。因為進入21世紀，中國農業占總產出的比例基本上維持在較為固定的比例上，即農業占總產出份額的變化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倍數的影響基本穩定。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形下，農業產出占總產出比例減小，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也會縮小，這就意味著加大對農村投入，或者靠提升農產品的價格，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反而會擴大。
模型Ⅰ：
ηδ=［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1-θ+αθ］［δ1-δ + θ(1-α)］2×1(1-δ)2×1-γγ
7.城鎮外來勞動力（θ）對城鄉收入差距倍數的影響
我們只考慮模型Ⅰ中的城鎮外來勞動力的問題。雖然從官方的數據來看，中國農村依舊還有相當多的剩余勞動力，但官方公布的農村外出勞動力基本上是常年性外出的勞動力，實證文獻和估算研究（周曉津，2008）表明這種通過城鎮調查而得出的農村常年性外出的農村勞動力只占實際外出總勞動力的一半。在經歷近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和成功的經濟改革之后，堅持認為中國農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規模的剩余勞動力的觀點，已經成為缺乏經驗證據的教條，且妨礙我們對勞動力市場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蔡，2007）。從總人口看，今天農村的實際人口只有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從勞動人口看，操作農業的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過比較深入調查的專家朋友說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張五常，2007）。
姚枝仲等（2003）證明了在一定的假設條件下，地區間勞動力自由流動能拉平地區差距，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均等。但實證研究文獻和官方統計資料卻顯示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城鄉人均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姚枝仲等給出的解釋是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并沒有形成規模,而我們的研究卻表明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的規模是非常巨大的。僅廣東省在2004年就吸引跨省外來勞動力4 000多萬人，約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10%。我們考察模型Ⅰ中的城鎮外來勞動力占整個經濟中非農勞動力比例的動態變化。
模型Ⅰ：
ηθ=［1-θ+αθ］(1-δ)δ + θ(1-α)(1-δ)×1-γγ′
=(2δ-1)(1-α)［δ+θ(1-α)(1-δ)］2(1-δ)×
1-γγ（20）
如果δ∈(0.5,1］，則ηθ>0，即在一個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體中，農業產值占經濟總產值的50%以上，流入城鎮的勞動力增加將使城鄉年人均收入差距擴大。由于我們討論的是1978年以后的中國經濟轉型時期，而此期間中國農業產出基本上只占到總產出的40%以下，即δ∈(0,0.5)的情形，此時ηθ
三、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實證研究
根據前述模型，我們利用政府提供的轉移勞動總數、剩余勞動力轉移估計數據以及模型參數的變化，給出1985―2004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倍數如圖1所示。在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條件下（模型Ⅱ），無論用哪種類型的數據，三者的變動趨勢是一致的：由勞動力轉移總數的政府統計數據所得出的城鄉收入差距倍數（模型Ⅱ）連線居中；基于流動勞動力規模估計數據得到的城鄉收入差距倍數估計數（模型Ⅱ）連線位于最下方；模型Ⅱ中參數α變動后的城鄉收入差距倍數連線位于最上方。從圖中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迅速縮小，而90年代持續擴大；1998年至今逐步縮小，但速度減緩。
不少文獻利用年度統計數據分別計算出城鎮和鄉村的人均收入，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人均收入持續擴大。本模型同樣能夠給出比較滿意的解釋。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勞動力供給始終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農村改革釋放出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加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城鎮改革，城鎮經濟中的隱性失業轉化為顯性失業。過量的勞動力供給導致中國城鎮十余年名義工資基本保持不變而實質工資持續下降，即資本所得份額上升而同期勞動所得份額下降。資本份額α從1990年的0.70增加到1997年的0.75，總產出中勞動力所得由1990年的0.30下降到0.25。
圖2利用前述模型Ⅰ模擬由于資本所得份額的變動而導致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化?？梢钥闯觯Ｐ退烙嫷某青l收入差距和利用統計數據所計算的城鄉收入差距的趨勢是完全一致的。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雖然城市化率上升及農業產出占總產出比例的下降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由于資本所得份額上升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在本文的模型中，農業占總產出比例的提高非但不能縮小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反而擴大差距，這似乎與人們通常的經驗相反。本文認為這主要是由于農業產出比例的提高需要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勞動，而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效率是不同的，即非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大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圖1 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
圖2 資本所得份額的變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
四、結論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5倍以上）。以1983年為例，當年全國人均手持現金51.43元，但典型的中國農村家庭往往為孩子3~5元的學費而發愁。我們注意到，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工資及加班費）從2003年的500~600元增加到2011年的3 000元左右，增長近5倍。以農村典型的四口之家與城市典型的三口之家計算，假設城市勞均年收入5萬元，農村勞均2.4萬元中國農村70%的勞動力外出打工，典型的農村家庭年勞動收入4~5萬元。 ，則我國2011年的城鄉典型家庭人均收入比也只有2.78。由于現行的地方統計未能將外出勞動力的收入有效地納入農村收入范圍，導致國家統計的城鄉收入差距存在較大的誤差。事實上，中國農村來自城鎮的勞動收入，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3 500億元增長到2011年的4.5~5.0萬億元左右。由于我們的模型將這種差異考慮在內，從而與國家統計有關城鄉收入差距數據有較大的區別。
與一般研究結論不同，我們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是逐步縮小而非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問題也并非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嚴重。但是，不可否認，就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絕對值而言，其持續增加的趨勢并無爭議。我們認為，作為一個越來越完備的市場化經濟體，中國城鄉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經開始從嚴重的不平等邁向相對均等。我們應更多地關注城鎮和鄉村貧困人群，關注農民工群體在城鎮的醫療、社會保障和農民工子女在城鎮的教育問題，這比純粹擔心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更有必要和更具現實意義除非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否則市場的作用必然導致城鄉勞動力要素價格均等。 。
參考文獻：
蔡.2005.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J］.理論前沿，20：18-20 .
戴維?羅默.2004.高級宏觀經濟學［M］.2版.王根蓓.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36，87-136.
林毅夫，劉培林.2003.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地區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3）：19-25.
陸銘，陳釗.2004.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與城鄉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 2004(6):50-58.
王小魯，樊綱.2004.中國地區差距的變動趨勢和影響因素［J］.經濟研究（1）：33-44.
王小魯，樊綱.2005.中國收入差距的走勢和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10）：24-36.
姚枝仲，周素芳.2003.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J］.世界經濟（4）：35-44.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速度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成為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變動的一個主要趨勢。由于大量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使它在促進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同時，將農村的人力資源帶到了城市。農村社會分裂的推力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引力是主要原因。然而，城鄉體制的分割、聚集制度、教育的差距等，使得進城的農民無法融入普通的城市社會，從而成為城市的底層群體。不僅給社會帶來了不穩定因素，也嚴重影響了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進程，背離了建設和諧社會的初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我國城鄉遷移現象?解決城鄉人口遷徙的正確途徑是什么呢?
我國人口遷徙中的農民工現象
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遷徒是我國人口流動的主流。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方向和結果是農民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在城市中尋找工作，進入城市的農民成為了農民工。農民工是我們個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的身份和戶口是農民，但不從事農業勞動，并且工作在城市；他們不是城市的市民，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也享受不到城市的社會保障和發展的成果。
農民工問題的主要特點
根據我國1.2億農民工的境遇，總結國內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工資待遇低，就業環境差。據調查數據分析，農民工月實際勞動時間超過城鎮職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60％，實際勞動小時工資只相當于城鎮職工的1／4。據有關學者估計，由于受到勞動力市場的歧視，農民工每人每年比應得的收入平均少掙2284元。以2004年全國有1.03億個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計算，外出打工農民工每年因勞動力市場歧視而少掙2343億元，比同樣數量的轉移勞動力每年匯回農村家里的錢數1624億元還多出44％。不僅如此，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勞動環境差、危險性高的勞動崗位，如建筑施工、井下挖掘、有毒有害、餐飲服務、環衛清潔等行業，干著最重、最苦、最臟，最累、最危險的活。
缺少必要的社會保障，保障水平極低。受到現行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政策、城市政府和企業認識差距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大部分農民工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社會保障。主要體現在：工傷保險參保率低，醫療、養老保險空缺，后顧之憂難以解決，一旦出現大病，往往因難以承受高額的醫療費用而得不到救治。
基本上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農民工子女享受城市的義務教育比較困難，務工當地并沒有將農民工子女納入本地的義務教育體系，為此農民工子弟上學需要支付高于城市成倍的各種費用，才能獲得求學的機會；農民工住房條件相當惡劣，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沒辦法享受當地城市廉租房或者經濟適用房政策；農民工未能完全納入城市計劃生育服務體系，很難享受到公共衛生服務。
身份地位沒有得到城市社會應有的尊重。由于就業穩定性差、流動性大、常年從事非固定、非正規的就業崗位，并且由于城鄉分割的就業體制，造成“農民工”身份一直存在社會底層的認識，農民工形象與“臟、亂、差”聯系起來，并且只能成為城市臨時暫住人口，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平等的權利，難以成為城鎮中的居民。隨著戶籍制度改革向深水區推進，人們發現，相關政策和附加的社會福利待遇落實困難，顯示城鄉戶口差別背后隱含的社會不公仍舊不少，諸如社會地位、收入標準、子女入學、勞動就業、醫療衛生、社保、福利、高考、升職、培訓等等并沒有完全消除，對于北京類一線城市來說，戶籍改革更是難以快速推進。
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倭權現象得不到有效維護。首先是維權方面的法制不健全。當前，工傷和勞資糾紛是涉及農民工告發侵權最多的案件，維權需要經過的環節過多，歷時過長，致使維權的成功率很低；其次是缺少正確行使權力的機會。農民工所在單位多數沒有成立工會，難以行使合法的權利，不能參加所在社區民主選舉和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最后是侵犯人身權利的事時有發生。一些企業非法采取封閉式管理，限制農民工自由，有時還會出現搜身、體罰等惡劣的違法現象。
規范農民工勞動力流動的機制取向
當前，我國城鄉人口遷移的核心是農村的勞動力流動問題，我國經濟建設發展過程中城市偏向性的經濟社會政策導向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得城鄉收入差距隨時間的推移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存在必然激起農村剩余勞動力做出移民的決定，以獲得更高的勞動回報率。
鼓勵一部分農民到大城市務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在我國，農業作為產業自立還很困難，農村依然擁有龐大的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并非輕而易舉。為此，鼓勵一部分農民到大城市務工，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應有效應對無節制的農民進城。到目前為止，我國有大約1.25億農民工，在農村企業工作的人員有7000-8000萬，所以，離開土地的農民人數已達2億多人。種狀況導致一些農村地區出現了只能見到老人和孩子的異樣景象，許多耕地荒蕪，給中國農業的未來發展籠罩上了陰影。
要根據我國區域發展情況，分別對不同地區的農民，采取不同的城多轉移政策，避免一刀切。中國農業養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中國農村的人均耕地面積卻僅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水資源僅相當于28％左右。今后，隨著城市化和荒漠化的推進，耕地面積將不斷減少，水資源枯竭將對中國農業構成很大威脅。因此，對那些資源環境問題大的地區，農村勞動力富裕較多的地區，可鼓勵更多的農民向城市轉移；反之，則不應破壞當地農業的基本生產形態，農村居民向城市轉移要適度。
我國城鄉人口遷移的主要規律
我國的經濟增長對城鄉人口遷移具有比較顯著的促進作用，要把城鄉人口的遷移放到實現我國城市化的大戰略中來統籌考慮
與大多數國家的情況相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了農村人口的城鄉遷移。改革30年來，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也大大得益于勞動力的轉移。城鄉人口遷移是發展中國家進行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實現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從“人口紅利”的視角來看，我國城市地區由于老齡化的加速正在迅速地接近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關閉的時刻，而在廣大的內陸農村，與較高生育水平相聯系的是年輕的人口結構類型。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但由于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而無法兌現人口紅利。在我國實現城市化的過程中，需要考慮進入城市農民的就地轉化問題，即：要考慮農民工在一個城市居住并工作一個較長時期后，就地沉淀，成
為當地的城市居民。國內專家建議個期限為5－7年。
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成為城當遷移十分重要的推動力量
如果要把城鄉人口的遷移放到一個可控的區間，抑制對耕地的占用是十分重要的。改革開放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在確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同時，靈活地安排了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土地使用權的排他性和享有農業生產剩余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效率，同時使大量的農村隱性剩余勞動力顯化。過剩的農業勞動力成為城鄉遷移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由于農業產值的下降和農業收入的降低，土地在農民增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生產要素轉而變為提供保障和抵御風險的資產，土地轉而成為農民社會保障的主要依賴。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使得遷移的農民由于擔心在新一輪的土地分配中失去土地而又紛紛回到農村，導致“循環式遷移”成為中國農村城鄉遷移的主要形式。而導致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當前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土地產權不明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剛性不夠。因此，為了解決農村人口城鄉遷移的后顧之憂，必須重構農村土地產權關系。要明晰土地權利并在法律上加以保障，強化農民土地使用權的地位，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嘗試股田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
城鎮新增就業崗位對中國的城鄉人口遷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潛在的遷移人口更加看重的是城鎮新增加的就業機會，而不是城鎮中存在的失業現象，可以說，中國的城鄉人口遷移還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為此，要促進農村人口的合理遷移，減少城鄉遷移的盲目性，必須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繼續深化改革戶籍制度以及與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剝離戶口的福利含義，消除遷移過程中的尋租動機，將其還原為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最終把戶籍制度變成僅僅是一種人口登記制度，使其行使通常意義上的基本職能，而不是用于“身份”識別，在此基礎上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一旦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和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機制建立起來，流動本身會有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反過來會減慢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規模和速度，城鄉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會逐步形成一種自我調節機制。
城鄉收入差距對中國城鄉遷移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作用不顯著
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但不一定能夠縮小城鄉差距。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的水平，顯著超出了通常所說的警戒線水準，并且差距仍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研究發現，我國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對城鄉遷移具有正向影響，但是一影響并不顯著，是由于跟潛在城鄉遷移人口合理的理性預期有關，又與中國過大的國內投資份額對人口城鄉遷移產生了“擠出效應”，從而使得城鄉人口遷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是非常顯著有關。而城鄉遷移作用的地區差異則與各地區不同的城鄉遷移政策、遷移人口的構成、流向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關。個結論要求有關方面在制定城鄉遷移政策時，要合理地把握城鄉差距的作用，要不遺余力地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縮小目前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在目前我國的二元經濟條件下，合理的城鄉遷移將使得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利用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豐富的年輕勞動力來延長其機會視窗的開啟時間，在整個國家層面上將人口機會和經濟增長機會結合，解決城鄉勞動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業的問題，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人口環境。要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引導農村人口合理的城鄉遷移，抑制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過度遷移。在個過程中“生存成本”會自發地起作用，過高的“生存成本”會迫使一部分農村人口流回農村，市場最終會使城鄉遷移達到穩定的均衡狀態。
人口城鄉遷移對各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制定相關政策需要考慮地區差異
除國內投資外，勞動力就業人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估計是所有其他影響因素中數值最大的。有關研究表明，東部地區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彈性估計要大于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造成一現象的原因與東部地區較高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是分不開的。
解決城鄉人口一體化的措施及對策
相對于發達國家，目前我國的農村人口依然很多，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因此，不僅需要解決城鎮就業問題，而且還要統籌考慮城鄉就業，打破傳統城鄉就業壁壘，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賦予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平等的就業權利。培育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讓農民擁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就業發展機會。雖然最初農民人力資本競爭基礎要處于劣勢地位，但隨著競爭市場的發展與各方面改革的推進，隨著農村人力資本投入的加大以及農民就業與學習的過程，會逐漸拉平種差距。同時，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能減少就業的社會管理成本，增加就業透明度與公平性，減少農民進城務工的就業成本，最終提高全社會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
統籌城鄉居民就業，構建城鄉統一、開放、高效的勞動力市場是關鍵。以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信息透明化為前提，一要實行對農民工準入門檻和城市居民準入門檻的共同標準，杜絕在勞動力市場上使用雙重標準，二要制定城鄉勞動力就業的規劃，組織和協調勞動力的流入與流出，不斷提高城鄉勞動力就業的社會組織程度；三要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切實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加強勞動就業社會服務體系的建設。
堅持就地轉移和區外轉移的有機結合，引導農民合理有序流動
以北京為例，當前北京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數量大，種流動間接地加劇了北京區域差異。鑒于此，既要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區外轉移就業，也要著手發展本地鄉鎮企業和縣城經濟、特色經濟，以帶動地方資源的開發和就業。要堅持就地轉移和區外轉移相結合，就必須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支持農村工業發展，鼓勵鄉鎮企業創業。我國各地域的自然條件差異很大、經濟發展水平層次不同，因此，要從區域特點和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出發，引導農民有序合理轉移。
消除體制，賦予進城農民平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的權利
為農民工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務，使農民工和其他職工享受同工同酬的權利。保證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是社會公正的體現，也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所在。為此，健全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法律和政府職能，引導企事業單位建立工會組織，提高農民工維權和行使民利的意識。在當前形勢下，要實現農民工的些權利，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是必要前提。戶籍制度的改革可以保證城鄉居民在就業、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一視同仁，真正打破城鄉二元經濟格局。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城鄉收入差距；述評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3）02-0015-0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城鄉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1978年城鄉收入比為2.57∶1，2004年擴大到3.21∶1，相應地，城鄉消費支出比從2.68∶1擴大到3.29∶1，城鄉消費水平比由2.9∶1擴大到3.47∶1[1]。高彥彥（2010）則認為，改革初期，城鄉居民真實收入差距為2.57。之后，由于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198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到1.508。然而，隨著改革的重心轉向城市和非農部門，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超過農民，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擴大，2007年，城鄉收入差距增大至2.633，超過改革開放初期水平。因而，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一個先縮小而后不斷擴大的過程[2]?？傊?，盡管不同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可能有所不同，但對于城鄉差距的擴大趨勢還是形成了共識[3]。李實（2003）認為，如果將實物性收入和補貼都算作個人收入的一部分，那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可為全球第一[4]。而從各國歷史來看，城鄉收入的系統差距最終是由于勞動力流動而消失的[5]。
1 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
就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來說，大部分學者都持肯定觀點。Jian et al（1996）分析中國1952～1993年的人均實際收入發現，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改革加劇了收入不平等，而勞動力和其他資源要素的流動卻弱化了不平等[6]。趙人偉和李實（1997）利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時間序列資料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對1988年和1995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狀況所做的抽樣調查數據，對影響城鄉間收入差距的因素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可以較明顯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改善勞動力流動政策，就是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供一個前提——機會均等[7]。李實和趙人偉（1999）進一步研究了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效應，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動，特別是流向城鎮可以賺取更多的收入，同時也有助于提高停留在農村的其他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8]。Justin Y. Lin et al（2004）對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遷移進行了研究，認為勞動力遷移即使在短期內也會縮小收入不平等，而20世紀90年代大量的勞動力遷移卻沒有縮小區域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遷移的持續抑制[9]。蔡昉（2005）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通常會產生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和報酬水平的效果，從而縮小農村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然而，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卻出現了勞動力流動和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現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勞動力市場歧視，所以應深化戶籍制度改革[10]。許秀川和王釗（2008）以系統動力學模型和Vensim軟件為分析工具，對重慶市的城市化、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進行系統動力學仿真研究表明，加快城市化進程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11]。鄭彩祥（2008）利用1978～2005年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農業勞動力轉移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發現，農業勞動力轉移有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城市導向的財政政策不利于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12]。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朱云章（2009）使用1983～2006年我國時間序列數據計量分析發現，城鄉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兩者之間只存在由收入差距到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不存在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反饋作用[13]。朱長存等（2009）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除了一般性人力資本溢出外，還存在著更為廣泛的人力資本外溢性：一是與城市人力資本投入相比，農村人力資本投入具有更強的私人性；二是由于城市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廣泛的歧視，農村人力資本并不能獲得與其邊際貢獻相應的報酬。因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存在著農村向城市的龐大價值轉移。實證分析表明，超過四成的城鄉收入差距是由此形成的[14]。
2 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研究
就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影響來說，大部分學者也都持肯定意見。朱農（2002）利用1991年湖北省的一次人口遷移和經濟發展的問卷調查數據，使用probit模型的結構方程，證實了城鄉收入差距在中國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過程中的正向作用：無論對于男性還是女性，收入差距越大，遷移概率越強[15]。李強（2003）使用其在四川、北京等地組織的一些問卷訪談數據，認為中國的推拉模式與國際相比的主要差異在于戶籍制度，由此修正推拉理論模型對影響中國城市農民工流動的因素進行分析，得出：城鄉之間巨大的經濟差異和收入差異是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最主要原因；戶籍制度導致的阻力不僅對一般推力與拉力發生影響，而且使得推拉失去效力，從而使流動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規律[16]。吳紅宇（2008）引入“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解釋框架，利用對廣東韶關市樂昌縣廊田鎮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數據，得出Stark的新勞動力遷移經濟學對中國現實情況也有一定的解釋力，絕對收入差距也是遷移決策行為的動因之一[17]。李培（2009）以推拉模型為理論依據，利用1992～2005年省級人口城鄉遷移面板數據，構建了中國人口城鄉遷移的計量模型，得出：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農村人口城鄉遷移存在倒U型關系；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鎮就業崗位的增加、農村機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鄉鎮企業就業崗位的相對減少都明顯促進了城鄉人口的遷移，而實際遷移距離和“無形”遷移距離制約著城鄉人口的遷移。[18]但也有學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盧向虎等（2006）以托達羅模型為理論基礎，用時間趨勢來反映制度因素對城鄉人口遷移規模的影響，并利用1979～2003年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到以下結論：中國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擴大已顯著地阻礙了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長期遷移；城鄉人口遷移規模的擴大并不是導致城鎮失業增加的原因，而城鎮失業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人口的城鄉遷移；制度因素對農村人口城鄉遷移規模的影響是復雜的，城鄉人口遷移規模隨著制度約束的減弱而逐年增加[19]。梁明等（2007）將GDP與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兩個變量引入托達羅模型，利用1992～2004年省級面板數據，對中國勞動力城鄉遷移進行計量分析，發現：經濟增長、城鎮新增就業崗位對勞動力城鄉遷移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人均耕地面積減少是城鄉遷移比較重要的推動力量，而城鎮失業率和城鄉收入差距作用不顯著[20]。
3 總結性評論及啟示
總之，無論是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還是城鄉收入差距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作用，盡管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數還是持肯定意見。而對于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是否存在雙向互動，暫時未見有人研究，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程開明，李金昌.城市偏向、城市化與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機制及動態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7）：116-125.
[2] 高彥彥.城市偏向、城鄉收入差距與中國農業增長[J].中國農村觀察，2010，（5）：2-13.
[3] 蔡昉，萬廣華.中國轉軌時期收入差距與貧困[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4] 李實.中國個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顧與展望[J].經濟學，2003，2（2）：379-404.
[5] 蔡昉，王美艷.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J].經濟學動態，2009，（8）：4-10.
[6] Jian T，Sachs JD.Warner AM.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1996，7（1）：1-21.
[7] 趙人偉，李實.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及其原因[J].經濟研究，1997，（9）：19-28.
[8] 李實，趙人偉.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J].經濟研究，1999，（4）：3-17.
[9] Justin Y. Lin，Wang G，Zhao Y.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abor Transfers in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04，52（3）：587-603.
[10] 蔡昉.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J].理論前沿，2005，（20）：18-20.
[11] 許秀川，王釗.重慶市城市化、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系統動力學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08， （1）：91-97.
[12] 鄭彩祥.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分析[J].農業經濟，2008，（12）：51-52.
[13] 朱云章.我國城鄉勞動力流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檢驗[J].農業經濟， 2009， （01）：53-55.
[14] 朱長存，王俊祥，馬敬芝.農村勞動力轉移、人力資本溢出與城鄉收入差距[J].寧夏社會科學，2009，（3）：65-70.
[15] 朱農.論收入差距對中國鄉城遷移決策的影響[J].人口與經濟，2002，（5）：10-17.
[16] 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3， （1）：125-136.
[17] 吳紅宇.農民收入與遷移動機的計量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08，（2）：72-79.
[18] 李培.中國城鄉人口遷移的時空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經濟學家，2009，（1）：50-5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國城鎮化正處于“S”型增長的中期快速發展階段。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52.6%，城鎮人口每年以大約3‰～4‰的速度遞增，遠遠超過同期1‰的總人口年增長速度[1]。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過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變實現，即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鎮轉變所作貢獻約占90.7%，而城鎮人口自然增長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時，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證明，目前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變主要以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流遷為主。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也顯示，在我國城鎮地區的常住流動人口中，15～44歲人口約占流動人口總量的78.6%。預計隨著未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流遷進入城鎮的速度還會加快。這種城鄉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趨勢也必然會直接影響到城鄉人口結構及其城鄉老齡化進程?；谶@一認識，本文采用多區域人口預測模型，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對我國未來城鎮化發展背景下的城鄉老齡化變動趨勢進行多方案模擬。通過定量考察人口流遷對城鄉人口老齡化的影響，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必要數據基礎，也通過對預測結果的討論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義的結論。
目前關于城鎮化進程的城鄉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及其后果，雖然已經引起較大關注，但主要集中于鄉―城人口遷移對農村、城鎮或區域的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鄉―城遷移下的年齡特征和生育率變動對農村老齡化的影響[6]、農村就業人口老齡化問題[7]，以及從歷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及特點[8]；或者是只針對全國、農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齡化發展的趨勢預測等[9～12]，目前只有個別學者將中國與其他國家人口老齡化過程中的城鄉差異進行了比較研究[13～14]，但結論差異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在2005年曾對中國百年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進行預測，結果表明，到2053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將會達到峰值，約為4.3億，此后開始緩慢減少，但到2100年時仍將有3.5億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迅速發展時期，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間每兩年就增長一個百分點，2050年時
將達到31%，2100年繼續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百年預測報告》中顯示，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齡化重心將轉入城市，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現象將會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運用年齡移算法對我國農村老齡化的趨勢預測結果顯示，我國農村老齡人口呈現線性遞增，2050年其比重將達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觀管理與決策信息系統（PADIS）軟件，對我國分城鄉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進行了多方案模擬，重點考察了不同鄉―城人口流遷水平下我國城鄉人口老齡化變動的特點，從而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決策依據。
二、方法及數據來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軟件
根據本文研究的目的，為滿足多區域分要素預測，建立中國分城鄉、分年齡性別的人口預測模型的需要，本文對相關數據做出如下假設：
①依據人口平衡方程，假設期末人口數=期初人口數+本期出生數-本期死亡數+凈流遷數，由此得出計算期內城鄉人口總量。
②采用基期年齡結構，結合生命表、分年齡生育水平和流遷模式的討論，得到預測期內分城鄉、分年齡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狀況的相應數據。
在上述基礎上再按城鄉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流遷作為表征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參數，代入預測模型以獲得相應的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國際人口預測通用軟件“人口宏觀管理與決策信息系統”（PADIS）進行預測。該軟件引入了多區域人口情景模型預測，相較以往的人口軟件提高了預測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確度。
2.數據來源
目前，在還沒有一套完全準確的數據可以被作為標準數據的現實情況下，相對于教育數據或戶籍統計數據而言，人口普查數據雖然不可避免地會存在統計誤差，但仍是學者們用于人口問題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數據。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歷次人口普查資料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鑒資料，以確保數據的權威性和精確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數據，但考慮到“六普”數據存在低年齡組的漏報問題，參考崔紅艷等的“六普”數據評估方法，根據歷年出生人數回推，調增了1107萬0～9歲人口，其中男性599.95萬，女性507.05萬[18]。按1歲組預測截至2050年的人口發展狀況。由于預測期較長，將近40年之久，本文選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個節點年份對參數進行了調整。
三、未來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城鄉人口老齡化預測及主要發現
1.預測方案設置
（1）生育參數的設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18，遠低于更替水平，學者一般認為這一水平偏低。根據以往研究經驗，考慮目前國家對“單獨”生育政策的放開，預計未來生育水平將會提高，我們選擇兩種生育水平作為重要模型參數。其中低方案假定從當前的城鎮1.4，農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鎮1.8，農村2.1，并保持該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總和生育率從當前的城鎮1.4，農村1.86，到2030年城鎮和農村同時恢復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變。同時假定生育模式從2010年到預測末年不發生變化，詳見表1。
（2）死亡和預期壽命參數的設定。
死亡參數的設定，關鍵是要得到未來各年齡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編制簡略生命表的結果，考慮到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城鄉差異因素，本文主要參照聯合國平均預期壽命經驗步長的變化趨勢確定城鄉人口預期壽命的增加值。假定未來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為基準，保持不變。對于未來男女兩性的分年齡死亡模式，選擇聯合國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設計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別比的設定。
受生育政策影響，我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鑒于國家人口政策是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出生性別比將逐漸恢復正常。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準，出生性別比為城鎮116，農村119，到2030年城鎮和農村出生性別比會逐漸下降并恢復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變（見表3）。
（4）鄉城人口流遷方案的設定。
本文的鄉城流遷是指每年從農村轉到城鎮的凈遷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的直接數據來源，我們根據公式“城鎮期末人口數=期初人口數+（本期出生數-本期死亡數）+凈流遷數+因為行政區劃調整增加的城鎮人口數”，從而，“城鄉凈流遷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數-本期死亡數）-行政區區劃增加的城鎮人口”，對過去10年的城鄉凈流遷人口進行一定的推算發現，2000～2010年間我國城鄉流遷人口增加規模每年大約在1200萬左右。根據發達國家城鎮化發展經驗，當城鎮化率達到一定水平時，城鎮化趨勢將會趨緩。按照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的速度，假設在2030年左右我國城鎮化達到發達國家城鎮化的經
驗值，之后城鎮化速度將會大幅度下降，這時城鄉之間的流遷人口也會大大減緩。因此，設置高、中、低三種鄉城人口流遷方案（如表4）。此外，城鄉人口流遷模式采用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的戶口登記在縣外的分年齡、分性別人口數據作為流遷模式數據，并假定保持不變。且本預測未考慮國際人口流遷，即假定全國總體上為封閉人口。
2.基本結論與發現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遷方案下我國城鄉人口老齡化的預測結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遷方案對應的城鎮化水平。
根據上述設定的方案進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動遷移方案下對應的未來我國城鎮化水平變動趨勢（見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遷規模的大小對我國城鎮化水平影響非常顯著。以低生育水平為例，2030年高流遷方案的城鎮化水平高于低流遷方案6.4個百分點，2050年這一差距擴大為12.7個百分點。以中流遷方案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鎮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個百分點，2050年這一差距變為0.96個百分點。
圖1中流遷方案下城鄉老年人口規模變化趨勢
（2）未來城鎮老年人口規模將很快超過農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數據模擬結果顯示，高、中、低三種流遷方案下未來城鎮和農村老年人口規模的總體變動趨勢一致（見圖1）。城鄉對比發現，2010年農村老年人口規模約是城鎮的1.3倍，但隨著鄉―城人口流遷的加快，我國城鎮老年人口規模增速快于農村，于2020年超過農村老年人口規模，且二者差距不斷擴大，2030年高、中、低流遷方案下城鎮老年人口規模分別是農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進一步擴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鎮老年人口規模將是農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圖2中流遷方案下的城鎮和農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來農村老年人口比重雖然始終高于城鎮，但二者之間的差距將經歷先擴大再縮小的趨勢。
預測結果顯示，不同生育水平對應的不同鄉城流遷方案下，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終高于城鎮，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擴大再縮小的趨勢。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為例（見圖2），2010年農村僅高于城鎮2.26個百分點，2036年這一差距達到最大值（約11個百分點）后開始逐漸縮小，2045年高于城鎮約8個百分點，2050年比城鎮高5.9個百分點，可見，按現有發展趨勢城鄉人口老齡化倒置的現象不會一直持續。
圖3不同流遷方案下的農村老年人口規模
（4）提升鄉城人口轉移規模，將會明顯減少未來農村老年人口的規模，并會加大未來城鎮老年人口的規模。
如圖3所示，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呈倒“U”型變化，但將在2026年出現小幅回落，這也印證了1961年開始的自然災害對農村人口的影響相比城鎮更加明顯。在高流遷方案下農村老年人口規模于2038年達到頂峰，為1.36億，而中、低方案下推遲一年達到頂峰，分別為1.41億和1.47億。之后農村老年人口總量開始逐漸減少，2050年高、中、低三種流遷方案對應的農村老年人口規模分別為1.06億、1.17億和1.27億，老年人口規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萬。說明鄉―城人口流遷規模的擴大將會明顯減少未來農村老年人口的規模。
預測結果顯示，高、中、低三種流遷方案下，城鎮老年人口規模呈線性增長，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鄉城人口流遷規模對城鎮老年人口規模影響越發顯著。如圖4所示，城鎮老年人口規模由2010年的5225萬分別增加到2040年的2.41億、2.34億、2.28億，2050年繼續增加至2.95億、2.83億、2.72億。對比不同流遷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規模發現，2030年高流遷方案比低流遷方案高619萬，2040年差距增至1297萬，而2050年這一差距高達2297萬，說明鄉―城人口流遷越快，未來城鎮老年人口規模增長越快。
圖4不同流遷方案下的城鎮老年人口規模
圖5不同流遷方案下的農村老年人口比重變化
（5）提高鄉城人口轉移的規模，將增大未來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但對城鎮老齡化程度起到持續的減緩作用。
未來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長，呈現先升后降的發展趨勢，且城鄉人口流遷規模作用明顯（見圖5）。2010～2018年，流遷方案對農村老年人口比重影響較小，三條曲線基本重合，2020年開始出現明顯差異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遷方案下農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續增長，并持續保持高位不下降；與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別于2043年和2041年達到峰值，分別為32.94%和29.91%。2050年三種方案對應的比重分別是40.50%、32.25%和28.56%，意味著三個農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種流遷方案下，農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別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對應的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3.57%、2.97%和2.66%，表明流遷規模越大，農村老齡化速度越快。
未來城鎮老年人口比重變化與老年人口規模趨勢相似，受流遷規模影響，不同時期增速稍有不同，大體上經歷慢―快―慢的過程（見圖6）。研究發現，生育水平對城鎮老齡化程度影響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為例，高、中流遷方案下城鎮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遷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過10%，之后從10%增加到15%則分別用了12年、11年和12年，從15%到超過20%所用的時間為8年、8年和7年，從20%發展為25%的時間依次為12年、10年和9年，對應的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2.98%、3.11%和3.20%，2050年城鎮老年人口比重分別為25.09%、26.34%和27.33%。這說明，流遷規模越大，城鎮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齡化發展速度越慢，即鄉城人口流遷對城鎮老齡化程度有持續的減緩作用。
圖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遷方案下的城鎮老年人口比重
（6）未來鄉城人口流遷規模越大，對城鎮老年撫養負擔的緩解作用越明顯，但城鎮化發展速度加快將顯著增加農村老年撫養負擔。
預測結果顯示，未來我國城鎮老年撫養比將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見圖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鎮老年撫養比增加較快，高、中、低流遷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別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鎮老年撫養比放緩，平均增速分別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別為41.34%、44.08%和46.33%。流遷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鎮老年人口撫養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個百分點擴大到2050年的4.99個百分點，說明大規模的鄉城流遷可以減輕城鎮老年撫養負擔。
未來農村老年撫養比變化特征與城鎮有很大的區別，中、低流遷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緩慢下降之勢（見圖8），而高流遷方案則持續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遷方案下農村老年撫養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時分別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遷方案的農村老年撫養比開始逐年下降；而高流遷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長的農村老年撫養比卻依然呈現上升的趨勢，但速度有所放緩。到2050年老年撫養比分別為92.42%、62.5%和52.13%，高流遷比低流遷高40個百分點。充分表明流遷規模越大，農村老年撫養負擔越高。
四、政策啟示與政策建議
1.政策啟示
圖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遷方案下的
城鎮老年撫養比趨勢
圖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遷方案下的
農村老年撫養比趨勢
對前面的基本預測結果進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啟示。
首先，城鎮化水平的加速，將對未來城鄉人口老齡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規模產生顯著影響。相對而言，對農村的影響更明顯。
其次，在人口城鎮化轉移過程中，如果不改變目前的年輕人個人遷移為主而非家庭遷移的模式，將會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給農村養老帶來壓力和挑戰。
最后，雖然城鄉人口轉移規模加大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未來城鎮老齡化水平，但卻會加大未來我國城鎮地區的老年人口規模，使其呈現一個加快上升的趨勢。解決這些規模龐大的城鎮老年人的生活、就業、醫療等問題的壓力將主要集中于城鎮。
2.相關的政策建議
由于城鄉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影響深遠而廣泛的長期性歷史漸進過程，尤其是解決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穩步推進。因此，我們必須在人口老齡化高峰來臨之前制定應對策略，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絆腳石。
首先，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形成省、市、縣、鄉、村的五級社會保障網絡，是解決我國城鄉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保障。從具體職能與分工來看，省級政府部門根據本地區的城鄉發展情況，負責決策并制定適合本地城鎮與農村的社會保障政策和社會保障法律法規，使得市、縣級部門執行政策和行使監督職能時有法可依。如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與轉移接續問題。市級和縣級相關職能部門分別負責城鎮和農村的社會保障政策的執行和監督職能，鄉、村則是最基層的承擔單位，負責農村養老機構的興辦等具體事宜。資金來源上采取公共投入與吸引民間投入相結合的方式興辦養老機構，在此基礎上推動社區、家庭、個人養老的發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養老投入要隨老齡人口變動而發生變動，實行更加靈活的動態管理?？紤]到未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的發展趨勢，現有的以縣為單位的養老資金模式層次過低，將不能適應城鎮化發展的需要，因此建議提高養老運行層次，至少變縣級統籌為省級統籌，逐漸轉變為全國統籌。
其次，面對城鎮和農村老齡化的不同特征和變動趨勢，應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選擇最適合的方案?；诔擎偓F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及執行情況，考慮到受未來城鎮化進程加快的影響，未來城鎮老年人口規模不斷增長并超過農村的趨勢成為必然，因此，社區養老社會化是城鎮工作的重點，盡快做好社區老年照料服務體系的建設。國家要加強老年服務業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強疾病醫護、生活服務、精神慰藉、文化體育、老年參與社會等硬件和軟件的建設。硬件建設要按照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發展。軟件方面要完善服務體系，增加服務項目，抓好管理隊伍、志愿者服務隊伍，鼓勵低齡老人為高齡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務，以創造居家養老的新環境。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渠道著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導的綜合性社會福利機構，重點服務“三無”、“五?！薄⒇毨?、失能、智障等老人，發展社區日托和全托型養老服務機構；二是建立以NGO 為主的非營利養老機構，政府通過土地劃撥、稅費減免、貸款貼息等優惠，鼓勵社會力量建立民辦公助、公建民營、民辦民營等不同性質的養老服務機構；三是建立以市場為主的產業化養老機構，滿足老年人個性化需求。
再次，根據中國農村發展的實際，本文認為在社會養老保險初步建立時，農村仍應建立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服務體系。一方面，發展農村經濟，使農村有較強的經濟承受力，是解決農村老年人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基石。長期以來，我國施行的經濟政策都是以優先發展城鎮和工業為主導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加之歷史遺留下來的資源稟賦的差異，使得農村經濟發展一直落后于城鎮，而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遷到城鎮，為城鎮提供“養老金紅利”。因此，城鎮也應堅持“先發展帶動后發展”的思想，鼓勵城鎮的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企業與農村結成幫扶小組，為農村提供資金、技術等的支持，采取“公司+農戶”、“農業生產大戶+農戶”、“公司+村民小組+農戶”等多種合作經濟，促進農村發展經濟，切實增加農民收入，以提高農村家庭養老和抗風險能力。
城市化對人口統計的影響
1、總人口與流動人口統計。
城市化的過程意味著人口向城市的空間集聚過程,其中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城市內流動人口的迅速增加。據2000年“五普”統計結果,廣東省流動人口(指常住半年以上的非本市戶籍人口)達2105萬人,接近全省總人口的1/4(24.4%)。其中流動人口較多的深圳、東莞、廣州的流動人口分別達到585、492和331萬人,分別占這些城市總人口的84%、76%和58%。
由此可見,對于城市化發展迅速的地區,做好流動人口的調查統計工作對于人口統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流動人口的調查統計可以通過人口普查獲取相對比較準確的結果。問題是我國人口普查10年一次,即便是小普查也要5年一次,因此如何在非普查年份搞準流動人口的統計數字顯得極為重要。
據調查,廣東多數地區流動人口數據主要由公安部門提供,而公安部門主要是根據辦理暫住證的人數來統計流動人口的,那些未辦理暫住證的流動人口則無法統計,因此,所獲得的流動人口數據往往低于實際流動人口數字。對于城市化發展較快的地區來說,流動人口統計已成為重大難題。
一個地區人口統計數字的準確與否直接影響人均經濟指標的準確性。調查顯示,廣東各市目前尚未有統一的標準計算人均GDP,其中深圳市采用常住人口作為分母進行計算(其常住人口與普查數字也有較大出入),而東莞、清遠等市則按戶籍人口進行計算。在剛剛結束的2003年全國統計工作會議上,國家統計局提出今后各地人均GDP的計算均按常住人口計算。
因此,目前準確計算各地人均GDP關鍵的問題在于,在非普查年份,如何搞準各地的流動人口數字。
2、“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
關于我國城市化水平的統計,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城鎮”、“農村”的界定,即哪些地區屬于城鎮,哪些地區處于農村。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城鄉的劃分大多出于行政管理的考慮,并經歷了多次變化,各地情況也不盡相同。
從廣州市的情況來看,1999年及以前是按照地域結合戶口性質劃分,城鎮人口為市區的全部人口加上縣級市的鎮的非農業人口。從“五普”開始,城鄉人口的劃分是根據國家統計局1999年制定的《關于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試行)》的劃分標準和方法,超過1500人/平方千米以上的地域的常住人口(包括外來人口)均統計為城鎮人口。
據廣州市統計局反映,非普查年份,在實際的統計工作中,城鄉人口劃分的基礎數據即人口密度數據難以準確取得。一方面是取得土地面積,即各區、縣級市轄下分街道、鎮的實有土地面積的數據資料比較困難,因為行政區劃隨著城市管理體制改革不斷發生變化,很難取得行政區劃變動后的新區域的土地面積;另一方面,市公安局一般不能全面提供各區、縣級市分街鎮及居(村)委會的人口數,況且公安局提供的只是本市戶籍人口,不包括居住本市半年以上的外來流動人口,而戶籍人口也只是按所在戶籍地統計,無法按照常住地統計。這種方法對外來流動人口占1/3的廣州市來說,顯然是不準確的。
此外,城市化過程中各地行政性地增設城區依然會影響城鄉人口的準確統計。據對廣東經濟相對較落后的清遠市的調查,該市政府設立“三化”目標,即“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
其中城市化的一大舉措就是將現有的鎮改為或合并為街道,村委會相應轉變為居委會。比如:洲心鎮與小市街道辦事處合并為洲心街道辦事處。據調查,合并后的洲心街道辦事處80%的人口仍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但若按“五普”標準,則該街道辦事處地域內的所有人口均計為城鎮人口。
3、城市化對就業統計的影響。
與人口統計相關,城市化的發展給就業統計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據對廣東的調查,對于城鎮從業人員的統計,統計系統可以控制的僅是行政企事業單位這一塊,而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的統計有賴于工商局的資料。問題在于工商局的從業人員數據主要依據企業登記注冊時填報的職工人數,至于企業運營過程中的從業人員人數的變化,工商局并不掌握,因此該數據有可能產生較大誤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國有、集體企業改制為股份制和私營企業,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創辦私營企業和從事個體工商活動,因而城鎮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從業人數比重將不斷增長,如2002年廣州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員占全市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接近1/3。如何搞準城鎮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的調查統計對全面完善從業人員的統計工作至關重要。對于個別地區,如東莞市,其從業人員的統計中不包括流動人口,這對于一個流動人口3倍于戶籍人口的城市來說,顯然是不合理的。這一案例也反映了目前地市一級的從業人員統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比性。
4、城市化對城市住戶調查的影響。
城市化的發展,同樣也給城市住戶調查帶來了研究課題。據調查,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廣東省城市住戶調查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樣本點尤其是國家樣本點主要集中在老城區。如廣州的300戶國家樣本點全部集中在老八區(全市共12個區、2個縣級市);深圳市100戶樣本全部集中在4個特區,而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寶安、龍崗區沒有國家樣本;東莞的50戶國家樣本全部在莞城區,150戶地方樣本也有100戶落在莞城區,其他31個區、鎮沒有國家樣本,只有50戶地方樣本。一般來說,老城區為城市核心地區,其居民的收入水平往往與其他地區有一定的差異。比如,廣州國家樣本點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比地方樣本點數據高出90元,東莞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僅用老城區的樣本已不能滿足整個城市的代表性。
二是調查樣本目前還是以戶籍人口為主。
深圳的600戶調查戶中,有400戶為戶籍人口,200戶為流動人口,而按2000年普查結果,深圳市流動人口大約是戶籍人口的5倍;東莞市住戶調查樣本絕大多數是本地戶籍人口;珠海市將抽到的非戶籍住戶從樣本中剔除。如此帶來的問題同樣是樣本在反映流動人口的生活狀況時缺乏足夠的代表性,因此對全市的代表性是有偏的。
三是樣本戶基本上是家庭戶,不包括集體戶,也不包括租房戶。事實上,對于城市化發展較快的地區來說,以年輕人為主的集體戶的比重往往較大;而城市化的發展,流動人口的增加,租房戶比重也有增大的趨勢。樣本中缺少這部分信息,代表性是不全面的。
城市化趨勢下完善相關統計方法的建議1、關于城市化水平。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城市化水平計量的研究。使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計量城市化率,基本上是從“量”上反映城市化程度,而且總會受到城鄉區域劃分和城鄉人口定義的影響。同樣的城市化率,其實質上反映的城市化程度,比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服務業發展情況,市民文化素質,科技創新能力,醫療衛生情況等,可能會有很大差異。因此,需要加強對城市化“質”的研究力度,研究設計出具有較好代表性的真正體現城市化發展方向的綜合指標體系,從“質”的方面對各地的城市化發展水平進行測評。
考慮到從“質”出發計量城市化水平具有針對性強、通用性差的弱點,應將這一綜合指標體系與作為目前流行的反映城市化水平“量”的大小的城市化率指標結合起來使用,這樣既可以避免把城市化率簡單地當作一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來追求,在城市化問題上玩數字游戲,同時可以通過這兩種指標的不同組合,總結出城市化發展的不同模式和路徑,從而引導城市化向重視質量、重視可持續發展的更科學、理性的方向發展。
2、關于人口統計。鑒于非普查年份的人口統計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安系統的力量,根據廣州市公安局在非農業人口統計方面的改革經驗(即非農業人口由過去長期以來沿襲的按戶籍性質分類統計轉為按地域屬性統計),建議國家統計局與公安部門合作,從全國的角度共同研究規范、標準的城鄉劃分標準和流動人口調查統計方法,并將公安系統的流動人口稽查工作與統計系統的流動人口調查工作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公安系統龐大的網絡和統計系統的統計力量,共同做好非普查年份的流動人口調查統計工作和城鄉人口統計工作。
關于城鄉的劃分,由于在城市化過程中各地在確定鄉鎮“城區化”(比如將縣改為市或區,將鎮改為區或街道,村委會改為居委會等)方面缺乏規范統一的標準,因此,對于街道辦事處地域仍應有其他相關指標作為城鄉劃分的參考。
比如,建議增加從事非農業生產人口比重(比方說將這一比重設為70%)作為一項劃分城鄉的附加控制指標,即可避免完全因行政性“城區化”改變地區城鄉屬性情況的發生。
關于人均GDP的計算。國家統計局最近已發文明確規定各地人均GDP的計算要使用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人口,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全國各地的統一協調,尤其是要做好人口流入流出的調查統計,否則在計算中容易產生重復或遺漏。目前各省基本可以通過每年一度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樣調查統計出人口流入、流出的數據,但地市一級的流動人口統計無論是流入地區還是流出地區都存在一定的困難。為此,建議各地市在計算人均GDP前應將使用的常住人口數據上報省統計局,由省統計局根據全省流入、流出數據調整后再進行計算,避免出現系統偏差。
【關鍵詞】人力資本 貴州 城鄉經濟 縮差
一、差距總體描述
收入作為反映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較為直觀的指標，我們可以從收入看出貴州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由貴州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可知，1991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超過1000元，2001年超過4000元，差距持續拉大；到2010年超過10000元。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2年貴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700元，而農村居民則為4753元，兩者絕對數相差13947元，約為改革開放初期的92倍。收入差距及由此而表現出來的貴州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態勢。
二、差距成因分析
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于人身上的知識、能力和健康，是通過教育、在職培訓、醫療和保健、遷移等人力資本投資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已成為比物質資本更能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長期以來，持續拉大的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已成為影響和制約貴州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筆者認為，貴州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才總量有限，總體素質偏低
人力資本數量的增加，特別是質量的提高，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尤為突出。總體看，貴州人才資源總量有限，人口素質偏低。統計顯示，2011年，貴州事業、企業單位各類專業技術人員59.27萬人，按當年常駐人口3469萬人計算，所占比例僅為1.7%；國家級科技計劃項目（973計劃、863計劃及支撐計劃）培養和引進人才為175人，R&D人員僅為24875人，與西部乃至全國相比，人才總量較少，高端人才較為缺乏?！傲铡睌祿@示，2010年貴州文盲人口約為30.39萬人，8.74%的文盲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06%），而省內九個地區中安順（10.83%）、畢節（11.26%）以及六盤水（9.95%）等六個地區都高于全國乃至全省的水平。
（二）外溢效應顯著，人力資本流失
人力資本在區域間的流動形成溢出效應。對貴州內部而言，人力資本呈現出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單向性”特征，溢出效應主要表現為農村區域的外溢效應和城市區域的內溢效應。而與外省相比，貴州總體平均工資水平和各行業平均工資水平皆有較大差距，這在極大程度上加劇了省內人力資本的流失。統計顯示，貴州戶籍人口和常駐人口差額由2006年的232萬人增加至2011年的769萬人，趨于擴大，人力資本外溢效應顯著。
（三）經濟總量有限，投入數量不足
人力資本投資狀況的優劣將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來源是教育投資，并且，人力資本質量的高低也取決于教育投資的數量和質量。貴州由于總體經濟發展水平滯后，使得人力資本投資，特別是對教育的投資不足，很大部分依靠國家財政支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2年貴州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值分別為6802億元、19600元，對教育的投入也就很有限。統計顯示，2010年，貴州教育投資總計3669550萬元，而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139157萬元，所占比例超過85%。此外，省內各地區教育投入差別也很顯著，以遵義市為例，2011年紅花崗區教育支出為40027萬元，道真縣則為24764萬元，只占前者的62%，差距顯著。
（四）二元管理體制，城鄉人口分布不均
城鄉人口分布不均，城市人口相對較少，但人力資本相對較多，而農村人口較多但人力資本相對分散，人力資源在城鄉間難以有效匹配，其作用也難以發揮。貴州統計年鑒顯示，2011年貴州常住人口中城鄉人口分別1213萬、2256萬，城鄉人口比約為0.54：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約0.98：1）。按“六普”數據計算，貴州九個地區中，僅有貴陽的城鄉人口比（2.14：1）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遵義則基本持平，其他七個地區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各地區城鄉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狀況十分顯著。如分析省內經濟強縣和貧困縣的狀況，則差距更為明顯。
三、縮小差距的對策建議
縮小貴州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發揮人力資本對貴州城鄉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資本的質和量
貴州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初期加速向中期推進的階段，自我發展能力不斷增強。在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薄弱，水平明顯落后的條件下，應樹立長期發展的人才戰略，積極創造條件，有計劃、分階段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
（二）把握機遇，加強對人力資源的整合
貴州要把握住國內外經濟發展大趨勢，提高對人力資源整合的意識和能力，樹立“大資源、大市場”的觀念，整合省內不同地區間、不同產業間人力資源分布和使用狀況，并通過“人博會”等有效途徑，有計劃地引進、培養符合貴州發展實際的專業型、特色型人才，將本土型人才與引進高層次人才結合，處理好“引進”和“培養”，“整合”與“投入”的關系，積極創造有利于降低外溢效應的軟硬件環境，為縮小城鄉經濟發展差距提供人才保證。
（三）推進“四化”建設，提升經濟總量
歸根結底，縮小城鄉經濟發展差距還須通過發展經濟來實現，應繼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建設進程，提升經濟總量，為逐步縮小并最終解決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創造有力條件。
（四）完善戶籍管理制度，實現雙向流動
貴州應結合自身實際，將戶籍制度與社保、教育、投融資管理以及金融體制等相關制度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加以統籌，協同推進并完善配套措施，為城鄉人才的雙向流動，特別是城市優秀人才向農村地區流動，發揮其對縮小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美]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9-10.
[2]貴州省統計局，國家統計局.貴州統計年鑒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3]周天勇.新發展經濟學 [M].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55-60.
[4]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2[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5]中國統計局.遵義統計年鑒2012[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