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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經濟增長的理論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論文摘要：新經濟增長理論，突破了傳統的索羅經濟增長理論以及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單純論及資本積累與技術外生化的局限性，強調指出：宏觀經濟增長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作用的產物。同時，重視對知識外溢、人力資本投資、研究和開發、收益遞增、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邊干邊學、開放經濟和壟斷化等新問題的研究。從全新的角度，重新回答了各國間為什么貧富不一、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存在差異，重新論及了經濟增長的引擎是什么以及重新闡釋了轉型經濟的增長奇跡。本文通過論述新經濟增長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和起因，重點解釋兩個主要的新經濟增長模型，然后，結合我國目前宏觀經濟增長現狀，在此基礎之上，論證新經濟增長理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啟示。
一、新經濟增長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和起因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學術界掀起了新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熱潮，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針對新古典增長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兩個現實問題。第一，各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問題。經濟增長率的長期數據表明人均產出的增長是遞增而非遞減的，而在新古典增長理論是在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的前提下，資本的邊際產品增長率是趨于下降的?？梢姡鹿诺浣洕鲩L理論在解釋經濟的持續增長方面存在著缺陷。第二，不同國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異問題。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從長期的發展來看：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是可以與發達國家趨同的。而根據以往統計資料顯示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有不斷拉大的趨勢。面對這一事實，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解釋顯得蒼白無力。此時，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摒棄了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核心假設，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一套全新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思想，探討了長期增長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和問題的興趣，至此，“新增長理論”的研究潮流勃然興起。
二、新經濟增長理論的概述
新增長理論最重要的突破是將知識積累、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中，提出要素收益遞增假定，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斷地增長，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在長期內可以單獨遞增。其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分為五種：內生技術變化的增長思路［知識外溢和邊干邊學的內生增長思路［線性技術內生的增長思路［開放經濟中的內生增長思路［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內生增長思路。其中，前兩種經濟增長研究思路尤為重要，對我國經濟增長無論在理論指導方面還是現實經濟實踐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發作用。因此，接下來，筆者將著重介紹Romer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以及Lueas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
1.羅默經濟增長理論
羅默模型建立的思路是通過引入期望從發明中獲利的研究人員從事的研究工作，將技術進步作用完全內生化。羅默把知識即新思想（或者創意）作為獨立因子納入經濟增長模型當中，由于新思想與其他的普通商品截然不同，它具有非競爭性和部分排他性，這使得新思想所帶來的收益是規模遞增的。
羅默模型的總生產函數為 Y =Ka(ALY)1-a ，它描述了資本存量K，勞動力L以及新思想的存量A與產出Y之間的關系。對于一個給定技術水平A，上式方程的生產函數中K和L的規模報酬不變。然而，如果新思想A也被視為生產的投入要素時，就存在了報酬遞增。所以，新思想能提高經濟產出的收益， 而且能使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也產生遞增收益，從而使經濟的規模收益是遞增的。遞增的收益保證著經濟的長期增長。這就能說明長期收益為什么能增長，也能解釋各國增長率為什么有差異， 為什么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要素邊際收益。 轉貼于 同時，羅默也指出了，既然新思想能夠帶來收益，也能夠作為商品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傳播和轉移。因此，各國間的貿易可以使知識在世界范圍內加速積累，從而提高全世界的總產出水平，特別是相對于后進國家來說可以產生趕超效應。
2.盧卡斯的經濟增長理論
盧卡斯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式，運用更加微觀的、個量的分析方法，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和索洛的技術進步結合起來。盧卡斯將人力資本引入索洛模型，視其為索洛模型中“技術進步”的另一種增長動力形式，視人力資本積累為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并使之內生化、具體化為個人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認為只有這種特殊的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才是增長的真正源泉。
同時，他強調了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因為人力資源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投人要素：一方面它是投資的副產品，即每一個廠商的資本增加會導致其知識存量的相應提高［另一方面知識和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效應” 即一個廠商的新資本積累對其他廠商的資本生產率有貢獻。這意味著，每一個廠商的知識水平是與整個經濟中的邊干邊學，進而與全行業積累的總投資成比例的。通過這種知識外溢的作用，資本的邊際產出率會持久地高于貼現率，使生產出現遞增收益。
三、新經濟增長理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新經濟增長理論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總體來研究或比較，對各國經濟增長都具有建設性的指導意義。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力資源極為豐富，但人力資本存量較低［我國科研創新能力以及自主研發知識發展不足［政府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和鼓勵創新方面政策不到位。因此，面對這種現狀，新經濟增長理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啟示無疑是深刻和鮮明的。
首先，樹立重視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的觀念。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專業化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持續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的觀點對具有豐富人力資源的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以教育培訓為主體，加大的人力資本的投入以及提高新知識積累效應對我國經濟增長率合收入水平的提高無疑是巨大的推動作用。
其次，拓寬教育渠道，加強教育投資力度。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和邊干邊學都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途徑，這對加速我國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積累、提高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發展科學技術教育事業并將教育事業的重點放在普及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上，繼續提高國家財政的教育經費支出比重使教育費用支出增長率高于國家財政支出增長率，鼓勵社會增加教育投入吸引和激勵海外華僑捐資辦教育［積極鼓勵各種社會團體辦教育［強化企業與事業單位的教育培訓職能提高各單位教育投入。
最后，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進行知識的傳遞與交換。新經濟增長理論還認為開放經濟有利于知識的積累，從而促使經濟發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經驗也表明，開放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顯著快于封閉的國家。
總之，知識經濟將逐步占據國際經濟的主導地位，知識經濟對發達國家而言，是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結果［對處于實現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則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因此，我國要借鑒新經濟增長理論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的儲備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薛進軍.“新增長理論”述評1經濟研究，2003(2)
［2］ 陸靜超.經濟增長理論的沿革與創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4(5)
關鍵詞：內生增長理論；啟示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及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收錄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演變過程
20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哈羅德和多馬分別根據凱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經濟增長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大影響，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這一模型假定，一個經濟只生產一種產品，而資本-產出比保持不變，同時，儲蓄率、人口增長率保持不變，并且不存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基本形式為G=s/v。式中，v為資本-產出比；s為儲蓄率。模型表示，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成正比，與資本-產出成反比。哈羅德-多馬模型得出的結論是，當實際經濟增長等于資本家愿意的經濟增長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長率時，經濟才能處于穩定增長狀態，但同時認為，這一增長路徑是一“刀鋒”。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各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模報酬不變，認為經濟是穩定增長的，而且這種穩態增長率是外生的，獨立于儲蓄率。索洛模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改變資本-產出比率為常數的假定，發展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但索洛仍然沒將技術進步作為重要因素納入模型，這是一個重大缺陷，因為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是現實中一個明顯的事實。1960年，索洛和米德對該模型進行補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稱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術進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僅體現了凱恩斯主義，而且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經濟思想，常被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所闡述的增長理論被稱為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技術進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現實，儲蓄率外生化且與穩態增長率無關結論受到質疑，這些與人們對經濟增長問題的實證研究經驗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內生增長理論，彌補上述的三個缺陷。
20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以羅默、盧卡斯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彌補了新增長理論的缺陷。
二、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在解釋經濟的持續增長時導入了外生的技術進步，但是外生的技術進步率并沒有能夠從理論上說明持續經濟增長的問題。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是正的，這種正的經濟增長率能夠解釋為什么收益是遞增的。內生增長理論的觀點是把知識和人力資本引入到經濟增長模型中，認為是由于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引起收益遞增，強調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羅默在阿羅的“干中學”基礎上，提出了知識溢出模型，這種模型以知識生產和知識溢出為基礎的。羅默假定代表性廠商的產出是該廠商的知識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質資本和原始勞動等）和總知識存量K的函數，而對于個別廠商的投入該生產函數表現出規模收益不變。但如果考慮K，這一生產函數對于代表性廠商和整個經濟會產生不同的含義。對于代表性廠商，它將總知識水平K看作給定的變量，所以生產函數才表現為規模收益不變，但對于整個經濟，假定整個經濟是由N個同質的廠商組成的，生產函數表現為規模收益遞增。在此，把總知識水平K作為外部性的來源。除此之外，羅默還假定了k的增長率取決于k水平和投資數額。因此，羅默模型和“干中學”模型都是通過知識積累產生收益的性質和知識存量產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內生的經濟增長。盧卡斯認為，技術變化是由于教育部門引起的，如果社會能向教育部門配置一定的資源，就能形成新知識或人力資本，形成的新知識能夠提高生產率，并且能夠被其他部門免費獲得，從而提高了產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長發動機，僅僅依靠人力資本的積累就能夠帶來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
新古典增長理論是把技術看成是外生的，而內生增長理論把知識或技術看作是一種生產要素，是與傳統的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是一樣的，而且還是內生的，是由廠商的知識積累推動產生的。一國的經濟要實現長期增長，主要是靠內生化的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水平來決定的。此外，知識和人力資本還具有外部效應，可以把投資與資本收益率作為知識存量和資本存量的增函數。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一個國家當前的知識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資與資本收益率越高，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
三、內生增長理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知識經濟的興起，各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主要取決于知識的發展。內生增長理論把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看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強調了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們應逐步完善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政策措施?，F在中國一般勞動力并不缺乏，特別是在農村還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缺乏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只有通過發展教育來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促進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教育投入不斷增長，但總體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教育財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資本的開發與積累。首先，政府應直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使財政在教育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其次，政府應該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最后，要優化教育資金的分配結構，促進各級各類教育的協調發展。
（二）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創新過程中，由于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會大于社會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從而使創新活動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因此，政府應該制定促進技術創新、彌補私人收益的激勵措施。這種措施可以通過產權保護、政府補助、政府和企業簽訂協議來實現。對于產權保護，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由于知識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廠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從別人的知識中獲得利益。比如，當某人完成了一個新的發現，并由此產生更大的經濟生產力時，其他的人（或公司）會從中獲利。雖然發明者能通過價格收費，但他得到的僅僅是社會從這項發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廠商會模仿學習他。在個人研究者承擔完成發明時，社會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從發明中得利的每個人都必須向發明者付費，那么將產生遠比現在更為強烈的發明動機。因此，當新技術出現時，應通過專利和政府法律保護開發者的產權，增加其收益，提高創新的積極性。對于政府補助，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企業在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企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具有外溢效應，能夠促進技術的擴散和發展。因此，政府應制定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免除其應繳的全部或部分稅款，或者按照其繳納稅款的一定比例給予返還等。這些稅收優惠能夠降低企業技術創新的私人成本，從而能夠抵消由于知識和技術外溢帶來的收益減少，能夠激勵企業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企業在技術的創新和研發過程中，新產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因此研發創新就成為一種持續過程，產品回報期較長，容易面臨資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應通過直接向企業提供稅收優惠或者通過財政補貼，減緩企業開發新技術過程中面臨的資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業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積極性。通過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協約，積極引導和推動技術創新活動。對一些基礎設施等社會收益率較高的產業或項目，由于其回收期長，前期回收率低，流動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難吸引企業去投資，對這些項目應由政府直接投資研究與開發。同時，知識、技術的內生積累與外生擴散是相互促進的，因此政府不僅要對基礎研究予以資助，還要對企業的應用研究和技術改造提供財稅方面的優惠，從而推動新技術的廣泛擴散。
（三）堅持長期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不僅能通過自主研發實現技術創新，并且能夠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利用技術的后發優勢獲得和接觸新技術。盧卡斯認為，各國的經濟增長是由于產業革命科技擴散引起的。通過引進技術，并在本國積極傳播，能大幅度地節約成本尤其是減少時間成本。自主創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合理利用引進的大量技術資源，會大大提高我國的生產力水平，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當然，我們在引進技術時，要進行科學的選擇，避免重復引進，經過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擴散，提升產品的競爭力。為了能更有效地引進技術，政府應制定相關的貿易和稅收政策，為對外技術交流和合作提供廣闊的平臺。然而，從引進技術到在經濟中擴散、使用，并不是一個簡單重復的過程，必須要有制度作保證。因此，政府要構建一個吸收、使用、消化新技術的制度環境。比如，對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加大資助，提供諸如技術信息、技術培訓等公共服務，促進新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在人才隊伍結構方面，既需要高層次的創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識并能夠將先進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職業技術人才和高素質的勞動者。因此，除了要發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也成為提高勞動者知識水平和技術素養的重要途徑。這對于引進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開發本國技術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運用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側重于推動技術進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經濟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視促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我國經濟增長的格局將會發生變化，會由物質資本主導逐步轉變為由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主導。與此相適應，國家應積極調整包括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在內的經濟增長政策，構建促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機制。但研究表明，我國目前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貢獻率非常低，經濟增長主要還是由資本和勞動投入決定的。因此，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既要能夠刺激資本積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和促進技術進步，就是把促進二者共同發展經濟政策結合起來。宏觀經濟政策應同時關注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主要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增長，而內生增長理論更加關注的是長期經濟增長以及相關的因素，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不是由外生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內生的技術進步決定的，同時強調政府的宏觀政策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1]丁建微.內生增長理論與我國經濟增長.經濟研究導刊，2009.14.
[關鍵詞] 金融 經濟增長 技術進步 內生增長
一、前言
近幾個月來，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并開始波及世界各國的實體經濟，這使得學術界不得不再次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理論關系。近年來學術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主要建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內生增長理論通過將技術(知識)積累過程引入典型的增長模型，一舉突破了長期困擾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技術外生性問題，實現了技術進步的內生化――技術進步不再受經濟系統之外變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費者偏好、資本投資、R&D和教育等經濟系統內部因素所決定。因此，金融發展可通過動員更多儲蓄、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資和加速人力資本積累等方式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為增進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二元關系的理解，本文將沿著熊彼特主義技術創新思路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及二者因果關系作初步的理論分析。
二、金融發展與技術進步
關于金融發展對于技術創新的最早論述，首見于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研究成果。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經濟發展理論》一書，論證了貨幣、信貸和利息等金融變量對經濟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就在于創新的實現，而創新的實質則是生產要素的組合。銀行信用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體現為生產要素的新組合提供必需的購買力，這種購買力不是來源于銀行所吸收的儲蓄、真實票據的貼現和抵押，而是來源于銀行的信用創造，正是這種信用創造的能力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增長理論為金融發展理論提供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博奕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廣泛應用為金融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到20世紀90年代，一些金融發展理論家不再滿足于對麥金農和肖理論的修修補補，他們明顯意識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諸多缺陷，以及根據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張的過于激進。他們在吸取內生增長理論的最新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金融發展理論：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形成機制的解釋是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了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做了規范性的解釋。
在金融內生增長理論中，關于金融對技術創新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場方面。?？怂梗℉icks)在關于金融市場效率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的歷史性論述中指出，產業革命的發生最重要的條件并不是技術，而是使得這些技術能夠在較大的范圍內廣泛實施的投資，而這種投資需要恰當的金融安排才能實現，因為新技術的采用往往需要大規模的、連續的、長期的資金注入。因此?？怂固岢隽恕爱a業革命發生之前有必要發生金融革命”的論斷，他認為產業革命之所以發生在英國是因為在18世紀早期英國的金融市場有了快速發展，為技術的廣泛運用創造了前提條件。史密斯（Smith)指出，當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較高時，一個經濟只能選擇那些發展期較短的技術。而只有交易市場的活動效率逐步提高以后，市場才會傾向于選擇那些發展期較長的技術，這些技術也暗含著高投入和高產出，當這種技術的產出效果足夠大時，就會對經濟增長帶來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說，金融市場的效率會直接影響到技術的選擇，從而對一國的均衡經濟增長率也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西方經濟學界針對流動性風險建立金融市場出現的模型，比較深入地探討了金融安排、流動性與技術創新之間的聯系。在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威格（Philip Dybvig）流動性模型中，對高回報項目投資的流動性風險創造了對流動性、低回報項目投資的激勵。隨著證券市場交易成本的下降，會激勵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非流動性、高回報項目上，如果非流動性項目有足夠大的外部性，那么證券市場較強的流動性就會誘發穩定的技術創新。
三、技術進步與內生增長模型
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以在生產中的累積資本代表當時的知識水平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但卻忽視了人力資本所體現的技術進步；沿著羅默的思路，盧卡斯進一步引進人力資本要素，認為技術進步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及從事人力資本建設的投入程度，但卻忽視了累積資本中所體現的知識水平。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中的累積資本(機器設備等)體現了有形資本的技術水平，這種技術水平的高低來源于研究開發部門所生產的新設計、新發明等；另一方面，從事教育、研究開發及產品生產的人力資本水平(如勞動者的素質及技能等)體現了勞動者從事生產與管理的效率水平，這種技術水平來源于人力資本的建設。技術進步本質上就是知識資本不斷積累和更新的過程，它包含了使勞動力技能提高的人力資本，以及使機器設備技術含量增加的R&D資本，這兩個部分共同推動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持續增長。
設代表一個國家的知識資本水平，并假定知識資本水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的知識資本水平的高低、社會對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投入力度(包括國家在教育、科研活動上的投入力度，企業從事技術創新的投入程度，以及個人從事在職培訓、干中學的投入程度)以及從事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所投入的勞動力份額，因而有
R&(t)
其中，是從事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所投入的勞動力份額，是社會對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投入程度，是知識資本建設與創新的生產效率。
在經濟增長模型的數理分析中，可以在不影響分析結論的前提下對效用函數的形式作必要的假定。這里，定義跨時期消費的替代彈性為常數的效用函數如下：
效用函數，
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即使得全體消費者的消費效用最大化：
其中，p為時間貼現率，表示人們對于推遲消費的耐心程度； α為消費的邊際效用彈性的負值(α>0)。同時，將實物生產部門的產出分為消費C與儲蓄S，即：Y＝C+S，c為邊際消費傾向，且不妨假定勞動力總數即為人口總數。
因而，經濟增長的最優增長路徑可以由下述動態優化問題給出：
運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動態最優化問題，可以獲得一組微分方程系統，由此微分方程系統即確定了決定內生變量的最優增長路徑。
四、包含金融部門的內生增長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中，創新投資帶來的生產效率的提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金融發展對通過儲蓄積聚、儲蓄向投資（包括創新投資）有效轉化以及生產效率提高方面對經濟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盡管不同的派別思路各異，但所關注的問題的實質是共同的，都在尋求金融部門與穩定增長之間的聯系，其基本思想是，金融變量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資資源的有效使用及生產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徑是通過較高水平的金融發展以及有利于對投資項目的監督和資金向有效投資者的轉移的金融自由化。
早期的“Harrod-Domar”模型假定產出一資本比σ為常數，這里假定資本折舊率為0，并將凈投資I定義為資本存量的變化。因而有：
Harrod-Domar模型強調了儲蓄率s及資本的產出效率σ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但產出一資本比為常數的假定意味著資本的邊際產出是常數，與經濟現實不太相符，另外儲蓄等于投資的均衡條件忽略了金融部門在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中的作用。
放松這些條件后,假定儲蓄能夠轉向為投資的比例是,則
其中，是生產率；是儲蓄轉化為投資（創新投資）的比率；st為儲蓄率。金融部門通過以上三個方面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由于R&D活動風險高、成功概率低，并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般的投資者不愿意從事R&D投資，而這就為金融系統的出現提供了激勵。金融系統不僅可通過對R&D項目事前的評估和事中、事后的監督，避免資源配置的逆向選擇和創新企業的道德風險行為， 提高了技術創新成功的概率，而且可投資于大量R&D項目，分散了投資風險，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具體的促進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融發展通過提高創新的風險管理能力提升儲蓄向創新投資的轉化比率，而金融市場運行的成本將影響儲蓄一投資轉化比率，金融資源的漏出比率(1-)反映了金融市場的效率損失。金融市場的信息功能及項目篩選功能使得經濟主體能很好地選擇高收益投資項目，使資金投向回報率較高的項目上，從而提高了投資的生產效率，同時金融市場使得消費者通過多元化投資組合化解了流動性風險。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儲蓄率也將發生變化。可見，金融發展通過作用于以上三個參數，從而影響創新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金融部門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何有效地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假定其效率表現為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比率，這一轉化比率的提高依賴于金融部門的工作效率λ，以及投入到金融部門的勞動力比例μ2，以下為儲蓄一投資轉化方程及儲蓄―投資轉化比率方程：
從而可以把上一部分關于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內生模型擴展如下：
運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動態最優化問題可以獲得一組微分方程系統，由此微分方程系統即確定了決定內生變量的最優增長路徑。
此動態優化問題很好地描述了金融發展、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作用的內生機制。金融發展通過發揮風險管理功能，促使儲蓄增加以及儲蓄向技術創新投資的有效轉化，從而有利于創新投資的增加。而隨著創新投資的增加，必然伴隨著知識的更新與技術的提高，從而提高了資本與勞動力的生產效率，進而導致產出水平的增長。產出增長導致儲蓄的進一步增加，并通過金融發展促使創新投資進一步增加，通過技術進步促使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進而推動經濟的更快增長。
五、結論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互相促進、互為因果的關系，即金融工具、機構和市場既促進經濟增長，又被經濟增長所推動。金融部門通過發揮動員儲蓄資金、緩解信息不對稱、分散投資風險、監控企業行為和消除流動性風險等方式，鼓勵了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互為因果關系將導致以金融發達、經濟高增長為特征的高度均衡與以金融欠發達、經濟低增長為特征的低度均衡并存。
內生增長理論的興起為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框架，使人們更深入地認識到金融系統的重要性。若要深化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解，以下領域繼續值得深入研究，如R&D融資、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經濟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對金融發展及經濟增長的影響等問題。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經濟;全球化;理論
一、法律制度設計理論綜述
制度設計理論對可靠地強制財產權的效力進行了肯定。認為產權人有權利從其投資中獲得利益，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過程中最實質性的。La Porta等人（1997）提出了金融理論，認為潛在金融投資者會面臨資金被征收的風險，而且一國的有關財產權的法律體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別。比如，17世紀英格蘭創造的普通法，主張保護財產所有權免受王室的剝奪與干涉，這使得投資者的產權也受到了一定的保護。再比如，法國的民法就沒有對私人契約關系以及財產權進行保護，該法律是受政府權力制約的。這中集權主義的法律不僅沒有行為，反而使得謀求私利為公權濫用開來（Beck，2003）。從英法兩國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與金融發展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盡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濟效應。但強制的法律效力會導致一些權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隨意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官僚、政客等階層有了侵犯財產權的機會，從而染指金融交易，從中獲取更多的私人利益（Acemoglu，2005）。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聯系的理論綜述
從一些列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金融市場發展良好和金融機構健全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就較快。King和萊文等人（1993）以77個國家為例，進行了1960-1989年間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金融發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樣化的，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對經濟增長的預期等。這些措施一般更傾向于一些小國。盡管調查報告沒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但并不會對研究結果有太大影響。Zevros和萊文等人（1998）用股票指數來測量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指出金融體系是以銀行還是以債券為基礎并不重要。為了進一步證明這一結論，Beck和萊文等人（2000）利用輔助變量模型對金融與經濟的因果聯系進行了直接研究，認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據Smith和Benecivenga（1991）的經濟增長理論指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定的影響。Obdfield（1994）在其金融理論研究中表示，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存在確切的聯系。但國際資本的流動性卻不與與個人存款產生關聯。Benecivenga（1995）指出，證券市場的生產量、增長率以及都與資本積累的關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1998）兩人以時間順序對美國、英國、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個工業國家的金融和經濟發展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領域發出的信號能夠預測經濟的增長與否。Zingales和Rajan（1998）兩人也以時間順序（1980～1990）進行了相同的研究，他們支持Wachtel等人的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確有很強大的影響力。
三、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關系的理論綜述
20世紀末期，學者們開始關注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之間的聯系，從研究結果來看，對二者之間聯系的觀點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認為，通過降低交易等費用，可以使企業獲取更多的資金，也就是說，金融發展對資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貧困階層的影響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1990）指出，由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使金融發展是U型曲線，導致收入不平等現象出現：在金融發展初期，只有極為少數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場。但隨著經濟發展的不斷聚集，正式參與到金融市場的人數欲來越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發展，從而對經濟增長更加積極。因此，他們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石象湖作用的，相輔相成的關系。
Beck和萊文等人（2004）對金融媒介物與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數增長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指出了社會最貧窮人口的收入增長率以及貧富人口數量的比例問題等。研究顯示，金融市場的發展非常有利于縮減貧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金融媒介物能夠使消費指數更加迅速地下降，五分之一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增長率也會加快，日平均收入在兩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會大大減少。
四、結論
經過上述理論綜述可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是有利的，而且金融發展還會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貧富差距。而對于此，一些發展較落后的國家，如南非國家等，就面臨著至關重要的問題，即一切發展金融媒介的障礙如何清掃。盡管上述相關理論之間相互補充，但并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它們解釋了法律制度體系如何推進了金融媒介的發展，而對于發展落后國家金融媒介障礙的掃除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Ades， A.， and R.D. Tella （1999）. Rent，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55 194
關鍵詞：政治制度 經濟增長 理論 檢驗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12-0284-01
當前，以 Daron Acemorglu 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制度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經濟增長從根本上依賴于制度發展，制度優先于經濟發展并決定經濟增長。隨著現代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的發展，政治制度決定論已經擺脫了單純理論闡述為主的研究模式，正逐步朝著研究框架體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以及研究結論可檢驗化等規范模式發展。由于新穎和獨特的研究思路，政治制度決定論的許多研究成果很快便在學術界廣為流傳。
一、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
1.制度安排決定經濟增長能力
1.1制度的兩種作用。一般認為，制度會產生兩種利益：首先，制度會增進長期增長。其次，制度還能使經濟在面對外來沖擊時進行調節，從而讓經濟具有一定的恢復能力。
1.2制度是決定經濟增長能力的首要因素。制度與經濟績效之間存在強有力的系統性關系。制度可能是決定經濟績效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同的制度安排是決定一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能力的首要因素。
2.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增長方式
政治制度決定論以政治制度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認為在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政治制度環境的差異可能導致他們選擇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和經濟增長方式。一般來說，擁有豐富的資源稟賦應該不是什么壞事，它可以緩解經濟增長中的羈絆并增進福利。然而，在一個政治體制和產權制度存在先天不足，以至于資源的發現過程被大量耗費在無效率的活動上時，情況卻有可能出現逆轉。經濟主體只有通過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來刺激社會投資和技術進步才能實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從根本上依賴于政治制度的發展。
3.利益集團影響政治制度與經濟增長
在現實世界中，有許多因素阻礙著政治科斯定理的實現，其中，利益集團就影響著政治制度的選擇并決定經濟增長。
3.1承諾問題。在大量的政治經濟交易中，國家往往是合同方之一，這導致了國家或控制國家的社會團體與其他人簽訂的合同很難有效執行。由此，政治權力的配置產生了固有的承諾問題，阻礙了潛在的經濟績效的實現。
3.2社會沖突問題?？刂普螜嗔Φ睦婕瘓F往往因獲取自身的利益而選擇錯誤的政策與制度。在能力弱小的國家，追求自利的政治精英群體往往因為未來預期收益的有限而游說國家甚至直接做出公共物品不足投資的決策，不會對提高經濟產出能力而進行必要的投資。在能力強大的國家，統治者和政治精英不傾向于設計權力分立制衡的機制，通過實施高稅收政策以獲取最大化的收益。由此，民間的投資激勵大大受損，經濟增長受阻。此外，由于政治家和選民政治信仰的不同及偏差，社會往往選擇符合政治家和社會團體利益但缺乏效率的政策和制度。
4.民主制度影響經濟增長
4.1民主制度呈現階段性特征。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效率呈現出階段性特征，民主改革雖然能夠引導一國經濟更加開放和經濟自由，但若經濟處于較低層次和較低發展階段，民主轉軌卻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甚至是經濟崩潰。
4.2民主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民主程度并沒有成為增長的關鍵決定因素，但存在非線性關系。當只有少量政治自由的時候，更多的民主會促進增長，但如果已經獲得可適度的自由，更多的民主會遏止增長。
4.3民主制度本身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具有不確定性。
二、政治制度效果的實證檢驗
政治制度效果的實證檢驗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檢驗方法
政治制度效果的實證檢驗主要借助經濟學和統計學的方法，使其論證結論更具說服力。其中涉及的方法主要有普通最小二乘法、使用匹配估計和傾向分值因子來放寬線性假設、工具變量法以及基于Heckman 的參數選擇修正法等 。Persson 和 Tabellini 使用上述方法對制度（主要為選舉規則和政府形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進行實證分析。
2.先驗理論和實證分析的比較研究
政治制度決定論嘗試在先驗理論和實證分析之間進行比較研究。下面以選舉規則和政府形式對經濟政策和經濟績效的影響加以說明：就選舉規則的影響而言，現有的理論觀點強調選舉規則影響的不同方面，預測多數選舉制與比例代表制相比將引致更少的福利。但實證數據分析表明，多數選舉制能帶來更小的政府支出規模和財政赤字。就政府形式的影響而言，大部分理論預測總統制國家比議會制國家較少受政治抽租（腐敗）所困擾，政府支出規模也小的多。與理論預測不同的是，議會制國家的腐敗與無效問題并不總是更嚴重。相反，總統制政體則因其不良的政策與更差的經濟績效相伴隨。但是，總統制的影響與民主制度的質量相關。在民主制度較好的國家中，總統制對腐敗的負面影響是存在的，假如民主充分發達，則能限制腐??；在民主制度較差的國家中，總統制對生產力和經濟增長政策的負面影響更為嚴重。
三、結論
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制度決定論特別是政治制度決定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1.正確認識制度，積極運用制度促進經濟增長
制度對于經濟增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有效的制度促進經濟增長，而無效的制度則阻礙經濟增長。由此，國家應該增加有效制度的供給，減少和消除無效制度的創生。
2.正確處理民主制度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探索符合中國特色的民主改革之路
我們不能因為民主制度改革促進經濟增長的他國經驗而一味注重政治體制改革，忽視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同時，我們也不能因為某些國家因民主制度改革反而遭受經濟衰退的歷史而動搖我們進行民主制度改革的決心。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需要配以良好的產權制度才能發生。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創新；經濟增長；理論思考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2年8月14日
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核心和實質體現在金融功能上，從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比較能夠接近問題的實質，并且與其他視角相比有更大的準確性，更客觀和穩定。金融創新對實體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和影響渠道是復雜的。金融創新通過提高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等方式促進了金融功能的發揮，改進了經濟體系，從而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又會引起更多的金融創新，以滿足經濟體系本身的需要。但是與此同時，無論在宏觀領域還是微觀領域，金融創新也給金融經濟體系帶來了一些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一、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
金融創新通過推動金融系統的發展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系統的發展也就是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資源跨期配置效率的提高。而這種效率上的提高主要包括資源配置成本的降低和風險管理能力的增強兩個方面。
（一）資源配置成本的降低。細說起來，包括降低資金需求單位的融資成本、提高資金盈余單位的投資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降低金融產品的交易成本等。
1、融資成本降低和投資效率提高，市場交易成本降低。金融系統的基本功能就是向社會提供金融產品，滿足投融資的需求。衡量金融系統功能發揮優劣的主要標準應該是需求者對金融機構和市場所提供的金融產品的滿足程度。第一，金融產品創新增加了大量的可供選擇的產品品種，使融資渠道和投資方向增多，從而降低了資金需求單位的融資成本、提高了資金盈余單位的投資效率；第二，由于金融機構在推出新產品方面的競爭而降低了手續費、傭金等交易成本；第三，由于各種金融產品間的替代性增強而降低了轉換的機會成本。
2、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提高，金融市場價格對信息反應的靈敏度提高。支付清算的能力和速度反映了支付和資金流轉的順暢程度和資金使用的效率。隨著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網上銀行產品開始大量出現，統一、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系統也逐步建立和完善。這使得金融體系的資金周轉速度和使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節約了大量的流通費用。并且使金融市場價格快速而及時地對信息作出反應，提高了價格機制的作用力。
3、金融機構資產增加，盈利性上升。金融創新使金融機構信用創造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使其所擁有的資產大幅度增長。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快速增長，這表明金融機構所能支配的社會資本總量日益擴大，在經濟中的作用力和能量也隨之增長。金融創新也通過增加資產收益和降低營運成本而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從而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
（二）風險管理能力的增強。這里是指金融系統剔除和規避個別風險的能力增強。金融市場上各種避險性創新產品和投資融資技術通過分散和轉移的方法，把個別風險降到了較小的程度。最具代表性的產品創新如金融期貨、金融期權和互換等等，都有使風險在不同風險偏好的經濟主體之間轉換的作用。
從本質上去歸并，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就是以上這兩個方面。下面，我們通過AK模型來進一步論述。
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構造是一個在勞動和可再生資本上表現出規模報酬不變的加總生產函數。然后，假設一個被標準化的固定勞動供給來忽略與人口增長和勞動供給有關的問題，所以加總的生產函數可以寫為Y=F（K）。而這個函數中，資本積累的邊際回報遞減，這一點對限制經濟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這是在技術進步和勞動就業同時被給定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特征。但也有一系列模型，技術進步和勞動就業這兩個因素之一會隨著資本的增長而自動的同比例增長，而該因素的增長正好抵消了邊際回報遞減的效果，從而使產出能夠與資本同比例增長。這些模型一般被稱為AK模型。
我們首先利用Pagano（1993）中的AK模型來分析金融創新會通過哪些途徑促進經濟增長。
在這個模型中，總產出是總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
Yt=AKt （1）
其中，Yt為總產出，A為資本邊際社會生產率，Kt為資本額。
假定人口規模不變，每期的折舊率為？啄，經濟中生產的商品可被用于投資或消費，則總投資為：
It=Kt+1-（1-？啄）Kt （2）
而在一個封閉經濟模型中，市場均衡的條件為總儲蓄St等于總投資It，但由于金融系統在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需要吸收一部分資源，故假設有1-？準比例的儲蓄在金融體系中流失，則有：
？準St=It （3）
令g為經濟增長率，s為儲蓄率（S/Y），由以上三式可以推出在穩態經濟下經濟增長率為：
g=A？準s-？啄 （4）
由上式可知，金融系統可以通過影響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準、資本邊際生產率A及儲蓄率s來推動經濟增長。
從這個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到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幾個途徑：
一是可以促使更高比例的儲蓄轉化為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在封閉經濟體內，金融處于淺層次發展時，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通過把儲蓄轉化為投資這一功能，會以較高的存貸差、手續費、傭金、高額壟斷利潤等吸收部分資金，并且這個吸收比率較高。而金融創新會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和經營效率、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從而使這個比率減少，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比率，促進經濟增長。例如，垃圾債券在剛開始產生時主要為了方便一些小型公司籌集資金。
二是可以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金融創新使金融體系更好地發揮其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即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資本邊際生產率最高的項目上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三是金融創新還可以通過調節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創新通過金融體系向儲蓄者提供良好的收益率，更好地對稟賦沖擊進行保險以及發展消費信貸等方式實現改變儲蓄率的目的，把大量可能消費或可能儲蓄轉化為現實儲蓄，提高了社會金融資源的可利用度。不過還應指出的是，儲蓄總量的形成并不完全取決于儲蓄率的高低，還有賴于國民收入的總量大小。在資本稀缺的經濟中，提高儲蓄的收益率和緩和稟賦沖擊是很重要的；而在資本充足的經濟中，發展消費以使儲蓄迅速向消費轉化，從而擴大總需求更為重要。多功能銀行卡的創新就是通過影響消費而推動經濟增長的。
綜上所述，金融創新可以通過影響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資本邊際生產率、儲蓄率和促進技術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
二、金融創新阻礙經濟增長的原因
金融創新在有力地推動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一定的不利影響。金融創新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劇了投機，引發了惡性經濟泡沫的產生，降低了金融機構的安全性和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金融創新還影響了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的實施效果，這些都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利的影響。金融產品創新，特別是衍生工具，給不確定環境下的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為什么用于避險的金融產品又增加了金融業的系統風險？為什么金融機構為追求“三性”而進行的產品創新反而會降低其內在的穩定性？
首先，金融產品創新只能分散和轉移金融風險，而不能消除它。風險厭惡者通過遠期、期貨和期權等工具把他們不愿承擔的風險以較低的交易成本轉移給風險偏好者或風險中性者。然而，這只是一種“零和博弈”，只在微觀層次上降低了風險，而對整個經濟體系而言，不管以什么樣的方式重新組合，風險并沒有被消除，風險仍然存在于經濟體中。
其次，衍生類金融創新產品的杠桿率很高。杠桿率簡單地說就是合約總價值與參加合約所需要的費用之比。如期貨交易中，可以把保證金視為保值成本，一般保證金水平為交易產品價值的2%～20%不等。也就是說，期貨的杠桿率可以從5至50。期權交易中，期權費為保值成本，通過Black-Scholes公式計算可以得到其杠桿率也很大。金融創新模糊了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界限，傳統的存貸利差縮小，使得傳統銀行大力開拓衍生類表外業務，當杠桿率大到一定程度時，衍生工具便由資產頭寸的風險管理工具轉變成了投機手段，由規避風險的交易變為最具風險的交易，從而大大提高了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再次，某些與傳統信貸相結合的金融產品創新增加了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使用如承諾、擔保、承兌等支持性信用工具并不直接放貸于客戶，而是給予客戶以其他方式借款的便利，銀行從中僅收取手續費收入，但實際上銀行卻可能承擔著與其收入不相稱的較大信用風險。
最后，隨著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各個開放經濟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從而使國際游資可以在各金融市場迅速轉移，并且對各國利率差額和匯率變化非常敏感。這些“熱錢”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在一國的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造成一國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并利用金融創新產品提供的便利條件迅速地在國家間轉移，從而使金融動蕩迅速波及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東南亞金融危機就充分顯示了這一點。
金融創新雖然利弊并存，但其利遠遠大于弊，利是主要方面。沒有金融創新，就沒有金融體系的發展、金融效率的提高，就不可能使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具有如此大的貢獻。正確和全面地認識金融創新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和充分發揮它對經濟的推動力，駕馭和控制它所產生的金融風險，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關鍵詞：社會保障，經濟增長，三期生命周期，生育率，人力資本，儲蓄
兩期生命周期的世代交疊模型是研究許多經濟問題的優良工具，Diamond [1] （1965）提出了個人生命分為兩時期的世代交疊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簡明、便于數學處理，主要缺點是回避了收人預期問題。在該模型中，個人工資收人只存在于生命的第一期，此工資收入對個人來說是已知數，因此個人消費決策不涉及工資預期問題。而在實際經濟中，在職者的消費決策都涉及未來工資的預期問題。如何預期未來工資收入對經濟系統的功態有重要影響。為了反映預期的作用，需要將個人生命為多個時期，至少分為三個時期，在此基礎上建立三期生命世代交疊模型，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比之兩期生命人模型的特點在于，在引進了教育及人力資本因素并且使教育及人力資本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的基礎上，考慮了工資收人的預期問題，使得模型更具說服力。
1 理論模型
假設一個單一產品的無限時期的經濟體，并且假設是三期生命周期的人模型。人在同一代際是確定的，他們在年輕時學習，年老時退休，在中年時具有一個單位的勞動時間。假定下角字母 t表示當期的時期，上角字母t代表當代人出生在 t-1，并且Lt代表在時期t的中年人人數。每一個中年人具有個孩子，并且必須投入v（固定的）的時間來養育一個孩子（這里），并且nt是對男女都適用的生育率。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年人的效用是 Vt，一個中年人的消費是，老年時的消費是 ，孩子的數量是 nt，并且，每一個孩子的效用是 ：
由式（14）和式（15），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率與對孩童教育的時間、收入投入以及儲蓄率成正相關，但是卻與生育率成負相關。從式（9），正如Barro[2] （1974）指出的：如果遺產是有效的，那么，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與儲蓄率無關，相反，就是Feldstein[3] （1974）指出的：如果遺產是無效的，那么，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將減小儲蓄率。根據式（8），可以得出，如果如果對孩子福利的偏好足夠強，那么遺產將是有效的；并且，社會保障增長率的增加將使得遺產與收入的比率提高（如果有效的話），因為，，這里社會保障對儲蓄與遺產的影響都是顯著的，這與先前在未引進遺產有效性的模型中，社會保障的相關影響很難判斷形成了鮮明對比。
總的來說，社會保障與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經濟增長率的相互影響關系是比較復雜的。一般地，社會保障增長率的提高將對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以及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關于生育率，遺產的增加將提高社會保障稅率，這意味著養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關于這個問題，在Becker 、Barro （1988） 以及其他研究者之間發生了爭論，無論如何，社會保障稅率的提高將減小稅后工資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減小），這將導致生育率提高。從式（8），（9），（10），以及（11），當且僅當，時，，注意不等式成立的條件是α在增加，因此，當且僅當對孩子福利的偏好α比對孩子的數量偏好ρ強時，生育率將減小社會保障稅。由于社會保障稅率提高將降低稅后工資率，這將減小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因此社會保障將對人力資本投資產生傷害。
從式（12）和（13）中看出，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對孩子質量與數量之間存在替代效應，如果在有效遺產的條件下，社會保障稅率的上升導致生育率減小，那么投資于每個孩童的人力資本投資將上升。而當遺產是無效的時候，無論如何，社會保障稅率的上升將減小每個孩童的養育成本，因此將提高生育率而減小投資于每個孩童的人力資本投資。
使用經濟增長方程式（14）做實證研究，初始值為第0期，我們將式（14）表達如下：
（10）
此方程的一個特別的困難是不能對人力資本進行直接的觀察，在這里我們用人力資本的自然對數值（教育水平）近似的逼近人力資本；我們也將逼近單位資本收入值的對數值（），使用y和y2的線性組合：，這里和（因為是y的增函數）。另外，我們近似地取。實證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探討系數d是正的，零，還是負的。實際上，一些其他的可以影響經濟增長跟其他變量的因素，如政治穩定和其他類型的政府支出并沒有包括在我們這個簡單的模型里。因此，當初始變量為社會保障支出時。
社會保障稅率τ的上升將使得式（10）中的產出的長期增長率上升。如果對孩童的福利的偏好強于毒劑孩童數量的偏好，該條件將成立。也就是說，如果對孩童福利的偏好足夠的強那么在式（8）中，給定初始收入以及初始股本，社會保障將提升均衡經濟增長路徑以外的經濟增長率。
總而言之，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及其變量（生育率、儲蓄以及教育投資）的影響穩定的依賴于對孩童數量以及福利的偏好的相關強度對比。當對孩童的福利偏好較強時，遺產成為正，并且社會保障增長率的上升將通過不變的儲蓄率減小生育率提高教育投資的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率。相反，當對孩童的福利偏好足夠小并且使得遺產為無效的時候，社會保障的增加將提升生育率，減小儲蓄率、教育投資以及經濟增長率。這些不同的預期實際效果都有相關的實證研究作為證據。
2 實證模型研究
本文前一部分詳細介紹了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的假設條件、推導過程以及模型的結論，其后在此基礎上多位國外經濟學者建立了實證模型研究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是Giorgio.B，Carlotta.B（2000）[4]分析20個工業化國家的；Jie Zhang [5]（2004）使用1960-2000年的跨國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
Giorgio.B，Carlotta.B（2000）分析20個工業化國家的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模型，其模型如下：
1.Giorgio.B的模型中以自殺率代表社會穩定性，社會保障的基本功能中包括社會的“穩定器”，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應當降低自殺率，而自殺率應當有損于經濟增長，但是在我國自殺率的數據很難搜集，本文舍去對社會穩定性的影響分析。
2.Jie Zhang的模型中以革命和騷亂以及暗殺代表社會穩定性，我國社會政治狀況一直處于穩定狀態，所以關于革命和暗殺也舍去。
3.考慮到我國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支出份額，模型中應當加入財政支出中的社會保障占比變量，用以研究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本文以下面三個方程來模擬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程（16）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絕對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投資形成額、從業人員初中教育以上占總從業人口比重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經濟增長，為負則相反。
方程（18）中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絕對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投資形成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投資增長，為負則相反。
方程（19）中的系數，，分別表示社會保障支出對數值、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財政社保保障支出與人力資本的關系，為正值則促進人力增長，為負則相反。
若和與同時為正，則說明社會保障支出通過提高資本積累水平而促進經濟增長；若與同時為正，則說明社會保障支出通過提高在職人力資本技術水平而促進經濟增長。
3 結論
本文對社會保障支出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及實證模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三期生命周期模型將經濟增長、生育率、人力資本投資以及儲蓄作為內生變量，模型具備更強的解釋力。大多數先前的理論研究都聚焦于社會保障和實物資本積累的關系上，好像它是社會保障影響經濟增長的唯一渠道。但是最近的經濟增長模型強調了生育率與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也顯示出社會保障通過生育率和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與先前的大多數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近似的是基于包括了影響社會保障的遺產、儲蓄、教育、生育率等變量的兩部門疊代經濟增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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