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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年初以來，我國通貨膨脹表現出總體水平較低、CPI溫和增長、PPI持續負增長以及CPI與PPI持續背離等方面的特征。出現這些特征有國際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產能過剩問題仍未解決、劉易斯拐點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價格傳導機制不暢等多方面的原因。新時期的通貨膨脹特征可能對市場主體的消費和投資行為、政府的宏觀經濟決策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在總結通貨膨脹特征、原因和影響的基礎上，提出了新通貨膨脹形勢下穩增長、調結構和促改革的應對之策。
[關鍵詞]通貨膨脹；特征；背離；對策
[中圖分類號]F2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42-0126-02
物價穩定是維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重要保障，也是穩定企業生產發展和保障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重要條件，各國政策制定者都把維持適度的通貨膨脹作為其政策目標。近年來，受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和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我國通貨膨脹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正確認識通貨膨脹表現出的新特征，分析新特征產生的原因和影響，進而提出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1當前通貨膨脹的特征
通貨膨脹反映的是物價總體水平，學界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的指標有多種，主要指標包括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GDP平減指數等，其中應用最廣、最受重視的是CPI和PPI。通過分析近兩年我國CPI和PPI的走勢可以看出，當前通貨膨脹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征。其一，總體價格水平不高。2012年1月以來，CPI均值為26%，PPI均值為-19%；2013年1月以來，CPI均值為25%，PPI均值為-22%。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完成2013年政府預定的35%的通貨膨脹目標幾成定局。其二，CPI溫和增長，PPI持續負增長。2012年1月以來，盡管CPI始終維持在低位，最低值為17%，但低于2%的月份只有三個月；PPI方面，除了最初的兩個月為正之外，其他月份都表現為同比下跌，在2012年9月，同比跌幅高達36%。其三，CPI和PPI表現出較長時間的背離。從2012年1月至今，CPI與PPI之差始終保持在32%以上，最大值達到55%，其均值高達45%。其四，CPI中食品價格上漲仍然是拉動CPI的主要力量，居住價格逐漸成為拉動CPI上漲的新的重要因素。2012年1月至今，食品價格平均拉動CPI上漲14%，對CPI上漲的貢獻超過50%，而2013年1月以來，居住價格對CPI的拉動均超過05%。其五，生產資料價格下跌是PPI同比下跌的主要原因。2012年1月至今，PPI分類指數中生活資料平均同比上漲1%，而生產資料平均同比下跌26%，其中，加工工業和采掘工業的下跌尤為顯著。
2影響當前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
通貨膨脹作為價格總水平的反映，其變動既受供給和需求等實際變量波動的影響，也受貨幣供應等名義變量波動的影響。具體而言，當前通貨膨脹出現上述特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全球經濟仍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盡管美國經濟有復蘇跡象，歐洲經濟發展的緊張形勢有所緩和，日本經濟受“安倍經濟學”影響有所起色，但美國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政府債務也成為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歐洲方面債務危機的警報尚未完全解除，日本方面“安倍經濟學”的負面影響日益凸顯，并且上述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面臨逐漸退出的問題，總體而言，全球經濟形勢尚不樂觀。這對中國經濟和通貨膨脹水平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外需不振，從而影響總需求，進一步導致通貨膨脹水平較低；二是受經濟低迷影響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回落或處于振蕩態勢，輸入性因素對通貨膨脹起到一定的壓制作用。
其二，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增速下降，使中國經濟總體增速趨緩。一方面，受國內刺激消費政策影響，消費增速并未有大幅下降，但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仍然有限；另一方面，受“四萬億”投資后遺癥和經濟結構調整影響，國內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傮w而言，中國經濟增速趨緩，總需求不振成為低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其三，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仍未解決。從具體行業來看，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的去產能化過程仍然步履維艱，上游供給過剩，下游需求不足，導致這些行業的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表現在價格水平上就是PPI持續同比負增長。
其四，中國逐漸通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總體規模持續擴張，加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國逐漸通過劉易斯拐點，一個直接的影響就是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具體表現就是多數城市的最低工資水平連續上調，農民工工資水平持續上漲，表現在通貨膨脹上就是服務類價格的持續上漲，這也直接導致商品籃子包含服務的CPI上漲速度快于不包含服務的PPI，從而二者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背離。
其五，部分領域市場機制尚不完善，上游價格向下游傳導不暢。目前，在產能過剩行業，部分地區還存在行政力量主導的情況，為了保證就業和稅收，即使產品價格下跌仍要維持生產，導致市場調節機制失效，上游價格的下跌無法向下游傳導，這也是導致CPI和PPI背離的重要原因。
3通貨膨脹新特征的影響
通貨膨脹水平較低以及CPI與PPI背離是當前通貨膨脹的兩大突出特征，這兩大特征對經濟發展存在重要影響，要主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從市場主體的角度來看，通貨膨脹會影響到人們對經濟前景的預期以及消費、投資決策行為。一方面，較低的通貨膨脹會影響人們花錢的意愿，影響消費增長；另一方面，PPI持續負增長導致產品出廠價格偏低，企業利潤下降，影響投資的積極性。通貨膨脹對消費和投資的負面影響會延緩經濟復蘇的步伐，加大穩增長的壓力。
其次，從政府的角度看，低通貨膨脹為宏觀調控創造了一定的空間。在復蘇前景不明、經濟持續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在不違背調結構、促改革大方向的基礎上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刺激，而不用擔心出現通貨膨脹失控的危險。具體而言，可以在一些市場主體投資意愿較強、項目回報有保障的領域加大投資的力度，對于一些急需資金、風險較小的行業實施較為寬松的信貸政策。
再次，CPI和PPI的背離可能會導致上游企業經營不利的局面有所惡化。一方面，上游企業出廠價格低迷；另一方面，CPI仍然溫和上漲導致公眾生活成本上升，進而導致企業員工成本上升，CPI中食品價格的上漲也會導致上漲企業承受一定的成本壓力。兩方面因素的作用會導致上游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
此外，PPI持續負增長為抑制產能過剩提升了契機。工業品出廠價格持續低迷是由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兩方面的因素導致的，因此，要解決PPI負增長給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可以著力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一方面，通過降低產能解決出廠價格持續低迷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出廠價格低的時期降低產能也可以減少企業損失。
4應對通貨膨脹新特征的對策
在當前新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形勢下，為進一步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需要采取一些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在明確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一方面，在經濟增速下降的情況下，要采取多種措施有效擴大內需，消化制造業、采掘業和加工業的較大產能；另一方面，在勞動力持續上升的背景下要引導企業合理應對工資水平持續上漲的問題，充分估計由此帶來的企業成本上升、服務類價格水平上升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問題，采取微觀的價格調整政策。其次，在通貨膨脹壓力較小的情況下，如果經濟持續下行，就需要把穩增長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要時可以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比如，可以根據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以發揮不同地區比較優勢為前提，重啟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工作；可以重點通過盤活貨幣存量的方式適當擴大貨幣供應，對于一些有利于調結構和穩增長的行業放寬借貸政策。再次，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特殊行業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避免行政力量對企業經營行為的干預；要加強市場配制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上下游之間的價格能夠有效傳導，發揮價格調節市場的作用，避免價格傳導不暢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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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通脹的基本事實與特征
基于GDP的觀察 ：實際總需求大于潛在產出水平，存在較大的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
為從總體上觀察中國經濟波動情況，我們采用根據實際GDP數據計算產出缺口的方法來觀察經濟波動。從中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3年，中國一直處于實際總需求小于潛在產出水平的狀態，與此相伴的是經濟增長持續走低與通貨緊縮。從2004年開始，國民經濟則又開始進入正的產出缺口階段，實際總需求大于潛在產出水平，表現出較大的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
基于貨幣供需的觀察 ：貨幣供給被動擴張，通脹預期明顯
從貨幣供應和需求總量的角度來看，出現了微觀主體風險偏好上升，投機交易性貨幣需求旺盛，大量貨幣追逐有限非貨幣資產的現象。
首先，我國貨幣供給已連續多年表現為超額供給格局，價格水平上漲預期會使人們希望持有更多的名義貨幣余額。2007年6月M1和M2的超額貨幣變化率（該變化率＝貨幣供給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物價上漲率）分別為5.02%、1.16%。值得注意的是，自2006 年11月以來，M1增速已連續10個月超過M2增速，反映出我國企事業單位投資沖動和意愿進一步增強，對活期存款的需求迅速增加。除貨幣超額供給的格局外，近年來我國銀行存貸差也是持續加大,金融機構存款呈現活期化趨勢。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銀行業已近10 年連續出現存差加大的現象。到2007年7月底金融機構存貸差高達11.79萬億元。需要關注是的，我國企事業單位和居民一般存款活期化趨勢明顯。截止到2007年7月末，金融機構居民戶人民幣存款余額17.3萬億元，同比增長9.4%。其中，居民戶活期存款404億元，定期存款同比少增 6343億元；企業活期存款同比多增3264億元。企業存款中活期存款比重為66.1%，同比提高1.1個百分點；儲蓄存款中活期存款比重為37.6%，同比提高2.9個百分點。
根據流動性偏好理論，價格水平上漲預期會使人們希望持有更多的名義貨幣余額，因此我們說存款活期化趨勢增強，一是表明我國經濟主體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進一步增強；二也意味著近年來，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資本市場的活躍，我國居民和企業部門的資產選擇行為和投資偏好發生了較為顯著的改變，微觀主體風險偏好有可能已經走高，微觀主體更愿意持有更多的風險資產（股票、房地產等），其持幣動機更多的是為滿足投機交易的需要，這種變化將進一步助推資產市場的發展，并推高資產價格，引發資產價值的重估；第三，存款活期化趨勢增強，使得商業銀行資金來源短期化，加劇了商業銀行存貸款期限錯配的問題，加大了銀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風險和利率風險。
盡管近年來我國貨幣供應保持了高速增長態勢，但是我國貨幣供給并不是外生變量，已越來越表現出很強的內生性。近期以來，外貿順差和國外資本流入是導致人民幣貨幣供給被動擴張的主要因素。
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國外資本大量涌入，再加上我國實行銀行結匯制，以及以穩定匯率為目標，使得中央銀行不得不被動大量收購外匯作為國家外匯儲備。我國外匯儲備2000年1月只有1560億美元，到2007年6月就上漲到了1.3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與M1 之比從2000年1月的23%上升至了2007年6月的75%。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導致了基礎貨幣的投放，而且隨著國外凈資產占貨幣供應量的比重和外匯占款占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比重的上升，國外凈資產的增長對基礎貨幣增長已經具有了支配性作用。
近年來，貨幣流通速度扭轉持續下降格局，呈現上升趨勢，意味著必須對名義貨幣過快增長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保持警惕。
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貨幣需求理論，還是弗里德緊的貨幣需求理論都表明，貨幣流動速度具有順經濟周期變動的特點。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金融資產種類的缺乏和經濟貨幣化程度相對較低，貨幣流通速度（國內生產總值除以平均貨幣余額）到2003年為止一直保持持續下降（1988年、1994年除外）的格局，但是到了2004年和2005年這一格局被扭轉，我國貨幣流通速度呈上升趨勢，2005年我國M0、M1 流通速度的變化率分別達到4.52%和2.86%。一段時期內資本在各生產環節的配置比例是相對固定的，新增貨幣注入流通切入點不同，自然也會使得資本在各生產環節的配置比例變化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誰先獲得新增貨幣”。
美國1952~1984年各種價格變化的研究以及 1995~2003年高新技術經濟的事實也表明，處于生產鏈條前端的公司和產業，比如自然資源產業、研發行業、制造業和建筑業，比處于生產鏈條后端的公司和產業，如消費品生產公司、娛樂行業和公用事業等，更加具有周期性的特點。事實上，對近年來中國物價指數的觀察也反映了這一特征。
總體而言，中國已步入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通道，通貨膨脹是指總體價格水平持續的、較為明顯的上升。自2003年開始，我國各類價格指數連續四年保持上漲勢頭，最高的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年均漲幅高達7.62%，最低的生活資料出廠價格指數年均漲幅也達到了1.06%。總體價格已連續四年表現為較為明顯的上升，我們完全有理由判斷中國經濟已進入通貨膨脹通道。
我國當前經濟運行的邏輯關系
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特征來看，我們基本可以判斷我國已步入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通道，那么其成因的內在邏輯是什么呢？
邏輯框架 ：信貸擴張互動資產價格上漲推升總需求
圖3給出了一個理解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特征的邏輯架構。中國人口紅利、人為的低資金成本和低資源環境成本導致了兩個重要結果：一是在中國境內的投資具有很高的資本回報率，高資本回報率使得外資大量涌入；二是憑借低工資、低利率，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表現出強勁的競爭能力，再加上近年來國際市場需求大增，使得中國出口強勁，貿易順差大幅攀升。高資本回報率推動下的外資涌入以及貿易順差的持續攀升，使得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在穩定人民幣匯率，避免人民幣升值過于迅速的目標下，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被迫迅速擴張和增加，中國外匯儲備大增。而中國人口紅利也帶來了持續多年的高儲蓄。基礎貨幣的被動迅速擴張和高儲蓄率，便直接導致了中國持續的流動性過剩。流動性過剩推動資產價格上漲，帶來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值的重估。資產價值重估意味著企業抵押物價值的上升以及贏利預期的增強，從而直接提升企業融資能力，在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下，導致銀行信貸擴張。銀行信貸擴張引發貨幣供應總量增加，又進一步推動資產價格上漲和重估，從而形成正反饋，出現貸款擴張的自我增強，在經濟體中形成新的投資增加收入、 從而刺激進一步的投資帶動收入進一步增長的格局，使經濟步入上升期。
此外，隨著我國分稅制改革的推進，營業稅、土地轉讓收入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這使得地方政府的行為由發展企業轉移到以土地開發為主的城市化上面來。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沖動，也使得資金和銀行信貸流向城市基礎設施、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等等與城市化相關的行業，從而推高土地、房產等資產價格。
資產價值重估帶來信貸約束的放松，使得效率低下的企業和項目也能得到資金的支持，出現資源的錯配，投機需求增強，從而一方面使得整個經濟的生產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使得社會總需求迅速擴張，出現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但是投資的迅速擴張，一方面將帶來對勞動力和資源需求的上升，從而推動工資和資源價格上升，提高企業成本，最弱將削弱企業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將導致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一旦出現外來沖擊，經濟將轉入下降通道，企業出口下降，貿易順差縮小，低效率企業被淘汰，銀行實行信貸緊縮，外資撤出，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也將隨之下跌。
很顯然，在此邏輯架構下，本輪經濟繁榮是由那些出口導向的產業啟動的，主要是那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企業和行業，而后由于資本密集型和資產密集型的行業和企業的推動，如房地產行業和金融業，最后在價格放開的食品、旅游、交通運輸等消費型下游行業形成繁榮格局。在此過程中，由于勞動工資上漲的滯后性，最先獲益的也是那些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市場價格大幅上漲的行業，這些行業也將吸引大量資金流入；而后是由于流動性過剩導致的低利率，甚至負利率，使得那些資本和資源密集型行業獲得低資金成本的好處；最后才是因上述行業的高利潤推動勞動工資的上升以及帶來的財富效應，使得旅游等下游消費類行業出現繁榮格局。值得指出的是，隨著勞動力工資上升或人口紅利的結束，以及投資過剩格局的形成，經濟下降期最先受到沖擊的也將是這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企業和行業，然后受信貸緊縮的影響，對信貸融資依賴性較強的資本和資產密集型行業和企業將受到沖擊，再逐步擴展至其他行業。
此外，在通貨膨脹的通道中，那些價格放開的行業將能享受到價格上漲帶來的好處，利潤豐厚，也將吸引大量的資金流入，而受到政府價格管制較嚴的行業將得不到發展，甚至出現萎縮，像電力熱力、煤氣等公用事業行業在分享經濟繁榮周期的收益時將受到限制。
而這一邏輯中，我們認為本輪通貨膨脹成因有別于我國1988年和 1994年的通脹。
本輪經濟繁榮是由那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出口導向的企業和行業啟動的，而后由房地產、金融業等資本密集型和資產密集型的行業和企業推動，最后在價格放開的食品、旅游、交通運輸等消費型下游行業形成繁榮格局。在此過程中，由于貨幣最先流入的是那些資本密集和資源密集型的行業，因此資本和資源密集型行業首先獲得低資金成本的好處，然后才是因上述行業的高利潤推動勞動工資的上升以及帶來的財富效應，使得旅游等下游消費類行業出現增長態勢。
人口紅利、巨額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流動性過剩、銀行信貸的擴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本次通貨膨脹與1988年、1994年通貨膨脹還是存在顯著差異的。1988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推動型的，當時并沒有出現總需求顯著大于潛在產出的局面；1994年雖然也是需求拉動型的，但是主要是在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下，由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所引發的；而本輪通貨膨脹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是在穩定匯率目標的背景下，巨額貿易順差和大量外資流入導致基礎貨幣大量被動投放所引發的。
我國通脹的發展趨勢
根據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可以把通貨膨脹分為爬行式通貨膨脹（年物價上漲率在10%以下）、奔跑式通貨膨脹（年通貨膨脹率達到兩位數甚至三位數）和惡性通貨膨脹（物價呈天文數字般地急劇上漲）三類。從我國通貨膨脹的形成邏輯來看，我國目前爬行式通貨膨脹將有可能仍然持續一到兩年的時間，但發展成奔跑式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在本輪景氣周期中，貨幣擴張主要影響物價水平，而對產出影響有限。而貨幣擴張主要是由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引起的，如果人民幣匯率升值進一步加快，將能有效減輕基礎貨幣被動投入的壓力，緩解流動性過剩格局，從而抑制通貨膨脹的進一步惡化。
就貨幣增長對產出和物價的影響而言，利用1998年一季度到2007 年二季度的GDP、CPI 和M1 增長率的季度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后，建立向量自回歸（VAR ）模型，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可以看到：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有限，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在一年以后可以解釋CPI 變化的30%，GDP 增長率的變化可以解釋CPI 變化的40%。
2007年一季度和二季度M1的增長率分別高達19.8%和20.92%，達到了2003年一二季度以來的最高水平。目前貨幣供應速度的高速增長，最終將在3至4個季度以后反映到價格水平增長上來，因此我們預計未來一至兩年內中國的CPI 同比增長率仍將面臨較高壓力，隨著經濟主體通脹預期的形成，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將面臨較高的通貨膨脹壓力。
盡管目前我國貨幣供應量的高速增長使得未來一至二年我國面臨較高的通貨膨脹壓力，但我國的貨幣擴張主要是由貿易順差和外資流入引起的，這是可控的。我國自2005年7月放寬人民幣匯率調整幅度，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開始緩慢爬升。2005年6月到2007年6月，我國外匯儲蓄由7110億美元增加至13326億美元，增加87%，與之相對應，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由8.2765元上升至7.633元，升值8.43%。按此計算，由于人民幣升值使得我國基礎貨幣投放減少了8575 億元，相當于此期間基礎貨幣投放的33%?？梢娙嗣駧艆R率升值沖減流動性的能力是非常強大的。隨著我國流動性過剩局面的進一步惡化，我們有理由預期人民幣匯率升值會進一步加快，而人民幣匯率升值將有效抑制我國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格局，最終減輕物價上漲壓力。
2007年8月1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內機構自行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通知》，取消境內機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境內機構可根據自身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其經常項目外匯收入。這一法規的也將有助于改善貨幣被動擴張的格局。其次，從利率走勢來看，我國利率提升空間仍然很大，提高利率將成為有效抑制我國已經出現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另一個有力手段。
一、引 言
近些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系列的新現象。這些現象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通貨膨
脹、貨幣供應量與就業等變量的關系上，它們之間的變動，西方傳統的經典理論已經難以對其進行解釋，因此研究中國經濟問題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和視角。如滯脹(Stagflation)是西方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所發生的經濟綜合癥。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而在2006年，中國經濟實現10．7％的增長速度，居民消費價格上漲1．5％，延續了自2002年以來高增長、低通脹的增長態勢。在任何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看來，滯脹是中國經濟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在傳統經濟理論中，“滯脹”是指物價上漲較快，一般超過5％或者更高，但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和經濟衰退，而這些現象與目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特點恰好相反。但是，經濟停滯與物價上漲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出現“滯脹”問題的典型特征，在不同國家或者在同一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滯脹”問題可能呈現不同的特征。①我國的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正體現出一種非典型的滯脹。這種非典型滯脹有以下兩個特征：經濟高速增長，但就業增長緩慢，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顯性就業；經濟高速增長中出現的資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結構的嚴重失衡，這種經濟結構失衡表現為，高資產值行業的資產價格迅速上漲，部分行業出現通貨膨脹的同時，另一些行業出現緊縮，從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長期增長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終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
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典型的滯脹研究
關于滯脹特征的研究，存在兩種思路。一種思路是，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相互影響和作用。另一種思路則根源于貨幣數量論。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文獻，部分地主要研究，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到底是促進作用、還是促退作用、甚或是中性論。另一部分文獻則研究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作用。以弗利吉斯、西爾斯(Seers)、貝爾、泰勒等人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從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先后提出了通貨膨脹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以坎普斯、哈伯格、沃格爾和蒙代爾等人為代表的反通貨膨脹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起消極影響作用，他們將通貨膨脹必然會導致阻礙經濟增長的低效率現象，稱之為“通貨膨脹扭曲論”；以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則認為，當政策效應被人們事先預期時，通貨膨脹政策對經濟的實際產量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為了驗證通貨膨脹到底對經濟增長起什么樣的作用，W?瓊、P?J?馬歇爾(1986)運用56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對此進行了經驗檢驗。[1](10)經驗的結果，只有埃及和烏拉圭兩國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關系，其余國家和地區都表現為負相關或者不相關。從驗證的結果上看，似乎是“促退論”和“中性論”占據了上風，但事實并不如此簡單。②［2](145-161)其實，之所以得出了這樣的經驗結論源于這種驗證的理論模型上的假定前提。
在許多研究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率作用的文獻中，如Fuhrer(1995)、[3](41-46)Gordon(1997)、[4](11-32)Staiger、Stock and Watson(1997)，[5](33-49)均采用隨機游走表示通貨膨脹的預期，即假定廠商對價格的預期等于上一期實際價格水平。假定在一個封閉經濟中，則通貨膨脹率就等于國內產品價格變化率，即π=p,πe=pe，進一步假定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等于上一期實際通貨膨脹率，即πe=π-1。這樣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可以表示為：
π-π-1=F(g-g*),F′＞0,F(0)=0 (1)
其中g為實際經濟增長率，g為自然失業率下的經濟增長率。(1)式表明，通貨膨脹變化率是經濟增長缺口的增函數。
陳玉宇、譚松濤(2005)用我國1990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的季節時間序列，依據上述理論推出一個自回歸模型對該理論進行了經驗驗證，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率正相關關系，當自然失業率下的經濟增長率既定時，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幅度越大，通貨膨脹率的增幅越大。且測算出中國當時的穩定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率是9．8%。[6](23-33)另外，在10%的置信度范圍內，中國的穩定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率在6．6%―13%。按照這種研究方法判斷，如表1，中國經濟近年的實際增長率均在10%左右，正是處在穩定通貨膨脹率的經濟增長率范圍內。因此，可以說在目前的中國，是不可能存在滯脹的。
從這些研究看來，目前的中國經濟并不存在滯脹。同樣或者類似的方法與結論也可以在國外文獻中找到。但是，這類經驗研究忽略的一個事實是，在現在的理論框架下，實際GDP(RGDP)是根據名義GDP(NGDP)指標減去國民收入平減指數獲得的，而由于平減指數很難統計，各國一般以通貨膨脹率替代這一平減指數來計算實際GDP，即Ln(RGDP)=Ln(NGDP)-π。這樣一來，實際RGDP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還是負相關關系，甚或是不相關的。都應該視為正?，F象。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分析框架。鑒于本文著重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的非典型滯脹特征，這里不展開論述。③但是，我們結合M2和M1的增長率缺口，可以先得出一個直觀的判斷。
按照貨幣數量論，MV=PY，取對數我們有：
LnM+LnV=LnP+LnY (2)
如果假定在短期內，貨幣流通速度為既定常數，那么由(2)可以近似的得到這樣一個推論：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缺口=通貨膨脹缺口+實際GDP增長率缺口
但很明顯，由表1我們可以看到，實際GDP增長率缺口與通貨膨脹率缺口之和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缺口并不存在這樣近似的數量關系。以2005至2006年為例，經濟增長率缺口與通貨膨脹率缺口之和，就要遠遠大于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缺口。
三、非典型滯脹特征I：高增長與低就業
所謂非典型滯脹特征，首先是源自分析方法和視角的不同。典型的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分析，通常關注的經濟增長率高低和通貨膨脹率高低之間的關系。而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是一種基于實物與貨幣的二元經濟背離的分析方法，或者稱純貨幣經濟分析方法(劉駿民、伍超明，2004；柳欣，2006)。[7](26-41)這種實物與貨幣的二元經濟背離的分析方法，是可以從馬克思的社會關系的分析方法中找到根源的?？偟膩碚f，非典型滯脹特征的研究，首要的就是要摒棄諸如實際GDP這樣的概念，從完全名義的、貨幣量值的變量間探索滯脹這一經濟現象的本質特征。[8](60-69)下面我們就用這種方法來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中的非典型滯脹特征。
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關系，一致的看法是經濟增長能夠帶動就業增加，提高經濟增長與發展速度就是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但是，近年來，發生在中國的現實是，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失業問題的日益嚴重同時出現(龔玉泉、袁志剛，2002)。[9](35-39)國內很多學者為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研究。
李紅松(2003)從技術進步引起的不同的就業彈性分析了其對經濟增長與就業的影響。李紅松認為，技術越是進步，產業結構越是向資本密集型調整，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就業彈性很低，不利于解決失業問題，因此，在比較與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比重之后，提出要提高第三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權重，這樣才能有效地實現就業彈性的提高；[10](23-27)蔡、都陽、高文書(2004)使用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對通貨膨脹進行了經驗估計，針對“高增長、低就業”現象，他們認為，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對自然失業率作用不顯著，這類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周期性失業方面。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應該是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推動高就業產業發展；[11](18-25)郭軍、劉瀑、王承宗(2006)將中國的就業結構、產業結構與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進行了比較，數據顯示中國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致與泰國相當，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過了美國，而第三產業不僅低于下中等收入國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國家，如孟加拉國。因此，文章的最終的結論是，在調整總體產業結構的基礎上改善就業水平，其主要的目標也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12](24-31)
上述研究無疑深切了解了高速經濟增長下的低就業問題的原因和對策。但是，“高增長、低就業”之所以作為非典型滯脹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因為其關系著中國宏觀經濟的總體運行。所以，對了增長與就業問題的研究僅僅從問題的本身出發是不夠的。因為，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目前的失業率在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中，并不是高的，見表2。就業問題之所以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總體運行的關鍵，是因為就業率直接關系到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后者決定了收入流量在工資與利潤之間的分配。
從貨幣經濟的視角來看，我國長期以來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維持了較高的就業率，也積累了相當多的富余人員，但是更為深刻的影響還是造就了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的局面，收入流量向富人手中集中。另外，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建立與完善，勞動力就業逐步市場化，企業擁有了用人自，近年來，向社會集中排放了大量富余人員。就業政策轉變導致就業彈性水平階梯式下降，而與此同時工資水平卻由于失業的壓力仍然持續在一個很低的水平，這就更進一步地惡化的收入流量失衡的格局。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施以增長速度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思路，為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保持了相當高的增速，生產領域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而資本有機構成越高，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作用越明顯，完成單位產出所需的勞動力數量就越少。在技術上的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必然在貨幣流量上表現為，貨幣收入更多的成為利潤，更少地成為工資。關于這一點就涉及到了非典型滯脹的第二個特征―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
四、非典型滯脹特征II：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
從1978―2006年以來，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以持續10%左右的速度增長。但是，這種增長速度一直是建立在政府的高投資率上。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0年，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對GDP增長的拉動率為1．82%，2003年這一比率上升為8．1%，2000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率為5．19%，2003年這一比率下降為3．43%。而同期，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資本形成總額對GDP增長的拉動率分別從2．39%下降到1．07%、2．23%下降到－0．16%。而這兩個國家的最終消費支出的拉動率分別從3．28%上升到3．75%、1．60%上升到3．61%。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投資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于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水平。而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為了緩解高速經濟增長與低就業的矛盾。政府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的發展，這樣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業率。但是，由于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工資收入偏低，進一步惡化了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矛盾，從而最終導致長期有效需求不足。
以國有企業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為例，考察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的資產原值，我們會發現，盡管1998年之后經濟經濟增長放緩，但企業的資產原值卻一路上升。從1998年的64832億元，增至2003年的105557億元，2005年末則達到143144億元，比1998年整整增長了一倍多。實際上，這一階段經濟投資增長率有所下降，而國家財政投資和相應的銀行配套資金主要被用于基本建設支出，才促成了企業資產值的增加。
企業的資產值增大，必然造成折舊和利息的支出成本，相反卻可能擠壓工資收入的比重。相反，從1998年以來，以國有企業為例，國有企業的職工工資總額的增長速度卻呈現下降的趨勢，而利潤增長率均遠遠高于工資增長率(見上圖)。1998年的增長率為8%，但之后連續下降，2003年，2004年，2005年的增長率分別為7．1%，6．7%,6．5%。這和名義GDP的增長和企業資產值的上漲對比明顯，充分暴露了宏觀經濟運行中資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比例的失調。
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導致資金流向高資產值的行業，從而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這樣一來，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低，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對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這種現象發展下去，必然導致長期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結構失衡和經濟增長停滯。
五、小 結
目前，非典型滯脹特征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宏觀經濟總體運行的關鍵。綜上所述，非典型滯脹特征，其實是對中國宏觀經濟增長中的結構發展不平衡的一個全新視角的高度概括。它包括或者表現為：
(1)高增長、低就業。經濟高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導致高資產值的行業迅速增長，但由于這些行業的就業彈性低，而這些行業又構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而直接導致在總的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的低就業率。
(2)資本存量與收入流量的失衡。一方面，為提高就業率所采取的發展勞動服務業的產業政策，是以“低工資、高就業”為依據的，因此，這些政策在提高就業率的同時，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降低，而利潤占GDP的比重相應的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工資收入占GDP比重降低，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下降，所以經濟增長進一步依賴于投資需求。也正是因為，對于投資需求的畸形依賴，在長期，必然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停滯。
注 釋：
①“滯脹”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其宏觀經濟運行呈現不同的特征，在西方發達國家表現為典型的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在日本表現為經濟停滯和通貨緊縮，而在我國表現為經濟快速增長和溫和的通貨膨脹。
②巴羅就曾指出，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影響關系和影響方向，目前尚無定論(Barro,1996)。
③簡單的說，就是應從凱恩斯的貨幣經濟分析出發，用名義GDP指標替代根本不存在的實際GDP指標作為分析的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缺口 (在長期如果貨幣流通速度既定)，應近似于名義GDP的增長率。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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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郭 軍，劉 瀑，王承宗．就業發展型經濟增長的產業支撐背景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5)．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Yin Bibo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has some new features, the coexistence of high growth rate and low employment rate, the non-equilibrium of capital stocks and income flows. This phenomenon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a traditional typical stagflation theory. Therefore, constructing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analyz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is needed. Based on a pure monetary economic analysis metho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fl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economic phenomenon with non-typical stagflation characters.
一、通貨膨脹的起因及貨幣政策的局限性
關于通貨膨脹的起因，人們總是習慣于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去分析。在供給相對穩定的時候，如果需求突然擴張，供給來不及做出反應，市場上就會出現商品和勞務的供不應求，形成通貨膨脹；同樣，在需求相對穩定的時候，如果供給因為成本上升等原因在原有的價格水平上不得不減少供應量，也會造成市場上商品和勞務的供不應求，形成通貨膨脹。要解決通貨膨脹問題，自然要從增加供給或壓縮需求的角度入手。由于財政政策有一個滯后效應，于是貨幣政策在短期內也就成了遏制通貨膨脹的最主要政策工具。然而從國內外的長期實踐看，該理論已經存在明顯的缺陷：
第一、在需求存在結構性不足的情況下，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帶來較大的副作用。緊縮的貨幣政策針對的只能是經濟過熱、需求總體過旺。如果市場需求總體穩定，甚至部分需求偏冷，此時再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很有可能使生產萎縮，經濟衰退。
第二，在穩定價格的前提條件下增加市場供給需要有相應的且穩定的生產要素供給，然而這一條件通常很難滿足。在IS―LM模型中，在所謂的“凱恩斯區間”里，理論上確實存在供給增加而價格不變的情況，但它早已被證明是一種特例，是一國經濟處于大蕭條階段或者一國經濟剛剛起步因而在各方面都存在大量閑置資源的情況下才有的一種特殊現象。
第三，由于價格慣性和價格剛性，遏制通貨膨脹的政策不是使市場價格回落到原有水平，而是停留在次高水平上不再繼續上漲。由任何一種生產要素價格上升引發的商品和勞務價格上漲都意味著新一輪的社會財富重新分配。在價格慣性和價格剛性的作用下，商品和勞務價格的聯動效應會非常明顯，此時對付通貨膨脹的有效對策根本不是收緊銀根，而是適當增加流通領域的貨幣供給量。
由此可見，傳統貨幣緊縮政策的實施有著嚴格的限制條件，只有滿足了這些限制條件，貨幣政策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地租推動型是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基本特征
地租增加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來自于地租參與社會產品分配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地租的存在以土地所有權取得純粹的經濟形式為前提。換句話說，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必須與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土地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只代表一定的貨幣稅，土地與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參與資源的最優配置，完全不會受到土地的行政和隸屬關系的影響。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是生產力水平發展到一定高度、商品經濟相當發達的必然結果。
第二，地租是一個由外生因素決定的經濟變量。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獲得者決定的，而是由它沒有參與、與他無關的社會勞動的發展決定的。地租的存在與否與土地所有者無關，它是社會勞動發展的產物，是一個客觀的經濟現實。這一結論，無論是對級差地租、絕對地租，還是對壟斷地租、租金，都是適用的。
第三，地租會隨著市場對土地產出物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地租的組成雖然比較復雜，但就真正的農業地租來說，會隨著土地產品市場的擴大，也就是隨著非農業人口的增加：隨著他們對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發展起來。因此，地租不僅是一個客觀存在，它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量。土地產品市場越大，地租增長得越快，地租總量也越大。
第四，投在土地上的資本利息數量越來越大，并以地租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土地的投資收益從經濟學上來說，無論這個部分或那個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實際上它們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壟斷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樣。這部分地租也同樣構成土地產品價格的一部分，并且土地投資越多，土壤改良效果越明顯，這部分地租所占比重越大。
如果以M1表示第一年土地產品的價值總額，m1表示
顯然，劣等地的投入使用，帶來土地產品價值量的增加不僅包括劣等地產品的生產價格，還包括劣等地的絕對地租年口，所有相對優等地的級差地租的增量。如果要確保土地產品單位價值所體現的貨幣數量的穩定，投放的貨幣數量不僅要滿足實現劣等地產品生產價格的需要，還要滿足實現劣等地的絕對地租和所有相對優等地的級差地租增量的需要。這本身就意味著單位土地產品價格的上揚。這一規則既適用于農產品也適用于礦產品。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中國通貨膨脹率迭創新高，已經達到了近幾年少見的水平，但地租仍然存在著進一步上漲的動力：
1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取得質的飛躍，生產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商品經濟已經比較發達，尤其是分田到戶和取消農業稅，為地租的產生，為地租、農產品價格和農產品需求的聯動提供了前提條件。
2 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從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迅速轉變，拉大了農業與非農產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差距，為絕對地租提供了極大的提升空間。
3 我國城鎮化水平的迅速提升，特別是農業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為農產品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大量原來不適宜耕種的土地得到了開發，農產品的級差地租進一步增加。
4 隨著近幾年國家、地方政府和農民加大對土地的資本投入，農業勞動生產力大大提高，地租中的租金含量也隨之大大提升，這又進一步推高了農產品的價格。
5 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大大減少，農村勞動力價格日益市場化。近年來城鎮勞動力價格的大幅提升也帶動了農村勞動力價格的大幅提升，這成為中國農產品價格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6 現代化農業是集約型農業，既需要勞動的密集投入，也需要資本的密集投入。農產品價格中屬于不變資本的部分越來越大，絕對量越來越多，這是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揚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說，中國在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外部過剩的土地生產能力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中國農礦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的話，那么最近幾年壘球農礦產品的價格暴漲已經標志著外部世界土地過剩生產能力的耗竭，并終于在2006年年中開始全面推動中國國內的價格上揚。
關鍵詞：城市貧困 基尼系數 洛倫茨曲線
基金項目：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資助項目，TJJL10-276。
貧困問題的存在不論是對居民自身還是對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而言，都是極其不利的。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的貧困問題一直被認為是屬于農村問題。世界銀行1987年對中國貧困問題進行的研究表明，中國城市地區的貧困發生率僅為0.4%，而農村地區的貧困發生率卻高達12.4%。然而，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特別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我國城市貧困問題日益凸顯，很多城市人口陷入貧困之中。
近幾年，我國一直處于較高的通貨膨脹之中，而物價上漲過程中，構成價格的各要素上漲速度是不同的，且工資的上漲速度要遠小于利潤的上漲速度。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城市貧困問題的加劇必將導致社會總體消費水平的下降，進而導致我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影響經濟的快速平穩發展。
天津市是我國四大直轄市之一，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帶動天津市經濟快速騰飛，使天津逐漸成為北方經濟發展的龍頭。分析研究天津市城市貧困的規模和特征，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其成因并提出解決對策，對于保持天津市的迅猛發展態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尤為重要。本文將首先對天津市城市貧困的特征進行深入分析，其成因和解決對策的研究將在后續研究中展開。
一、天津市城市貧困的絕對規模
我們用民政部門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來統計城市絕對貧困規模，用戶籍人口絕對貧困發生率來代替城市絕對貧困發生率，其數值等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除以市區戶籍人口數。
截止至2013年末，我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為2064.2萬人，全國城市低保平均標準為373元/人、月。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為16.04萬人，約占全國城市總貧困人口的0.78%，天津城市低保標準為600元/人、月?？梢姡鄬τ谌珖?，天津市的城市絕對貧困規模并不大，城市低保標準也相對較高，但這并不能說明天津市的城市貧困問題不嚴重。
縱向來看，2010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為18.3萬人，市區戶籍人口數為807.02萬人，其貧困發生率為2.27%；2011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為17.95萬人，市區戶籍人口數為816.3萬人，其貧困發生率為2.20%；2012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為16.64萬人，市區戶籍人口數為812.5萬人，其貧困發生率為2.05%；2013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人數為16.04萬人，市區戶籍人口數為821.7萬人，其貧困發生率為1.95%?？梢姡m然在天津市政府積極推進就業扶持和社會救助等多方面努力下，天津市的城市絕對貧困發生率正在逐年下降，但仍在2%左右，絕對規模不小，需要采取進一步措施來解決。
二、天津市城市貧困的相對程度
城市貧困問題既包括絕對貧困，又包括相對貧困，相對貧困反映的是收入差距問題。收入差距越懸殊，說明社會財富越集中在少數高收入者手中。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的作用下，這必然會導致社會總體消費水平的下降和有效需求的不足，影響經濟的發展。
我們利用洛倫茨曲線計算基尼系數來反映天津市城市貧困的相對程度。洛倫茨曲線把居民家庭戶數累計百分比與居民收入累計百分比聯系起來，以揭示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嵯禂档扔诼鍌惔那€與對角線圍成面積除以絕對不平等折線和絕對平等對角線圍成的三角形區域的面積。因此，當實際曲線越接近于對角線時，基尼系數數值越小，表示收入的分配越平均；反之離開對角線越遠，基尼系數數值越大，則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們利用2013年天津市家庭年人均收入分七組抽樣調查的結果數據繪制洛倫茨曲線。
利用這種方法，我們還可以計算出2010-2012年天津市的城市基尼系數，分別為0.45、0.44和0.43。
由此可見，雖然天津市的城市基尼系數在逐年遞減，但是仍然高于0.4，屬于世界上公認的收入分配有明顯差距的層次，城市貧困問題嚴重，迫切需要深入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并且有針對性地采取有效措施。
三、通貨膨脹背景下天津市城市貧困的消費特征
2012天津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20024.24元，其中居于前三位的分別為食品支出，占比36.67%；交通與通信支出，占比15.4%；娛樂、教育、文化服務支出，占比11.26%。同期，全市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9351.55元，僅為平均水平的46.7%，其中居于前三位的為別為食品支出，占比48.45%；娛樂、教育、文化服務支出，占比10.06%；居住支出，占比9.87%。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貧困家庭的收支基本相當，處于低水平的大致平衡，收入略大于支出，積蓄非常有限，基本上是以量入為出的原則維持基本生活。
進一步研究表明，近年來天津市貧困家庭消費支出呈現出明顯兩個特點：
（一）受通貨膨脹影響，貧困家庭的恩格爾系數逐年提高
2010-2012年，天津市居民家庭最低收入戶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46.28%，46.41%和48.45%。雖然從整體上看，最低收入家庭的恩格爾系數介于40%-50%之間，已經達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由于近年來物價的上漲，特別是食品類價格上漲過快――2010年天津市食品類商品價格同比上漲8%，2011年同比上漲11.4%，2012年同比上漲6.4%，――必然導致用于食品類商品的支出大幅度提高，從而拉高恩格爾系數，這說明貧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二）家庭消費支出中用于服務性支出的比例先上升后下降
內容摘要：穩定物價已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從內在特征上看，我國通貨膨脹主要呈現出物價波動的結構性、通脹成因的復雜性、沖擊影響的持續性和穩定物價的艱巨性這四大特征。本文認為，治理當前通脹要采用漸進性的“中醫”療法，堅持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相結合，實施短期應急措施與建立長效機制相結合，運用不同的政策組合，有針對性地采取多項措施緩解物價上漲的多重壓力。
關鍵詞：通貨膨脹 綜合癥 穩定物價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要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積極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與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合理引導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面對當前持續高漲的物價形勢，國務院于2010年11月17日召開常務會議并出臺了四項穩定物價措施，明確表示要充分認識穩定市場價格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抑制價格上漲勢頭，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11月19日國務院又了《關于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要把“保障民生、穩定預期”作為做好物價調控工作的重要指導原則，要求繼續加強通脹預期管理，保障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梢?，管理通脹預期，維持物價穩定已成為當前乃至未來相當一段時期政府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為此，厘清我國當前通脹的實際狀況，深入挖掘通脹的本質特征，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組合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通貨膨脹的基本狀況與內在特征
自2009年7月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總體上呈現同步上漲趨勢。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1-11月，CPI和PPI分別累計上漲3.2%和5.5%，并呈現加速趨勢。其中，11月CPI同比增長突破5%，創28個月以來的新高，PPI同比上漲6.1%。當前我國物價形勢已十分嚴峻，呈現出物價結構性波動、通脹成因復雜、沖擊影響持續、穩定物價艱巨等特征。具體而言：
（一）物價波動的結構性
我國經濟結構的內在失衡，使得邊際消費率和實業投資的邊際生產率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消費和實業投資意愿低下，進而導致經濟出現中長期結構性內生通脹（周建元，2010）。近年來，我國通脹的總量指標受到結構性沖擊就是最好的例證。據統計，2004-2008年期間，我國食品價格和能源原材料價格分別對CPI和PPI波動的貢獻超過50%和60%，而其在CPI和PPI的權重僅為33%和40%左右（紀敏、王月，2010）。在本輪通脹中，物價波動依然具有比較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在PPI波動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大于生活資料價格上漲幅度，采掘工業、原料工業持續領漲。在CPI波動中，農村消費價格上漲幅度大于城市消費價格上漲幅度；食品價格上漲幅度大于非食品價格上漲幅度；消費品價格上漲幅度大于服務品價格上漲幅度（如表1所示）。同時，物價波動正發生結構性變遷與擴散，價格上漲影響已從生產資料擴散到生活資料，從基礎農產品擴散到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推動物價水平不斷邁向更高的臺階。
（二）通脹成因的復雜性
流動性過剩是本輪通脹的重要推手，這一點在學術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價格的結構性波動不僅與總需求條件變化有關，也與不同商品、服務、資產的供求彈性、生產效率，以及對流動性和通脹預期的敏感性有關（紀敏、王月，2010）。余力等人（2010）認為，我國通脹周期性變動，既存在需求拉動誘因，又存在成本推動的特征?？偟膩碚f，當前我國居民消費指數持續向上是“內外夾擊”、“長短期因素交織”的多因綜合癥，既有國內貨幣超發拉動需求上漲的影響，也有來自國際市場輸入型通脹的作用；既有市場成本上升推動的影響，也有通脹預期的心理作用；既有災害天氣等自然因素對食品供給的影響，也有各類游資對各種農產品炒作的作用。我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共出現了四次農產品價格上漲。其中，前兩次（即1993-1995年和2004年）主要是政策導向推動，2007-2008年的大漲是因為國外通脹輸入和國內疫病帶來的豬肉飆升。而當前的上漲則是由供給不足誘發，寬松流動性接棒推升，要素價格上漲、消費結構升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袁霏陽、楊柯，2010）。
（三）沖擊影響的持久性
在影響當前物價水平的各因素中，自然災害和國際市場沖擊等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會推高物價上漲幅度但通常不會持久，會隨著國家政策的具體實施而逐漸減弱，而成本因素則能夠產生持久影響，推動消費價格較長時期的持續上行。當前，我國已經進入高成本時代，勞動力供給逐步從無限供給向局部短缺轉變，勞動力成本上升將通過市場傳導機制影響最終消費品的價格水平。有研究表明，二戰后，日本和韓國在經濟騰飛時期都曾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起物價水平高位運行的現象。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推進，原材料、資金、土地、資源環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斷上升，再加上匯率風險加劇，多重因素共同推動成本上漲，帶動產業鏈相關產品和服務價格上升，進而推升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水平，加劇人們對未來通脹的預期，導致物價將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維持高位運行。據央行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居民對物價滿意度僅為13.8%，創下此項調查實施以來（1999年第四季度）最低點。其中，高達73.9%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61.4%的居民預期下季物價將繼續上漲，居民的資產保值方式正逐步由儲蓄向購買債券、股票、基金等投資轉移（牛娟娟，2010）。零點公司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的受訪者表示無法應對當前的物價變動，生活成本成為城鄉居民最主要的壓力來源。約有48.3%的城市家庭，46%的小城鎮家庭，62.8%的農村家庭計劃下年壓縮消費。
（四）穩定物價的艱巨性
通脹形成的內在復雜成因以及政策宏觀調控的多重目標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劇本輪通脹的治理難度，使穩定物價面臨“兩難”困境。主要表現為：既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經濟過熱，維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又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既要應對國內各種結構性沖擊對物價波動的影響，又要應對國際熱錢、大宗商品、原材料等引起的輸入型通脹；既要通過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調節過剩流動性，又要維持貨幣政策中長期的持續穩定，保障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防止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脹；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市場機制改革，理順價格關系，改變勞動力和資源性要素價格市場扭曲的現狀，又要防止各種成本疊加交織作用，導致企業生產經營成本過快上漲，加劇企業經營風險，或通過價格傳導機制進一步推高物價，影響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
治理當前通脹的戰略思路與政策組合
當前通脹的內在特征表明，治理通脹是一場“持久戰”，而不是能速戰速決的“閃電戰”。政府要始終圍繞經濟改革目標，不斷提升治理通脹的駕馭能力，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靈活性和針對性。要針對通脹的復雜成因，采用漸進性的“中醫”療法，堅持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相結合，實施短期應急措施與建立長效機制相結合，運用不同的政策組合，處理好物價穩定和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
（一）加強供需管理
加強供需管理，實現保障市場有效供給與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進。實證研究發現，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產出缺口都是影響通脹水平的決定因素（何寶、周寧寧，2010）。維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需堅持保障供給與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結合，從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兩方面“雙管齊下”，加強基礎農產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產銷銜接和區域調節，推動供需均衡，市場出清。要嚴格規范農地征用制度，創新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使土地使用權向種田能手集中，遏制土地拋荒現象。繼續實行優惠政策扶持化肥、農用機械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鼓勵農村適度規?；洜I和企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比較收益，保障農產品供給。要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手段整頓流通秩序，穩定市場物價，加強市場監管，特別是對基礎農產品和生活必需品價格的管理，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物價調控體系，剎住亂漲價的歪風，嚴厲打擊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炒作行為。要保持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穩定性，積極建立多層次的住房供給體系，滿足人們多元化的需要，堅決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二）把回收流動性和引導流動性進入實體經濟結合起來
內外并舉，把回收流動性和引導流動性進入實體經濟結合起來，緩解流動性過剩沖擊壓力。目前，我國貨幣供應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到2010年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GDP的比值估計將達到1.86。在流動性總量過剩的同時，我國也面臨結構失衡的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資金不足?？梢姡荒芤晃痘厥樟鲃有?，也要積極探索建立民間資本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對接機制，通過深化重點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清理民資進入壁壘、實行積極的股市政策、推進資本市場擴容、提高新興產業投資收益、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等方式，促進社會富余資本和新增信貸向實體經濟流動。同時，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額的外匯儲備支持企業海外拓展，實現“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藏匯于企”的轉變，降低外匯占款上漲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風險。此外，還要嚴格防范跨境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加大對超速資本流動性環境的治理力度，創新流動性管理工具，緩解國際熱錢涌入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
（三）發揮財稅政策的激勵功能
發揮財稅政策的激勵功能，引導和支持企業通過轉型和創新來應對、消化高成本。要健全約束和激勵機制，一方面通過改革資源稅提高高能耗企業的資源成本，另一方面利用稅收減免、價格補貼、科技獎勵等手段鼓勵企業開發利用節能減排技術，采用清潔能源，減少對污染能源的需求，降低對國際能源市場的依賴程度，緩解國際輸入型通脹壓力。要通過實施“化稅為薪”或“提薪讓稅”，與企業聯手推進收入倍增計劃，提高企業員工的工薪待遇，減輕企業勞動成本上升壓力。要堅持“少取多予”的方針，通過推行結構性減稅、減少企業稅外費用征收、允許建立科技開發準備金和結構調整準備金并在稅前列支等手段，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提高創新企業和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激活企業創新的積極性。要通過“首購”、“訂購”等措施加大政府采購對創新企業的支持力度，降低創新企業的市場風險，引導企業轉型升級。
（四）穩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穩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抗通脹能力。要建立居民收入跟經濟增長掛鉤、勞動所得與企業效益掛鉤、工資與物價水平掛鉤的機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及時調查通脹環境下不同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狀況，研究建立健全低保家庭生活補貼、失業保險標準、大中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生活補助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探索通過基本生活費用臨時補助、價格補貼、食品券、消費券等方式直接補貼中低收入群體，有效保障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利益。要不斷完善醫療、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加快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落實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體系和廉租住房制度，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抗通脹能力。
（五）合理引導通脹預期
合理引導通脹預期，避免因心理恐慌引起物價螺旋式高漲和經濟劇烈振蕩。心理預期是影響通貨膨脹的主要非經濟因素，起著推波助瀾作用。從影響強度上看，通脹預期往往比通脹本身更可怕。1987年夏天出現的搶購商品潮，2007年股票市場瘋漲和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揚，都是通脹預期推動價格飆升的具體案例。通脹預期能夠改變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市場行為，引導市場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加大通脹壓力。同時，通脹預期與通脹之間存在自增強效應和放大效應，物價上漲會進一步放大通脹預期，加劇通脹螺旋式上行壓力。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過發展生產、保障供應、增強監督等強化措施，穩定商品市場供應，增強市場對農副產品供給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價格信息披露機制，及時、客觀地公布當前的物價形勢和價格政策，讓群眾參與價格監督。同時，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利用輿論工具引導城鄉居民提升理性判斷能力，避免盲目跟隨錯誤信息做出非理性的消費選擇，引起經濟劇烈振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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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成因;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
2007年美國爆發了繼上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場經濟危機――次貸危機,這場危機迅速從美國的房地產市場蔓延到金融領域,隨著雷曼兄弟等世界著名投行在危機中紛紛倒下,次貸危機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最終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其中美國、日本和西歐等發達國家受到的沖擊最大,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這場危機中也難以獨善其身。2007年上半年,我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通貨膨脹帶來了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生產成本上漲、熱錢流入、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擴大等問題。直到2008年8月以后,通貨膨脹的壓力才有所減輕,歷時1年多的通貨膨脹給我國經濟帶來了哪些影響,本文就通貨膨脹問題展開論述。
一、通貨膨脹的性質
關于通貨膨脹的定義,一直都是國內外經濟學家研究和討論的重點,學術界也始終沒有統一的定義。一般的,關于通貨膨脹的權威說法有兩種:一種是新古典綜合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是“一般物價水平或物價總水平的普遍的持續的上漲”,因此又稱他們為“物價派”,其代表人物是薩繆爾森;另一種學派是“貨幣派”,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通過貨幣數量論證明了貨幣量的增長是通貨膨脹的唯一決定因素。目前,國內經濟學家大多是綜合二者即通過研究物價和貨幣數量的兩種經濟現象來衡量通貨膨脹水平。如果物價持續上漲,貨幣供應量持續增加,同時還伴隨著經濟過熱,這種現象就定義為通貨膨脹;反之,即為通貨緊縮。
關于通貨膨脹的成因,國外的經濟學家一般將其分為四大類: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動型、混合推動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通貨膨脹也可以從一國傳導到另一國,顯示出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特征,這正是經濟危機帶來的嚴重弊端之一。
衡量通貨膨脹的常用指標有消費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和GDP平減指數三種,其中CPI是最主要的衡量指標,它通過衡量居民的生活費用來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當CPI超過5%就可看作是嚴重通貨膨脹,CPI在3%～5%之間是溫和型通貨膨脹。2007年我國CPI指數從年初的2.2%上漲到年末的6.9%,全年漲幅4.8%,通貨膨脹還是溫和型的。
二、從“價格”出發解釋通貨膨脹成因
(一)結構性通貨膨脹。2007～2008年度,通貨膨脹率先在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上體現出來了,具有明顯的“結構化”特征。2007年食品價格上漲12.3%,其中糧食上漲6.3%,肉禽及其制成品上漲31.7%,蛋類上漲21.8%。導致農產品漲價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策對農村經濟的扶持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糧食生產成本增加,而市場的消費需求和生產需求旺盛,使得供求不平衡,價格也就被推高了。2007年國際糧食價格居高不下,帶動了國內市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2008年初,我國南方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雪災,南方農產品供給不足,北方大量糧食、蔬菜、豬肉等物資運到南方,加大了成本,農產品的價格自然就上漲了。2008年1～2月份,我國CPI創新高分別上漲7.1%和8.7%,足以證明通貨膨脹的規模不斷擴大。
(二)輸入推動型通貨膨脹。輸入型通貨膨脹是此次我國通貨膨脹產生的又一個顯著特征。次貸危機產生后,大量的資金從金融市場流向商品市場尋求避險,這些熱錢的進入大大推動了能源、原材料和農產品的期貨價格,從而推動了我國進口產品的價格,引發國內相關產品的價格也普遍漲價。我國是世界上進口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尤其在石油和鐵礦石進口上一直是世界進口大國。1993年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2007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達到46.05%;2007年第一季度首次成為煤炭凈進口國;目前鐵礦石超過一半以上依靠進口;大豆、植物油進口超過50%。2007年以美元標價的國際原油價格持續漲價,屢屢突破每桶百元大關;鐵礦石價格上漲9.5%,2008年則上漲65%～71.5%,這使國內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生產加工企業成本加大,導致國內工業產品價格上漲壓力。
(三)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2007年至2008年6月,我國經歷了高通脹和高增長的發展歷程,這與我國特殊的經濟增長結構有重要關系。傳統上,拉動需求有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出口,其中消費支出是總支出的主要力量。在發達國家消費占GDP總量的2/3左右,其次是投資和出口。而在我國呈現相反的格局,消費只占GDP比例的50%左右,而投資和出口占比逐年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1～2006年,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由50%、50.1%和-0.1%轉變為39.2%、41.3%和19.5%。投資超過消費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2007～2008年固定增產投資增速在25%左右。出口增長的速度也很快,2005～2007年出口年均增速達到30%以上。投資和外需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動力。投資驅動型的增長模式,一方面加劇了國內能源、燃料等資源的緊缺,資源的稀缺性促使產品物價上漲;另一方面加大了國外大宗產品價格上漲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力,并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
三、從“貨幣”出發研究通貨膨脹的根源
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純粹是一種貨幣現象:經濟中存在過多的貨幣將會導致物價上升,紙幣貶值。下面就從貨幣方面來探討一下通貨膨脹形成的根源。
(一)國際收支不平衡,超額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從1994年開始我國的國際收支已經持續多年順差,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順差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國的貿易順差,出口大于進口;另一方面是我國鼓勵國際來華投資的政策,吸引了海外對華投資逐年增加;此外,由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使大量短期國際熱錢流入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帶來的后果就是外匯儲備不斷膨脹,到2008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躍居世界第一,達到2萬億美元。如此大量的外匯儲備也帶來了隱患。由于我國采取的結售匯制度,對人民幣升值有很大的升值壓力。為了保障人民幣不至于過快的升值影響出口,政府不得不用買匯的方式買進大量的美元,使得外匯占款增加,外匯占款增加對應的是人民幣的投放增加,基礎貨幣擴大。2001～2007年我國的貨幣發行速度明顯加快,年增長幅度分別為7.1%、9.62%、10.93%、12.05%、16.99%,貨幣增長速度大于GDP增長速度,因此外匯占款的通貨膨脹效應更加顯著。
(二)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流動性過剩就是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超過商品流通的實際貨幣需求,造成貨幣供需不平衡,供大于求帶來了價格的上漲。我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源于投資和消費的矛盾,由于我國居民長期存在保守的消費意識,加之落后的金融投資觀念和投資領域狹窄,居民將大部分收入以銀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銀行,以獲得穩定的利息收入。銀行吸收的存款越多,用于投資的資金就越多,在缺乏嚴格監管的前提下,銀行為了最大化地盈利不斷放貸,信貸膨脹帶來的是投資過熱,投資的增長又會增加國民收入,一旦投資過熱,通貨膨脹問題也就產生了。
同時,關注國際市場的資本動向,全球性流動性過剩是不可忽視的外因。由于美國長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美元的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2007年以來,美聯儲為了應對次貸危機,繼續加大美元的發行量。美元供給量的快速增加,加大了美元貶值預期,大量資本流入其他國家尋求庇護,加劇了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
四、我國治理通貨膨脹的綜合性措施
(一)貨幣政策手段。2006～2007年央行頻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公開市場操作三大貨幣政策工具治理通貨膨脹。央行先后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共15次,僅2007年就達到10次,存款準備金率從年初的9%提高到年底的14.5%。2008年上半年又先后5次調高存款準備金率,6月份上調至17.5%。其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從2006年4月28日到2007年12月8日8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僅2007年一年就先后9次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2007年初的2.52%上調至4.14%,累計上調1.62個百分點;一年期的貸款基準利率從年初的6.12%上調至年末的7.47%,累計上調1.35個百分點。同時,發行中央銀行票據,自2003年4月啟動發行央行票據以來,發行量就逐年擴大。2005～2007年每年累計發行央行票據數額分別為2.79萬億元、3.65萬億元、4.07萬億元。此外,央行還運用窗口指導等間接調控手段,調節貨幣供求,穩定物價上漲。央行頻繁的加息行為反映了其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取向。
遺憾的是央行采取的以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為代表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并沒有明顯降低貨幣供給量的增長速度。數據顯示,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廣義貨幣量M2增速仍然高位運行。我國延續多年的“高通脹,高增長”的局面沒有得到改變。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對這次通貨膨脹的成因沒有看清。此次通貨膨脹并不是簡單的成本推動型或需求拉上型,而是各方面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有成本推動的作用,也有結構性特征,而且還有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新特點。使用單一的“數量型”政策工具難以解決各目標,同時證明了主要用于調控短期需求的貨幣政策工具對綜合型通貨膨脹的治理效果不佳。
(二)匯率政策手段。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是導致國際熱錢流入的重要原因,只要人民幣還有升值的空間,國際熱錢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內。這些熱錢的進入,一方面帶來了更多的投資可利用資金;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投機的可能性,帶來了更大不確定性。當務之急就是要改革我國的匯率制度,有關學者提出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度必須在穩步上升的前提下,加快升值節奏,人民幣升值既要改變一開始的“小幅慢走”,又不能跑得太快,“小幅快跑”是可以嘗試的新措施。
我國需要繼續深化匯率管理體制。在此次經濟危機中,美國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貨幣供應量不斷增長,美元貶值,我國龐大的以美元標價的外匯儲備資產大幅縮水。因此,我國應改變以往盯住美元的單一匯率形成機制,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匯率形成機制,例如人民幣對歐元的匯率機制。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我國政府也提出一些建設性的建議。例如,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超貨幣”的觀點,他希望IMF能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
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也是匯率政策改革的重要方面。我國長期實行單一的匯率機制,在此次危機來臨時顯現出其不足。因此,需要改變匯率一味的單一升值趨勢,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匯率在合理的區間上下波動,增加匯率的靈活性。例如,當國際經濟環境不佳時,我們可以采取適當貶值的手段。
(三)財政政策手段。2008年各項經濟數據顯示中央采用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手段成效有限,貨幣發行量仍高于經濟需求的貨幣量,但另一方面財政政策卻更加有效。財政政策不僅可以調節需求,對供給方面也能產生影響,而且財政政策較少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政策扭曲效果較小。因此,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時發揮了積極作用。
首先,此次通貨膨脹中農產品漲價是重要原因,這就需要政府提高價格管制能力,尤其要從根本上穩定農產品價格。第一,繼續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生產補貼,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第二,通過關稅手段嚴格控制工業用糧和糧食出口,保證國內的糧食供應穩定;第三,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用科技手段不斷改造傳統農業,使之規?；C械化,真正實現向現代化農業的轉變;第四,改革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加大政府對農村金融的扶持和優惠力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逐步縮小城鄉差距。
其次,政府應加強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監管,完善相關法律制度。2009年我國股市開始復蘇,IPO新股上市發行,大小非全面解禁,創業板籌備上市,資本市場面臨全新的挑戰。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資本市場交易成本、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等宏觀調控手段抑制資產價格的快速增長,從而減小資本市場對通貨膨脹的推動壓力。房地產市場更加需要政府推出“組合拳”來整頓市場秩序?？刂品康禺a投資規模,壓縮銀行對地產行業的信貸規模;加大對房價的調控力度,使價格真正體現供需關系;規范土地審批制度;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房地產市場;對炒房投機行為加以嚴厲監管。
再次,政府需要運用稅收和轉移支付手段,給予企業和居民各項財政補貼。針對國際收支盈余增長過快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可以采取降低出口退稅率,對國內稀缺的生產要素加征出口關稅,減少出口。進一步削減進口關稅,給予企業進口補貼,擴大進口,使貿易不平衡問題得以緩解。另外,對于流進我國的熱錢,可以采取征收托賓稅的辦法,防止資本市場膨脹帶來的通貨膨脹,穩定匯率和減少資本賬戶盈余。針對成本和結構型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要適時擴大增值稅轉型試點范圍,降低企業稅率,同時對受到通貨膨脹影響較大的企業,如糧油面、石油、電力等給予財政補貼,以減輕這些企業由于成本上升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是通貨膨脹上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能夠激勵勞動力供給的增加。
最后,通貨膨脹還會對居民產生財富效應,尤其對低收入者的影響最大。在治理通貨膨脹的過程中,政府要把財政支出不斷地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領域傾斜,向低收入人群傾斜,使財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這不僅有利于保障社會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擴大內需,保持經濟有好又快發展。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
主要參考文獻:
[1]林建華,任保平.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通貨膨脹特征及化解[J].經濟問題,20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