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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勒賽克爾;德勒茲;語言哲學;政治語用學
作者簡介：王玉華，女，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教師，從事政治哲學研究;南麗軍，女，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從事政治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中央高?；痦椖俊罢Z言哲學研究”，項目編號：2572015CC15;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文化助推力研究”，項目編號：1D104
中圖分類號：B56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3-0025-07
20世紀，“語言轉向”后的西方哲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語言哲學的發展則相對緩慢，這使實踐中的當代在語言理論領域很難與西方語言理論展開對話并彰顯自身的價值，雖然一些學者對語言哲學問題也給予了關注，但是建構一種系統化的語言哲學仍是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讓-雅克?勒賽克爾（Jean-Jacques Lecercle）生于1946年，是法國第十大學語言學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有《語言哲學》（2006）、《德勒茲與語言》（2002）、《語言的力量》（2004）、《巴迪歐和德勒茲讀文學》（2010）等。作為一名阿爾都塞式者，勒賽克爾首次嘗試構建一種系統化的語言哲學，其探索無論對語言哲學的發展還是實踐中與西方語言哲學進行對話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語言起源和本質的論述都是把語言放在勞動或者社會生活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的，其實踐論的語言哲學觀成為勒賽克爾語言哲學的理論來源，也為他考察其他的語言觀提供了批判的支點。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明確揭示出語言對現實生活的建構作用和機制，勒賽克爾的研究正是以此為起點，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語言哲學的研究對象、基本框架、意義形成、主體構造、語言對社會政治的介入與建構等重要語言哲學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指出語言是一種持續變化的物質、政治、歷史和社會現象，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形式，主要功能是生產主體，語言的意義是在復雜的語言事態中呈現出來的。勒賽克爾在其理論建構中，既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語言哲學精神，也從德勒茲的語言哲學思想中獲得了靈感、得到了啟發。
德勒茲在自己的著作以及與著名精神分析家瓜塔里合作的重要文獻中對主流語言學和語言哲學樹狀模式和二元邏輯進行了批判，闡釋了獨具風格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語言哲學思想，對現代西方語言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勒賽克爾認為，雖然德勒茲的理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理論，但其堅持集體主義、唯物主義立場，強調政治語用學的解域化語言哲學思想預示了一種新的、不同于主流語言哲學的可能性，為他建構一種系統化的語言哲學增添了理論活力，提供了借鑒作用。
一、語言的基本表述是命令語詞
德勒茲認為，語言不是信息性的或溝通性的，話語的基本形式既不是判斷的陳述，也不是情感的表達，而是命令和表示服從。他在《千高原》中寫道：“語言的基本單位――表述，是命令語詞?！盵1]（P76）學校的老師向學生講授一條算術或語法規則的時候，與其說她向學生傳遞信息，不如說她在向學生“輸入符號”、下達命令，她要求學生遵循她的命令并使用相應的算術或語法規則。語言是社會秩序化的重要手段，它既賦予我們關于世界的概念和范疇，又強加給我們一種同質性的認同，特別是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德魯茲和瓜塔里指出：“對正常人來說，造一個合乎語法的句子是服從社會規則的前提。沒有人首先被認為不懂語法，而那些無法正確使用語法的人被認為是異類。因而，語言共同體從根本上來說是政治的?！盵1]（P101）因為語言的功能既不是傳遞信息，也不是溝通情感，它是命令語詞的傳遞，命令語詞不是被附加在句子的信息之上的，也不是信息的結果;相反，信息是命令語詞傳遞的最低條件，命令語詞本身就是行為和表述的原始冗余，它是和語言同外延的一種語言功能。正如德勒茲所說：“一條語法規則在成為一種句法標記之前就是一種權力的標記了?！盵1]（P76）德勒茲則把“基本的表述是命令語詞”這個命題推廣到所有表述中，因而“命令語詞”并不指派某種特定類型的表述，它是每一個表述的一部分，是每一個語言行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合乎語法的表述中的命令語詞像言外之意那樣發揮作用，它釋放出這樣的信號：這種類型的每一種表述都運用了權力，標明了一種權力形式，即要求別人服從或遵守。簡言之，語言不是讓人相信的，而是讓人服從的，而且經常是強制性地讓人服從的。
勒賽克爾贊同德勒茲“基本和典型的表述是命令語詞”的基本觀點，他認為最無辜的問題“現在幾點了？”也代表著某種權力的使用，因為每一個對信息的請求都是在提出一個問題并且期待相應回答的權力性聲明。而且，語調的變化也會使普通的話語變成一種禮貌的詢問或一種挑釁的符號，一種反諷或者侵略等，而這往往會要求回應或引起反抗，造成沖突。因此勒賽克爾認為，語言既不是信息或情感的傳遞，也不是像哈貝馬斯所主張的為了達成一致而努力，對話的目標不是相互合作的信息交流，而是一種權力關系的建立。語言是一種實踐形式，其核心是言語行為，它運用權力并產生一種功效。這種觀點堅持了理論的斗爭的、反對和平的立場。
二、間接話語與闡釋的集體裝配
如果語言只是既定事態中預設的一套命令語詞，它意味著不存在直接話語。沃羅希諾夫在《與語言哲學》中也強調間接話語的重要性，一種表述總是已經是間接話語，因為它只是話語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對德勒茲來講，語言似乎總是預設著自己，人似乎無法找到其非語言的起點，因為語言不是沿著被從看到的某物到被說出的某物，從一種感知能力到一種表達能力展開的，而總是從被說出的某物到被說出的某物向前推進的――敘述總是“據說，聽說”。間接話語處于優先地位，這是語言基本屬性的一種效果――語言的能力不是為了表征，而是為了翻譯;它不是直接說明世界，而是對第一個感知能力的翻譯和替代。這就意味著語言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
在勒賽克爾看來，間接話語是語言首要規定這種思想與馬克思主張的語言的社會性是一脈相承的。馬克思強調語言是社會性的，它是社會共同體的產物，他指出：“語言本身是一定共同體的產物，正像從另一方面說，語言本身就是這個共同體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樣?！盵2]（P489]馬克思認為，個體把語言看作他自己的語言只有在他作為人類共同體的自然成員的時候才是可能的，語言不可能是個人的產物，而只能是社會實踐和社會交往的產物?！罢Z言也和意識一樣， 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3]（P34）
勒賽克爾認為，語言哲學研究應堅持社會性立場，因為作為一種倫理政治實踐形式的語言不可能是個體性的，它必然涉及兩個以上的人組成的社會，而且個體不是語言的來源，個體被總是已經是集體的語言所質詢，不存在已經構建好的預設主體，只存在被質詢到相應的位置上并且從這個位置上反質詢的言說者，因此個體言說者只是整個語言的產物，她被語言所言說。
為了進一步解釋間接話語發揮作用的形式，德勒茲引入了裝配（assemblage）的概念。裝配由實體和表述兩個不同質的方面組成，勒賽克爾指出，德勒茲的裝配概念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欲望的機器裝配，另一個是闡釋的集體裝配”[4]（P186）。欲望機器等實體內容的形式是由實體之網所構成的，闡釋的形式則是由被表達物之鏈構成的。實體有其自在的內容顯現形式和混合形式，如墨汁滴進水里，實體的混合就出現了;表達展示的是另一種非實體性轉化或屬性，如說出“墨汁滴進水里，水變黑了”，雖然它是歸屬于實體的，被用于并且僅僅被用于實體本身，但這并不是為了描述、再現或者指稱實體（因為實體自身已經具有了屬性、行動和情感、靈魂等顯現形式），而是以某種形式介入內容，為了對其進行預測或者使其后退，令其減速或加速，將其分離或整合，或者以不同方式對其進行限制，所以，這是一種言語行為。這樣在裝配中，實體和表達、物質和觀念就是以瓦狀疊覆的狀態存在的，這種物質和觀念交融的裝配使得超越物質基礎和觀念上層建筑的二元分離成為可能，也使我們理解命令語詞運用權力的兩個方面：一種是對實體干預的物質方面，命令語詞像機器一樣運轉，它發送一種沖動，它在傳播權力的物質（實體）意義上運轉;另一種是非肉體的無形方面，因為裝配也是一種集體闡釋。就其作為物質的和機器的方面來說，裝配不是指商品的生產，而是社會中混合主體的一種準確的狀態。就其作為闡釋的方面來說，裝配不是關心語言的某種生產力，而是關心符號政權和表述機器。在一個闡釋的集體裝配中，所有的陳述都屬于間接話語，是被轉述的陳述在進行轉述的陳述之中的呈現，是命令語詞在詞語中的呈現，因而所有語言都是間接性的。正如阿蘭?巴迪歐所說：“這種‘間接’方法是一種把約定傳送給透視主義的方法： 我們絕不可能肯定是誰在說話?！盵5]（P25）“間接話語”是語言的首要規定。因為間接話語處于優先地位，這意味著不存在個體闡釋，甚至不存在闡釋的主體。德勒茲認為，表述的個體化和闡釋的主體化只有在非個人性的集體裝配需要它并規定它存在的時候才能夠存在。這恰恰就是間接話語特別是“自由”間接話語的典型價值：首先存在的不是差異化的個體表述，也不是不同闡釋主體之間的聯結，而是一種集體的裝配，它產生并規定相應的主體化過程、個體性分配以及在話語中的動態分布。間接話語不能用主體之間的區別來解釋，相反，當它自由地出現在這種話語中的時候，只有裝配才能解釋各種聲音何以能夠以單一的聲音出現，不同的語言何以能夠以一種語言出現，各種命令語詞何以能夠在一個語詞中出現。因此，不存在獨立于主流意義的意義，也不存在獨立于已有的征服命令的主體化。
德勒茲和瓜塔里用裝配的概念代替阿爾都塞暗含基礎與上層建筑二分的意識形態概念來闡釋主體化問題，這對勒賽克爾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他認為，盡管德勒茲和瓜塔里關注政治上的個人維度（欲望政治），但并沒有屈從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而是采取了與相似的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如果一個命令語詞沒有個體的作者，如果命令語詞在事態中有效并對實體也是有效的，那是因為表述的來源不是個體言說者，而是集體的裝配，這既強調了語言的物質性特征，也強調了語言的社會性特征。我們不再處于個人主體、意識中心和行動之源的范圍內，而是在裝配和社會場域的范圍內?！皞€體言說者之所以言說是因為她被集體的裝配言說?！盵6]（P200）但是這決不阻礙她的話語表現出個性。在勒賽克爾看來，裝配概念對語言哲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放逐主體概念，勒賽克爾拒絕了任何形式的先驗主義，堅定地站在了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同時也從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中解脫出來，無須再隱喻性地思考語言的集體性。因為在勒賽克爾看來，海德格爾的“語言在言說”只能隱喻性地證明語言的集體性，而這對語言哲學來說是不充分的。
另外，勒賽克爾指出任何一個裝配都有自己的事態，這個事態不僅是廣義的歷史形勢，而且也是語言事態，是一套使行動擁有語境并且決定了行動的意義的言語行為，這表明語言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因此，語言哲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一個系統，也不是一種與歷史無關的本質，而是一種像社會結構一樣的語言結構：在一個給定的事態中決定它們關系的一系列言語行為和語言游戲、語言斗爭及矛盾。
三、政治語用學
德勒茲認為，語言學研究最基本的部分不是音韻學，也不是句法學，而是語用學。語義學、句法學、音位學都離不開語用學，它是其他維度背后的預設。對德勒茲而言，語言不是一種常量，而是一種連續的流變過程，是一些方言、語域、風格和話語的連續流，它們按照等級被安排在適當的位置上，并且以不同方式朝不同方向發展。語言、符號的這種流變性質，使它具有了一種語用學的維度。由于語言是在集體裝配中存在和使用的，是處于不斷變化和轉換之中的，因此語用學就要把環境的要素考慮在內。本維尼斯特也證明了一個行動性聲明并不是外在于環境，而是內在于使它成為行動的環境的。比如任何一個人喊出“我宣布全民動員”都是荒唐可笑的行為，這不是一種闡釋行為，因為只有環境中現實的變量賦予一個人做出聲明的權力，她的闡釋才是有意義的，如果在環境之外它既無意義也沒有主體和接受者。因此，德勒茲認為語言的意義是建立在獨一無二的事件或意義事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詞與世界之間轄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的表象主義的關系之上的，他指出：“只要事件不與表達它的命題相混同，不與斷定它的陳述相混淆，也不與命題所指示的事態相混淆，那么使語言成為可能的東西就是事件……在事態中發生的事件與內含于命題中的意義是同一種存在。”[7]（P182）但是環境又不僅僅指外部環境，它也涉及內部環境，比如“我發誓”這句話在家里、學校、戀愛中、秘密組織或法庭等不同場合意義是不同的：它既不是在說同一件事情，也不是同一個聲明;它既不是同一個身體狀態，也不是同樣的無形轉化。適用于實體的無形轉化本身是非肉體的，是內在于闡釋的一種屬性。正是因為這些變量是內在于語言的，所以它才能把語言與外部環境之間聯系起來。而命令語詞恰恰也是這種能夠把詞語變成一種闡釋的變量，命令語詞的瞬時性和直接性在與轉化所歸屬的身體的關系中賦予它一種流變的力量。
同時，德勒茲認為這種語用學也是一種語言的政治學，強調語言對社會和政治事態的介入作用。他指出，語言不可能單純表象和指涉世界，而是借助言語行為干涉或介入社會中的事物與狀態，它向生活發號施令，以此來規范、管理、控制事物的持續變化狀態，把支配性秩序賦予社會。語言是如何運用權力的呢？無形的轉換回答了命令語詞運用權力的方式問題，也印證了語用學的政治性。因為是命令語詞，言語行為運用權力并且產生一種特殊的效能，采取了無形轉化的形式，這也是命令語詞運用權力的方法。體變（trans-substantiation）是無形轉換的典例，如在天主教的圣餐儀式中，無酵餅和葡萄酒在神父祝圣時化成了基督的體血。德勒茲對于1917年7月4日這個革命的轉折點非常感興趣并進行了相關的分析。在這個日期之前，一種和平的結果是可能出現的，而“所有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是正確的;而在這個時間點之后，只有暴力臨時政府才可能挽救革命，因而口號也必須要修改。在1917年7月4日，一個正確的口號直接改變當時的局勢，就像法官的宣判立即并從根本上影響被告的境遇――她現在就是一個罪犯了，這不僅影響到罪犯的社會地位，也直接影響了她的身體。我們因此擁有了肉體和非肉體的混合物：它使一等乘客瞬間變成了人質，蘊藏其中的是一種“無形的轉換”，這是一種語言的效果，一種被賦予非凡行動性聲明權力的語言實現了“無形的轉換”。而且，口號的權力不僅體現在行動性聲明中，也是把階級召喚成現實存在的構成性因素。第一國際的天才通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從社會大眾中提取出一個無產階級，同樣地，列寧的口號從總體的無產階級中提取出一個先鋒隊，口號預見到了由其產生的政治主體。在一條正確的口號中，存在著與事件相關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說就像一個驚雷（例如阿蘭?巴迪歐的事件理論）徹底變革了當時的形勢。德勒茲暗示，這種分析不僅適用于政治語言，也適用于普遍的語言，因為一般的語言總是貫穿著政治。他描述的“符號政權”或者“符號機器”是表述（在此意義上是命令語詞）、預設（緊隨命令語詞的行為）和無形的轉化（被行動性聲明權力影響，命令語詞的指派權）的混合物。
在勒賽克爾看來，德勒茲的政治語用學思想正是語言哲學所需要的。他主張語言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發現本質和規律，而是描述語用規則，在語用規則中權力關系獲得了存在，這些語用規則要接受挑戰、在實踐中被使用和被改變，語用規則中的“例外”與其說是語法缺陷，不如說是語義和語用斗爭的標識。語言經常充當政治的媒介，而且語言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成一種物質性的力量。勒賽克爾還認為，如果語言是歷史上人類實踐的一種典型形式，那么它也是人類政治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推動力，如果人類歷史同時也是階級沖突的歷史，那么語言與階級沖突之間必然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四、語言的少數用法
德勒茲的解域化語言思想與其欲望哲學和差異哲學是緊密聯系的，他的“欲望”概念類似于尼采的“意志”，是一種積極的生成性力量，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顛覆性的特征。這種力量應該盡情釋放出來，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保持永不停息的更新和變革。但是這種積極的創生力量卻遭到了社會壓抑性力量的限制，它們通過馴化和限制欲望的生產性能量，把它們納入某種既定的規范體系之內，控制在一個封閉的結構中，這就是對欲望不斷進行編碼和轄域化的過程。德勒茲反對一切控制性的東西，倡導對一切鉗制規則進行解域化，這樣才能夠創造出新的生活和各種可能性。
社會對個體的壓制和統治正是通過對欲望的壓制來實現的，其中，語言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勒茲拒絕把語言視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和再現的方式，認為語言應被視為一種表達差異的力量和維度，能生成變幻多姿的不同世界。他反對結構主義語言學關于語言是一種同質性系統的觀點，認為只有存在一種標準的、主要的或多數的語言，語言才能夠被科學研究的思想也是錯誤的。勒賽克爾指出，這就是語言研究中的拜物教?，F實中不存在語言的常量或者普遍的概念，語言是異質的、流變的、充滿矛盾的，其主要矛盾存在于多數（major）方言或多數用法與少數（minor）方言或少數用法之間。
在一天之中，一個人不斷地從一種語言過渡到另一種語言。他先是作為父親慈愛地言說，接著又作為一位老板職業化地言說，然后他又作為丈夫溫柔地言說，當他處于睡眠之中的時候可能會沉溺于夢的語言中，當公司電話忽然吵醒了他的美夢的時候，他又迅速回到了職業化的言說方式中。主流語言學認為，這都是同一種語言，德勒茲批判了這種錯誤的“同一性”預設。目前尚無法判斷這是否就是同一種音位學、同一種句法學、同一種語義學，而且，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無法判斷那種被假設為同一的語言到底是被常量所界定，還是被貫穿于其中的連續流變的逃逸之線所界定。因為，已經有語言學家指出，語言的變化更多地是通過頻率的逐漸變化以及不同的用法之間的某種共存和連續性而形成的，并不像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通過系統的斷裂而形成的。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斷定這些變化僅僅是情境性的，而陳述本身卻在原則上保持不變。不僅存在著與其實現形式同樣多的陳述，而且，所有的陳述都呈現于其中某個陳述之中，流變之線是潛在的，因而無論陳述發生怎樣的躍變，它始終是連續的。將陳述置于連續流變之中，也就是通過音位的、句法的、語義的、韻律的等各種變量來實現陳述，這些變量能夠在最短的瞬間作用于陳述。這就是內在于語言之中的內在性的語用學，它包含著各種語言要素的流變。
德勒茲認為，語言不是穩定的、靜止的，而是處于內在的連續流變之中的，這種流變也是一種生成性的欲望之流，能不斷突破舊有界限的限制。風格也是一種連續流變的過程，它是“一種非語法：在那個時刻，語言不再被其所說而限定，甚至也不被其所指向的物所限定，它只與驅使它運動、流變和爆炸的原因有關”[8]（P133）。通過少數帶有風格的不規則表達使語言脫離常量的狀態，趨向于其要素、形式或概念的極限，構成了語言的解域化之點，成為一種不斷生成的、最終逃逸出強制性限制的解域化語言。事實上，“多數”和“少數”與其說是指兩種類型的語言，不如說是對待同一種語言的兩種可能的方法，語言的兩種用法或者功能。少數利用語言的多義性，加以少數的或強化的運用，通過對語言規則的破壞、顛覆、創新等形成風格，使多數語言“口吃”（stutter），變得支離破碎，創造新的風格樣式和言說的可能性，建構新的維度和領域，衍生變異和差異，不斷生成解域化的語言。
德勒茲認為，語言的解轄域化是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第一特征?！拔覀円部梢哉f，少數不再表指特殊的文學，而是表指每一種文學的革命條件，它就在偉大的（或既定的）文學的心臟?！盵9]（P114）少數文學是一種使用主流語言同時又從內部顛覆這種語言的文學，它無須費盡心思去號召革命，或詳盡描述資本主義剝削的最壞影響，從最開始它就是集體的、政治的、解域化的。因此，文學有一種直接的政治功能，不是因為在現實主義小說中它描寫了資本主義的猖狂勒索，而是因為文學使標準語言不斷生成少數，并幫助破壞標準語言的統治。德勒茲指出，當代社會語言的解轄域化現象“是移民的問題，尤其是移民孩子的問題，少數的問題，少數文學的問題，但也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10]（P19）。
為什么語言學家癡迷于把這種混雜的語言現象變成一種同質的或者同質性系統？勒賽克爾認為答案就在于：“在語言系統的科學模式與使主要民族語言成為一種權力向量的政治模式之間存在著異體同形（homology）的關系?！盵6]（P136）通過政治模式，語言自身被同質化、中心化、標準化，形成一種主要的、處于支配地位的語言，變成了一種有特權的語言。語言的統一性從根本上來說是政治性的。布爾迪厄在《“談論”意謂說：語言交換的經濟學》中已經對法語統一中的政治性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把語言看成同質的包含著從少數的方言、語域和語言游戲中搶奪一種語言權力，一門語言之所以成為主流的語言是因為它是占優勢地位的語言。在世界范圍內來說，這叫作語言霸權。因為多數人的語言如“標準英語”，是一種人為的構想，為了統治的目的被意識形態機器所強行建構。在自然狀態中存在的是大量的方言，所以標準語言是不存在的，它們僅僅是作為一套權力標識存在的。
勒賽克爾對德勒茲關于語言是異質的混雜現象的觀念表示贊同，指出語言研究應該從結果向過程轉變，語言不是一系列固定“物”或者“事實”，而是一種充滿活力的動態過程。這不是放棄傳統語言學留給我們的“句子”、“單詞”、“規則”、“話語”等，而是要把它們看作一種不斷變化的過程，一個單詞也包含著語義的、形態的、語音的系列變化，而其中任何一種變化都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因而它們既不是穩定的也不是靜止的。任何一種語言都不是個人言語行為實現的理想類型，而是一系列流動的、動態的方言、語域和風格。與德勒茲一樣，勒賽克爾極力反對多數語言對少數語言的壓制，反對語言霸權，倡導語言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德勒茲從集體主義出發，強調命令語詞的重要性和語言的政治本質，突出言語行為的效能和語言的矛盾性，這種類的語言哲學思想為勒賽克爾建構一種系統化語言哲學提供了理論素養和支撐，使他能夠把語言理解為一種動態的、充滿矛盾的結構，理解為一種建構人們之間倫理和政治關系的社會實踐形式，理解為生成言說主體的動態化過程，理解為一種在語言事態中形成權力關系的政治語用學。
參 考 文 獻
[1]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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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Jean-Jacques Lecercle. Deleuze and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n，2002.
[5] Ian Buchanan， John Marks. Deleuze and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
[6] Jean-Jacques Lecercle.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rill， 2006.
[7]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8]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sota Press， 1983.
【關鍵詞】經顱多普勒;酒精;腦血管血流流速;頻譜;慢性酒精中毒
doi:10.3969/j.issn.1006-1959.2010.09.129文章編號:1006-1959(2010)-09-2415-01
經顱多普勒超聲(TCD)可提供生理和病理生理狀態下腦血流動力學資料,具有非損傷性、無射線輻射、簡便易行、可重復檢測、床邊檢測和手術中監護等特點,目前已廣泛作為各種腦血管疾病的無創檢查手段。本研究應用TCD對慢性酒精中毒者的腦動脈血流參數及頻譜形態進行研究,可以反映慢性酒精中毒對腦供血的損害,為慢性酒精中毒者治療提供一個客觀依據。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應用TCD檢測慢性酒精中毒70例,全部為男性,年齡25～55歲,平均(45.0±6.02)歲。酒情況:初飲年齡16~35歲,飲酒史5~35年,平均(17.0±4.02)年;飲酒習慣:白酒、啤酒,每日飲酒3～10次以上或整日酒不離身;以白酒計算,每日0.3～1.5kg,其中,0.7～0.75kg占65%。正常對照組56例,年齡25～55歲,平均(44.1±6.13)歲。兩組年齡無顯著差異(P>0.05)。
1.2檢查方法:儀器為深圳邁瑞MT-1010TCD分析儀。用2MHz脈沖多普勒探頭,患者取平臥位,經顳窗對大腦中動脈(MCA)、大腦前動脈(ACA)、大腦后動脈(PCA)進行不同深度的連續檢測。檢測內容為腦動脈的平均血流速度(Vm)、收縮期血流速度(Vs)、舒張期血流速度(Vd)。治療前后分別行TCD檢測,受檢者在檢查前一天停服擴張及收縮血管的藥物。檢測結果用SPSS13.0軟件處理,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
2.結果
TCD各項指標慢性酒中毒組與正常組比較,慢性酒中毒組大腦中動脈、前動脈、后動脈平均血流速度降低明顯,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研究表明,慢性酒精中毒患者血液黏稠度增高,紅細胞聚集能力增強,血小板對血管壁的黏附或血小板相互間的凝聚功能增強,這些可使血流速度減慢[1]。這與我們的實驗結果一致。酒精可以引起小血管的痙攣,甚至可破壞小血管;可使腦血管循環的自動調節發生障礙;也有人認為,酒精可引起紅細胞壓積、血液粘滯度、血小板聚集性及血液凝固性增高[2]。慢性酒中毒使血中LDL濃度增高[3]。慢性酒中毒可以導致流胺缺乏,流胺缺乏可使轉酮酶流活性降低,會使類脂和蛋白質合成,減少的脂質成分在血管內皮的沉積,不易形成血管壁增厚或硬化斑塊形成,而且血流速度與管腔狹窄面積成反比,所以可檢測到多數腦血管的血流速度減慢,還有人認為,飲酒使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降低,脂類代謝異常,血清r-GPT的平均值隨飲酒量的增高而升高,因而引起腦血管供血不促。
表1
應用TCD對慢性酒精中毒者的腦動脈血流參數及頻譜形態進行研究,是慢性酒精中毒患者腦血管疾病早期診斷及預防的重要檢測手段。
參考文獻
[1]張岱,沈漁,主編.酒精所致神經障礙[M].精神病學.第3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289-290.
【關鍵詞】充血性心力衰竭 心電圖QT離散度 倍他樂克 室性心律失常 猝死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clinical value of Betaloc on QT interval dispersion in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Methods。80 patients with CHF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reated groups(42) and control groups (38)， treated groups(42) were treated by Betaloc ， control groups (38) were treated by nature The QTd was measured and controll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seults The QTd was positively coreredated with the NYHA class Of cardiac function The QTd in CHF patients with ventricul arrarrhythmias obviously increased ascompared with that in CHF patients without ventricul arrhythmias (P
【Keywords】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QT interval dispersion Betaloc Venuicular arrhythmia Sudden death
本文通過對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患者QT離散度(QTd) 的測定，探討CHF的QTd變化及倍他樂克對其影響。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治療組42例，男22例，女20例，年齡55±6歲。其中冠心病22例，高血壓性心臟病14例，擴張型心肌病2例，風濕性心瓣膜病4例。心功能分級(NYHA)：Ⅱ級27例，Ⅲ級12例，Ⅳ級3例。對較組38例，男20例，女18例，年齡54±5歲。其中冠心病21例，高血壓性心臟病12例，擴張型心肌病2例，風濕性心瓣膜病3例。心功能分級(NYHA)：Ⅱ級20例，Ⅲ級15例，Ⅳ級3例。80例CHF患者中經心電圖或動態心電圖診斷為室性心律失常共計62例。
1.2 QTd測量方法和正常參考值：以QRS波起點為QT間期起點，以T波降至等電位線時為QT間期終點。每一導聯連續測量5個QT值，根據Bazett公式(QTc=QT(RR)計算出校正QT間期(QTc)，取其平均值，以最大QTc減去最小QTc得QTd。QTd正常參考值[1]：65ms異常。
1.3 治療方法：治療組42例在常規抗心衰治療基礎上給予倍他樂克6.25-12.5mg，每天2次，療程4周。對較組38例按常規治療，避免使用任何受體阻滯劑。
1.4 統計學處理：數據用X±s表示，組間比較用t檢驗。
2 結果
2.1 不同程度心功能QTd比較：
表1 不同程度心功能QTd比較(X±s)
﹡兩組間治療前OTd無明顯差異(P>0.05) ，治療后OTd差異非常顯著(P
3 討論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是各類心血管病的終末階段，一旦發生心衰預后極差，重度心衰死亡率兩年內為30％一40％，6年內67％一80％；度心衰的5年死亡率26％[2]。猝死是CHF患者死亡的主要因，電生理的不穩定性及其室性心律失常是猝死的動因。隨著心力衰竭的進展，自發性復雜性室性心律失常顯著增高。據報道，室性期前收縮的發生率可高達70％～90％，非持續性室速的發生率為40％-80％。其中由于自發的致命性室性快速心律失常而發生猝死者為35％～50％，是影響心力衰竭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3]。近年來心力衰竭患者室性心律失常與OTd的關系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Pye等(1994)報道擴張型心肌病伴惡性心失?；颊逧F40％者的QTd明顯延長。Bart等(1994)對40名心功能Ⅲ～Ⅳ級的[4]缺血性心臟病病人平均隨訪36個月后發現，與幸存組相比，死亡組QTd明顯升高。傅國勝等的研究發現25例自發性致命性室性快速心律失常的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肌復極離散度四項指標均顯著大于57例無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的心力衰竭患者。鐘偉[5]分析了123例冠心病CHF患者的QTd，結果發現惡性心律失常的發生與QTd增大密切相關；心功能損害嚴重，QTd增大，兩者存在相關性；存活組QTd顯著小于死亡組，表明QTd與預后有關。由此可知，QTd可用來判斷CHF患者的狀況和預測CHF猝死的一個重要指標。本組研究結果顯示，CHF患者的QTd明顯大于健康對照組，QTd與心功能受損程度呈正相關與室性心律失常的發生也具有相關性。與上述報道一致。心功能不全比索洛爾研究(CIBIS-Ⅱ)，倍他樂克緩釋片干預充血性心力衰竭試(MERIT-HF)，卡維地洛試驗(US-CARVEDILOL)等國際大規模臨床試驗以令人信服的證據確立了β阻滯劑在治療CHF中的地位。本文采用選擇性β阻滯劑倍他樂克治療CHF，結果表明，不但能有效地改善心功能，而且能使CHF患者QTd明顯縮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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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就業挫折社會調查研究
（一）抽樣結果
2013年10月，在河南省抽10所高校2014屆畢業生作為被試，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問卷853份，回收率85.3%，剔除無效問卷，剩余有效問卷807份，有效率94.6%。
（二）測量工具
1.基本情況調查表：收集性別、民族、年級、專業、家庭經濟狀況、以及成長環境等個人信息。
2.自編《大學畢業生就業挫折歸因問卷》。此問卷是在文獻分析、開放式問卷調查、訪談的基礎上形成，并經過試測，信度、效度檢驗以及修訂后完成，以五級量表為主要題型。
（三）統計方法
用SPSSl3.0軟件包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處理。
（四）研究結果分析
1.《大學畢業生就業挫折歸因問卷》的編制
對不同專業的30名大學畢業生和20位專職輔導員進行訪談，請5名心理學專家對問卷進行審核，形成20個項目的封閉式調查問卷。問卷探索了影響大學生就業挫折的四個方面，不公平競爭因素、學校因素、自我因素和其它因素。采用一次性取樣，將其中的400份作為第一個樣本，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問卷的因子結構，然后用另外的407份作為第二個樣本，對第一個樣本所獲得的因子結構進行驗證。
（1）問卷的信度檢驗。本研究采用同質性信度作為問卷信度檢驗的方法。同質性信度又稱為內部一致性，是指每一個量表是否測量單一概念，一般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數為檢驗標準。Cronbach's alpha 系數達到 0.90 以上，表示所進行的測驗或使用的量表信度非常好；若Cronbach's alpha 系數達到 0.80 以上，則表示所進行的測驗或使用的量表信度很好；若Cronbach's alpha系數在 0.70 左右，則表示所進行的測驗或使用的量表信度一般，是可以接受的最低信度值 。在本次調查中，各指數都在很好的范圍內，問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可以作為研究工具。
（2）問卷的效度檢驗。卡方比率X2/df在2.0到5.0之間模型可以接受，X2/df越小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越好。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越小表明模型擬合效果越好。GFI、AGFI、CFI、NFI、IFI的取值在0-1之間，越接近1越好。根據這些標準對大學生就業挫折歸因問卷進行了驗證性因素分析，各項指標顯示模型擬合完好。結果表明：該調查問卷的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良好。
2.調查研究結果分析
大學生就業挫折因素在性別上的差異結果表明：因素1（競爭不公平感）和因素3（自我因素）在性別上差異顯著，男生的不公平感和自我歸因明顯高于女生（P
是否獨生子女對大學生就業挫折歸因的影響結果表明：獨生子女大多將就業挫折歸因于不公平競爭、學校和其他因素，而非獨生子女在自我歸因方面顯著高于獨生子女（P
家庭所在地對大學生就業挫折歸因的影響結果表明：就業挫折的各因素在家庭所在地上差異都極其顯著（P
通過相關分析來檢驗父母學歷與大學生就業挫折歸因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學歷與大學生的自我歸因存在顯著的正相關（P
二、音樂療法對大學生就業挫折的干預研究
（一）樣本篩選
在商丘市四所高校招募2014屆畢業生。篩選出48人，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其中實驗組24人，男生7人、女生14人；對照組24人，男生8人、女生15人。
（二）研究工具
1.社交回避及苦惱量表（SAD）。此量表為Watson&Friend（1969）編制。此量表得分高的人，在實際交往中焦慮程度較高。量表中所含的28個條目中，14條用于評價社交回避，14條用于評定社交苦惱。
2.交往焦慮量表（IAS）。此量表為Leary（1983）編制。量表用于評定獨立于行為之外的主觀社交焦慮體驗傾向，含有15條自陳條目，按“一點兒也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別記1-5分。其總評分從15分（社交焦慮程度最低）到75分（社交焦慮程度最高）。
（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采用單因素隨機實驗設計，T為實驗組前測和T2為對照組前測；T3為實驗組后測和T4為對照組后測；X為實驗組實驗處理；T5為實驗組追蹤測量和T6為對照組追蹤測量。
（四）研究程序
1.場地與設備。場地為商丘師范學院音樂學院的排練廳。設備有鋼琴、CD音響一套、軟墊13個，打擊樂器（大鼓、小鼓、手鼓、三角鐵、碰鈴、響板等）。
2.團體類型。該團體針對自愿參加音樂療法團體輔導的，運用接受式音樂療法的手段來幫助大學生克服就業挫折心理。
3.團體目標。了解就業挫折的來源，學會管理自己的情緒；對團體成員建立信任感，愿意訴說；接納自己，接納別人，擺脫生活的困境與孤獨感。
4.團體性質：結構化、封閉式、同質性，成長性，治療性。
（五）音樂療法團體活動方案設計
該音樂療法團體活動分為四個階段：初始階段、主題實施階段、團隊成長階段、總結階段?；顒觾热轂闊嵘砼c放松、語言類、器樂類、肢體活動等。
（六） 結果分析
1.實驗組與對照組前測各因子前測差異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實驗組被試與對照組被試前測比較，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沒有顯著差異（P>0.05）。
2.實驗組與對照組后測各因子前測差異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音樂療法團體干預后實驗組被試與對照組被試后測比較，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差異及其顯著。
3.實驗組前測與后測各因子前測差異顯著性檢驗表明：音樂療法團體干預后實驗組被試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差異及其顯著（P
4.對照組前測與后測各因子前測差異顯著性檢驗表明：對照組被試前測與后測之間在IAS、SAD量表及分量表的因子分上沒有顯著差異（P>0.05）。
三、結語
自編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挫折歸因問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就業挫折的各因素在家庭所在地及競爭不公平感和自我因素在性別上都有顯著差異，獨生子女更多地將就業挫折歸因于不公平競爭、學校和其他因素，非獨生子女在自我歸因方面顯著高于獨生子女，父母學歷與大學生的自我歸因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實驗部分實驗組被試在SAD、IAS、SCL-90量表上的前后測得分有顯著差異，對照組被試前后測沒有顯著差異，對就業問題的回避和苦惱狀態明顯降低，實驗組成員人際交往能力有了明顯改善。
目前，我國團體音樂療法對于改善就業挫折作用機制的研究還不多見，本研究在改善大學就業挫折心理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音樂療法團體輔導實驗組成員具有共同性，實驗組成員之間互相支持、互相信任、成員之間積極互動，互相接納，通過團體音樂小游戲，一起分享生活、抒泄情緒?？梢姡魳矾煼▓F體輔導對于改善大學生就業挫折心理具有獨特的療效機制，促進了成員的人格成長，改善了成員總體上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希望為我國大學生就業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摘要】
目的: 探討環磷酰胺(CY)和環孢素A(CsA)對SLE患者外周血Th細胞亞群的免疫調節作用。方法: 以10例重度活動的SLE患者和6例正常對照的PBMC為研究對象， 將細胞懸液分為空白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組、 PHA+CY組、 PHA+CsA組、 CY組和CsA組分別給藥， 體外細胞培養24 h后， 利用三色流式細胞術檢測CD4+IL10+T細胞、 CD4+IFNγ+T細胞比例和CD8+ IL10+ T細胞、 CD8+IFNγ+T細胞等比例， 同時記錄相應細胞的熒光強度。結果: CsA促進靜息和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同時CD4+T細胞表達IL10熒光強度增強。CY雖然促進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但對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無明顯增強。CsA抑制PBMC培養中表達CD8+IL10+T細胞的比例， 同時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減弱。而CY雖然抑制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IL10+T細胞的比例， 但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卻是減弱的。CsA對活化狀態下正常對照和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IFNγ+T細胞比例的抑制作用優于CY， 且CY對SLE患者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抑制作用也是減弱的。CsA和CY均可抑制活化狀態下， 正常對照PBMC和靜息狀態下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IFNγ+T亞群細胞的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優于CsA。但CY對SLE 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增強作用不如CsA。結論: CsA和CY均能使CD4+T細胞受抑， CD8+T細胞上升。但CsA對T細胞活化， 炎癥相關細胞因子表達啟動的反應更為敏感， 免疫調節作用更為顯著。
【關鍵詞】 環磷酰胺 環孢素A 紅斑狼瘡 系統性 流式細胞術
SLE是一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致病機制不僅涉及B細胞、 各種亞群T細胞（Th1， Th2）及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 DC）， 還涉及復雜的細胞因子網絡[1， 2]。目前SLE的治療仍以糖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 GC）及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CY）等為主， 環孢素A(cyclosporine A， CsA)及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等新型免疫抑制劑治療SLE及相關疾病亦偶見報導［3］。但對CsA、 MMF和CY等免疫抑制劑治療SLE的藥理作用具有針對性的實驗研究國內外罕見報導[4]。因此， 本研究中以SLE患者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為研究對象， 探討CsA、 CY兩種免疫抑制劑對CD4+和CD8+細胞亞群的作用， 探討CsA、 CY對SLE各個重要免疫病理環節的影響， 為臨床合理用藥提供實驗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10例活動性SLE患者來源于本院風濕科、 腎內科和血液科， 為本院2003-10/2004-08確診患者， 均符合美國風濕病學會1997年推薦的SLE分類標準。6例正常對照來源于健康獻血員。除1 例SLE患者為男性、 年齡為28歲外， 其余9例均為女性， 年齡13～55(28±6)歲。健康對照者6例， 均為女性， 年齡22～37(30±3)歲。
1.2 試劑 Ficoll分離液購自上海華精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CY(1.0 g/支)購自Sigma公司（批號091K1176）， 臨用前用RPMI1640溶解。CsA(5 mg/支)購自Sigma公司（批號093K4020）， 臨用前用無水乙醇溶解。PHA購自廣州生物制品公司， 用RPMI1640配成濃度為1 g/L的工作液。藻紅蛋白(PE)Cy5標記的抗CD4單克隆抗體(mAb)(鼠抗人IgG1， κ， RPAT4克隆); PE標記的抗IL10 mAb(兔抗人IgG1， κ， JES39D7克隆); 異硫氰基熒光素(FITC)標記的抗IFNγ(鼠抗人IgG1， κ， 4S.B3克隆); PE標記的小鼠IgG1同種型對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FITC標記的小鼠IgG1同種型對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蛋白質轉運抑制劑、 破膜劑及固定劑均購自еBioscience公司。
1.3 方法
1.3.1 PBMC分離培養 采集患者肝素抗凝血10 mL， 輕輕鋪于Ficoll分離液上(抗凝血與分離液體積比為2∶1)， 2300 r/min離心20 min， 吸出中間細胞層（即PBMC）， 用RPMI1640培養液(含100 mL/L胎牛血清， 青霉素100 U/mL， 鏈霉素100 U/mL)調整細胞密度為1×109/L， 加于24孔培養板中， 每孔1 mL細胞懸液。將細胞懸液分為空白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組、 PHA+CY組、 PHA+CsA組、 CY組和CsA組共6組， 在不同組中加入相應試劑， 其中CY至終濃度為160 μmol/L， CsA至終濃度為120 μmol/L， PHA至終濃度為10 mg/L， 空白組加入相應量的RPMI1640培養液。將細胞置于37℃、 50 mL/L CO2培養箱中培養24 h后， 1500 r/min離心5 min， 收集細胞進行流式細胞術檢測。
1.3.2 IFNγ陽性和IL10陽性細胞亞群檢測 應用三色流式細胞儀(EPICS XL Beckmancoulter公司)， 根據前向散射光(FS)和側向散射光(SS)以淋巴細胞群設門， 并對FL1、 FL2和FL3通道設置熒光補償后， 對CD4+T細胞和CD8+T細胞釋放IL10和IFNγ的情況進行檢測， 同時記錄熒光強度。每一樣本淋巴細胞門內檢測10000個細胞。
1.3.3 統計學分析 SLE組與正常對照的不同藥物刺激組間差異比較用SPSS11.5軟件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 同一藥物處理組內與靜息狀態比較行配對t檢驗分析， 同一組內與未用藥比較行配對t檢驗。
2 結果
2.1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表達IL10的CD4+T細胞和CD8+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 IL10+T細胞比例均增高， 在PHA刺激（即活化狀態）下， 其比例進一步增加(表1)。CsA和CY均可抑制正常對照和SLE患者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CD4+ IL10+T細胞比例增多（P
表1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表達IL10的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略）
aP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2.2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和CD8+T細胞亞群表達IL10熒光強度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均增高， PHA刺激可使其進一步增加(表2)。CsA可促進活化狀態下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的增加（P
表2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T細胞亞群表達IL10熒光強度的影響（略）
aP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2.3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表達IFNγ的CD4+T細胞和CD8+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IFNγ+T細胞比例有所增高(表3)， PHA刺激可使其進一步增高（P
表3 CsA及CY對SLE PBMC培養中表達IFNγ不同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略）
aP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2.4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和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變化不一致(表4)。但PHA刺激可使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進一步增加。CsA可促進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的增加， 而CY則對SLE 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影響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正常對照相比， 靜息狀態下， SLE自發分泌項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增高， 而PHA刺激項SLE PBMC的CD8+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反而下降。但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下降無統計學意義。
表4 CsA及 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影響（略）
aP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3 討論
目前SLE的治療仍以CG為主， 對重癥患者加用免疫抑制劑(如CY、 CsA或MMF)。CY是一種細胞周期非特異性免疫抑制劑， 主要作用于有大量DNA復制的增殖期細胞。CsA為鈣調磷酸酶拮抗劑， 其作用機制在于抑制T細胞活化核調控因子(NFAT)的活化和核轉位。因而與CY不同， CsA能在T細胞早期活化階段發揮作用， 抑制T細胞的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
本研究中， 在靜息和活化狀態下， SLE PBMC培養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同時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增強。CsA刺激靜息和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同時CD4+T細胞表達IL10熒光強度增強。CY雖然促進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但對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增加作用不明顯。CsA抑制表達CD8+IL10+T細胞比例， 同時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增強。而CY雖抑制表達CD8+IL10+T細胞比例， 但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減弱。CsA和CY可顯著抑制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的CD4+IFNγ+T細胞比例， 同時CD4+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也增高。CsA對活化狀態下正常對照和SLE PBMC培養中表達的CD4+IFNγ+T細胞比例的抑制作用優于CY， 且CY對CD4+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也是減弱的。與之相反， CsA和CY可抑制活化狀態下， 正常對照PBMC和靜息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CD8+IFNγ+T亞群細胞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優于CsA。但CY對SLE 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增強作用不如CsA。
由此可見， 兩藥均能干擾SLE的免疫紊亂環節， 對炎癥相關細胞因子表達異常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1]， 但CsA能在T細胞早期活化階段發揮作用， 抑制T細胞的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 這可能是CsA表現優于CY的原因之一; 另依Su等[4]研究報道MMF同樣可使SLE 患者IL10、 IFNγ及IL12異常增高的表達水平降低， 并抑制表達IL10和表達IFNγ的CD4+T細胞比例， 而地塞米松卻使IL10表達水平增高， 對IFNγ、 IL12無明顯影響， 因此推測， CsA具有MMF的部分優勢， 這是CG及CY所不具備的。
另本研究還觀察到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現象， 即CsA及CY的應用可使PHA刺激下活化的T細胞中表達IL10或IFNγ的CD8+T細胞比例明顯增高。這可能與CD4+T細胞亞群受到抑制有關。Wang等[5]發現SLE患者應用CG治療病情好轉， 但其CD8+T細胞增高， 或CD4+T細胞明顯下降而CD8+T細胞減少不明顯， 甚至出現CD4+/CD8+比例倒置， 這可能與CD8+T細胞的抑制性調節作用有關。即免疫抑制治療， 有助于抑制CD4+T細胞過度活化引起的異常自身免疫反應， 幫助CD8+T細胞發揮調節作用， 控制CD4+T細胞， 實現病理狀態下的免疫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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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倍他樂克緩釋片;慢性心力衰竭;腦鈉肽;射血分數;靜息心率
【中圖分類號】R9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517(2010)16-129-2
近年來十分重視神經內分泌的過度激活在心衰發生中所起的作用,其相關指標也成為心衰診斷治療上的重要的參考標準,B型腦鈉肽(BNP)是近年來研究較多的神經體液因子之一,其發現曾被認為是心衰診斷上的一次突破[1]。BNP用于心衰的診斷方面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亦屢見有相關報道。CHF時由于交感神經系統、腎素一血管緊張素一醛固酮系統(RAAS)的長期過度激活,以及一系列神經內分泌因子和細胞因子的大量釋放,而導致心臟結構、功能、表型的變化,促進心肌重塑,加重心肌損傷和心功能惡化,后者又進一步激活神經內分泌一細胞因子,如此形成惡性循環。筆者以其中的BNP為中心,研究倍他樂克緩釋片治療后對靜息心率的影響及BNP和心功能的改善情況,現報道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選自本院2008年7月至2009年11月住院及門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CHF)共97例,入選標準:既往未服用過倍他樂克制劑,所有病例診斷均符合Framingham心衰診斷標準[2]。其中男56例,女41例,平均年齡68.96±11.38歲。排除標準:有嚴重肝腎功能障礙或惡性腫瘤者,嚴重心力衰竭達4級伴有明顯液體潴留者;妊娠或哺乳期婦女;凡能增加病死率的因素如心源性休克、嚴重室性心律失常、完全性房室傳導阻滯、有明顯感染者的肺源性心臟病等。停藥或者減量標準:凡用藥后心衰加重或靜息時心率
1.2方法
1.2.1一般臨床資料記錄患者年齡、性別以及用藥前后的血壓,靜息心率,心功能分級。根據患者心率和血壓水平將倍他樂克緩釋片逐漸加量,加至最大耐受劑量。
1.2.2生化指標測定采用日本奧林巴斯公司生產的AU54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空腹12～14h后清晨采靜脈血,測定血清中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尿素氮(BUN)、肌酐(CR)、尿酸(UA)水平。
1.2.3BNP水平測定入院次日晨空腹留取加EDTA抗凝的血漿2ml,使用美國biosite公司的Triage B-type natriureticuretic assay儀熒光免疫測定BNP濃度。
1.2.4心臟超聲測定采用荷蘭飛利浦公司生產的PHILIP SONOS 5500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2.5～4.0MHz,測定患者的室間隔厚度(IVST)、左室后壁厚度(LVPWT)、左室舒張末期內徑(LVEDd)、射血分數(EF)。以上操作均由有經驗專業醫師完成。
1.3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SPSS16.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治療前后兩組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兩變量之間的關系采用簡單相關分析;剔除年齡、性別影響因素,比較采用協方差分析,以P
2結果
2.1一般臨床資料比較治療前后血壓水平,肝腎功能,甘油三酯水平等方面比較,差別均無統計學意義。治療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較治療前有降低趨勢,但差別未達統計學意義(P=0.11)。
2.2治療前后兩組BNP水平和心超指標變化的比較(如表1)。
2.3治療前后RHR、IVST、LVPWT、LVEDd、LVEDs、EF等與BNP水平的相關性分析(如表1,圖1,圖2)。
將患者的BNP含量與各臨床指標進行直線相關分析,排除性別,年齡等干擾因素后,BNP與RHR呈正相關,相關系數為r=0.38(P0.05)。
圖1BNP與EF值之間散點圖 圖2 RHR與BNP之間散點圖
3討論
BNP是一種含氨基酸的多肽。在心室負荷過重或擴張時全身及局部激素參與心肌,血管及腎臟的適應性改變,利鈉肽系統被顯著激活,突發性合成增加,不受其他因素干擾。因此BNP反映心室功能改變更敏感,更具有特異性,已被成熟用于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診斷。CHF的治療已從常規的強心,利尿,擴血管模式,轉變為在改善CHF的癥狀及血液動力學指標的基礎上,阻斷神經內分泌的激活,防止和延緩心肌重塑的發展,從而降低心力衰竭的住院率和死亡率。一些研究表明,血漿腦鈉肽(BNP)水平與CHF的診斷、嚴重程度及預后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常規抗心衰治療基礎上,應用倍他樂克緩釋片治療24周后靜息心率水平較治療前明顯降低,心功能分級和心超指標明顯改善,LDL有降低趨勢,但未達統計學意義,與相關研究倍他樂克有獨立于他汀類藥物之外的降血脂的作用類似。并且,心率降低的程度越大,癥狀改善的越明顯,因此,筆者認為倍他樂克緩釋片作為β1受體阻滯劑的緩釋制劑,具有持續的藥物恒速釋放系統,只需每天給藥1次,即可獲得24h的平衡血藥濃度和均一的β1受體阻滯作用,可提供均衡的血壓和心率下降,克服了藥物濃度不均一而出現的心率變異性大,血壓波動范圍大等缺點,因此可均衡發揮提高β1受體密度,改善心臟自主神經調節功能,降低交感神經的張力,提高迷走神經活性[3],從而明顯改善心臟功能,大大提高了療效,更有效的降低心血管事件和改善預后。本組患者治療后HR,LVEDd較治療前明顯減小,BNP水平下降,EF值升高,其余各指標變化無統計學意義,與文獻報道的血漿BNP與LVEF呈負相關,與LVEDd呈正相關有一致之處。但室間隔厚度與BNP相關性不明顯,與文獻報道有差異之處,可能與該研究對象組為不同原因所致的心力衰竭,而室間隔厚度增加所致BNP水平增加常見于高血壓及高血壓心臟病所致的心力衰竭,以及此組研究對象數量相對較少有關。筆者認為倍他樂克緩釋片將心率下降程度越大,引起的心功能改善越明顯的情況,具體機制可能為:交感神經阻滯程度越大,越能減少兒茶酚胺對心臟的毒性,抑制心室重構,增加心肌的順應性。同時,將心率降低至最大程度,舒張期明顯延長,減少心臟的機械做功,同β1受體阻滯之后的負性肌力作用一起共同減少心肌耗氧,另一方面,靜息心率從側面反映β1受體阻滯的嚴重程度,心率下降越多,其上調心肌βl受體密度,恢復βl受體對兒茶酚胺的敏感性作用越大,心肌收縮力增強,收縮末期滯留血量減少,內徑減小,室壁張力下降,引起心室對BNP的分泌減少,同時引起射血分數的增加。由于部分心衰患者的癥狀為合并的心律失常引起,而非心臟泵血功能惡化,因此經β1受體阻滯劑治療后只要BNP水平下降,即便CHF癥狀不改善,心超指標無明顯變化,亦提示為β1受體阻滯劑治療的有效反應,雖然BNP與左室射血分數(LVEF)有很好的相關性,但BNP較心超指標更客觀更敏感的提示心功能的變化。
筆者認為在常規治療基礎上加用倍他樂克緩釋片治療CHF療效顯著,好于常規治療,長期維持用藥能緩解心衰癥狀、增加運動耐量、改善心功能分級,因此應在CHF患者中普及使用,采用在心功能穩定的基礎上給與逐漸增量的給藥方式,加至最大耐受劑量,對CHF患者具有較高的治療價值和安全性。由于目前的研究對經過β1受體阻滯劑治療后的患者血清BNP水平的變化情況報道不一,將BNP水平變化作為CHF的治療過程中療效觀察尚未達成統一意見。但是在CHF的治療過程中,倍他樂克緩釋片始終應作為治療的中心環節,個體化用藥,與BNP水平相結合,綜合評估患者的危險分層及對治療的反應,以期提高其長期預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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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vis RC,Hobbs FDR,Lip GYH.ABC of heart failure:history
目的: 探討環磷酰胺(cy)和環孢素a(csa)對sle患者外周血th細胞亞群的免疫調節作用。方法: 以10例重度活動的sle患者和6例正常對照的pbmc為研究對象, 將細胞懸液分為空白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組、 pha+cy組、 pha+csa組、 cy組和csa組分別給藥, 體外細胞培養24 h后, 利用三色流式細胞術檢測cd4+il10+t細胞、 cd4+ifnγ+t細胞比例和cd8+ il10+ t細胞、 cd8+ifnγ+t細胞等比例, 同時記錄相應細胞的熒光強度。結果: csa促進靜息和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同時cd4+t細胞表達il10熒光強度增強。cy雖然促進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但對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無明顯增強。csa抑制pbmc培養中表達cd8+il10+t細胞的比例, 同時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減弱。而cy雖然抑制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il10+t細胞的比例, 但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卻是減弱的。csa對活化狀態下正常對照和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ifnγ+t細胞比例的抑制作用優于cy, 且cy對sle患者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抑制作用也是減弱的。csa和cy均可抑制活化狀態下, 正常對照pbmc和靜息狀態下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ifnγ+t亞群細胞的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優于csa。但cy對sle 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增強作用不如csa。結論: csa和cy均能使cd4+t細胞受抑, cd8+t細胞上升。但csa對t細胞活化, 炎癥相關細胞因子表達啟動的反應更為敏感, 免疫調節作用更為顯著。
【關鍵詞】 環磷酰胺 環孢素a 紅斑狼瘡 系統性 流式細胞術
sle是一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致病機制不僅涉及b細胞、 各種亞群t細胞（th1, th2）及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 dc）, 還涉及復雜的細胞因子網絡[1, 2]。目前sle的治療仍以糖皮質激素（glucocorticoid, gc）及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 cy）等為主, 環孢素a(cyclosporine a, csa)及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等新型免疫抑制劑治療sle及相關疾病亦偶見報導［3］。但對csa、 mmf和cy等免疫抑制劑治療sle的藥理作用具有針對性的實驗研究國內外罕見報導[4]。因此, 本研究中以sle患者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為研究對象, 探討csa、 cy兩種免疫抑制劑對cd4+和cd8+細胞亞群的作用, 探討csa、 cy對sle各個重要免疫病理環節的影響, 為臨床合理用藥提供實驗依據。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10例活動性sle患者來源于本院風濕科、 腎內科和血液科, 為本院2003-10/2004-08確診患者, 均符合美國風濕病學會1997年推薦的sle分類標準。6例正常對照來源于健康獻血員。除1 例sle患者為男性、 年齡為28歲外, 其余9例均為女性, 年齡13～55(28±6)歲。健康對照者6例, 均為女性, 年齡22～37(30±3)歲。
1.2 試劑 ficoll分離液購自上海華精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cy(1.0 g/支)購自sigma公司（批號091k1176）, 臨用前用rpmi1640溶解。csa(5 mg/支)購自sigma公司（批號093k4020）, 臨用前用無水乙醇溶解。pha購自廣州生物制品公司, 用rpmi1640配成濃度為1 g/l的工作液。藻紅蛋白(pe)cy5標記的抗cd4單克隆抗體(mab)(鼠抗人igg1, κ, rpat4克隆); pe標記的抗il10 mab(兔抗人igg1, κ, jes39d7克隆); 異硫氰基熒光素(fitc)標記的抗ifnγ(鼠抗人igg1, κ, 4s.b3克隆); pe標記的小鼠igg1同種型對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fitc標記的小鼠igg1同種型對照免疫球蛋白（mopc21克隆); 蛋白質轉運抑制劑、 破膜劑及固定劑均購自еbioscience公司。
1.3 方法
1.3.1 pbmc分離培養 采集患者肝素抗凝血10 ml, 輕輕鋪于ficoll分離液上(抗凝血與分離液體積比為2∶1), 2300 r/min離心20 min, 吸出中間細胞層（即pbmc）, 用rpmi1640培養液(含100 ml/l胎牛血清, 青霉素100 u/ml, 鏈霉素100 u/ml)調整細胞密度為1×109/l, 加于24孔培養板中, 每孔1 ml細胞懸液。將細胞懸液分為空白組、 植物血凝素(pha)刺激組、 pha+cy組、 pha+csa組、 cy組和csa組共6組, 在不同組中加入相應試劑, 其中cy至終濃度為160 μmol/l, csa至終濃度為120 μmol/l, pha至終濃度為10 mg/l, 空白組加入相應量的rpmi1640培養液。將細胞置于37℃、 50 ml/l co2培養箱中培養24 h后, 1500 r/min離心5 min, 收集細胞進行流式細胞術檢測。
1.3.2 ifnγ陽性和il10陽性細胞亞群檢測 應用三色流式細胞儀(epics xl beckmancoulter公司), 根據前向散射光(fs)和側向散射光(ss)以淋巴細胞群設門, 并對fl1、 fl2和fl3通道設置熒光補償后, 對cd4+t細胞和cd8+t細胞釋放il10和ifnγ的情況進行檢測, 同時記錄熒光強度。每一樣本淋巴細胞門內檢測10000個細胞。
1.3.3 統計學分析 sle組與正常對照的不同藥物刺激組間差異比較用spss11.5軟件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 同一藥物處理組內與靜息狀態比較行配對t檢驗分析, 同一組內與未用藥比較行配對t檢驗。
2 結果
2.1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表達il10的cd4+t細胞和cd8+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 il10+t細胞比例均增高, 在pha刺激（即活化狀態）下, 其比例進一步增加(表1)。csa和cy均可抑制正常對照和sle患者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cd4+ il10+t細胞比例增多（p<0.05）。cy抑制正常對照和sle患者pbmc培養中在pha未刺激狀態下（靜息狀態下）表達cd4+ il10+t細胞比例增加的作用優于csa, 相反, csa對活化狀態下正常對照和sle患者pbmc培養中表達cd4+ il10+t細胞比例增加的抑制作用優于cy。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il10+t細胞比例均升高, pha刺激可使其增高（p<0.05）。csa和cy均可抑制活化狀態下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表達cd8+il10+t細胞比例增多, 且csa的抑制作用優于cy。相反, csa和cy均刺激活化狀態下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 il10+t細胞比例的增加（p<0.05）, 且cy的刺激作用強于csa。cy抑制靜息狀態下正常對照和sle患者pbmc表達cd8+ il10+t細胞比例增加的作用優于csa。
表1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表達il10的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略）
ap<0.05與未經pha刺激組比較; cp<0.05與正常對照相應處理比較; ep<0.05與未用藥相應組相比.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2.2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和cd8+t細胞亞群表達il10熒光強度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均增高, pha刺激可使其進一步增加(表2)。csa可促進活化狀態下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的增加（p<0.05）, 而cy則抑制靜息狀態下sle 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的增加（p<0.05）。與正常對照相比, 靜息狀態下自發分泌項（即空白對照項）和cy的sle 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增高, 而csa下降（p<0.05）。pha刺激可使正常對照自發分泌項和cy的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的增加（p<0.05）, 而正常對照的csa和sle的自分泌項、 cy的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卻是下降的（p<0.05）。
表2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t細胞亞群表達il10熒光強度的影響（略）
ap<0.05與未經pha刺激組比較; cp<0.05與正常對照相應處理比較; ep<0.05與未用藥相應組相比.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2.3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表達ifnγ的cd4+t細胞和cd8+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4+ifnγ+t細胞比例有所增高(表3), pha刺激可使其進一步增高（p<0.05）。csa和cy可顯著抑制活化狀態下sle患者pbmc培養中表達的cd4+ifnγ+t細胞比例的增加。同時csa對活化狀態下正常對照和sle pbmc培養中表達的cd4+ifnγ+t細胞比例增加的抑制作用優于cy。與正常對照相比, 在活化狀態下sle pbmc培養中表達的cd8+ifnγ+t細胞比例升高, pha刺激可使其增高（p<0.05）。csa和cy可抑制活化狀態下, 正常對照pbmc和靜息狀態下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ifnγ+t亞群細胞比例增多, 且cy的抑制作用優于csa。相反, csa和cy均刺激活化狀態下sle pbmc培養中表達cd8+ifnγ+t細胞比例的增加（p<0.05）, 且cy的刺激作用強于csa。而在正常對照中cy抑制活化狀態下pbmc表達cd8+ifnγ+ t細胞比例作用增加優于csa。
表3 csa及cy對sle pbmc培養中表達ifnγ不同t細胞亞群比例的影響（略）
ap<0.05與未經pha刺激組比較; cp<0.05與正常對照相應處理比較; ep<0.05與未用藥相應組相比.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2.4 csa及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和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影響 與正常對照相比, sle 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變化不一致(表4)。但pha刺激可使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進一步增加。csa可促進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的增加, 而cy則對sle pbmc培養中cd4+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影響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正常對照相比, 靜息狀態下, sle自發分泌項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增高, 而pha刺激項sle pbmc的cd8+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反而下降。但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的熒光強度下降無統計學意義。
表4 csa及 cy對sle和正常對照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影響（略）
ap<0.05與未經pha刺激組比較; cp<0.05與正常對照相應處理比較; ep<0.05與未用藥相應組相比.
（cd4+ il10+t細胞為cd4+ il10+ifnγ+與cd4+ il10+ ifnγ-之和, cd8+il10+t類推）.
3 討論
目前sle的治療仍以cg為主, 對重癥患者加用免疫抑制劑(如cy、 csa或mmf)。cy是一種細胞周期非特異性免疫抑制劑, 主要作用于有大量dna復制的增殖期細胞。csa為鈣調磷酸酶拮抗劑, 其作用機制在于抑制t細胞活化核調控因子(nfat)的活化和核轉位。因而與cy不同, csa能在t細胞早期活化階段發揮作用, 抑制t細胞的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
本研究中, 在靜息和活化狀態下, sle pbmc培養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同時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增強。csa刺激靜息和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表達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同時cd4+t細胞表達il10熒光強度增強。cy雖然促進cd4+il10+t細胞比例增加, 但對cd4+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增加作用不明顯。csa抑制表達cd8+il10+t細胞比例, 同時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增強。而cy雖抑制表達cd8+il10+t細胞比例, 但cd8+t細胞表達il10的熒光強度減弱。csa和cy可顯著抑制活化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的cd4+ifnγ+t細胞比例, 同時cd4+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也增高。csa對活化狀態下正常對照和sle pbmc培養中表達的cd4+ifnγ+t細胞比例的抑制作用優于cy, 且cy對cd4+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也是減弱的。與之相反, csa和cy可抑制活化狀態下, 正常對照pbmc和靜息狀態下pbmc培養中表達cd8+ifnγ+t亞群細胞比例, 且cy的抑制作用優于csa。但cy對sle pbmc培養中cd8+t細胞表達ifnγ熒光強度的增強作用不如csa。
由此可見, 兩藥均能干擾sle的免疫紊亂環節, 對炎癥相關細胞因子表達異常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1], 但csa能在t細胞早期活化階段發揮作用, 抑制t細胞的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 這可能是csa表現優于cy的原因之一; 另依su等[4]研究報道mmf同樣可使sle 患者il10、 ifnγ及il12異常增高的表達水平降低, 并抑制表達il10和表達ifnγ的cd4+t細胞比例, 而地塞米松卻使il10表達水平增高, 對ifnγ、 il12無明顯影響, 因此推測, csa具有mmf的部分優勢, 這是cg及cy所不具備的。
另本研究還觀察到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現象, 即csa及cy的應用可使pha刺激下活化的t細胞中表達il10或ifnγ的cd8+t細胞比例明顯增高。這可能與cd4+t細胞亞群受到抑制有關。wang等[5]發現sle患者應用cg治療病情好轉, 但其cd8+t細胞增高, 或cd4+t細胞明顯下降而cd8+t細胞減少不明顯, 甚至出現cd4+/cd8+比例倒置, 這可能與cd8+t細胞的抑制性調節作用有關。即免疫抑制治療, 有助于抑制cd4+t細胞過度活化引起的異常自身免疫反應, 幫助cd8+t細胞發揮調節作用, 控制cd4+t細胞, 實現病理狀態下的免疫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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