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08 11:25:00
序論：在您撰寫商品經濟的發展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因此這里并沒有發達的宗族組織或祠堂，也沒有像樣的能號召全村參加的公共活動。雖然各個姓氏之間有直系或旁系的親屬關系，但是以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在此地并不凸顯。各姓氏之間及同姓之間并沒有復雜的利益關系及沖突，評判“在理不在理”的標準也不會因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變。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順、善良、克己、忠誠等傳統價值觀念。這里飲食以小麥為主，玉米、高粱為輔，加上自家耕種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滿足家庭消費。不但消費能滿足自給，而且生產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給，以人力和畜力為主。加上該地區高密度的人口，農民精耕細作，把耕作集約性發揮到極點，從而形成了一個十分苛刻而有獨特的的農業體系?？傊?，知足、安分、克己這一套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匱乏經濟相配合（，2012），共同維持著這里的社會生活靜止的狀態。
二、經濟作物的生產、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廣泛種植
90年代初，沈莊引進西瓜種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種植面積占沈莊種植面積的比例較大（占全村總面積的90%左右），故本文只選取種植西瓜的流程來說明村民生產要素的自給性。每年剛過完年，村民就開始為西瓜種植忙碌起來。整個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過后，村民開始為養育西瓜苗作準備。男勞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壘一個半人高的三面圍墻，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據種植西瓜的畝數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間那個與棚外的洞相連，用瓦或者木柴蓋上火坑，然后用土覆蓋上。這樣做是為瓜苗加熱。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開始篩土，把肥料拌進土里，用塑料碗一個個的裝滿土，灑上水，蓋上塑料布和草苫子開始在棚外燒火加熱，加熱一天一夜之后開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間用溫水加熱培育出來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個勞動力。播種瓜芽則女性為多，一般3—5個男女勞力皆可，需要村民間的互相幫忙。在瓜苗生長期間，村民就開始翻地、施肥，弄成較寬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蓋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個弓棚，上面再覆蓋上厚點的塑料布，整個過程復雜而細致，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開始整理瓜枝，一個月左右，開始每天給西瓜授粉，如果天氣好的話，沒有碰到連陰雨天氣，大概持續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這個時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顆瓜秧都結出一個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這段時間一直是村民的農忙季節，從農歷1月份到5、6月。從開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賣掉，整個過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細致的勞作，這期間村民間的合作非常密切。勞力的自給性在村里內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貧困，生產技術和機械化并沒有在沈莊推行。隨著西瓜嫁接技術的引進和科學選種，西瓜產量大幅上升，逐漸成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兩個月后，村民開始忙種辣椒、反季節番茄等純經濟作物。
（二）經濟作物的交易
在經濟作物豐收的季節，出現了部分專門自收或者代收的群體。由于交通條件的便利，這些人與外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農產品的價格受天氣或者市場因素的影響較大，尤其是市場。西瓜交易一般持續一個月左右，辣椒持續的時間更長，從農歷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農歷5月份左右，這時候已經是夏季，天氣炎熱，西瓜的市場需求量大，大量外來商販涌入李口鎮。這樣，每個家庭開始以家庭為單位進入忙碌階段。由于每個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畝產量在1萬斤左右，整個過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時村民間又出現隨機性的合作關系。這些外來商販由于不熟悉當地的環境，必然會與當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驅使下，必然增加商販合作對象之間的競爭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際關系非常重要，與其說村民把西瓜賣給商販，還不如說賣給代收者這一“中間商”群體，這時候的交易村民所考慮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為中心向外擴散的親疏關系，離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數越多。西瓜從收獲到賣掉，看似是經濟行為，實際上是村內整個內部關系網絡在其作用，也可以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等到收滿車時（一般在10噸左右）“，中間商”會找和自己關系較近的人裝車，而不分什么姓。裝車付費之后，這些外來商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內出售。比如在省內，從村民收購的價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費者手中卻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連陰雨，需求量相對減少，無論批發商或者商販在賺取利益不變的情況下，都向村民壓價。辣椒的交易和西瓜還有點不太一樣，雖然也有外來商販，像湖北、江西、廣東等地，但以當地人自負盈虧的收購為主。這些小商販大都是當地的村民，每次收購幾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賣掉。辣椒的收獲不像西瓜，需要不斷的成熟，不斷地摘取，每隔兩三天摘一次，時間會持續數月之久。這是一個非常細致的活計，有些勞力不夠或者做中間商的家庭會雇傭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給予一定的雇傭費。在消費上，村民會把大部分錢存起來：一是攢錢備不時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學。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開銷。在經濟活動中，村民間的互動對象較隨機，關系不太密切，村民回報別人幫助的方式也不像傳統的在家里請人吃飯，回報方式多樣化。在整個交易的過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輔的工作，參與的主體是20—50歲之間的青壯年人。這樣，在村民間或者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中，老年群體被“邊緣化”，實際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長輩的“象征”而失去了傳統的權威。
三、社會文化的變遷
關鍵詞：宋代；商品經濟；文化藝術；商品化；價值觀；審美觀
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征
從總體情況來看，宋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其主導性的經濟模式仍然是自然經濟，而處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經濟卻獲得長足的發展，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區域的政治中心，長期實行“坊市制”，將坊與市分隔開來。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區和行政管理單位，市是交易場所。市場管理極為嚴格，周圍有高墻環繞，營業時間以市場大門的關閉為準。一般日落市門就關閉，交易時間受到限制，極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唐末五代戰亂，“坊市制”被破壞，宋初雖有所恢復，但無法重現舊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京開封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侵街”的觀象①。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臨街擺攤，坊中開鋪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打破了舊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時間和區域的限制。朝廷對這種現象雖然干預過，但屢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兩次試圖恢復坊市制，都終歸失敗。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認可這一事實，干脆將坊墻和市墻統統推倒，宣告舊的坊市制徹底崩潰。商店與作坊臨街而立，坊與市合為一體，標志著近代城市的雛型已出現。當時的東京開封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以萬數?！雹?可想見其商業繁榮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雛型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當時的東京開封已廢除了傳統的“宵禁”法令，商品貿易已沒有時間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現。據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肮硎凶印币彩且故械囊环N，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③ 東京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必然波及全國各地。當時，南方城鎮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全國有鎮市近2000個，而南方諸路就有1300多個。這些新興的商業鎮市已改變了舊的州郡規格和性質，由區域的單一政治中心變為政治、經濟雙重中心。這類本設于城鎮之外的草市，隨著“坊市合一”的歷史進程也逐漸融于都市之中。許多市民為交易方便，便遷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為新的商業城市。
坊郭戶籍的出現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與鄉村在戶籍上沒有多少差別，也沒有“坊郭戶”這一專用名稱。北宋時期，城市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市民階層空前壯大。據周寶珠先生考證，北宋崇寧時（1102—1106年）東京開封約有十三萬多戶（不含屬縣），總人口當在一百五十萬左右。④ 而吳濤認為當時東京主客戶合計應是二十六萬余戶。⑤ 可見當時東京開封城市居民的數量之龐大，它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劇增，戶籍管理遇到新的問題。宋太宗幾次下詔整理戶籍，都未解決戶籍混亂的問題。因為當時無不動產的人口（客戶）太多，不容易注冊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員外郎苗稹與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從戶部尚書馮拯之請也?！雹?宋真宗依準戶部尚書馮拯之奏請，委派苗稹為欽差，與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陽進行坊郭戶列籍定等的試點，然后推廣于全國。當時全國大約共有坊郭戶九十八萬戶，人口約五百萬之眾。⑦ 這些坊郭戶被單獨列籍，按財產多少分為十等。坊郭戶就是今天所謂的城鎮戶口，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出現，不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經濟呈現出繁榮之勢，而且標志著市民階層的正式形成，在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發展了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與鄉村分裂為基礎?！雹?坊郭戶籍的建立，將城市與鄉村分離開來了，進一步地促進了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品交換的分工。
同業行會組織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會又稱“行團”，簡稱為“行”或“團”。每一個行會都有“行首”或“團首”，一般推舉行會中經濟實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會160多個，南宋行業分工更細，行會更多。有的改稱為“市”、“作分”。后不斷合并，其組織越來越大，在商務活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行會可以根據市場行情變化來重新規定統一的價格；能夠保護本地區商業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搶占本地市場；能夠調節行會成員與官府的關系，在應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賦稅的問題上，盡可能地保護本行團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國經濟史學家湯普遜所說：“行會控制資本并管理勞動；它們支配生產分配；它們規定價格與工資。但在它們的組織里，也有著一種社會的影響。行會的目的部分是社會性的，部分是互相的?！雹?行會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因共同的職業和利益而組合成的一種社會群體。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又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產生影響、發揮作用。
二、商品意識滲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意識在宋代城市社會中滋長和蔓延，并無孔不入地向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滲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變化——坊市合一、宵禁廢弛，作為城市社會主體的市民階層表現出旺盛的生活熱情和欲望，創造出帶有明顯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學者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考證》中所說：“當時（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種種限制已經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經頗為自由、放縱，過著享樂的日子。不用說這種變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業的繁盛，它的財富的增大，居民的種種欲望強烈起來的緣故?！雹?正是市民階層的“頗為自由、放縱”的生活和種種強烈的欲望，導致了新的都市風情、文化娛樂的產生，導致了市民意識的形成。宋人極重傳統節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傳統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識所“侵蝕”。商人們利用傳統節日，銷售節日用品和紀念品。如端午節，東京開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節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于門首?！奔伡嫴?由此可見，商品經濟已滲透到了傳統民俗節日中。許多本來是自產自給的民俗物品都已轉變為商品，在相當的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過去一向表現為清凈、莊嚴、神圣的寺廟道觀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經濟強有力的沖擊。廟會，又稱“廟市”，是我國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設在寺廟內或其附近，在佛教節日或規定的日期舉行。廟會興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東京開封的相國寺是當時一個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它的神圣靈光變得黯然無彩，成為商品交易活躍的場所。相國寺前門是汴河的一個碼頭，商賈、貨物上下頻繁；寺內場地空闊，游人眾多，是商品交易的極佳場所。因此，它漸漸成了一個市集中心。相國寺的和尚在商品經濟熏陶下，在利益的驅動下，無法穩坐禪床、念好經卷，也直接參與商業活動。有的竟然違背佛教戒律，開辦了一個燒豬院，經營豬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聞京城、專門烹調肉類菜肴的廚師。紒紝矠 商品經濟使妙相莊嚴的佛祖、菩薩難堪，寺廟與市場簡直同轍接軌，成了逐利趨財之場。
[關鍵詞] 商品經濟 體育文化 娛樂 市民化
宋代體育是宋代風俗文化中的重要內容， 是宋代文化史和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體育文化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學術界以往的研究也將引起兩宋之際體育文化嬗變的根本原因歸結到經濟方面，但卻沒有具體地指明原委。
北宋的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分裂戰亂，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了人口的增長；手工業在制作技術、品種和經營方式等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發達的商業使得城市的結構和功能也跟著發生變化；市民階級的興起，社會消費方式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市民消費除了物質生活消費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也開始商品化。這些是兩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引起了體育文化領域內的一些嬗變：宮廷逐漸市民化和體育活動商品化化；受工商業行會等商業組織的影響，各種各樣的體育性組織在宋代陸續出現了。諸如馬球在宋代民間已十分普及，南宋還出現了“打球社”的民間組織；蹴鞠也在市民階層普遍開展，甚至有人將其引入商業機制，吸引游客；相撲在兩宋也深受市民歡迎，南宋臨安還出現了“相撲社”、“角抵社”等專門組織，風靡一時；瓦肆更是成為各種異事雜技等文體活動的表演場所，成為城市的娛樂中心；武藝活動也逐漸走向商品化道路，臨安出現了“角抵社”、“錦標社”和“英略社”等結社。兩宋體育的這些新特征，正是兩宋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反之，它又促進了兩宋商品經濟發展，尤其是城市經濟的繁榮。
一、兩宋商品經濟發展的新特征
1.城市人口數量增加。兩宋之際，由于商業逐漸興盛，農業產量大大提高，手工業也發展起來，商品經濟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這導致了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全國出現許多幾萬，甚至上百萬人口的城市。據陳振先生統計，北宋都城汴京，“普通居民約11萬戶，每戶7人，約為77萬人；禁廂軍134 000萬人，軍屬約67000戶，每戶4人，約為268 000人；城內與近郊的僧道以2萬人計，四項合計119萬多人。此外，開封還有大量的流動人口，所以，1021年前后的開封是一個有120萬人口左右的大都市?！睋秹袅轰?戶口》載，到宋度宗咸淳年間，臨安城已有120多萬人口。其實，到北宋末年，全國人口已經超過1億，南宋時，大體上維持在6000萬左右，都遠超漢唐時期的人口數量。除開封和臨安外，建康、蘇州、江陵、廣州、成都等成為雄踞一方的大城市。
2.城市結構和功能的改變。宋達的商業導致了城市的結構和功能也跟著發生變化。工商業的發展突破了在城市地域布局中嚴格集中控制的方式，城市臨街設店、坊市合一的現象已十分普遍。政府也順應了這一經濟發展的趨勢，取消坊巷制度、市里制度，允許沿街開設店鋪。到北宋后期，這些店鋪甚至開到了皇宮附近的御廊邊上，《東京夢華錄?御街》：“自宣德一直南去，約闊二百余步，兩邊乃御廊，就許市人買賣于期間，自政和間官禁止”。南宋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其中既有手工業，也有交易批發和零售行等。市坊雜處后，居民坊巷內也出現了零散的商店，而諸如瓦舍酒肆茶樓等娛樂場所更是遍布全城?！凹兄贫取焙汀胺幌镏贫取钡耐呓?，給城市生活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城市的功能由原來單一的維護統治階級的功能，日益趨向多樣化。
3.市民生活方式的新特征。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會引起生活方式的變化。伴隨著大都市經濟發展，城市居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斷擴大和提高。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級的興起，社會消費方式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閑暇時間日益增加，為消費活動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由此人民崇尚并追求休閑生活。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宋代城市的個人消費除了物質生活消費商品化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也開始商品化。兩宋時期，城市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費內容除了陽春白雪之類的詩詞書畫外，也增添了許多下里巴人的內容，其主要內容是城市娛樂方面的。從《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和《都城紀勝》里記載的瓦子欄勾看，宋代都市的娛樂內容豐富多彩，如話說、雜劇、影戲、雜技、相撲、武術等文體表演。北宋東京“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而且“終日局此，不覺抵暮”；有些市民甚至唯恐“差晚看不及也”。真是熱鬧無比。南宋時，杭州瓦舍就既是“士庶放蕩不羈之所”，又是“軍卒暇日娛戲之地”。由此可見，宋代體育文化中的市民參與感是比較強的。
二、兩宋體育文化的嬗變
1.宮廷體育活動逐漸市民化、商品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體育項目逐漸突破了為宮廷和軍旅獨有的傳統，以新的形式走向市民社會。比如，馬球運動在宋以前主要在宮廷和軍旅中開展，平民百姓難以涉足。 但是在宋代，馬球運動已經平民化了。北宋東京宴殿“之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球之所?！蹦纤螘r，馬球更加普及，民出現了“打球社”等組織。史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則非仕宦者為之，蓋一等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閑人所習也?！滨砭弦苍谒未忻耠A層普遍開展，其踢法也更具多樣性、觀賞性，不僅有街頭表演，還成立了“蹴鞠社”，甚至有人將其引入市場機制，吸引游客?！段淞峙f事?放春》有載：“將苑使有小圃不滿二畝，而花木合匝，亭榭奇巧……立標桿射垛及秋千梭門門雞蹴鞠諸戲事，以娛游客?！毕鄵涫且豁椳娛律蕽夂竦捏w育活動，其先主要在軍旅中開展，在宋代也已走上商品化的道路。開封城里的瓦肆表演中，相撲是一項很重要的內容?！靶合鄵洹鄙钍苁忻竦南矏?。相撲在宋代深受市民歡迎?！端疂G傳》之74回“燕青智撲‘擎天柱’”，生動地描述了浪子燕青與任原的對壘，吸引了無數的觀眾，可為旁證。南宋時，杭州出現了“相撲社”、“角抵社”等組織。除瓦肆藝人的相撲表演外，南宋還出現了水平較高的“打擂”比賽，也即所謂“露臺爭交”。這種比賽是由政府組織。另外，兩宋時女子相撲也開展得很普遍，同樣受到市民階層的歡迎，其商品化程度可見一斑。除此之外，武藝、雜技等活動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
2.開創古代體育性組織的先河。受到工商業行會等商業組織的影響，宋代陸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體育性組織。由于城市商業特別旺盛，行會普遍出現。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行市》：“京都有四百四十行”。時至南宋，大城市又大量匯集了擁有各種手藝的人口，以及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市場的繁盛，各種職業相繼出現。在這種背景下，有許多屬于休閑活動方面的消費活動，如酒樓、勾欄、瓦子等相應而生，形成了各種職業組織的行會。
就宋代體育而言，由于社會上出現大量的體育專業表演藝人，所以體育性組織應運而生。北宋汴京城的足球社團“圓社”（或稱“齊云社”）就非常著名。南宋時，這類組織就更多?！段骱先朔眲黉洝酚涊d有“蹴鞠社”、“打球社”；《武林舊事》記載有“英略社”（使棒）、“錦標社”（射弩）等。這些組織自發承擔組織比賽及表演的職責，如圓社舉辦的足球比賽、相撲社組織的“露臺爭交”，在當時影響都很大。
宋代都城人民的體育組織，可分為幾種不同的性質：一為體育專業人員的同行組織，如角抵社、齊云社、英略社等。這類是為確保表演人員自身的利益，入社有嚴格的規定；二為興趣愛好者的組織，據《夢梁錄?社會》：“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則非為仕宦者為之，蓋一等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閑人習也”。這類組織是為了交流技藝，休閑娛樂，在適當的場合表演。但是這種體育性組織的產生，開創了中國古代民間體育組織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古代體育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可謂是現代職業運動的濫觴。宋代民間體育組織的產生，不僅加速了當時體育活動市民化、娛樂化，而且還為中國古典體育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體育正在以新的形式由宮廷和軍旅走向市民，其屬性正在由宮廷典雅文化和軍旅文化走向目的為平民精神娛樂的市民文化，這是體育的本質在原始社會后，又一次回歸。體育在根本上沒有階級性，但在階級社會下平民大眾逐漸遠離了體育活動，體育被統治階級獨有，平民百姓很難從體育活動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滿足和愉悅。宋代體育的市民化，“一切都是順其自然地合理發展。種種習俗、節會、藝事活動表明，盡管封建禮教被有意地強調為天理的載體，而大眾生活事象又何嘗不是與天理溝通；盡管士大夫們超然追求著自然的極致，而庶民百姓又何嘗沒有自然的樂趣?！?通過宋代體育文化的新特征也可看出，宋代的文治政治似乎表明了封建社會已進入不惑之年，成熟中蘊含著虛弱。政治的色彩在減退，因此市井雜曲反倒體現了生活的本真和體育的本質。
但是，這種現象持續時間太短，典雅的文治終難抵擋蠻橫的武力，元蒙游牧文化的強勢入侵，導致中國社會再次發生轉型，古典體育文化的繁榮期就此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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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特征
從總體情況來看,宋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其主導性的經濟模式仍然是自然經濟,而處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經濟卻獲得長足的發展,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區域的政治中心,長期實行“坊市制”,將坊與市分隔開來。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區和行政管理單位,市是交易場所。市場管理極為嚴格,周圍有高墻環繞,營業時間以市場大門的關閉為準。一般日落市門就關閉,交易時間受到限制,極不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由于唐末五代戰亂,“坊市制”被破壞,宋初雖有所恢復,但無法重現舊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京開封的商業活動開始出現“侵街”的觀象①。太平興國五年(980年),臨街擺攤,坊中開鋪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打破了舊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時間和區域的限制。朝廷對這種現象雖然干預過,但屢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兩次試圖恢復坊市制,都終歸失敗。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認可這一事實,干脆將坊墻和市墻統統推倒,宣告舊的坊市制徹底崩潰。
商店與作坊臨街而立,坊與市合為一體,標志著近代城市的雛型已出現。當時的東京開封已是“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以萬數?！雹?可想見其商業繁榮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雛型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當時的東京開封已廢除了傳統的“宵禁”法令,商品貿易已沒有時間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現。據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肮硎凶印币彩且故械囊环N,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③ 東京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必然波及全國各地。當時,南方城鎮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年)全國有鎮市近2000個,而南方諸路就有1300多個。這些新興的商業鎮市已改變了舊的州郡規格和性質,由區域的單一政治中心變為政治、經濟雙重中心。這類本設于城鎮之外的草市,隨著“坊市合一”的歷史進程也逐漸融于都市之中。許多市民為交易方便,便遷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為新的商業城市。
關鍵詞：重商政策；關稅；商品經濟
中圖分類號：F091.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2-0253-02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實行的重商政策為商品經濟發展繁榮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疾爝@一時期的重商政策對商品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對于今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統治者出于政治和經濟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相互兼并，為求得生存與發展，諸侯國推行重商政策，以發展經濟，鞏固統治。
商品經濟的發展繁榮必然給國家帶來大量的商業稅收，增強其經濟實力，有利于鞏固統治和爭霸戰爭。雖然春秋戰國時期田稅是國家主要的財政收入，但源源不斷的商業稅收無疑也是各諸侯國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鞏固統治和爭霸戰爭發揮著重要作用?！稇饑摺防锩娴囊欢卧捳f得很明白，“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這里，就把征收關稅作為“富國”、“存韓安魏”的一個重要途徑，說明關稅收入是相當可觀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經濟帶來的直接關稅收人對于諸侯國的重要性。對此，《管子》說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關市”作為“輸之以財”的重要方式之一?！睹献印吩涊d了宋國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關稅稅率的事情說：“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來，如果免征關稅或降低稅率，就有可能要影響到國家的政治統治。
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更加精細，商業活動越來越成為社會經濟生活重要有機組成部分。社會分工的擴大和細密，加之生產活動所具有的很強的區域性，客觀上要求商品交換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使“四民”之間和地區之間互通有無，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保證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延續。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情況下，農民不從事手工業，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業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農民和手工業者各自以自己的勞動產品通過市場交換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戰國時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確認，并取得了與士、農、工同等的社會地位，其所從事的商業貿易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貿易和農業、工業生產一樣成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經濟活動。正如司馬遷所說：“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p>
商人在給統治者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還直接參與了一些政治活動，和統治者建立了密切聯系。據《左傳》記載，鄭國從建國之初就一直和商人保持著密切聯系。鄭桓公在西周末年，聽從史伯建議，率領族屬與商人東遷于虢、鄶之間。并與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商人在鄭國創業奠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鄭國統治者的政治支持。由此，鄭國統治者與商人訂立了互信盟約，“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敝灰倘瞬槐撑褔?，國家就不強買或奪取商人的貨物，不干涉商人的經營。雙方“恃此質誓，故能相?！?。后來，當晉國人韓宣子向鄭國一位珠寶商人購買玉環時，這個商人就回答說：“必告君大夫”，即要報告給政府?？梢?，鄭國商人和政府之間的互信一直很牢固?！蹲髠鳌酚浭龅摹跋腋哧麕煛惫适乱沧C明了這一點。這說明，商人在進行商業活動的同時，還緊緊地把自己和國家的命運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捍衛了國家的利益。而作為回報，統治者也就給予商人一定的特權，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業活動的正常開展，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繁榮。
二、重商政策的主要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商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通商。”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普遍采取了“通商”政策。晉文公即位之初，就下令“通商寬農，懋穡勸分”，使晉國很快擺脫了窘境，“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惫?58年，衛國被狄人侵劫遷往楚丘后，衛文公制定了“務材、訓農，通商、惠工”等政策，使衛國很快富強起來，以致“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眴蚜司S護列國之間的正常商業貿易，在春秋時期的諸侯會盟上，也都把維護正常商業交往，作為重要的內容寫入盟約。如公元前651年齊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即有“無忘賓旅”、“無遏糴”的內容，即要保護客商，不阻礙糧食流通。這表明各諸侯國都很重視商業活動。
“輕關易道”。關稅是商人的貨物過關時繳納的稅款?！兑葜軙?大聚解》說：“關市平，商賈歸之?！边@說明關稅稅率的輕重直接關乎商人的利潤，進而影響一個國家商品經濟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普遍實行了“輕關易道”的政策。晉文公即位之初，為加強國力，發展經濟，下令“輕關易道”，“以厚民性”，重視發展商業。齊桓公即位后，采納管仲的建議?！笆龟P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這些政策的實行，降低了關稅稅率，減輕了關稅負擔，保障了交通暢通，有利于吸引商人進入本國市場，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強了實力，為其稱霸諸侯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有司者治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設立了較為完善的市場管理機構，“有司者治之”?！八臼小弊鳛槭袌隹偟墓芾頇C構，“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具體的職責是：“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征值，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蔬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贝送?，設立了“廛人”、“胥師”、“司稽”，分掌收稅、監督、保衛等職責，負責維護整個市場秩序。同時，制定規章制度，對商品種類、規格等都作了嚴格的限制。如，為維護禮制和貴賤等級秩序，規定體現貴族身份的“禮”品，如“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等都不得“粥于市”。
三、商品經濟的繁榮
早在原始社會末期，由于地域差異和社會分工的存在，商品生產和交換就已經產生。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獲得了重大發展，特別是各諸侯國實行的重商政策，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促進了商品經濟繁榮。
商品經濟發展繁榮的表現之一就是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春秋時期，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市”的數量明顯增加。這時各諸侯國的都城都設有市。如《左傳》中記載的周“王城之市”。楚國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現了“齊桓公宮中七市”的現象，據說齊桓公的這種行為還遭到了國人的非議。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鄉之間也都普遍設有市場。戰國時期，“市”的建立更為普遍，商品種類更為豐富，所有“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東西南北的土特產品，在中原市場上都可以買到。商品交換的地域范圍更廣，“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紆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鄙唐方洕l達由此可見一斑。
一、商品經濟意識的介入客觀地說，在商品經濟意識的作用下，今天的人們在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都在發生著新的變化。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演講者，重新以商品經濟的眼光觀察社會、透視人生、辨析復雜的人際關系，闡發深刻的思想哲理，以把握和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例如：
“改革開放的大潮一浪高過一浪，競爭已進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人才的競爭，在優勝劣汰中，每個有識之士都會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重新認識自己的價值。然而人才何在？在于發現、尋找，更重要的還是在于自我推銷?！?/p>
這是陳駒在題為《時代需要推銷你自己》的演講中說的一段話。演講者以充滿商品意識和競爭觀念的“推銷”一詞立論，深入闡述了在人才競爭中勇于“自我推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當我們翻閱報刊的時候，常常會看到諸如《市場——一所新大學》《幸福未漲價》一類的演講題目。由此可見，商品經濟意識的介入，使演講這一現實活動，體現出了多么鮮明的時代特色。
二、商品經濟活動的介入隨著市場經濟的日趨活躍，無論是商品廣告、市場營銷，還是商貿洽談、交易論辯，都離不開信息的傳播和交流。演講作為一種有效的媒介手段，在商品經濟活動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無庸置疑，正是一些商品經濟活動的廣泛參預，使之成為現代社會生活中一片獨具魅力的風景所在。例如：
“恩格斯說過這么一段話：‘庸人把唯物主義理解為貪吃、酗酒、娛樂、、虛榮、愛財、吝嗇、貪婪、牟利、投機，簡言之，即他本人暗中所迷戀著的一切齷齪行為……’公司經營從根本上是服務于顧客，但絕不能以‘庸人’暗中所迷戀著的一切齷齪行為來迎合與滿足之，用這種方式賺來的錢也必然是骯臟與不潔的，因為它損害了人類至高無上的尊嚴！”
這是在公司開業典禮上以《商道與尊嚴》為題發表的一段演講。演講者引述恩格斯的言論，旗幟鮮明地鞭撻了在商業經營活動中損害人類尊嚴的“一切齷齪行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給人以強烈的警示。這類商品經濟活動的廣泛參預對演講業的發展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商品經濟語匯的介入演講是一種語言藝術，隨著現代社會經濟文明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大量傳播商品經濟信息的語匯已介入到各種商務演講中來了。同時，隨著對外開放的經濟交流不斷擴大與深入，許多體現現代商品經濟色彩的外來語匯也被大量地吸收過來，并派生出各式各樣的新語匯，從而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交際語言的實用性與表現力。這種符合語言發展客觀規律的文化現象，也就成了演講業發展的一個強力推動劑。例如：“在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著生產建設資金投入短缺問題的同時，消費品的生產量和進口量的強勢增長卻偏偏要處處擠投資，爭原料，搶能源，占市場，形成難以抑制的、居高不下的膨脹剛性，而這又恰恰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初始階段的大忌。難怪一些海外朋友曾不客氣地指出：國內的進口狂熱和超前消費簡直就是‘破產行為’！”
這是史策在題為《快從集團消費中警醒》演講中的一段話。演講者在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和矛盾的基礎上，深刻地揭示了“集團消費”的嚴重危害。語勢強烈的表達中融入了不少經濟語匯，鮮明地體現了具有時代信息的語言特色。
四、新形勢下演講的社會效應那么，新形勢下演講的這種新的發展態勢將會產生哪些積極的社會效應呢？
（一）交際效應。演講是一種社會性的交際活動。它采取商業性實踐活動方式的意義，不僅反映在擴展的交際領域上，而且表現在獲取的交際效應上。不管是開業慶典、公益贊助，還是商務宴請、經貿饋贈，演講者的致辭都將產生特定的社會交際效應。這種效應，既可以調節人際關系，又能夠增強社會效益。
（二）廣告效應。演講是一種公開性的現實活動。它勢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領域發揮作用。強烈的廣告效應，就是這種影響的一個重要體現。在競選、應聘、營銷、義賣等社會活動中，人們就是充分利用了演講的廣告效應，為自己或企業樹立起良好的公眾形象的。這不僅可以向社會展示個人的才智，而且能夠為群體謀取更大的經濟利益。 不要采集我的
英文摘要：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have remained an important issuein the study of commodity economy history.However,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must first depend on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its own rather thanjust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eudal Chinese landlord system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suzerain system.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feudal Chinese commodity economy can be seen inthe fact that it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eaks and thus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pattem.During this 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 strongly interfered by political factors,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commodity econom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正 文】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大力開展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從什么樣的角度出發和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去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并進而科學認識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最近，寧可先生強調："從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不能不注重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這里包括了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而尋求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也許能給我們以線索和啟示。"（注：寧可：《中國社會形態中應當注重的一個方面－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蓋在于此。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這并不能說明該問題已無探討的必要，而恰恰說明這只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開端。下面，試就此問題略抒管見。
一
我們先從對已有的特點的分析談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和探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論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問題。其中，姜守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注：見《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是有關此問題的專文。限于篇幅，以下圍繞此出分析。
在該文中，姜先生將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較早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是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重要特征。"單從時間上看，中國在公元前359年商鞅變法之時，就確立起了"民得買賣"的地權原則，土地買賣逐漸盛行起來；而在西歐，到公元11世紀之后，"在大多數國家內，起初不能讓渡和不能分割的'貴族'土地，漸漸變為可以讓渡和可以分割的；實際上，它已被分割到漫無止境。"（注：［法］P•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44頁。）土地買賣才發展起來。顯然，中國歷史上土地成為商品，可以自由買賣確實比西歐要早得多。進一步來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買賣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買賣的。在中國，西周就確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權原則；而在西歐，由于土地處于高度穩定狀態，不能買賣，馬克思曾稱之為"不動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