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27 15: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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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社會學；歷史背景；科學哲學；科學史
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其發展脫離了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它不再把科學看成是具有獨特精神氣質的社會體制來加以分析，而著重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考察?？茖W知識社會學的轉向不僅造就了歐洲知識社會學在科學社會研究領域的復興，而且從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都脫離了傳統的科學社會學。
事實上，70年代中期以后，在科學社會學日趨成熟的同時，它所遭受的批評和挑戰也日漸增多。一方面是對默頓學派的兩個基本理論：四條科學規范和科學獎勵系統進行批評；另一方面，對整個傳統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對默頓模式提出了批評。科學社會學所遭遇的困難并不是孤立的，這有著深刻的哲學和歷史背景，也正是這種哲學和歷史背景導致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科學史背景
科學史是最早出現的研究科學的學科，因此科學史的研究方向自然極大地影響科學社會學的研究。20世紀近大半個世紀，在科學史研究領域中，30年代是“外在論”占據優勢，而二戰期間和戰后20多年，占主導地位的卻是“內在論”?！皟仍谡摗闭吒嚓P注的構筑一幅前后一致的科學進步圖像，而較少考慮，或即便是注意到了科學演進中的爭論，也只是先人為主地肯定或否定了爭論的某一方。雖然庫恩提醒內在論者，“在重構歷史的過程中‘科學家應當特別留意他的對象的明顯錯誤，這不是因為錯誤本身而是因為這些錯誤揭示了更多的實際思想，而不只是給出科學家如何記錄下現代科學家依然保留的那些結論和論據’。但實際情況仍然難盡人意。”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的“外在論”浪潮又重新占據優勢。70年代以后復興的“外在論”決不意味著簡單“返回”30年代的“外在論”，而是對過去全部爭論中所蘊含的概念意義進行一次徹底再思考，這個再思考導致了新型研究方法迅速進入“科學”(確切地說是進入“自然知識”)。默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家在科學史的研究中，雖然對科學發現中的“優先權”之爭進行了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科學爭論來理解科學的運行過程，但其過多地訴諸于心理因素，而忽略了更深層次的分析。這時，科學的重心發生了變化，從“內部”的思想史轉向復雜文化整體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英國科學哲學家海斯也談論到這個問題，她認為，科學史界關于內史和外史的傳統爭論或嚴格界限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正在消失，科學史的研究注意到了科學理論信念體系的社會條件。
與科學史戚戚相關的科學社會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70年代中期開始了深刻的變化，如布魯爾、巴恩斯、夏平等人都做了大量的研究?？茖W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發現：在人們以為最純粹的理論科學領域，如數學、物理學領域仍然是社會力量在起作用，科學發展并不完全是靠它本身的理性力量，科學工作也與非科學工作一樣是從無序到有序，科學并不先驗地比其它知識形式更優越，科學的思維模式也可以與傳統的思維模式進行比較。因此，著重對科學知識進行研究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正是在這種科學史發展背景中滋生蔓延。同時，科學知識社會學也化解了科學史研究中內外史的矛盾，因為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研究，不僅關注科學理性對知識的影響，也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作用。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也離不開更大范圍的科學哲學背景。
二、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科學哲學背景
實際上，默頓學派科學社會學的哲學“搭檔”是統治科學哲學領域40多年的邏輯經驗主義。邏輯經驗主義遵循l8一l9世紀理性主義傳統，堅持知識“二分法”，認為科學知識是實證的、客觀的和線性積累的。理論的選擇有統一的客觀標準，判斷知識是否科學應訴諸于經驗證實。這種哲學觀點主張對科學進行純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種非理性因素，把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加以高度邏輯化和形式化，把對科學的研究局限在認識論的范圍內，似乎科學只是個別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項集體的或社會的事業。這不但使社會學家從一開始便假定科學知識是“純理性”、“純客觀”的，而且使科學社會學限于研究科學的“合乎理性”的社會關系，使科學社會學不過是“純理性”科學家的社會學和科學職業的社會學。正是實證哲學的影響，使人們排除了對科學知識過程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可能性。可以這么說，科學哲學中邏輯學派的基本觀點，滲入到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設中來。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最初并非從社會學理論本身，而是從科學哲學的爭論中引發的，更確切地說，是從打破傳統科學哲學中科學知識的實證主義“標準”觀點而開始的。
60年代初，庫恩發表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代表了科學哲學歷史學派的出現，隨著波普一庫恩的爭論，庫恩的著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產生重大影響。庫恩學說的核心——“范式”學說超過了傳統的哲學概念的范圍，除了理論學說和概念以外，它還包括了科學家使用工具、在科學活動中范例的選擇等等內容，特別是他把“范式”概念與“科學共同體”聯系起來，范式的內容包括了科學團體從事科學活動的一切內容。也有人認為庫恩的觀點是與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朗依的觀點一脈相承，因為波朗依早在1942年就提出了“科學家共同體”的概念，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認為科學不是開始于觀察和實驗，而是開始于進入科學家集體，進入科學家組織。然而，無論怎樣，庫恩理論的影響結束了邏輯學派在科學哲學中的統治地位，以邏輯經驗主義為科學哲學背景的默頓學派當然也就難逃厄運。
庫恩理論認為：所有科學知識都是由科學活動的特定“范式”決定的。離開了“范式”，科學的評價本性不可能得到理解。庫恩同時還提出了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交替的發展模式，常規科學就是在范式指導下解決難題，而科學革命則是以一種新范式取代原有的舊范式。庫恩的范式學說、費耶阿本德的多元主義方法論、漢森的觀察滲透理論以及其它相關的科學哲學思想與知識社會學的傳統有緊密的關系，它們直接影響了70年代中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這種科學知識社會學力圖突破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局限，堅持把社會學的分析應用于自然科學的知識本身，并且倡導了某些經驗研究的方法。
應當提出的是，以后出現的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家(如拉卡托斯和勞丹)的工作，他們確有區別于邏輯經驗主義的地方：他們受到庫恩的常規科學傳統以及“范式”思想的鼓舞，提出了“方法論綱領”和“研究傳統”理論。但他們認為科學家選擇一種“進步”理論是理性行為，無須進一步解釋這些行為，而那些依賴著“退化”理論的科學家是無理性的，解釋這類無理性行為是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任務。后經驗主義的這一基本立場和邏輯經驗主義如出一轍，因此，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與科學知識社會學有較大的沖突。
總之，科學知識社會學在70年代中期首先是在英國出現，這與英國的研究傳統和研究者的知識背景有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愛丁堡學派，如巴恩斯、布魯爾、埃奇等人。另外，巴斯大學的柯林斯、約克大學的馬爾凱，他們的研究重點也都是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說明，如柯林斯提出了“相對主義的實證綱領”。他們通過著書立說和學術交流互相影響、互相補充，形成了英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而法國的拉圖爾在70年代后期運用人類學方法，對美國一個科學實驗室進行實地考察，對在實驗室進行的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作了社會學的分析，著有《實驗室生活》，在歐洲聯盟和美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結束語
一、音樂美學的內在含義與音樂藝術實踐的關系
伴隨著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產生和不斷發展，出現了一門以研究美、美感、創造美和美的規律為主要內容的美學學科。音樂美學作為美學的一部分，是研究音樂的本質和內在規律的基礎理論學科。只有通過對音樂藝術表演的實踐研究，才能準確掌握其美學規律，才能更精準地把握藝術本質從而進行音樂藝術表演。
音樂美學的目的是理清音樂藝術的本質和內在規律，重點研究音樂的本質、內容和表現形式，音樂對人的感覺、想象力、情感和理智產生的作用，音樂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功能以及音樂與社會現實的關系。音樂美學涵蓋面較廣，研究內容復雜，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人類在社會實踐中總結的經驗和在自然科學中取得的成果，從而進行對音樂藝術的深刻和精準綜合研究與高度概括。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是音樂藝術實踐活動，音樂藝術實踐活動又是音樂美學得以建立和發展的物質基礎。通過對音樂藝術實踐活動的研究，才能得到音樂藝術的本質，把握音樂美學的精髓。反之，音樂美學史音樂藝術表演的基礎，在了解音樂美學理論的基礎上，才可以再藝術表演中自如發揮和創作，不斷吸收和創新，以到達將音樂藝術表演發揮到極致。
二、音樂美學研究角度以及對音樂藝術的作用
音樂美學要從四個角度來進行研究，分別是哲學、心理學、廣義社會學以及音樂作品自身美學特征這幾大角度。哲學這一角度主要需解決的問題是音樂的本質、音樂的內容、音樂與現實的關系。這些問題是研究音樂美學的基礎，具有本質性，與哲學認識論關系密切。心理學的角度即是研究包括創作者、表演者、欣賞者的心理狀態和感受，創作者是出于何種感受創作作品，表演者是如何理解并演奏作品，而欣賞者對音樂藝術作品又產生了何種感情，這些都是這一角度研究的內容。在這一研究中，心理學提供了研究方法，成為理論基礎和前提。
廣義的社會學角度就是從社會學出發，研究音樂的社會屬性、社會功能、社會價值、階級因素和音樂存在與發展等等社會性一系列問題。音樂作品自身美學即是對音樂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作品要素、作品結構和特性，從這些角度出發來探討音樂美學。
音樂美學對音樂藝術表演的作用極為重要，因為音樂表演不僅是技術的發揮，更為重要的是對音樂作品內在含義的理解，準確傳達藝術精髓是藝術表演的本質。倘若表演者只注重表演技術，而忽略了對作品的感受，沒有理解創作者的意圖，忽視了作品所要表達感情，那么表演即是空泛的，無法使人產生共鳴。因此音樂美學是音樂藝術表演的核心價值，直接作用于藝術表演，決定藝術表演質量。
三、音樂美學對音樂藝術實踐的現實意義
出于音樂美學的重要性，音樂家也將其稱之為音樂哲學。它對每一位音樂人士都有極重要影響，無論是在演奏還是在欣賞過程中，音樂美學都有重要的現實和指導意義。在表演過程中，以下三點美學原理需要時刻遵循掌握：第一，表演上與原作品統一，再次創作要不得違背原作品本質含義。在表達自己對作品和對音樂美的理解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原作品的創作背景和創作者的作品表達意圖。第二，音樂演奏風格在歷史背景下符合當代精神。在音樂表演時既要注意作品創作的歷史背景，又要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特點，用當代的視角來觀察歷史背景，精準完美的再現音樂作品。第三，藝術表現與表演技巧相結合。單純炫技卻忽略作品本質只會使藝術表演顯得空泛，而沒有精湛的表演技巧，也就意味著缺少將音樂作品完美演繹的基礎條件和表演手段。只有做到以上三點才能不斷提高自己的音樂美感，提高表演技巧，使音樂表演能力愈加精湛。
四、結語
摘 要：提高教學有效性是新課程改革以來每一位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教師所夢寐以求的事情。在初中階段，歷史與社會學科占據十分重要的教學地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經說過，作為每一個中華兒女，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懷有一種溫存與敬意。歷史與社會的教學工作歷來都是初中階段各學科教學之中的關鍵，通過有效的教學能夠塑造學生良好的歷史觀，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結合多年的教學實踐經驗，關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的有效性談一些心得體會。
關鍵詞：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有效性
自新課程改革以來，教學有效性成為每一個初中一線教師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的教學之中，對于有效性的追求也是每一位一線教師孜孜不倦的努力。為了有效提高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教師很有必要從自身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理念入手，秉承新課程改革以來的終身教育理念，注重培養學生的歷史觀和歷史思維。同時，也要注重對學生歷史與社會學科學習興趣的激發，讓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積極調動學生的課堂情緒，鼓勵學生自主探究和合作學習，為學生未來更高階段的歷史和社會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筆者現結合自身多年的教學實踐經驗，關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的有效性總結如下。
一、激發學生的課堂主體意識，調動學生課堂學習的積極性
長久以來，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效率提高困難，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學生的課堂參與程度較低，學習積極性不高。教與學從本質上而言就是一個教師與學生進行有效互動的過程，而以往的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中，教師過度地占有課堂，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只能處于被動接受的狀態，久而久之，學生的思維就會產生惰性，對教師的依賴性也會不斷提高。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學習效率很難得到真正有效的提高。
為了有效地做好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教師應該讓學生認識到自己在課堂中的主體地位，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精心安排課堂教學環節，給予學生以適當的時間和空間，讓學生能夠有機會參與課堂，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將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充分地發揮。這樣，不僅教師能夠更加準確地了解到學生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調整自身的教學策略，提高教學的針對性。而且學生的思維也會由被動變為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也會顯著地提高。有了這些作為基本的保證，教師所采用的教學方式和方法才會真正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革新教學理念，促進W生學習動力的形成
歷史與社會學科的教學并不是僅僅為了讓學生獲得某些知識，記住一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更為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和正確的歷史觀，而這也是長久以來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教學一直沒有做到的事情。單純的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方式。必然會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產生疲憊感，甚至產生抵觸情緒。因為很多學生都會意識到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內容僅僅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對于其自身并沒有太多實在的意義，有了這樣的情緒，學生自然就會漸漸地產生一種怠慢心理。而且這樣的教學理念也與新課程改革以來的終身教育理念背道而馳。
基于此，教師應該從自身的教學理念進行反思，是要繼續堅持知識傳授式的教學，無視學生在整個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心理感受，還是勇于跳出原有的思維模式，注重培養學生的歷史觀和歷史思維，培養學生對歷史和社會事件的分析和見解能力，鼓勵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地進行思考，這個問題值得每一位初中歷史與社會學科教師作出深入的思考。
歷史與社會學科知識的學習是為了能夠讓學生更好地認清現在，展望未來，有道是“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明得失”，與其強調讓學生記住枯燥乏味的社會知識、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倒不如讓學生能夠形成一種思維能力。而且初中階段是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形成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對于學生很多的思想品德和道德素質方面的教育將會影響學生的一生。因此教師要明確自身教育責任的重大，秉承新課程改革以來所形成的終身教育理念，培養學生正確的歷史觀和社會價值觀，以此為目標促進學生持久學習動力的形成，為學生未來的發展打好基礎。
三、合理利用教學情境，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
教學情境的有效創設毫無疑問會對初中歷史與社會課堂教學有效性的提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很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需要以一定的歷史背景作為烘托，如果脫離了這個背景而獨立存在，則學生很難準確地分析和理解。因為畢竟初中階段的學生生活閱歷非常有限，對于很多事物的理解能力還很欠缺。這時教師就可以充分利用教學情境來作為鋪墊，讓學生能夠如身臨其境更加全面地分析和理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例如，在學習中國近代史的時候，很多學生對這段歷史并不陌生，不論是從電影還是電視劇都或多或少地了解這段歷史。但是學生了解的畢竟是影視作品之中的歷史，而且電影和電視劇只能夠從一個側面來講述一段時間之內的歷史。要想真正綜合性或者是總結性地來看這段歷史，還需要學生具備更強的歷史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如，如何理解對中華民族的重大意義。這是一個開放性的題目，學生會從多個方面來闡述，但是很多學生在闡述自己的觀點的時候不是很全面，有很多分析不是很到位。于是我用多媒體視頻將前后的中國現狀以文字、圖片以及視頻等方式展示給學生，為學生創造了一個真實的歷史背景，學生仿佛置身于這個時代當中。學生通過這樣的背景烘托很好地理解了當時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以及平靜之下激流涌動的革命力量。
在經過這樣的背景烘托之下，學生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明顯準確了許多，很多學生還橫向聯想到了法國、英國以及俄國等資本主義革命，橫向比較了各國革命發生的時間以及其必然和偶然的原因，這種橫向綜合比較讓學生更加準確地把握了歷史的脈搏以及人類社會進化的規律，這毫無疑問是一種歷史思維的形成，而不僅僅是對一個歷史事件的掌握。
四、豐富課堂教學手段，凝聚學生的歷史思維
歷史與社會學科的學習應該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對歷史和社會知識的理解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對于這一點教師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將教學過程設計得更為開放。例如，可以采用分組合作學習或者探究式學習等方式，積極調動學生的課堂思維，讓學生積極進行思考和總結，踴躍表達自己對歷史和社會知識內容的見解，加強學生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通過這樣的不斷交流和互動，學生的歷史思維會更好地凝聚，歷史能力也會得到更好的提升。另外，在這樣開放式的交流和溝通過程中，教師將會更加準確地把握學生在歷史和社會學科學習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正確引導學生人生觀和世界觀以及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成長。
總之，在初中歷史和社會課堂教學中，教師要注重對學生課堂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的調動，培養學生正確的歷史觀，提高學生的思維活躍程度。在課堂教學之中，更加注重課堂教學手段的豐富，關注學生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實際感受，準確把握學生內在品質和思想道德素質的形成軌跡，通過歷史與社會學科的教學，塑造學生良好的的人格，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
理論范式的更迭內在地包含了范式間的緊張關系，學術批判正是這種緊張關系的外顯。從行政思想史上看，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這一奠基性范式的質疑與學術批判蔓延達百年之久。它們在推動行政學說范式變遷的同時亦保留了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部分思想特質。本文試圖運用知識社會學的分析方法，以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實—價值二分再到決策—執行二分的演進過程為主線，深入地分析與這些過程存在緊密關系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學術共同體的一般狀況，以期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質在學術批判所引致范式變遷中的“遺傳生命”，亦展示出一個相對全面的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過程。
一、知識社會學①：一個思想史分析模式的引入
一般認為，知識社會學奠基于馬克斯•舍勒，成熟于卡爾•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經典定義認為，它“是一門探討每一個知性立場對其背后分化了的社會群體實在功能性依賴的學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種立場的進化視為己任”［1］61。因此，思想是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它的目的之一在于揭示思想的演進過程，即在展現思想在內容與形式的變化之時亦揭示出其中思想的“遺傳生命”［1］35另外，它旨在揭示思想的起源與演化對一定社會群體的依賴作用。知識社會學雖然可以追溯至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的懷疑論傳統以及維科的《新科學》，但它主要是在德國和法國的社會學共同體中形成的。曼海姆在將知識社會學與哲學和史學比較的過程中確立了其獨具特色的分析模式，這一分析模式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圖略）：（1）知識社會學持著動態的思想觀，它認為思想的形式與內容會隨著社會與歷史的進程發生變化。與哲學傾向于將對思想史建立在沒有時間性的和絕對的理性之上不同，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應該關注于思想的演化［2］4-5。故此，對政治—行政關系的考察不應局限于最早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應將視野延伸至這一范式變遷的整個過程。（2）知識社會學認為思想是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的產物，對思想的考察需要借助社會—歷史背景的視角。曼海姆認為，哲學與思想史學都始于一個共同的假設，即“思想的產物總是可以與它的心理學或社會學起源相分離”，而知識社會學對此持相反態度。因此，每一種行政理論范式的出現亦依賴于一定的社會與歷史條件。（3）知識社會學考察的是產生于群體的思想，它認為只有群體而非個人的視角才能真正理解思想。知識社會學所考察的是“從群體行動的背景產生出來的具體的現存思想方式”［3］3-4。知識社會學認為，人的思維方式、思想實際上是他所屬群體的產物，也唯有從社會學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因此，對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分析離不開對學術共同體的考察。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勾勒出了一個考察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該框架力圖從縱向上展示出政治—行政關系范式在形式與內容上的變遷，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質在此過程中的傳承；并致力于從橫向上較為全面地從社會—歷史背景與學術共同體的外—內雙層結構中揭示出影響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主要因素。社會—歷史背景主要包括時代的實際經驗世界兼其精神氣質兩項內容，學術共同體則主要考察學術立場業已分化的學術群體或學派（為了表達的方便，亦可能選取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并審視這些思想對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影響。社會—歷史背景構成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條件約束，既間接促進范式變遷又設置了變遷限度；學術共同體亦受到社會—歷史背景的條件約束，它是推動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直接動因。用曼海姆的話來說，以上分析進路使得知識社會學擁有了對思想“精確論述”的能力［3］52。知識社會學分析框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即是為了發揮它的這一優勢，從而相對完整地展現政治—行政關系范式的變遷過程，亦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在此過程中的“遺傳生命”。
二、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
根據丁煌［4］、陳世香［5］等人的觀點，我們可以將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分為：政治—行政二分、事實—價值二分與決策—執行二分三個階段。政治—行政二分法在行政思想史中曾經被稱為“美國公共行政的圣經”［6］，然而，對它的質疑與批判之聲亦從未中斷過，這種批判與重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的變遷。威爾遜是學界公認的行政學鼻祖，他于1887年發表的《行政學研究》被認為是行政學的開山之作。作為行政學的創始人，威爾遜最大的學術貢獻在于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行政領域的價值中立性使得行政學的獨立及其科學化成為可能。從發生的意義上看，政治—行政二分法主要是從工作性質與從業人員差異的角度，對政治與行政活動進行區分［7］。古德諾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與行政》中從政府功能區分的角度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證。古德諾認為，政府存在著“政治”與“行政”兩種性質不同的功能，“政治與政策或國家意志的表達相關；行政則與這些政策的執行相關”［8］10。但是，古德諾認識到行政與政治抽象的、絕對的分離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可能，“政治必須對行政有一定的控制”，因為政治功能對民治政府來說永遠是第一位的［8］14-25。早期行政學者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是零散的，這種批判尚未成為一種學術自覺。懷特的《行政學導論》為行政學科學化作出了奠基性貢獻。然而，就行政學研究旨趣而言，懷特認為：“公共行政研究需要與涉及正義、自由、服從和國家在人類事務管理中的作用等政治學相結合”［9］。古利克則拒絕接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他通過對政治概念的再定義和行政人員角色扮演的分析指出，行政不應該也不可能從政治/決策中分離出來［10］107-109。行為主義行政學與新公共管理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已經走向學術自覺，并且這種批判是全方位的，故而促成了政治—行政關系的范式變遷。（1）行為主義行政學：方法論轉向。以西蒙為代表的行為主義行政學派嘗試從方法論的高度對政治—行政二分法進行理論顛覆。該學派將行政學的研究對象從傳統靜態的原則、程序等轉向了動態的行政行為。西蒙指出，行政行為本質上是組織不斷決策的過程，而決策與政治緊密相關，所以政治—行政二分在理論上無法成立。作為一種理論替換，西蒙提出了事實—價值二分說，認為就政治而言，決策的主要衡量標準是價值因素，對于行政，決策的主要衡量標準是事實因素。（2）新公共管理：概念重塑。新公共管理揚棄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觀點，提出了決策—執行二分的新模式，該模式將其理論基礎置于經濟學之上，并在執行層面大量借鑒企業管理的理性模式。科爾巴奇認為，行政學主流的學術用語經過由管理到政策，再到治理的過程，政治與行政的邊界已經模糊［11］，因此，語義更明確、外延更易界定的決策與執行分離的觀點登上了歷史舞臺。奧斯本和蓋布勒認為，新公共管理乃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種把政策制定（決策）同服務提供（執行）分開的體制”［12］。以上學術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行政學范式的更迭，但是范式的更迭并不意味著全然的斷裂。從研究對象上看，它們一直都是在圍繞政治—行政關系探討兩者的邊界及其分離的可能與限度。從思維方式上看，外顯為肇始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學科科學化的公共行政現代性思維貫穿了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的整個過程。這種理論層面上的科學化趨勢及其內在地對經驗層面的技術化要求，體現了普遍主義的、統一的、可通約的、整合的、總體化的現代主義公共行政的思維模式。
三、政治—行政關系范式變遷：社會—歷史背景與學術共同體
由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實—價值二分再到決策—執行二分的變遷，是社會—歷史背景間接推動與設置變遷限度的情況下學術共同體努力建構的結果。其進程展現了“行政科學”之科學性的三個面相：普遍性公理（原則）、自然科學化、公理性假設和數理邏輯。
1.政治—行政二分范式與普遍性公理之行政科學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為行政學現代性敘事的開端與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引致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存在直接經驗關聯，工具理性社會蔓延的時代精神氣質為行政管理領域的分離提供了精神動力。這一范式下的行政學試圖以普遍性公理（原則）為其科學性奠定合法性基礎，這與唯理論哲學存在緊密的思想關聯，它并不具備太扎實的科學哲學基礎。①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對政治—行政二分提出了要求，既有的政府實踐則賦予了它現實可能性。首先，生產力的發展對行政領域的專業化提出了要求。由于第二次工業革命，政府職能與機構急劇膨脹，威爾遜認為政府活動的困難“正在堆積成無以倫比的高峰”，政府急需行政改革和行政知識，“這就是為什么應該有一門行政科學……的理由之一。”［13］此外，政治領域中的三權分立和政黨制度為行政與政治分離提供了制度基礎。三權分立實際上承認了行政與政治的差異性，也意味著政治對行政的制約；政黨政治與人事更迭所引致的政局動蕩亦迫切地需要相對中立的行政系統。最后，歐洲的行政實踐，如普魯士的任官制度和英國的文官制度等，亦為這一范式的建立提供了一些借鑒。工具理性的社會蔓延作為那一時代重要的精神氣質為行政從政治中分離提供了動力。貝爾甚至認為，一部現代文明史，就是工具理性高歌猛進而價值理性黯然失色的歷史［14］。齊美爾認為，貨幣經濟導致了現實生活的計算性與數學化，進而引致計算型人格的出現［15］。同樣的邏輯，人的工作領域亦面臨著精細謀劃和計算的侵蝕。從現象學的視角看，當“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浸沒的時候，“意向性”發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信息，不僅符合邏輯而且也與經驗相符。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作為行政學科學化的源頭與唯理論哲學有緊密關系。科學的內在品性是嚴格的數理推論和經驗觀察的對立統一，如巴伯所言，“科學必須既是理性的又是經驗的”［16］。就本質而言，科學的內在張力更多的體現于唯理論與經驗論之爭上來。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行政學科學化之路長時間表現為這兩種路向的分離。政治—行政二分范式從根本上來說是偏向唯理論一端的。首先，它表現了行政學對普遍性知識建構的沖動，對普遍性（一般性）行政原則的研究構成了那一時期行政學最重要的表征。威爾遜認為“：行政管理學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從經驗性實踐的混亂和浪費中拯救出來，并使它們深深植根于穩定的原理之上”［7］。古德諾認為：“人類畢竟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人類，人們的各種政治組織因此必定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目的，并且必定會為了滿足這些目的而普遍地采取同樣的方式?！保?］4其次，行政領域價值中立使得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并最終上升為普遍性的“效率原則”，而效率從根本上體現的是以理性主義為淵源的合理化邏輯［17］。威爾遜認為，行政學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在于政府如何能在花費最少的情況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行政活動［18］。在唯理論思想的影響下，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建構已經具備了充分的知識論的基礎。
摘 要：本文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進程及發展進行綜述，介紹了社會語言學的歷史背景、研究流派以及研究方法。重點是對社會語言學的五個分支進行綜述：言語社會學、社會方言學、言語交際民族志學、語言社會心理學和互動社會語言學。社會語言學為語言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關鍵詞：社會語言寫;背景;流派;研究方法
一、簡介
社會語言學是一門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研究語言及社會之間交互作用的學科。雖然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但因其研究社會與語言的關系從而揭示語言使用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而備受關注。中國大百科全書對其定義為“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多方面關系的學科，它從不同的社會科學（諸如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心理學、地理學、歷史學等）的角度去考察語言?！鄙鐣Z言學是把語言看作社會現象來研究，通過研究語言從而發現語言跟社會之間的聯系。
二、社會語言學的歷史背景
社會語言學的產生有三個方面的原因：社會歷史的需要、物質條件的改善及語言學自身發展的必然規律。社會歷史的需要引起語言學家關心語言與社會的關系，為社會語言學的誕生打下了基礎。在社會發展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社會及政治形勢多變，社會關系復雜。由于新的國家建立以及人口的不斷流動使得語言的問題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語言與一個民族之間具有緊密聯系，是一個民族的象征，因此它的社會性、文化性和民族性越來越受到語言學家的重視。物質條件的改善也是社會語言學產生的原因。由于物質條件的改善，科學技術取得進步，語言研究的物質條件也大大提升。社會科學一般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和統計法，這樣以來人們更易于通過事物總體的數量關系來揭示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物質條件的改善為社會語言學的產生奠定了扎實的物質基礎。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也促使社會語言學的誕生。
三、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流派
社會語言學是首先是一門應用型邊緣學科，從理論的借鑒到方法的選用都同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大眾傳媒等學科的研究緊密關聯。
從觀察視野來看，社會語言學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宏觀社會語言學是以社會本身作為研究起點，同時將語言作為研究不同社團組織構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微觀社會語言學是以語言研究為起點，同時將各種社會力量看作影響語言結構的基本因素
從研究方向上說，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分為理論與應用社會語言學研究，此研究方法的劃分由Trudgill首次提出。理論社會語言學關注考察語言變體和言語群體結構相關性時所采用的模式與方法，并為交際能力的討論提供一種普遍性的解釋。應用社會語言學重點研究語言使用不平等現象背后的社會和政治含義上，尤其是在法庭、醫院、學校這樣一些涉及語言使用問題的公眾生活領域。
社會語言學一般可以分為五個流派：
3.1社會方言學
社會方言學也即變異學派，其主要研究語言的變異跟社會因素之間的聯系。研究對象為受階級、職業、年齡或性別等社會因素影響所形成的方言。主要考察語言變異與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研究對象是因階級、職業、年齡、性別等社會因素所形成的社會方言。語言的變異是社會方言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會方言學的代表人物是拉波夫，特魯杰爾（Trudgill），他把這種研究稱作“純社會語言學”。變體研究是社會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內容，社會語言學家們追溯語言演變的起因及變異體擴散的機制，試圖從語言變異現象中發現歷史的語言變化規律，形成有關語言演變理論。
3.2語言社會學
語言社會學是由美國學者費什曼創立的，它的研究重點是帶有整體性和全局性的社會語言學問題，它屬于宏觀語言學的范疇，將語言現象看成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它的研究重點是解決社會所面臨的跟語言相關的問題，例如語言的規劃、發展族際通用語或者文字的規劃。它的研究方法是通過數據的搜集進行定量的研究。
3.3交際民族志學
交際民族志學是人類學家海姆斯提出的。交際民族志學是“從語言和文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語言使用的規律”。交際人種志學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對語言的運用進行描述，側重于不同的社團、組織、社區及社會中文化習俗的差別對語言的運用所帶來的特征。交際民族志學者著重于對交際事件的描寫。他們認為只有透徹分析語言使用的環境才能弄明白人們在特定環境里使用不同語言的原因。它探究人們是如何在特定的環境下進行語言行為的選擇。
3.4語言社會心理學
語言社會心理學的代表人物是蘭勃特。語言社會心理學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對社會交際中語言的使用和對語言及其變體的態度進行研究。其代表人物是蘭勃特、賈爾士及史密斯。蘭勃特采用配對實驗法發現一個語言團體對靈一個語言團體的成員的某些印象跟人們的性別及年齡、使用的方言、語言情況或社會背景有很大關系。配對實驗法是語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調查語言態度的有效方法。
3.5互動社會語言學
互動社會語言學又被稱為“交際社會語言學”。這個流派出現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它主要是采用語言學的知識去對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結果進行解釋。在早期，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局限于低層次的語言單位。后來，社會語言學家的研究范圍進行了擴展，對篇章和對話進行研究。互動社會語言學者們在研究采用的材料上使用了話語分析的一些研究方法。高夫曼、布朗、萊文森等人對話語禮貌現象的描述對互動社會語言學的建立具有巨大影響。互動社會語言學是一門新的交叉學科，它與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之間的聯系緊密。
四、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社會語言學對語言的解釋是在對語言進行描寫的基礎上進行的，所以，社會語言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歸納法，通過實際手機材料，對語言材料進行歸納總結。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也發生了變化，將研究內容及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結合，加強課題設計的科學論證，運用計量分析手段去分析實驗材料，找出言語行為的規律。祝畹瑾總結了拉博夫的方法介紹了隨機抽樣和非隨機抽樣的調查方法。此外還有一些搜集材料的方法，例如訪談法、觀察法、問卷法和實驗法。對材料進行統計的統計學方法有材料的數量化、資料的統計、相關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
五、結語
社會語言學同話語分析、篇章結構、交際策略、認知結構等方面進行結合，為語言的研究提供了跨學科研究的新視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促進了我們對語言及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作者單位：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1] 李洪靜.社會語言學研究綜述[J].大學英語（學術版）.2007（4）。
[2] Trudgill，P.Applied Sociolinguistics[M].Longman：Academic Press.1984.
[3] 武立宏.社會語言學研究綜述[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4] 楊永林.社會語言學四十年[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6）。
關鍵詞：油畫藝術創作；社會學；現實
中圖分類號：J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7-0200-01
自從藝術的誕生以來，模仿說作為西方最早的藝術創作理論，它對自古以來的藝術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文藝復興到印象主義，沒有哪一個方法比模仿更常用，也沒有哪一個理論比模仿論更能得到大眾的理解和接納。
柏拉圖認為藝術品只是概念的影子的事物，首先是理念，其次是實物，然后才是藝術，因此他們創作的藝術品也只是影子的影子。但亞里士多德卻稱，模仿是指或多或少的要比原本事物要美，模仿可以使事物呈現出它們應該是的那個樣子，模仿能夠限于事物的一般的，典型的，本質的特征。這兩種對模仿論的理解鋪陳了16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的藝術發展脈絡，古典主義和現實主義很明顯的遵守了亞里士多德的規則，在古典主義時期，藝術家的任務更多是為皇族和商人造像，強調藝術是對生活的模擬和再現，是要顯示事物的本質規律，從而幫助人們在更高的程度上認識世界。
但是，這個觀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藝術所表現的內容成為最受關注的東西，而非藝術表達的媒介和脈絡。并且，鏡子里的東西本來就是稍縱即逝變幻莫測的，越忠于現實可能也就越是對現實的背板。經典的比喻也由此顯出其吊詭的一面。
現代主義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它從柏拉圖那里找來理論支持，認為可看見的客觀事物并不真實，所謂的真實其實只在人們心中，并不需拘泥表象事物。藝術家應該做到的是并非原物再現，而是該按照事物存在帶來的感覺和感情，用主觀想象來加以表現。于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藝術的功能從漫漫長夜的中世紀只為王公貴族服務逐漸進化成涉足社會，向社會提問，以及對社會的干預。
20世紀5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的橫空出世。作為對“二戰”后歐美各種前衛思潮的總稱，后現代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打破傳統的審美范疇，打破藝術與生活的界限，對主流思潮的質疑和對少數民族邊遠地區美術以及對邊遠人群的關注，主張多元和多中心，用藝術表達多種思維方式。
就是因為這種趨勢的轉變，在藝術評論中，在現代主義之前的純粹的形式分析很容易失去藝術與社會實踐的聯系，它對于許多現代主義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特別是帶有明確人文精神和政治內涵的作品缺少有說服力的價值評判。比如，畢加索的《格爾尼卡》表達的是二戰時德軍轟炸西班牙小城格爾尼卡的事件，畢加索把一些充滿悲劇的符號和整個轟炸場面聯系在一起，受眾可以從人物、牛、馬的強烈動勢中以及畫面整個情緒氛圍感受到戰爭的痛苦和災難。作品充滿了人道主義和社會參與意識，是一幅反法西斯的紀念碑式的史詩之作。如果簡單的從形式或是風格主義的欣賞顯然無法了解隱藏在作品中的非藝術性因素。如何才能真正走入此類作品？惟一的途徑或許正如著名藝術評論家格林伯格在《前衛與粗俗》一文所言：“在我看來，有必要更切近的檢驗具體個人化的而非廣泛意義上的美學經驗和社會歷史背景之間的關系?！?/p>
同樣，在克拉克的《人類的圖像》一書中，社會學藝術史理論的地位也具有重要影響，此書的首篇章節中他概述了社會學藝術史學派的歷史任務，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藝術形式和現有的視覺表現體系、當今的藝術理論、意識形態、社會階層、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結構和進程的關系。”他認為社會學藝術史的研究也就是對傳統藝術史重新研究的過程。他認為需要了解“背景”如何變成了“前景”。例如：德國藝術家安塞姆·基弗，同他的老師約瑟夫·波伊斯一樣努力正視納粹時期的恐怖和德國歷史、文化和神話，并且希望為德國的理想主義療傷，助其復興。他渴望用繪畫來重新界定整個德國歷史與文化的發展。基弗畫作的外觀看起來似乎經歷過一場劫掠--大量厚厚的油彩和樹脂、稻草、沙子、乳膠、蟲膠、廢金屬、照片和各種各樣油膩的東西堆積在一起。然而，關于焚燒過的土地的圖象，也讓人聯想起播種之前的燒荒——對新的生長的期待。
可見，在社會學藝術史的影響下，上個世紀后半葉，藝術家的出發點逐漸轉向意識形態和社會內容，也就是說藝術的關注方面轉向社會權利結構和由此產生的有關社會，政治和心理學的問題，反對強調藝術自律性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它們告訴讀者和觀眾：藝術作品的內容，不是簡單跟隨社會主導力量的變化，而是反映藝術家對于社會現實的態度。
綜上所述，在藝術作品中對社會現象的主動介入和主觀表達有著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對社會的關注，對人民群眾，普遍的大多數的聲音轉化成某種藝術作品形式應該是作為一個藝術家當仁不讓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本文獲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12SZYQN58。
關鍵詞：社會責任會計；歷史背景；理論基礎；建議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1
美國會計學家戴維·F·林諾維新在1968年提出“社會責任會計”概念，指出社會責任會計是會計在社會學、政治科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中的應用，揭開了社會責任會計研究的序幕，隨后，法國、德國、美國等歐美發達國家也開始普及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社會責任會計的出現又使人們實現了新的跨越，傳統會計只是為微觀服務，只注意投資人和會計主體的經濟利益，社會責任會計則把人們從“狹隘”的利益中解放出來，它告訴人們，企業與周圍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應該對它為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包括資源的耗費）負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理論基礎
社會責任會計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社會化大生產既生產了大量物質財富，又生產了垃圾和污染，致使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受到嚴重的威脅。面對日益惡化的人類環境，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早就以敏銳的目光覺察到了它的危害。英國經濟學家沃德等人1970年在《只有一個地球》一書中也提出：我們要承擔保護人類環境的責任，學會明智地管理地球。此后人們相繼提出了“無破壞情況下的發展”、“生態的發展”“、連續的或持續的發展”等概念，聯合國最后選擇了“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并將其界定為：“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總之，人類必須自覺地控制自己的活動，必須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協調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20世紀年代形成的新福利經濟學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經濟思想，他們認為古典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說”為理論基礎，只強調企業個體的利益，提出企業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這是有失偏頗的。企業作為社會的經濟細胞，企業主管人員尤其是大型企業主管人員應代表社會各個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只代表本公司的利益。例如新福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庇古，他在1920年著作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了“外部效應”一詞，指出“外部效應”的內涵是：某一生產者（或消費者）的行動直接影響到另一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成本（效用），有害的外部效應稱為“外部不經濟”，有益的“外部效應”即“外部節約”。
正是這些新的福利經濟思想和“社會成本”、“社會效益”、“外部效應”“、外部不經濟性”等新概念的提出，不僅把企業的目標由“利潤最大化”推進到“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且也對20世紀70年代社會責任會計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成為它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社會責任會計的對象和性質
社會責任會計的對象就是企業或組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方面的經濟活動。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方面：（1）與環境有關的經濟活動。如污染控制治理與賠償的經濟活動（增添污染控制設備和裝置、污染檢測與監督費用，固體廢棄物的回收與處理，應付排污費等）；綠化園林活動；清潔衛生活動；保護自然資源活動；動植物檢疫活動；其他環境保護方面的活動如參加環保會議及環保知識培訓、森林保護、水土保持、沙漠化防治等活動。（2）礦產開采與保護、使用活動。如礦產開采權申請；礦產保護活動；礦產勘探活動；開采活動；礦產使用責任。（3）人力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活動。如人力教育與培訓活動；少數民族教育與雇傭；殘疾人錄用及設施購置；婦女雇傭與女干部選拔；福利設施購建；生產安全設施添置；吸收就業人員；就業人員工資及培訓；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疾病防治與健康檢查；其他有關活動。（4）公益性經濟活動。如城市公共工程建設活動；公園建設與管理活動；防洪活動、防風災活動；大江大湖治理活動（如我國的太湖治理、淮河治理等）；殘疾人利益保護活動。
社會責任會計在性質上是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結合運用，換言之它既有財務會計性質，又有管理會計地位。因為從它運用的基本方法來看，要設置必要的科目體系和報表體系來反映社會資產、社會成本、社會負債以及環境績效，這是財務會計的內容。從其目標來看，是為了保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反映和控制社會資產的目的在于加強對社會資產的管理，因此又必然要用到管理會計的預測（礦藏勘探實質上預測）、決策方法，因而它又有管理會計的性質。
三、加速推進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工作
在我國推行社會責任會計是大勢所趨，但是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核算內容還較模糊，計量方法缺乏標準，社會責任量化信息披露較少，在我國普遍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會計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
政府應在加強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上有所作為。政府應轉變觀念，為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和優良的發展環境，使企業能夠不斷生成和積累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能力。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過程中幫助減輕了政府來自于社會公眾的壓力，如減少失業、治理污染和投資公用事業等，因而政府應該對企業的社會參與行為給予認同，在制定和實施政策上向其傾斜。
應加強社會責任會計的教育由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作為會計的一個新分支，無論是它的理論基礎還是核算對象、方法均與傳統會計區別很大，一些傳統會計概念、原則、方法已不適用于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因此，會計人員進行培訓和教育顯得尤為重要。我國在這方面的人才儲備上的欠缺，從而也影響了社會責任會計在我國的應用情況。因此，建議我國高等教育在各層級會計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應相應提高對社會責任會計的重視程度，規范這一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1]廖洪.會計理論及其應用分析[M].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01.
[2]胡承德.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研究[M].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