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27 16:31:13
序論：在您撰寫生育率降低原因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關鍵詞：加藥浸泡;細菌污染;膜污染;清洗
中圖分類號：TM62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6）03-0058-01
超濾在化學水處理系統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自我廠超濾投運以來，困擾我們的生產難題是超濾壓差上升很快，運行十幾天壓差就達到0.10 MPa以上，不得已要進行化學清洗;剛清洗幾天壓差又上升很快，周而復始，不勝其煩。
1 超濾膜污染的原因分析
超濾膜的污染主要是內膜材料及溶液溶質的化學特性所導致的，膜與溶質之問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后果。無論是在何種應用場合，超濾處理所分離的對象大多為溶解態或膠體態的大分子量有機物質，當這些物質和由人工合成的有機高分子材料制成的超濾膜相接觸時，在溶質與膜材料之間會產生較為強烈的附著、吸附乃至結合的傾向，從而在膜表面上形成吸附污垢層，造成膜的污染。此外，膜的污染還包括料液中懸浮物在膜表面的沉積。
超濾膜一旦被污染，將引起膜透水通量的下降，并且這種通量的衰減通常是不可逆的，這樣就會導致超濾過程無法進行較長時間的穩定操作，影響超濾效率的充分發揮。
2 膜污染的控制措施及現狀
2.1 膜污染的控制措施
①通過有效的清洗將膜的透水性能得到恢復;
②采取過濾、混凝沉降等措施對料液進行預處理;
③研制開發具有較優抗污染性能的制膜材料。
我廠沒有前置預處理系統，又不可能更換膜組件（費用大），只能進行有效的清洗。
2.2 現狀調查
我廠采用50 min超濾-反洗1次及24 h超濾-CEB加藥反洗一次運行方式，超濾-反洗過程如下。
2.2.1 超濾-反洗-停止運行
①停清水泵;
②關閉超濾進水調節門;
③關閉上出水門、下進水門（或下出水門、上進水門）;
④關閉濃水門、產水門。
2.2.2 啟動反洗
①依次打開排水門、上出水門;
②打開超濾反洗門;
③打開超濾反洗沖洗水泵，系統進入上反洗;
④運行40 s后，打開下出水門，關閉上出水門，系統進入下反洗。
2.2.3 超濾-正沖
①待超濾下反洗40 s后，依次打開上進水門，超濾沖洗進水門;
②關閉超濾反洗門;
③運行40 s后，正沖結束，關閉超濾反洗沖洗泵。
2.2.4 超濾-停運
正沖完畢后，依次關閉正沖門、上進水門、下出水門、排水門，超濾進入停運狀態。
2.2.5 超濾-CEB加藥反洗
①超濾-CEB加堿、次氯酸鈉或加酸上、下反洗。超濾系統“運行”步序結束，完成一次上、下反洗后，啟動CEB加堿泵、次氯酸鈉泵或CEB加酸泵，再次進行一次上反洗、下反洗，反洗結束關閉超濾反洗水泵、CEB加藥計量泵、氣動門;
②超濾-CEB浸泡。完成CEB加堿次氯酸鈉或加酸上、下反洗后，系統進入加藥浸泡階段;
③超濾-CEB反洗。浸泡完成后，重新按照（2.2.2）啟動反洗，按照（2.2.3）超濾-正沖結束整個CEB加藥反洗過程。
經過研究，超濾-反洗及超濾-CEB加堿、次氯酸鈉或加酸上、下反洗過程，設計程序合理，沒有問題。但是每次反洗和加藥浸泡后效果不明顯，在一次清洗超濾過程中，由于聞到清洗藥箱回流的藥液中有一股難聞的腥臭味，溝通后，開始以為是漂洗廠排放的廢水引起的，但漂洗廠廢水主要成分SSCOD BOD色度等，不應該有腥臭味。應該是細菌污染。確定是細菌污染后，我們于2013年7～10月進行了如下實驗：
將加堿泵及殺菌劑加藥泵（CEB次氯酸鈉加藥泵）行程調大至90%（之前行程20%）此時最大加藥量400 L/h，反洗水量 380 t/h的情況下40 s，出水余氯達到69 mg/L，扔不能滿足反洗時余氯含量200 mg/L的設計要求;
加堿、次氯酸鈉和CEB加酸;
CEB加堿、次氯酸鈉：堿加藥量：350 ppm，次氯酸鈉加藥量：200 ppm，
鹽酸：pH調整到2～3，240×300=72 000 g/h=72 kg/h≈72 L/h，折合成30%的工業鹽酸濃度為216 L/h。
氫氧化鈉 ：pH調整到11～12，240×350=84 000 g/h= 84 kg/h≈84 l/h，折合成30%的工業氫氧化鈉濃度為280 L/h。
次氯酸鈉：240×200=48 000 g/h=48 kg/h≈48 L/h，折合成10%的工業次氯酸鈉濃度為480 L/h。
實驗數據見表1。
由上表可知，在反洗流量380 t/h情況下，加藥時間在43 s后余氯達到105 mg/L，此時pH值11.65，達到殺菌的目的。反洗后膜壓降低為0.01～0015 MPa，達到了設計要求。根據實驗結果，確定加強反洗時，反洗上排、反洗下排的時間分別改為45 s。超濾系統運行時，每值對一臺超濾進行1次CEB加藥反洗，CEB加藥反洗分為CEB加堿、次氯酸鈉和CEB加酸;
我們又對浸泡時間做了實驗，實驗結果，見表2。
由上表可知，浸泡時間在9 min后，壓差下降就不變了，所以我們將浸泡時間定為10 min。
2.3 效果評價
我們2014年1～3月按照新反洗浸泡方案實行以來，膜壓差一直維持在0.035～0.07 MPa之間，并且沒有進行過化學清洗，產水量也維持在135～150 t/h之間。也沒有出現過膜絲斷裂現象。比起之前一個月要化學清洗一次，效果明顯。此方法不僅保證了化學制除鹽水的穩定供應，降低了超濾裝置的運行水耗，降低廠用電率，同時對環境污染也是很大貢獻。
3 結 語
隨著廠網分開，競價上網日趨激烈，如何降低發電成本，提高發電企業競價上網的競爭能力，加強內部管理，挖潛節能是電廠必須認真研究的一件大事，本次實驗在有關領導的關懷下，通過本班全體人員的努力，降低超濾運行壓差的目標得到了圓滿實現，給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關鍵詞 配網；生產；投訴；措施
中圖分類號TP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363（2017）03―0029―02
1現狀調查
1月12日，公司共受理生產類投訴640件，其中供電質量478件，占比74.69%；電網建設98件，占比15.31%；停送電投訴64件，占比10%。投訴量高峰值出現在1月（128件）、2月（134件）和8月（119件），3個月供電質量投訴共319件，供電質量投訴突增主要受季節性天氣影響，占全年投訴總量的61.82%。
目前95598下派的生產類投訴單按類型劃分占比較大的依次是頻繁停電、電壓質量、電力施工及搶修服務4類，占總投訴量的90%以上。對這4類投訴進行有效控制，即可大幅度的減少生產類投訴。以下分別對造成這幾類投訴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2投訴原因分析
2.1頻繁停電
通過對各單位頻繁停電事件進行分析，得出造成頻繁停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種。
1）因運維、搶修工作造成的計劃、故障停電。主要反映在嚴重危急缺陷處理及故障導致的停放停電，較為突出的有城區集控箱故障和縣域臺區漏保反復多次跳閘。集控箱故障頻發主要反映出負荷分配和集控箱配置選型不合理。漏保多次跳閘反映出主動運維開展較少，漏保跳閘后沒有分析跳閘的真正原因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只是粗暴地合閘了事。
2）因上級電源停電造成。配網的供電可靠性除了依賴自身管轄范圍的設備穩定運行外，還受上級電源影響。在上級電源斷電時配網人員往往處于被動狀態，此時需要加強與涉及到的其他專業和部門的溝通。
3）因配合工程類停電。停電計劃統籌協調管理與執行不到位。受制于近年網改、基建工程工期緊、任務重，工程要求按照施工進度及時完工等影響，網改工程停電時間有時長達18個小時以上，尤其是夏冬兩季，居民投訴意愿強烈。部分計劃停電對停電計劃的及宣傳沒有做到位，老百姓完全不知曉“日停夜送”的計劃停電方式，居民對于倒方式造成的短時停電不了解，造成用戶誤將倒方式算作一次停電。
4）用戶內部故障。用戶對于電力產權分界點不清，對家中線路老化、用戶表后空開跳閘等問題均認為是供電公司責任。
2.2停送電投訴
1）停電計劃變更不及時。計劃臨時取消后，并未及時更新計劃狀態，導致用戶撥打電話詢問是否按計劃停電，南中心按投訴下發。暴露出相關工作人員信息不通暢，工作銜接出現問題。
2）停送電未按計劃時間執行。造成該類投訴的原因一是部分外包施工單位報票不規范，組織松懈，在施工時間開始后才進行報票，有時因人員不夠延遲或取消開工，導致用戶對計劃停電時間過后兩小時依然未停電感到疑惑；二是施工單位申報計劃時未嚴格計算工量及所需時間，導致延遲送電，用戶極度不滿。
2.3電壓質量
電壓質量主要為低電壓投訴。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電負荷日益攀升，部分臺區線路狀況較差、半價長、三相不平衡、線路老化嚴重，導致存在低電壓是主要原因。
2.4電網建設
電網建設類投訴主要由現場人員服務及施工影響客戶權益造成。主要原因是目前網改工程外包隊伍較多，人員素質與服務質量無法保證，且無優質服務意識，現場施工后的清理工作不到位，造成投訴；搶修人員服務意識還有待提升，仍存在部分人員態度較差，接單后未能及時到達現場，缺乏與用戶有效溝通等問題。
3降低投訴的措施
3.1從管理措施上進行提升
1）全面開展供電服務掛點幫扶，各責任領導靠前指揮，嚴控投訴認定質量，抽調運檢單位領導和相關主管對投訴多發單位進行督辦整治，規范服務行為，提升服務水平。
2）嚴格實行責任追溯制度。落實供電服務投訴責任追究制度，加大懲處力度，實行同業對標、工資績效雙重考核。通過“三抓”（一抓人員管理，二抓員工的勞動紀律管理，三抓安全管理）全面提高設備運行維護管理水平。堅持做到設備檢修管理有計、有步驟、有措施、有檢查，認真執行標準化作業項目，嚴格按照工作流程進行作業。
3）加強跨部門溝通協作，從投訴分析中可以看出電網建設以及因工程引起的重復停電類投訴占有較大的比重，運檢部針對這種涉及其他部門會造成優質服務投訴的工作由公司領導協調，統一思想，形成了各專業聯動協同體制。
4）加大問題的整改力度與分析。嚴格執行日分析制度，及時查找不足，暴露出的問題認真落實改進。抓住優質服務的關鍵環節，提升電壓質量、加強工程監管，加強防范風險的應急措施。
5）推行投訴服務反思會議。對投訴事件點對點開展反思會，形成常效機制，反思行為、原因，讓反思和提升成為常態，達到不存僥幸心、強化責任心的目的，將被動服務變為主動服務，滿足企業、員工、客戶的不同需求。
3.2從執行手段進行提升
1）加強主動運維和配網隱患排查力度，按照“維護為主、搶修為輔、主動運維”的工作思路，變被動檢修為超前主動維護，堅持做到“三個結合”：即一般巡視與特殊巡視相結合，白天巡視與夜間巡視相結合，定期巡視與不定期巡視和監察巡視相結合，對供電設備每月進行一次全面巡視維護，并做到保質保量，將理想化的供電設備運行狀態作為日常工作的動力與目標。
2）充分利用PMS2.0系統配網運維管控模塊監控臺區過載、出口低電壓、三相不平衡，提升主動運維服務效益，及時消除關于供電質量的投訴。不斷優化配網網架結構，實行項目儲備工作常態化，及時通過網改項目解決10kV線路的高故障、單輻射、分段不合理等問題。
3）規范停電計劃管理，減少不合理的重復停電和不按時停送電，確保檢修計劃的剛性執行。加強停電計劃統籌協調管理，統籌安排各項檢修、施工任務，減少重點停電，縮短停電時間，做到“聯合施工，一停多用”，嚴把計劃關，將每條線路計劃停電記錄在案，硬性做到第一次停電分管領導審批，第二次停電主要領導審批。
4）深入推進配網搶修網格化建設工作，協同營銷部把故障搶修、電力知識宣傳、電力設施保護、特殊群體困難幫扶等工作全部納入網格化管理，提供網格員與用戶“零距離”服務，減少中間扭轉環節，以“無間隔”快速服務降低故障報修工單數；提升優質服務意識，改變投訴看運氣的狀態。
5）壓力要層層傳遞，嚴格落實考核機制。對因人為造成的屬實投訴，特別是搶修、施工人員態度問題、停送電問題等從重處罰。培養搶修人員與客戶的溝通能力，要轉換思想，提升優質服務水平，嚴禁與用戶發生言語及肢體沖突。
3.3從機構完善與軟硬件上提升
1）建立和發揮配搶指揮中心作用，將營銷、配調與運檢有機結合，縮短工單流轉路徑，提高研判效率。由專業坐席統一回復用戶，提升客戶服務質量，減少因部分人員思想、素質不高導致被用戶投訴。
2）為一線工作人員配備錄音電話、現場記錄儀等裝備，做好一線現場證據收集，一旦現場人員行為投訴，有證可查，對不屬于供電方責任的事件，可進行申訴，減少投訴量。
3）開發計劃綜合管控軟件，利用計算機系統輔助人員對計劃進行綜合管理，合并各方面的計劃需求，預計臺區重復停電，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為計劃安排不合理導致的重復停電，從而做實“大計劃”管理。
其一，社會養老。2012年1月6日《農村大眾》報道：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在山東省惠民縣施行后，惠民縣清河鎮已有25對夫妻辦理了退二胎指標手續。清河鎮丁莊村丁純花夫婦在鎮計生辦拿著退二胎指標的材料很樂觀、很自豪地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讓我們老百姓對今后的養老問題沒有了后顧之憂。只要現在每年繳納三五百塊錢，到老了每月就會領到100元左右的養老金，老兩口就是200元左右，在農村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了。新農保讓我改變了生兒養老的舊觀念，放棄二胎生育指標不僅給家庭減輕了負擔，而且給社會減輕了負擔。這不，聽到村里宣傳加入新農保，我就立即想到了加入新農保，退掉二胎生育指標。”
在中國，農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實施新農保政策之前，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是沒有社會養老保障的，農民只能靠“養兒防老”。如果有社會養老保障，農民也不想多生孩子。當然，上面這則新聞提到“到老了每月就會領到100元左右的養老金”，一個農村老人每月僅靠100元養老金，是很難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的。但即使是這么低的養老金，也導致了一些農村夫婦退掉二胎指標。如果養老金標準更高，估計會導致更多農村夫婦退掉二胎指標。
一方面，社會養老保障導致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又導致養老基金入不敷出，造成惡性循環。這是因為，生育率下降加速人口老齡化，導致繳費的人趨少，領養老金的人趨多。
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如果有社會養老保障，即使是鼓勵生育，大多數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因為他們不需要“養兒防老”?，F在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花重金獎勵多生，仍然不能有效地提高生育率。
其二，城市化進程。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存在一種普遍情況：農村生育率較高，城市生育率較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生育率將越來越低。例如，1950年，日本城市化率為37.3%，總和生育率為3.7；到1995年，日本城市化水平為78%，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4。近十年來，中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超過農村人口。
其三，房價上漲。近十年來，中國房價暴漲，全國平均房價水平近十年上漲了2.5倍，東南部沿海城市上漲了5倍以上，大大超出普通民眾的承受能力。很多年輕人買不起房，結不起婚，當然也就生不起孩子。即使靠按揭貸款買房，但由于要還房貸，很多年輕夫婦淪為“房奴”，不敢生孩子。
其四，大學擴招。從1999年起，中國大學不斷擴大招生人數，當年招生人數增加51.32萬人，招生總數達159.68萬人，增長速度達到史無前例的47.4%；2000年的擴招幅度為38.16%，2001年為21.61%，2002年為19.46%，到2003年，中國普通高校本?？粕谛Ｈ藬党^1000萬。1998年，中國高考錄取率為34%；到2012年，錄取率上升到75%。
為什么大學擴招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因為大學擴招導致女性結婚年齡提高、女性就業率上升，還導致剩女增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更有獨立性，并且對男朋友的要求更高）。并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一般不愿意多生孩子。
關鍵詞：社會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替代率；結婚概率；總和生育率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5）06-01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會保障與人口結構是我國人口和社會福利最為基礎的指標之一，它們將對我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社會保障繳費率和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社會保障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兩個部分。社會保障繳費率反映了社會保障給人們帶來的經濟壓力，社會保障支出水映了社會保障給人們帶來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會保障變化的過程中社會保障水平對于人口結構的影響，這里所指的人口結構包括總和生育率和結婚人數。雖然人口結構的變化主要取決于經濟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導向，但是這兩個主要因素的變化并不能完全解釋人口結構的改變。例如從我國總和生育率的角度來看，在剔除由經濟收入變好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控影響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國近些年的總和生育率應該是多少，其得到的結論是估算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國政府所公布的實際總和生育率水平。與此同時，該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實際模擬了我國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總量，發現中國實際的人口總量比估計的人口總量還減少了約4.58億人[1]。因此，單以經濟收入和政策因素作為人口結構的變化的解釋因素仍略顯不足。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社會保障的變化對人口結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社會保障的變化會降低總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時也使得結婚人數產生了下降的趨勢。
二、文獻綜述
貝克爾（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資本和生育決策之間關系的微觀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單向利他模型和雙向利他模型，開啟了社會保障對生育決策的影響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關系。這種效用研究體現了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對總和生育率的收入效應，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數據而難以對該理論進行有效的檢驗[2]。二是社會保障對總和生育率的替代效應。萊恩特（Lainter）將父母的遺產動機同子女對父母的利他性結合起來考查，證明了如果加入年輕人對父母的利他性，特別是子女對父母贍養和贈予要大于父母給予子女的遺產時，社會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儲蓄和物資資本積累，從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蘭（Eswaran）通過納什博弈分析了生育決策過程中夫妻雙方談判力量的作用，男女雙方的不同力量決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決定不同的總和生育率[4]。博爾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會保障繳費率與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系，發現社會保障繳費率的提高降低了總和生育率[5]?；魻柲房固兀℉olmqvist）針對撒哈拉以南地區的非洲國家1960-2007年的數據作了研究，發現帶補貼養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個婦女少生0.5-1.5個孩子[6]。納蒂亞（Nadia）等人分析了社會保障替代率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將會降低女性的總和生育率[7]。
社會保障對人們婚姻影響的研究分析指出，社會保障的變化將降低人們的結婚意愿。埃爾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會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適度社會保障繳費率條件下，人們通常就不會選擇利用結婚形式作為維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過對OECD國家的研究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將會降低OECD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以及結婚人數，并且這種降低的影響不會通過代際轉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對于家庭中的女性更為重要，特別是對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這些女性選擇離婚將不再能夠獲得丈夫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從而導致離婚女性變得更為貧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維系家庭的穩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對社會保障和勞動供給研究中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勞動工作時間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時間的增加將降低女性結婚的意愿[10]。安德魯（Andrew）分析了社會保障繳費率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對于男女收入的影響，進而研究發現以上兩者對結婚選擇產生了不同影響，社會保障繳費率的提高會增加女性結婚的意愿，但是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會同時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結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組成、生育決策和社會保障之間的理論關系，認為社會保障的變化會降低家庭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們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結婚導致社會保障基金收入所帶來的效用的降低，社會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維系婚姻，同時分析了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夠提高喪偶女性的收入與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設和基本模型
社會保障與人口結構的變化過程中存在著撫養子女的代際交疊、勞動供給的代際交疊，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際交疊這三種代際交疊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際交疊模型作為社會保障和人口結構變化動態分析的基礎模型并擴展該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質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勞動供給的經濟體系中，假定婚姻選擇除已婚外，其他都作為未婚（包括未婚、離婚以及喪偶）。該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會理性選擇孩子數量和質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擴展從孩子的人力資本開始，人力資本模型為Ht+1=A（H-+Ht）ht，H-作為初始人力資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所使用的物資資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識代際傳遞的環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夠獲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pt代表結婚概率，U*m（t）和U*s（t）分別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數，效用函數為：
四、實證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計算方法
對關鍵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誤導，因而有必要予以詳細介紹。
（1）主要變量說明。影響人口結構變化的社會保障主要沿用了納蒂亞所指的社會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會保障替代率=社會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會保障替代率需要進行分層計算，普賽爾（Purcell）介紹了具體的計算辦法[15]。社會保障替代率的計算需要分為以下兩步。第一，計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區分了工作期間的個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個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資年收入表示，所選取的數據名稱為就業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變價購買力，來源：世界銀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資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資計算（計算方法來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個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標準為1994年的年工資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沒有工資收入，而社會保障替代率事實上反映了對于收入的一種替代關系。
第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計算方法。個人（家庭）所獲得的社會保障收入從國家角度看實際上是國家對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因此，個人（家庭）獲得的社會保障收入應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社會保險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險基金。由于本文選擇的國家除中國外，還涉及東盟各國（不包括文萊），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方面的數據無法獲得，為計量實證分析指標的一致性，本文僅選擇了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作為個人（家庭）社會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會保障替代率在計量中所反映的是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變量說明。第一，結婚概率（MARRY）是作為結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數除以成年人口總量。第二，選擇不同階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夠增加n和h的回報率，n和h又涉及消費的跨期替代率，因此會對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產生影響。 第三，人均GDP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類似，對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也會產生替代效應。第四，女性人數與男性人數的比例（SEX），該變量影響結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響了結婚概率，進而影響了總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勞動參與率的提高會增加女性的收入，將會降低女性結婚概率，影響總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與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夠促進女性的就業，使得女性收入增加，這會降低女性的結婚率，并且影響總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購買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區分開社會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對婚姻結構以及總和生育率的影響。
本文主要選擇中國和東盟國家（未包括文萊）作為樣本，統計了上述的主要變量，并且對變量進行無綱量化處理，對所有變量的數據取自然對數。
2.主要統計描述
中國和東盟國家在社會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上主要表現在：從中國數據的特點來看，社會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長率的總體趨勢在不斷遞增，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結婚概率出現小幅波動但整體趨勢在不斷下降。從東盟國家數據的特點來看，首先各國的社會保障替代率從1995年開始都在不斷地增長，其中增長最快的國家是泰國；其次各國的總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國家為老撾；最后各國的結婚概率也出現了不斷下降的趨勢，變化最大的國家為柬埔寨。并通過Stata統計軟件統計分析了主要變量的數據特征（見表1）。
從表2可以發現較高的社會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結婚概率的值。確實社會保障替代率和結婚概率呈現著一種負相關關系，這與事實一致，對于沒有穩定工作的人，特別是在有權獲得配偶的社會保障收入時，更有動機和激勵去結婚并且很好地穩定家庭婚姻。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結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夠增加青年個體組成家庭的概率。LGDP與LMARRY負相關，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選擇行為，也反映了收入與婚姻的替代關系。政府購買支出（G）增加對于維系婚姻具有積極的意義，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購買支出增加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稅收負擔，降低了人們的收入，因此人們愿意維護婚姻的穩定。女性與男性人數的比例（SEX）越接近1，說明男女比例越均衡，這將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侶的成本方面會降低，使得結婚的成功率會提高。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降低了結婚意愿，女性參與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遲了結婚，因此降低了結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說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間潛在收入的互補性就越大，這能夠提高和穩定家庭結構。
（2）總和生育率實證回歸結果。表2的后4列是對LTFR回歸的結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歸，作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歸，作為第二階段回歸。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視為內生變量）與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進行內生回歸。
分析的結果發現社會保障替代率與總和生育率是負相關的，這說明社會保障費率的提高將會降低總和生育率，這符合上述的分析。結婚概率與總和生育率呈現了正相關關系，說明結婚人數的增加提高了組成家庭的數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選擇，已婚家庭數量的增加提高了總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總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結構的增加，進一步刺激了家庭撫養孩子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卻使得總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在不斷上升，撫養孩子將會降低收入所帶來的效用，因此降低了總和生育率。政府購買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會降低總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將導致人們稅收負擔的加重，這將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們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總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數的比例（SEX）增加促進了總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會使得結婚的人數增加，撫養孩子是家庭的選擇，因此會提高總和生育率。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反映了較高的市場工資，增加了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所以降低了總和生育率。女性與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撫養孩子的問題上能夠更好地進行溝通，因此使得總和生育率上升。
五、結論與建議
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社會保障水平對人口結構的影響符合理論預測，社會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進一步分析，社會保障替代率彈性的提高將會導致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彈性的提高。結合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實證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適時根據我國國情調整人口政策，雖然減少人口數量會帶來人口質量的提高，但人口質量的提高能否補償人口數量減少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損失還有待商榷。適度放寬生育政策，以此調節總和生育率，使人口結構能夠均衡發展，這才是未來我國人口發展的核心目標。
當前我國已經明確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關法律支持，為保證我國的人口均衡發展，需要相關法律盡快完成以保證全面二孩政策的順利實施。
第二，結婚和生育是未來人口發展和社會保障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撐點，因此降低結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會保障政策良性運行和改善人口結構。結婚與生育是相互影響的，結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結婚人數的提高才能夠改善我國目前不斷降低的總和生育率；與此同時，目前的生育數量將決定未來結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進結婚概率的提高。為此相關政策措施應一起配合來降低結婚成本和生育成本，從而促進社會保障和人口結構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陶濤，楊凡.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應 [J].人口研究，2011（1）：103-112.
[2] 王天宇，彭曉博.社會保障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 [J].經濟研究，2015（2）：103-116.
[3] LAINTER J. Household bequest behavior and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9， 46：467-483.
[4] ESWARAN M.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fertility， and child mortality： toward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15）： 433-454.
[5] BOLDRIN M， NARDI M， JONES L.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EB/OL]. [2005-03-16].http：///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69445.
[6] HOLMQVIST G. Fertility impact of highcoverage public pens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J]. Global Social Polity， 2011（11）：152-174.
[7] NADIA S， ALICIA H， PATRICK J. How do trends in women’s labor force activity and marriage patterns affect 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 [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2013， 73（4）：1-24.
[8] EHRLICH I，JINYOUNG KIM. Social security and demographic trend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6，10（1）：55-77.
[9] STEVEN A S， WEI SUN， ANTHONY W. Why do married men claim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so early？ ignorance or caddishness？ [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07：1-46.
[10] SHINICHI N. The joint labor supply decision of married couple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system [R].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Michigan （MRRC）， 2010：1-46.
[11] ANDREW G， GAYLE L， NADA O. The treatment of married women by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program[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10：1-27.
[12] 王云多.家庭組成、生育決策和社會保障 [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11（1）：56-62.
[13] STEVEN A S， SUN Wei， ANTHONY W. Social security claiming decision of married men and widow poverty [J]. Economics Letters，2013，119：20-23.
關鍵詞：生育 議價能力 女性勞動參與
生育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早在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曾預言人口的增長會導致“幸福的持續下降”，因此隨著 “理性的進步”將會出現較小家庭規模的新范式。
以馬爾薩斯(Malthus)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研究人均收入無增長的傳統農業經濟，他們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社會生產能力的進步導致人口的增長，其核心結論是人均收入趨向一個常數。
現代增長理論研究人均收入可以持續增長現代經濟，他們的一個重要假設是技術進步不影響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是外生的，其核心結論是規模不變或者規模遞增的技術能夠導致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古典經濟理論與現代增長理論都很好地解釋了各自所關心的經濟現象。然而，為什么傳統人均收入無增長的經濟會向現代人均收入可持續增長的經濟轉化問題，至今仍是發展經濟學家努力想揭開的一個謎。
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關系的綜述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生育與其它重要的經濟變量，例如女性與勞動參與之間的關系。Becker（1965）認為，勞動參與決策(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是一個家庭在競爭的市場勞動與非市場勞動之間分配時間這個更一般問題的重要方面。一個已婚女性必須適當地將其時間在市場勞動(market work)與家務勞動、休閑等非市場勞動(non-market work)之間進行分配。
女性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對其參與市場勞動的決策有重要影響。一般來說，參與市場勞動的決策可以用一個函數g（w，wg）表示，其中w表示期望工資，wg表示在家的時間價值(the value of time in the home)。wg的函數形式是wg=k?I，其中wg表示女性在家的時間價值，I表示女性的各種非市場勞動價值，k表示女性親自從事各種非市場勞動給家人帶來的福利價值與相應的非市場勞動價值比值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k是度量女性的議價能力指標，是女性及其丈夫的稟性，例如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的函數（Becker，1973）。
國際上的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女性生育子女的數量與其勞動力供給是負相關的，例如Hyunbae Chun 與Jeungil Oh（2002）估計了生育對韓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影響。他們發現，生育大幅降低了韓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其它研究也發現，低生育導致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增加趨勢(Presser與Baldwin，1980； ESCAP， 1995)。
然而，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呈現正相關關系。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國女性的生育率偏高，總和生育率在20世紀50年代平均為5.87，60年代為5.68，70年代為4.01。在這個歷史時期，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高，幾乎人人都參加生產活動。全國育齡女性生育水平在上個世紀70年代大幅度降低的基礎上，到80年代又有顯著下降。具體說，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為2.24，1981年為2.63，1989年為2.25。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表明，平均每個女性活產子女數為2.10，平均每個女性存活子女數為1.96，總和生育率為2.31。自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不斷下降。全國婦聯第二期中國女性社會地位調查數據表明：2000年，我國城鎮女性18至49歲的青年女性在業率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個百分點。
我國學者姚先國和譚嵐（2005）根據國家統計局1988―2002年城市住戶調查的數據估計，在過去的15年內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出現了明顯下降。1988年，我國城鎮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91.37%；2002年下降為83.33%，下降了8.04個百分點。對比之下，男性勞動參與率相對穩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96.41%和94.11%，下降幅度為2.3個百分點。
然而，怎樣理解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呈現的這種正相關關系呢？目前我國的理論界尚未給出合理解釋。本文從這個正相關關系問題入手，具體分析了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之間的關系。
生育率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途徑
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的工資收入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降低生育率可以減少女性生兒育女的時間，使女性有較多獲得教育與訓練的時間，從而掌握較高的生產技術。
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未以來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享有了更多接受繼續教育的機會，提高了知識水平和生產技術。據統計，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學歷是通過成人教育獲得的，比男性高2.2個百分點。有13.5％的女性近3年來參加了某類培訓或進修，40歲以下城鎮女性參加培訓的比例達26.1％。城鎮女性參加的培訓以進修、專業職業培訓為主，占72.2％；農村女性參加的培訓以實用技術為主，占61.5％。
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工人的實際工資等于其勞動的邊際產出。一般來說，一個工人只有當他有較高的生產技術時，才能獲得較高工資的工作崗位。因此，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的生產技術，從而提高其工資收入。也就是說，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工資收入，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
降低生育率能夠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降低生育率能夠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1995年，日本內閣兼管女性事務的官房長官在一份“女性白皮書”里稱，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齡是26.1歲，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個孩子。這份白皮書稱，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與此同時，各個年齡段的職業女性比率在不斷增加，其工作年限也越來越長。2002年，日本女性平均工作年數達8.8年，比1975年的5.1年延長了3.7年。
在我國近些年來，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領夫婦中的比例有逐漸上升之勢。根據零點調查公司2002年2月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目前我國大中城市已出現60萬個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且近七成被調查的人認為，“丁克家庭”將會增多。調查顯示，選擇“丁克”生活方式的都是一些“三高家庭”，即高收入、高學歷、高消費的家庭，這些“丁克家庭”中的女性希望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工作中去。
事實上，降低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F實生活中，人們往往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體魄會選擇使用藥品等市場消費投入和時間，只有保持健康的身體才會預期有較長的工作時間。因此，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也就是說，如果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降低生育率增加女性的議價能力
孩子是維系婚姻穩定的重要紐帶。從理論層面來說，女性生育越多，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越低。因此，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她的議價能力越低，這個判斷符合我國實際情況。20世紀50至70年代，我國的出生率很高，一般家庭都有三個以上小孩。因為家庭負擔重，我國已婚女性絕大部分是家務工作雙肩挑。自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現計劃生育，生育率開始大幅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開始普遍提高，女性議價能力也大幅增加。
女性的議價能力是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一個重要變量。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女性的議價能力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下降。
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對以色列女性的抽樣調查數據進行研究時，考慮了女性的年齡、在以色列居住的時間、家庭出身、夫妻雙方的年齡差異、小孩的個數以及教育程度等對女性議價能力的影響。他們做回歸分析后發現，生育率與女性的議價能力負相關，即女性生育的小孩越多，其議價能力越低。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通過對以色列女性的抽樣調查數據進行研究，他們還發現不同議價能力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不同，議價能力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
因此，從理論層面來看，可以假設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的議價能力，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生育率同樣能夠降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我國目前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分析
本文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說明了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之間的關系，發現降低生育率既有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作用，同樣也有降低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作用，到底是哪種作用占主導地位，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女性有自主選擇權。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即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女性沒有選擇權。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作為國策強制執行的，不是女性自主選擇的結果。而目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絕大部分家庭都能夠自覺地實現計劃生育。
改革開放與計劃生育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從改革開放與計劃生育的角度來看，可以將解放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程劃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國的主要特征是計劃經濟，鼓勵生育和開始控制生育。第二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初到上世紀末，我國實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第三階段是本世紀初至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初步形成，絕大部分家庭都自覺地實行計劃生育。
在第一階段，我國女性的生育率與勞動參與率呈正相關關系，顯然是計劃經濟時期過分追求高就業政策與鼓勵生育政策的結果。
在第二階段，隨著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不斷深入，作為女性保護者的政府退出微觀經濟領域，下崗和失業現象日益嚴峻，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生育率不斷降低，但我國女性收入不斷下降，而且預期的工作時間也有所縮短。因此，生育率降低沒有起到增加女性收入與預期工作時間的作用。根據本文前面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我國女性的生育率與勞動參與率必然會呈正相關關系。
在第三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形成，勞動力市場不斷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健康狀況不斷改善，在第二階段里阻礙女性收入與預期工作時間增加的相關力量已被削弱。因此根據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在這一階段內，我國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正相關關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議價能力提高造成的。
參考文獻：
1.李銀河.女性、家庭與生育.江蘇社會科學,2004(4)
韓國到新加坡：
一瀉千里的生育率
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都曾經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為了應對失業與住房兩大難題，當時為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有著強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政府實行“家庭計劃”，提倡“兩個就夠了”。1968年推行合法墮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劇下降，從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1987年開始大幅度調整政策、鼓勵生育，但生育率始終無法回升，現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寬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臺灣地區也開始實行“家庭計劃”，提倡“一個不算少，兩個恰恰好”的政策。隨著經濟的起飛，生育率從1963年的5.47不斷下降，1984年開始低于更替水平。臺灣1992年將人口成長目標由過去的“緩和人口成長”改為“維持人口合理成長”。2006年再次提出“實施人口教育，營造有利生育、養育之環境”，仍難阻生育率下降勢頭，2010年臺灣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韓國早在1962年開始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從5.5左右不斷下降，1983年開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韓國人口學界就“是否繼續鼓勵少生的生育政策”展開辯論。結果開明派占了上風，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轉而實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沒出現補償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繼續下降，2005年甚至降低到1.08的極度危險水平。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勵生育需要的“動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說明傳統生育文化還沒有完全破壞，各項經濟設計也還沒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臺積極的人口發展戰略，生育率還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國、法國、英國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臺人口發展戰略，生育率都出現回升。
從1986年到1996年這10年，是中國臺灣、韓國鼓勵生育的最后時機，但是由于人口學家們的誤導，這兩個地區并沒有及時出臺鼓勵生育政策。新加坡也錯過鼓勵生育的最佳時機，但相對于韓國和臺灣來說還算干脆利落，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勢頭，讓生育率穩定在1.7的水平長達10年之久，而臺灣和韓國生育率卻很快就一瀉千里。
沒有民“生”，就沒有民生：難以持久的“殺雞取卵”
發達國家在20世紀40年代之后總撫養比一直穩定在50%左右（二戰后的嬰兒潮期間還稍有增加），總勞動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經濟一直保持上升勢頭。但是2010年之后，勞動力開始減少，總撫養比開始快速增加，意味著占全球經濟份額即將下降。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其實是人口危機，是西方經濟衰退的標志。
以2005年為拐點，美國的總撫養比開始上升，這可能是美國近年出現的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不過由于美國的15-64歲總勞動年齡人口在本世紀內一直是不斷增加的，因此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彈性調整之后，相對于其他發達國家來說，前景將更為光明。
中國臺灣、韓國在1970年總撫養比還高達80%（“不堪重負”者多），當時是威權政治；20世紀80年代后期，總撫養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轉型的人口結構），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熱情高漲，完成了政治轉型。
沒有民“生”，就沒有民生。2016年后，臺、韓勞動力將負增長，可能會走日本20世紀90年代經濟衰退的老路。韓國由于2001年以來生育率比日本還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勞動力短缺程度將超過日本。韓國漢城大學社會學教授殷基洙說：“除非能把人口問題處理好，否則，韓國社會將會在20至30年內崩潰。”
從國際經驗看，自“二戰”以來，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等少數國家和地區，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雖然人均GDP產量高于拉美和馬來西亞，育齡婦女人均生育率卻不到拉美和馬來西亞的一半，這種“殺雞取卵”的東亞發展模式注定無法持續。
[關鍵詞]生育水平 地區差異
生育水平直接決定人口再生產和人口發展趨勢,決定人口規模的大小和增長速度,因此研究遼寧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及地區差異,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從七十年代開始,遼寧生育率急劇下降,1970總和生育率為4.23,1982年為1.74,到2000年僅為1.2。計劃生育政策對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會經濟發展對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進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圍下降的同時,也存在著很大的地區差異,且這種差異長期存在著。本文將對遼寧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與地區差異進行分析,并對今后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及原因
用總和生育率作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標,成為國內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遼寧總和生育率為4.23,1975年為2.13,1979年為2.15,7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2.82;80年代遼寧生育總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為1.76,1989年為1.50,8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動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總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穩步下降,1990年為1.47,1999年為1.2,9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僅為1.2,而從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來看,全省總和生育率僅為0.98。
通常以總和生育率為2.1作為參照來判斷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區間,國際上存在兩種關于低生育水平的劃分口徑:一種口徑是“極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總和生育率;另一種口徑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總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標準,從70年代至今遼寧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可以概括為:70年代從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動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穩步下降,2000年后進入到極低的生育水平階段。
生育水平的這種變動過程是有著深刻社會原因與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體措施在城鄉范圍內逐步貫徹落實,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調整下的空間已經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國范圍內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調整,使得生育水平產生了一定的波動;90年代后在計劃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基本性的改變,生育水平穩定在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處于一個極低的生育水平,這一數據結果讓人深思。伴隨著多年來遼寧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改變,人口生育水平明顯下降,但是2005年育齡婦女平均生育不到一個孩子這樣一個超低生育水平,卻也不符合實際與相關的生育意愿調查。除了考慮到統計調查中的瞞報漏報等對數據準確性影響外,筆者認為這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現代人平均結婚及生育年齡的推遲,從而導致了當前生育水平極低。西方學者在研究90年代歐洲超低生育率時,認為超低的總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實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齡的不斷推遲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總和生育率是時期生育指標,他更多的反映當年的實際生育情況,卻不是婦女終身生育水平的準確度量,總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長期穩定時才等于終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變化時,總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減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齡推遲引起的。但是自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遼寧的生育模式發生了重要改變,由“早育模式”轉變為“晚育模式”,因此現在的總和生育率給實際工作及對真實生育水平的認識造成一定的困擾。
二、生育水平的地區差異
遼寧在全省范圍內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卻始終存在一定的差異,從全國范圍來看也是如此,甚至差異更大。1982年遼寧省總和生育率為1.74,各地區的差異較大,最高的朝陽市為2.55,最低的大連市只有1.47,兩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總和生育率為0.98,最高與最低的仍然是朝陽與大連,分別為1.49與0.68,兩者相差0.81。從1982年到2005年,地區間的生育水平差異縮小了,這是由于原來高生育水平地區的總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來低生育水平地區的下降空間潛力縮小了。地區間的差異趨勢是遼中遼南最低,遼東較高,遼西遼北最高。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差異與各地區的經濟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遼寧各地區生育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指標 單位:%、元
數據來源: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
注:1982年遼寧共十二個市,盤錦市與葫蘆島市還未建立
我們將遼寧2005的總和生育率、婦女文盲率、城鎮人口比例、女性在非農業產業中就業比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之比、農村人均消費七項指標,通過SPSS軟件進行聚類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遼寧可分成三類地區:沈陽、大連、鞍山、盤錦為一類,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婦女受教育水平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較高,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生育水平低;撫順、營口、遼陽、本溪為一類,這類地區在遼寧經濟文化等都處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較低;其它六個市為一類,即阜新、朝陽、鐵嶺、丹東、錦州、葫蘆島為一類,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勞動參與率低,生育水平較高。
聚類分析的結果表明,經濟發展好,醫療條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農業中就業比例高的地區,生育水平就會較低;而在經濟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業水平低的地區,生育水平也相對高,生育水平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呈負相關,生育水平的差異與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密切的關系。
國內外很多學者認為,我國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計劃生育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生育水平地區差異的原因在于地區間的經濟文化差異。但筆者認為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城鄉二元性”也是產生地區生育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城鎮化水平高的地區,執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區,農村人口比例高,執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鎮化水平不同的地區生育率的差異。
三、思考與建議
從1984年后生育政策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動,80年代后政策調整的空間已經有限,90年代后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對促進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從90年代開始至今的二十年,遼寧始終保持處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穩步下降。筆者認為,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按照構建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變以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狹義“人口生育政策”為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廣義“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動態監測預警機制,及時準確把握人口結構、人口素質、人口遷移、人口出生死亡變動規律與趨勢;建立人口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建立人口宏觀調節機制,切實有效的進行人口宏觀調控,出臺相應的政策,統籌解決各種人口問題。
對于當前的超低生育水應有一個正確而清醒的認識,政府及人口與計劃生育部門應重視生育率指標的統計,對真實生育水平進行有效準確的估計。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們的生育意愿,導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續這種超低生育水平,必將導致一系列的人口問題,后果不堪設想。獲取真實準確的生育水平是至關重要的,這事關遼寧人口發展戰略的制定與人口政策的調整,利用人口與計劃生育系統的優勢,開展生育意愿調查,結合調查與統計數據準確把握當前的真實生育水平,及時準確預測未來生育水平。
針對遼寧生育水平的地區差異與地區實際情況,應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發展戰略,在管理與服務上各有側重,積極引導。如在經濟發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區,人口控制任務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婦女的受教育水平與社會地位;對于生育水平較低的地區,計劃生育優質服務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尤為重要,并應積極探索提高本地區人口發展水平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徐莉.中國生育率的地區差異分析[J].人口與經濟,1994,(4).
[2]楊鑫,李通憑,魏立佳.總和生育率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J].西北人口,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