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10 15:07:36
序論：在您撰寫海外資產配置的重要性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4月15日，國家統計局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數據。數據顯示，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158526億元，同比增長6.7%。主要經濟指標雖好于預期，但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同時，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2.1%。與此相對應的是，目前中國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僅為1.5%。進入負利率時代，中國的貨幣購買力下降，實際價值不斷流失。
在此背景下，財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隨著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壯大，居民可用于投資的資產顯著增加?，F階段，居民的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基金、債券、股票、房產等。除此之外，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業態，互聯網金融被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所熟知，進入大眾理財的視野。作為一個廣義的概念，財富管理并非通過單一的投資渠道就可以完成，想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經驗豐富的從業者根據投資者不同人生階段的財務需求，設計相應的產品與服務，保障資產在不同經濟周期及生命周期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并最終實現傳承。
財富管理理念的逐漸興起帶動了國內一些財富管理公司的發展，捷越聯合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創始人兼首席風控官王曉婷表示：“在萬億級的市場中，財富管理在中國剛剛興起，尤其新貴階層的財富管理，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未來在中國將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CRS究竟是何方神圣？十問CRS
CRS尚未在國內施行。許多人已經簡單粗暴地將其與“全球征稅”掛鉤，但CRS的定義與流程十分嚴謹，帶著10個小問題，全面起底CRS。
（1）CRS是什么？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即“共同申報準則”。2014年，經合組織（OECD）了《金融賬戶信息自動交換標準》，旨在打擊跨境逃稅，標準中即包含“共同申報準則”。這是一個全球近百個國家參與的自動金融信息交換協議，意味著中國稅務居民在海外的所有金融賬戶資產信息自動報送中國稅務部門。
（2）CRS覆蓋哪些海外金融賬戶？
境外存款機構、托管機構、投資機構及特定的保險公司。
（3）CR8交換哪些金融賬戶資產信息？
存款賬戶、托管賬戶、現金值保險合約、年金合約及持有金融機構的股權或債權權益。不包括房產、珠寶首飾、字畫古董、飛機游艇等。
（4）CRS申報哪些內容？
金融帳戶持有人的姓名以及出生日期、賬號及賬戶余額、稅收居住地（國別）、年度付至或記入該賬戶的總額。
（5）CRS依據金融帳戶持有人的哪個地址來決定是否交換信息？
CRS審查需要確定帳戶持有人。及受益人是哪國的稅收居民。
（6）CRS定義中的“稅務居民”如何界定？
稅收居民不等同于國籍（護照國別）。每個國家對于自己國家的稅收居民都有嚴格的界定。一般來說，長期定居在某個國家的外籍人士往往被視作該國的稅收居民。
比如你常年居住在中國，有中國境內戶籍，那么就是居民納稅人。你的全球收入將面臨申報和繳納中國稅的義務。而非稅收居民，假如你是一個英國人，在中國臨時工作就業，那就是中國大陸的非居民。這時如果在中國大陸的銀行開戶存錢，銀行就應該把存款信息披露給英國的稅務機構。中國的移民獲得其它國家的永久居留權或者綠卡。那么在中國實際上也可以被視為非居民，金融賬戶信息也是需要交換的。
（7）CRS是如何具體操作的？
舉例來說。中國和新加坡采納“共同申報準則”（CRS）之后，一個中國居民（持中國護照）在新加坡金融機構擁有賬戶，則該居民的個人信息以及賬戶收入所得會被新加坡金融機構收集并上報新加坡相關政府部門，并與中國相關政府部門進行信息交換，這種交換每年進行一次。理論上講，中國稅務部門將掌握中國稅收居民海外資產的收入狀況。
（8）在中國，存量多少的金融賬戶將被進行CR$盡職調查？
從2017年1月1日起，中國境內的金融機構將按照標準履行盡職調查程序。明年12月31日前，完成對存量個人高凈值賬戶（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金融賬戶加總余額超過600萬元人民幣）的盡職調查。
（9）中國什么時候正式實施CRS申報？
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對高凈值存量個人客戶的盡職調查程序，識別非居民賬戶。
2018年6月30日前，完成向國稅總局的首次信息報送，并在以后年度每年定期向國稅總局進行信息報送。
2018年9月30日前，中國將與其他參與ORS的轄區完成首次轄區間的信息交換，以后年度也將每年定期進行轄區間的信息交換。
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對其余所有存量客戶的盡職調查程序，識別其中的非居民賬戶。
（10）所有國家都加入ORS了嗎？
并非所有國家都加入了CRS，目前共有98個國家和地區加入ORS，具體如下：
CRS來臨，移民與海外資產配置仍有春天
對于大多數國人來說，中國加入CRS的影響微乎其微，那些沒有移民、也沒有任何海外資產配置的中國居民只需要配合金融機構完成稅收居民盡職調查即可。但是，那些具有海外身份、或者擁有境外資產的中國人，其賬戶信息就會被國內金融機構收集和報送到稅務局。并且被稅務局將賬戶信息交換給其他國家或地區，而這一類中國人一般都是財力雄厚的高凈值人士，那對于高凈值人士而言，海外投資進入寒冬了嗎？
姑且繞開高凈值人士，就CRS的制定初衷而論，CRS絕非洪水猛獸，而是金融全球化時代反腐反貪的必要之舉。在沒有制定CRS之前，對于海外逃稅的追查是困難重重，一些境外的銀行機構以保護客戶私人信息為由拒絕配合，全球政府每一年因此要損失2500億美元的稅收，而制定了CRS這個標準之后，連瑞士政府也公開聲明支持，一向以絕對保密為傳統的瑞士銀行，將在符合標準的情況下，提交國外客戶的賬戶信息。因此，CRS的施行對于各國政府對本國公民的財產追蹤有重大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甚至解決經濟政治的某些重大問題。
合理避，是指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以合法的手段和方式來達到納稅人減少繳納稅款的經濟行為，CRS即將開始中國高凈值人士的“海外征稅”時代，而如何科學規劃資產進行合理避稅，是擺在高凈值人士面前的重要問題。
建立海外信托的重要性在CRS當前再次顯現。在透明的環境下。信托的保全功能并沒有因為沒有那么高度的隱私而隨之喪失。離岸信托中的保留權利功能為信托的設立者提供的繼續參與管理和投資的便利，同時也實現了所有權和受益權的分離，從而有效的隔離了客戶所居住的大陸地區的風險，而這一點，仍然只有在離岸才能真正做到。
但由于透明度的提高，要想實現真正的保全，必須提高合規的水平，保證資產注入信托的有效性，或者說整個信托的有效性，這樣在碰上跨國司法沖突的時候，客戶的權益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得以保證。另外，由于每個司法屬地的信托都有訴訟時效，從1-6年不等，也就是說做信托規劃越早越好，過了這個期間，委托人的債權人就無法主張信托內的資產了。
移民也是CRS之下合理避稅的優選，將資產轉移到不受管轄的領域。透過國籍以及經常居住的改變、或是資產、股權持有者身份的改變，而達到稅務居民身份的改變，或是納稅義務的改變，則自然就改變了納稅的責任，CRS覆蓋全球98個國家和地區，少數沒加入其中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一些效果護照的作用，再次則顯現出來，且CRS的對象是金融賬戶，不涉及房產（以個人名義購買的房產），因此購房移民的優勢也十分明顯。因此，CRS的到來并不等同移民與海外Y產配置的寒冬，相反，這是一次選擇的洗牌，小國護照與購房移民的好處愈發明顯。
說到CRS，不得不提美國與FATCA
隨著CRS的履行日期逐步逼近，越來越多的人提及FATCA，并將CRS稱為“升級版的FATCA”。FATCA又是什么？在回答這個問題前，細心的人驚呼：“加入CRS的百多個國家里沒有美國！”美國游離在CRS國家之外，為移民美國人士找到了多一條行動的理由。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lance Act，《海外金融賬戶納稅法案》，是美國國會2010年通過的一個法案，該法案要求海外美國籍公民及為海外美國籍公民提供金融服務的銀行定期向美國稅務部門提供美國籍公民的海外賬戶情況，以降低這些公民的避稅空間。鑒于已有的FATCA，美國并不屬于OECD（經合組織）的98個已經簽署或者承諾簽署CRS的國家或地區之一。
美國并沒有加入CRS協議，是否為下一個“避稅天堂”仍難以斷定，但在大多數國家都已加入CRS，素來以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和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吸引眾多移民者的美國，無疑又添加了一條吸引因素。
當前，作為移民美國性價比高、限制要求少的路徑，EB5投資移民依然是許多心懷“移民美國夢”人士的選擇，且EB5區域中心法案從2016年12月9日“原封不動”延期到2017年4月28日，中國大陸地區從2018年開始施行CRS，時間上的重疊可以說對于高資產人士、尤其是對于子女教育有規劃需求，且不僅進行海外資產配置達到合理避稅的人士而言，美國是理想的選擇。2017年1月，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走馬上任，特朗普在競選方案中關于移民改革的10項目標中，第10條是“繼續改革移民法，確保合法移民及美國公民的最大權益，將美國移民數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和范疇”，即合法移民政策會有改動。方向是更加符合美國利益，而不是簡單的改革?？v觀特朗普所有的反移民論述中，他更多在針對非法移民，即非法進入美國的人士。美國EB-5投資移民項目讓移民進入美國，不僅完全合法，而且是得到美國政府鼓勵和支持的，可以說是CRS想要移民的高凈值人士一舉多得的選擇。
一、背景
作為我國最早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信托公司近年來的發展如火如荼。根據信托業協會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9月末，全國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資產規模為18.17萬億元。從2011年9月末信托資產規模3.27萬億元至2016年9月末，信托資產規模年均復合增長率為40.9%。但是從2013年起，信托資產規模的增長速度持續下滑，而行業內營業收入和權益報酬率的增速以及年化信托報酬率也在逐年回落。在經營環境和經營業績都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下，信托公司必須深刻認識當前所面臨的嚴峻問題，開創新型業務以提升經營業績。
二、大資管時代信托業的新型信托業務方向
1.不良資產證券化
受到經濟增長乏力的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將持續承壓。而尚未見頂的不良率不斷加大銀行業的運營壓力，因此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出表意愿十分迫切。當前，不良資產出表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銀行自主核銷不良貸款，這不僅程序復雜，而且意味著不良資產的徹底損失；第二種是將不良資產打包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但這種方法具有周期長，折扣高的特點，既要求銀行賤價出售不良資產，放棄可能產生的后續收益，又難以滿足特殊情況下不良資產緊急出表的要求；第三種是銀行將不良資產與其他金融機構對接實現出表。這種方式簡單的說，就是銀行將不良資產名義上出售給其他金融機構，如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等。金融機構發起資產管理計劃募集資金作為不良資產的對價，但實際上銀行又作為出資方以名義上投資于資產管理計劃的方式將不良資產收益權回購，資產管理計劃的收益即不良資產的現金回流，是銀行減少的不良資產損失。而其他金融機構作為通道角色收取通道費用幫助銀行粉飾報表。但是，2016年8月銀監會下發《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將使不良資產名義轉讓的操作空間消失殆盡。不良資產的出表將會更多考慮資產證券化模式。
資產證券化一直被視作信托公司重要的轉型方向之一，原因在于不良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商業銀行將證券化的資產出售給一個特殊目的載體以達到風險隔離的目的是一個關鍵步驟。一般來說，SPV有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和有限合伙三種模式。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特殊目的信托模式才能真正實現破產隔離效應，實現減稅減負的目的，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因此，信托公司是目前最好的SPV。信托公司有望在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展中，采取"大投行+SPV”的模式獲取競爭優勢。
2.家族信托
據統計，截至2015年中國個人可投資金融資產總額達到113萬億元人民幣，較2014年增長32萬億元人民幣；高凈值人群可投資金融資產總額達到49.7萬億元人民幣，可投資金融資產超過600百萬元人民幣的高凈值家庭約207萬戶，2013至2015年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26.1%。當積累的財富已經超過了富裕生活的日常所需時，愈來愈多的高凈值人士開始考慮財富的保障和傳承。根據貝恩公司《2015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近年來隨著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財富保障和財富傳承成為高凈值人群首要和次要的財富目標，而對于超高凈值人群而言，財富傳承更為重要。超過一半的高凈值人士尚未對財富傳承做出安排，但是不少高凈值人士擔憂將大量財富過早而又沒有規劃地交予子女，將助長子女好逸惡勞的紈绔心態。這種現象催生了財富管理的需求，龐大的高凈值群體也意味著財富管理市場巨大的發展潛力。
作為長期以來定位高端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信托公司擁有豐富的投資經驗和靈活的配資模式，具備抓住初具雛形的財富管理市場發展機遇的良好基礎，能夠開展家族信托業務滿足高凈值人群的風險偏好和投資需求。在我國的法律框架下，相比國內另一針對高凈值客戶服務的金融部門―私人銀行而言，家族信托以獨有的風險隔離機制實現了財富保障目標的同時，具有獨特的財富傳承功能。通過設立家族信托，高凈值人士可以有效地緊鎖股權以避免委托人及受益人離婚或去世產生的財富分配問題和企業控制權糾紛問題，實現財產的安全隔離以避免企業各種風險導致的家庭財富縮水，合理的避稅節稅以避開高昂的遺產稅，確立受益人的受益條件以傳承家族理念和防止財富外流。
家族信托業務不僅能夠滿足高凈值客戶的需求，也給予了信托公司更多的業績激勵。以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的國內首?渭易逍磐小捌槳膊聘弧ず璩惺蘭蟻盜小蔽?例，采用了"年費+超額管理費”的收費模式，年費率為信托資金的1%，年信托收益率高于4.5%以上的部分收取50%作為浮動管理費。對比當前信托公司的固定比率收費模式（主動管理型業務2%左右，被動管理型業務0.1%左右），家族信托業務給予信托公司更高的業績激勵。此外，家族信托能夠為信托公司提供穩定的長期資金，解決集合資金信托期限短、成本高的缺陷，能把視角投向長期收益率更高的投資方向。
當前，我國家族信托剛剛起步，限制家族信托的主要因素是法律制度不完善，股權不動產等資產暫時無法過戶至信托名下，受托人的道德風險和客戶認知能力缺乏，以及金融機構能力欠缺。但是隨著財富管理和傳承的需求上升，和監管層對信托公司開創新型業務表示積極鼓勵的態度，相關法律法規將不斷完善，家族信托業務的發展前景將更加廣闊。而遺產稅開征等預期將進一步加速家族信托業務的發展。
3.海外資產配置業務
自2015年以來在經濟增長乏力，國內收益率整體下跌和貨幣政策持續寬松的多重因素影響下，資產荒開始蔓延。國內可投資資產的質量不斷下降和兌付危機逐步增多，以及人民幣匯率持續下跌的現象使投資者意識到分散降低投資風險和海外配資的重要性，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持續高漲。而在國內資產配置陷入僵局的情況下，資產管理機構紛紛將目光轉向海外資產配置業務，境外投資的價值日益凸顯。多家信托公司也開始嘗試海外資產配置業務，通過申請QDII和QDIE業務資質、設立海外子公司、與境外資產管理機構合作等方式開展境外投資，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海外資產配置服務。截至2016年9月末，共有20家信托公司獲得開展境外業務的相關資質，14家信托公司獲批QDII額度，規模合計77.5億美元。
長遠來看，海外資產配置業務對信托公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資產配置全球化能夠有效地分散風險，避開宏觀經濟下行和政策環境變化，獲得穩健的收益，滿足客戶財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以往境內的資產收益率通常高于境外，所以僅有少數投資者處于教育、移民和避險的動機配置了海外資產。而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海外工作、留學和移民人群數量的增加，開闊了投資者的國際視野，境外投資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升。2016年底的人民幣匯率大幅下滑又進一步弱化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加強了境外投資的需求。同時，海外配資的門檻也在逐步下降，這意味著眾多的潛在客戶，尚未成型的市場也為信托公司提供了塑造海外資產配置業務品牌的機會。而且與國內的資產管理市場不同，投資者對于境外市場的宏觀經濟形勢、政治環境、法律法規、投資機會和產品風險都不甚了解，無法做出準確判斷，因此更為依賴專業機構。相比國內市場多層次的客戶類型，境外市場的客戶以高凈值人群為主，更愿意為資產管理和投資咨詢付費。這不僅能夠增加信托公司的業績，更對信托公司的專業性和國際化有所助益。目前制約QDII業務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是QDII業務的額度限制，根據信托業協會的數據QDII余額僅占信托資產的0.24%，這是明顯不合理的。但是在資產配置全球化的大勢所趨下，QDII額度必然繼續提升，QDII業務的發展空間十分巨大。
2014年6月至2017年1月，中國外匯儲備由39932億美元下降至29982億美元，縮水了25%。一些官員學者認為外匯儲備快速縮水是“藏匯于民”的結果，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與他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團隊提出，盡管不排除“藏匯于民”的成分，外儲縮水在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套匯交易獲利平倉，沽空平盤和資本外逃的結果。
當央行為維持匯率穩定，大規模動用外匯儲備之際，“中國外匯儲備過多，干預外匯市場的過程中將外匯儲備用掉是好事”一時成為主流觀點。 外匯儲備的減少是否意昧著“藏匯于民”似乎可以有三個衡量尺度：第一，中國的海釙凈資產是否減少了;第二，中國海外資產一負債結構是否惡化了;第三.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是否惡化了。圖/CFP
外匯儲備在兩年間下降將近1萬億美元是否是“藏匯于民”？“保外匯儲備還是保匯率”是偽命題嗎？中國外匯儲備是否過多？如果過多，應該如何合理使用外匯儲備？針對業界關注的這一系列問題，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財經》記者專訪了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盡管目前人民幣貶值壓力明顯消退，在所謂“藏匯于民”問題取得更多共識，深入探討對未來匯率政策的抉擇依然有重要意義?！眱蓵焙螅嘤蓝ㄓ謱Σ稍L稿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 “藏匯于民”辨析
《財經》：最近一些流行觀點認為，外匯儲備下降主要是“藏匯于民”的結果。是外匯資產由央行集中持有向民間部門分散持有的轉變過程。你怎么看？
余永定：到2014年6月，中國累積了接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今年1月外匯儲備降至2.99萬億美元，跌破3萬億外匯儲備整數關口。在兩年多時間，外匯儲備總量p少近1萬億美元，降幅達到25%。像中國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為了維持匯率穩定而用掉如此之多的外匯儲備，在世界經濟歷史上絕無僅有。1萬億美元是什么概念？IMF可動用的全部資源在全球金融危機后增加了三倍，但也才達到6600億美元。歐元區為處理歐洲債危機所能動用的資金總共為7000億歐元。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所有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所消耗的資金總額也就是3500億美元。
對于中國外匯儲備損耗的許多錯誤觀點和模糊認識，我的同事張明博士已經在《財經》著了比較全面的闡述。這里我僅想圍繞目前的最流行說法――“外匯儲備減少是‘藏匯于民’”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事實上，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團隊是”藏匯于民“的最早提倡者之一。但那是在人民幣處于升值通道時的主張。在人民幣處于貶值通道的時候，情況是不同的。
“藏匯于民”一詞隱含的意思：中國官方外匯儲備資產的減少=中國非官方海外資產的增加;換言之， 中國海外凈資產的總量并沒有變化，但海外資產-負債結構卻得到了改善。事實是否如此呢？
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找到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結構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與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密不可分。因而，中國的國際收支結構應該成為分析的起點。
《財經》：那么，中國國際收支結構有哪些特點，這些特點是如何形成的？
余永定： 首先，在建立“創匯經濟”思想指導下，中國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年年都保持經常項目順差。也就是說，當人均收入僅有數百美元的時候，中國就成了資本凈輸出國。作為經常項目順差國，特別是在參與國際化的初期，中國的資本輸出是通過央行增持美國國債實現的。這樣，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起，中國就開始了以持有官方外匯儲備為主要方式的海外資產積累過程。
其次，由于極為優惠的引資政策，中國在維持經常項目順差，因而擁有足夠外匯的情況下，還吸引了大量FDI。擁有經常項目順差意味著：有投資意愿的企業可以通過國內金融市場（商業銀行）從出口商處購買進口外國資本品和技術所需的外匯。例如，出口商出口換匯100億美元。投資企業可以用800億元人民幣從出口商處購買100億美元以滿足進口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投資企業本來是不需要引進外資的。
然而，由于信貸控制等原因以及引進FDI所能享受的種種優惠，投資企業可能無法或不愿通過國內金融市場的媒介作用從出口商處購買所需100億美元的外匯，于是便通過引進FDI以獲取進口投資品和技術所需的100億美元（也應該承認有些投資品和技術是無法買到的，因而必須通過FDI引入）;而出口商只好把掙來的100億美元外匯通過商業銀行賣給中央銀行。這樣，中國經常項目處于平衡狀態，但資本項目卻出現100億美元順差。與此相對應，中國的海外資產（美國國債）和負債（FDI）分別增加100億美元。在這個例子中，外匯儲備的增加是引入FDI的結果。
《財經》：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結構有什么特點，這些特點同中國國際收支結構的特點有什么關系？
余永定：海外資產-負債結構同中國國際收支結構的關系是存量同流量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結果，但又會影響前者。 “外匯儲備就是拿來用的”這種說法過于簡單化.忽略了外匯儲備的不同功能和形成的歷史原因，圖/CFP
從總體看，直到前不久，中國國際收支的基本特點是“雙順差” ?！半p順差”的存在是匯率缺乏彈性條件下，各種政策扭曲和市場扭曲的結果。例如，一方面出口商出口創匯100億美元 ;另一方面，“投資企業”還要引進100億美元的FDI（或其他形式的外資）。不僅如此，在引進100億美元之后，“投資企業”并不將外匯用于進口資本品和技術，而是通過商業銀行將其賣給中央銀行以換取人民幣800億元用于國內人民幣資產投資。這樣，中國就同時出現了100億美元的經常項目順差和100美元的資本項目順差。與此相對應，中國海外資產（外匯儲備）增加了200億美元，海外負債（FDI）增加了100億美元，海外凈資產增加100億美元。在200億美元新增外匯儲備中，有100億美元是“借來”的，所以有100億美元新增海外負債相對應。從1991年算起（扣除1993年），中國維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已經15年。到2014年中，中國積累了近5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和近3萬億美元的海外債務。換言之，中國擁有近2萬億美元的海外凈資產。
長期以來，外匯儲備在中國海外資產中的比重大致為三分之二，而直接投資（ODI）的比重則極低，2005年為5%，到2014年也僅僅為13.7%。與此相對照，2005年FDI在中國海外負債中的比重為58%，此后這一比重也未發生很大變化。由于中國的海外資產主要是美國國債，海外負債主要是FDI，海外資產同海外負債的收益率差異懸殊，中國投資收入長期處于逆差狀態。例如，在2008年前后美國國債收益率僅為2%-3%，而與此同時，根據世界銀行統計， 外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達到22%。這樣，盡管擁有巨額凈資產，中國在理論上實際是個債務國。
《財經》：你認為中國國際收支結構和海外資產-負債結構存在一系列不合理性，這些不合理性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又有什么關系呢？
余永定：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國際收支結構和海外資產-負債結構的不合理性是同中國的金融體制、發展戰略、外貿政策、引資政策等等因素密切相關的，但中國的人民幣“升值恐懼癥”也起到重要作用。自2003年以來就出現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消除這種壓力有兩條基本路徑：讓人民幣升值，或通過某種政策組合增加消費和投資（本來已經很高了）來吸收儲蓄。人民幣的迅速升值（或完全放棄對匯率的干預），意味著人民幣資產價格的上升。盡管不排除出現超調，隨著人民幣資產美元價格的上升，市場預期（繼續升值還是不再升值）將發生分化，熱錢將停止流入。
與此同時，經常項目順差也會減少。這樣，外匯儲備將會穩定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上，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結構也將得到改善。然而，盡管央行很早就希望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但由于許多政府部門的強烈反對，央行先是不得不推遲人民幣同美元脫鉤、2005年后則是不得不持續干預外匯市場以減緩人民幣的升值速度。與此同時，政府也未能找到有效辦法在較短時間內提高消費率，消除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的缺口。
在人民幣處于緩慢升值的過程中，大量旨在套利、套匯的熱錢穿透資本管制的屏障源源流入中國。緩慢升值的政策意味著非居民套利、套匯者可以用美元低價買入人民幣資產，在獲得利差的同時坐等人民幣升值。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是套利、套匯資金通過資本項目流入（經常項目中也流入不少同貿易順差無關的資金）導致中國海外負債（主要是短期負債）增加;另一方面是央行被動地把這些套利、套匯資產回流到美國國債市場，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 有外管局研究人員估計外匯儲備中的熱錢（借來的外匯儲備）高達上萬億美元。我不掌握數據，難于判斷。但我也傾向于認為自2003年以來，熱錢流入的數量是相當大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主要代表短期資本流動的“證券投資”項目和“其他投資“項目（貨幣和存款、貸款和貿易信貸等）之和在中國海外負債中的比重同FDI相差無幾。這種情況應該與大量熱錢流入有關。
《財經》：當人民幣升值過程突然發生逆轉，在干預外匯市場抑制人民幣貶值的過程中，外匯儲備的減少是否意味著“藏匯于民”？
余永定：當人民幣升值過程突然發生逆轉，在干預外匯市場抑制人民幣貶值的過程中，外匯儲備的減少是否意味著“藏匯于民”似乎可以有三個衡量尺度：第一，中國的海外凈資產是否減少了;第二，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結構是否惡化了（將導致未來投資收入的減少）;第三，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是否惡化了。
我們已經談到，外匯儲備中有相當部分同熱錢有關。熱錢是以美元形式流入中國的，流入后必須轉化為國內某種形式的人民幣資產。熱錢終歸是要流出的，只有流出后，熱錢的利潤才能實現。同FDI之類的真實投資不同，熱錢流出所帶走的利潤，必然是中國的損失。這里是零和博弈，不存在共贏問題。假設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是8.1∶1時，套匯、套利者用100億美元從中國外匯市場上購買了810億元人民幣。此時，中國海外資產（外匯儲備）和負債（資本項目下某個子項目的流入）同時增加了100億美元（設負債也用美元計價）。到2014年人民幣升值到6∶1左右時，套匯、套利者賣掉810億元人民幣資產，通過商業銀行從央行可購匯135億美元，匯出中國。套匯、套利者平倉后，中國的海外負債減少100億美元，但海外資產卻減少135億美元，凈資產減少35億美元。這35億美元無論如何也不能稱之為“藏匯于民”吧？
可以想象，以前流入中國的熱錢越多，在干預外匯市場的過程中“飽食遠r”的熱錢就越多，中國凈資產的損失就越大。這里我們尚未考慮中國資產價格的上升。如果把成倍的資產價格上升考慮在內，熱錢流出后，中國凈資產的損失就更是難以想象了。 1.3萬億美元“不翼而飛”意味著什么
《財經》：為什么你主張不干預外匯市場？如果不干預，做空者不就會獲利了嗎？
余永定：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人民幣能夠有較大幅度貶值，套匯、套利者的換匯成本就會提高，這樣就會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國凈資產的損失。
如果不干預，做空者不就會獲利了嗎？確實存在這個問題。如果央行是做空者的交易對手，人民幣貶值，央行就會遭受損失。問題是，如果從一開始央行就不干預，受損失者就不是央行而是市場上的多頭。但央行一旦卷入，特別是如果央行接盤的規模很大，情況就不太好辦了。一種選擇是堅持到底，另一種是盡快收手，減損。到底應該如何？由于不了解操作細節，外人就難以判斷了。順便指出，人民幣國際化產生的CNH市場（人民幣離岸市場），嚴重增大了打擊做空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央行收縮CNH市場上人民幣的流動性是順理成章的事。
外匯儲備減少是否改善了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的結構呢？以被動干預外匯市場的方式，在減少外匯儲備的同時增加非儲備資產和減少海外負債很難改善中國的海外資產-負債結構。沒有任何人為我們提供過令人信服的證明，2014年以來中國外匯儲備的銳減導致了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結構的改善。很難設想，為了滿足居民增持美元存款、非居民減持人民幣資產、企業提前償還外債、資本外逃而a生的換匯要求，央行被動出售外匯儲備所導致的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結構的變化，可以提高中國海外凈資產的收益率，從而增加中國的國民福利。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投資收入并未因外匯儲備的減少而得到改善。
最后，外匯儲備銳減對國民財富分配的影響顯然是負面的。居民換匯的急劇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值動機。這種動機本身無可非議。但必須看到，央行提供外匯滿足了這種動機意味著央行承擔了匯率風險。換言之，風險被轉嫁到沒有能力增持美元資產的中、低收入階層頭上了。那些提前償還外債的企業也存在類似問題。許多企業當初在海外融資實際上是為了從事“套息交易”（套匯、套利交易），現在趕快平倉實際上是把風險轉嫁到央行――從而轉嫁到公眾頭上。
總之，目前的外匯儲備下降不是我們主動改善資源配置的結果，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套息交易”平倉、做空獲利平盤和資本外逃的結果。我們的匯率維穩政策客觀上幫助熱錢實現了“勝利大逃亡”。我認為，央行對于外匯儲備急劇下降的性質是有充分認識的。正因為如此，自2016年以來央行大大強化了資本管制。盡管資本管制本身存在很大局限性，但對遏制外匯儲備的進一步下降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有人會說，熱錢該跑的已經跑了。事實也可能確實如此，但我們至少不應該把一件本來令人扼腕的事，說成是一件好事。
《財經》：最近你們研究團隊的肖立晟撰文提出1.3萬億美元的中國海外凈資產去向不明，對此你怎么看？
余永定：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和凈國際投資頭寸表，對于給定的觀察期，可以得到一個簡單恒等式：累積的經常項目順差=海外凈資產增加。美國著名學者豪斯曼在討論美國輸出“暗物質”時就使用過類似的概念。肖立晟提出：“自2011年一季度至2016年三季度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累積額為1.28萬億美元?！薄霸诓豢紤]誤差與遺漏的情況下，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海外凈資產（民間海外資產+外匯儲備）增加量應同這段時間經常項目累積額大體相等。然而，事實卻是：在這段時間里中國的海外凈資產不但沒有增加，反倒減少了124億美元。換言之，中國在這段時間的資本凈輸出，并未形成中國的新增海外凈資產。在五年多的時間里1.3萬億美元不翼而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其實，更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管濤。但遺憾的是，這個問題至今未得到學界的重視。我實在不明白什么問題才算是重要問題。
這個問題除其本身的重要性外，也同所謂“藏匯于民”是密切相關的。你不是說“藏匯于民”了嗎？證據在哪里？有統計數字的支持嗎？我們知道外匯儲備減少了近萬億美元，非儲備資產增加了多少？海外負債減少了多少？有誰給我們提供了可以核查的統計數字？如果是“藏匯于民”了，2014年以來減少的近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應該轉化為大致相等的非儲備資產增加量加上海外債務的減少（順便說一下，“藏匯于民”論者很少提及后者），這個時期中國的新增海外凈資產就應該大致等于同期累計的經常項目順差。然而事實是，自2014年下半年人民幣進入貶值通道以來，民間（私人部門）海外資產雖然有明顯增加，但其增加量遠不足以補償外匯儲備的急劇下降導致的海外資產的減少。與此同時，中國海外負債下降幅度也并不明顯。這就說明，關于“藏匯于民”的說法得不到統計的支持。相反，統計數字卻與我們關于外匯儲備的銳減同中國凈資產在熱錢“一進一出”中遭到巨大損失的假設相一致。
《財經》：1.3萬億美元凈資產下落不明是否是估值效應、統計誤差等原因造成的？
余永定：前述1.3萬億美元的缺口是通過對比國際收支平衡表（BP）和凈國際投資頭寸表（NIIP）分析得出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和凈國際投資頭寸表統計非常復雜，兩個表的結果的一致性很難得到保證。導致兩表結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經常項目順差的統計不準確。但盡管有誤差，經常項目差額的統計誤差不應該過于巨大。我們完全可以用貿易對象國的有關統計，核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統計的真實性。其次，估值效應。美元指數變動會影響用美元計量的中國海外資產價值，但美元指數在這幾年有升有降、雖然總體上看是升值，對中國海外資產估值的影響，應該是有限的。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會增加中國負債（主要是FDI），但人民幣從2014年已經開始貶值。再次，中國海外負債統計口徑變化。在2015年一季度，外管局宣布采用新的國際標準BPM6公布數據，并且對過去的存量數據做一次性調整。這些調整涉及的數量非常龐大，且后期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調整，究竟這些調整有哪些理論依據或者數據基礎，我們不得而知。另外，外管局是按照市價重估法統計FDI的。企業經營情況的改變將會影響FDI（中國最重要海外負債）的統計。但是，FDI是因估值變化增加還是減少了？如果FDI企業經營普遍惡化，中國的海外負債應該是減少而不是增加，經常項目累積和海外凈資產的缺口豈不是應該是減少而不是上升嗎？總之，我以為，經常順差累積同海外凈資產增量之間的缺口太大， 技術原因恐怕只能解釋這個缺口的一小部分。
出現1.3萬億美元缺口的最可能原因是：中國的凈資產遭到了嚴重損失。首先是資本外逃。在我們考察期中，累積誤差與遺漏為6200億美元。正如肖立晟所指出的，“一般而言，錯誤和遺漏項與進出口貿易規模相關，大致穩定在正負3%左右，且均值為零。然而，自2014年三季度以來，錯誤和遺漏賬戶占進出口總規模比率均值為-5%，最高曾經達到-10%，而且呈現單邊流出態勢。顯然，該項目主要反映的不再是統計誤差，而是資本外逃的規模。本輪資本外流中，錯誤和遺漏賬戶下資本的凈流出已經占到累積凈流出規模的33%，占同期外匯儲備消耗量67%”。資本外逃有兩個特點：首先，既然是外逃，所謂 “藏匯于民”的這部分外匯不會轉化為中國非儲備資產、而是干脆遁于無形了。外逃資本的所有者可能還持有中國國籍（民），但他們的這部分資產同中國已經沒有任何關系。
其次，為與熱錢相區別，我們假設資本外逃卷走的外匯儲備是 “掙來的”而不是“借來的”，因而并不存在相應的負債。熱錢先由境外美元轉化為人民幣資產，在完成套匯、套利后，又轉化成美元流回出發地。與熱錢不同，資本外逃是中居民的人民幣資產直接轉化為美元流到境外。因而在導致中國海外資產（外匯儲備）減少的同時不會導致中國海外負債的減少。資本外逃導致的外匯儲備的減少應該看作是百分之百的中國海外資產的凈損失。
從數據看，相當規模的資本外逃在本輪匯率貶值之前就已發生。資本外逃應該是形成本輪人民幣貶值壓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把資本外逃歸諸于貶值預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倒為因果了。
其次，在過去長期的升值過程中，大量套匯、套利熱錢流入中國。國外投行把這個時期的“套息交易”稱之為“套息交易的世紀盛宴”（“Carry Trade of the Century”）。前面我們已經在概念上說明了熱錢在人民幣升值階段流入，在升值觸頂之時流出（“套息交易”平倉）如何導致中國海外凈資產的損失。同資本外逃不同，“套息交易”是合法的，這種交易對中國海外資產-負債表的影響應該是可以追蹤的。“套息交易”平倉對中國凈資產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但具體數字到底是多少已經超出我的研究能力。
我猜想，把資本外逃、“套息交易”平倉和前面提及的技術性因素加在一起，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累積和中國海外凈資產之間的巨大缺口大概是基本能夠解釋的。
《財經》：央行在用掉外匯儲備的時候回收了人民幣，兩者不是等價交換嗎？熱錢流入現在又流出，不是很正常嗎？
余永定：除非我們要討論人民幣和美元的購買力平價，似乎很難也沒有必要判斷央行出售美元、購買人民幣是不是等價交換。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動用外匯儲備以維持匯率穩定會對中國的海外凈資產和海外資產-負債結構有何影響？例如，出口商掙了100億美元外匯，此時，中國就已經增加了10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出口商把100億美元外匯賣給中央銀行，中國的海外資產最終變為100億美元美國國債。無論中央銀行是用600億元人民幣還是800億元人民幣購買這100億美元，并不能改變中國海外資產增加100億美元這一結果。如果“套息交易”者把100億美元賣給中央銀行，無論央行按什么匯率付給他人民幣，中國的海外負債已經增加了10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減少是否代表中國國民財富的損失，要看減少的外匯儲備是否轉化為等量的非儲備海外資產（如變成了等量的ODI），或減少了等量的海外負債（如償還了等量外債）。
“熱錢流入又流出”，我剛才說了，人家是賺了錢后走的。在過去十幾年中未能制止熱錢大量流入，現在又未能在熱錢流出之際最大限度降低國家的損失。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如何使用外匯儲備
《財經》：自從央行為維持匯率穩定，大規模動用外匯儲備以來，“中國外匯儲備過多”、“外匯就是拿來用的”等等成為主流觀點。你認為中國外匯儲備怎樣使用比較合理？
余永定： 外匯儲備有多種用途：保障流動性、熨平匯率波動、以備不時之需、抵御對本幣的攻擊、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等。中國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一項特殊原因則是，由于儲蓄率極高且匯率缺乏彈性。在國內投資無法完全消化國內儲蓄的情況下，就只能把持有美國國債作為一種儲蓄方式。盡管這種儲蓄方式是低效的，但如果沒有這樣一種外國儲蓄載體，在存在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的缺口的狀態下，經濟增長速度就會下降。有外國學者將這部分體現為美國國債的儲蓄稱之為“泊車儲蓄”（“parked savings”）。
基于外匯儲備的不同作用，中國應該在保證流動性、安全性和一定盈利性基礎上維持最低限度的外匯儲備。一個國家的匯率制度越是靈活，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外匯儲備就越少。當初中國的外匯儲備之所以過多，原因很多，匯率缺乏靈活性是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既然不能通過匯率的變動抑制外匯儲備的增加，一時又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把外匯儲備用掉，于是我們就這樣把“泊車儲蓄”停泊在美國國債上了。
“外匯儲備就是拿來用的”這種說法過于簡單化，忽略了外匯儲備的不同功能和形成的歷史原因。什么時候用？怎么用？用多少？都是值得討論的。正如我在前面反復講的，把大量外匯儲備用于單向、持續干預外匯市場，導致了中國海外凈資產的損失、惡化了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的結構。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外匯儲備（或以很高成本借來的外匯儲備）就這樣用掉，十分可惜。作為儲蓄的那部分外匯儲備，中國應該盡可能將其轉化為收益率更高的投資，或設法通過臨時性的經常項目逆差，將其使用掉。
理上說，在人民幣處于升值階段，如果中央銀行不干預，外匯儲備不會增加。相反，在人民幣處于貶值階段，如果中央銀行不干預，外匯儲備不會減少。如果我們一方面希望盡量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另一方面又希望減少外匯儲備，我們就只能繞開外匯市場，設計直接使用外匯儲備的途徑。例如， 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的成立，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大量外匯注資，中國為國際和區域金融合作提供的資金，以及目前推進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的資金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在直接使用外匯儲備以改善中國海外資產-負債結構所作的努力。又如，在石油 （或其他大宗商品）價格較低時期通過某種安排動用外匯儲備增加石油（或其他大宗商品）戰略儲備也是使用外匯儲備的較合理方式。
當前，如何動用外匯儲備進行海外投資是可以重點考慮的領域。由于繞開了市場上人民幣和美元相兌換的環節，外匯儲備的使用對匯率不發生直接影響，反之亦然。但是，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海外直接投資，畢竟改變了央行原來所持資產的性質。新資產已經不能滿足外匯儲備所應具有的安全性、流動性等要求。例如，絲路基金的400億美元中，有65%來自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全額出資的子公司梧桐樹投資平臺有限公司提供的外匯儲備。絲路基金的資產與負債應該計入什么賬戶呢？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把外匯儲備移出央行資產-負債表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例如，是否可以通過財政部發債把部分外匯從央行買走，再注入社保基金等機構，由這些機構在海外進行投資等都是可以考慮的處理辦法。當然，上述問題還是應該由熟悉操作細節的政府和業界人士決定，我們這些書齋學者難以置喙。
《財經》：在過去十幾年中，你一再強調中國應該改善國際收支結構，現在你又呼吁關注中國經常項目順差累積和中國凈資產增加量之間的巨大缺口。為什么如此關注這個問題？
把握機遇 更上層樓
每個人都會面臨很多選擇，只不過成功者善於把握機遇。林媛媛小姐就屬於此類，她獨立果敢，有著清晰的奮Y目標。
她畢業於西安西北大學經濟系，K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來到與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深圳，從事金融相關工作，2003年起，她就經常往來香港，對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非常向往。2011年，林媛媛小姐正式在香港定居，開始了一段新的生活?！耙郧熬秃芟矚g香港，定居香港後就會想應該怎樣更好地融入到新環境中?！?/p>
林媛媛小姐，喜歡香有的金融氛圍：“香港作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已連續22年獲評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日積月累，優勢明顯。其一，體現在國際化的營商環境，貿易自由、投資自由、貨幣自由等；其二，有著背靠中國內地的優越地理位置，前景廣闊；其三，香港有著健全的法制體系，和豐富的金融經驗，其稅制簡單且低稅率；其四，受西方思想影響，香港人做事情嚴謹認真的態度讓我非常欣賞……凡此種種，皆為投資者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些優勢，對於本身就是學經濟的她，令她在香港如魚得水，就像一個表演者找到了理想的大舞臺，躍躍欲試，期待著能有一場精彩的演出。
初來乍到，沒有人脈、沒有資源，她便下心來積累，在一家企業任秘書從事行政工作。期間，她接觸到了以老為中心的精英圈子，從優秀的人身上學到了很多，除了面對市場的智慧，還有堅持不懈的精神。但林媛媛小姐清楚，自己想要的舞臺絕不限於此，她向往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於是她轉做市場?！斑@幾年的確經歷了很多坎坷，挑戰無處不在?！钡沁@次選擇，她遇到了現在的老，也是她事業上的貴人，把她帶到了財務策劃行業。
和大多數初入行的人一樣，為了業績，林媛媛小姐也會想“一天應該賣幾張單出去”，跑了一段時間後，她開始思考，這樣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從事理財工作，我的目標K不是一個普通的保險業務員?！膘妒撬{整戰略，將目光鎖定在內地“高凈值”人群身上，因為她發現：“這個群體主要以企業家為主，他們有意向，但他們對金融K不熟悉，因而在海外資產配置方面比例不高。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p>
談到企業家的需求時，她說：“這些企業家善於經營，收入可觀，有一定抵R個人或家庭風險的能力，然而對財務保障很難引起興趣，但他們對資產的保值s非常關心。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更關心如何將辛苦一輩子的所得安全傳給下一代。所以企業家要分清家庭資產和企業資產，不但要懂得賺錢，更要懂得資產保護?！?/p>
接觸群體的層次不同，林媛媛小姐也不斷促使自己進步，她學會站在客戶的角度，以一個企業家的思維去做財富管理，K把幫助到客戶、實現客戶的夢想，當作是自己的使命，盡心盡責。目前，她已為上百個家庭做過財務規劃，管理資產超過幾個億，同時考慮到高端客戶的需求，打造了全方位的財富管理平臺。平臺上有律師、會計師、財務策劃師、私人銀行家等精英成員，為客戶提供資產管理、投資移民、家族信、稅務規劃等全方位服務。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則得乎其下?！蹦銓ψ约旱囊蟾叩?，關M到你取得成績的大小。林媛媛小姐，抱著“更上層樓”的心態，短短幾年內，便找到了事業開拓的方向。
思長遠，才能行更遠
作為一名專業的國際理財規劃師，林媛媛小姐在工作中接觸到了各行各業的不同層次的人，也積累了豐富經驗。通過調查研究，她發現：“中國人做海外資產配置的比例不高，目前僅為4%-5%左右，即使是中國的高凈值人群，海外資產配置的比例也不高。然而世界上1%的頂尖富豪能蛞恢被累、傳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做多元化的、全球性質的投資。如海外房地產、海外投資信、海外股市和美金保單等等。”
她認為，這也給到投資者一個啟示――一定要有長遠的眼光，應該在全球范圍內丫滯蹲什品。當然這個觀點K非空穴來風，她解釋說：“改革開放的30多年Y，中國經濟高速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受時代影響，過去容易找到收益高且風險相對為零的投資出口，如房地產、私募股權、固定收益信等。但是現在，中國經濟和體制改革正在全面進入轉型階段，人民幣加入SDR，意味著未來5至10年Y人民幣將繼續可控地、緩慢地貶值；另外，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在資源、科技等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總產出必然會降低。由此推測，未來10年中國私人財富可能會面臨很大的困境。”
以內地企業家為例，他們如果只會擴大經營，而不懂得財富規劃的話，那麼市場經濟發生變化時，將會面臨很大風險。所以，從專業角度出發，林媛媛小姐建議，短期幾年內不著急用的資本，可以分配到海外，以多元化的投資產品來對沖風險，規劃國際化的資產?！昂Ｍ赓Y產配置是一個長遠戰略，是一個長期性的方向性決策?！?/p>
企業家辛苦打拼，苦心經營，如果s因一時的意外或環境的改變而讓畢生積累的財富減少和貶值，是非常讓人惋惜的，林媛媛小姐希望能通過專業幫助到他們。當時，她遇到了一個事業上的貴人，那是一個因患早期疾病而深刻了解到保險重要性的企業家。這位企業家曾到處J詢，但是都被保險公司拒保，後來他找到了她。雖然知道投保的幾率很小，但她還是傾盡全力協助對方，設法和公司洽談，最終取到了投保機會。因此這位企業家非常感激她，後來還給她介紹了不少客戶。
林媛媛小姐還曾經為一位相識多年的、在安徽從事礦業的企業家做過理財規劃，幫助他對接在香港]冊公司和開銀行賬戶，因為這位企業家將來想移民，她還幫他對接專業人士，給到專業性意見?？蛻粼趦鹊氐耐顿Y主要是股票和房地產，以及擴大廠房，考慮到讓公司穩健的生存和發展，她建議說：“當有1000萬現金時，則要考慮拿出100萬放在保本型理財Y，鎖定收益，其他資產再投資在生意上或高風險的投資上。這樣才更安心?！苯涍^幾番溝通，她幫客戶做了家族財富傳承計劃，包括醫療、養老、財產過戶等，既規避了風險，又可把家族企業安全過戶給下一代，避免將來產生財產紛?？蛻魧λ姆辗浅M意，有了資產保障，做起生意特別安心！
“財富自由，不是你能賺多少錢，而是能留下多少錢。我們對於未來的思考更多的也應該是如何規避風險，考慮合理的海外資產配置是個不錯的選擇。每個家庭都有做好風險管理的必要，不斷買入資產，減少負債，讓現金流滾起來?！币驗?，思長遠，才能行更遠。
學無止境，化熱情為動力
目前，林媛媛小姐的工作便是專職於海外資產配置、家族基金（財產保護、傳承）、退休信（終身收入）、規劃家庭資產與企業資產的風險及隔離、醫療服務、商業移民及海外升學等幾個范疇。
工作的熱情，源於內心的真正熱愛。保險理財工作對她來說，更多的是一個成長的平臺，開拓了她的人脈圈子，也讓她不斷提升自我。林媛媛小姐非常享受當下的工作，K且收獲頗豐。
除了專業提升，林媛媛小姐也從這些企業家身上學到很多為人處世的學問，以及如何經營企業等。她認為這也有利於增長自己的心智，豐富自己的人生。
她發自內心地說：“做一份工作首先要自己覺得開心，這樣才會有動力堅持下去。我很滿意現在的工作狀態。因為我是發自內心的，想去幫助客戶，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使命。幫助別人，自己也有一種滿足感和成就感。”
人民幣貶值不僅加重了市場的緊張情緒，也使更多投資者意識到了多元資產配置的重要性，紛紛尋找海外投資機會。
面對市場上資金出海投資風潮，多位國際國內宏觀和投資理財專家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強調不贊成盲目向海外投資；至于如何選擇投資標的，他們建議回歸價值投資。
不擔心人民幣劇烈貶值
令人擔憂的是，上月的人民幣匯率在短期12個工作日內貶值了1.5%，接近過去8個月的貶值幅度。期間美元指數升值了3.4%，而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并沒有太大波動。市場預期，人民幣貶值將會繼續，而且形勢嚴峻。
不過，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零售銀行研究與投資策略主管唐君豪對《投資者報》記者說：“人民幣相對美元或溫和貶值，但整體將維持相對穩定?！?/p>
“花旗預估未來6～12個月，美元兌人民幣可能升至6.85，隱含約1.2%的貶值幅度。從貿易盈余和外匯儲備的角度看，我們不認為人民幣匯率受到嚴重高估?！?唐君豪說。
在他認為，盡管美聯儲或在年底加息，但中國央行推遲降息降準措施，適度減輕因息差所導致的資本外流壓力?！百Y本管制措施趨緊減少投機性資金流出，人民幣貶值預期稍微緩和。而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以及中國債券市場向國際機構投資者開放，皆可能讓資本重新回流。”
不建議盲目海外投資
人民幣走弱瞬間刺激了國內民眾對于以美元為主的海外資產配置需求，大量資金兌換成外幣或流出境外投資，令人民幣持續受壓，但盲目逃向國外是否能夠保值增資？經記者了解，包括國際投行在內的很多專家也并不贊同盲目出海，認為仍需考慮資金來回的成本和實際的需求。
星展銀行（中國）個人銀行部投資及保險產品部總監孔淑妍建議有資金出海打算的客戶可以考慮三方面的問題：一是能承受的外匯風險是多少？二是需要更多外匯是否有為未來需求的打算，如為孩子的教育資金提前鎖定匯率？三是選擇怎樣的投資途徑？
在孔淑妍看來，全球資產配置更適合于有一定投資經驗，投資期較長的投資者，由于沒有一個貨幣可以保持永遠強勁，所以只需轉移投資組合的一部分去捕捉市場機遇?！巴鈪R投資是個相對概念，人民幣對美元出現貶值不代表兌其他貨幣皆是。如果投資者可以承受較高的風險，那么在外幣的配置上更加豐富，也更具操作彈性?！?/p>
雖然多元化全球配置策略是對沖單一資產風險的務實選擇，但在業內看來，多元化也有諸多容易被忽視的誤區。
“人民幣未來還是有緩慢貶值的壓力，但是急速貶值的情況并不存在，我們預計年幅度大概在3到5個百分點。所以對于一般的投資者而言，由于國內的投資品種仍比較豐富，并不贊成盲目的往海外擴張，建議流動資金在千萬元以上的客戶可以考慮海外資產配置。”包商銀行私人銀行部總經理邱思甥對《投資者報》記者說。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牌價每天都在變化，并且未來可能波動幅度也較大，如果沒有明確的長期用途，比如海外留學置業，僅選擇中長期的美元存款作為投資仍存在一定換匯風險?！北本┠呈袌鋈耸勘硎?。
國內國外都有機會
對國外的資產配置，孔淑妍認為，如果僅是在不同市場分別投了10只股票，這樣的資產配置并不是多元化?！耙粋€優秀的資產配置應該是不同資產類別在不一樣市場的平衡組合，包括股票、債券、大宗商品和另類投資等，最終以達到在最低風險下收益最高，而在最高收益是風險最低。
而相對于國內多數投資者，中建投資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楊崇藝建議，高凈值投資者為了保衛已經取得的財富成果，可以看看香港首富李嘉誠、中國首富王健林在干什么?！懊绹墓善薄?、期貨、創業基金等適合專業機構投資人，而個人建議投資能夠看得懂的房地產或房地產基金。” 楊崇藝表示，中國的國內以房地產為代表資產價格偏高，資產投資收益率急劇下降，而美國商業經營性物業的投資回報率是中國的3倍以上，可以選擇國企背景和正規持牌的金融機構所推出的房地產基金?！?/p>
對國內的資產配置，中航信托宏觀策略總監吳照銀在大類資產配置上相對看好股票?！皞找媛食尸F震蕩走勢，在監管層不斷出臺的規范措施之下面臨一定的調整壓力。而股票市場受益于企業盈利的改善以及房地產市場資金的流入，投資者情緒有所復蘇，場內融資逐漸上行，新增投資者和參與交易投資者也在穩步增加?！?/p>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現狀分析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
當企業在本國國內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到國外投資設立生產基地、從事跨國生產經營賺取國際利潤這是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的企業一貫的經營思路。這些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是以企業的競爭戰略、尋求產品多樣性或者降低生產經營成本為動機。此外接受投資國的投資環境,例如稅收優惠政策、關稅政策以及貿易壁壘等,也同時影響著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于是企業從事海外投資的動機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擴張性動機,另一類是防御性動機。在前一種情況下,企業為了拓展海外市場或者尋求生產所需原料而進行海外投資;而在后一種情況下,企業則更多地是因為本國經濟環境的變化導致了在本國投資無利可圖而轉向海外尋求投資機會。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分析
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企業便已經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年---1985年),這一階段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在這一階段的頭五年內,中國企業在國外共投資設立了76個獨資或者合資企業,中方總計投資額約5000萬美元,投資項目涉及23個國家和地區。在84-85的兩年間,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設立企業達113個,投資額達1.4億美元,接近前五年的兩倍,投資地區擴展到40多個國家和地區。(見表2-1)在這一階段,企業的投資項目金額相對都較小,投資行業也局限在海運、金融保險、工程承包以及餐飲等服務行業,僅有少數投資項目涉及制造業。
第二階段(1986年---1992年),在這一階段隨著經濟自由化改革的進行,中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了逐漸提高了生產技術與管理水平,國內日漸成熟的產業和技術迫切需要進行對外產業轉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顯現出來;而與此同時中國國際貿易凈出口額的逐年增加,國家外匯儲備日益攀升,中國企業開始有能力進行大額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充分地參與到國際競爭之中。因此,中國政府加大力度鼓勵企業對外投資,日益成熟的企業也更加強調投資回報的重要性。這一階段具有代表性投資主體的是大中型制造企業以及投資公司,例如,首鋼集團、中國國際信托集團和深圳賽格集團。
第三階段(1992年---2002年),從1993年開始,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斷攀升,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過熱的征兆;而大中型國有企業經營效率低下的問題也日趨嚴重,中國政府不得不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的體制改革,這些情況都影響到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隨著政府削減貨幣供應收緊銀根以期控制住通貨膨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枯竭。而與此同時政府收緊了對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控制:新的項目的審批程序日益嚴格,而已經批準的投資項目也被要求進行復查。這些政策手段直接導致對外投資項目的銳減,這一情況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轉。盡管1996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數額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總投資金額相較1995年卻有了大規模的增加,表明了企業單筆投資數額的顯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到2001年,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及金額顯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階段(2003年至今),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政府在政策上越來越重視引導促進企業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了“走出去”戰略,報告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要鼓勵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進程揭開一個嶄新的篇章,從2003年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持續上升,2008年更是達到了559.1億美元(非金融類),創下了歷史新高。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動機也呈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尋求新的業務增長機會、規避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分散業務和市場風險、提高生產率、應對宏觀環境等成為了企業投資海外的新動機。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就及存在的問題
1.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就
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取得了很不錯的成績,本文特總結如下:(1).從一定程度上縮短了我國企業與國際企業的技術差距,學習了先進的生產與管理經驗。如前文所述,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的動機就是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中國的許多大型企業集團通常能夠通過并購海外企業實現了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團通過并購英國的汽車生產商羅孚取得了汽車產業的先進技術;(2).拓展了海外市場。許多中國企業通過在海外投資經營拓展企業的銷售市場,例如,海爾集團通過在海外新建或收購了30多家工廠,這些工廠分布在從意大利到印度的多個國家,生產面向當地市場的產品。而中國企業在海外的進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動了本國的設備、材料以及勞力的輸出。(3).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經過了近30年的發展,中國制造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在中國制造業中,中低檔制造業產品占大頭,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比重較小,產業結構處于較低水平。產業升級導致傳統產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大量企業陷入困境,失業現象加重。因此,通過對外投資,將大量設備和技術轉移海外,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生產能力是以最小代價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必要途徑。國內的諸多企業已經采取了在東南亞、拉美地區投資設立工廠,降低了國內產能過剩的壓力,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場籌措企業發展所需資金。中國企業從事海外投資所需的資金并不總是全部由企業的自有資金投入。事實上,大部分的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的時候都會考慮有效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來解決資金問題。
2.當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所占績效不高。為了更好地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數(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這一指數由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給出的定義,該指數反映了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綜合實力,反映了決定企業對外投資流量的兩個決定性因素?；蛘哒f不同國家之間這一指數的異同是由各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所受到的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的不同所決定。這兩個因素分別為:“所有權優勢”,或者稱為企業所特有的跨國競爭力,如企業的創新能力、品牌優勢、管理和組織經驗、信息獲取能力、擁有的財務資源和自然資源、企業規模以及企業內部結構優勢,這些競爭力因素使得企業有能力和動力進行海外拓展;“區位因素”,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國或者受資國生產產品、提供勞務所分別具有的優勢,例如市場的相對規模、生產與運輸成本、熟練勞動力、供應鏈、基礎設施以及技術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的促使下,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業,無論其規模大小也無論其處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進行海外投資以增強本企業的競爭優勢。OND指數的大小反映了這兩種因素在驅動不同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方面的差異。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國對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的利用越充分。中國的OND指數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個區間內數值分別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的排名基本穩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處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國香港地區的OND指數數值分別為3.477、8.758、7.799遠遠高于內地的數值,處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國的數值也比中國高出很多,這說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績效與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而與中國同被稱為金磚四國的俄羅斯、巴西和印度雖然在2001-2003年區間或高或低于中國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區間三國均已處于領先于中國的位置。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企業普遍缺乏“所有權優勢”是制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績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中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中國企業提高投資績效的必由之路。
(2).中國跨國企業規模較小,國際化程度不高。中國的跨國公司相對于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而言規模較小,根據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2009》所列舉的截止2007年底的數據,全球最大的跨國公司(非金融)是美國的通用電氣(GE),其在全球擁有資產約7953億美元、雇員32萬余人全年銷售額約1727億美元,而中國最大的跨國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團,其在全球擁有資產約1909億美元、雇員10萬余人全年銷售額約149億美元,且是中國唯一入圍全球100大跨國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體多是國有企業,在政府積極推進企業跨國經營政策的大形勢下,許多企業在并沒有一個可行的投資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資海外導致了經營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國際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國指數(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為國際化程度的綜合衡量指標。根據UNCTAD的定義,跨國指數是通過計算跨國公司海外資產與總資產的比率、海外銷售與總銷售的比率、海外雇員與總雇員的比率這三個的比率的平均數而得出,以衡量跨國公司對于海外資產、海外雇員、海外銷售的依賴程度。我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215億美元,而全球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為2145億美元,是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十倍左右,發展中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海外資產為429億美元,是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兩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為71.52%,發展中國家前五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為58.74%,而中國前十大跨國企業的平均跨國指數28.3%,無論是在海外資產還是跨國指數上,我國與全球水平甚至與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都還有不小的差距,說明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程度不高,我國的跨國企業主要還是在利用本國的資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國企業早就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利用資源,長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國際上著名的跨國企業是我國企業需要迫切實現的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中國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年鑒.2009
[2]厲以寧,曹鳳歧著.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中國計劃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