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06 10: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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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商法;信用原則;市場經濟
要想形成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環境，法律是不可或缺的。同樣的道理，在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當中，由于存在著錯綜復雜的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為了維持整個市場的公平性，以及主體之間地位的平等性，就很有必要借助民商法來切實地予以規范。
一、信用原則的內涵
追根溯源，信用原則最初是以“善意原則”的形式出現的，是從羅馬法的古老原則之中衍生而來的。除此之外，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體系之中，也能夠找尋到信用原則的緣起。自古以來，講信用就被視為一種令人歌頌的良好品性，一位講信用的人將獲得周圍人們的極大敬意。由此可見，信用原則作為我國的根本道德原則，發揮著長遠和深刻的影響，從而這一原則被納入了民商法之中。改革開放之后，國內的經濟體制開始轉變，市場經濟的比重逐漸增加。具體到現階段的社會發展程度而言，信用原則側重于強調，在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體系之中，按照市場經濟制度互惠性來與其他主體之間展開相應的交易行為，并在簽約的過程中，也保持誠實信用的姿態，根據合同約定來切實執行相應的行為。總體而言，對于信用原則內涵的研究角度是多樣的，但無論是語義說、雙重功能說還是從其他視角來探討信用原則，都共同地體現了一點最為根本的核心含義，即信用原則會對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產生規范作用。正是這種規范作用，使得各個經濟主體能夠按照經濟交易道德來指導自身行為。
二、民商法信用原則的現實不足
信用原則固然是好的，但如果缺乏必要法律條文的強化，可能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最終使得整個經濟市場的秩序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將信用原則納入民商法之中，通過法律來強力執行，有助于構建一個誠實守信的經濟氛圍。民商法要求各個經濟主體都賦有相應的權利與義務，遵循信用原則，以此助推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就現階段的情況而言，國內民商法信用原則在現實執行過程中依舊反映出一些問題。
(一)經濟領域不規范
首先從宏觀層面來看，整個社會的經濟環境依舊體現了不成熟性，并且存在一些局部的失控因子。最常見的就是金融詐騙等違法現象的出現，這類現象的發生，從側面反映出國內的金融制度依舊存在漏洞，這些漏洞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從而造成惡性事件的發生。除此之外，在整個商品市場之中，質量問題依舊頻出，無論是對于國民生活質量，還是對于國民自身品牌的構建，都產生了極為嚴重的負面影響。由此可見，在經濟領域的這些信用缺失的問題，會造成整個社會面向的負面影響，從而對國民經濟的增長與良性發展產生阻礙。
(二)司法工作不嚴謹
除了跟信用原則密切相關的違法行為的出現之外，還有不少司法工作中的信用缺失現象。這一環節的信用缺失將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直接造成的惡果，即為法人主體資格確認的混亂。除此之外，訴訟環節的信用缺失現象，也對于法律精神的落實造成不利影響。
(三)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就現階段的民商法而言，并沒有到臻于完善的地步?？陀^而言，民商法已經對信用原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下位原則的完善依舊沒有到位。結合國內轉型的現實情況，市場經濟環境依舊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之中，尤其是信用市場的構建才剛剛起步，仍然處于探索階段，亟需進一步地完善。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健全舉措
(一)強化立法工作
構建強有力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才能夠確保信用原則的徹底貫徹落實，并營建一個秩序井然的市場環境。要想做到這一點，就有必要對民法典做進一步的完善，對相關的交易行為作出嚴格的規范，并且確保司法過程的公正，這就為構建井然的市場秩序打下了良好的基石。
(二)強化道德體系
從宏觀層面構建一個健全的道德體系是很有必要的，這不僅依賴于國民素質的提升，也與從事司法工作的相關人員的職業道德緊密相連。民事主體在進行民事行為的過程中，都應該對自身嚴格要求，嚴格遵循信用原則，以保證公平交易的持續。除此之外，反向的懲處措施也應該強有力，對于違反信用原則的主體，應該有相應的措施對其進行處理，以對其行為予以適當的警示，保證其嚴格遵循信用原則。
(三)提高失信成本
人是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傾向的，所以進一步提升失信成本，將正面督促各個主體嚴格遵循信用原則。在這一領域可以借鑒起步較早的西方國家，構建起一整套完善的征信體系，對于征信記錄不良的個體，將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不公平待遇，這就是他失信的實際成本。通過此舉嚴厲約束失信行為，共同構建一個信用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綜上所述，強化民商法的信用原則，無論是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還是對于國內經濟的持續助推，都有著積極的正向影響。通過強化立法工作與道德體系，并進一步提升失信成本，將有效助推信用原則的貫徹與滲透。
［參考文獻］
以2006年第一季度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1586億元，集體企業利潤100億元，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利潤964億元，私營企業利潤439億元。其中，國有企業的利潤從理論上是歸全民所有的，但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利潤并沒有上交，在其不能作為政府的公益性收入或作為公益性資本投入公共事業之前，我們還不能說其利潤已經由全民來分享。至于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的利潤，自然也是歸其投資者所有。由此來看，在工業增長的利潤中，只有私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利潤受益者是我國民眾中的一部分，能夠享受到增長的紅利，但它們顯然只是一小部分，絕大部分城鎮就業的職工事實上除工資以外，是享受不到增長的紅利的。工業企業如此，其他產業或行業同樣如此。
在國際經濟一體化和資本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下民眾福利的流失首先與當前的國際分工有關。由于我國的產業大部分集中在傳統工業領域，獨享超額利潤的情況很少。傳統工業領域的利潤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創新的技術或工藝拉動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則是勞動力成本的降低。由于我國企業在許多領域的技術水平與國際上都有較大差距，加之創新能力較弱,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購買發達國家的技術或設備,因此，前一個方面不僅不能形成利潤,而且由于昂貴的技術和設備購買，要增加更多的成本支出。至于勞動力成本,雖然總體上看是我國的優勢，但勞動力成本壓得越低,勞動者工資上升得越慢,其福利當然也就越小。如果我們的計算機也有自己的視窗系統，如果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處理器來替代英特爾的產品，如果我們有的企業生產的汽車在質量上能與奔馳比肩，那么，我們的職工也完全有理由同樣富有。因此，從現階段我國產業生產力的結構來看，企業的低利潤水平和勞動者社會福利較低現狀的出現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其次,從企業內部利潤分享的情況看,由于我國的大部分企業還處于傳統生產領域,總體科技含量較低，知識型企業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還很小，加之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問題，除少數知名的高科技企業外，不僅企業職工持股的情況較少，大部分技術人員也不能作為人力資本分享企業利潤，利潤的分配總體上仍然是延續傳統工業的基本模式―以物質資本為主導的模式。
再次，由于股票市場不能正常發展，企業債券市場由于信用問題規模很小，因此，企業的利潤實際上也是很少能夠由股市資本來分享的，城鎮的工薪階層還難以用將自己的儲蓄作為資本從經濟增長中分得紅利，這一問題前面已經做了分析。
最后，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在進出口貿易中，即便沒有技術因素，中國低工資水平下形成的產品與國外高工資水平下形成的產品交換也造成了中國民眾增長福利的流失。這種流失不僅僅表現為勞動力成本過于低廉，而且直接表現為由出口退稅形成的國家財政的損失。由于有了出口退稅，企業在低廉的價格下才有了一定的利潤空間，但政府財政的損失從根本上說也是民眾福利的損失。不過，我們在這里計算這種損失，并不意味著否定出口退稅的政策，因為與福利相比，就業也同樣重要，沒有就業，不用說福利，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沒有。
當然，被“世界資本”剝奪而造成福利凈流失的不僅僅是中國。即便在發達國家里，窮人、未受教育者及公共機構的藍領工人也未能幸免。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指出一點：完全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并非絕對的好辦法。社會經濟十分復雜，試圖用人為設計的完整計劃來管理社會經濟的每個方面，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很多時候，“看不見的手”比計劃更高效，社會管理成本也更低。但是，夸大“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認為社會經濟完全靠“看不見的手”就能順利運行，實際上與徹底的計劃經濟一樣，也是理想主義的天真。兩者不過是政治經濟理想主義的兩個極端。對于現實來說，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并不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關系。所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俗點說就是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并存。但是，這種并存不應該被理解為只是一個過程、過渡和階段，以為遲早要改變這種并存的局面，只有徹底改變才是所謂真正先進的經濟制度。我們應該從實踐中確信：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的并存是社會經濟公平、公正并長期保持活力和效率的必要前提。它不是過渡，而是常態。
政府花錢從哪兒來？
自古以來，稅收從來都是政權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等級制度下，國家政權與君王的私人權利重合度較高，因而沒有多少公共事業或公共事務。等級制度下的稅收受到貴族的制約，君王要辦點大事，不管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除了稅收之外，還需要依賴自己的私產。進入平民社會后，國家政權稅收的廣泛性比等級社會提高，但總量未必增加。因為在等級制度下，國王向貴族收稅，貴族再向下一級低賤者收稅，權利不能交叉。進入平民社會，由于沒有了貴族階層，國王或國家政權可以直接向每個人收稅，本質上基本等于原先貴族自己享用的稅收也交到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錢多了，主要是因為去掉了中間截留的貴族層，假設稅種、稅率沒什么變化，那么，稅額總量變化也不大，只是稅額分配變化很大。至于經濟發展帶來的稅額總量變化，在等級社會與平民社會效果是一樣的，最多是經濟發展速度快慢的不同。
等級制度下公共事務較少的現象在平民社會卻發生巨大變化。例如，等級社會不需要為低賤者提供社會基本保障，也不需要提供普及教育。等級社會惠及全民的大型公共設施也較少，甚至等級社會的戰爭規模都較小，軍費開支也不如平民社會大。因此，平民社會由于公共事務的擴大，經常會出現政府錢不夠用的狀況。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之一依然是稅收，增加稅種、調高稅率等。但是，用稅收增加政府的收入有較大的局限，增加稅種、調高稅率等常規措施都容易引起民眾的反對，恰如等級社會中貴族的反對。因此，在平民社會，政府增加收入的另一個辦法就是發債。等級社會的國王也會發債，但是發債的規模不如平民社會大。政府用債務方式增加收入，常常是寅吃卯糧，除非用通貨膨脹等辦法變相地賴掉債務。否則，很難真正地增加政府的收入。而且，政府發債還有較大的風險。
政府發債雖然有透支未來的嫌疑，但也不必一概否定。例如，當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借債可以用來有效地開發，提高創造財富的水平。因此，借債用于創造財富的生產基本上是有益的。如果政府借債用于消耗性花費，那是很危險的。但不管怎么說，政府發債都應該有一個度。然而，政府發債的真正風險還有其他。政府發債就意味著政府成為債務人，要對債權人負責。那么，債權人是誰？如果發外債，外國便是債權人，這一風險不僅僅只是經濟上的，而且能包括政治和國家安全方面，隨時都應該警惕。即便對國內發債，也應該考慮一個問題：誰是政府的債權人？當政府債券以較小的數額、較廣的范圍發給廣大普通民眾時，數量眾多的普通民眾便是政府的債權人。這一現象便應驗了“政府是公仆”、政府要“為人民服務”的主張。如果政府債務只是發給少數金融機構、資本家、有錢人，雖然發債的成本可能低一些，但是，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就成為富裕階層的仆人。
政府的收入還有一些是行政收費、司法罰款，還有政府財產的出租、有償使用等。一般來說，稅收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收入比重如果太大，對于社會經濟等方面會造成不利的影響?，F在一些發達國家，政府發債所占的比例很大，甚至已經有超過其還債能力的嫌疑。這是當今世界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還有一些國家各種收費、罰款太多，不僅影響經濟運行，而且會引發民眾的不滿。當然，有些西方發達國家經常用免稅政策拉選票，實際上使用印鈔票的方式來借債。從其本意上說，還是有借錢用于創造財富的影子。但是，金融制度錢生錢的游戲太方便，借來的錢未必能真正促進創造真實財富，只好用借來的錢通過金融手段達到掠奪別人財富的目的。這種狀況非常類似于西方國家政府發戰爭債券。它不以創造財富為目的，反而是毀滅。但是，一旦戰勝便可以大肆掠奪。本文不討論這一話題，點到為止。
中國最早有國企
一個政府的財政收入除了上述幾項外，還有一項就是國有企業。它是政府直接從事的經營行為。從歷史上說，國有企業也有淵源。等級制度下，君王所需要的花費靠稅收未必能完全滿足，很多要靠君王的私產。當社會形態改變時，等級社會變為平民社會，原先君王的私產性質就可能發生改變時。這一改變最早的事例發生在中國西漢時期。商鞅變法將耕地分給普通人，秦國得以強大。但是，山川湖海并沒有像土地一樣分給眾人。秦滅之后，西漢基本延續了秦朝的制度，經濟上分為兩塊。一是大司農，主管全國的田賦，類似與廣大農民有關的稅收。該收入用于國家公共開銷。二是少府，主管山川湖海的收入。該收入屬于皇室。到了漢武帝時，少府主管的山川湖海的收入大增，大司農的收入不夠國家開銷，漢武帝便將少府的收入歸于大司農，此后便有了著名的鹽鐵政策?！胞}鐵”成為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最初的開始，并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2000多年。這種情況在歐洲歷史上很晚才發生。例如，英國中世紀時有“皇家森林法院”。它主管的就是皇家森林，普通人要到皇家森林打獵或尋求其他經濟收入，必須給“皇家森林法院”交錢，否則將被判罪。而這部分收入就屬于英國王室，而非國庫。殖民地時代，英國王室頒發開發美洲的許可證、投資海盜船隊、在東印度公司擁有股份，其收入都屬于王室而非國庫。英國最早的國營企業大約20世紀初開始出現，例如倫敦港灣局、中央發電局等，后來還有英國廣播公司。有些學者刻意強調“國營”和“公營”的差別，的確有差別，本文對此不展開討論。至少有一點，它們都不是私營的。
商鞅廢除井田制，將耕地分給民眾并允許買賣后，國有企業主要針對山川湖海的經營項目，從中國古代的鹽鐵，到英國近代的發電、礦山等都如此。這是因為在股票制度成熟之前，山川湖海很難像耕地一樣分給民眾，從而保證財產相對平等下的充分競爭。山川湖海，例如礦山，由于其財產性質的特殊性，容易形成壟斷，造成嚴重的財富不均。因此，在中國和西方的歷史上，兩者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中國的做法就是將這些不容易實現產權分配（一次分配）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并由政府將其產生的收入做二次分配。而西方進入資本主義這一平民社會的初級階段后，基本不關注財富的一次分配問題，從而形成高度壟斷。政府只能有限地做一些二次分配。當然，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平民社會的逐步成熟，西方國家對于二次分配也日益重視，但還是沒有像中國古代政府那樣關注一次分配?，F在有人把一次分配簡單理解為雇傭關系中的薪水，是很狹隘的。社會財富真正的一次分配應該是對生產資料，即對于那些能夠創造真實財富的生產資料，例如耕地，在全社會實現相對公平的分配，而非地主提高雇工的待遇。
全社會都實行公有制，是西方部分思想家針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重視財富一次分配反其道而行之的構思。它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古代山川湖海歸政府所有和經營的做法比較接近，但過于擴大化，擴大到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在中國歷史上，像王安石那樣試圖大力擴展政府經營對象的做法，還沒有達到全社會都實行公有制的程度，在長達800多年的時間里始終遭到古代社會的批評，某種程度上就是中國古代自由市場經濟思想的體現。但是，如果走向另一個極端，全然不要國有經濟，只讓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到極致，對社會也是不利的。因此，中國古代經濟制度長期以來都保持著一種中庸：自由市場經濟與國有經濟并存。不同的時代，兩者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始終存在。對于今天來說，我們應該避免在私有制、公有制兩個極端之間跳躍，也不該認為那是西方的先進思想，而應該認真審視一下中國自己的歷史，看看國有經濟為何要存在？它在中國歷史上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對于今天依然是有意義的。
國有經濟功能多
國有經濟的第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穩定地提供保障，尤其是在像戰爭這種特殊情況下。例如，宋朝的軍工主要由國有經濟實現保障，包括武器、軍服、鎧甲、糧草、軍馬、通信等，其中也不乏國家主導、民眾私人參與的情況。戰爭耗費的財富往往驚人，如果沒有國有經濟，一個國家不得不面對戰爭時，就會底氣不足。西方歷史上，國家的戰爭行為很多時候不能靠政府自己的財力支撐，不得不借債。有些向普通民眾發戰爭債券，有些則向金融資本舉債。這樣的戰爭不論國家輸贏，最終得利的都是放貸的金融家，甚至使國家和政府的獨立性受到嚴重影響，成為金融的附庸。因此，像軍工這樣的關鍵領域保有國有經濟成分是必要的。宋朝因為長期面臨戰爭狀態，使得這一領域的國有經濟程度較高。今天，和平是主基調，軍工領域國有經濟的程度可以有所調整，但核心部分還是應該掌握在國有經濟、國有企業中。
國有經濟另一個重要作用是經濟穩定。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常平倉制度。上個世紀30年代后，由于美國的倡導和推行，類似古代常平倉制度被稱為“國家糧食儲備制度”。雖然兩者有較大的共通之處，但還有本質的差別。常平倉制度簡單說就是：糧食豐收的時候，由于糧價便宜，農民利益會受損，政府便以高出市場的價格收購糧食，以保證農民利益；糧食歉收的時候，糧價上漲，人們的負擔會加重，政府便以低于市場的價格賣出糧食。在特殊境況下，例如遭災政府將無償開倉放糧。這個行為其實違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律，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常平倉制度簡直就是傻瓜。但是，這一國有經濟的真正目的就在于穩定，而非經濟利益。這是今天的國有經濟應該考慮的一個方面。僅從“民以食為天”的角度來說，古代常平倉與現代“國家糧食儲備制度”有較大的相同之處。但是，古代常平倉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是現代“國家糧食儲備制度”所不具備的，即金融穩定。貨幣是經濟的標尺，如果貨幣經常發生變化，經濟也會不穩定。中國古代以賤金屬貨幣為主，與歐洲歷史上以貴金屬為貨幣相比，最大的好處之一是貨幣量比較充分，能夠適應商品日益豐富的經濟發展。但是，賤金屬貨幣，如銅、鐵，由于具有較大的實用價值，容易導致賤金屬貨幣量的不穩定。因此，以常平倉的糧食儲備來穩定糧價，由于糧食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因此，糧價的穩定對于物價的穩定，乃至于對于社會的穩定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在金銀本位貨幣之外，起到了實物性信用貨幣的作用。
國有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是抑制壟斷。自由市場經濟的確有它的好處，但也有壞處，例如，容易產生私人壟斷。西方國家對此常采用“反托拉斯法”、“反壟斷法”等法律手段，但不能絕對有效，否則也不會多次出現針對微軟的反壟斷調查。抑制壟斷除了法律手段外，還可以用經濟手段，其中國有經濟可以起到較大的作用。例如，有些城市把公共交通做市場化運行，結果出現了私人壟斷，給社會和民眾造成不便。對于這種情況，其實也沒必要拘泥于國營、私營兩個極端，采取折中的做法，既能保障民眾的基本需求，又能有恰當的競爭，以體現活力。
與國有經濟可以抑制壟斷相關的話題是：如果國有經濟自己成為壟斷，是否合理？我認為國有經濟在某些領域的壟斷是應該的，例如涉及國家安全的特殊領域，或者涉及重大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其實，只要明確一點：所有國家壟斷領域的收益、效益等，都服務于全民利益，這樣的國有壟斷也無可厚非。對于這樣一個觀點，同時還應該說明，如果這種觀念被隨意擴大化，也是有問題的。擴大化到頭，便是整個社會都實行公有制。比較合理的狀況應該是：某些領域實行國有壟斷；某些領域國有經濟存在，但不追求壟斷地位；某些領域完全交給市場去自由競爭。然而，我們很難將這個描述明確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行業或領域。因為，隨著時展、科技進步，各行業領域都會發生變化。其典型就是，戰爭時期很多領域都成為國有，或者圍繞國家政策而服務，而在和平時期其中的很多國有化是不必要的。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農民工；國際經驗
作者簡介：朱信凱（1974-），男，山東蓬萊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農戶消費理論與政策。
一、農民市民化的國際模式描述
我們主要考察較為典型的以英國為代表的強制性非農化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遷移的非農化轉移模式，以及以日本為代表的"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非農化模式。
（一）英國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英國城鄉關系的轉變速度明顯超越了同時期的其它歐洲國家。11世紀至15世紀是其城鄉關系演變的初期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城鄉聯系松散，國民經濟以農業為主，但是農民存在兼業行為。至14世紀初，倫敦的羊毛出口已占全國總額的三分之一，進口酒類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5世紀，首都倫敦已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城鄉關系演變中期階段是指15世紀至18世紀，期間城鄉之間人口的流動加深了城鄉之間的聯系，這些來到城市的鄉村移民就像一條紐帶，把城市的工商業組織與鄉村的新興工業聯系在了一起。城鄉關系演變的后期階段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開始于18世紀7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一直發展到19世紀40年代。
它不僅促進了英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引起了英國社會的全面變革，進入成熟的高度工業化階段，城鄉關系的緊密程度進一步加大[1].
英國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過程最早開始于11-12世紀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這是世界上出現的第一次農村人口向城市持續轉移的浪潮。這一時期遷移的對象主要是窮人，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存，距離也比較長。在15-17世紀，英國又出現了第二次勞動力快速向城市轉移的浪潮。
這一時期遷移的對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遷移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前途和獲得豐富的生活資料，遷移的距離較短。但是，英國勞動力流動最穩定、規模最大的時期是從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開始的。因為此前的兩階段雖然勞動力轉移規模比較大，但到工業革命前的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農業人口仍占總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業革命后的19世紀中葉，英國的農業人口急劇下降到總人口的25%，而這正是圈地運動的直接結果。所以，從轉移的模式來看，英國農村人口非農化主要是選擇了以圈地運動為代表的以暴力為核心內容的強制性轉移模式。英國城鎮非農產業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也是通過暴力的方式從本國農村強制性轉移出去的[2].當然，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義國家，因而，殖民地國家也就成為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所以，英國非農化的進程在依賴于國內市場的同時，也得益于出口市場的規模和效率。
（二）美國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美國農村人口的非農化是走了一條以自由遷移為主的與英國截然不同的道路。1870年之前，美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3/4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鄉村社會是美國社會的主要特征。1870年以后，英國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成果隨著移民浪潮大量轉移到美國，使美國開始了以電力、鋼鐵等先導產業為主的工業革命，把工業建立在很高的起點上，并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起飛。工業化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城市勞動力的稀缺，進一步吸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從而形成了"棘輪效應"，使城鎮化的步伐不斷加快[3].同時，工業化推動了近代交通的迅速發展，有力地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并推動了大城市的崛起。
此外，工業化還推動了農業機械化程度的迅速提高，農業的發展不僅為城鎮化提供了足夠的食物，而且使大批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城鎮化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上述三方面的合力導致了19世紀末期在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浪潮。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指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流動。據1890年統計，賓夕法尼亞、新澤西、紐約、康涅狄格、弗蒙特和新罕布什爾各地的鄉村人口分別在20年間減少了2/5、1/4、5/6、3/5、3/4和2/3.1920年，美國城市人口由1870年的990萬人增加到5430萬人，城鎮化水平達到了51.2%，基本實現了城鎮化。
從時間上看，美國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僅用了50年。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而社會組織和管理手段不可能隨之發生相應改變，從而導致了大量諸如"交通擁擠和住房緊張、社會不穩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從而又推動了美國郊區化和小城鎮化的過程。
（三）日本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日本是一個山地多、耕地少、土地貧瘠、資源缺乏，但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1947年，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屬于典型的"傳統型"產業結構國家。此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急劇下降，1955年為40.2%，1975年為13.9%，1998年為5.2%.日本農村人口非農化是發達國家農民市民化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政府針對本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的特點，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行了有效干預，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歐美的"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道路[4].日本農村勞動力能夠順利轉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業容量較大的非農產業和人口條件。以工業地區主導產業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就業機會的擴大是其根本原因。同時，1945以后的近10年間，日本異乎尋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這使其有效避開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減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難度。
其次，迅速發展的工業大量吸收了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剩余勞動力。1960年至1969年的10年間，日本的機械工業增長了5倍，鋼鐵工業增長了3.2倍，化學工業增長了2.6倍。工業的不斷擴張，為農業富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致使一段時間內出現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
1968年，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年工業需要吸納的勞動力是初中畢業生117.9萬人，高中畢業生441.8萬人，而求職者分別只有24.6萬人和77.5萬人，從而有力推動了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從1960年到1968年，日本農業勞動力由1228萬人下降為878萬人。
再次，日本政府在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61年，政府制定了《農業基本法》和《農業現代化資金籌措法》。規定在10年內要將農村中農戶總數的60%轉移到非農領域，同29政策研究農民市民化的國際經驗及對我國農民工問題的啟示？1995-2005TsinghuaTongfang Optical Disc Co.，Ltd.All rights reserved.時由國家貼息向農戶提供長期貸款，促使農業現代化，改變原有農業結構。這一措施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使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7.1%下降到1970年的25.6%.此后，日本政府又利用"農協"組織，引導農業生產形式向"龍頭企業+基地"、"農協（市場）+基地"轉變，使農業逐步融入工業循環的大體系之中。
二、農民市民化進程的中外比較與分析
在以上總結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將當前我國農民工問題產生的背景、條件及現狀與國外，尤其是農村人口非農化較為成功的國家相對比，試圖找出兩者之間的差距與區別，為合理確定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戰略，促進農民工問題的合理解決提供突破口。
（一）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的同步性差異
城市化源于工業革命，與工業化同步。農民市民化是農村人口轉移為城鎮人口的過程。
城市工業生產的發展需要勞動力，形成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同時，工業化帶動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量產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需要向城市轉移，形成所謂"推力".因此，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與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向城市轉移的過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工業化是農民脫離農村的加速器，工業化直接推動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集中，而且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轉移幾乎是同步的。
與英美等工業化早發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起步時間卻明顯滯后于工業化，走了一條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脫節、不同步的道路[5]（如圖1）。建國以后，我國長期實行了依靠農業積累支撐城市高速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引起農業的衰退和農村商品經濟的萎縮，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工農業比例關系遭到破壞，工業和農業的自然聯結人為地割斷了，城鄉形成差別懸殊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工業化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圍內獨立運行，而沒有帶動農村的繁榮，工業化創造的成果沒有改善城鄉之間的關系。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面造成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積壓，一旦將制約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閘門開啟，如潮般的農村勞動力會像井噴一樣釋放出來，并將形成一種非常規的轉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化、工業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的不同步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與沖突也會比較突出地表現出來。
（二）農民非農化內生機制的差異性
無論是資金還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都需要大量勞動力，尤其是在發展之初，更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當城市新增勞動力無法滿足其自身擴張需要時，就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強烈的吸力。另外，作為大量人口聚集地的城市所能夠提供的功能和服務是遠非農村所能及的，從方便與舒適的物質生活的角度來看，對農村勞動力也構成了強大的吸力，這是推動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第一動力。美國和日本是依靠城市工業化擴張的強大吸力完成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國家。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初（以下均指20世紀），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出于戰爭需要，美國向日本發放大量軍事訂單，這一偶然機會，刺激了日本投資、興辦企業的，從而使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從923萬人增至1538萬人，第三產業也大規模擴張，大量吸收農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還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與此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道路卻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城市化進程的相對緩慢造成現有城市容納農村勞動力的容積不足，另一方面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較低的比較利益又迫使農村勞動力不得不尋求生存和發展的道路[6].一方面吸力不足，一方面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求出路，從而造成了我國特有的擠壓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也造就了具有多元性的農民工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
（三）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差異性
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沒有同步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半工半農性質的獨特的社會群體。對于大多數歐美國家來講，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時，一般不存在許多限制，英國甚至采用了暴力的方式強行剝離農民與土地的所有關系，將農民直接轉化為市民。
當然，這一過程是痛苦和充滿血腥的。德國、美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的過程相對于英國多了幾分溫柔和緩沖，但也沒有出現農民工的現象，農民都是比較直接和快速地轉化為了城市人口[7].而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卻受到諸多限制，從戶籍管理制度到社會歧視等非制度性限制，幾道閘門將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徹底隔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農村人口非農化的條件才逐步放寬，但就目前來講，轉向非農業的1億多農村人口，多半只是一種職業的轉移，并沒有實現地域性的遷徙和農民身份的徹底變更。
人口從鄉到城，經歷了一個離土不離鄉，若即若離的階段，并向離土又離鄉，完全成為市民的方向轉變。從有利的方面來說，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并為我們制定一系列社會政策贏得了時間，有利于城市和鄉村有充分的時間適應人口流動這一重大要素的變動。不利的方面表現在，城市化的進程緩慢，農民身份躍遷的時限較長，以致對引發投資、促進消費、加速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化起著消蝕作用。
三、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
通過中外農民市民化道路的比較與分析，我們發現，農民非農化與城市化的非同步性、農民非農化內生機制的差異性以及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差異性是導致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就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我們通過對全國11個省的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較低的農民素質與不斷減弱的縣域經濟承載力、制度缺失與不斷強化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拉力以及社會歧視與過高的勞動力轉移成本是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
（一）較低的農民素質與不斷減弱的縣域經濟承載力
進城農民素質較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這與我國農民非農化與城市化的不同步性不無關系。通過文化素質我們可以就此問題做出一個基本的判斷：根據問卷，外出文盲勞動力占1.3%，小學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19.2%，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57.8%，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15.8%，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占5.9%.而且，這些勞動力中高達80%以上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專業技能培訓。由于文化素質低，又不具備專業技能，使得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空間狹小，只能選擇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這些崗位就業競爭激烈，工資水平低下。從問卷調查的情況來看，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農業的勞動力占返回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1%，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這一問題。
國際經驗表明，縣域經濟是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力軍[8].但近年來，我國縣域經濟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承載力卻在明顯減弱，如表1所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3年從縣級市、建制鎮及鄉鎮地域非農企業返回農業的農村勞動力占了全部返回勞動力的一半。
利用抽樣調查得到的數據，這一比例還要高得多。縣域經濟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減弱，使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轉移模式發生轉變，"離土離鄉"的農民逐年增多。
這一轉變不僅催生了我國每年春節波瀾壯闊的人口大遷移浪潮，使得我國的交通運輸系統不堪重負，而且，也加大了農村勞動力自身的轉移成本。
（二）制度缺失與不斷強化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拉力
威廉·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特點是二元的，即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并存。農業部門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負數。工業部門正處于擴張過程中，勞動邊際生產率顯著高于農業，按照工資最高水平等于勞動邊際產品的原理，工業工資顯著高于農業，這一差異的存在，使農業部門對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具有完全彈性。這是一種邏輯上講得通的極限理論，雖然由此推導出來的只能是"劉易斯陷阱"，但擴張的工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卻在一定程度上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單純的市場拉力并非能順利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體制上的缺位和政策上的偏向，使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在面臨城市擴張拉力的情況下失去了諸多平等發展和就業的機會[9-11].
問卷調查數據顯示，當前農民對包括土地制度、教育體制、戶籍制度、農業保險、醫療保障等主要相關政策的滿意度是很低的，總體的平均滿意水平才只有44.2%（見表2）。
具體表現為：首先，土地流轉機制不活造成當前農民不得不根據農業生產季節性的特點邊打工邊種田，從而造成了農村勞動力散兵游勇式無序流動。其次，在國家現行的管理體制中，至今仍沒有一個健全的機構來具體管理指導農村勞動力就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管理指導的主要是城鎮居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而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只能依靠其自身微弱的力量。
第三，現行戶籍管理體制嚴重剝奪了農村勞動力在更廣闊空間的就業機會。雖然在許多地方戶籍制度已經松動，但傳統制度所遺留的各種弊端，再加上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農民進城務工的大門并沒有真正完全打開，城鄉壁壘并沒有真正完全打破。第四，在農村除了"五保"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外，不管是從事農業的農民，還是外出務工人員，都嚴重缺乏基本的、應有的社會和勞動保障措施，從而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13].
（三）社會歧視與過高的勞動力轉移成本
現代勞動經濟學認為，當雇主為既定生產率特征所支付的價格依據人口群體的不同而表現出系統性差別的時候，就可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歧視，具體反映為職業選擇受到直接的限制或既定人力資本獲得較低的報酬。社會問題經濟學認為，歧視是指相同的人（事）被不平等地對待或不同的人（事）受到同等的對待。歧視包括勞動力市場歧視和非市場歧視（社會歧視、教育歧視）。
而歧視的根源則來自于市場的不完美（不完備的知識、資源的非流動性、不完全競爭）和人類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視偏好）。西方國家受歧視的對象主要是種族和性別，我國被歧視的對象主要是基于城鄉差別、出身于農村的農民和女性。近年來，國內學者們呼吁給予農民"國民待遇"，是農民受歧視的明證。而每年成千上萬轉移到城市務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所受到的工資歧視、雇用歧視、職業歧視則是農民工就業歧視的集中反映，也是所有農民受歧視的縮影[14].我國農民工的就業歧視主要由兩方面原因形成：一是市場失靈和個人偏見導致對農民工的工資歧視；二是長久以來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制度和政策導致對農民工的雇用歧視和職業歧視。后者對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形成具有實質性和根本性的影響。
經濟學意義上，成本是和收益相聯系的概念，指獲得收益的代價。選擇外出務工是農民做出的關于如何利用自身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決策行為，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民工，同樣要考慮成本和收益，以做出使其務工收益最大化的決策[15].農民外出就業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等。
表3是我們參考河南省農調隊課題組的統計方法，利用問卷調查資料所得到的關于被調查農民工的成本收益表[15].它向我們透視出，在社會歧視的巨大壓力下，57.3%的凈收益率使千百萬農民工依然義無反顧，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沖破重重障礙，積極尋求外出就業機會。但農民工外出的經濟成本卻是巨大的。一方面既要增加在外地的花費，同時又要放棄在家鄉獲得收入的機會，總成本高達5793.2元（其中：直接成本3661.5元，機會成本2131.7元），所以，巨大社會歧視下的較高的就業成本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
四、我國實現農民市民化的對策建議
綜上所述，針對我國現實國情，確立以政府為引導，以農民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多元城鎮化發展為依托，以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為制度保障，通過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城鄉一體化、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等勞動力大容量轉移的政策方針，是積極、穩妥、有序地實現農民市民化的戰略保障。
（一）政府作為是農民工能否發揮社會"穩定器"作用的前提
農民工雖然是一支較不穩定但數量龐大的社會群體，極易產生較棘手的社會問題，但同時也可以發揮社會"穩定器"的作用，這需要以各種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前提，只有通過制度建設有效地保障了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才能發揮其社會"穩定器"的作用，才能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才能推進我國的城市化建設[16].所以，農民工拉動社會經濟發展力量的正負取決于政府的是否作為以及如何作為。此外，農民工是一個歷史的階段性的過程，是當前農民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成果，緩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手段。農民工問題對于政府來講是階段性陣痛，幾十年后，我國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結構性穩定地釋放到大、中、小城市（鎮）后，農民工就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勞動工人），所以，對于政府來講，應該看清這個趨勢，順應歷史潮流，從一開始就盡可能地給農民工以平等的市民權利，以盡量縮短農民城市化的過程。
（二）消除障礙性制度，加速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社會進程
農民工融入城市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就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農民工要達到與城市的實質性融合，還存在諸多困難和障礙。從表象上看，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最直接的阻礙是戶籍制度，它造成了農民工身份、職業和角色的分離。
但從更深層次看，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會歧視也阻礙了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認同和靠攏，這種社會歧視不僅來自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群體，有些甚至是政府以文件形式規定下來，從而轉化為區域制度性歧視[17-18].對于政府而言，只有積極主動消解障礙性制度，為人口自由流動創造條件，才能促進和加速勞動力轉移進程。
（三）形成"推-拉"機制，促進人口合理、良性流動
大力發展工業化，拉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建立完整的人口流動的"推-拉"機制，對于我國完成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具有決定意義。大多城市化較為成功的西方國家也都是工業化先行的國家，農民離農主要是受到城市（鎮）強大的吸引力所致。在這些國家，工業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現代化、現代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等重大因素之間都是相互依賴、互為推動，最終邁向現代化。而我國農民非農化比較典型的是農村對勞動力的擠壓式轉移。農民僅僅是被農業"推出"土地，但他們"離土不離鄉"不會成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會成為穩定的城市人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僅完成一半。所以必須有較完善的工業化、城市化體系吸引他們，形成完整的"推-拉"機制，走出農村的農民才有可能從地理空間的變化，轉向生存方式和社會身份的變化，成為真正的市民。
（四）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緩解城市化與工業化壓力
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不同步性，決定了在城市現代化大工業沒有建立時，應當大力發展鄉村工業，以緩解勞動力向城市超快轉移造成的就業壓力，為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準備條件。
工業化時常落后于城市化，這樣，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尋求不到足夠的就業崗位而無法實現充分就業，導致失業率上升，甚至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工業化發展速度超過城市化，勞動力資源不足也會限制經濟高速、良性發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化發展進程。當前，我國城市化正處于關鍵階段，大江南北涌動的"民工潮"表明工業發展已經落后于城市化，解決不好就會帶來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英國政府扶持農民發展鄉村工業為我們提供了借鑒。而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國各地涌現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膠東模式"等遍地開花，在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同數百年前英國的"原工業"有異曲同工之美。所以，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會改寫農村"以農為本，以糧為綱"的歷史，還預示了一個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化的嶄新前景。
（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城市化的社會成本。
建立健全適合我國城市化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及妥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對待人口流動的態度對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影響。
我國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在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后沒有自然地退出歷史舞臺，從而限制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此外，在只有簡單救濟與安撫政策基礎上的暴力剝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英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進程。所以，政府的強制干預應當建立在尊重經濟規律基礎上。
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鎮，城市經濟難以吸納眾多就業人員的情況下，政府應當建立失業救濟、養老保險、勞動技能培訓和醫療服務等一系列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農村移民過多對城市經濟造成的沖擊，從而減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負面效應，將城市化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轉貼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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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民經濟 科學發展 民生理念
新時期，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理念，又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順應各族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國民經濟緊緊抓住發展和民生兩大主題，在又好又快發展中，特別重視社會建設和民生問題，豐富和突顯了科學發展的民生理念。
經濟發展根本目的上：突出“民富”和“共富”
近年來，國民經濟堅持“又好又快”發展的理念，在經濟總量增加、經濟穩定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下，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但社會財富分配中存在的兩大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一是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和企業分配偏多，居民分配偏少。據國家統計數據，2005～2009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17.11%提高到2009年的20.12%，而城鄉居民總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44.97％逐步下降為2009年的42.15％?？梢?，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呈逐年下降之勢。在國家、企業、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和企業分配偏多、城鄉居民分配偏少的局面沒有改變。
二是社會群體間收入分配差距懸殊。首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6～2009年間的城鄉居民收入之比仍呈上升之勢，始終在3.2倍以上波動上升，比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2.5倍左右有顯著攀升。雖然，2010年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人均純收入年增長率達14.9%，然而，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5919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19109元，城鎮居民收入為農村居民收入的近3.23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狀況仍沒有明顯改變。其次，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懸殊。統計數據顯示，城鎮居民高收入戶收入是低收入戶收入的3.5倍左右（如果將那些無法統計的不規范收入計算在內，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會更大），農村居民高收入戶收入是低收入戶收入的7倍以上，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內部不同等級收入戶的收入差距顯著。數據表明，目前城鄉和社會各階層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縮小收入差距的任務還十分艱巨。
民富、共富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國富民窮”、收入分配懸殊都不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及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根本目的。新時期，要基于民富共富是目的、國富是手段的關系，致力于促進由國富向民富和共富轉變，通過健全收入分配調節體系和調整國家、企業、個人間的分配關系，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讓經濟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這就將國富與民富、共富目標統一起來，將增加國民經濟總量與“還富于民”和共同富裕結合起來，將重視財富分配提高到與國民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藏富于民”和共同富裕的理想。
經濟發展速度上：突顯民生方向和民生基礎
國富是民富和共同富裕的基礎，增加經濟總量、保持國民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仍是硬道理。解決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但發展太快會使經濟面臨巨大風險，發展太慢就等于沒有發展，一時發展既不利于化解現實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還可能激化這些矛盾。在這里，適度的快速度對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鑒于當前國民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經濟過熱以及就業壓力較大的實際，未來5年，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調低為7%，比前幾年為防止經濟過熱和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所提出7.5%的年均增速減了0.5%，比近幾年11%的實際增速低了4%。新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目標速度的變化，反映了我國力轉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態勢、協調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健全收入分配格局、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決心。但與此同時，在我國目前經濟總量進一步增加、經濟發展基數增大的情況下，7%仍然是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這既有繼續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的考慮，又有滿足擴大就業需求的思考，還有對分配物質基礎的考量。總之，國民經濟年均增長速度的變化，突出了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好”與“快”的統一，既明確了民生方向，又強調了民生的物質基礎，突顯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經濟發展結構上：突顯促增長、保民生
經濟結構是國家經濟的核心和根本。從我國經濟運行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分配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等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成為約束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瓶頸。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必須優化經濟結構。
近年來，我國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雖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投資仍是經濟增長的第一拉動力，服務業產值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單位產值的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差距仍然較大。①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對調整經濟結構形成的巨大壓力，要順應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要求，繼續以調整經濟結構作為主攻方向，致力于分配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投資、出口、消費協調拉動轉變，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向依靠科學技術、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
新時期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重要任務，既著眼于增強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內生動力，又著眼于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既著眼于調結構、促轉型、增后勁，又著眼于保增長、保穩定、保民生，其民生主題是非常鮮明的。
經濟協調發展和成果共享途徑上：切實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基本公共服務具有多重經濟效應。它不僅影響當前生產，而且制約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潛力；不僅影響收入分配結果和收入水平提高，而且制約消費水平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數?；竟卜盏亩喾N經濟效應使之與增加經濟總量、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縮小收入差距、實現民富和共富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民生狀況改善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協調區域和城鄉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以及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必由之路。
通過不斷努力，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取得了巨大成效：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施，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實現了全覆蓋，失業、醫療、養老等基本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公共就業服務和保障性住房供給能力不斷增強，基本實現縣縣有文化館圖書館、鄉鄉有綜合文化站，廣播電視覆蓋全部行政村和20戶以上已通電的自然村。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仍存在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城鄉和區域之間差異巨大、困難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基本公共服務權益還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等問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需付出巨大努力。
順應經濟發展和促進民生改善的要求，新時期應聚焦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完善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制度安排，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責，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努力創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式，從經濟協調發展和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途徑上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經濟發展方式上：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經濟發展方式不僅作用于短期經濟發展，而且嚴重制約著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當前重大民生目標實現。雖然我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經濟發展方式并未根本轉變，資源環境壓力巨大、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科學技術創新能力不強、收入差距懸殊、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數量龐大、農村基礎薄弱和發展滯后、內需嚴重不足等問題，使國民經濟仍面臨轉變發展方式的嚴峻挑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改革發展的攻堅期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順應基本國情和新的世界形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緊迫而又重大的戰略任務。要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努力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進展。
新時期要明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經濟發展的主線和主攻方向，緊緊圍繞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兩大主題，將經濟發展動力置于擴大內需、創新科技和深化改革開放上，把轉變發展方式的著力點放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上，既努力解決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和增強競爭力問題，又努力縮小收入差距、擴大第三產業比重、實現人與環境統一，從而突出經濟發展的協調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突顯國富、民富和共富的物質基礎，彰顯民富和共富的民生理念。（作者單位：四川農業大學政治學院）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農民工；國際經驗
作者簡介：朱信凱（1974-），男，山東蓬萊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農戶消費理論與政策。
一、農民市民化的國際模式描述
我們主要考察較為典型的以英國為代表的強制性非農化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遷移的非農化轉移模式，以及以日本為代表的"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非農化模式。
（一）英國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英國城鄉關系的轉變速度明顯超越了同時期的其它歐洲國家。11世紀至15世紀是其城鄉關系演變的初期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城鄉聯系松散，國民經濟以農業為主，但是農民存在兼業行為。至14世紀初，倫敦的羊毛出口已占全國總額的三分之一，進口酒類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5世紀，首都倫敦已成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城鄉關系演變中期階段是指15世紀至18世紀，期間城鄉之間人口的流動加深了城鄉之間的聯系，這些來到城市的鄉村移民就像一條紐帶，把城市的工商業組織與鄉村的新興工業聯系在了一起。城鄉關系演變的后期階段是18世紀工業革命以后，開始于18世紀7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一直發展到19世紀40年代。
它不僅促進了英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引起了英國社會的全面變革，進入成熟的高度工業化階段，城鄉關系的緊密程度進一步加大[1].
英國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過程最早開始于11-12世紀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這是世界上出現的第一次農村人口向城市持續轉移的浪潮。這一時期遷移的對象主要是窮人，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存，距離也比較長。在15-17世紀，英國又出現了第二次勞動力快速向城市轉移的浪潮。
這一時期遷移的對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遷移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前途和獲得豐富的生活資料，遷移的距離較短。但是，英國勞動力流動最穩定、規模最大的時期是從18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開始的。因為此前的兩階段雖然勞動力轉移規模比較大，但到工業革命前的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農業人口仍占總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業革命后的19世紀中葉，英國的農業人口急劇下降到總人口的25%，而這正是圈地運動的直接結果。所以，從轉移的模式來看，英國農村人口非農化主要是選擇了以圈地運動為代表的以暴力為核心內容的強制性轉移模式。英國城鎮非農產業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也是通過暴力的方式從本國農村強制性轉移出去的.當然，英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義國家，因而，殖民地國家也就成為英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入地之一，所以，英國非農化的進程在依賴于國內市場的同時，也得益于出口市場的規模和效率。
（二）美國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美國農村人口的非農化是走了一條以自由遷移為主的與英國截然不同的道路。1870年之前，美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3/4的人口生活在農村，鄉村社會是美國社會的主要特征。1870年以后，英國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成果隨著移民浪潮大量轉移到美國，使美國開始了以電力、鋼鐵等先導產業為主的工業革命，把工業建立在很高的起點上，并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起飛。工業化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城市勞動力的稀缺，進一步吸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從而形成了"棘輪效應"，使城鎮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同時，工業化推動了近代交通的迅速發展，有力地加速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并推動了大城市的崛起。
此外，工業化還推動了農業機械化程度的迅速提高，農業的發展不僅為城鎮化提供了足夠的食物，而且使大批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城鎮化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上述三方面的合力導致了19世紀末期在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浪潮。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指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流動。據1890年統計，賓夕法尼亞、新澤西、紐約、康涅狄格、弗蒙特和新罕布什爾各地的鄉村人口分別在20年間減少了2/5、1/4、5/6、3/5、3/4和2/3.1920年，美國城市人口由1870年的990萬人增加到5430萬人，城鎮化水平達到了51.2%，基本實現了城鎮化。
從時間上看，美國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僅用了50年。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整個社會結構的轉型，而社會組織和管理手段不可能隨之發生相應改變，從而導致了大量諸如"交通擁擠和住房緊張、社會不穩定和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從而又推動了美國郊區化和小城鎮化的過程。
（三）日本城鄉關系演變及其農民市民化過程
日本是一個山地多、耕地少、土地貧瘠、資源缺乏，但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1947年，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為54.2%，屬于典型的"傳統型"產業結構國家。此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日本農村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急劇下降，1955年為40.2%，1975年為13.9%，1998年為5.2%.日本農村人口非農化是發達國家農民市民化成功模式的又一典范。日本政府針對本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的特點，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行了有效干預，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歐美的"跳躍式轉移"和"農村非農化轉移"相結合的道路.日本農村勞動力能夠順利轉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業容量較大的非農產業和人口條件。以工業地區主導產業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就業機會的擴大是其根本原因。同時，1945以后的近10年間，日本異乎尋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這使其有效避開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減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難度。
其次，迅速發展的工業大量吸收了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剩余勞動力。1960年至1969年的10年間，日本的機械工業增長了5倍，鋼鐵工業增長了3.2倍，化學工業增長了2.6倍。工業的不斷擴張，為農業富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致使一段時間內出現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
1968年，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年工業需要吸納的勞動力是初中畢業生117.9萬人，高中畢業生441.8萬人，而求職者分別只有24.6萬人和77.5萬人，從而有力推動了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從1960年到1968年，日本農業勞動力由1228萬人下降為878萬人。
再次，日本政府在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61年，政府制定了《農業基本法》和《農業現代化資金籌措法》。規定在10年內要將農村中農戶總數的60%轉移到非農領域，同29政策研究農民市民化的國際經驗及對我國農民工問題的啟示？1995-2005TsinghuaTongfang Optical Disc Co.，Ltd.All rights reserved.時由國家貼息向農戶提供長期貸款，促使農業現代化，改變原有農業結構。這一措施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使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7.1%下降到1970年的25.6%.此后，日本政府又利用"農協"組織，引導農業生產形式向"龍頭企業+基地"、"農協（市場）+基地"轉變，使農業逐步融入工業循環的大體系之中。
二、農民市民化進程的中外比較與分析
在以上總結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將當前我國農民工問題產生的背景、條件及現狀與國外，尤其是農村人口非農化較為成功的國家相對比，試圖找出兩者之間的差距與區別，為合理確定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戰略，促進農民工問題的合理解決提供突破口。
（一）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的同步性差異
城市化源于工業革命，與工業化同步。農民市民化是農村人口轉移為城鎮人口的過程。
城市工業生產的發展需要勞動力，形成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同時，工業化帶動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量產生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需要向城市轉移，形成所謂"推力".因此，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與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向城市轉移的過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工業化是農民脫離農村的加速器，工業化直接推動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集中，而且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轉移幾乎是同步的。
與英美等工業化早發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起步時間卻明顯滯后于工業化，走了一條農民非農化與工業化脫節、不同步的道路（如圖1）。建國以后，我國長期實行了依靠農業積累支撐城市高速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引起農業的衰退和農村商品經濟的萎縮，城鄉差別進一步擴大，工農業比例關系遭到破壞，工業和農業的自然聯結人為地割斷了，城鄉形成差別懸殊的二元化社會結構。工業化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圍內獨立運行，而沒有帶動農村的繁榮，工業化創造的成果沒有改善城鄉之間的關系。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面造成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積壓，一旦將制約農村人口非農化的閘門開啟，如潮般的農村勞動力會像井噴一樣釋放出來，并將形成一種非常規的轉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化、工業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過程的不同步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與沖突也會比較突出地表現出來。
（二）農民非農化內生機制的差異性
無論是資金還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都需要大量勞動力，尤其是在發展之初，更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當城市新增勞動力無法滿足其自身擴張需要時，就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強烈的吸力。另外，作為大量人口聚集地的城市所能夠提供的功能和服務是遠非農村所能及的，從方便與舒適的物質生活的角度來看，對農村勞動力也構成了強大的吸力，這是推動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第一動力。美國和日本是依靠城市工業化擴張的強大吸力完成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典型國家。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初（以下均指20世紀），美國發動侵朝戰爭，出于戰爭需要，美國向日本發放大量軍事訂單，這一偶然機會，刺激了日本投資、興辦企業的，從而使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增，1955-1965年，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從923萬人增至1538萬人，第三產業也大規模擴張，大量吸收農村人口，60年代初，人多地少的日本居然還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與此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非農化的道路卻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城市化進程的相對緩慢造成現有城市容納農村勞動力的容積不足，另一方面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較低的比較利益又迫使農村勞動力不得不尋求生存和發展的道路.一方面吸力不足，一方面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求出路，從而造成了我國特有的擠壓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也造就了具有多元性的農民工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
（三）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差異性
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人口非農化沒有同步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半工半農性質的獨特的社會群體。對于大多數歐美國家來講，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時，一般不存在許多限制，英國甚至采用了暴力的方式強行剝離農民與土地的所有關系，將農民直接轉化為市民。
當然，這一過程是痛苦和充滿血腥的。德國、美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的過程相對于英國多了幾分溫柔和緩沖，但也沒有出現農民工的現象，農民都是比較直接和快速地轉化為了城市人口.而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卻受到諸多限制，從戶籍管理制度到社會歧視等非制度性限制，幾道閘門將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徹底隔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農村人口非農化的條件才逐步放寬，但就目前來講，轉向非農業的1億多農村人口，多半只是一種職業的轉移，并沒有實現地域性的遷徙和農民身份的徹底變更。
人口從鄉到城，經歷了一個離土不離鄉，若即若離的階段，并向離土又離鄉，完全成為市民的方向轉變。從有利的方面來說，經歷這樣一個過程，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并為我們制定一系列社會政策贏得了時間，有利于城市和鄉村有充分的時間適應人口流動這一重大要素的變動。不利的方面表現在，城市化的進程緩慢，農民身份躍遷的時限較長，以致對引發投資、促進消費、加速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化起著消蝕作用。
三、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
通過中外農民市民化道路的比較與分析，我們發現，農民非農化與城市化的非同步性、農民非農化內生機制的差異性以及農民非農化進程的差異性是導致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受阻的根本原因。就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我們通過對全國11個省的問卷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較低的農民素質與不斷減弱的縣域經濟承載力、制度缺失與不斷強化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拉力以及社會歧視與過高的勞動力轉移成本是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進程中存在的核心問題。
（一）較低的農民素質與不斷減弱的縣域經濟承載力
進城農民素質較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這與我國農民非農化與城市化的不同步性不無關系。通過文化素質我們可以就此問題做出一個基本的判斷：根據問卷，外出文盲勞動力占1.3%，小學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19.2%，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57.8%，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15.8%，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占5.9%.而且，這些勞動力中高達80%以上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專業技能培訓。由于文化素質低，又不具備專業技能，使得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空間狹小，只能選擇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這些崗位就業競爭激烈，工資水平低下。從問卷調查的情況來看，因找不到工作而返回農業的勞動力占返回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1%，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這一問題。
國際經驗表明，縣域經濟是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主力軍.但近年來，我國縣域經濟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承載力卻在明顯減弱，如表1所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3年從縣級市、建制鎮及鄉鎮地域非農企業返回農業的農村勞動力占了全部返回勞動力的一半。
利用抽樣調查得到的數據，這一比例還要高得多?？h域經濟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減弱，使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離土不離鄉"的轉移模式發生轉變，"離土離鄉"的農民逐年增多。
這一轉變不僅催生了我國每年春節波瀾壯闊的人口大遷移浪潮，使得我國的交通運輸系統不堪重負，而且，也加大了農村勞動力自身的轉移成本。
（二）制度缺失與不斷強化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市場拉力
威廉·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特點是二元的，即現代工業部門與傳統農業部門并存。農業部門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負數。工業部門正處于擴張過程中，勞動邊際生產率顯著高于農業，按照工資最高水平等于勞動邊際產品的原理，工業工資顯著高于農業，這一差異的存在，使農業部門對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具有完全彈性。這是一種邏輯上講得通的極限理論，雖然由此推導出來的只能是"劉易斯陷阱"，但擴張的工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卻在一定程度上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單純的市場拉力并非能順利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體制上的缺位和政策上的偏向，使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在面臨城市擴張拉力的情況下失去了諸多平等發展和就業的機會[9-11].
問卷調查數據顯示，當前農民對包括土地制度、教育體制、戶籍制度、農業保險、醫療保障等主要相關政策的滿意度是很低的，總體的平均滿意水平才只有44.2%（見表2）。
具體表現為：首先，土地流轉機制不活造成當前農民不得不根據農業生產季節性的特點邊打工邊種田，從而造成了農村勞動力散兵游勇式無序流動。其次，在國家現行的管理體制中，至今仍沒有一個健全的機構來具體管理指導農村勞動力就業，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管理指導的主要是城鎮居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而農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只能依靠其自身微弱的力量。
第三，現行戶籍管理體制嚴重剝奪了農村勞動力在更廣闊空間的就業機會。雖然在許多地方戶籍制度已經松動，但傳統制度所遺留的各種弊端，再加上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農民進城務工的大門并沒有真正完全打開，城鄉壁壘并沒有真正完全打破。第四，在農村除了"五保"可以享受一定的福利外，不管是從事農業的農民，還是外出務工人員，都嚴重缺乏基本的、應有的社會和勞動保障措施，從而嚴重影響了我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13].
（三）社會歧視與過高的勞動力轉移成本
現代勞動經濟學認為，當雇主為既定生產率特征所支付的價格依據人口群體的不同而表現出系統性差別的時候，就可認為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歧視，具體反映為職業選擇受到直接的限制或既定人力資本獲得較低的報酬。社會問題經濟學認為，歧視是指相同的人（事）被不平等地對待或不同的人（事）受到同等的對待。歧視包括勞動力市場歧視和非市場歧視（社會歧視、教育歧視）。
而歧視的根源則來自于市場的不完美（不完備的知識、資源的非流動性、不完全競爭）和人類的不完美（一些人有歧視偏好）。西方國家受歧視的對象主要是種族和性別，我國被歧視的對象主要是基于城鄉差別、出身于農村的農民和女性。近年來，國內學者們呼吁給予農民"國民待遇"，是農民受歧視的明證。而每年成千上萬轉移到城市務工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所受到的工資歧視、雇用歧視、職業歧視則是農民工就業歧視的集中反映，也是所有農民受歧視的縮影[14].我國農民工的就業歧視主要由兩方面原因形成：一是市場失靈和個人偏見導致對農民工的工資歧視；二是長久以來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制度和政策導致對農民工的雇用歧視和職業歧視。后者對農民工就業歧視的形成具有實質性和根本性的影響。
經濟學意義上，成本是和收益相聯系的概念，指獲得收益的代價。選擇外出務工是農民做出的關于如何利用自身勞動力資源的重要決策行為，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民工，同樣要考慮成本和收益，以做出使其務工收益最大化的決策[15].農民外出就業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等。
表3是我們參考河南省農調隊課題組的統計方法，利用問卷調查資料所得到的關于被調查農民工的成本收益表[15].它向我們透視出，在社會歧視的巨大壓力下，57.3%的凈收益率使千百萬農民工依然義無反顧，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沖破重重障礙，積極尋求外出就業機會。但農民工外出的經濟成本卻是巨大的。一方面既要增加在外地的花費，同時又要放棄在家鄉獲得收入的機會，總成本高達5793.2元（其中：直接成本3661.5元，機會成本2131.7元），所以，巨大社會歧視下的較高的就業成本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
四、我國實現農民市民化的對策建議
綜上所述，針對我國現實國情，確立以政府為引導，以農民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以多元城鎮化發展為依托，以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為制度保障，通過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城鄉一體化、平等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等勞動力大容量轉移的政策方針，是積極、穩妥、有序地實現農民市民化的戰略保障。
（一）政府作為是農民工能否發揮社會"穩定器"作用的前提
農民工雖然是一支較不穩定但數量龐大的社會群體，極易產生較棘手的社會問題，但同時也可以發揮社會"穩定器"的作用，這需要以各種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前提，只有通過制度建設有效地保障了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才能發揮其社會"穩定器"的作用，才能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才能推進我國的城市化建設[16].所以，農民工拉動社會經濟發展力量的正負取決于政府的是否作為以及如何作為。此外，農民工是一個歷史的階段性的過程，是當前農民以特殊的方式分享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成果，緩解"三農問題"的重要手段。農民工問題對于政府來講是階段性陣痛，幾十年后，我國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結構性穩定地釋放到大、中、小城市（鎮）后，農民工就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勞動工人），所以，對于政府來講，應該看清這個趨勢，順應歷史潮流，從一開始就盡可能地給農民工以平等的市民權利，以盡量縮短農民城市化的過程。
（二）消除障礙性制度，加速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社會進程
農民工融入城市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就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農民工要達到與城市的實質性融合，還存在諸多困難和障礙。從表象上看，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最直接的阻礙是戶籍制度，它造成了農民工身份、職業和角色的分離。
但從更深層次看，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社會歧視也阻礙了農民工與城市社會的認同和靠攏，這種社會歧視不僅來自于一般的城市居民群體，有些甚至是政府以文件形式規定下來，從而轉化為區域制度性歧視[17-18].對于政府而言，只有積極主動消解障礙性制度，為人口自由流動創造條件，才能促進和加速勞動力轉移進程。
（三）形成"推-拉"機制，促進人口合理、良性流動
大力發展工業化，拉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建立完整的人口流動的"推-拉"機制，對于我國完成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具有決定意義。大多城市化較為成功的西方國家也都是工業化先行的國家，農民離農主要是受到城市（鎮）強大的吸引力所致。在這些國家，工業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現代化、現代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及城市的崛起等重大因素之間都是相互依賴、互為推動，最終邁向現代化。而我國農民非農化比較典型的是農村對勞動力的擠壓式轉移。農民僅僅是被農業"推出"土地，但他們"離土不離鄉"不會成為城市人口，至少大部分不會成為穩定的城市人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僅完成一半。所以必須有較完善的工業化、城市化體系吸引他們，形成完整的"推-拉"機制，走出農村的農民才有可能從地理空間的變化，轉向生存方式和社會身份的變化，成為真正的市民。
（四）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緩解城市化與工業化壓力
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不同步性，決定了在城市現代化大工業沒有建立時，應當大力發展鄉村工業，以緩解勞動力向城市超快轉移造成的就業壓力，為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準備條件。
工業化時常落后于城市化，這樣，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尋求不到足夠的就業崗位而無法實現充分就業，導致失業率上升，甚至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果工業化發展速度超過城市化，勞動力資源不足也會限制經濟高速、良性發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化發展進程。當前，我國城市化正處于關鍵階段，大江南北涌動的"民工潮"表明工業發展已經落后于城市化，解決不好就會帶來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英國政府扶持農民發展鄉村工業為我們提供了借鑒。而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在全國各地涌現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膠東模式"等遍地開花，在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同數百年前英國的"原工業"有異曲同工之美。所以，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會改寫農村"以農為本，以糧為綱"的歷史，還預示了一個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化的嶄新前景。
（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城市化的社會成本。
建立健全適合我國城市化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及妥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重要制度保障。政府對待人口流動的態度對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影響。
我國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在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后沒有自然地退出歷史舞臺，從而限制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此外，在只有簡單救濟與安撫政策基礎上的暴力剝奪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英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進程。所以，政府的強制干預應當建立在尊重經濟規律基礎上。
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鎮，城市經濟難以吸納眾多就業人員的情況下，政府應當建立失業救濟、養老保險、勞動技能培訓和醫療服務等一系列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農村移民過多對城市經濟造成的沖擊，從而減少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負面效應，將城市化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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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NAFTA 在美墨西哥移民 美墨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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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競爭力強，開放程度大，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占據優勢地位，是全球經濟發展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和主導者，因而他們不僅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更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作為一把“雙刃劍”的特性尤其明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競爭力較弱，加之本國體制和政策上的障礙，想要分享經濟全球化收益，一般來說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明顯承受了全球化的負效應。
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兩極分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使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和最貧困的1/5人口的人均國民收入之比差距加大，“1960年為30：1，1997年達74：1，前者占有國內生產總值的86%，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而后者只占以上各項的1%。今天占世界1/5的最貧困人口只消費世界財富的1.3%，幾乎只有30年前比重的一半”。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簡稱NAFTA）是在1989年《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建立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于1991年2月開始進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1994年1月，該協定正式生效。NAFTA的最終目標是實行三國之間的零關稅自由貿易制度。
在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成員國之間在經濟上存在一定的差別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但這種差別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尤其明顯。由于美國在經濟上占有絕對優勢，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了以一個經濟超強國家為中心，其他國家對它處于單方面依賴地位的局面，美國不僅是NAFTA的倡導者，它在貿易區的運行中還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和支配地位。因此，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運行方向與發展進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美國的意愿，所以美國在NAFTA中獲益最大。然而，NAFTA的簽訂給墨西哥所帶的弊遠遠大于利。NAFTA的簽訂造成了墨西哥國內農業和民族工業危機，出現了大批失業現象，最終導致國內貧富差距拉大。
美國經濟快速發展，工作環境良好，而墨西哥國內經濟混亂，結果就是每年至少有50萬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國，他們當中很多人來自于墨西哥貧困的農村地區。
而反過來，移民對世界發展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安全等多個方面。在美墨西哥移民對兩國的經濟聯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貢獻。
第一，促進了兩國經濟聯系。首先，在美墨西哥移民寄回國的僑匯為墨西哥增加了外匯收入，促進墨西哥經濟的發展。然而，由于墨西哥經濟在很多方面都依賴于僑匯，所以一旦美國經濟稍有波動，就會波及到在美墨西哥移民的就業及收入，從而影響墨西哥經濟。其次，由于在美墨西哥移民的影響，墨西哥商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隨之擴大。再次，在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為墨西哥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幫助了墨西哥經濟的復蘇。
第二，加強了兩國文化交流。新移民給美國帶來墨西哥新鮮文化氣息的同時，還為墨西哥老移民保持母國的傳統文化注入了活力，加強了兩種文化的融合。早在 20 世紀80年代初西班牙語媒體就開始在美國流行起來，兩大電視網絡尤尼維森電視公司（Univision）和泰利曼都（Telemundo）運營相當成功。到 1999年7月尤尼維森成為居美國收視率第五位的廣播電視網。同時，墨西哥移民在進入美國后，一些墨西哥傳統的節日、飲食、服飾等也隨之而來，并深深地影響著他們周邊的美國人。
第三，加強了兩國之間的政府合作。墨西哥移民問題，特別是非法移民問題一直是美墨外交中的重要議題。20世紀 90 年代以來，面對日益棘手的墨西哥移民問題，美國不得不加強與墨西哥的交流對話，謀求解決方案。1997年5月，克林頓總統出訪墨西哥，美墨兩國就移民、緝毒、貿易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最終簽署了《移民問題聲明》和《墨美反毒聯盟聲明》。2001年2月16日，布什總統和?？怂箍偨y會晤，就政府間合作控制墨西哥非法移民以及非法移民合法化方式等事宜進行了磋商。
在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下，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于1992年正式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然而在NAFTA的實施過程中，美國經濟實力雄厚，同時作為倡導者和主導國，獲益最大；而墨西哥經濟基礎薄弱，沒有做好與世界接軌的準備，從而給農業和傳統工業帶來巨大損失，造成大批人員失業。由此引發大批墨西哥人移民美國尋求就業。而移民反過來也會加強輸出國與接收國之間的聯系，從而加速全球化的進程。在美墨西哥移民加強了美墨兩國之間的濟聯系、文化交流以及政府合作，進而鞏固了NAFTA的成果。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