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12 15:37:50
序論：在您撰寫獸醫的就業趨勢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勞動力二三產業就業率達到93.5%
自2010年創建充分就業區以來，順義區始終堅持將實現充分就業作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堅持就業與產業統籌發展，強化“就業優先、人才強區”雙輪驅動，不斷創新就業服務能力，全面開展充分就業工作，有效提升了城鄉勞動力就業質量和生活品質，確保了區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截至2011年，市人力社保局規定的充分就業區創建八項指標全部完成，其中城鄉勞動力二三產業就業率達到93.5%，就業困難人員就業率達到89%，城鎮登記失業率為0.93%，充分就業街道（鎮）比例達到100%。
順義區著力引進金融、航空、物流、文化創意等符合區域功能定位的產業項目入區發展，積極落實項目引進與就業需求預測、項目審批與就業安置、項目建設與就業服務同時進行的“三同時”制度，健全人力社保局、發改委、經信委、工商分局等部門聯動機制，主動追蹤重大項目人力資源需求，對新產業、新項目開展分析預測，提前儲備人力資源，實行“經濟社會建設、用工崗位開發、公共就業服務”三位一體服務模式，促進人崗及時有效對接。截至2011年，全區二三產業從業人員達到43.9萬人，其中本區勞動力23.1萬人。
1 醫藥產品的銷售現狀
在我國，醫藥企業普遍依行以投入大量的廣告或者招聘大量的業務員作為確保銷售量的主要方式，還沒有找到更創新的銷售模式。普遍的醫藥企業沒有對產品銷售出去后的市場進行有效的分析。醫藥企業經常對于這種后期市場的反應沒有處理會讓醫藥企業在經營策略中發生失誤。很多醫藥企業在銷售管理上是做不到位的，缺乏相應的管理制度，管理的方式單一沒有目標性?，F在的醫藥市場，顧客對產品的效果從盲目跟從到理性消費，要求更高。經濟全球化的經濟模式與網絡營銷化的經濟模式相結合，加劇了企業在銷售模式上的創新和改變。近些年，我國放開了藥品銷售市場，制定了藥品采購的公開招標政策，促使醫藥企業以合理規范的途徑把產品推向市場。因此制藥企業的選擇什么樣的藥品銷售渠道成為了企業能否成功關鍵因素。
2 醫藥產品的銷售模式
制藥企業的銷售渠道主要有八種模式。第一種模式為醫藥企業一級批發商二級批發商藥品零售藥店消費者；第二種模式為醫藥企業一級批發商二級批發商醫院消費者；第三種模式為醫藥企業自營醫藥公司藥品零售藥店消費者；第四種模式為醫藥企業自營醫藥公司醫院消費者；第五種模式為醫藥企業自營醫藥公司醫藥公司藥品零售藥店消費者；第六種模式為醫藥企業自營醫藥公司醫藥公司醫院消費者；第七種模式為醫藥企業各地銷售中心醫藥公司藥品零售藥店消費者；第八種模式為醫藥企業各地銷售中心醫藥公司醫院消費者?，F有的銷售渠道存在著成員相對較多、渠道控制力弱、渠道環節多、渠道功能弱化、相應的渠道成本較高、渠道管理水平低、渠道控制力弱、效率低等不同的問題。第一種模式、第二種模式、第三種模式、第四種模式渠道較長渠道控制力弱，渠道費用較高。第五種模式和第六種模式縮短了渠道周期但容易引起覆蓋率低。第七種模式和第八種模式增加銷售成本，易導致串貨。
3 制藥企業營銷渠道模式選擇的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醫藥企業營銷渠道模式綜合因素，確定一級指標為營銷渠道的效率（A1）、營銷渠道的運行（A2）、營銷渠道的控制（A3），確定二級指標為營銷渠道的增長率（B1）、營銷渠道的扁平率（B2）、營銷渠道的鋪貨率（B3）、銷售市場滲透率（B4）、營銷渠道的決策效率（B5）、營銷渠道的反應力（B6）、營銷渠道的信譽度（B7）、營銷渠道的服務水平（B8）、營銷渠道的串貨現象（B9）、營銷渠道的存貨周轉能力（B10）、營銷渠道的存儲條件（B11）、營銷渠道的資金周轉率（B12）、營銷渠道的成本（B13）、營銷渠道的新產品的滲透率（B14）、營銷渠道的回款時間（B15）、營銷渠道的處理問題的能力（B16）、營銷渠道的信息反饋的能力（B17）、營銷渠道的松散度（B18）。
關鍵詞：零售業態；業態規模發展指標體系；便利店；百貨店；超市；專業店
中圖分類號：F713.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6116（2012）04-0017-08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零售業態是指零售企業為滿足不同消費者需求，按照既定的戰略目標，有選擇地運用商品結構、價格政策、銷售方式、店鋪選址、規模及形態等手段，提供銷售和服務的種類化經營形態。從廣義角度分析，零售業態包括商品零售業態、服務零售業態和餐飲零售業態。狹義的零售業態主要指商品零售業態。本文以狹義零售業態為研究范圍。
關于零售業態發展的研究，國內外主要停留在理論層面。國外比較著名的是美國零售專家羅伯特·F·盧斯提出的零售業態變遷的五大理論：零售輪轉理論、手風琴理論、自然淘汰論、辨證過程論和生命周期論。這五大理論被多數人所接受。國內學者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鮑觀明（2006）關于零售業態演變規律研究、為零售業態的演變規律構建了綜合模型；張亞越（2006）關于零售業態發展創新的研究、提出我國零售業態創新的途徑；孫璐（2005）關于業態發展結構的研究，提出零售業態結構均衡可以創造更高的利潤率。這些理論主要從較長的時間階段對業態的發展規律、發展方式或發展途徑進行研究，但缺少實證研究。劉曉雪（2009）對中國零售業態的演變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取了全國各業態的三年總體數據進行分析，并提出中國零售業態的演變規律和動因。
二、區域業態規模發展指標體系的確定
關于零售業或零售企業發展規模指標，目前國內外還沒有統一的確定方法，但在各種關于產業競爭力比較指標中有所提及。以岳中剛（2005）為代表，在零售業競爭力指標體系中提出反映產業競爭力的規模指標包括：零售業從業人數、零售業銷售額、零售業企業資產、零售業銷售額占地區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和零售業銷售利潤率。在馬惠（2006）為代表提出的零售業競爭力指標體系中，提出反映產業競爭力指標體系中的產業規模指標包括：零售業增加值、零售業銷售額、零售業固定資產總額。我國政府統計部門從企業的角度以及方便統計原則，對零售企業規模指標進行了明確。
基于本文針對商品零售業態的研究，業態反映的是零售業的經營形式，各業態之間不能以行業進行區分，因此既不適合采用產業競爭力的規模評價指標，也不適合采用反映企業規模的指標。本文提出用較能反映業態整體規模的三個指標類進行評價，包括規模發展總量、規模發展速度和規模發展方式，具體如表1所示。
三、數據的選取和研究方法
為了對商品零售不同業態在全國主要區域進行規模發展的比較研究，本研究以《中國零售和餐飲連鎖企業統計年鑒2011》和《中國零售和餐飲連鎖企業統計年鑒2010》的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數據提取和處理分析，《年鑒》中統計時期為2010年和2009年年末數據。由于部分省市區和部分業態數據的缺失，在全國七大區域中選取有代表性的省市區。如華北選擇北京、天津、河北；東北選擇吉林、遼寧；華東選擇上海、江蘇、浙江；華中選擇湖南、湖北；華南選擇廣東、福建；西南選擇重慶、四川；西北選擇陜西、新疆、青海。
業態選擇上基于數據完整性的考慮，主要選擇有一定數據沉淀的四大業態：便利店、百貨、超市、專業店。考慮到零售業態發展規模評價指標中各指標類型中主要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各業態規模發展研究運用SPSSl7.0，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再根據公共因子得分對各地各業態的規模發展進行比較分析及評價。
四、區域主要零售業態規模發展實證分析
（一）區域便利店業態規模發展分析
1.統計數據及公共因子提取
我們提取了2010年全國主要區域省市區便利店業態規模統計數據（由于陜西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便利店業態數據缺乏，西北地區只提取青海省數據），運用統計軟件進行因子分析得到表2，提取的三個公共因子特征值大于1，其累計方差達90.4%，方差貢獻超過80%。
為提高公共因子的解釋性，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轉得到因子載荷矩陣如表3?？煽闯龉惨蜃覨1在從業人員、門店總數、零售總額、營業面積上均有較好解釋。F2在門店數增比、從業人數增比、營業面積增比、零售額增比四個變量上有較好解釋。F3在直營比變量上有較好解釋。因此F1代表規模發展水平的公共因子，F2代表規模發展速度的公共因子，F3代表規模發展方式的公共因子。
2.全國區域便利店業態規模發展評價
表4為全國七大區域主要省市3個公共因子的得分與排名。以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占3個因子總方差貢獻率的比重作為權重加權匯總，得出各省市區的綜合得分及排名。此排名主要反映了各業態在各地區的主要規模發展的整體情況，但并不能作為評估地區業態發展優良的絕對指標。因規模發展方式公共因子對累積方差的貢獻較小，表中未進行排名。
統計數據表明便利店業態在全國區域的發展水平相差較大，表現出以下特征。
（1）各區域規模發展總量相差大。從規模發展總量公共因子得分可看出，上海便利店規?？偭咳珖畲?，得分遠超過第二名的廣東。統計數據可看出上海2010年零售總額達95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國便利店業態銷售總額的45%，分店總數約占全國便利店總數43.9%。廣東、浙江、北京、四川等省市便利店規模總量處于全國中等水平。湖北、湖南、吉林、青海等省市便利店規?？偭枯^低。湖南省全省2010年僅6家分店，與上海6234家分店形成鮮明對比。
（2）華東地區規模繼續擴張，中、西部地區規模出現萎縮。從規模發展速度公共因子得分和統計數據可看出，只有浙江、江蘇、上海規模發展速度出現明顯正增長，浙江省2010年全年便利店業態零售總額增幅達45.6%。而華北、華南、西南等地區部分省市出現負增長。廣東省全年便利店業態零售總額減少62.6%，四川省減少84.6%，湖南省營業面積減少94.9%。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市便利業態雖然分店數量、營業面積、從業人員都有負增長，但零售總額卻出現了131%的增長。
（3）大部分地區采用直營擴張。從規模發展方式公共因子得分可看出，大部分地區便利店業態采用直營的擴張方式。浙江和河北兩省得分最低，其直營比分別為23%和26.3%。
（二）區域百貨店業態規模發展分析
百貨業態作為傳統業態在中國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目前在全國各地區的發展規模和水平與便利店等新型業態具有較大差異。我們提取統計數據，運用SPSS軟件進行因子分析，提取的三個公共因子特征值大于1，其累計方差達88.106%。因為篇幅所限，其統計規模指標數據不再列出。表5為全國七大區域主要省市3個公共因子的得分與排名（其中遼寧省、江蘇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百貨店業態數據缺失未提?。?/p>
統計數據表明百貨業態作為傳統業態，在各地區發展出現以下特征。
1.大部分地區均有規?？偭考翱傮w發展突出的省市
從3個公共因子得分及排名可看出，華南地區廣東省，華北地區北京市、河北省，西南地區重慶市、華中地區湖北省在全國的百貨業態總體規模及發展速度都較穩定，位居全國前列。其中重慶市的百貨分店為全國最多，達254家。廣東省2010年零售總額達352億元，比排第二的北京市多出100億元。天津市因其6.67倍的門店擴張速度在規模發展速度公共因子上得分最高，同時使得總體綜合排名提升到第二位。而華東地區的上海市、浙江省的百貨業態規模明顯落后于其他地區。上海市13家百貨分店與重慶形成較大對比。在發展方式上，大部分地區均以直營為主，規模發展方式公共因子上得分相當。
2.地區類的規?？偭坎顒e比較明顯
雖然各地區均有規模較突出的省市，但地區內的規模差距非常突出。僅以零售總額為例，福建省2010年全年百貨業態零售總額僅為廣東省的2%，青海省百貨業態零售額僅為陜西省的6.48%，四川省百貨業態零售額僅為重慶市的1.74%。天津雖然發展速度全國第一，但總體規模很低，其百貨業態零售額僅為北京市的0.8%。從規模發展速度公共因子得分也可看出，有些規模非常落后的省市其發展速度較快，如天津、四川、湖南、上海等省市。
（三）區域超市業態規模發展分析
在中國，超市業態先于便利店業態出現，有近30年的發展歷史，并且主要以6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超市為主。最近10年，6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超市開始在發達省市迅速擴張。為了反映一般超市的發展情況，我們提取2010年各省市區（陜西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青海省超市業態數據缺失未提?。?000平方米以下的超市統計數據（大型超市不在此列）。運用SPSS軟件進行因子分析提取了兩個公共因子，特征值大于1，其累計方差達84.33%，其余因子特征值不明顯，沒有被提取。其中公共因子一方差貢獻為48.6%，公共因子二方差貢獻35.7%。表6為全國七大區域主要省市2個公共因子的得分與排名。統計數據表明一般超市業態發展存在較大的地區差別，具體如下。
1.華東地區一般超市業態規模突出
華東地區上海、江蘇、浙江三個省市規?？偭抗惨蜃拥梅趾芨?，其規?？偭扛髦笜藬祿c其他地區形成較大差距。如2010年，三省市門店數量占提取的各省市門店統計總數的56.6%，零售總額占提取的各省統計數據總和的69%。排名第一的上海市超市業態年零售總額為排名第五的重慶市超市業態年零售總額的近18.5倍之多。此外，從各因子排名和綜合排名可看出，華中、東北、華南地區一般超市規模發展相對落后。
2.西南地區超市業態發展態勢良好
西南的重慶、四川兩省市不僅規?？偭颗琶壳?，其規模發展速度也位居各地區前列。四川省年零售總額增加106%，營業面積增加75%，門店總數增加59%。數據表明：超市業態總體在各地區發展不均衡，但地區內各省市之間呈現相同發展特點與趨勢。
（四）區域專業店業態規模發展分析
專業店以銷售某個產品大類為特點，如藥店、電器店、化妝品店、家具店等，由于其同類產品選擇余地多，受到消費者的喜愛。近10年來，全國各地專業連鎖店迅速崛起，為地方的商品零售市場帶來活力。我們提取統計數據（青海省相關數據缺失未提取），運用SPSS軟件進行因子分析提取的三個公共因子其累計方差達80.9%。其中公共因子一方差貢獻為45.9%，公共因子二方差貢獻為21.5%，公共因子三方差貢獻為13.5%。表7為全國七大區域主要省市區3個公共因子的得分與排名。統計數據表明，雖然專業店在最近10年才得以快速發展，在各地區專業店業態卻呈現出相對均衡的規模發展格局。
1.各地區發展規?？偭肯鄬?/p>
從規?？偭抗惨蜃拥梅挚煽闯?，廣東和江蘇兩省規?？偭康梅诸I先，門店總數均超過萬家，零售總額分別達到2094.9億元和1706.2億元。其他省市區總體規模相對均衡。華東地區浙江省，東北的遼寧省，華北地區北京市、河北省，華中地區湖南省規?？偭颗琶壳?，各地區差別不大。如浙江省全年零售總額為583.7億元，遼寧省為406.3億元，北京市為627億元，上海市為497.5億元，湖南省為421億元。同時各省門店總數也差別不大。唯一相對落后的陜西省，門店總數僅392家，全年零售總額為49.5億元。
2.個別規?？偭康偷氖∈袇^發展速度較快
東北地區的吉林省擴張速度領先，營業面積擴張三倍之多，雖然總體規模相對排名靠后，但較快的發展速度使其總綜合得分排在第二位。華北地區天津市因所有規模擴張指標均出現增幅，使規模擴張公共因子得分排名第二。另外，規?？偭肯鄬β浜蟮男陆?、福建等地擴張速度排名靠前。
五、全國區域商品零售主要業態規模發展現狀成因
雖然各個業態在各區域表現出不一樣的規模發展狀態，但從業態發展歷史與理論角度來看，區域業態之間的規模發展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和必然性。
（一）傳統業態與新興業態規模發展階段不同
在中國，百貨業態與專業店均屬于傳統業態，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生命周期理論來看，美國等發達國家其百貨業態早已進入衰退期，但中國的百貨業態在20世紀90年代的激烈競爭洗牌之后，通過業態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許多地區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大型百貨集團繁榮昌盛。如重慶的重百股份有限公司，廣州的廣百股份有限公司等。專業店通過最近10年連鎖化的經營形式，使得這種古老的零售業態在中國進入繁榮鼎盛時期，數據所顯示的各地區發展規?？偭颗c發展速度均較均衡，充分說明其成熟的生命發展現狀。
超市與便利店業態分別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開始進入中國，屬于新興業態。雖然經過20年的快速發展階段，但從全國各區域規模發展現狀來看，仍然處于成長階段。其主要表現為各地區發展不平衡以及不穩定。如華東地區各省市便利店和超市業態均較發達，西南的重慶、四川省超市相對發達，廣東的便利店相對發達。同時新興城市或地區出現快速增長的局面，如天津、遼寧、河北等地超市業態發展速度較快。
（二）不同經濟水平下的消費需求決定了地區業態發展程度
業態的發展與成熟與當地的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不同的經濟水平下，居民的消費水準和消費需求會有明顯差異，收入水平與零售業態的演變關系密切。表8表明了不同業態和經濟水平之間的相互關系，便利店與超市雖均為新興業態，但便利店需要較高的經濟水平才能帶動發展。
表9為2010年各地區主要省市區人均GDP數據及規?？偭績瀯輼I態的比較表，其中將規模因子排名前6名的業態進行列舉，空位表示該區域沒有規模優勢業態。從表9可看出。各地區主要省市人均CDP均已超過3000美元，但超過6000美元的省市全國只有7個，這7個省市其便利店整體規模總量位于前8位，其中5個省市便利店規模因子排名位于前6位。同時，人均GDP低于6000美元的省市其便利店發展也受阻，大部分地區規模發展出現負增長。超市業態對經濟水平的要求低于便利店，經濟較發達的華東地區整體超市規?？偭枯^為突出。經濟發展地區，如西南的重慶、四川等省市超市業態規?？偭恳草^大，全國各地區超市業態出現明顯正增長，業態整體出現良好發展態勢。百貨業態發展對人均GDP的要求最低，即使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仍適于百貨業態的發展。從表9中可看出，華中的湖南、湖北百貨業態具有一定規模優勢。（三）要素投入變化導致各業態規模的變化現階段，各業態在各地區的規模總量及發展速度呈現不同的變化，這種變化很大程度是由于要素投入在業態之間的轉變（見表10）。
通過表10可看出，2010年全國零售整體要素投入規模與2009年相比并未發生較大變化，總店與門店總數僅增加1%，從業人員增加7%，零售面積增加8%。但各業態之間要素投入的變化卻較大，如折扣店門店總數減少18%，便利店總數減少10%，百貨店門店總數減少20%，而大型超市門店總數增加154%，專賣店總數增加15%，相應人員和零售面積也發生較大變化。業態的規模轉移主要發生在各地區內部，如廣東省便利店門店總數減少28.5%，百貨門店總數增加5.2%，專業店總數減少18.3%，一般超市總數減少44.2%，大型超市總數增加26.2%。再如浙江省便利店總數增加34.6%，百貨店總數減少35.8%，專業店總數增加8.1%，一般超市總數減少28.3%。值得注意的是，業態投入要素轉移后，其產出總體實現較大增長，2010年全國零售業態銷售總額增加23.1%，銷售額的增加一方面來源于經濟增加帶來的消費增加，另一方面因為業態規模發生轉移后更迎合了消費者的需求，刺激了消費。如經濟不發達地區減少便利店投入，增加超市投入，消費者對價格相對敏感并且更愿意接受一站式購齊的消費方式。
（四）選擇直營或加盟的擴張方式對區域業態的整體規模發展水平影響較小
從四大業態的分析顯示，規模發展方式因子對總方差的貢獻均較小，最后的得分排名起決定作用的主要是規?？偭抗惨蜃雍鸵幠０l展速度公共因子。某種程度反映擴張方式的選擇對區域業態的整體發展水平沒有實質性影響。如浙江省便利店發展規模和速度均位居前列，其主要采用加盟的擴張方式使得規模擴張方式因子得分最低，但浙江省的整體排名仍位居第二名。直營與加盟方式的選擇可能與業態的資本、技術投入與管理水平要求有較大關系。百貨業態需要的資本投入與管理水平要求較大，大部分百貨企業為保證經營成功率選擇直營方式。專業店由于其產品線較深，產業鏈的技術與管理水平要求較高，很多專業店選擇了縱向一體化，直營方式更能幫助實現管理與技術的統一化。一般超市和便利店資本投入相對較低，技術與管理要求也相對較低，兩種擴張方式均可。
六、結論
綜上所述，根據我國各商品零售業態規模指標統計數據分析可看出，各業態在各區域呈現出不同的規模發展特征。便利店、超市等新興業態各地區不平衡現象比較突出，百貨店、專業店等傳統業態各地區之間發展相對均衡，百貨店各地區內的發展不平衡較嚴重。同時各地區各業態規模發展總量與規模發展速度均表現出個體差異性。這些發展特征與各業態在我國所處的生命周期有關。另一方面，不同經濟水平下的消費需求很大程度也決定了地區業態發展程度，同時，消費需求的適應性使得各業態的要素投入在地區內發生規模轉移，從而直接影響業態的規模變化。
(一)案件由來
2014年3月，我市衛生局接到匿名舉報信，反映市某公立A醫院影像科醫師劉某在辦理其本人醫師執業證書的過程中存在嚴重弄虛作假事實。
經查，劉某2010年12月15日獲得醫師資格證書，于2014年2月20日向市衛生局申請執業注冊，2月21日獲得醫師執業證書。劉某獲得醫師資格證書后逾兩年沒有進行執業注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以下簡稱《執業醫師法》)和《醫師執業注冊暫行辦法》的規定，在申請注冊時還應提交在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指定的機構接受3至6個月的培訓，并經考核合格的證明。經執法人員調查并約談劉某，核實劉某此次注冊所提交的培訓考核合格證明所證明的內容虛假。本案遂以劉某涉嫌以不正當手段取得醫師執業證書為案由，正式立案調查。
(二)案件基本情況
本案經進一步調查，發現案情復雜，執法人員通過大量的調查取證工作查明了以下的基本事實:
1.劉某申請辦理醫師執業證書所提交的培訓考核合格證明(以下簡稱合格證明)確屬經原省衛生廳指定的我市另一公立B醫院出具，但劉某于2013年9月至12月在該院接受培訓并考核合格的內容屬于造假。
2.劉某2012年3月進入A醫院工作，但其本人和醫院一直未向市衛生局提交過執業注冊申請。劉某與A醫院人事糾紛經仲裁并通過法院判決醫院敗訴，并于2014年1月與其簽訂勞動合同，醫院承諾為其辦理醫師執業證書。醫院領導Y某出面前往B醫院聯系該院的M某為劉某辦理了虛假的培訓考核合格證明。
3.劉某數次前往市衛生局行政服務中心窗口，窗口工作人員明確告知其需要提交培訓考核合格證明，劉某于2月20向窗口正式提交了包括虛假合格證明在內的注冊申請材料。
4.劉某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曾在我市一家三級甲等醫院進修學習(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劉某向辦案人員提交了相關培訓結業證明材料。
二、爭議焦點
(一)本案中，劉某與A醫院存在人事糾紛，A醫院承諾為其辦理醫師執業證書，劉某的培訓合格證明是由該院領導出面辦理，劉某本人未前往B醫院，造假的過程劉某未參與。劉某在此事件中的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
(二)對劉某行為的處理意見存在分歧，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以下簡稱《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二款做出撤銷許可的處理，還是以《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做出吊銷醫師執業證書的處罰?
(三)《醫師執業注冊暫行辦法》第七條第三款規定獲得執業醫師資格或執業助理醫師資格后2年內未注冊者，申請注冊時，還應提交在省級以上衛生行政部門指定的機構接受3至6個月的培訓，并經考核合格的證明。對該條款的理解存在兩個疑問:一是這里的培訓作何理解?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效力能否等同于3至6個月的培訓?二是2年內未注冊者所要提交考核合格的證明的時間期限(培訓時間起比點)沒有明確。本案中，對劉某提交的培訓合格證明，是僅從條款字面理解，只要在其2010年12月獲得醫師資格證書后的培訓都可，還是應當以其2014年2月申請注冊時間節點往前推2年，即2012年2月以后的培訓方為有效?
三、案件具體分析
(一)事實認定
1.當事人主觀方面分析存在主觀惡意
本案當事人劉某違反《執業醫師法》和《醫師執業注冊暫行辦法》關于執業醫師注冊的相關規定?！秷虡I醫師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以不正當手段取得醫師執業證書的，由發給證書的衛生行政部門予以吊銷;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對其中不正當手段的認定，未查見相關司法解釋以及原衛生部相關批復，筆者認為，可以參照《行政許可法》第七十九條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中的規定，即存在欺騙隱瞞可構成不正當手段。
劉某作為其個人醫師執業證書的申請人，依據《行政許可法》第三十一條申請人申請行政許可，應當如實向行政機關提交有關材料和反映真實情況，并對其申請材料實質內容的真實性負責的規定，應當對所有申請材料的真實性負法律責任;調查中核實，辦事窗口工作人員明確告知劉某需要培訓合格證明，劉某明知自己無此項材料，向市衛生局窗口提交證明內容虛假的培訓證明，主觀上存在欺騙和隱瞞，具備主觀惡意。
2.客觀構成劉某違法行為成立
行政違法的客觀構成，即行政違法行為成立在客觀方面的要件。本案中，通過調取服務中心視頻資料，可以看出劉某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在經過業務咨詢，具備充分認知的情況下，通過欺騙隱瞞的形式以虛假證明材料向衛生局窗口申請并獲取個人醫師執業證書。其行為完全符合《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并且劉某不存在認知不能和受到脅迫等法定免于追究情節，故劉某應對其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3.培訓合格證明及有效期限的認定
首先，《醫師執業注冊暫行辦法》第七條第三款中所指的培訓，嚴格意義上講屬于醫師執業注冊培訓，其培訓和考核的內容均服務于醫師執業注冊活動，具有明確的針對性;而住院醫師規范培訓是醫學生畢業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2009年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標準(試行)》明確說明規范化培訓時間為3年。可見，兩者在性質、培訓周期和內容、考核項目上均有明顯區別，不可混同。
其次，對培訓合格證明材料的做出期間，筆者認為應采近期原則，即以申請注冊時間點往前推二年的培訓區間為有效。理由有二:第一，我國《執業醫師法》第三十一條和《醫師定期考核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款明確了我國執業醫師需要定期接受業務水平考核，且考核周期為2年;第二，《醫師注冊暫行辦法》第十條規定醫師如中比醫師執業活動2年以上的，應當重新申請注冊?？梢?，我國對于醫師管理的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對于醫師執業情況的管理原則是不允許逾2年未執業的醫師不經專門培訓直接執業，顯然也是為了確保每一位醫師執業技能熟練程度，進而保障社會公民健康這一重要法益。因此，醫師獲得資格證書后二年未注冊的，在申請注冊時必須提交近期(申請注冊時間節點往前2年內)的培訓合格證明材料，是符合立法精神的。
(二)法律適用
就劉某行為處置的法律適用，主要涉及《行政許可法》和《執業醫師法》，其中《行政許可法》作為行政許可的一般法，《執業醫師法》則是規范醫師執業的特別法。在本案的法律適用方面，有兩種主要觀點:
1.依據《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二款做出撤銷許可的處理
理由有二:第一，《行政許可法》相對于《執業醫師法》屬于后出臺的新法，依照《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予以撤銷《行政許可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即適用《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做出吊銷行政許可的處罰。本案中，既然劉某的醫師執業證書依據《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應被撤銷，那么就無法再依照《行政許可法》第七十九條和《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再被吊銷，似乎對于醫師執業證書無法做出重復處理。而且，《行政許可法》第八十三條規定本法施行前有關行政許可的規定，制定機關應當依照本法規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比執行。那么，應采《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稱《立法法》)第八十三條新法優先的原則，以《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二款做出撤銷劉某醫師執業證書的處理即可，不再適用《執業醫師法》做出行政處罰。
第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2005年關于《撤回、撤銷、注銷、吊銷行政許可的適用規則》規定:關于撤銷行政許可的適用規則，撤銷行政許可適用于行政機關糾正違法實施行政許可的情形。適用前提是行政機關違法做出行政許可決定或者相對人違法取得行政許可，而關于吊銷行政許可的適用規則，吊銷行政許可適用于被許可人取得行政許可后有嚴重違法行為的情形。本案中劉某顯然屬于應作撤銷許可處理的情形。
2.依據《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做出吊銷醫師執業證書的處罰
理由在于《行政許可法》雖屬新法，但《執業醫師法》屬于醫師行業特別法，應采《立法法》中的特別法優先的原則，以《執業醫師法》的規定處理?！缎姓S可法》第八十三條的排他性規定實際只限定于行政許可的領域，對于涉及法律責任的部分，《行政許可法》中并不作具體規定，仍以具體的特別法依法處理。此外，《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撤銷處理和第七十九條所指向適用《執業醫師法》作吊銷處罰的規定分別屬于監督檢查和法律責任部分，兩者所設置的并非同一領域的規定。簡言之，第六十九條所作的撤銷規定，應當是對行政機關錯誤做出的許可決定進行修正，即撤銷的對象是許可決定本身;而第七十九條規定的則是對當事人的法律責任，結合《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來看，其中的行政處罰當然包括吊銷醫師執業證書的處罰。故而，此處的吊銷是對許可相對人所做的處罰，吊銷的對象是醫師執業證書。因此，本案中應對劉某作出吊銷醫師執業證書的行政處罰。
筆者認為，以上兩種觀點以采第二種為宜。理由在于:首先，我國《執業醫師法》作為法律，其第三十六條關于吊銷處罰的規定，效力要高于國務院法制辦關于《撤回、撤銷、注銷、吊銷行政許可的適用規則》中的規定，且2004年施行的《行政許可法》第七十九條對此類違法行為亦明確做出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罰的規定。對于《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和第七十九條的理解，筆者也認為兩個條款分屬第六章監督檢查和第七章法律責任，所處理的是不同的對象，并不存在沖突。本案中，劉某明知自己提交的培訓合格證明材料內容虛假，仍以欺騙、隱瞞的方式向衛生行政部門申請騙取了醫師執業證書，其行為完全符合《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九條和《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的違法情形之規定，衛生行政部門應撤銷對劉某執業醫師證書的許可決定，并對劉某做出吊銷醫師執業證書的處罰決定。同時，依法對本案中A醫院和B醫院參與劉某培訓合格證明造假的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處分。
四、完善相關法律規定的建議
(一)《執業醫師法》的補充完善
《執業醫師法》作為規范、管理醫師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自1999年以來已實施多年，在此期間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有了巨大發展，該法的相關法條也應予以調整和補充完善，做到與時俱進。以本案所涉行政許可為例，結合《行政許可法》和《執業醫師法》來看，筆者認為對于《執業醫師法》第三十六條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的理解就值得推敲，這里的相關責任人員是僅指承擔許可審批工作的相關工作人員?還是也包括本案中A醫院、B醫院參與造假的相關人員?若包括了醫院涉案人員，那么針對民營醫院的相關工作人員顯然無法以行政處分處理，法律對同樣的違法行為的不同身份的主體又該如何處理?有待進一步明確。
(二)《醫師執業注冊暫行辦法》第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函待明確
（曲靖師范學院 生物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云南 曲靖 655011）
摘 要：本文以1997-2012年曲靖農民收入和曲靖產業結構構成數據為樣本,建立多元回歸方程,采用spss17.0進行回歸分析,用逐步回歸法求得的多元回歸方程式驗證了產業結構變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具有顯著的相關性,產業結構越優化,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越快,農民收入越高,反之,農民收入就越低.曲靖地區相對來說,產業結構還不夠優化,因此，提出了增加農村居民收入的對策,主要包括加大對曲靖地區農業投入力度,進一步加強產業結構的調整,注重對農民的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等.
關鍵詞 ：曲靖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業結構調整；農民收入
中圖分類號：F30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4-0126-03
1 曲靖產業結構現狀分析
1.1 曲靖產業結構總體狀況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曲靖市農村經濟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農村產業結構日趨合理,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曲靖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不斷的增加，2012年GDP的增加總量為1216.4億元，比1997年增加了近7.6倍；曲靖產業結構呈現出的基本趨勢是,第一產業產值比重逐漸下降,但下降速度逐步趨緩,而第二、三產業產值逐步提高.自1997-2012年以來三次產業產值不斷增加，其中第一產業的產值從1997年的56.02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62.3億元，增加的絕對值為206.28億元，年平均增加值為13.75億元，并且1997年第一產業的產值（56.02億元）高于第三產業的產值（54.89億元），產值僅次于第二產業排在第二位；第二產業的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是最大的，2012年第二產業的產值比1997年增加了近10倍，產值首次突破了700億元，其產值為742.92億元；第三產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其產值從1997年的54.89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394.95億元，其比重占到了國民生產總值的1/3，尤其是從2004年開始，其每年的增加值達到30億元.
1.2 曲靖各縣市區產業結構現狀分析
從1997年-2012年曲靖的產業結構完成了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轉變，第二產業一直是曲靖經濟的支柱產業，1997年三次產業結構比為30.48:39.65:29.87，2012年三次產業結構比為18.73:53.06:28.21，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 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從1997年的30.48%下降到2012年的18.73%,下降了11.75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比重比1997年上升了12.4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比重比1997年下降了1.66個百分點.1997年曲靖的一次產業的平均比重為30.48%，除了麒麟區、會澤和羅平外其他縣市區的第一產業比重均高于曲靖第一產業平均比重；第二產業比重只有麒麟區和會澤超過曲靖的平均比重；第三產業比重最高的是麒麟區41.69%，比曲靖第三產業平均比重高出近12個百分點.2012年沾益第一產業比重為40.39%，所占比重最高；第二產業比重最高的是麒麟，所占比重62.59%；第三產業比重最高的是師宗，所占比重為33.18%，第三產業的產值達到了師宗總產值的1/3.
1.3 曲靖及各縣市區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分析
曲靖市從1997年-2012年，一次產業的比重一直不斷下降，尤其富源和沾益下降的最為明顯.2012年,我國三次產業結構構成為10:47:43，人均GDP為35181元[8]，曲靖市除了麒麟區外其它省市區的第一產業比重都高于全國的一次產業平均比重,曲靖市第一產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從高到低依次是:師宗（38.2）、陸良（33.8）、羅平（25.8）、會澤（23.9）、馬龍（22.7）、沾益（22.4）、宣威（21.7）、富源（18）、麒麟（12.6），分別高出全國第一產業比重的百分點為：師宗（28.2）、陸良（23.8）、羅平（15.8）、會澤（13.9）、馬龍（12.7）、沾益（12.4）、宣威（11.7）、富源（8），而第二、三產業比重多數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只有富源（57）、會澤（54）、沾益（53）、馬龍（48）的第二產業比重略高于全國,第三產業比重只有麒麟區(94)的第三產業比重在全國之上，其余的八個縣市區的第三產業的比重均低于全國，其中最低的是會澤（22）[9].從上面的統計中反映出曲靖市工業化程度還很低,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還很高,產業結構性矛盾仍然比較突出.
1.4 曲靖產業結構空間差異
以Ⅰ、Ⅱ、Ⅲ代表三次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可以把2012年曲靖9個縣市區的產業產值結構分成以下幾類（見表1）：
可以看出，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占第一位的有8個縣市區，會澤和羅平屬于Ⅱ>Ⅰ>Ⅲ型，麒麟、宣威、陸良、富源、師宗、馬龍屬于Ⅱ>Ⅲ>Ⅰ型，有麒麟和馬龍的GDP總量排名在前面，第二產業有力的帶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而以第一產業占第一位的縣市區只有沾益，其第一產業比重占40.39%，分別高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3.12、18.05個百分點，三次產業結構嚴重失調.
2 曲靖農民收入現狀分析
2.1 曲靖農民收入絕對數較低
曲靖地區農民純收入雖然在不斷增加,但是增幅較小,長期以來農村居民收入絕對數仍然很低.自2000年至2004年，曲靖市的農村居民純收入一直在2000元以下，2005至2007年在2000—3000元之間，直到2008年才突破了3000元.從2000年（農民純收入1463元）至2008年（農民純收入3166元），八年時間農民純收入總計增加了1703，比2000年翻了一番，但是農民的純收入依然很低，低于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
2.2 曲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
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從2000—2008年曲靖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呈現出上升的趨勢，2008年比2000年增長了554億元，比2000年增加了3.4倍，但是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較小，其中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小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一直都在4倍以上，并且從2000年至2002年，城鄉收入差距成上升的趨勢，從2002年至2008年有下降的趨勢，但是下降的幅度不明顯.200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307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463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4.31倍.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74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898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4.4倍.200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2239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166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3.9倍.
2.3 曲靖各縣市區農民收入差距較大
農民收入提高的同時,農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曲靖農民人均純收入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但是其增長速度遠遠低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因此曲靖的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很突出，主要表現在曲靖農民收入絕對數較低、曲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且曲靖各縣市區農民收入差距較大.
1997年-2012年曲靖市農民純收入最高的縣市區是麒麟區，最低的是會澤，1997年曲靖各縣市區農民純收入由高到低依次是：麒麟區、陸良、宣威、富源、羅平、師宗、沾益、馬龍、會澤，到2012年，經過十五年的發展曲靖各縣市區農民純收入由高到低依次是：麒麟區、陸良、沾益、羅平、富源、宣威、師宗、馬龍、會澤，經過十五年的發展沾益由原來的第七位上升到第三位，羅平由原來的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曲靖市各縣市農民純收入的差距較大，并且各縣市區差距逐年增大，1997年曲靖市農民純收入最高的縣市區是麒麟區，其農民純收入1350元，農民純收入最低的縣市區是會澤，其農民純收入為825元，兩個縣市區農民純收入絕對值相差525元，麒麟區農民純收入是會澤的1.6倍，2005年兩個縣市區農民純收入絕對值差距增至1792元，其農民純收入是會澤的2.3倍，2012年，兩個縣市區農民純收入絕對值差距增至4130元，其農民純收入是會澤的2倍.
3 曲靖產業結構對農民收入影響的實證研究
3.1 產業結構與農民收入的關系
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曲靖的“十一五”規劃期間，曲靖的經濟取得了快速的發展，曲靖市經過幾次產業結構調整后，農村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表1可以看出，隨著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逐漸減少，非農產業產值比重的逐步增大,農村第一產業總值大幅度增長,已由1997年的56.02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62.3萬元，絕對值增加了206.28億元,經過16年的發展到2012年第一產業產值是1997年的40倍.其中,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已由30.48%下降到19.24%，大約下降了11個百分點,非農產業產值比重已由69.52%上升到80.76%，共大約提高了11.24個百分點，其中第二產業的比重由39.65%增加到53.06%，提高了約15個百分點，但第三產業的比重約在30%左右波動.1997年農村的非農產業的比重是第一產業比重的兩倍多，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比重間的倍數呈增大的趨勢，到2012年農村的非農產業的比重是第一產業比重的3.7倍.從人均純收入看,這16年里隨著產業結構變化,農民人均純收入呈逐年增長的趨勢，絕對值增長4614元，相對值增長了4.45倍，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5035元，人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的大關，較直觀的反映出農村產業結構與農民收入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而且農民收入隨著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的不斷下降而逐漸增長,非農產業產值比重的不斷上升而逐步增長的.
3.2 研究假設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分配政策、社會保障機制、勞動力自身文化素質等等一系列內因和外因都成為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因素.其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經濟發展水平,而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基本要素就是產業結構狀況.產業結構演變的基本規律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各地區實現GDP構成與第一、二、三次產業順序之間呈現反向關系.經濟越發展,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越小，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越高.伴隨著國民財富的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也隨著產業結構不斷演變而不斷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相應隨著不斷提高.
因此提出假設: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與農村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具有顯著關系.
3.3 樣本選擇與回歸檢驗及其結果
以《云南統計年鑒》1997—2012年曲靖地區農村居民純收入和曲靖產業結構構成數據為樣本,建立多元回歸方程.采用spss.17.0進行回歸分析,用逐步回歸法求得的多元回歸方程式為:
Y=8436.715-271.659x1+0.91x2-0.024x3
R2=0.462
（式子中Y表示農民收入，x1、x2、x3分別表示一、二、三次產業結構構成數據,R2表示判定系數.）
通過回歸檢驗,反映出產業結構構成的變化與農民收入呈顯著的相關性,在0.0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下，F值達到12.042，判定系數達到0.462，斷定變量第一、二、三產業結構與農民收入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通過回歸系數檢驗得出,第一產業構成比重變化通過了t值回歸檢驗,說明第一產業結構比重每下降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收入將提高271.659元.
4 基于產業結構調整的曲靖農民收入提高對策探究
4.1 大力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
農民要富起來就需要適時適度的調整和優化當地農村產業結構，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是關系到西部農村經濟大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科學調整農村經濟結構，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促進二元城鄉結構變為一元結構.
第一，大力推動農業科技進步.切實加強優質農作物、畜禽及水產品品種的研究、開發和推廣工作，把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作為農業科技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
第二，加強農產品商品基地建設和提高加工轉化能力.要加強優質專用糧棉油生產基地、綠色食品基地、出口創匯基地建設.要加大旱作節水農業示范基地、種植業和養殖業結構調整示范基地建設力度.要以市場為導向，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特別是精深加工業，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適應新的消費需求.
第三，加強農產品市場體系建設.要通過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搞活農產品流通，解決農產品生產與市場脫節、銷售不暢的問題.完善農產品流通機制建設,有效解決農產品“賣難”問題.
4.2 加強對農民技能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水平和整體素質
一般而言，農民偏低的文化素質，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村產業結構向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轉變，進而制約著他們自身的收入增長，因而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完善培訓制度極其重要,通過宣傳等方式使農民從根本上認識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要強化基礎教育環節，為未來農村發展積蓄人才；同時要大力開展農村成人教育和職業培訓，開展針對性強，實用性高的職業技能培訓，做到學用相結合，按需施教，從而更有利于加速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使當地農民收入增加.
4.3 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
政府應鼓勵本地農民自主創業通過適當放低貸款的門檻和減免稅收等方式，刺激本地農戶建立相應的經濟體，尤其是建立一些勞動密集型的鄉鎮企業，給予到本地鄉鎮地區的外來投資者優厚的條件以增加鄉鎮企業數目，達到吸納本地剩余勞動力的目的.為農民提供農村地區及外地相關企業相關招聘信息和求職信息，對外出打工的農民給予一定的政策性補貼，加大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積極性，以便解決勞動力剩問題，剩余勞動力適時適地的轉移，有利于當地產業結構做出適當的調整，可在較大程度上促進當地農民增收.
4.4 加強政府對農民增收工作的領導，確保各項增收政策的落實
政府加大對第一產業的技術及資金投入，第一產業收入在曲靖農村地區農民收入中占有主要地位，但由于該產業發展方式比較傳統，發展已達到一種瓶頸，需要較高的技術和較深厚的資金對其進行改進，尤其是在基礎農業，是第一產業的主體部分，但整體收入不高，成本卻較大，急需科技的支撐以降低現有的生產成本；讓林業、漁業、牧業得到適當的發展，以彌補第一產業當中的不足，使第一產業內部得以合理發展，發揮第一產業在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的能動性，從而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民生活狀況.
參考文獻：
〔1〕云南統計年鑒(1997-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中國統計年鑒(2012)[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關鍵詞]欠發達地區；農村產業結構；農民收入；跨越式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10-0082-04
作者簡介：錢娟，新疆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
改革開放以來，新疆農村產業結構顯著優化，由過去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單一形式，轉變為一、二、三次產業共同發展的新型農村產業結構，農民收入增長與產業結構變動之間存在較強的耦合關系。要加快新疆農業經濟發展，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現新疆農業現代化和跨越式發展，切實提高新疆農民收入，就必須加快新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產業結構調整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僅在于工業化本身具有現代性，且結構變化將產生比較效率優勢，因為產業之間存在明顯收益差異。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實現勞動力從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是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手段。新疆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應該努力縮小新疆與我國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和實現跨越式發展戰略。
因此研究欠發達地區農村產業結構，揭示其特征及演變規律，找出其存在的問題，對促進該地區產業結構和農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以及經濟的快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可為其他類似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借鑒。
一、新疆農村產業結構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新疆農村產業結構經歷了長達近30年的以種植業為主的單一結構格局，以為切入點的生產關系變革，將新疆農村經濟帶入了一個新的發展軌道，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走向農林牧副漁業并舉、非農產業逐步啟動的多行業協調發展格局，但從總體看，并未完全擺脫農業粗放經營、基礎薄弱、綠洲生態脆弱、產業結構層次低的狀況，新疆的農村產業結構仍處于以農牧業為主、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格局。
（一）農村產業結構變動情況
1978—1990年，新疆農村產業結構變動不明顯，呈現出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1990年后，農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比重逐漸下降，由1990年的86.70%降至2000年的62.13%，降幅達到24.57個百分點。其間非農產業產值增速加快，年均增速達25.29%。同時非農產業產值占比在20年間共上升22.19個百分點，非農產業產值在2000年首次占到農村社會總產值的1/3。從非農產業內部來看，1990年后，農村工業和商飲服務業有較快增長，產值占比分別達12.23%和8.48%，年均增速在1990年前后分別為24%和32%左右。同期，農村建筑業和運輸業發展滯緩，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建筑業，增速呈下降態勢。這表明非農產業內部發展并不協調，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非農產業結構進一步的調整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二）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動情況
由表1可知，1985—2009年，新疆農業保持了全面快速發展的勢頭，農業總產值高速增長，2009年比1985年增長22.94倍，其中種植業、林業、牧業、漁業分別增長19.68倍、9.54倍、28.87倍及62.35倍。經過20多年的調整，新疆農業實現了穩定持續發展。但是，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調整并不明顯，以種植業為主導的格局變化不大，其占農業總產值比重雖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但降幅較小，始終保持在65%～75%之間；牧業產值比重雖有所上升但僅增長了5個百分點；林業和漁業所占比重則較小，反映出現階段新疆農業產業結構相對穩定。
種植業作為農業的主體，是新疆農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由表2可知，20多年來種植業結構調整是顯著的，總體上表現為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比重逐年下降，經濟作物播種面積比重逐年上升。2009年較1985年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增加了7.1%，但其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重由65.1%降至42.6%；經濟作物播種面積增長了244%，比重由23.6%升至49.6%。其中棉花播種面積增幅最為顯著，所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重由8.9%升至30.2%，增長了5.56倍；蔬菜、瓜果播種面積增幅較小。經過20年來的逐步調整，新疆種植業結構確立了以棉花為農業的支柱產業，建成了國家優質商品棉生產基地，棉花種植面積、產量、單產均居全國首位。但是，畜牧業飼草飼料及瓜果、蔬菜播種面積卻不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在新疆的資源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對新疆農業和農民收入貢獻過小，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疆生態農業的發展。
（三）農村就業結構變動情況
2009年新疆非農產業就業人數為109萬人，占農村就業人數比重為24.22%，較1990年上升了16.6個百分點，增加86.91萬人。但與從事農業生產的426萬人相比，非農產業的從業人數較少，這說明新疆非農產業發展十分遲緩，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較慢。2009年農業產值為1990年的7.65倍，但同期農村就業結構中農業所占比重僅下降了2.27個百分點。這表明，一方面新疆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農業內部結構調整已初見成效；另一方面農村就業結構調整滯后于農業結構調整，大量因種植業效率提高而擠出的剩余勞動力仍滯留在土地上，制約了新疆農民收入的提高。
（四）新疆與東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內部產值結構比較
由圖1可知，中西部地區在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及農業產業組織方式下，農業生產主要以種植業為主，且比重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東部地區比重較小并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62個百分點。新疆比重為65.2%，高出西部地區11.66個百分點，同時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4.49%。牧業是第一產業另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東中部地區牧業比重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區超過全國平均水平3.24個百分點，新疆牧業產值比重達到24.2%，說明牧業是西部地區和新疆農業產業結構中的優勢產業，牧業產值是第一產業總產值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促進該區域的農村經濟發展應該大力發展畜牧業。林業比重各地區與全國水平差別不大，西部地區比重最高為4.63%，東部地區比重最低為3.18%，但新疆林業比重為1.9%，仍低于東部地區1.28個百分點，說明林業是新疆未來發展的前景產業。漁業以東部地區最為突出，比重達到15.8%，高出全國平均水平6.45個百分點，而西部地區僅為2.99%，新疆為0.8%。東中西部以及新疆在農業產業結構上的差異，決定了各自農村經濟增長水平的差異，進而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水平，產生了各地區間農民收入的差異。
二、新疆農民收入現狀及與東中西部地區的比較
（一）新疆農民收入現狀
1980年，新疆農民人均純收入排在全國前列，高出全國平均值6.68元。1995年后差距逐漸拉開，到2009年新疆農民人均純收入排名跌至全國第25 位，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1270.07元，為全國均值的75.35 %。從增長幅度看，2009年與1980年相比全國平均增長25.94 倍，而新疆僅增長18.32倍。新疆城鄉居民收入比由1980年的2.4∶1擴大到2009年3.16∶1。從新疆農民收入的來源結構上說，家庭經營收入比重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2009年為79%，比1995年下降了6.14 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逐年遞增，2009年為461.5元是1995年的 7.16 倍，但占總收入的比重僅為11.88%；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也在逐年增加，所占比重均較小，表明家庭經營收入是新疆各地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非農收入對新疆農民收入貢獻份額很小，反映出新疆農民來自農村二、三產業，收入比重低，鄉鎮企業發展遲緩，農村勞動力轉移難，絕大部分農民仍滯留在農業部門。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新疆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相對滯后；另一方面由于農民觀念落后，農村基礎教育和技能培訓不足、語言障礙、勞動力素質低等原因，嚴重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阻礙了新疆農民收入的增加。
（二）新疆與東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比較
1978年，東中西部地區農民年均收入分別為140.41元、130.98元和109.46元，新疆為119元，高于西部；2000年后，東部地區增長明顯快于中、西部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14%左右，中部地區年平均增長率為13%左右，西部地區年平均增長率為12%左右，新疆是在9%～10%之間，說明東中西部地區間以及與新疆農民收入差距呈擴大態勢。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來看，東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小于中部，中部又小于西部，新疆則低于全國水平。
2009年家庭經營收入比重全國已降至49.03%，東部地區農民收入最低的海南省僅為72%，新疆則高達79%；而工資性收入比重全國為40%，上海則高達69.46%，成為全國農民純收入最高的省份，新疆僅為11.88%，低于全國均值28.12個百分點。這表明新疆與東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的差距主要體現在非農產業上，東部地區農村二、三產業的蓬勃發展是產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新疆應加快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切實提高新疆農民收入，實現農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三、新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對農民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
數據取擇自《新疆統計年鑒》1980—2009年的新疆農業產值（Xl）、林業產值（X2）、牧業產值（X3）、漁業產值（X4）作為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變量；農民人均純收入（Yt）作為農民收入變量，建立模型：
Yt=f（X1，X2，X3，X4，……）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多元回歸模型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較好，各因素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變量農業產值、林業產值、牧業產值、漁業產值能夠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99.99%作出解釋。
根據對數模型的彈性解釋，新疆農業的發展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貢獻為39%，是四大產業中對農民增收貢獻程度最多的一個因素，其次是林業和牧業分別為29.52%和27.43%。這也充分說明新疆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效果比較顯著，打破了以傳統的農業產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實現了林牧業的快速發展，使其成為促進新疆農民收入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新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應將重心逐漸向其他產業轉移，在保證棉花等優勢產業發展的基礎上，重點發展林果業和畜牧業，優化新疆未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四、新疆農業主要產業收入對農民收入貢獻的測算
在新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農業發展在帶動新疆農民長期收入增加方面作用顯著。運用灰色理論中灰色關聯的求解過程和方法，可計算得出新疆農業主要產業收入與農民收入的關聯度。選取2000—2008年新疆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中的9個來源構成（由于部分年份新疆漁業收入和文教衛生業收入占家庭經營純收入比重太小，所以不作分析）。
根據灰色關聯度結果分析，各關聯度值都大于0.5，說明各因素與農民收入中的家庭經營純收入都有很強的相關性，排序為R1>R8>R6>R3>R9>R5>R2>R7>R4。在主要產業收入中，農業收入對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影響最大，其次是牧業收入，這也符合新疆目前實際情況。1990年以來，農業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比重呈逐年遞減趨勢，牧業收入比重呈上升趨勢，但自2004年以后有所回落，而林業收入所占比重呈緩慢上升趨勢。從增加農民收入角度來看，新疆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由農業收入逐漸向牧業收入和林業收入等其他產業收入轉變。在其他家庭經營純收入來源結構中，社會服務業收入與交通、運輸和郵電業收入與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灰色關聯度為0.9469和0.9142，僅次于農業收入，說明近年來新疆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增長與非農收入的增長有密切關系，但仍未超過農業收入。同東部地區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中非農收入增加超過農業收入相比，新疆農業收入占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比重很大，處于主導地位，這也成為新疆農民收入與東部地區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
五、結論與建議
第一，從總體來看，新疆并未完全擺脫農業粗放式經營模式、產業結構層次較低，仍處于以農牧業為主、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格局。而農業產業內部結構調整不明顯，以種植業為主導的結構變化不大，但林牧業有了較快發展。
第二，新疆農業的發展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貢獻率為39%，是四大產業中對農民增收貢獻程度最大的一個因素，其次是林業和牧業分別為29.52%和27.43%，說明新疆農業產業結構打破了由傳統的單一農業為主導的發展格局，逐漸向其他產業轉移，實現了林牧業的快速發展。
第三，在新疆農業主要產業收入中，農業收入對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影響最大灰色關聯系數為0.970794，其次是牧業收入，而社會服務業收入和交通、運輸和郵電業收入與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灰色關聯度為0.9469和0.9142，高于林牧業收入的關聯度，說明近年來新疆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增長與非農收入的增長有密切關系，但仍未超過農業收入。
新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要以市場為導向，大力調整農業的產業、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使農業深度化發展，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實現新疆農業現代化和跨越式發展。農業結構調整方面應加快調整種植業結構，推進農業由二元結構向糧食、經濟作物、飼料三元結構發展，提高種植業的經濟效益；大力發展林果園藝業，把林果業培育成為農民增收的又一個支柱產業；推進農牧業由大變強的轉型升級，農牧產品生產向流通和精深加工轉變。農民持續增收方面：發展農村第二、第三產業，推動鄉鎮企業產品優化升級，引導企業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創收，引導農民從種植業向種養業、特色林果業、設施農業轉移，由農業內部就業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由季節性轉移向常年穩定就業轉移，支持新疆各地與內地省區、企業和對口幫扶單位建立勞務協作關系，擴大地區勞務輸出。
[參考文獻]
[1]Galor，O.J.Zeira.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J].Review of Economics Student，1993（60）： 35-52.
[2]Kuznets.Economics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
[3]Jeanneney，S.G，P.Hula.How Does Real Exchange Rate Influence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2001（64）：529-545.
[4]趙人偉，基斯·格里芬.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5]馬九杰.農業、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與農民收入差距變化[J].改革，2001（6）.
[6]高志剛.區域經濟差異理論述評及研究新進展[J].經濟師，2002（2）.
關鍵詞：吸收馬爾可夫鏈 山西省 農業轉移人口 就業趨勢 預測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9-154-03
經濟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是農業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原因之一，經濟水平越高，勞動力轉移越活躍。每個人轉移的經濟總動機總是從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向經濟條件好的地區轉移。我國農村人多地少，把多余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并合理的運用，既節約了勞動力資源，使勞動力資源得充分發揮，而且這部分勞動力成為了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者。{1}在當前及今后相一個時期內，隨著人口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和耕地面積的越來越少，農業科學技術越來越發達，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會進一步增加。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逐步提高，造成耕地上所需的勞動力越來越少。我國土地、資本等資源與農業勞動力數量的現狀決定了農業中有很多剩余勞動力，解決這些剩余勞動力主要途徑就是轉移就業。
大規模的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總是和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相隨的，而農村勞動力轉移會帶來產業的升級換代及收入的提高，最終推動現代部門發展。我國人均GDP已突破1500美元，標志著我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將步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制造業的重要基地，這樣一個經濟社會發展背景決定了未來一個時期我國農民工流動就業的基本趨勢，即通過提高農村勞動力就業技能和創業能力，依托政策引導和市場機制調節，實現農村勞動力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第三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及新興產業流動，同步發生身份轉換、職業流動和居所遷移，成為自謀職業的城鎮居民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勞動力性質本身沒有變化，只是就業空間的簡單轉移，仍然保留著土地，保留著農民身份，是一種“離鄉不離土”的兼業式流動。外出勞動力的就業結構主要集中于制造加工、建筑、商業服務業，這是由于勞動力自身素質等因素的制約。勞動力轉移與就業表現為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入。
本文在既有農業轉移人力資源評估方法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了農業轉移人力資源的流動性特點，利用吸收馬爾可夫鏈理論構建了農業轉移人力資源評估的模型，并以山西省為例探討了在農業轉移人口就業趨勢中就業群體在不同產業中轉換遷移的概率進行趨勢預測及評估的可能性，以作為提高農業轉移人力資源評估的科學性以及可行性的參考依據。
一、農業轉移人力資源群體評估
對農業轉移人力資源進行評估，是將農業轉移人力資源資本化的過程，可分為對杰出個體和對有組織群體的評估兩類。農業轉移杰出個體對于社會價值的創造具有特殊的意義，同時，其流動狀況也顯示出獨特的性狀。而對于有組織農業轉移群體而言，群體內部個體共同作用，共同創造價值，并且整個群體在轉移過程中的流動狀況體現出一定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是可以計量的，這就為針對整體的價值評估提供了一個基礎。而對于杰出的個別的農業轉移個體，這種方式由于不具有特殊性，其使用受到限制。
二、馬爾柯夫鏈基本原理
馬爾柯夫過程是研究一個系統的狀態和轉移的理論。它通過對不同狀態的初始概率以及狀態之間的轉移概率的研究，來確定狀態的變化趨勢，從而達到對未來狀態進行預測的目的。馬爾柯夫鏈是狀態和時間參數都離散的馬爾柯夫過程，其定義如下：
設X={Xn（e），n=0，1，2，…}是定義在概率空間（Ω，F，P）上，取值在非負整數集I=N∪{0}的隨機序列。如果∨非負整數i1，i2 ，…，in-1，i，j及一切n≥0均有
P（Xn+1=jXn=i，Xk=ik，k=1，2，....，n-1）=P（Xn+1=jXn=i）=pij（n）（2.1）
并且要求P（Xn=i，Xk=ik，k=1，2，.....，n-1）>0，則稱過程X是一個離散時間的馬爾柯夫鏈。
所謂吸收狀態就是狀態獨自形成一個閉集。一個狀態j是吸收狀態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其一步返回概率是1，即Pjj=1，（j∈E）。具有吸收狀態的馬爾柯夫鏈稱為吸收馬爾柯夫鏈。
三、馬爾可夫鏈就業遷移模型的建立
1961年，由美國經濟學家費景漢和拉尼斯在《經濟發展的一種理論》一文中提出費景漢―拉尼斯模型。該模式用劉易斯模式把不發達國家經濟部門的劃分為基礎，把雙元經濟結構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他們把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流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類似于劉易斯模型。第二階段工業部門吸收那些邊際勞動生產率低于農業部門平均產量的勞動力。第三階段是經濟完成了對二元經濟的改造，農業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3}農業和工業工資都由其邊際生產力決定，農業與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完全取決于邊際生產力的變動。上述三個階段中勞動力轉移和再配置的數量與時間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工業資本儲備的增長率。這一增長率為工業利潤增長率和農業盈余增長率所限定。二是工業技術進步的性質和傾向。三是人口增長率。{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