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12 14:52:29
序論：在您撰寫糧食安全的意義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這句話可謂意義深遠，不僅涉及種植糧食的安全問題，還有科技興農的問題，食品安全問題以及國家對于土地資源的整合問題。盡管只是一句“糧食安全要靠自己”卻已經將眾多的意義釋放出來，我們必須懂得其中的真諦，挖掘出這其中包含的內在意義，才能在下一步的發展中汲取新的力量，形成新的思路，完成新的跨越。因為糧食安全本身就是一個不僅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更是一個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國際問題。如果不重視糧食安全的話，這樣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就不能保證，同樣也就不能將食品等安全問題的源頭處理好。
糧食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源頭。盡管在各類食品安全事件中被曝光的往往是加工的環節，但是，糧食安全與否才是至關重要的源頭，只要糧食安全健康才能保證在食品加工環節的安全健康。從這一點看，的話里必然有這樣的意義，那就是如果沒有糧食的基本安全保證，就沒有食品安全的保證，也就沒有其他關系到人們生命安全的問題?？梢?，糧食安全至關重要，它關系到食品安全領域的安全與否，是一個源頭性的作用，所以必須保證糧食的安全，才能在源頭上保證食品安全衛生，從而保證人們群眾的安全健康。
糧食安全靠自己必須有物質基礎。在中國，基本農田保護和18億畝紅線的劃定基本確立了對于耕地的基本保護機制，即如果沒有足夠的土地尤其是耕地資源的話，糧食安全就基本沒有保障。所以，對于所謂的“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話語里必須堅定18億畝紅線的耕地保護機制，在經濟建設和土地資源保護中實現一個基本的平衡機制，不斷完善耕地的保護，確立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唯有如此，才能保證糧食安全，才能實現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宏愿，否則，如果僅僅是口頭上進行基本農田的保護，但在實際上將土地資源進行無情占用的話，靠自己的糧食安全將會一無所有。
“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要增加種植糧食的積極性。這從取消農業稅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變化，為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取消農業稅，降低他們的負擔，增加農業的吸引力。另外，對于種植糧食的農戶還進行了糧食直補的方式進行調動積極性。除此之外，還鼓勵家庭農場的出現，為新型農業發展注入活力。不僅如此，為了實現糧食安全的基本目標，國家更應該采用科技興農的方式，增強農業的科技含量，增加對于農業補貼手段，讓農業本身充滿吸引力，這樣的話，糧食安全要靠自己的目標就會在不遠的時間里實現。
關鍵詞：糧食安全；農業協議；多哈農業談判；發展中國家
中圖分類號：D922.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2—0054—05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的界定，糧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取足夠、安全和有營養的糧食，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痹趪覍用?，糧食安全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糧食生產能力和進口能力。
近半個世紀以來，雖世界糧食產量增長的速度始終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有足夠的糧食可以供給那些糧食不能自給的國家，但由于糧食產量的分布不均以及進口能力的限制，許多國家仍處于糧食不安全狀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生產的糧食基本無法滿足消費需求。尤其是最不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嚴重依賴糧食進口和糧食援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顯示，1998—2000年間，世界上大約有8.4億人處于饑餓狀態，其中有7.99億位于發展中國家。而到了2010年，全球饑餓人口總數上升到9.25億，其中98%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饑餓人口的比例平均高達16%，主要集中在農村地區，直接或間接地依賴農業維持生計。因此，糧食安全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二、WTO《農業協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一）《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
國內支持是指政府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農民和農業為扶持對象所進行的各種財政支出措施，包括對農產品的價格支持、直接支持以及其他補貼形式在內的國內保護措施。其政策目標是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和保障農民收入。由于許多國內支持妨礙了自由貿易，《農業協議》對于國內支持措施的總體思想是進行削減。根據國內支持對貿易的扭曲程度，《農業協議》將其分為“黃箱”、“綠箱”和“藍箱”，并對不同的支持實施不同的規則。
“黃箱”支持是指那些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按照《農業協議》的規定，需要以1986—1988年（基期）國內支持的年均水平為基礎，進行綜合支持總量（AMS）的削減。其中，發達國家在6年內平均削減AMS的20%，發展中國家在10年內平均削減AMS的13%。如果AMS占農業生產總值的比例很小，則不需要納入AMS的計算和削減，其中發達國家的微量允許水平為5%，發展中國家的為10%。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成員方在基期內沒有采取“黃箱”支持，它以后也不能采用，除非在微量允許的標準之下。而那些在基期內采取了“黃箱”支持的成員方，除需履行削減義務外，仍然可以對農業維持相當程度的補貼。事實上，長期以來能對國內農業提供巨額補貼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AMS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因此，《農業協議》實際上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使用“黃箱”支持的權利，從而制約了其選擇有利于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由于AMS的削減承諾并不徹底，實際上也給發達國家預留了巨大的農業補貼空間，對國際農產品貿易仍會產生較大扭曲作用。
“綠箱”支持指的是對貿易沒有扭曲作用、對生產沒有影響，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國內支持措施，免予削減義務。它包括與生產脫鉤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收入安全網計劃、作物保險計劃等。雖然這些支持和農產品價格并不直接相關，但卻為農民提供了額外收入，從而間接地補貼了農業生產正如OECD所指出的那樣，任何影響生產者財產、資金流動和對風險態度的支付轉移都會間接影響農業生產，為農民提供比市場更多的支持。實際上，國內支持措施不可能完全與生產和貿易無關，并因此具有非扭曲性。因此，“綠箱”支持仍對生產和貿易存在一定的扭曲作用，但“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響”的底線是什么，《農業協議》并沒有確立任何判斷標準，導致“綠箱”政策的范圍失之過寬，面臨不斷被濫用的危險。如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為規避AMS的削減承諾，經常將“黃箱”支持轉化為“綠箱”支持。據統計，在1986—1988年至1995—1998年之間，OECD國家的“黃箱”支持下降，但“綠箱”支持卻翻了兩倍。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實施“綠箱”支持遠遠超出了其技術、財政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實際上“綠箱”支持最大的受益者仍是發達國家的生產者。
“藍箱”支持是價格支持的特例（“黃箱”支持的一種），是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美國和歐盟最后妥協的結果。它允許根據農產品市場價格和政府制定的目標價格之間的差額對生產者予以補貼，實際上是變相地承認了扭曲生產和貿易的國內支持政策的合法性。盡管這些支持不能用于擴大生產，受限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或牲畜頭數或確定的基期水平，但是它仍然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并且構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根據《農業協議》第6.5條的規定，“藍箱”支持只有在符合限產要求的前提下才免于削減，即按固定面積和產量給予，或享受補貼的產品不超過基期（1986—1988年）平均生產水平的85%，或按固定的牲畜頭數所提供的補貼。由于固定的面積和產量、牲畜頭數、基期水平由“藍箱”支持國來確定，因此這賦予了它們執行該政策額外的靈活性。依據“藍箱”支持，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計劃下實施的補償支付免除削減承諾，美國的差價支付計劃也得到豁免。
實際上，“藍箱”支持并未起到限制生產的作用，無法避免對生產和貿易的扭曲效應。理論上盡管所有WTO成員都能使用“藍箱”支持，但由于其只能在限產計劃下適用，而發展中國家多數面臨農業生產的不足，因此，該規定是為發達國家量身定做的。
《農業協議》關于國內支持的分類管理規則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設置了雙重標準，它為發達國家保留了充裕的政策空間，而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利用“黃箱”和“藍箱”支持，也無財力去填充“綠箱”，因此缺少保障本國糧食安全的充足政策空間。
（二）《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傾銷糧食，易致使部分發展中國家糧食生產能力削弱
出口競爭規則主要涉及到如何減少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所謂“出口補貼”是指依出口實績而給予的補貼，與國內支持相比，它對貿易的扭曲更加直接、嚴重，且更易產生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烏拉圭回合農業談判中出口補貼成為談判的焦點，最終達成的妥協方案確立了兩項基本準則：凡在基期內（1986—1988年）未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也不得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凡在基期內已對農產品提供補貼者，今后可繼續對相關產品進行出口補貼，但補貼支出和受補貼產品應在基期水平的基礎上作一定比例的削減。
事實上，農產品出口補貼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在WTO成立之初的135個成員中，只有25個成員有權使用出口補貼，其中歐盟、美國、瑞士、挪威四個OECD成員1995—1999年間對農產品的補貼支出額占總支出額的98.9%。因此，該準則意味著發達國家可繼續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只要其執行削減承諾，而發展中國家對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的權利卻受限。
基于出口補貼的減讓承諾，發達國家的確在實施期內減少了對農產品出口的補貼。然而，出口競爭紀律的不健全同時又為發達國家規避出口補貼義務提供了契機?！掇r業協議》第10.4條要求提供國際糧食援助的成員方保證糧食援助與商業性農產品出口無直接或間接關聯，并以贈與方式進行。但該規定往往因不具操作性而被成員方忽視。一些主要糧食出口國借糧食援助之名大量傾銷剩余食品，據統計，美國有近一半的面粉通過糧食援助的方式出口。同時，出口信貸也因缺乏相應紀律約束，而被發達國家用來規避出口補貼義務。美國是出口信貸的最大使用者，年提供信貸達30億美元。因此，《農業協議》關于出口競爭的紀律未能對發達國家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形成有效約束。
《農業協議》關于出口補貼的安排實際上允許發達國家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這必然導致部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出口萎縮，外匯收入下降，糧食生產、進口能力也相應遭到削弱，從而使其糧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脅。
（三）《農業協議》的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
市場準入規則規定了WTO成員國如何向外國農產品開放的有關措施。關稅化是農產品市場準入的一個核心措施，旨在建立農產品市場的“單一關稅制度”，即把各種非關稅措施轉化為保護程度相等的關稅措施。盡管關稅化后貿易保護程度并沒有發生變化，但這有助于增加貿易保護的透明度。執行關稅化的關鍵是進行關稅等值的計算。然而，各國在折算過程中盡可能選用對自己有利的價格數據，極力擴大一些敏感產品的關稅等值水平，加上計算關稅等值的基期（1986—1988年）內國內價格和國際價格的差額達到最高值，因此，一些國家實際計算出的等值從價關稅率高達百分之幾百，大大提高了原有保護程度。不少學者將這一過程斥為“骯臟的關稅化”。利用這一過程，發達國家在維持其高關稅保護水平的前提下實現了政策轉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歷了結構調整計劃，其關稅等值大多為負值，因此只能選擇使用“上限約束”的方式約束關稅。實際上，關稅化對于發展中國家毫無意義，它最終淪為發達國家提高約束關稅的一種工具，這難免會削弱關稅減讓的價值。
關稅化后，農產品市場準入的問題就轉化成關稅減讓的問題。根據《農業協議》，成員方必須約束所有關稅，并在約束稅率的基礎上進行關稅減讓。但是減讓承諾只限于所有農產品平均關稅，并非針對每一產品的關稅減讓。這就使得各國對進口數量多或本國生產的農產品保持高關稅稅率，而對一些本國不生產的產品降低關稅。選擇性的關稅削減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關稅高峰。發達國家利用關稅高峰阻礙發展中國家主要糧食產品的出口，也利用關稅減讓的機會，提高原材料的關稅削減比例，壓縮加工產品的削減比例，通過關稅升級壓制發展中國家高附加值農產品的出口，進而影響其產業升級。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由于一些成員在實施非關稅措施的關稅化方面存在困難，《農業協議》允許其保留某些產品的非關稅措施，但這些產品必須實行關稅配額制度。各成員方應以相對較低的關稅進口一定數量（配額）的農產品，確保有效市場準入不受侵蝕。然而，《農業協議》對于配額的管理和分配至今缺少明確具體的規則。因此，成員方對于貿易配額的管理擁有較大的自。利用這種自，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參照以往的進口構成情況，將配額分配給傳統供應商，以延續特定國家之間過去存在的特惠貿易安排，這種配額管理模式明顯具有歧視性，發展中國家因此被排除在特惠安排之外，一些對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產品也被征收高關稅。事實上，關稅配額制度在改善市場準入方面并未發揮有效作用，反而弱化了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
為避免關稅化的結果可能使原先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國內農產品直接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及過量進口的沖擊，《農業協議》規定了關稅化的例外條款——農產品特殊保障措施（SSG），即在特定產品進口數量大增，或進口價格跌至規定水平時，成員方可以征收一定的附加關稅，以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按照《農業協議》第5條規定，實施特殊保障措施的農產品必須經歷關稅化過程。由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進行關稅化，因此失去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權利。加之該措施適用的技術門檻高，導致即使有權使用該措施的發展中國家也不能頻繁地對其加以利用。2003年行動援助報告指出，在允許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6072項關稅稅目中，67.2%適用于發達國家，31.8%適用于發展中國家。一份WTO刊物統計數據也顯示，在1995—2008年有權使用SSG的22個發展中國家之中，僅有6個國家實際援用。
通過骯臟的關稅化、選擇性的關稅削減、弱化最低限度的市場準入、戰略性的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等手段，發達國家極力規避市場準人的義務，因此《農業協議》市場準入規則實際上并沒有打開發達國家的市場，反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更加開放。這嚴重削弱了關稅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農業協議》確立的國內支持、出口補貼和市場準入規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具有嚴重的不平衡性。它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出口補貼繼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糧食傾銷，同時卻要求發展中國家逐步開放國內糧食市場；它為發達國家的國內支持保留了充裕的空間，卻令發展中國家與農業補貼失之交臂。這造成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公平競爭合法化，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選擇。因此，現行的《農業協議》很難有效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
三、多哈農業談判不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對糧食安全的關注
（一）多哈農業談判期間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鑒于現有農產品制度安排的不公平性及南北國家在農業競爭力上的懸殊，發展中國家積極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爭取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
在提案、磋商階段，發展中國家均強調農業對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為確保糧食安全，他們認為有必要保護本國糧食生產，給予國內農業政策充足的空間和靈活性。為保護本地的糧食生產和農民生計，發展中國家建議終止藍箱，改革或移除綠箱，并取消出口補貼。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承認貿易是一種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途徑，尤其對于糧食進口國。但貿易帶來的進口激增也會影響進口國國內主要糧食的生產，影響農村發展和減貧。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求建立農產品特別保障機制（SSM），取代只能由發達國家適用的特殊保障措施。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尤其強調特殊和差別待遇對糧食安全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建議擴大特殊和差別待遇條款。其中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以及印度提出的“糧食安全箱”包含了所有特殊和差別待遇的靈活性。
古巴等11國提出的“發展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有權以積極列舉的方式指定何種農產品受《農業協議》規則的約束；允許發展中國家重新評估并調整關稅水平，以應對廉價進口產品的沖擊，保障糧食安全；OECD國家應大幅降低現行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給予發展中國家國內支持方面的靈活性，包括將其微量支持水平提高到20%；禁止發達國家繼續援用特殊保障條款，但該條款應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禁止所有形式的傾銷，發達國家所采用的各種出口補貼應立即取消。之后，印度又提出了“糧食安全箱”，要求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一切與保障糧食安全、農村發展、就業和反貧困有關的國內支持措施應免于任何形式的削減；發展中國家對農業關鍵性投入所提供的補貼應具有靈活性，給予低收入和資源貧乏農民的具體產品支持應免于綜合削減；允許發展中國家保留適當水平的關稅限制，免于提供任何形式的最低市場準入；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權采取一種有別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獨立可行的特殊保障機制。無論“發展箱”還是“糧食安全箱”均著眼于：在不公平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政策支持空間，為貧困人口的糧食安全提供基本保障。
（二）《框架協議》未能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并未引起發達國家足夠的重視。以美國為代表主張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國家認為，自由貿易將穩定全球市場價格，同時增加貿易收益、促進經濟發展、提高購買力，從而有助于糧食安全，因此自由貿易和市場導向是實現糧食安全的主要路徑。以歐盟、日本為代表的農業保護主義勢力則主張一個理想的國際框架應充分考慮農業的多功能性和糧食安全的需要，以此作為延緩貿易自由化，推行農業保護主義的借口。立場的分歧，導致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僵持不下，幾經周折，最終達成一項《農業談判框架協議》（《框架協議》）?！犊蚣軈f議》雖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照顧了發展中成員的特殊關切，但同時也使許多焦點問題被淡化或模糊化處理。其中，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考慮。
在國內支持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模式的選擇、政策箱的改革維持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平衡，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1）削減模式的選擇?！犊蚣軈f議》要求按照分層公式對所有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OTDS）進行實質性削減，總量削減和分項削減同時進行，即不僅要對OTDS進行分層削減，還要分別對“黃箱”、微量允許進行單獨削減，并對“藍箱”進行封頂，但是，《框架協議》規定的削減基礎是約束水平或被允許水平，而不是現有的實際支持水平，削減后的支持水平通常比現有的支持水平要高。即使按照以后達成的削減幅度將分層公式適用于每項具體的削減步驟之中，削減的只是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的水分，并不能達到實質削減的目的。（2）政策箱的改革?！犊蚣軈f議》規定對“黃箱”政策進行實質性削減，同時改革“藍箱”政策。但從“藍箱”的內容來看，框架協議顯然有意使發達國家運用“藍箱”政策代替“黃箱”政策?！犊蚣軈f議》規定“藍箱”支持按農業總產值的5%進行封頂，將“藍箱”標準從原來的“限產”擴大到“不對生產進行要求”。這一變革擴大了“藍箱”的使用范圍，增加了發達國家使用“藍箱”支持的空間。由此，具有AMS削減義務的高補貼國家，可以通過“箱間轉移”（從“黃箱”移到“藍箱”）來調整現行的農業支持政策，規避削減義務，如美國，其AMS承諾水平為191億美元，2001年實際使用量為144.13億美元，比較接近承諾水平。但是，目前美國農業總產值在2000億美元左右，按5%的封頂要求，美國將有100億美元的“藍箱”使用空間。這意味著如果取消藍箱的“限產”要求，美國只需將一部分措施從“黃箱”轉入“藍箱”便可大大緩解削減壓力，甚至可以不作任何削減。這樣，美國《2002年農業法案》的反周期補貼便能順利的從“黃箱”轉向“藍箱”。
在出口競爭方面，框架協議關于削減日期的模糊規定為發達國家繼續進行出口補貼提供機會?！犊蚣軈f議》指出：成員同意制定一個詳細的削減模式，以保證在一個可信的終止日期前，平行削減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措施。削減日期待定意味著發達國家可以繼續維持高額的出口補貼、出口信貸或保險計劃，同時也擁有充足的時間將“出口補貼”向“藍箱”和“綠箱”轉化?！掇r業協議》出口競爭紀律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消極影響將繼續存在。
在市場準入方面，《框架協議》對敏感產品的定位，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的模糊規定未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1）敏感產品?！犊蚣軈f議》關于敏感產品的概念允許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繼續對某些產品提供保護，只要每種產品的市場準入通過關稅配額承諾和關稅削減得到改進?！懊舾挟a品”是歐盟和十國集團為使其部分維持高關稅的敏感產品少做減讓而提出的概念，旨在維持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農產品高關稅，這必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出口。（2）特殊產品和特殊保障機制?！犊蚣軈f議》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糧食安全、生計和農村發展的需要，指定特殊數量產品作為特殊產品，這些產品可以獲得更多的靈活待遇。同時，《框架協議》也要求制定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僅供發展中國家使用。這些規定一定程度上考慮了發展中國家使用出口補貼和國內支持措施的有限能力，特殊和差別待遇在其市場準入領域的重要性。但是，在特殊產品問題上，《框架協議》的文字相當模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問題都被留到下一階段解決，對如何特適用殊保障機制也沒有任何詳細規定。
（三）后《框架協議》談判，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關注的分歧依然嚴重
《框架協議》指出，農業對于發展中成員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他們必須能夠實行支持其發展目標、扶貧戰略、糧食安全以及生計關注的農業政策。該目標能否實現，取決于后《框架協議》階段更為艱難的具體模式談判。然而，后續談判過程中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在農業補貼、農業關稅等核心問題上依然各執一詞，讓拖延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談判懸而未決，這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
在OTDS的削減幅度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始終無法達成一致。面臨發展中國家大幅度削減OTDS的要求，美國和歐盟一直消極回避。從農業補貼的規模看，歐盟農業補貼為600億歐元，美國為482億美元，根據2008年7月談判案文歐盟應該削減75%—85%，美國應該削減66%—73%。但歐盟目前僅許諾削減70%。由于歐盟從總體上講處于農產品進口入超的局面，且農產品出口的大部分是歐盟各國間的貿易，因此其并未成為眾矢之的。美國雖然同意削減至150億美元，即削減69%，進入了談判案文的削減范圍，但美國2001—2005年實際農業補貼平均為170億美元，2006年為110億美元，2007年又下降為90億美元，因此，印度和巴西認為美國削減的幅度遠遠不夠，要求其必須削減到108億美元、至少削減到121億美元即削減75%以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關于農業補貼的對峙成為具體模式談判階段的主要阻力。
在農產品的特殊保障機制的適用條件上，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僵持不下。特殊保障機制是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發展中國家可以動用這個在農業領域的防御性政策工具，在進口產品數量激增或進口產品價格銳減的情況下，提高關稅壁壘，保障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和糧食安全。由超過40多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33國集團是特別保障機制最積極的捍衛者。他們主張在農產品進口量超過正常年份的5%、10%和30%并造成國內價格下跌時，就可采取追加不同比例關稅的特殊保障措施，而且程序應簡單、易行。美國等糧食出口國則堅持只有當某種農產品進口突然增至40%以上時，“受害國”才能啟動特別保障機制，提高關稅。最終，美國以必須界定該機制使用的合法性和防止濫用為由，沒有作出讓步，導致2008年談判破裂。
談判破裂后，農業委員會又組織多次談判，但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進展。2011年伊始，農業委員會主席沃克（David Walker）提出預計在年終結束談判。然而談判的進展并不樂觀，WTO大使們一致認為，各項議題在年內不太可能達成一致。目前，為挽救多哈，代表們選擇了分階段完成的妥協方案，其中農業問題被列為“慢速通道”。綜觀十多年的多哈農業談判，盡管發達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發展中國家大部分關于糧食安全的建議并沒有得到采納，而發達國家的削減承諾很大意義上是空頭支票?？梢灶A測，多哈農業談判不可能從根本上考慮發展中國家關于糧食安全的關注。
四、結論與啟示
糧食安全問題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WTO《農業協議》卻限制了發展中國家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空間。為改變這一現象，發展中國家利用多哈農業談判，積極闡明糧食安全立場，爭取農業政策空間，以保護國內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然而，歷經十年的“發展回合”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關注。因此，《農業協議》及多哈農業談判最多僅能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外部環境。如果多邊貿易體制不能與國內政策很好地銜接，或者沒有附以相應的國內政策激勵，發展中國家從農業貿易自由化中獲取的利益有限。從這一點來看，國內政策的調整才是最重要的。
關鍵詞：糧食安全；預測；綜述
一、引言
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提出，內涵幾經擴展，從傳統的供求總量平衡到兼顧生產、消費結構和供求的區域性、結構性等（陳芬菲和李孟剛，2011）。在概念方面，糧食安全又區別于糧食自給、糧食產需、食品安全等。
糧食安全預測是與糧食安全緊密相關的課題。糧食需求的剛性和供給的不確定性決定了糧食供需研究和安全預測研究是一個永恒的常青的課題（曾福生，2005），作為準公共物品的糧食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既有經濟屬性，又有保健屬性（吳志華，2004），有產業缺陷性（胡靖，1998），還有社會政治屬性，隨著產業經濟發展，我國農業經濟貢獻份額降低，產業缺陷漸趨顯露，其社會政治意義卻尤顯重要。
二、糧食供需預測方法綜述
（一）糧食供給預測方法
糧食供給預測方法主要包括統計-計量模型和機理模型或作物模型。
1.統計-計量預測模型主要思路如下：
（1）利用時間模型，應用時間序列趨勢外推的方法，進行分析和預測。主要有ARIMA模型（陳艷紅等，2013），灰色預測模型（周慧秋，2006），指數平滑法（蔡承智和陳阜，2004），協整關系分析（陳倬和簡小鳳，2013），移動平均法（李建平和上官周平，2011）等。這種預測模型以糧食供給數量的歷史數據為基礎建立數學計量模型，進行短期糧食供給預測，而無需考慮其他因素。
（2）尋找影響糧食供給的因素，比如從糧食單產、種植面積、水資源、銷售價格、農資投入成本、氣候變化、城市化進程、國際市場波動、運輸難度等因素的變化出發，應用逐步回歸、主成分分析、BP神經網絡、投入產出分析（Jie Chen，2007）、因子分析（王慧，2009）、聚類分析（姚鑫等，2011）等方法，對糧食未來供給狀況做出預測。還有學者從微觀經濟視角來證實自然和人為因素對糧食安全的影響（萬相昱和張濤，2013）。
（3）組合模型法，其實就是在上述模型中選取幾個模型為其賦予權重，組合得出預測結論。丁晨芳（2007）證明此方法可以提高預測精度。
2.作物機理模型
主要包括遙感技術預測法、氣象產量預測法、統計動力學生長模擬法。這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從作物生長環境和種植現狀出發，利用觀察、統計、模擬等方法對糧食產量而并非嚴格的供給量做出預測。如雄偉等（2006）結合區域氣候模式PRECIS和CERES作物模型模擬了未來不同的溫室氣體排放情景下中國糧食產量狀況。
（二）糧食需求預測方法
對糧食需求預測則主要包括統計-計量模型和經驗推算。統計-計量模型主要有雙邊恩格爾函數模型（黃宇慧，2010），EMC模型（王君萍，2009），回歸模型（龍方，2008）等。其中，學者們認為糧食需求主要影響因素為人口增長與結構，GDP，居民收入，糧食用途與消費結構（口糧、飼料用糧、種子用糧、工業用糧的變化），CPI，貨幣夠購買力等。經驗推算主要依據對歷史經驗、現實趨勢和國際經驗的系統分析，結合對糧食需求的影響因素及其變化趨勢的前瞻性研究，對糧食需求的變化做出判斷（姜風和孫瑾，2007），比如專家預測、經濟周期等方法。馬曉河（1997）、姜長云（2005）、孫宏嶺和劉亞鑫（2013）等曾應用此方法。有些學者干脆以國際公認人均糧食占有量400公斤為系數，估約人口數量變動情況下的糧食需求量變化。
（三）供需預測方法評述
數量經濟方法為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預測提供了思路，統計模型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歷史數據擬合的經濟模型，比較客觀地反映數據對應的歷史時期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姜風，2007），并且對短期未來做出精確的預測，但是難以克服其統計口徑不一，數據采集困難，模型設計復雜，預測期限短暫的困境，對于數據機械擬合，容易忽視事件發展的邏輯內涵與經濟學原理。經驗推算避免了機械性，充分體現人的主觀能動性，當供求規律不明顯，信息遲滯扭曲，容易增加判斷的主觀性或者個人偏好。更為靈活的，能夠充分融合數學與經驗的預測模型，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糧食安全預測結論綜述
國內外專家學者紛紛對中國糧食供需現狀和預測做出了詳實的研究，雖然其具體數值有所出入，但是總體結論基本一致：中國短期內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但處于緊平衡；中長期雖然不會出現不可彌補的供求缺口，但是形勢不容樂觀（曾福生，2006）。學者們認為農業資源非農化，城市化進程加快，農田基礎地力下降，農業生產資源成本上漲等將成為糧食供給穩定增長的阻滯因素；人口快速增長，用糧結構轉變，GDP和居民收入上升等成為糧食需求壓力上升的主要因素；較長的生產周期，氣候變化帶來極端天氣增多，國際政治經濟波動，他國糧食供需波動等增加糧食供需矛盾的不確定因素；小規模的農戶經營和體制變革的路徑依賴成為糧食甚至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體制。積極的政府政策，充足的外匯儲備，較小的糧食需求彈性，科學進步造成生產技術的發展等成為糧食安全的利好因子。（作者單位：山西農業大學信息學院）
通訊作者：蘇琳
參考文獻
[1]曾福生.糧食大省的糧食安全責任及實現途徑分析[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3：1-6.
[2]宮芳，吳志華.大糧食安全戰略探析[J].經濟問題，2004，07：49-51.
[3]胡靖.中國兩種糧食安全政策的比較與權衡[J].中國農村經濟，1998，01：19-26.
[4]周慧秋.灰模型GM（1，N）在東北地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預測中的應用研究[J].農業技術經濟，2006，03：58-62.
[5]陳倬，簡小鳳.城鎮化背景下的糧食安全問題研究――基于城鎮化率與糧食產量之間協整關系的分析[J].糧食科技與經濟，2013，04：5-8.
[6]李建平，上官周平.陜西省糧食生產與糧食安全趨勢預測[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11，04：245-251.
[7]姚鑫，楊桂山，萬榮榮.譜系聚類法在小區域糧食安全預測中的應用――以昆山市為例[J].自然資源學報，2011，02：218-226.
[8]萬相昱，張濤.基于農戶主體的微觀模擬平臺及其在糧食安全問題研究中的應用[J].21世紀數量經濟學，2013，00：132-152.
[9]丁晨芳.組合模型分析方法在我國糧食產量預測中的應用[J].農業現代化研究，2007，01：101-103.
[10]馬曉河.我國中長期糧食供求狀況分析及對策思路[J].中國農村經濟，1997，03：11-18.
[11]孫宏嶺，劉亞鑫.“九連增”下的糧食安全隱憂[J].糧食科技與經濟，2013，01：7-9.
[12]龍方.中國未來糧食供求趨勢預測[J].鄉鎮經濟，2008，06：91-94.
一、完善糧食收購機制，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
農民的“收入安全”與“糧食安全”互相制約，沒有農民的“收入安全”就不可能達到“糧食安全”?，F在很多農民種糧沒有什么積極性，關鍵在種糧的效益不高。今年中央財政安排“三農”支出達到5625億元，比上年增加1307億元的基礎上，再增加農業投入252.5億元，直接補貼給農民，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國家三次提高農資綜合直補標準，兩次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水平。但是大部分散戶農民甚至連自己的補貼是怎樣算出來的都不知道，很多農民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惠。糧農種糧積極性下降，導致技術推廣不暢，種糧效益難以提高，所以有關部門還要在制定政策的基礎上，扎實研究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如何落實國家惠農政策，保證糧食補貼落實到每個農民手中。
有的人認為：按農民向國家交售糧食的數量對農民進行補貼，更有利于調動那些真正種植糧食的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讓國家有限的資金發揮出最大的效益，確保我國的糧食安全；也有人認為：改成了按交糧量來發放補貼，腐敗的空間會猛增，有糧的農民可能一斤糧都交不上去，反倒是那些有關系的糧販子與有關部門官員，勾結起來狼狽為奸大食其利。農民可能連現在僅有的一點糧食補貼都拿不到，種糧意愿必然更加下降。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還是得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一方面：與農民簽訂能體現保護農民利益的收購訂單。只有這樣才能免除糧農的后顧之憂，才能充分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這是搞好糧食收購的前提。
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惠農政策的宣傳、貫徹實施及監督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絕坑害農民利益的腐敗現象的發生，確保農民多種糧多收入，從而真正得到政策補貼的實惠。
二是如何穩定農資價格，使大多數農民得益。
穩定農資價格，主要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完善化肥、種子、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調控機制。
第二方面：強化農資成本監審工作，控制農資價格過快上漲
第三方面：完善并落實農業生產用電、用油的優惠政策，降低農民種糧成本。
第四方面：加強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監督檢查，嚴厲打擊農資經營中的牟取暴利及價格欺詐行為，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二、完善糧食儲備體系，增強宏觀調控能力
儲備糧是政策性的計劃管理物資，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安全的重要物質保證。儲備糧在國家需要時，必須要從數量和質量等方面確保儲得進、管得好、調得動、用得上，不發生任何問題。具體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1.保證國家擁有充足儲備量
丁聲俊說：按照國際糧食安全警戒線，我國糧食儲備數量應該在8500萬噸～9000萬噸之間，而我國糧食儲備數量的安全警戒線應高于國際糧農組織確定的17%～18%的標準線，以相當于全年糧食總消費量的25%～30%為宜。我國糧食年總消費量大體為5億噸，按此標準計算，國家糧食儲備量應保持在1.25億噸～1.5億噸。國務院總理在今年兩會時指出，我國目前的糧食儲備在1.5億～2億噸之間。我國經受住了今年汶川大地震和南方雪災等多次特大自然災害的考驗，就是充足的糧食儲備在糧食流通和宏觀調控中發揮的巨大作用。
2.進一步加大綠色儲糧力度，最大程度地減少儲糧損耗和污染，延緩糧食的陳化速度，保證儲備糧的品質。
進一步加大綠色儲糧力度，不僅可以使國家儲備糧在儲藏過程中的數量損失和質量安全風險降低至最低限度，而且能在國內外糧食市場較為順利地實現輪換更新和保值增值。
加大綠色儲糧力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建立真正的無公害糧食生產基地，實施糧食標準化生產，切實從源頭上確保國家儲備糧收購的原糧質量安全。
第二方面：進一步研究開發和推廣綠色儲糧技術，限制使用各種殺蟲劑。
第三方面：確保糧倉及配套機械設備和材料不污染糧食
第四方面：重視研究有毒有害物質和有毒有害生物的檢測技術，特別是快速檢測技術。
三、減少農戶儲糧損失，開發無形糧田
據統計：全國60%的糧食儲存在農戶。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忽視了農戶糧食儲藏技術的研究與推廣，相對于糧食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國農村糧食的儲藏技術落后，農戶儲糧狀況令人堪憂。據調查，每年僅農戶儲糧損失達1500萬噸至萬噸，造成經濟損失180億至240億元。因此，做好農戶儲糧工作，減少糧食產后損失，相當于開發了無形糧田，增加了糧食產量，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是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大事。
四、加強市場宏觀調控，確保糧食流通的良性循環
健全糧食市場體系，加強糧食物流體系建設，加快法規、制度體系建設，合理調整儲備糧品種結構，拓寬輪換糧源市場，增強和改善糧食宏觀調控手段，提高糧食宏觀調控能力，發揮儲備體系宏觀調控載體作用，保證市場供給，確保糧食市場和價格基本穩定，抑制通貨膨脹，確保糧食流通的良性循環。
五、阻斷糧食能源化道路，保證糧食供求平衡
以玉米為例：最近幾年，為了提升其附加值，各地政府紛紛出臺優惠政策予以扶植，一時間號稱東北萬噸級乙醇生產企業達百家之多。這加速了玉米等糧食的工業性消耗，刺激了玉米價格的飆升，不僅如此，現在的玉米加工產品已由淀粉、酒精等初加工向發酵、精細化工產品過渡，目前由玉米生產的產品已有200多種，這些產品被廣泛用于食品、紡織、汽車、電子、醫療等領域。因此，可以說玉米價格的微小變化就可能在商品市場上造成“蝴蝶效應”。由于能源緊缺，中國必須大力發展生物能源，但應把重點放在發展以木薯、甘薯、甜高粱等為原料的燃料乙醇技術，以及以小桐子、黃連木、油桐、棉籽等油料作物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產技術，并積極發展以纖維素等物質為原料的生物液體燃料技術，而盡快阻斷糧食能源化之路?？梢哉f這是保證糧食供求平衡，保障糧食安全的一個有效對策手段。
六、保證原糧及糧油食品衛生安全
近年來，我國對食品安全問題非常重視，頒布了“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實施了“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和“三綠工程”、“放心糧油工程”以及“食品質量安全市場準入制度”等保障糧油食品安全的一系列施，逐步構建了“從土地到餐桌”的技術、質量、認證全過程質量監督標準體系，使得糧油食品質量安全水平不斷提高，國際聲譽不斷提高。但是隨著新技術和化學品的廣泛使用，糧油食品在生產、加工、儲運、銷售等各個環節中安全問題日益嚴峻！糧油食品質量安全問題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和威脅人類健康的主要因素。為了保證原糧及糧油食品安全，保障人民身體建康，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進一步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糧油食品市場管理和監督體系，不僅要在糧油食品生產、加工過程中全面、嚴格、高質量地實施haccp質量管理體系，而且在儲藏、運輸及經營過程也要注意存在的或潛在的危害因素。
2.堅決打擊不法生產和銷售食品的黑窩點和商販，進一步開展“放心糧油工程”。
3.加強食品安全的宣傳教育，大力培養食品安全領域專門人才以適應科技的進步和檢驗技術的發展。
4.提高糧油食品安全科技水平，優先研究可靠、快速、精確的糧油食品安全檢測技術，并積極推行食品安全的控制技術。
5.大力加強糧油食品生產企業iso9001、iso9002、is014000、haccp體系和gmp、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的認證。
6.積極開展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加工食品的安全性評價技術的研究，確保糧油食品安全。
2012年8月12日早晨，細雨陣陣，北京798藝術區的偏鋒新藝術空間，聚集了農民、NGO代表、政策研究者、藝術家、學者、記者等不同背景的人士，他們要在這里進行一次民間“圓桌對話”，主題是“糧食安全”。
“到目前為止，全球有六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近十億人尚未解決溫飽，聯合國千年目標的第一位就是令全球的饑餓人口減半，到現在還沒有完成。為什么經濟發展得這么快，饑餓人口仍然存在?而大多數挨餓的人正是負責生產糧食的農民?！边@是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駐中國代表Percy W.Misik的開場白。
現場，國內16位藝術家展示了以“糧食安全”主題的藝術作品，試圖回應這一問題。
藝術家李槍建造了一個云南佤族的糧倉?！八笳髦Ｍ?，人類需要一個糧倉?！彼菑墓娼M織樂施會在貴州省織金縣橋上村的項目上找到的靈感。
去年，李槍在橋上村遇到了40歲的農民劉琴。劉琴告訴他，近年來地里收成不好，暴雨總是來得比以往早，玉米沒來得及成熟就被打壞了。丈夫生病，4個兒子都在上學，劉琴成了家里務農的頂梁柱。村里不少農戶家，主要勞動力也是婦女。
今年，橋上村通過樂施會引進了比普通玉米早一個月成熟的早熟玉米品種。如此，盡管雨季提前，劉琴家也有了比較好的收成，而且因進入市場較早，她家的玉米比普通玉米的售價更高。
“農民是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關鍵”，樂施會政策倡導總監孫學兵在對話現場說，在發展中國家，5億個小農場養活了全世界20億人口；其中，中國1.93億的小農場養活了5.8億人口。另據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2011年的報告，通過過去幾十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成功地降低了貧困和饑餓人數。
盡管成就斐然，但中國僅有世界7.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資源，卻要養活世界上近20％的人口，壓力巨大。
2012年，隨著全球糧食價格危機再次上演，谷物價格的上升也將使肉類價格隨之上漲，其他國家也面臨著生產資源日益緊缺的問題。
“2011年世界人口已經達到70億，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將達到90億。聯合國糧農組織預計，為了滿足2050年全球糧食產量的需求，糧食產量將顯著增加達到70％。這意味著需要將近十億噸的稻谷類產品和將近兩億噸的肉類產品?！盤ercy W.Misik說，“高速增長的世界人口令全球不得不緊張地關注糧食安全問題?！?/p>
除了“總量”，還要“買得起”、“買得到”
上世紀60年代出生于內蒙古的藝術家簫昱參與了這次對話。雖然“糧食安全”在藝術圈是個冷門話題，但他覺得離自己并不遠。
簫昱還記得十一二歲時家里糧食不足的光景，父母為了養活家里5口人，只能去農村買紅薯代替。連續吃了20天紅薯后，簫昱和兄弟姐妹每晚趴在床邊吐酸水。
“不是沒錢買，而是買不到糧食?！北M管早已遠離饑餓，童年的記憶令簫昱意識到“糧食安全與生命形態相關”?！叭奔Z的年代里，我姑姑的工資就是三袋小米，在這個意義上，糧食替代了貨幣?！焙嶊耪f。
5年前，簫昱開始創作一系列與糧食安全相關的藝術作品?！霸诮裉欤Z食安全其實是資源被重新分配的問題，也就是怎么分配、怎么獲取、怎么占有。”
“還有一點相當關鍵，就是：日糧的構成，日糧的營養充分不充分，量夠不夠。”孫學兵研究了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最近發表的講話，認為關于糧食安全的說法簡單而言就是兩個字，一個是量，一個是質。
“日糧”的說法，引起了貴州省遵義市綏陽縣獅山村村支書黃岡的注意。與城市里的飲食習慣不同，黃岡所在的地區，飲食習慣是一天兩餐，早晨九十點吃早飯，下午三四點吃午飯。
黃岡說，兩餐制有歷史的原因，貴州以前比較貧窮，少吃一頓能節省些糧食，同時也有現實原因，貴州農村的學生讀書大約是從上午10點后開始，到下午3點半放學，多數家庭為了配合孩子的上學時間，也遵循了這種兩餐的習慣。
黃岡對貴州農村吃飯問題的描述讓對話現場許多沒有農村生活經歷的人很感慨?！凹Z食安全意味著所有的人每天都有能力攝取到足夠的安全的有營養的糧食，可以有活力并健康地生活?！盤ercy W.Misik為糧食安全下了定義。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產業與技術研究室主任張照新從2005年開始致力于糧食安全內涵的專題研究。在他看來，中國的糧食安全政策與國際上有所區別。
張照新說，目前國內的糧食安全政策更多強調的是總量，即供應上的安全，而實際上應該強調三方面：第一是有，第二是“買得超”，第三是“買得到”?！跋Ｍ梢酝ㄟ^討論，共同發聲，幫助我們的國家逐漸完善糧食安全政策，從原來較多重視總量，過渡到‘既有量、又有類’的政策?！?/p>
未來誰種地
黃岡的故鄉綏陽縣是全國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之一，也是中國農業部命名的雜交之鄉，傳統的農耕條件算是比較好的。
獅山村有村民6500多人，4700多畝土地，人均0.7畝，糧食產出自給自足理論上能夠實現。然而，眼下糧食能否保收卻成了橫亙在獅山村村民面前的難題。黃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全村在外打工的青壯年超過2200人，留在村里的以老人、婦女和兒童為主，這就對農業生產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勞動力極度缺失。這也是如今許多中國農村面臨的問題。
關鍵詞：糧食安全；狀況；建議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3）05-0162-02
1 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1.1 糧食安全是經濟安全的前提
自從人類社會的起源開始，農業就是人類社會生存繁衍的保障。農業是我國的基礎產業，關系著14億人民的生產生活，它是其他產業生存發展的根基和保證。一個國家不論發展何種產業農業糧食問題都必須先行得到解決。沒有農業保障和穩定的糧食供給其他產業經濟也就無從發展。糧食是人類生存之本，這無關于工業社會還是農業社會，而與糧食安全直接決定于農業產業。農業產業如果得不到良好的保障，那么，與其息息相關的工業服務業等二、三產業必將得到嚴重的制約和限制，國家整體經濟業會發展緩慢。
1.2 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保障
在我國的產業結構中農業處于最基礎的產業，是我國第一產業。農業生產者是我國生產經營者中基數最龐大的人群。所以如何發展第一產業，如何保障廣大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如何保證糧食安全就成為了國家的大事。國家安全分為內部和外部安全，外部是戰術性的，內部是戰略性的。對于外部，糧食安全保障可以穩定經濟狀況從而提升整體綜合國力。在國際交往中不會受到糧食進出口的制約，而受制于外國。對于內部，糧食關系人民的日常生活，更是興國安邦，人民安居樂業的根本保障。
2 我國糧食安全的現狀
2.1 國內糧食生產難自給，威脅糧食安全
農業產業雖然是我國的第一產業，可是近年國內糧食生產能力還是不能很好地滿足國內需求。近年來，由于環境破壞嚴重，生態環境惡化，又加之早澇災害頻頻發生導致我國糧食進口量近一步創出新高，大量的進口導致糧食價格進一步的上漲。國內生產量不足，國外進口量遞增，就會導致國內糧食的價格隨國外糧食進口價格相應提升，這嚴重影響了現階段的國家糧食安全。
2.2 落后的農業生產狀況，制約糧食安全
從技術角度來看，我國農業生產技術并不先進，對于農業生產技術研究的科研機構也并不多。由于國家科研政策趨向和落實原因，農業科研工作者得不到良好的科研環境和充足科研經費?？蒲腥藛T的收入得不到改善，農業科研項目就很難長期進行下去。這位提高糧食安全造成了一定阻力。
從經濟角度來看，我國對于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做得還不足，并沒有形成真正的相關產業化經營。農業產業縱向發展，沒有很好的銜接金融資本和活躍資本的注入。相對于外國農業保險和農業金融模式的運行，我國的農業保險落實情況并不樂觀，農業金融避險效果也并不盡如人意。政府落實力度和農業生產的小農思想也都制約著農業的發展，也從而制約了國家糧食的安全。
2.3 農業利潤水平低，糧食安全無法保障
由于大力發展國家經濟的需要，保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國長期實行農業支持工業，工業經濟優先發展的政策方針。這就導致了我國長期以來農業生產雖然重要但卻不重視的狀況，沒有政策支持又沒有先進的技術保障，造成農業生產規模小，生產經營者利潤低的現狀。同時，隨著工業與農業發展的差距導致了相關于農業生產工具的價格上漲，農業種子、鋤具、化肥、農藥價格都大幅提升。長期以往，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生產收入水平降低，農業生產者根本利益無法滿足，將導致農業糧食生產在根源上無法得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保障就會失去積極意義，也就無從發展了。
3 保障糧食安全的建議
3.1 保護耕地，保障糧食安全
保護優質農業土地，提高糧食的生產能里和生產質量。土地對于國家糧食安全的意義重大，對于農業經濟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對于農業生產也具有穩定生產的作用。糧食價格的保障依賴于國家通過國家糧庫對市場攻擊的調節，而糧食價格水平的保障則得益于土地的利用效益，所以要嚴格地守護好優質高產的農業土地資源。主要方法如下：
（1）農業耕地的保護是堅決不能懈怠的，對于國家經濟，是一條必須堅守的底線。各級政府要嚴格把關，把農業更低的保護落實到每家每戶。必須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保證農業耕地質量不惡性下降，保持現有的生產能力，確保全國農業土地資源保持動態的均衡。保護好農業耕地，使其數量不在減少，對于我國糧食生產與安全都意義重大。
（2）在保持現有的農業耕地數量水平之上大力提高單位生產能力。在全國農業耕地總量均衡和不大量開墾新的農業土地的雙重條件下，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和糧食質量。各級政府積極推進農業耕地復墾工作和農業土地舊地翻新工作，同時嚴格控制工程建筑占用土地。糧食產區的政府要針對中小農戶加強其小規模土地的生產能力提升，對于農村大量的荒地廢地從新利用起來。加大農業產品如：種子，農具，化肥，農藥等的質量和價格管控，從各個方面改善農業生產能力底下現狀。
（3）大力建設水利灌溉工程，確保農業耕地的在培育和循環使用。自古以來農業糧食的生產都離不開水利灌溉，水利是農業生產的生命之源，也是使土地循環高效使用的基本保證。水利工程并不局限與灌溉功能，更要發揮抗洪抗災的責任。要建立更夠抵抗突發洪災的水利工程，做到有災防災，無災養地的雙重農業保障。
3.2 加強政府調控，確保糧食安全
糧食供給的調控按照各級省、市、縣的實際情況做好糧食的儲備和調控，構建完善的糧食儲備體系。糧食的供給要考慮我國現階段政策方針的指向，例如隨著我過城鎮化的進行步伐，農村逐步向城鎮延伸發展也就要求糧食供給方向也要從農村轉向城鎮。把從前糧庫主要在縣鄉地區轉向為城市，同時對糧食相關產品的供給如：食用油、農副產品等也要配套轉向。對于糧食儲備體系的建設要根據地方的財力和糧食消費水平為依據，逐步建立糧食及其相關產品的調控體制和儲備體系。加強對于糧食儲存安全和調運機制的管理控制。
一、引言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一直被視為倡導貿易自由化的理論基石。發揮相對優勢，利用國際市場增加各國福利似乎是一種雙贏，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而對于一直備受關注的糧食安全問題，主張貿易自由化的聲音始終占有一席之地。歐美、日本的學者認為在未來的糧食安全保障中，貿易不可或缺，只有加大力度，確保糧食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馬爾薩斯陷阱”與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糧食壓力才能得以緩解（WilliamA.Kerr，2011），如果政府對本國市場進行保護，反而會適得其反（TetsujiTanaka，2011）。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2010年發表的關于糧食安全計劃的報告中明確表示市場、貿易在糧食安全中所占地位至關重要，農民只有在面對更為廣闊的糧食需求市場時才會充分發揮生產潛力，同樣，種子、化肥等物品的自由進口也能促使進口國生產水平的提高。自由貿易通過價格機制對糧食市場起到一個調節的作用，其中落后國家最為受益。此外，這些國家的農民可以將多余糧食轉化為資金從而增加收入，一方面有助于糧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也利于消除貧困。運用數量模型對該問題進行分析的學者也不在少數，以CES模型及引力模型居多，ValentinaRaimondi（2011）在前人的基礎上，選擇部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18個食品領域的數據建立起大樣本，利用上述兩個模型估計出貿易替代彈性，并由此模擬出消除關稅情況下的貿易效應。結果表明，糧食貿易自由化能夠極大地擴大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的貿易出口，但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份額會降低，也就是說貿易自由化會引發重分配效應——富裕國家獲益而貧窮國家邊緣化。當然，這樣的定量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其僅僅討論了消除關稅一種情況，而這并不代表達到了貿易自由化，但作為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該結論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中國的學者對貿易自由化與糧食安全兩者關系的意見并不統一，一種觀點認為保持糧食的高自給率對中國來說會給日益緊缺的水資源與土地資源造成很大的壓力，是不經濟的，中國應當參與到糧食的自由貿易中去。傅龍波等（2001）利用海關數據對中國幾種不同糧食的進口來源地與可依賴性進行了綜合分析，表示中國糧食的進口來源國雖然較為集中，但由于國家間的經濟、政治、地緣及其他原因都不會對中國實行糧食禁運或設置障礙，所以自由貿易下中國糧食安全并不會遭受很大的沖擊。劉永勝（2010）則提出糧食貿易有利于中國糧食總量均衡，中國當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為保障本國糧食安全增加籌碼；另一種觀點認為糧食貿易主體進行貿易時動機復雜，利益訴求也多元化，絕不能貿然倡導糧食貿易自由化（尹成杰，2009）。樊明太、鄭玉歆（2005）則遵循CGE模型的分析方法，對中國糧食的基準情景與貿易自由化情景進行設計，并模擬其對經濟與糧食自給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貿易自由化后中國糧食的進口壓力將會加大，除稻米之外其他糧食的自給率都是下降的。糧食自給率是衡量一國糧食安全的重要指標之一，這意味著貿易自由化會對中國糧食安全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但這種影響的顯現尚需一定條件。在此，必須指出的是貿易自由化并非等同于貿易，貿易由來已久，現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貿易自由化則意味著政府不加干涉，由市場掌握決定權、解決一系列后續問題，本文探討的貿易自由化的影響機制也是以這個概念為前提的。理清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機制，并具體到中國自身情況，對選擇正確政策方向、切實保障糧食安全至關重要。
二、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機制
實行貿易自由化是否可以提升福利水平、解決糧食問題一直是眾說紛紜，這也從側面體現出其影響的兩面性，不可一概而論。而具體到一個國家對此應持怎樣的態度，并不能簡單參照他國意見，而應當在充分了解自身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權衡利弊得出結論?；蛟S對于制造業，貿易自由化業已見成效，但對于地位特殊的農業，貿易自由化是否同樣適用呢？這些都是我們急需探尋的問題。
（一）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正面影響
1、提高各國市場效率，發揮比較優勢
當今種植業還未發展到完全脫離自然條件限制的程度，因此各國由于地理環境不同必會產生不同的優勢與劣勢，因而比較優勢理論在種植業上的應用是順理成章的，更是必然的，苛求種植條件匱乏的國家保證糧食自給自足不僅浪費資源，其本身也是不切合實際的。而貿易自由化無疑是常年處于糧食凈進口國地位或無力滿足本國糧食需求的國家的福音，如日本、冰島等。種植業的規?；?、集約化也確能帶來一定的規模經濟，增加世界整體福利。例如，朝鮮在前蘇聯未解體前的糧食產量約合現在的3倍，究其原因，是由于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分工明確，蘇聯集中精力發展重工業，向朝鮮出口農業機械，而朝鮮則致力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生產，再將糧食出口至蘇聯。不難看出，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分工合作，效率高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貿易自由化也能促使國際糧食市場成為統一整體，提高各國市場效率。國家間聯系不密切，就會造成供需結構上的不平衡，特定時期內糧食豐裕的國家不能順利地將多余的糧食投向國外市場、賺取外匯，反之糧食緊缺的國家也不能從國際上迅速得到補給。因此，即便各國充分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如果缺乏可靠自由的交易機制，仍不能達到理想效果、提高市場效率，各國利用國際市場確保自身糧食安全也就越難以實現。那么哪怕全球生產出的糧食能夠滿足人們的總需求，糧食危機依舊會存在。而現在在農產品貿易上，各國的市場聯系程度并不高。糧食貿易遠未達到自由程度，貿易機制的建立與完善依然任重而道遠。
2、調節糧食價格
糧食價格與安全之間看似關聯并不密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對糧食安全的測度中也沒有考慮糧食價格，但對各國居民來說，這恰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對于食品支出幾乎占總收入70%-80%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再加上糧食需求彈性低，糧價過高就意味著相當數量的國家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為擺脫貧困所做的努力都將付之東流。同時，它也會讓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陷入兩難境地，即：政府是保護農民積極性，不對糧價進行過分打壓還是遵從消費者的意愿，通過政府行為將糧價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實證分析表明，選擇后者更為明智，因為高糧價給農民帶來的收益要遠低于我們的推測（MarosIvanic，2008）。而貿易自由化可以通過兩個方面達到影響糧食價格、穩定糧食市場的目的。一是引入外部刺激，二是增加替代產品。假設一個國家完全分離于世界糧食市場之外，該國的糧食供給量與需求量一定，國內糧食生產運作商作為唯一的供給者會傾向于囤積糧食抬高價格以期獲得更大的利潤，而國內的消費者只能被動接受。如果政府出面，向市場大量投放糧食儲備，短期或可遏制價格飆升，然而一旦儲備量不足，糧價便會失控。而若該國參與了國際糧食貿易，就可以通過進口糧食來達成穩定糧價的目的，而且國外糧食來源一開始就會對“囤積居奇”的行為起到一個反刺激的作用，降低該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貿易自由化也使得進口國的糧食種類與加工品種增多，一種糧食產品的價格上升，人們就會轉而購買其他替代品，如此，用于購買糧食的支出減少，基尼系數降低，福利也就自然增加了。
3、吸引外資，引進技術
一般而言，外資的投入主要是為了躲避東道國的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當貿易方式與資金投入方式同時可行的情況之下，出口國一般會選擇前者，因為其風險和難易程度都較低。由此，不難推出貿易自由化反而會限制外資的引進。然而，糧食貿易卻并非如此簡單。由于人們對糧食的需求量仍處不斷增長狀態，糧食進口國的市場通常是很廣闊的，加之很多國家的糧食生產尚在“靠天吃飯”的階段，外資投入利潤巨大，可利用的東道國資源也較為豐富，因此許多大型企業為搶占東道國的糧食市場會率先投資，貿易自由化并不能構成他們撤資的理由，反而是繼續投資達成規模經濟以進一步提升競爭力成為更為明智的選擇。更不用說糧食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對其的控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了。
貿易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外資，對東道國的糧食產業也會產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傳統的農業模式已然不適應日益增長的需求，耕地的銳減、人口的激增以及水資源的匱乏無疑使供需不平衡更加尖銳化，外資通常具有資金充沛、管理機制完善、技術附加值高的特點，客觀上可以幫助進口國進行產業改造和升級換代，因此向領先國家看齊，引進技術與資金同樣是“修煉內功”、增加本國糧食產量的一種途徑，值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借鑒。
（二）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的負面影響
1、不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維護
2010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起的第21次農業會議中提到，全球應致力于開展生態農業，促進農業生物品種多樣化與可持續發展，人們對糧食安全的關注也從最開始的可獲得性擴展到了可持續性，但實行貿易自由化卻會導致現實發展與該目標背道而馳?？v觀世界范圍內，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占據優勢明顯，一旦農業達成自由貿易，工業化種植的比例必將迅速上升，成為糧食生產的主流方式。生產者的逐利性使得他們不會舍棄當前收益較大的工業化生產而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物力去研究與實踐新的生態農業生產方式，而前者生產的特點便是高能源消耗、高化學用量、集約式管理、更注重產品與環境的統一性而非多樣性（Weis，2010）。雖然工業化的生產讓人們嘗到了一些甜頭，但已有學者指出這無疑是飲鴆止渴，這些所謂的高產量只能維持一時，卻會造成更長時間不可挽回的損失。高能源消耗不僅對環境無益，更會激化能源競爭；高化學用量將造成土壤侵蝕與貧瘠；灌溉用水的浪費同樣使早已成為農業發展制約因素的水資源變得更加緊張；而農產品品種的單一性不免導致部分生物基因流失，不利于農業生物技術的未來發展。20世紀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便是以全球生態系統的破壞為代價的（MA，2005）。在沒有外來力量加以管束的自由貿易情況下，除非生態系統破壞的嚴重程度會降低收入，糧食生產者都會選擇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業生產模式，而消費者在收入沒有高達一定量之前也不會選擇價格較高的非工業化生產糧食，這也完全符合人們在提供公共物品時的“搭便車”現象。因此，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便是生態環境破壞，農業可持續發展難以為繼，糧食安全得不到長期保障。
2、進一步導致各國利益差異化
世界各國的糧食產業發展階段不一致，所處戰略地位也不相同。對于發達國家，這顯然又是一個可以控制他國的“武器”，控制了糧食無疑是掐住了所有人的咽喉，所以握緊糧食掌控權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所在；對于正迅速崛起的國家，糧食產業是一個有待進一步夯實的基礎，只有建立起國家的糧食產業優勢，才能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搶糧大戰中獲益，才能支撐起其他產業的發展，尋找利基點就成了當務之急；而對那些仍然游走在饑餓、貧苦邊緣的國家，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靠救濟不是長久之策，不能自力更生將自己拉出缺糧的泥潭，求進步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增加本國糧食產量才是一切之本。如果用貿易自由化的統一標尺去衡量每一個國家，不難發現并不是所有國家的利益訴求都能得以滿足，用自由貿易一種方法去解決復雜的各國糧食安全問題顯然行不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雖有理可循，但它只指出了總福利的增加，福利分配中并沒有體現公平性。一些非洲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是凈糧食出口國，而今卻轉變為糧食凈進口國，除了土壤惡化之外還因為其逐漸專注于經濟作物的生產，比如棉花、咖啡等，而其糧食種植業面對強大補貼支持的發達國家，甚至是在農業基礎設施上稍占優勢的發展中國家，都無法招架，更不可能在自由貿易中獲益了。整個非洲地區，營養不良的人口約達2.4億之多，這足以說明非洲及拉美的部分貧窮國家，經濟發展方式似乎進入了誤區，糧食安全狀況堪憂。較為富裕的發展中國家作為潛在的糧食出口商或可在糧食自由貿易中分一杯羹，但這些國家集中在亞洲與拉美地區，本國人口口糧負擔較重，向世界市場上的輸出恐怕并不能形成規模，所以進行糧食貿易自由化最大的贏家應當是作為出口大戶的發達國家。任由他們掌握全球糧食的控制權，支配世界其他國家的口糧顯然是不理智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業是為其工業化提供資金的重要部門，如果這塊陣地無法堅守，經濟的持續發展便是空談，糧食安全就更不可能得以保證了。
3、沖擊發展中國家糧食種植業，全球糧食產量增長停滯
貿易自由化意味著世界范圍內糧食產業更加激烈的競爭，消費者對于物美價廉產品的天然傾向可能會使本國尚在發展的糧食產業陷入困境，最終退出競爭。這不僅會導致該國糧食產業痛失本國市場份額，還可能會間接影響其定價權的掌控。面對貿易自由化，并非所有的國家都準備好了。李斯特認為農業已經發展成熟，不需要保護，因此只需要將重點放在幼小工業上，這在今天看來其實不然，國家間糧食產業實力還是懸殊的。2008年世界谷物的單產平均水平為3539千克公頃，但德、法、英等國這一數字超過了7000千克公頃，荷蘭更是高達8308千克公頃，為最低水平哈薩克斯坦的近8倍。貿易自由化后，農業強國產品與資金的進入必然會沖擊到弱國的糧食產業，使其喪失發展的能力。此外，研究表明，由于人口的增長等一系列原因，2050年的糧食需求量將會翻一番，而發達國家糧食產量的發展是否有上限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因此，發展中國家糧食產業的充分發展也更利于全球糧食安全的保障，非洲等國在迎接全球糧食需求上漲的挑戰中將扮演重要角色（Thurow，2010）。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產業遭到破壞，滿足全球不斷攀升的糧食需求只怕會變得愈加艱難。
4、進口依賴度提高，導致風險增加
貿易自由化實現后，鑒于各國糧食產業現有能力參差不齊，要素稟賦也不盡相同，無論是依據本國資源實際情況選擇主動放棄，還是本國產業遭受沖擊，難以抗衡外來競爭而被動退出，都會使國內糧食的進口依賴度提高，導致風險增加。如果這又是該國國民賴以生存的口糧的話，風險程度甚至會更高。出口國往往會以此為國際間談判的籌碼，向進口國施加政治壓力。當然，1980—1981年間美國、歐共體等對蘇聯實行糧食禁運未獲成效的事實也讓很多西方學者得出無論國際糧價走勢如何，糧食進口方均能保持談判優勢的結論（RobertPaarlberg）。但我們也不得不看到該事件的特殊性，蘇聯是當時的工業強國，自然不會因為糧食禁運而亂了陣腳，并且高價從阿根廷進口糧食并不適用于現今的一般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此外，還有學者提出一旦國家間建立了糧食貿易聯系，出口國就不會輕易放棄這個糧食出口的途徑，如若不然就會形成“雙輸”的局面，這似乎也不符合全球糧食趨緊的大環境——糧食的賣方市場還是很明顯的。雖然糧食出口國的分布逐漸趨于分散，客觀上降低了不利影響的程度，但從2010年與2011年的數據來看，北美、歐洲等傳統農業生產大國依然把持著全世界60%左右的糧食出口額。這一點也不得不令各國仔細考量。
三、中國糧食實施貿易自由化的可行性分析
中國是否應當積極推進糧食貿易自由化，其帶來的影響究竟是否合時合宜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結合多方因素來看，中國實行糧食自由貿易難實現、難保持、難取得真正的高效率，而現今的環境不僅無法對糧食貿易自由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反而會減緩其發展進程。
（一）中國糧食貿易自由化難實現、難保持
中國的糧食種植業效率與收益都不高，2009年稻谷、小麥、玉米、大豆的單位面積產量為6585.3、4739、5258.5、1630.2千克公頃，分別是糧食產業先進國家平均水平的87%、59%、58%、67%，四種主要糧食產品中中國只在稻米的生產上占有些許優勢，而糧食的質量更是不能盡如人意，生產效率著實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除此之外，中國種植業還面臨高成本的挑戰。據統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糧食生產成本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價格也就水漲船高，競爭力受挫，因此中國的糧食在世界市場上通常并不受到青睞。貿易自由化后，各國可以自主選擇貿易對象，不必考慮其他因素，這一現象或將得到強化，即使是中國的糧食有人問津，由于生產成本與運輸成本的限制，收益也是有限的。相較而言，中國的其他農產品產業如蔬菜、水產品發展形勢喜人，其依傍中國勞動力豐富的優勢，生產成本大概低于國際市場四成左右，近年來的出口量更是達進口量的30倍有余，出口創匯能力較強，農民由此獲得的收益比種植糧食要大。根據上述情況，如果實行完全貿易自由化，依據比較優勢理論，中國資源將會漸漸從不具備競爭優勢的糧食種植業轉向優勢的水產品或蔬菜種植產業，也就是將生活性農產品轉變為貿易性農產品，等于是將自己的飯碗交到了別人的手里。自古代以來，中國就一直奉行“無糧則亂”的治國思想，那么自由貿易帶來的這種結果可不可以為中國接受呢？如果接受，中國會不會重蹈前文所提到的非洲一邊種植經濟作物爭取外匯、一邊餓殍遍地的悲劇呢？誰都無法保證。因此，無論是從中國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上還是從非洲農業發展的前車之鑒上，中國實行糧食貿易自由化都不應當急功近利。
其實，在農業上發揮比較優勢所帶來的福利增加通常會被人們夸大。比較優勢理論假定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這里的生產要素主要指的是勞動力和資本。但農業生產還需要另一種更為重要的生產資源，也就是分類頗多的土地。不同的土地種類適宜種植的作物不盡相同。中國疆土范圍甚廣，南北東西跨度也比較大，適宜種植農產品的種類自然不在少數，如缺乏宏觀管理，人們因利益驅使專一生產某幾類優勢農產品往往會因無法因地制宜而事與愿違。而且，農業種植結構的調整必然會導致一定的剩余勞動力，但現實中這些勞動力并不能迅速流動而找到新的崗位，如此便會造成結構性失業。中國人口眾多，任何時候人口間的利益協調都是中國的要務，比起經濟效益，就業問題更為重要，稍有不慎會動搖國家的穩定。因此在政策選擇上，中國一定不能以失業率增長為代價來換取并不顯著的經濟效益。由上可知，無論比較優勢對糧食貿易是否完全適用，糧食貿易自由化在中國都難以實現并且難以保持。
（二）中國糧食貿易自由化難取得真正的高效率
縱觀世界范圍，糧食貿易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存在少數行業領頭羊，如四大糧商等，更具備寡頭壟斷市場的特征。在中國，即使糧食市場結構仍處轉型階段，也出現了如中糧集團這樣的壟斷企業。而從中國糧油的控制權來看，壟斷企業控制市場份額巨大，外資所占就達60%之多，最高時期直逼85%。2012年中國食用油的全面提價也不能不說是受到了外資壟斷廠商的影響，可知在中國糧食市場，壟斷勢力同樣不能忽視，而這似乎也是大勢所趨。糧食貿易自由化使得各國糧食廠商在一個更大范圍中進行較量，爭奪的是世界糧食的控制權與定價權，這也是糧食貿易的實質。平心而論，中國大型糧食廠商雖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有了長足的進步，但與發展已相當完備的外國壟斷糧商相較，仍顯得底氣不足。如貿然采取糧食貿易自由化，最可能出現的結果便是中國小型糧商逐漸邊緣化，被擠出市場，而中國的大型糧商在高手如林的世界市場上也無力搶占制高點，不能獲得糧食貿易中的話語權。整個世界糧食市場將由少數幾個大型糧食廠商控制的局面可想而知，而寡頭企業是以自身利益作為決策基準的，價格更是他們用以獲取更多利益的武器，本身就不是最有效率的交易模式。何況福利分配也無公平可言，彼時已喪失糧食控制權的中國自然不會是所獲頗豐的一方。此外讓他國糧商決定中國糧食的生產與進出口，恐怕會引發恐慌。對待其他市場上的寡頭行為，政府尚需出面調停，糧食這一關乎國計民生的市場更需要政府來維護和規制，這也就與貿易自由的定義相違背了。不難看出糧食貿易自由化對中國來說難以取得真正的高效率，也不能提高國民福利，只能為他國做嫁衣，并不是明智之舉。
（三）中國糧食貿易自由化缺乏現實條件
糧食貿易自由化取得成效的前提便是存在一個頗有效率、完善的運作機制，但如今這個前提并不能得以滿足。不僅如此，中國實行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也不成熟，主要來源于國際國內兩個方面。國際方面的阻力體現在當前貿易體制及貿易法規的不完善上，而國內方面則來自現實條件與基礎設施的不足。
雖然WTO一直致力于促進糧食貿易自由化以擴大全球糧食產量與貿易量，調整糧價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將農產品銷往發達國家、出口創匯的途徑，但在實踐過程中卻沒有達到預想效果。多哈談判中，日本建議禁止各國對糧食設置關稅卻鮮有國家響應，多哈談判目前也陷入僵局，在這個問題上至今沒有拿出可行的方案。另外，此次談判仍然承認糧食自由貿易的兩種例外情況，一個是所謂的“黃箱”“綠箱”“藍箱”政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豁免；另一個就是SDT規定，旨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糧食產業優勢，更好地融入國際市場。但就效果而言，前者的實施范圍遠比后者廣泛，推行力度也更大。且農業協議規定各國對農業的保護要降低到1993年之前的水平，發達國家經過前期保護政策的實施，或可依照規定而行，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免有些困難了。200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第35次會議報告指出，“隨著時間的遷移，更多的貿易計劃促進了經濟增長，食物安全的問題就在于窮人是否能從這種經濟增長中得到好處”，而這樣的協定表面上一視同仁，其實質卻是對“窮人”的極大不公。而縱觀各國現今的糧食貿易政策也不難看出，一些主要的糧食出口國如印度、泰國等都對本國的糧食出口進行限制，歐盟27國、日本等則開始暫停征收大部分谷物的進口關稅，可見世界糧食的供需是趨緊的。另外，關稅是部分出口糧食的發展中國家的一項重要收入，貿易自由化對糧價的調節機制又很復雜，有時會導致國際糧價高于出口國本國市場上的糧價，因此提高糧食出口關稅也是這些國家的無奈之舉。在各國紛紛盡力將糧食留在國內而在國際市場上吸收更多糧食的大環境下，中國想依靠世界市場來保證國內糧食安全顯然是不現實的。
而向他國進口糧食不僅需要充足的外匯儲備，還需有便捷而花費低廉的運輸途徑。中國除了鐵路運輸，其他的運輸條件都不如人意，但即使是鐵路運輸也并不是十分發達，尚有不足。舉東南亞國家為例，中國僅與越南簽有正式貿易協定，而與老撾、緬甸等國由于政策限制，進口難以形成規模，即使限制消除，由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通條件不能支持大規模糧食運輸，進出口無法做到暢通無阻。不便利的交通同時也會增加運輸成本，如從磨憨口岸到昆明的運輸成本就高達280元噸，這也就失去了進口的意義。而東南亞是中國重要消費糧食——稻米的主要生產地區，這也提醒我們，中國糧食自由貿易尚缺乏完備的基礎，仍需保持較高的糧食自給率。
另外，中國是大國，每年所需糧食數額巨大，國際糧食年均貿易量只占中國糧食年度消費總量的50%，如若不大量自足，過分依賴進口，必會拉動世界糧食價格上漲。這不僅將打破糧食貿易的正常格局，還會引發他國對中國的不滿，那些糧食消費所占比例較高的貧困國家更是會怨聲載道，不利于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樹立。中國本來就甚囂塵上，中國斷不應再在這個方面授人以柄。
相反，現在的中國有比實行糧食貿易自由化更有效、更為緊迫的方式——也就是發展本國糧食種植業，提高產業技術含量。資料表明，中國在農業特別是種植業技術上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農業的貢獻率可達60%—80%，而中國僅有30%—40%，并且從事農業科研的研究人員數量只相當于美國的19，歐盟的15，研究開發經費更是位于泰國和阿根廷以外的所有糧食主要生產國之末。壯大自身力量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參與貿易競爭與分享總福利的資本，沒有足夠的實力就輕言貿易自由化，缺乏與他國交易的籌碼，想在世界市場上獲利豈不是與虎謀皮。因此，中國當前的要務是扶持本國的農業產業而非其他。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結合貿易自由化的利弊影響以及中國糧食產業與貿易的現狀，我們可以看出，了解本國產業所處位置、現今發展情況與選擇何種貿易政策密切相關，中國一直屬于發展中國家陣營，其糧食產業也仍處于變革發展階段，雖在個別產業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但與世界其他農業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舊不可小覷。盡管貿易已經成為一種必然趨勢，糧食貿易或將逐漸放開，但由于糧食的特殊戰略地位與其復雜性，自由貿易在當下缺乏實行的條件——利益分配不平均，國際貿易體系缺乏效率和公平等。而且回顧世界農業貿易的歷史，除了英國在19世紀短暫試水農業自由貿易，幾乎沒有出現其他糧食貿易自由化的例子。具體到中國，現階段貿易自由化對糧食安全帶來的負面影響要大于其正面影響，貿然大開國門無疑是“引狼入室”。因此，糧食的貿易自由可能仍需要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和特定的實施環境。但是暫不接受貿易自由化并不代表要完全摒棄貿易，實行糧食自給自足。事實上，這樣極端的想法也不利于中國糧食產業的發展，固步自封只會導致更加落后，此時政府就應當承擔起引導本國糧食產業發展以及糧食貿易方向的職責。同時，我們也應當充分地認識到，農業是一個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石，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度，撇下農業而集中力量發展工業、服務業的道路行不通。與其在自由貿易是否可以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上徘徊，不如以各國農業發展歷史為鑒，努力提升本國糧食產業的實力。如此，不管是平衡本國糧食供需還是更好地參與糧食貿易，抑或是為世界未來糧食安全貢獻力量，中國都能夠游刃有余。因此，在現階段，我們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出發，確保中國糧食安全。
（一）實行補貼，扶持糧食產業
近幾年來，中國的幾個重要貿易伙伴實際運用的農業國內支持總額略有下降。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美國生產者補貼等值（PSE）總額從2004年的432億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233億美元，歐盟則穩定在1000億歐元左右，日本和韓國也走下降趨勢，但這并不代表這些國家逐漸放棄了農業補貼政策，相反，美國的新農業法案規定，今后10年美國聯邦政府用于農業的補貼將達1900億美元，比舊法規定的補貼增長80%，可見其農業保護力度是在增強的。而且，即便與其下降后的PSE進行比較，中國的農業國際支持水平也仍顯不足。因此，如果政府不對本國的糧食產業進行合理大力扶持，中國農業很難自行尋找到快速發展的出路。李斯特的幼小工業理論在這里其實也可得以運用。中國糧食產業尚處發展與轉型階段，實力較為薄弱，政府在鼓勵其進步的同時，還應為其創造良好的環境以免受他國強烈競爭的沖擊，等時機成熟再讓其充分融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尤其是對未來糧食產業中大有可為的國有大型糧食企業更應多加管理，他們將是持續發展與接受外來挑戰的中堅力量，國家需要在提高這些企業的生產加工能力與效率上多下工夫。對糧食產業的保護還體現在相關法規的及時出臺上，在大豆產業已遭外資侵入很長時間后，國家方才出臺相關條例對該產業進行規制，致使中國在大豆產業失去完全掌控力。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應當謹記前車之鑒，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和前瞻性。此外，現在國際糧食市場上反傾銷、反補貼的浪潮越來越明顯，中國應對經驗明顯不足，這也是政府在扶持本國農業時應當解決的問題。
另外，由于中國農業資源確實有限，所以在扶持糧食產業上沒有能力也無需面面俱到，只需要選擇與國家安全聯系最為緊密的產業作為重點，比如稻米與小麥等，其他糧食作物便可略居其次。2009年中國玉米的食用消費僅有1417萬噸，用于飼料原料的制造則高達10945.9萬噸。而飼料原料具有替代性，且使用其他材料代替玉米的趨勢方興未艾，因此糧食產業的發展也可分輕重緩急，認識這一點有利于對糧食產業的發展進行總體規劃。
（二）發揮特色，開展生態農業
日本的糧食產量呈現下降趨勢，原因之一是其急功近利的農業發展模式。高化學用量以及大面積灌溉使得本來就數量有限的耕地質量一降再降，對國外糧食的需求量也就越高。中國的耕地總量雖不在少數，但由于人口基數大，平均到個人耕地資源就顯得不足了，而且耕地以及農業生態環境的質量惡化直接制約糧食產量的增加。因此日本等國的農業發展老路顯然不可取。只有遵循生態農業的道路，中國的糧食產業才會得到長足的進步，也只有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真正保證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中國在今后的糧食產業發展中應當積極促進節能減排，強調科技綠色種植，將先進技術融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良已出現退化問題的耕地，完善生態環境補償制度，保證糧食增產與環境保護同步進行、相得益彰。
另外，就中國失勢的大豆產業而言，并非沒有與外來競爭抗衡的方法。從外國進口的大豆雖然價格優勢明顯，但品種單一，而中國東北傳統的大豆品種優良，盡管生產成本較高，但在不斷倡導生態農業的今天也并非毫無勝算。隨著收入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會轉而購買優質、健康、品種多樣的農產品，中國的特色優勢就能夠得到發揮。只要在發展中國糧食產業的道路上，將良種、良法、良田結合在一起，保證中國自身的糧食安全并沒有太大的問題。
（三）開辟西部可用耕地，積極對外農業投資
2012年的兩會上，袁隆平表示，18億畝的耕地紅線不能破，而且中國西部尚存在未被開發的可耕種土地，可將這些土地合理地開發利用起來，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加拿大地廣人稀，一直是美國的后糧倉，而且近年來一些糧食凈進口國為保證本國的糧食供給，開始向其他國家購買農業用地，這逐漸成為了一種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法。對此中國也可以效仿，向土地資源較豐富但利用率不高的國家進行農業投資，如俄羅斯、新西蘭、緬甸等，這樣無疑可給中國的糧食安全上一個保險栓。
（四）努力推進貿易區域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