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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機制；溫州金融危機
非正規金融利率由非正規金融市場中的資金供求雙方直接議價決定，在某種意義上，非正規金融利率更接近真實的市場利率，因此，我國市場化的利率改革必須要正視非正規金融利率，如何合理引導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機制，完善非正規金融利率形成機制對于實現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規范化發展、合理引導民間資金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在維護金融穩定前提下推進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非正規金融利率特征
利率是金融市場的關鍵變量，同樣在非正規金融市場上，非正規金融利率的特征反映了民間金融市場的重要特性。民間金融區別于正規金融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高于正規金融的利率水平且其波動較大。一般來說，民間借貸的利率隨行就市，受價值規律的調節，圍繞資金價格這個軸心，并受資金供求關系的影響，這也正是非正規金融的生命力所在。但總體來說，這個利率往往高出同期正規金融市場利率很多。
Aryeetey（1998）分析非正式金融主要特征時指出，非正式金融的利率一般高于正規金融的利率，在同一地區，利率相對穩定。
溫鐵軍（2001）對57起農村民間借貸的調查發現，民間借貸中無息借貸8起，在已知的月利（共44起）中，高于當時一般資金市場利率（1.5%）的占63.6%。在高利貸款中超過4%的月利占了近25%，顯而易見，超高利借貸已經不是個別現象。張勝林（2002）等對6個鄉鎮的調查發現，民間借貸除極少部分參考銀行貸款利率外.年利率大都在10%～15%，個別鄉鎮達到18%。馮梅（2006）對湖北省赤壁市某鎮50戶居民的民間借貸進行的調查顯示，90%的居民有民間借貸行為，未收取利息的占16%，屬于高利貸款的比重為57.80%。
而在民間借貸較為盛行的溫州，90年代以前民間借貸利率是銀行貸款利率的4-5倍左右，而后有所下降，到2001年降至3倍左右，至目前維持在2倍左右的水平。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2010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溫州民間借貸利率在[10.92%，14.37%]區間波動，而同時期的銀行貸款利率則為5.31%。
可以看出，非正規金融利率呈現出典型的雙向分割特征。在不考慮無息借貸的情況下，非正規金融利率普遍高于同期正規金融資金市場利率。
二、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機制
對于非正規金融高利率的成因，學術界提出了許多解釋。Adams 等（1992）認為高經營成本、資本短缺、季節性貸款需求和高壞賬率是導致高利率的成因。Aryeetey（1996）、Atieno（2001）從借款者交易成本角度解釋了非正規金融高利率現象，認為非正規金融市場上的放款者能根據借款者的個人特征來設計適合具體借款者的借貸合約，大大降低了借款者的交易成本，即使非正規金融利率較高，但借款者資金總成本并不會很高，因此借款者愿意支付高于正規金融市場利率水平的利率。Bottomley（區分了決定農村非正規金融利率的四個因素：風險報酬、利息的機會成本、補償交易成本的報酬以及壟斷利潤。
國內學者則從以下幾方面提出了解釋：張軍（1997）從信貸配給（credit rationing）的角度解釋非正規金融市場的高利率。他認為：信貸市場上存在信息不對稱狀況，利率不僅有調節信貸資金的供給和需求的作用，而且作為一種“信號傳遞”，具有調節借貸風險組合、過濾借貸風險的功能。所以，民間信貸市場上，貸方將面臨更嚴重的對風險的過濾問題與對信貸合約的條款能否有效執行的問題，因此，非正規金融高利率水平是貸方對民間金融市場上關于還貸信息的嚴重不對稱分布狀態的理性回應。但江曙霞，秦國樓（2000）認為這種分析無法導出相應的邏輯結果，即如果以民間信貸市場信貸配給現象來解釋其利率水平，那么民間信貸市場的利率應當低于不存在信貸配給時的瓦爾拉斯均衡利率水平。這顯然與事實不符。他們從貸方成本角度給出了解釋，認為非正規金融貸款金額小，無法實現規模經濟，從而造成資金供給者自身單位貸款成本提高，為了保證必要的利潤率，這種資金成本必然以較高的利率轉嫁到資金的需求者身上。劉靜、鄭震龍（2000）認為非正規金融承擔了正規金融所不愿承擔的較高風險，其高利率源于對高風險的補償，這種風險可能源于民間金融未得到官方認可，可能被取締等制度方面的原因。 何田（2002）認為利率受社會平均利潤率、市場競爭和國家政策的影響。
上述文獻從多種角度對非正規金融高利率現象做出了解釋，但又都停留在片面和經驗的基礎上，沒有正式的理論模型來刻畫非正規金融利率的決定機制。王一鳴，李敏波（2005）提出了一個在不完全競爭框架下的非正規金融利率決定的理論模型。他們認為一個地區非正規金融市場是非完全競爭性市場，在這個市場上，民間利率由各自具有一定市場勢力的借貸雙方議價博弈而確定，并提出用一個談判系數來刻畫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結構。這樣，非正規金融市場利率便主要取決于借貸雙方談判能力的大小，而雙方談判能力又受到資金供給量與需求量、借款人的經營能力、信用水平以及貸款緊急程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三、非正規金融市場借貸行為的合約基礎
上文對非正規利率的已有研究做了梳理。但我們認為，非正規金融市場借貸行為合約基礎的確定是探討民間借貸利率定價的關鍵。
非正規金融市場的借貸行為一般依據借貸雙方之間簽訂的非正式合約來完成，為了資金交收的便捷性，同時也由于借貸雙方通常具有一定的親友關系，出于對對方的信任以及礙于面子等因素，借貸雙方在合約中通常只對彼此的債權債務關系做了簡單的說明，因此這種非正式合約通常是非常不完備的，在很多情況下不能獲得法律的強制性保護，即使獲得了法律的保護，由于非正規金融合約的借款者多為財務狀況不透明、會計管理不規范的中小企業，法院的執行力也將收到一定限制。盡管如此，在現實情況中，這種合約的違約率卻往往較低，這與民間借貸合約的不完備性是互相矛盾的，究其原因，則在于契約的私人治理機制的有效性和各種非正式制度的社會約束力。
非正規金融交易注重發揮監督與合約執行能力方面的比較優勢。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1962）和Sherley Ardener（1964）在研究滾動信貸協會時發現，群體懲罰是非正規金融組織有效運作的關鍵，由性別、血親關系、種族、地緣、等因素而形成的社會群體是滾動信貸協會得以發展的主要基礎，人類學文獻清楚地闡明了社會性約束的重要性。同理，在滾動信貸協會以外的非正規金融形式中，群體性懲罰同樣重要。民間借貸行為通常發生在一個較小的區域范圍內，這個范圍里的個人和企業大部分彼此熟悉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一個借款者若在一次借貸行為中發生了違約，關于其個人或企業的信用評價將會下降，那么他將很難再在這個群體里獲得資金，這便是一種群體性懲罰。
Stiglitz（1990）根據孟加拉國Grameen銀行利用非正規群體組織進行的信貸機制創新實踐，得出群體貸款（group lending）的有效性取決于連帶責任（joint liability）的特征的結論。Varian（1990）通過對人可以監督其他人時所表現的多問題的分析，指出Grameen銀行的群體貸款策略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激勵方案，借款人有激勵利用掌握的信息自發地形成一個群體，這是個自選擇機制，銀行是無法模仿的。自選擇機制產生了“人以群分的匹配效應”（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Stiglitz（1990）和Varian（1990）都認為這可以提高監督激勵的有效性。
四、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對于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的啟示
已有研究一致認為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群體懲罰機制能保證民間借貸合同得到必然執行。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2011年4月開始出現的眾多民營中小企業主“跑路”現象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原因在于：正規金融市場中的借貸行為雙方通過簽訂規范的正式合同明確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以及債務償還協調機制。若借款人不能及時歸還債務，雙方可就債務償還問題進行相互協商，包括減免利息甚至部分本金，延長債務償還期限等。若借款人確實不能償還貸款時貸款人（通常是銀行）通過法律途徑對借款人實施以設定資產為限的有限追償。民間借貸行為通常為信用借款，一旦違約很可能遭到貸款人的暴力追索，從事實上擴大了“抵押品”的范圍。而民間借貸市場缺乏正規金融市場那樣的債務償還協調機制，借款人必須接受這種不合理的債務追索方式。此時，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轉移剩余資金將是借款人的最優選擇，單次博弈選擇使得群體懲罰機制①失效。
在民間借貸利率特征與決定機制方面，已有研究多為的經驗性研究，較為深入的僅有王一鳴與李敏波的NASH議價模型以及程昆的改進模型。王一鳴、程昆的模型較好地刻畫了民間借貸利率的決定機制，其結論也能較好的擬合客觀現實。但是該模型建立在標準債務合約假設之上，認為合約的執行沒有問題。然而上述民營企業家“跑路”現象讓我們對其假設的合理性及其結論的可靠性與適用性產生質疑。一方面，模型假設借貸合同僅僅限于有限責任，即僅用貸款項目的收益償還貸款本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借款者投資項目產生的實際收益未達到償還放貸本息之和，甚至遠低于貸款本金，放貸者也只能獲得項目實際收益，而不能對項目資產進行干預。然而，民間借貸的現實情況是，若放貸者獲得的回報小于其能容忍的下限，他們往往會采取一切手段以彌補其損失。另一方面，模型假設合同實施無問題，即借款人一定會用貸款項目的收益來償還貸款的本息。而事實是，借款人獲得項目收益后不一定會用來償還放貸者的本金，即借款人有可能轉移項目收益，而放貸者和公正的第三方并不能觀測到項目收益的具體情況，即貸款合約是不完全合約。因此，考慮借款者的轉移資產的可能性（如跑路行為）與放貸人暴力追索的可能性是進一步研究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機制的方向。
五、完善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機制的途徑
（一）引導建立債務償還協調機制
如同我們在文中敘述的一樣，債務償還機制的缺乏與非正規金融市場殊的債務追索方式使得非正規金融市場特有的群體懲罰機制失效，一些情況下，非正規金融市場上的借貸行為成為必然違約的一次博弈過程。引導建立合理的債務償還協調機制，一方面能夠有效減少借款人的違約行為，降低借貸雙方的損失，同時也將大大降低非正規金融市場的風險水平，有利于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規范化發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實現更合理的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機制，因為合同不完全性的重要經濟含義之一是交易收益的分配還要取決于締約方事后的討價還價能力②。違約或破產以后的債務重組過程將很大程度上改變現有的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模型，并改變最終的民間借貸利率水平，顯然，這將是一個更為合理的利率水平。
（二）構建合適的非正規金融利率定價外部環境
在現有法律框架內進一步明晰民間借貸界限，以便于加強對合法民間借貸行為的法律保護，同時加大對高利貸等非法民間借貸行為的打擊力度，以規范民間借貸市場。成立專門為民間借貸提供相應的法律和咨詢服務的民間借貸咨詢服務機構，以引導民間借貸利率的規范化定價。合適的外部服務體系的建立，將為非正規金融利率形成與定價提供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
關鍵詞:熊彼特;經濟長波;金融危機;創新
一、引言
2007年4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迅速演變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沖擊下,世界經濟正處于衰退的邊緣,一些發達經濟體已經或接近陷于衰退,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也已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不少經濟學家從次貸風波尋找危機的直接原因,如美元國際本位制和美國長期實行的“雙赤字”政策,美國經濟過度的虛擬化、經濟思想過度自由化、政府職能存在錯位缺位、金融創新異化和委托關系失衡等。但都未觸及金融危機的真正本質。
馬克思指出“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是事物發展的基本法則”。所有國家的經濟運行都不可能表現為持久的單邊上揚,周期性波動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經濟情況很少靜止不變,在繁榮過后,可以有恐慌與暴跌,經濟擴展讓位于衰退。當最終達到最低點以后,復蘇開始出現,這就是所謂經濟周期。它至少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成為世界工業國家的特征。離開了經濟周期的特定波段去討論經濟,是不會找到真正答案的。雖然也有文章從經濟周期的角度去分析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但是鮮有文章從技術創新角度分析此次金融危機的成因。本文嘗試運用以創新為特點的熊彼特經濟長波理論來分析美國此次金融危機,并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未來走向做出預測。
二、熊彼特經濟長波理論概述
經濟發展的周期現象引起了世界各國經濟學家的極大關注,長波理論因其普適性和規律性,而日益被接受。五十年左右的經濟長波本質上是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周期。
(一)熊彼特經濟周期理論
熊彼特經濟周期理論是以創新為基礎研究經濟周期運動的理論。熊彼特認為經濟周期性波動是由創新所引起的舊均衡的破壞和向新均衡的過渡。經濟發展就是通過一個均衡向另一個更高的均衡不斷躍升來實現的。熊彼特首先運用經濟周期的“純模式”來解釋經濟周期中的繁榮和衰退兩個主要階段的產生。他又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實際上包括“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純模式”只是創新引起的第一次浪潮,必須再引入第二次浪潮才能解釋四個階段的經濟周期波動。
(二)熊彼特開創的技術創新的長波理論
對于熊彼特的經濟周期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長波理論。長波理論由康德拉耶夫在1925年發表的《經濟生活中的長期波動》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得出結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著平均長約50年的長期波動?！钡档吕疽騾s并沒有就長波做出理論上的解釋。
熊彼特首先對長波的運行機制提出了獨具特色的解釋。按照熊彼特的說法,無論是“純模式”,還是周期的四個階段循環的形成,關鍵在于創新活動。他又進一步認為,創新是大小不同的,有的創新影響大,有的影響小,有的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引入經濟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就能實現,這樣勢必會出現長短不一的經濟周期。于是出現了熊彼特所謂的長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說。熊彼特認為,長波周期源于那些影響巨大,實現時間長的創新,即以產業革命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活動,如鐵路的興建、蒸汽機的廣泛應用以及電氣化和化學工業的興起等。他把產業革命看成是大的技術革新活動的浪潮。
在一種靜態均衡狀態中,企業家的重大技術發明會給其帶來利潤,促使其他企業家紛紛進行模仿,擴大整個社會對生產資料的需求,便引起生產資料價格上升,經濟高漲,此即“第一次浪潮”。這時在物價普遍上漲的情況下,出現了許多與本部門的“創新”無關的投資和投機,以致形成虛脹或過度繁榮,此即“第二次浪潮”。當新技術的普及應用達到一定程度后,超額利潤消失,很多企業虧損或破產。與此相伴隨,過度投資和投機活動也就停止,對銀行信用的需求也開始緊縮,當經濟中出現收縮而引起“衰退”時,不能直接導致新的均衡階段,而進入一個病態的失衡階段。這使經濟進入“蕭條”狀態,這個階段不僅投資活動趨于消失,而且許多正常的活動受到破壞。“蕭條”發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應逐漸消除,進入恢復調整階段――“復蘇”。從“復蘇”進入“繁榮”又需有一次“創新”浪潮。
(三)熊彼特經濟長波的劃分
按照熊彼特的劃分,截至1939年,資本義歷史上業已出現了三次長波,第三次長波只進行到一半。范杜因在20世紀70年代考察了截至1973年的經濟長波,總結了前三波的各個階段,前三輪長波已基本得到現實的證實。一般認為,第四次經濟長波開始于20世紀中期,在持續20多年的高經濟增長后,自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后進入下降期。關于第四輪經濟長波何時結束,第五輪經濟長波何時開始,理論界爭論較多。本文比較贊同陳漓高,齊俊妍的第四次長波結束于1991年,第五次長波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時間為1991年的說法,大約在2009年達到波峰。五輪經濟長波的劃分如表1所示。
三、熊彼特經濟長波視角下的美國金融危機分析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和不斷深化,成為世界經濟第五輪長波繁榮期結束的直接誘因。但這次世界性金融危機深層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據熊彼特經濟長波理論,是信息技術創新及信息產業發展的停滯或衰竭,第五輪長波開始從創新階段進入成本競爭階段。于此同時,美國為了改變經濟周期變化規律,推行相關政策刺激經濟金融化,但當金融泡沫破滅,次貸危機產生,經濟還是勢必進入衰退階段。
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經濟發展表明,新經濟長波的胚胎已經在高技術創新活動中孕育成熟了。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出現,新摩爾定律的出現,信息技術產品每18個月更新一次。20世紀90年代中期,新一輪的經濟騰飛出現了,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后來居上,并強烈地沖擊著世界經濟格局,傳統制造業面臨著極大的挑戰?！皳y計,在1994-1996年間,美國經濟增長中高科技的貢獻率27%、傳統產業僅為14%、汽車產業僅為4%。美國連續9年保持4%左右的經濟增長率,失業率接近于零。傳統產業中4000萬人失業,但是新產業創造了7000萬人的就業機會?！笨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美國信息技術設備和軟件投資在這2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引發新的生產力革命,導致第五輪世界經濟長波上升期的延續。一個由信息技術主導世界經濟的“信息經濟時代”已經到來。
在進入21世紀后,推動第五輪經濟長波上升和繁榮的、以信息和網絡技術為核心的技術創新也已經開始進入飽和期?！霸?001-2007年期間,美國信息技術設備和軟件投資的幾何年均增長率僅為2.9%,大大低于此前的20年?！币訧T產業為主導的第五次產業革命及其長波周期,經過20多年不斷的技術創新,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出現更高級別的技術創新,原有的創新企業就失去技術優勢,因而無法利用技術創新優勢獲取超額利潤,于是出現了資本積累過剩,投資和生產必然由轉向低潮,經濟增長的動力開始減弱,第五輪經濟長波進入了繁榮期的末端。
美國政府也早已深知高科技產業不可能無止境地促使美國經濟持續增長下去,在經過一段時間后,由于高科技本身的特點和經濟中的其他制約因素,高科技產業也有可能出現停滯甚至滑坡。于是從21世紀初開始,美國政府為了防止美國經濟可能面臨的下滑趨勢,也為彌補“9?11”事件對美國國民心理所造成的重創,開始實施了極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鼓勵衍生工具的發展,放松監管。與此同時,美國金融機構將信用等級較差的人也拖入借貸者行列,并將這種次級債通過衍生品市場發往全世界,讓全球為其刺激經濟的政策分擔風險。美國實施這種政策的結果直接刺激了經濟的金融化。美國金融業在國內總利潤當中所分割的比重越來越大,從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21世紀初一度達到45%。美國希望能由此改變經濟規律的運行方式,使經濟長期繁榮下去。但這種政策只是使美國經濟保持了表面上的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制造了巨大的泡沫,當泡沫破滅后次貸危機爆發。
而此次次貸危機恰好發生在第五輪長波下降期臨近的關口,一方面使得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并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這加速了長波下降期的到來;另一方面,長波下降期的臨近也使得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更加嚴重和持久。如果不是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優勢也已漸消失,長波繁榮期的臨近結束,次貸危機仍有可能發生,但未必會引發全球性的經濟衰退;然而,即使沒有次貸危機,由于信息技術創新衰竭所造成的長波下降期也必然會到來,只是可能會以其他危機的形式發生。次貸危機只是科學技術危機的表象;只是人類發展歷史面臨的由于科學技術發展出現停滯;只是現代社會在舊的科學技術基礎上積累起的巨大社會生產力面臨崩塌的表象。
四、美國金融危機未來發展預測
經濟周期的運行是有規律的,被人為刺激起來的經濟沒有延長繁榮期或跳過衰退期達到下一個均衡的能力,美國金融危機實際上是被人為改變而積聚了嚴重失衡的經濟周期的一次回歸?？萍几锩钱a業革命和周期的先導和前提。如果要迎來經濟的復蘇,使經濟增長進入下一個長周期,必須占領科技革命的制高點,必須有對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重大變革的技術創新的出現。雖然科學家一直努力致力于科技創新,但可惜,時至今日,在生物、材料及能源領域等相關科學理論和技術實踐上尚未有大的突破。如果把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置于這個視角中加以考察,將很難得出樂觀的結論,我們預測美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且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處于下滑的階段。而可能成為下一周期主導產業的,將是與延長人類的生命周期密切相關的生物、生命和基因產業。這是因為工業化社會已先后解決了人類吃穿住用、交通、城市化和信息化等問題之后,今后要引起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更大質的變化的主要技術革命,是如何延緩人類生命周期這一人類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因此,除非生物、生命和基因等關鍵領域的技術有所創新和突破,否則美國經濟很難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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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股災暴跌嚴重程度，對比歷史上海外牛市的中期調整也不遑多讓。本輪A股創業板和中小板最大跌幅已與1987年美國股災相當，但耗時更短，單個交易日平均跌幅更大。在連續大跌中，滬深兩市市值蒸發了21萬億元之多，戶均損失超過42萬元，市值蒸發總量相當于一個深交所的全部股票市值。
雖然股災之后，“國家隊”大規模入市，運用各種方法手段救市，股市危機已初步得到緩解，但由股市暴跌所引發的社會恐慌還在延續，對于股災所引發的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擔憂亦在引發諸多人的擔憂。對于當前由股災蔓延成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能不加以警惕與預防。
分析歷史上的金融危機，其根源是資本市場表現長期與基本面背離且得不到收斂，若存在高杠桿融資維持泡沫，則泡沫破滅后危機的深度和長度將急劇加深。通過比較歷史上主要金融危機及其救市途徑的比較，我們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1）股票市場有自身漲跌規律。所有的股災均發生在股票價格偏高時期，而且泡沫化程度越高，跌幅越深。
（2）杠桿工具會放大股市的波動。比如美國1929年股災、1987年股災、中國臺灣1990年股災。
（3）新興經濟體在推動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容易出現股災，在資本賬戶開放、金融創新工具增加的過程中，政府監管體系不完善，投資者對新環境不熟悉。比如1989年日本股災、1990年中國臺灣股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4）如果股災發生在經濟周期上升期或降息周期，股市具有較強的恢復能力且調整較淺較快，有基本面或政策面資金面的支撐。比如美國1987年股災、2011年受債務危機沖擊，美國經濟處在經濟周期上升期和低利率時代；但是如果股災發生在經濟周期下降期或加息周期，股市恢復力較弱且調整較深，比如美國1929年大蕭條、2008年次貸危機、日本1989年股災。
（5）政府救市是正常的逆周期調節，該出手時就出手。面對系統性金融風險時，政府果斷出手是政府慣例。回想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香港，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當時香港政府的果斷出手干預，已經淪為超級提款機的香港將會面臨何等災難，以及其對內地造成連鎖反應。更為深刻的案例是歐央行行長德拉吉曾在2012年歐債危機最為嚴峻的時候，曾拋出“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 euro”（不惜一切代價維持保衛歐元）。此舉讓歐央行在市場恐慌之際，力挽狂瀾，重拾市場信心，避免歐元危機爆發。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危機；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
[中圖分類號]F0-0；F8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3）06-0036-03
自2008年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的金融危機已經過去5年了，目前全球經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雖然世界經濟在各國政府的積極干預下，避免了更進一步的蕭條，但是經濟衰退的霧霾仍然籠罩著全球經濟，經濟復蘇的步伐仍然舉步維艱。全球性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資本主義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各種矛盾和困境，這些現象證明了馬克思的種種預見。因此，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的實質和特點，以及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物質基礎和信用在經濟危機中作用的論述，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仍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是我們防范金融危機的一把啟關的鑰匙。
一、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可避免的現象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伴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大工業的發展，經濟危機的產生就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經濟現象。馬克思指出，“現代工業才會經常地出現生產過剩和生產不足的現象——由于比例失調而帶來的經常的動蕩和痙攣”[1]。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資本的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因而使生產具有了無限擴大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的發展中，伴隨著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過程的加速進行，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這意味著資本積累增長的同時會相對減少對勞動的需求，因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趕不上生產能力的增長，形成了大量的與生產力發展并進的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這些相對過剩人口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周期運行的蓄水池?？梢?，資本主義現代工業生產發展的結果是一方面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得到強化。而生產的社會化要求社會各個生產部門之間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比例，但是，在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條件下，各個部門之間的這種合理比例經常受到破壞，必然導致生產普遍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作出了這樣的判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
二、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爆發的特征
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呈現出每隔若干年就爆發一次的周期循環運動的特征，而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這四個階段就是經濟周期循環運動的各個環節。在這個周期循環運動中，危機表現為經濟周期循環的終點和起點，經濟危機的這種周期爆發特征的物質基礎是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因為危機的爆發意味著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遭到破壞，而社會再生產的進一步恢復和發展則需要通過大規模固定資本的更新。固定資本的周期更新必然引起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生產重新活躍起來，進而使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重新得到恢復和調整，其作用機制是：作為社會生產的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生產部門通過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必然會引起其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需求增加，從而刺激生產資料部門的生產的擴大和發展以及工人就業的增加，由此又會帶動社會生產的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生產的相應擴充和發展，這進一步重新激活了整個社會生產，進而達到新的經濟繁榮階段。所以，大規模固定資本更新為資本主義經濟擺脫危機和蕭條，進而走向新的復蘇和繁榮創造了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又為新的經濟危機爆發準備了物質條件。這主要是由于伴隨著固定資本的大規模周期更新，必然帶來生產技術的進步和創新，以及生產組織的改進，使得企業生產效率不斷提高，這進一步加劇了各部門和各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大魚吃小魚”現象不可避免，從而使社會正常生產所必需的結構以及各產業間正常比例遭到破壞。當這種破壞作用造成社會總供給結構與社會總需求結構嚴重失衡，并且社會總供給量遠遠超過社會總需求量而造成大量的普遍的生產過剩時，新的經濟危機便再一次爆發?？梢?，在固定資本周期更新的物質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循環往復地周期性爆發。
三、普遍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加速器是信用制度的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表明，經濟危機往往是在信用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程度的條件下產生的，信用對于經濟危機的爆發起著加速推進的作用，這是由于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一方面信用制度的發展使得社會各個再生產過程加快了，因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為投機者提供了在一定限度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因而又成為投機的基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信用關系也不斷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信用制度的擴大進一步推動了工商業的繁榮。因此，“可以伸縮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而“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2]。在信用的相互鏈條關系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資本循環受阻，再生產過程就陷入停滯和混亂，這種混亂和停滯會削弱與生產一同發展起來的信用支付手段，使信用鏈條關系遭到破壞，造成信用關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3]。馬克思著重指出資本主義工商業危機乃至經濟危機大都是以金融危機為先導，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其再生產過程中一旦信用關系突然崩潰，必然會發生由信用危機導致的嚴重經濟危機的爆發。馬克思強調指出，正是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使信用的主要宣揚者……都具有一種有趣的混合性質：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4]。
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歷史實證考察，在理論上充分揭示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通過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強制地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緩和。因此，這種強制作用在使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得到發展的同時，必然使其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機，這種危機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是依靠對生產力本身的暴力破壞不斷繼續前進的，這最終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無法逃脫最后崩潰的歷史命運。
五、啟示
綜上所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闡釋，不僅對于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性，對研究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產生的客觀必然性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我們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必然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同樣存在。在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市場機制越來越充分發揮著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在市場經濟運行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經濟周期性波動。特別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又一次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需要特別加以重視和關注的問題。因此，在當下的經濟形勢下，我們更有必要深入探索有關經濟周期波動的理論并掌握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規律，在此基礎上研究制定出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政策，避免由經濟周期的劇烈波動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負效應。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物質基礎同樣是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政府為了避免經濟進一步衰退，加強了政府干預，在各種干預措施中固定資本更新是其重要手段之一。從各國的經驗和我國發展實踐來看，在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本更新時，要注重引導投資方向、控制投資規模、保證投資質量，使得固定資本更新在結構上更具有合理性，以避免國民經濟比例的進一步失調導致的經濟波動幅度的加劇。為此，我國政府在制定和實施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中，要以各種產業政策和建設規劃為依據來引導資金的合理投資方向，以保持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發展比例平衡，避免在固定資本更新中的重復投資擴張而導致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衡甚至惡化。
3.信用發展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信用制度既是促進再生產的工具，又是助長投機和冒險的武器。投機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經濟虛假繁榮，會引發金融危機，乃至商業危機和生產危機。所以，如果銀行信用極度擴張，信用關系一旦遭到破壞，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再生產就會癱瘓，從而引起經濟危機。因此，我們要加強信用監督管理，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是信用關系遭到破壞引起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要以此為鑒，在充分利用信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限制其消極作用的影響。特別是目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政府應加強對信用制度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加快完善金融政策、健全金融立法及融資體系的步伐，防止信用活動失控而出現信用膨脹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甚至危機，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
參考文獻：
經濟周明定律
定律1：基業長青的企業一定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只有熟悉并利用經濟周期的企業才能基業長青。
當“百年企業”、“基業長青”、“永續經營”成為中國眾多企業的目標甚至口頭禪時，企業一定要明白，基業長青的企業一定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和多個產業周期，既享受了經濟繁榮的紅利，又經歷過經濟衰退的磨難，甚至經歷了經濟蕭條的九死一生。
只有經歷了多個經濟周期，才會明白企業的資產絕不僅僅限于資本、品牌、技術和人才，還包括經歷經濟周期所積累的智慧、面對危機時候的從容、在經濟高漲期為危機所做的準備。
因此，當本輪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到來時，企業獲得了以往在經濟學教科書上難以學到的東西，企業一定要做好應對金融危機的知識管理。企業既要努力應對金融危機滋生的各種難題，更要以基業長青目標來研究經濟周期的規律，積累應對經濟危機的智慧。
或許，本輪經濟危機過去了，最值得慶幸的既不是企業活下來了，也不是銷量或利潤的增長，而是經過經濟危機，企業對基業長青和經濟周期的理解更深刻了，企業更成熟了，對基業長青的理解更深刻了。
無論我們在經濟學教科書上學到過多少關于經濟周期的知識，都不如一場實際發生的經濟危機教給我們的知識那么多。
定律2：經濟周期是逃不開的，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因此，經濟危機其實是企業經營的常態。
靜止，增長，信心，興奮，激奮，發展過快，震蕩，壓力，停滯，經濟總是逃不開從繁榮到蕭條的周期。數百年來，市場經濟動作過程中總是出現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環往復。
知名的經濟周期有長度為2至4年的存貨周期(基欽周期)、長度為9年的資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長度為18年的房地產周期(庫茲涅茨周期)。
熊彼特認為，周期是驅動創造性毀滅和經濟增長以及復興的關鍵力量。實際上，每次經濟周期后，經濟總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運行。同時，對于陶醉在狂熱增長而失去理性的人而言，經濟周期其實是迎頭澆的一桶冷水。
經濟周期是檢驗一個企業實力的最好考試。巴菲特說：潮水消退，才知道誰沒穿泳褲。沒有通過經濟周期考試的學生算不上優等生。
定律3：我國的經濟周期大約每隔10年發生一次。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大約經歷了三次經濟危機：1989年中國經濟陷入低谷；1997年，由于亞洲金融風暴，中國經濟經歷了震蕩；2008年，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波及中國，中國經濟受到影響。
經濟周期有其規律，但它最獨特的規律卻是：當你自以為搞清楚規律時，它的規律又發生了變化。
信心定律
定律4：金融危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危機的恐慌。
金融危機其實并沒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喪失信心，放棄努力。因此，溫總理說“信心比黃金更寶貴”。
金融危機之所以會發生，就在于經濟時，人們相信是永恒的，沒有為危機做好準備；金融危機下之所以絕望，就在于繼續看淡經濟，沒有發現谷底已經到來。
有辦法才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找到更好的辦法。
定律5：傳媒主導社會輿論的時代，金融危機的負面消息被夸大，保持信心最大的障礙不是經濟危機本身，而是對金融危機的傳播。
媒體天生對負面消息敏感。當媒體主導社會輿論時，負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有更多被報道的機會。因此，要正確了解金融危機的影響，既不能被媒體所主導，也不能被以訛傳訛的各種小道消息所主導，一定要深入一線，親自了解金融危機到底如何。
可怕的決策莫過于根據錯誤的信息做出了正常的決策，企業的信心源于正確的信息。經濟危機期正確的信息源于企業老總(老板)深潛市場。
定律6：“積極的消極”比“消極的積極”更可怕。
是否有信心不在于嘴上說什么，而在于行動做什么。如果采取消極措施，說明信心不足；如果采取積極措施，說明有信心。
如果措施是消極的，越是積極地執行，結果越可怕；如果措施是積極的，哪怕執行得并不到位，結果仍然是積極的。
即使金融危機的影響足夠大，也一定要保持積極的行為。
在本輪金融危機中，我發現一家企業的營銷人員比2008年增加了50％。我問他們為什么敢于增加人員，老板告訴我：只要更多的人更積極地做事，企業就能在危機期仍然保持增長。一旦繁榮期到來，我們也為調整增長做好了準備。
定律7：金融危機下企業收縮或瘦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業陷入螺旋式收縮或瘦身，從而進入螺旋下降通道。
金融危機下的消極思維是瘦身。瘦身的結果是企業能力下降，導致企業陷入螺旋下降通道。即瘦身一能力下降一業績下降一繼續瘦身一能力持續下降一業績持續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企業消極行為的結果。當對未來特別不看好時，企業行為就會消極。一旦消極行為促使企業進入螺旋下降通道，企業的信心就會受到反復打擊，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螺旋式下降。
定律8：經濟危機情況下企業需要穩定的信心，判斷穩定的信心的標志是是否找到新的營銷節奏。
金融危機打亂了多數企業的營銷節奏，原來的目標和方案都在調整?！懊盁煛钡氖袌龊芏啵院芏嗥髽I都在救急。企業救急時不僅失去了原有的營銷節奏，而且很難有穩定的信心。
穩定的信心不是對一件事的信心，而是對未來的信心。只有當企業找到新的營銷節奏，才表明企業對危機有了穩定的判斷，對應對危機有了成套方案。
定律9：金融危機情況下更需要活躍市場，活躍市場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創新思維。
金融危機時，企業的“姿態”很重要，“姿態”是企業向社會傳遞的信號?；钴S市場就是企業的信心的“姿態”，它既傳遞信心，也能收到實效。
定律10：經濟高漲時員工的信心可能靠激勵出來，可以靠員工“摸著石頭過河”。經濟危機時的信心通常要靠高層指導出來。
經濟高漲時，只要員工有激情。措施不那么到位和正確，照樣會有效。經濟危機時，員工可能束手無策，高層空洞的激勵無法產生信心。
一般來說，多數員工沒有經歷多個經濟周期，所以普遍缺乏應對方法。因此，經濟危機期，高層對員工的指導要更加具體，對員工行為的反饋要更加及時。
經濟危機時的有效辦法也許是員工“發明”的，但一定是高層“發現”的。個別員工的有效措施要靠高層“發現”，然后全面推廣。
定律11：經濟危機期的企業信心并不一定來自結果。往往來自趨勢或好的苗頭。因此要拿著放大鏡發現營銷的“亮點”，“火花”，那可能就是信心的種子。
經濟危機期，并非所有市場都有問
題，一定會有些市場表現得超出尋常的好。個別市場能夠做到，為什么其他市場不能做到?因此，經濟危機期一定要特別關注那些表現杰出的市場。
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筆者曾經花了20天時間考察了30個縣級以上市場，很快就找到了破解危機的“處方”才發現“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定律12：經濟危機期判斷企業是否正常不是縱向比較，而是橫向比較。
經濟高漲期判斷企業運行狀態，通常是看銷量或利潤增長情況。經濟危機期，銷量或利潤下滑是正?，F象，傳統的判斷方法就失去了標尺作用。
判斷經濟危機期企業是否正常有兩個重要指標：
一是看企業增長速度是否低于行業增長速度，企業在行業的位置是否發生變化。企業與行業的關系就如同水與船的關系，水漲船高，水降船落。銷量增長并不代表企業進步，銷量下降也不一定代表企業退步。當行業增長時，企業增速低于行業增速，企業實際上在退步。當行業下降時，企業下降速度低于行業下降速度，也說明企業在進步。
二是看企業離“死亡底線”有多遠。經濟危機總有一些企業要死亡，每個行業都有一個“死亡底線”，在“死亡底線”之下的企業多數會死亡。
機會定律
定律13：成功不是因為解決了問題，而是因為抓住了機會。經濟危機情況下也是如此。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說：“成功不是因為解決了問題，而是因為抓住了機會?！蔽覀冄芯窟^一些著名企業或企業家，他們的財富積累速度在危機期比高漲期更快。
把所有的機會列個清單，把所有的問題列個清單。可以發現，當抓住機會時，問題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經濟危機是企業無法左右的，產生的問題也是單個企業無法解決的。成功就是當大眾沉浸在危機傷害氛圍時，能夠發現一線生機。
定律14：我的困難是問題，對手的困難是我的機會，大家的困難是我的最佳機會。
經濟危機是所有企業的問題，大家的問題就是我的機會。因為大多數企業可能難以找到危機期企業生存的正確方法。那么，少數找到正確方法的企業就找到了機會，在危機期迅速與對手拉開距離。
定律15：機會不在企業內部，而在企業外部。
經濟危機時，企業需要處理的問題比平時更多，因此，企業老板(老總)和管理者們很容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處理內部事物。
解決經濟危機的機會不在企業內部，而在企業外部。因此，老板(老總)應該走出去，用更多的時間發現市場的機會。只要找到了機會，內部的問題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般而言，企業一線人員在危機期傳回來更多負面消息，原因有二：一是限于一線人員的視野和水平，他們雖然身在一線，卻通常不是一線思維，而是負向思維，即對負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關注；二是負面消息通常是自己業績下滑的“理由”，隱含的意思是“市場如此，我也沒辦法，完不成任務的責任不在我”。
在危機情況下發現機會，通常需要高層人員深潛市場，以不同于以往市場調研的方式去洞察市場。老總深潛市場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解決金融危機下營銷轉型的靈感源泉不在專家，不在辦公室，一定在市場一線。自老板以下的所有管理者深入一線的時間一定要翻番。
比如，2009年春節，當媒體爆炒2000萬打工仔失業回鄉時，一家企業老總下鄉后發現，由于農民工回流，農村市場比往常購買力更強。當農民工把沿海消費模式帶回農村時，農村消費面臨著一個升級的機會。因此，面對農村市場的產品只要調整結構，是有機會的。
定律16：機會存在于大眾思維盲點。
機會沒有被發現時，不是機會；機會被所有人發現時，也不是機會。機會只有被少數人發現時才是真正的機會。
有些機會，大家都“看見”了，但只有少數人“發現”了。這是因為機會源于大眾思維盲區。即機會不是視覺問題，而是思維問題。面對同樣一個現象，有人認為是問題，有人認為是機會，這就是思維問題。
比如，商超目前正在向農村鄉鎮滲透，這種現象怎么看?做通路銷售的人說：“由于通路銷量下降，所以公司銷售遇到很大問題?！弊錾坛娜藙t可能說：“由于商超銷量增加，所以公司的機會來了?！蓖瑯拥膯栴}，思維方式不同，則結論不同。
一些企業問我：“現在有哪些機會?”我會告訴他們，如果我沒調查就能夠告訴你，那么這樣的機會還是機會嗎?
定律17：經濟危機下通常會有大量企業脫穎而出，快速發展。找到這批企業，接近他們，接受他們的感染。你或許也能在經濟危機下脫穎而出。
越是經濟危機，越是要加強與其他企業的交流，特別是跨行業的交流。雖然說隔行如隔山，但實際上隔行不隔理?？偨Y1997年成功渡過亞洲金融風暴的企業，發現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普遍采取了市場重心下沉的措施、著力改善產品結構、越是困難越要推新產品等。
最近在與眾多企業交流中，發現應變良好的企業都找到了破解危機的辦法，甚至還有不少企業把危機當成跨越式發展的機會。在這樣的企業，不僅僅老板有這樣的信心，員工也有這樣的信心。因此。我們相信，信心是可以感染的。信心的源泉是對機會的把握與認識。
與優秀企業接觸、交流，接受優秀企業的感染，對于緩解金融危機的恐慌，正確理解金融危機非常有益。
本能定律
定律18：成功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
當一件不利的事情發生時，基于人的自衛的本能，企業一定會做出自衛性防衛。自衛性防衛通常不是爭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損失最小化，即如何把不利事件形成的不利影響控制在能夠接受的范圍之內。正因為如此，當不利事情發生時。企業通常不是采取積極性應對措施，而是消極性應對措施。
如果成功僅僅靠本能，那么絕大多數人都能夠成功。如果成功僅僅靠本能，那么專業還有何用?
不管是否經歷過專業化的訓練，人在面對危機時的反應一定是本能而不是專業的。本能是人的求生能力，它是人瞬間的反應能力。在企業的拓展訓練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成功的企業家或專家在面對突發性事件時，竟然完全忘記了專業，竟然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做出的是本能的反應。這是正常的。
成功一定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因此，面對危機時，成功企業與普通企業的差別不在第一反應，而在第二反應。即當第一反應是本能時，隨即能夠做出第二反應，即基于專業和理性做出的反應。
當金融危機發生時，第一反應做出自衛性防守。但超越本能的做法則是在穩定情緒后迅速做出第二反應，第二反應通常是積極的反應，即目標不是損失最小化，而是利益最大化。
定律19：大眾的集體本能反應必然形成“合成謬誤”，因此。本能反應看似合理。實則不合理。
金融危機會在瞬間傳染到產業鏈的所有企業。當收益下降時，企業的集體性本能反應是：削減費用、裁減
人員、降價或促銷、減少廣告費用，即當收益無法擴大時，通常降低費用保住企業的利潤。
殊不知，削減費用、裁減人員會造成營業額的再次下滑，并導致企業進入第二輪下降循環。同時，當對手集體削減費用、縮編人員時，意味著市場出現了空當，意味著市場的競爭在短期內降低了。
所謂合成謬誤，就是局部有效但全局無效。一個企業或少數企業采取某種做法是有效的，但如果多數企業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做法，則該做法無效。
人的本能是相似的，金融危機情況下的本能反應也是相似的。集體本能反應就會進入合成謬誤。這也是為什么說成功是因為超越本能的重要原因。
為了避免進入合成謬誤，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做法是什么，更要考慮大眾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大量企業采取相同的做法，則很容易進入合成謬誤。
定律20：企業所有工作產生的都是成本，只有營銷產生收益。因此，即使不得不采取節支手段，也盡可能不要節省創造收益的支出。
我們理解企業在看淡未來時采取的本能的節支措施。但是，在什么領域節約支出，在什么領域擴大支出，則是值得仔細斟酌的事情。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說：企業的所有工作產生的都是成本，只有營銷產生收益。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營銷產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業的利潤就越低。因此，如果節支成為企業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營銷領域的節支必須慎之又慎。
定律21：經濟危機期為了挽救銷量，企業的本能營銷措施是降價、促銷等似乎短期見效的措施。這樣的措施即使能夠短期挽救銷量，也會把企業逼向螺旋下降通道。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多數企業在初期都采取了降價的措施，促銷這種營銷方式的流行也是拜亞洲金融風暴所賜。但企業很快發現，降價是經濟危機期典型的合成謬誤行為，因為這是企業最容易想到的簡單辦法。然而，一旦開始降價，就難以再漲回來，企業難以承受長期降價。于是，被迫采取降質降成本措施彌補降價損失，于是企業進入惡性循環。
結構定律
定律22：經濟危機的表象是總量收縮，本質是結構變化。
經濟危機發生時，最突出的現象確實是總量萎縮。但是，真正在經濟危機中脫穎而出的企業恰恰是通過結構解決總量問題。
經濟危機導致總量下降，這個現象毋庸置疑。然而，不同品類、不同檔次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樣，自然導致結構性變化。但是，總量下降掩蓋的結構變化，或者說總量下降是顯性的，而結構變化是隱性的。因此，結構變化更能反映經濟危機的本質。
定律23：經濟危機時，結構改善比規模增長更重要。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很多大企業死亡了。為什么?因為經濟高漲時，規模經濟是優勢。但在經濟危機情況下，規模優勢有可能變成“規模包袱”。一旦虧損，往往是規模越大虧損越多。
規模分攤成本，結構產生利潤。經濟危機情況下，多數企業總是過分關注于銷量增長或下降。其實，產品結構的變化才是根本。因此，越是經濟危機，越應該調整產品結構。
定律24：梯隊化的中國市場結構是企業解決經濟危機的重要空間。
中國的市場，既有與發達國家接軌的都市化市場，也有仍然處于原始狀態的市場，從而形成了一個多種市場狀態共存的“寬頻譜”市場?！皩掝l譜”市場給了企業延伸的巨大空間。把一線市場的營銷模式延伸到二線、三線，就能開辟一片巨大的新市場空間。
目前，中國還很少有企業能把國內的所有市場空間全部占領，每個企業都有巨大的市場延伸空間。市場延伸空間越大，企業的機會就越多。
定律25：升級新品通常是經濟危機期挽救困境的有效辦法。
經濟危機期推新品固然很難，然而新品挽救企業的能力最強，越是經濟危機期越是要堅定地推新品。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有兩家企業，初期都采取降價措施。后來一家企業采取既跟隨降價、又推新品的方式。為了推廣新品，企業硬是頂住壓力把推新品不力但為企業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營銷副總免職，才最終通過新品挽救了企業。而另一家推新品不利的企業則最終失敗了。
定律26：中國營銷總體上仍然是粗放式營銷，有精耕細作的巨大空間。
以筆者看來，經濟高漲期的多數中國企業不是在創造客戶，而是在“挑選”客戶，“客戶是上帝”只不過是說起來沒有任何敬畏感的話。實際上，經濟危機期只要把過去的空白市場開發出來，把過去不愿意服務的客戶撿起來，或許就足夠了。
定律27：不要指望經濟危機過去后再重出江湖，那時已經是別人的江湖了。
很多處于邊緣化的企業在經濟危機時的如意算盤是：暫時退出市場，等到市場好轉時再“卷土重來”。
這樣的算盤通常會落空。
經濟危機使企業從漸變狀態進入到劇變狀態。危機后生存下來的企業比危機時有了質的變化，危機結束時將不會給傳統營銷模式的企業留下市場空間。
整合定律
定律28：經濟危機相當于對行業的一次自然洗牌，清理門戶的作用非常明顯，其效果與價格戰相似。
中國的很多行業面臨的問題是“該死的企業死不了，該活的企業做不大”。沒有產業整合，就難以崛起世界級的大企業。
自然狀態下的市場整合是緩慢的，代價是巨大的。經濟危機其實相當于一次自然洗牌，它能夠讓處于死亡邊緣的企業瞬間死亡。經濟危機會使落后企業的市場份額向優勢企業“自然轉移”，比起殘酷的對抗性競爭形成的市場整臺，其實更有效。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危機其實能夠推動中國企業的整體進步，對于崛起世界級的大企業是有益的。
定律29：經濟危機會加速產業整合速度。
產業整合的基本方式有三種：一是市場整合，二是資本整合，三是政策整合。經濟危機會調整上述三種整合的時間點和節奏。
在經濟繁榮期，通過市場整合弱勢企業的難度很大。但是，經濟危機可能使得市場整合“不戰而勝”，即沒有發生對抗性競爭，對手就消失了。問題是，消失的對手，他們的市場被誰接收了?是被你的企業接收還是被其他的對手接收?
經濟繁榮期，資本整合的代價比較大，通常要以“溢價收購”的方式整合對手。但是，經濟危機使得一些不存在生存問題的企業遇到生存困難，資本整合的機會增多，代價降低。但是，資本整合的風險也增大。
我們的建議是：經濟危機初期，要更加關注市場整合問題。因為只要有企業退出市場，就少了一個對手，就要考慮接收他的地盤，“不戰而勝”的事不做，難道還要等到下一輪繁榮期嗎?因此，優勢企業在經濟危機期的銷量可能下降，但市場份額完全有可能迅速上升。
經濟危機后期，更多地要考慮資本整合。因為經濟危機初期就熬不下去的企業是沒有資本整合價值的。在經濟危機后期才熬不下去的企業才有整合價值。而且，資本整合后就面臨
經濟復蘇，資產會迅速增值。
客情定律
定律30：經濟危機最大的問題是客戶遇到了困難，最大的機會也是客戶的困難。
經濟危機下之所以出現困難，是因為你的客戶遇到了困難。如果沒有解決客戶的困難，自身的困難就永遠無法解除。然而，一旦你幫助客戶解決了困難，就把困難甩給了對手，自己則贏得了機會。
營銷不是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是解決客戶的問題。在經濟高漲期，客戶的問題或許不突出，而在經濟危機期，這個問題就特別明顯。因此，經濟危機往往把營銷最本質的東西顯露出來了。
定律31：經濟危機使傳統客情關系變為非典型客情關系。
經濟危機使所有企業的客情關系面臨考驗，以前靠客情關系可能是有效的，現在可能是無效的。同理，對手的客情關系同樣會遇到問題。因此，經濟危機可能是拓展新型客情關系的最佳時機。
定律32：經濟危機使客戶從至高無上的“上帝”變為“生病的上帝”。
經濟危機使多數客戶變成“病人”。當一個人變成病態時，他的心態也會發生變化，因為病人的心態是脆弱的。
討好一個“病人”不如治好一個“病人”，或者給“病人”介紹一個會治病的“好大夫”。如果你的客戶成了“病人”，而你恰好是一個會治病的“大夫”，那么，客情關系有可能發生反轉，即“病人”因為指望著你“救命”而把你當做“上帝”。因此，經濟危機期一定要研究客戶的問題，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定律33：經濟危機會使大量可靠的客戶變得不可靠，不可能的客戶變得可能。
經濟危機會使客戶以更挑剔的標準審視企業，以前勉強維持的關系或許維持不下去了。然而，經濟危機也會使以前不正常的關系變得難以維持。比如，靠吃喝或靠灰色交易維持的關系或許難做了，客戶需要真正的服務了。
正因為如此，經濟危機期的關系更應該回歸關系的本質。同時，在維持老關系時，也獲得了發展新型關系的機會。
定律34：經濟危機期，客戶對自身問題的關注往往超過對供貨商產品的關注。
營銷的真諦是：因為你解決了產品的問題，所以你的產品被“搭配”出去了。企業銷售的不是產品，而是產品能夠解決客戶的問題。
經濟危機期，企業的問題發生了變化，企業的產品卻難以發生變化。企業最容易變化的是與產品配套提供給客戶的解決方案。
定律35：經濟危機期，增值服務是比降價或促銷更有效的維護關系的方式。
經濟危機期，客戶肯定要求降價或促銷，因為這樣能夠把危機的損失向產業鏈前端轉移。然而，轉移損失不如消滅損失。增值服務的本質是把客戶的困難向產業鏈前端轉移，但不是轉移損失，即由供應商協助解決企業的難題。
經濟危機期企業應提供什么樣的增值服務?主要應該是幫助客戶解決困難、緩解危機的增值服務。
變革定律
定律36：營銷變革的最佳時機要么是形勢最好的時候，要么是形勢最差的時候。
營銷形勢好的時候是發起營銷變革的最佳時機之一，因為此時開展營銷變革沒有壓力，能比較從容。同時，經濟危機期也是開展營銷變革的最佳時機，最困難的時候，也是企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時候?！胺凑家呀涍@樣，還有什么可擔憂的。”平時搞營銷變革，可能瞻前顧后，當無路可走的時候，可能只有創新一條路了。
定律37：經濟危機是營銷變革的“倒逼機制”。
因為變革有巨大的風險，所以中國人的信條是“利不百，不變法”。正常經營期，人們面對變革的思維往往是“變革會產生什么問題”。經濟危機期，人們的思維可能轉變為“維持現狀會產生什么樣的問題”。
變革的最大障礙是思維在過去的圍城中無法跳出。倒逼機制就是把你逼出圍城，站在圍城外看待圍城。
定律38：每次經濟危機。既有一批巨型企業沉沒，也有一批企業新貴崛起。企業新貴往往代表著創新營銷模式。
企業的營銷模式往往隨著經濟周期變遷，經濟危機通常宣告一種成功的營銷模式終結。經濟危機期，比平時做得“更好”不一定能找到破解危機的辦法，但是，要跳出原有的營銷模式和思維，則有可能柳暗花明。
經濟危機使市場環境發生質變，新營銷環境通常會催生新營銷模式。因此，一定要密切關注那些在經濟危機期表現優秀的企業，特別是一些規模并不大卻充滿生機的企業。
管理定律
定律39：經濟危機會成為很多人無法完成任務的借口，破解困境要先把借口堵死。
經濟危機發生時，有一句話很流行：“由于受經濟危機影響，我們……”我發現，在一些受益于經濟危機或基本不受經濟危機影響的行業，也有一些企業把業績波動歸咎為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已經成為一個筐，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
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要把借口堵死。堵死借口不是不講經濟危機，而是不能僅僅從概念化的角度講經濟危機。
說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往往是概念化的。只要找到經濟危機的具體化影響，才能找到破解方法。一家企業的老板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花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把員工大而化之講的影響條理化了，并且為每個具體的影響找到了解決辦法。
定律40：經濟危機期，比裁員更重要的是提高營銷人員的工作效率。
裁員是節省費用的辦法，提高效率是增加業績的辦法。只要營銷人員的工作是高效的，人員就不存在裁減問題。
據我們對中國營銷人員的了解，其實非常多的人在“努力做無用的事”，營銷人員的工作效率有2－3倍的提升空間。所以，讓營銷人員更有效率地工作，通過高效的工作提高營銷業績，比裁員等節省費用的方法更有效。
(一)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加快,傳播范圍廣
在二戰前,金融危機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偶然性的,只能在一定的范圍內有影響,其發生頻率也是有限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是僅有的一次波及范圍較廣的金融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金融危機頻頻爆發,美元危機使固定匯率制受到威脅,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瓦解,債務危機開始興起。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更有加快的趨勢。從傳播范圍看,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迅速傳播到全世界。它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明顯不一樣,亞洲金融危機是在泰國爆發的,然后傳播到東南亞、俄羅斯、東歐中亞及拉美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日本所受的沖擊較大,以及歐美股市受到波動,它們幾乎沒有遭受什么損失。相反,美國在這次危機中獲取大量的利益。墨西哥金融危機也是從墨西哥迅速蔓延到阿根廷、秘魯、巴西、智利等國家,而這次爆發于美國的經濟危機,不僅影響了全球的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動搖了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二)金融危機的非周期性和突發性
傳統的金融危機表現為周期性的金融危機,是由經濟周期的波動而引起的,并伴隨著經濟周期波動而出現高峰和低谷。然而,當代金融危機似乎脫離了經濟周期的軌道,隨經濟證券化、國際化、虛擬化的發展,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經濟運行也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當經濟運動的泡沫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甚至導致危機,首先在金融領域爆發,使當代金融危機的超前性、突發性加強,成為經濟危機爆發的前兆。
(三)金融危機的蔓延性加強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計算機、通信、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以貿易自由化、生產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在經濟上的聯系越來越密切。這也使得金融危機蔓延和傳染的范圍更廣,程度更深。一旦重要國家內部爆發危機,就將迅速的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演變成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四)外匯對于金融危機的沖擊日益嚴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稱,外匯是貨幣行政當局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券、長短期政府證券等形式所保有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可以使用的債權。由上述可知,擁有一國一定數量的外匯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控制了該國的經濟。當外匯的劇烈變動時肯定會影響一國經濟的穩定,輕則經濟衰退,重則出現金融危機。同樣的,國際游資也可以引發金融危機。國際游資是以套利、套匯從而獲得高收益為目的的投機資金。近年來,大量短期國際資本的無序流動,是造成國際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實質上充當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防范措施
(一)加大各個國家之間的金融協調與合作力度
當今社會,各國之間的合作力度加大,金融聯系也越來越緊密,但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常因信息分散與金融衍生工具增加而使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不協調,從而是國際貨幣運行處于高風險狀態。為了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各國經濟的穩定,只有通過各國加強合作與協調,才能有利于信息集中和有效監管國際金融風險,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
(二)建立國際金融危機的防范機制
鑒于以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提出國際金融風險的七項預警指標: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比例失調、巨額經常賬戶逆差、消費比例過大、預算赤字較大、資本流入的組成中短期資本比例高、匯率定值過高、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相對應于這七項預警指標,必須盡快建立起配套的金融危機預警組織和監督機構,并健全法規形成預警制度體系,形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預警網絡。同時,更需要建立相應的防范機制,防患于未然,把危機扼殺在萌芽之中。
(三)提高金融衍生物市場的監管水平
在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中,金融衍生工具及其交易市場得以快速的發展。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在給投資者帶來高收益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如果大規模的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發生信用危機,將極易引發外匯市場或股票市場的劇烈波動,引起國際金融風險與危機的連鎖反應。因此,加強對國際金融交易活動的監管,提高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水平,是避免發生金融危機所必須的條件。
關鍵詞：金融危機 貨幣危機 銀行危機 債務危機
一、引言
2008年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升級為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大量銀行面臨嚴重虧損甚至倒閉。隨后歐洲債務危機又接連爆發，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相繼向歐盟請求援助，歐洲多個國家的信用評級接連被下調。
面對這接踵而至的危機，我們需要再次去認識歷次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特征及兩者之問的關系。雖然世界各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在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從歷次危機中通常都表現出以下規律：債務危機是一個周期性發生的現象；銀行危機常先于或者伴隨債務危機發生；私人債務和短期債務比重會在銀行危機前上升，政府常常存在遠高于記錄水平的隱性債務。
二、債務危機
債務危機是一種周期性發生的現象，歷次危機本質上是相同的。Wynne(1951)通過對八個國家的研究，即指出這些國家的違約雖然從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結論。Lindert和Morton(1989)從19世紀以來國家債務違約的歷史數據中也同樣發現了這種周而復始的違約現象并分析了國際借款行為的長期規律。Reinhart和Rogoff(2008)從70個國家兩個世紀的債務違約歷史中更加全面清晰地描述了這一現象。
政府常常存在遠高于記錄水平的隱性債務。winkler(1933)關于外債的經典研究中就提到了隱藏債務的問題。Kletzer(1984)解釋了由于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道德風險問題。
三、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主要包括貨幣危機(通脹和貶值)和銀行危機，如何定義這兩者是一項重要的研究工作。Cagan(1956)在其經典研究中將超級通脹定義為月通脹率高于50％的情況。Frankel和Rose(1996)只用(名義)匯率貶值來定義貨幣危機。Kaminsky和Reinhart(1999)則對貨幣危機進行了詳細的定義，把外匯儲備損失與實際匯率貶值也作為衡量貨幣危機的因素。Caprio和Klingebiel(2005)以事件的發生為標志對1970年后的銀行危機進行了權威性的定義。Reinhart和Rogoff(2008)把銀行危機具體的定義為發生銀行擠兌或者重要金融機構倒閉、合并、被接管或受到政府的援助。
Karainsky和Reinhart(1998)指出銀行危機通常會先于貨幣危機而發生，而貨幣危機會則進一步加深銀行危機。
四、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關系的研究
銀行危機通常先于或者伴隨債務危機發生。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此Diaz Alejandro(1985)認為在拉美金融自由化之后，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政府大量依靠從私人銀行借款削弱了其償還能力，因此當銀行危機發生時往往會伴隨著發生債務危機。Velasco(1986)指出南方共同市場的國內銀行部門是外資流入的中介，政府向這些銀行大量借款導致了當外資撤離時銀行危機與政府債務危機的先后發生。
在銀行危機之前，通?？梢园l現私人債務激增的現象。Rodrik和Velasco(2000)通過外部借款期限與成本的聯立模型指出，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的比例可以有效地預測銀行危機。Calvo，Izquierdo和Loo-Kung(2006)對銀行危機前資本流入陡增的現象進行了論證。
短期債務的比重會在銀行危機前上升。Diamond和Dybvig(1983)構造了銀行擠兌問題的一個經典模型，通過分析對銀行擠兌有預防作用的存款合同指出了在銀行危機發生之前，投資者因為對流動性的需求會提高短期借款的比例。Kaminsky和Reinhart(1999)研究了銀行危機(以及貨幣危機)前國內信貸總量的擴張和隨后的收縮，認為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與金融自由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