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1-03 1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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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政策 演化經濟學創新 思考
一、區域經濟政策的演化理論基礎
演化經濟學是從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根據生物進化的觀念來關注經濟變遷過程。它的重點基本落在組織層次方面，分析論述的內容是當企業遇到市場環境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及風險，應怎樣按照自身的“慣例”來行事，經受住環境的考驗與選擇。學者們也積極嘗試將這一理念放到區域經濟發展中。
從演化角度來看，區域間也存在如同市場內的企業一樣出現競爭。區域創新力的強弱直接決定了區域競爭力的大小。而影響區域創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識基礎與區域內行為人的多樣性。區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共同知識基礎能為經濟行為人的多樣性產生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與選擇作用。一方面，區域內的經濟行為人利用區域中累積的知識可以再相關知識領域增強提供機會。另一方面，區域共享知識基礎還能發揮出選擇機制的作用，避免引入或創造不符合當地背景的知識內容。
二、區域內的制度環境
（一）區域局部變革
它是經濟行為人的搜尋創新和區域環境選擇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結果。經濟行為人，比如企業遇到各種局部問題或常規問題或局部鎖定時，通常就會促使局部變革的發生。這種變革方式從行為主體來講，大部分屬于一種適應行為，可預見性極強，有較強的選擇作用。也有助于為政策制訂者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
（二）結構變革
即根本性變革，若區域經濟陷入困境及鎖定狀態時，通常會促使和原有的發展軌跡完全脫離，使區域產生根本性變革。該變革主要有兩種來源，一是源于區域自身內部；二是由其它多種渠道引進。該變革形式對環境選擇影響很小。
三、從演化視角提出的一般區域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嘗試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論基礎上的一般區域政策建議。
首先要不斷提升區域共同的知識基礎，不斷改進區域制度環境。提升區域共同的知識基礎，必須通過強化溝通與交流，主要包括區域內經濟行為人之間、經濟行為人和區域內外部之間等的信息交流、溝通。同時，在此基礎上促使各經濟行為人加強學習、交流，從而讓知識，尤其是默示知識得到有效轉移，甚至產生創新。改進區域制度環境的一種有效方式，即確保區域保持開放性。針對流動性資源，例如資本、企業等，實施“退出”機制，確保區域“即使遇到壓力集團的抵制，也一定要提供合適的制度，從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區位性要素”。
處理區域內的局部變革問題時，區域政策帶有微調的特性。此時，區域政策的基本目標為：進一步促進區域多樣性的產生；確保區域選擇過程的有效發生；努力排除鎖定狀態。
區域內的多樣性基本依靠創新來激發。因而，要強化區域內的學習能力。比如，政策制訂者可加強企業、科研院所、風險資本之間的溝通與聯系，從而確保相關知識、信息流動的及時、通暢，進而促使區域學習與創新的產生。
區域內相關創新的發展及擴散均依靠區域內市場以及非市場環境具備的有效選擇機制來達到。在此條件下，實施政策微調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政策的制訂來關注對四周環境的提升，用以彌補環境中存在的薄弱環節。
由于局部變革與路徑依靠有可能引起次優問題，因此，在制訂區域政策時，還應注重減小新的區域鎖定風險。政策制訂者應著重建立“區域層次的冗余”，即區域各組織間松散的聯系。而區域層次的冗余極難建立在市場基礎上，重點取決于相應的政策。因此，政策制訂者要重視區域系統的開放及多樣化，主動刺激促進開放性及多樣化，避免強大的組織控制區域系統并僅為其再生產服務。
針對根本性變革時，區域政策的目標為重構區域發展路徑，建立新的系統，并且防止早期鎖定。在這種背景下，相對于局部變革，政策制訂者會獲得更多的自由與選擇。比如，在重構區域經濟體系過程中，可選擇很多新的技術、制度等，而不必如局部變革一般，只能在原有的路徑下發展。區域政策的著力點不僅要提高區域的適應能力，保持多樣性，而且要促使區域資源向新的發展機會、新的發展軌跡開放，同時加強區域內各個組織間的新交流與溝通。
下面，我們對比局部變革的區域政策來進一步說明根本性變革的區域政策特點：
1、相對于局部變革，根本性變革極少受到當地實際環境的影響，更偏重于制訂普通意義上的政策。局部變革則帶有明顯的地方特征，大多數會受到專門化知識及技術的影響。2、局部變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統基礎上的微調，區域仍舊護按照原有形態進行發展；根本性變革則是完全脫離已有的發展形勢，在組織、技術、制度等方面重新構建。3、局部變革的區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區域內相關要素、組分間的溝通，加強知識、技術方面的交流。根本性變革則重點在于刺激區域內的要素及組分進行新的交流，從而達到創新以及找到新的發展路徑的目的。④局部變革政策制訂者的自由度有限，必須在原有的技術、知識區域內進行政策制訂，因而政策成功率較大。而根本性變革政策制訂者的自由度偏大，不過，成功率較小。
參考文獻：
從本質上分析，貿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實保障世界范圍內各個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從而不斷增加各個國家在經濟方面的福利。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貿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經濟學考慮的貿易政策，其強調的并不是立足于經濟學理論上成本與收益的簡單效率計量，而是與各種政治因素緊密聯系的復雜性貿易決策或方針。由此可知，無論是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國內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貿易政策的本質而言，其最終應用的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國家內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貿易政策中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就貿易政策而言，其國際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又可稱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對這一概念進行分析時，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方法，而是國際層面上的現實主義方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際現實主義應運而生。這一主義的出現從某種程度上對經濟大蕭條時期，工業化國家以“以鄰為壑”這一貿易政策為福利的舉措進行了客觀解釋。以現實主義者為例，其主張的觀點主要包括：1.國際層面上的政治經濟學，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單位是國家。2.理性占主導的國家所追求的是權利在自身層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國家整體而言，其整體利益更為重要，所以各個國家的政府便是保障這一整體利益的有效途徑。 3.成本與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國家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選擇和決策的主要依據。除此之外，有由金德爾伯格、庫拉斯納以及格爾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權安定理論”，是貿易政策在國際層面上較為有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該理論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之中，一個國家的地位能夠直接決定這個國家對外部國家采取的經濟政策。也就是說，一旦在國際這一綜合體系中，出現了一個軍事、經濟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個體國家時，這一國家必然會要求并嘗試構建一個相對開放的國際化貿易體制，從而通過報復、制裁等一系列強制手段進行相關規則、條例的執行和實施。
二、貿易政策中國內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貿易政策，不單單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結果，還是各個國家自身內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因素整合影響和綜合作用的最終結果。從這一角度理解，貿易政策便是各個集團利用政治進行利益決策的真實反映。在國內層面上，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包括以下理論：
1.人們在政治領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需求者，選民會直接投票選擇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進和擴大的候選人。而作為政治這一市場的供給者，無論是總統，還是議員，這些決策者都會盡可能追求當選或是連任。在貿易政策決定中，這一理論的應用，需要對經濟市場進行假定，即競爭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簡單多數的直接投票原則決定當選者、零投票成本以及決策者選擇自由貿易政策。
2.斯托帕爾-薩繆爾森定理。該定理認為，當一個國家在勞動者數量上大幅度超過資本所有者數量時，如果其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出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進口，那么，政治層面的決策者便會以絕大部分勞動者的主觀要求對貿易政策進行自由化開放。反之，如果這個國家的密集型勞動產品屬于進口，而密集型資本產品屬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貿易政策便會使得絕大部分勞動者利益受到損害，故此，該國家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傾向。這就是國際貿易政策中經常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
三、貿易政策中綜合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應用
(一)研究DUP經濟
DUP，其實是與非生產性尋租直接的活動的簡稱?？唆敻癖硎荆c經濟學理論上單純的尋求社會財富增加不同，這不是簡單的尋利行為。雖然這種直接且不具備生產特性的尋租活動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業價值，也不能間接增加其勞務價值，但是，卻可以通過特殊形式尋求并收獲最大化的綜合利益。在國際化貿易活動中，這一理論便有典型表現。通過一系列的院外活動，利益集團可以直接對相應產業實行兩個貿易管理措施，以此確保集團可以獲得相應的利益。其一，最高規格關稅的實行。其二，進口、出口配額的直接保護。通常情況下，這種院外活動的開展和進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個，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實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結果。就關稅政策而言，其存在的價值就是保護整個民族工業的全面發展。但是，當國內市場出現一定程度的企業壟斷現象時，其他企業便會失去提升質量、改進技術、增強市場核心競爭力的能力和激勵，故此，關稅政策便會自然成為保護尋租行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進口許可證制度、匯率高估管理制度、進口配額、外匯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隨進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條例，也會產生相應的經濟租追求活動。從資源應用的角度分析，雖然這些活動屬于對社會經濟資源中有效資源的消耗和浪費，但是，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社會成本的貿易保護，并逐漸發展成為其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選擇貿易政策工具
當今世界，各個國家廣泛使用的貿易政策其實是與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分析是相背離的。事實上，之所以讓國外直接承擔例如反傾銷稅、自愿出口限制、反補貼稅等系列保護成本造成的大規模福利損失，而不直接運用在政策上可獲得最優化經濟效率或次優化經濟效率的工具，是因為政治決策者考慮其影響因素、影響范圍、影響程度時，不僅要從經濟層面上深入考慮，還要從政治層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貿易政策決策
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中，絕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兩個相對獨立且彼此分離的政策性領域。其中，一個領域是產業部門，另一個領域是國民經濟。按理說，政策焦點原本應該屬于宏觀理論上的國民經濟管理，但實際上，卻是偏向于單個且微觀的產業部門的。針對這一點，行政部門之間的一系列活動體現得較為顯著。以行政部門之間的內部或外部妥協，以及行政部門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為例。這便是美國現行寡頭政治最核心的特點，正是由于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牽制，反而阻礙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貿易優化政策的實施。在政治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就各大產業而言，其反對外國進行貿易競爭保護的具體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實利用經濟計量這一科學合理的方法進行分析和判斷。針對這一方面，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研究試驗。同時，這些豐富的文獻和研究也為貿易政策中保護性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堅實可靠的理論基礎。
四、結束語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關重要的。無論是自由貿易政策，還是反對自由貿易政策，其最終決策都需要經過宏觀和微觀的綜合分析。當然，利用科學有效的經濟計量方法進行其他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計算和預估，也是保障國際貿易雙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說，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升自我國家在要素配置和經濟福利方面的收獲程度。
1公共產品與公共衛生
所謂非競爭性(Non－rivalry)，即增加一個消費者，其公共產品的供給邊際成本為零或一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所謂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即一種物品一旦被提供，沒有一個人可以被排除在該物品的消費過程之外，或者不能通過收費和其他機制將其排除在外。在衛生服務領域中存在著大量的公共產品。例如，利用電視開辦健康教育節目，這個節目一旦開播，收視區內的全部居民都可以收看并從中受益，而且未付費者收看節目也不影響付費者收看節目;又如，為控制血吸蟲病而采取的疫區滅螺措施，這種服務一旦提供，疫區內的居民都降低了血吸蟲病的感染幾率，而且付費者享受到安全的生活和勞動環境，未付費者也同樣可以享受。因此，公共衛生服務如傳染病的預防與控制、衛生監督、婦幼保健、健康教育、食品衛生、環境衛生等都屬于公共產品范疇。對于這些公共產品，由于未付費者和付費者同樣可以消費并獲益，所有人都會試圖“免費搭車”。既然無論付費與否都可以收看電視健康教育節目，可以避免接觸釘螺而減少血吸蟲病的感染，那么作為消費者誰還愿意出錢購買這些服務呢?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者提供這類產品將難以獲得理想的收益，因為“生產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單個企業或消費者不會有經濟動力去提供這些服務并試圖從中獲利”，所以私人不會生產這類公共產品。結果在市場機制下，公共衛生服務會處于極端萎縮狀態或根本不會存在。由于公共產品消費人數的增加一般不導致成本的增加，而且一經提供會有眾多的人享受，所以從社會角度考慮，公共產品具有很高的經濟效率;然而，在市場機制下這種具有高經濟效率和高公益性的公共產品是沒有人愿意提供的。所以在衛生領域中利用市場機制所帶來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衛生服務缺乏提供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機制在衛生領域中不能實現衛生資源的有效配置。
2準公共產品與基本醫療
準公共產品介于私人物品與公共產品之間。私人物品的特點是競爭性與排他性，“除了直接消費者之外，該物品的生產和消費不對任何其他人產生正的或負的外部效應(或溢出效應)，它的一個生產單位，僅對應著一個消費單位，即僅供一個人消費。”由于私人物品的消費可以在消費者之間進行分割，因此普通商品的買賣雙方可以通過談判形成雙方滿意的價格，這就為市場交易提供了可能。基本醫療服務雖然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特征，但如果把它看作個人消費品則是錯誤的。因為基本醫療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存在供方需求誘導，進而會導致市場失靈。醫療服務具有天生的非同質性和供方信息壟斷性，醫生對疾病的嚴重程度、治療手段的有效性、醫療服務的適度性更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及其家屬由于缺乏醫學知識和對疾病的恐懼心理，治療上一般持服從態度。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供方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兼具服務建議者和提供者雙重身份的醫生可以方便地實現誘發需求的目標。因此，用市場化的方式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必然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失靈。二是基本醫療被社會公認為人人都應該得到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人力資本包含健康資本和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健康狀況的改善依賴于醫療衛生狀況。如果一個國家具有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必然會在整體上提高人力資本的健康狀況;反之，不完善的衛生服務體系則會使居民得不到必要的健康保護，從而損害國家的整體健康狀況，最終妨礙社會經濟發展。因此，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政府應優先保障所有居民的基本健康權利，當居民缺乏基本醫療服務的支付能力時，政府就應給予資助。因此，基本醫療服務屬于準公共產品范疇。
3外部性與衛生服務的正外部效應
具有正外部效應的產品是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例如，在一個社區范圍內一部分人接種了麻疹疫苗，接種者患麻疹的可能性大大減少，同時社區內非接種者受到傳染的機會也會減小，結果接種者受益，未接種者也受益。正外部效應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傳染病的治療服務，如果一個人罹患瘧疾并就醫治療，那么除了他本人康復外，周圍的人由于減少了被傳染的可能性也將從中受益。具有外部效應的(準)公共產品的經濟學特點是:直接消費者對消費效益的估計要比其社會效益小得多。這說明在市場機制下，由于個別消費者對消費效益的估計之和小于總的實際效益，消費者對(準)公共產品的需求量小于社會最佳需求量，從而社會對(準)公共產品的需求不足，供給也不足［3］。因此，對于(準)公共產品單靠市場機制不但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反而會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4需求和供給理論與醫療服務價格失靈
醫療需求是人們在一定價格水平下對醫療服務的需要，它要求人們有需要的欲望并具有支付能力。只要醫療資源是有限的，供求曲線就會受價格水平的制約。在完全競爭市場模型中，均衡理論是建立在供求雙方擁有價格、質量等充分信息、可以做出理性判斷的基礎之上的。完全競爭市場必須具備4個條件:一是有眾多的買者和賣者，二是提供的產品是同質的，三是行業進退自由，四是供求雙方擁有完全的信息［4］。然而，現實生活中醫療服務的市場供給同完全競爭市場模型相差甚遠，醫院和醫生提供的服務具有天然壟斷性;同時，醫療服務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壟斷條件下，壟斷方索取的價格超過了生產的邊際成本，價格與邊際成本之間的差距產生了福利損失。如果政府對醫療服務價格進行適當管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由壟斷造成的福利損失。由于醫療服務在很多情況下充滿著不可預見性，要求醫生在治療前先同患者談判，以形成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價格是不現實的。此外，醫療服務存在強烈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醫生在治療過程中通常運用非價格決策規則實施醫療行為。因此，如果醫院追求利益最大化，醫療服務的供給者很容易利用壟斷性和特殊性來犧牲患者的利益。醫療服務領域存在明顯的市場價格機制失靈。
5福利經濟學理論與醫療衛生公平性
在經濟處于完全競爭、生產者與消費者獲得的信息充分且沒有外部性的條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達到最佳狀態，市場經濟就會顯示出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在這樣一個制度中，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有效率的，沒有一個人的境遇可以在不使他人的境遇變得更糟的情況下變得更好”，競爭性的價格機制能使社會資源和技術通過最佳的組合生產出商品或勞務。但是，盡管帕累托效率頗具吸引力，也不能表明應該把它作為倫理標準，它的缺陷就是對公平問題的漠視，未能以是否公平作為效用分配的依據。庇古認為，貨幣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任何增加窮人實際收入的絕對份額的因素，只要該因素在任何方面都不會導致國民所得減少，一般來說就會使社會福利增加。”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原則中，社會公平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醫療保障的完善、社會民生的增進，都屬于公平性的實現方式。注重公平同樣有利于提高效率，最終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6公共財政理論與市場失靈矯正
公共財政理論是以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考察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以此界定財政的職能范圍。市場經濟配置社會資源的基本機制是市場機制，但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很多問題只靠市場無法解決，即存在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包括公共產品、外部效應、壟斷、信息不充分、市場不完全、偏好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等內容，為克服和糾正這些市場失靈，就必須借助于另一種力量———政府。政府要彌補市場的缺陷，必須支配一定的資源，從而需要運用財政作為直接配置資源的手段介入經濟，與市場互補，最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失靈原則規定了政府及其財政的各項活動應限定在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配置資源的領域，以彌補和矯正市場失靈為職責，即提供市場無法足夠提供的(準)公共產品、解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的外部性、自然壟斷問題以及處理市場難以做到的收入分配公平等事務。這種職能界定避免了財政活動對市場不應有的干預破壞，充分尊重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保證了市場效應的正常發揮。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主要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滿足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支撐和保障。在醫療衛生領域大量存在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正外部性衛生項目，市場機制在這一領域難以發揮有效作用。只有正確區分醫療衛生的不同項目特性并加以區別對待，才能使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7正確認識政府和市場在醫改中的作用
為此，黨的十提出到2020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即國民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要達到這一目標，未來幾年經濟增長需要保持平均每年7.3%的速度。
如果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人民幣將繼續升值。因此，到2020年，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的因素，我國的人均收入有可能達到1.27萬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設立的指標，一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過1.27萬美元的門檻就已躋身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當然，1.27萬美元和美國5.2萬美元、德國4.5萬美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但可以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高收入行列的經濟體只有兩個：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從中等收入邁入高收入的經濟體有13個，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其他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從二戰到200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美國的差距縮小達到10個百分點以上的經濟體只有28個。在2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近180個國家一直處在低收入狀態或中等收入陷阱中。我國無疑是幸運的，3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從一個低收入國家成功躍升至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而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能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國家數量非常少。
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績效不盡如人意的原因并不在于自身的不努力。他們大都做了各種嘗試，可是成功的少之又少。與此同時，從二戰到現在，沒有一個經濟體是因按照西方主流理論制定政策而獲得成功的；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所推行的政策從當時主流理論來看是不正確的，例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采用的是出口導向戰略，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入手發展經濟，而非采用當時主流的進口替代戰略，直接去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當然，這并不是說違背主流經濟理論來制定政策就一定可以成功，但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確實出現了“不靈”的問題。
反思發展經濟學
對于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怎么向市場經濟轉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即以“休克療法”來推行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到位地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當時很多國家都是按照這種方式來轉型，結果卻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在上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面前，我們必須對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為什么？理論的目的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論不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比如，不能回答包括諸如為什么有些國家是貧窮的，或是為什么根據理論的邏輯所制訂的政策不能達到所預期的效果，甚至按照理論做政策，其結果比原來還糟，那么，應該對相關理論產生懷疑、進行反思了，并思考可以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替論。
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后才從主流經濟學分離出來的一個新的子學科。二戰后，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開始了現代化建設，發展經濟學也應運而生。當時的主流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要變成現代化的國家就必須以政府為主導來發展現代化的、大規模的資本密集產業。二戰后，許多新獨立的、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推行的都是這種經濟政策，其導致的結果是建立起現代化的大工業體系，并確實有一段時間，通過投資拉動了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其后經濟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由于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改革開放時，就出現了“第二版”的發展經濟學，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一版本的發展經濟學提出，應該讓政府從市場退出，建立完善的、像發達國家一樣的市場經濟體系。
對于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怎么向市場經濟轉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即以“休克療法”來推行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到位地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當時很多國家都是按照這種方式來轉型，結果卻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因此，有一些經濟學家就稱之為“迷失的20年”。
前兩版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似乎可以解釋為什么發展中國家不如發達國家，但是，根據這些理論來制定政策結果更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及時反思理論本身，并提出新的理論模式與框架。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經濟會最有競爭力，可以創造最大的剩余和資本的積累，比較優勢提升，產業就可以升級。
筆者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版”認為，既然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一個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就應該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有行為者都是理性的，政府、企業、家庭、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學家所謂的“理性”，就是當一個行為主體面臨選擇時總會做出他所認為的最好選擇。筆者想用這種方式來研究：為何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他們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都并不一樣？什么因素驅動了這些結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如果按照這種范式進行研究，就是“結構經濟學”。
但是，為什么說這是“新結構經濟學”？因為想將它區別于之前的“結構主義”。這在現代經濟學中也有先例。如道格拉斯?諾思以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本該叫“制度經濟學”，后來為什么叫“新制度經濟學”？因為美國在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個“制度學派”，為了有別于制度學派，所以就叫“新制度經濟學”。
筆者想研究的是：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經濟結構是由什么決定的，其結構是如何變化的，如何推動經濟的發展。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認為一個國家在每一個時點的經濟結構是內生的，取決于這個國家在那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
為什么發達國家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主導？因為他們勞動力相對少、相對貴，資本相對多、相對便宜。在可選擇的產業當中，選擇資本密集的產業因其資本相對價格較低，所以成本相對最低、最有競爭力。發展中國家如果選擇同樣的產業，則成本相對高，競爭力就不如發達國家。因此，發達國家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就具有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果所有的產業都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會更有競爭力，其產業結構就是最優的。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希望人均收入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那么，勞動生產率水平就需要和他們一樣高，產業結構也就需要和他們一樣。但是，結構主義忘記了一點：要素稟賦結構。要達到像發達國家一樣的產業結構，需要每個勞動者所擁有的資本必須和發達國家一樣多。這還不是說在少數產業上，而是在全部產業上每個勞動力擁有的資本必須和發達國家一樣多。
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是資本相對短缺，于是，就需要提高要素稟賦結構，使每個勞動者的資本所有量增加。要素稟賦結構提升帶來產業結構提升，規模會越來越大，市場交易的范圍會越來越廣，交易的價值也會越來越高，所以必須要完善相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二戰后，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產業、技術、基礎設施和制度等結構沒有不斷地提升和完善。筆者認為，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方式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經濟會最有競爭力，可以創造最大的剩余和資本的積累，比較優勢提升，產業就可以升級。隨著產業升級，市場范圍擴大，風險和交易量都會加大，這時就必須完善相應的硬的和軟的基礎設施，來降低交易費用。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前提，必須有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這個價格體系只有在競爭的市場中才會存在。所以，要按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但這時有人就會問了：如果有效的市場那么重要，還需要政府做什么？因為經濟發展不是靜態的資源配置，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產業結構必須不斷升級的過程。在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中，必須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需要有一定的激勵，才會有人愿意去冒這樣的風險。
當然，他的成功并不只是由他是否有勇氣第一個吃螃蟹來決定，還和是否具備匹配的基礎設施和完善的制度環境有關。這些并不是靠單個企業家自己就可以做到的，需要共同協調。在發展的動態過程中，政府必須對外部性進行補償，并協調各種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所以，除了需要有“有效的市場”外，還需要有一個“有為的政府”。
“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政策
中國現在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改善營商環境和政府治理，建立有效的市場，并根據現有產業和世界產業前沿的差距，按照比較優勢，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發揮“有為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
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目的是為了改進經濟績效。如前所述，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需要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經濟發展是產業技術不斷升級的過程，而政府的支持對加快市場經濟的技術研發、產業升級和經濟多元化來說都很重要，因為需要政府來補償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解決企業間的協調問題。在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時，產業政策是個有用的工具。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政策可以分為追趕型產業政策、領先型產業政策和退出型產業政策。
第一類，追趕型產業政策。追趕型的產業政策是指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政府要選擇性地支持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產業。所謂“潛在的比較優勢”，是指在經濟體中，某個行業要素生產成本低，有成本優勢，但其交易成本過高，以至于無法在本國或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政府一旦幫助這些企業解決外部性和協調問題，降低先行者的風險，減少其交易成本，這些企業就有可能變成這個國家的競爭優勢產業。
無論是16世紀的英國追趕荷蘭，19世紀中葉的美國、法國、德國追趕英國，還是二戰后日本追趕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追趕日本，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這些國家的產業政策通常都選擇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發展很好、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差大約1倍的本地區成熟的、可貿易的產業來追趕。
為什么必須與其追趕對象有相近的要素稟賦結構？因為要素稟賦結構相同，比較優勢就相同。通常意義下，要素稟賦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如果是農業，必須要有相同的自然資源條件。如果是制造業，則只要看人均收入水平即可，因為人均收入反映的是人均資本的擁有量。一個國家如果連續二三十年都保持經濟快速發展，資本一定會積累得非常快，工資上升也會非常快。原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逐漸失掉比較優勢，變成與其發展差距不大的國家潛在的比較優勢。
根據上述思路，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制定追趕型產業政策的六個步驟：
第一步，找出那些要素稟賦結構相似、人均收入高出本國國內1倍甚至2倍的國家，或者是在此20年前收入水平與我國相當的國家。從這些目前發展非常好、符合上述特點的經濟體來看，他們成熟的比較優勢產業就是我國潛在的比較優勢產業。
第二步，了解了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產業后，要看一下國內有沒有私營企業已經進入。如果有私營企業已經進入，其要素生產成本應該低于參照國相關企業的成本。若無法在國內外市場上競爭，一定是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交易費用過高，政府就應該幫忙考察到底哪些軟硬基礎設施造成了高交易成本問題，為企業解決這些瓶頸限制。
第三步，對于那些沒有本國企業或出口企業很少的產業，可以向第一步中選取的國家尋求外商投資，消除他們來投資的瓶頸限制，或者啟動新企業孵化項目。
第四步，除去那些第一步所選取的行業之外，政府還需要注意私人企業的自主發現，并為已在新行業里獲得成功的創新企業的擴大規模提供支持。每個國家都有一些特色資源或者是新技術產生的新機會。如果有企業家已經發現這種機會，政府也應當幫他們解決在發展過程當中存在的瓶頸、受到的限制，讓產業的發展從新技術和本國特殊的要素稟賦中受益。
第五步，在那些基礎設施差、商業環境惡劣的國家，可設立經濟特區或工業園區，解決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差的問題，以吸引外商和國內企業投資，鼓勵產業集群。
第六步，政府必須對先行企業有一定的外部性補償。外部性的補償只需要很少的資源，比如給予有時限的稅收優惠、優先貸款權等。傳統進口替代戰略產業政策中的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補貼的量大，而且，即使建立起來，也需要有補貼才能生存。而這里所說的補償只針對外部性，企業是有自生能力的。
第二類，領先型產業政策。發達國家的產業基本上都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像我國這類中等偏上的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國際領先型產業。這些產業的新技術、新產品都必須依靠自主研發。自主研發需要有基礎科研和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直至今日，發達國家的基礎性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美國的國家健康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但是，政府的資金是有限的，因而需要進行有選擇的支持。當這些發達國家在基礎科研上有突破了，新產品的開發則基本上是由企業來做。企業在做的時候，政府并不是完全不給予幫助的。政府的幫助主要體現在產品研發之后的采購環節。通過政府采購，可以幫助企業較快地形成規?；a以降低單位生產成本，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當前，我國已經有了一些處在國際尖端或者接近國際尖端的產業。在此情況下，政府應像發達國家那樣，對這類產業相關的基礎科研提供幫助，支持大專院校，或支持由行業形成的平臺進行技術知識的研究。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完全可以利用國外在基礎科研上的突破，結合國內市場的特性來研發新產品。對此，政府同樣可以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對相應的研發或采購予以支持。
第三類政策，關于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如何退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總會有一些產業因為資本積累、工資水平提高失掉比較優勢。政府應創造條件，鼓勵其中一些有能力的企業轉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即轉向附加價值高的研發、市場渠道管理和品牌等領域；或幫助他們將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國家，利用當地勞動力資源優勢來提高競爭力，創造企業的“第二春”，將GDP擴大為GNP。
【關鍵詞】新供給經濟學 供給 需求 主流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以來，面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挑戰，以及結構調整面臨的瓶頸制約，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套認識和建議。“新供給”新在哪里？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還屬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總結：一是新在其“破”，即對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揚棄與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與國際經驗啟示提出的理論創新進展；三是新在成體系的思路設計與政策主張。
“新供給”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的失誤又的確不容回避，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聯系實際的時候，并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存在明顯不足。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幾十年經濟實踐里，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之下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新貢獻在實際生活里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系統性應該說還有明顯不足，他們的主張還是長于在“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樣能夠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卻弱于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為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于指標量值可通約、較易于建模的需求側，供給側的指標不可通約、千變萬化，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更不易建模，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評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的“言行不一”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據，但在運行中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于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
第三，直陳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盡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卻可圈可點，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于教科書的認知范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側發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后面的“不夠格”狀態。
“新供給”研究中的“立”
第一，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響應體系及其機制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我們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基礎理論層面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的問題。
第二，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F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調控中可自然解決結構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變過程而需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作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并力求合作，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即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分析，從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側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爐。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側的發力與超常規的“追趕-趕超”長期過程。
當然，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新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
第一，“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第二，“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第三，“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第四，“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對于消費的提振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視程度的明顯提高，但是對于投資這方面的進一步認識，我們認為也需要強調，所以放在“雙擴”概念之下來體現）。
第五，“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第六，“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第七，“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
第八，“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五并重”的基本內容是：第一，“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并重，研究制訂基于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第二，“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國家“軟實力”；第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并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第四，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并重，主動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訂；第五，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重。該思路設計的視野，是把中國順應世界潮流而尋求民族復興的時間軸設為百年、空間軸設為全球，來認識和把握綜合性的大格局、大戰略問題。
由破而立，由理論而實際，在分析中就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結合，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互動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觀、中肯、視野開闊、思想開放?！靶鹿┙o經濟學”決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為不負時代而做出理應追求的創新。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有巨大的進步和頗多成績，但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需求管理為主的思路，隨近年的矛盾積累與凸顯，已日益表現了其局限性。今后隨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經濟下行中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人際因素制約，已把可接受的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再復制式地推出“四萬億2.0版”已不切實際，較高水平“供給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其后領導層更宣示了對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給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以創新驅動、結構優化解除供給抑制釋放增長潛能的系統工程。我們應站在前人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系并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更好地追求經濟學經世濟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從供給側發力，在實踐中破解瓶頸，服務全局，把握未來。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參考文獻】
關鍵詞：刺激需求；經濟效率；財政手段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9)101-0025-03
一、傳統經濟學理論中經濟衰退期宏觀政策選擇邏輯
傳統經濟學理論關于經濟衰退期宏觀政策手段的研究始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凱恩斯學派。該學派認為。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是總需求的不足，因而造成總供給的減少，因此拉動經濟的根本性方法是刺激需求。
在凱恩斯學派的影響下，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期，而整個國際環境并未衰退時，經濟衰退國家可以主要通過擴大對外貿易順差來拉動本國總產出。具體的政策選擇包括：本幣貶值、降低(或者取消)出口關稅、加大出口退稅額度、對外貿企業實行政策扶持等。
如果是世界性經濟衰退，則正確的政策選擇應該是刺激內需，以內需拉動經濟。但由于處于經濟下滑期的居民消費全面萎縮，因此刺激內需的主要路徑選擇是政府投資，即政府投資于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鐵路、橋梁、港口、機場等，以此拉動相關產業發展，包括鋼鐵、建材、煤炭、能源等，從而形成一個宏觀需求拉動總供給的邏輯鏈條，以此實現經濟復蘇，縮短經濟周期。
二、金融學理論關于政府投資決策的規范研究
金融學歷來被視為遠離宏觀問題的科學，金融學的許多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微觀經濟問題領域，但這并不影響某些金融學結論對宏觀經濟問題的解釋。比如，莫迪利亞尼和米勒在對企業資產結構問題進行研究時，關于投資決策的理論就被莫迪利亞尼認為是可以運用到宏觀經濟問題里來的。下面，我們就沿著MM的思路，運用其中的有關方法，來說明政府投資決策的決定因素。
(一)經濟復蘇的標志是單位投資量創造的價值，而非產出總量
根據金融學理論，經濟體發展(或好轉)的評判標準是市場價值的增長。而非產出總量的增加。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以產出量為準則的評判標準沒有考慮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僅以GDP為例，政策決策時制定的發展目標并沒有考慮未來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比如通脹因素、國際能源價格突變因素等。在這種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一方面是(名義)GDP的快速增長，而另一方面確實經濟下滑”的現象。而以市場價值為準則則可以克服上述問題，因為任何市場價值都隱含著不確定性的預期；二是市場價值不僅反映經濟發展的現狀，同時還隱含著市場對經濟發展的預期，是政策決策的可靠依據。而總產出不具有這樣的功能，也就是說，期末總產出的增加并不說明未來產出變化趨勢。
但是，經濟體市場總價值的增減仍不能全面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這主要是因為資源的稀缺性。因此，“好的”經濟永遠以效率為基準。結合經濟體的市場價值，良好的經濟運行狀態應該是單位投資量創造價值的不斷提高。也可以說，這是經濟復蘇的真正標志。
(二)政府投資決策的依據是產出效率
假設經濟體當前的平均產出效率為r，當前總投資量為W，年產出價值Wr，則其市場價值為V=Wr/r=W，單位投資量創造的價值為V/W=1?，F在政府決定由政府投資來刺激內需，總投資量亦為W，所投資項目及相關產業的平均產出效率為R，則年產出價值為WR。投資后經濟體的總價值為V=Wr+WR/r單位投資量所創造的價值為V/2W=r+R/2r。當且僅當R≥r時(即政府投資項目的產出效率高于現有經濟體平均效率水平)，政府增加投資后的單位投資量所創造的價值大于原水平(即大于1)，政府投資才能拉動經濟，實現經濟的復蘇。反之，如果R≤r，則政府增加投資后的單位投資量所創造的價值小于原水平(即小于1)，說明政府投資不但不會拉動經濟，反而會加快經濟下滑。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政府投資能否拉動經濟取決于所投項目的產出效率，而與其他變量無關。
三、金融學關于政府投資決策的實證研究
金融學對政府投資決策的實證研究用到了一個重要的金融學理論――資產復制理論，這個理論是建立在套利定價模型(APT)理論基礎上的。根據套利定價模型，任何一項資產的收益水平都可以理解為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即ij=α+β1Ijl+β2jl+…+β nIjljn+εj。如果我們把這個表達式理解為各種頭寸的組合，則說明資產的某種頭寸可以通過其他相關頭寸的線性組合加上一個誤差項復制而成，這就是資產復制理論。
根據資產復制理論，金融學家曾將歷史上某個時期美國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根據凱恩斯主義制定的經濟政策)進行復制，他們選擇一家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基礎設施項目，然后構造一個與該項目在同一時期內預期收益與相應風險完全一致的投資組合。構造完成后，研究人員重新打開這個組合時卻發現。組合頭寸中包括了諸如梅西百貨公司和可口可樂公司的空頭頭寸。也就是必須賣掉這些公司的股票投資基礎設施項目。而當時的美國百貨零售行業和消費品行業恰是經濟衰退期效率最高的產業，也就是說，根據金融學的實證研究，當時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刺激內需，并以此拉動經濟的舉措，實際上相當于把資金從效率高的產業轉移到效率低的產業，因此不但沒有拉動經濟，反而使經濟陷入更大的衰退中。這個研究的結論不僅與前述規范分析的結論相同，而且也與當時美國的實際情況完全一致。
四、經濟衰退期政府經濟政策的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傳統經濟理論(主要指凱恩斯學派)關于經濟衰退期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存在重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抓住“經濟復蘇的根本力量在于單位投資量所創造的價值的提高”這一本質，片面強調了政府投資的能力，忽視了政府投資的效率。因此，盲目推行政府投資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衰退問題。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提出關于經濟衰退期宏觀經濟政策的以下建議：
(一)調整產業結構，激勵高效率產業發展
經濟衰退的原因眾多，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往往是產業結構出現問題，一些無自主知識產權、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產業比重過大，長期以來占據太多的稀缺資源，一方面沒能給社會創造出足夠的財富，另一方面又擠壓了某些新興產業(主要指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產業)，從而阻滯了整個經濟的發展。因此，經濟復蘇的政策重點應該是減少低效率產業比重，加大高效率產業比重。
造成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市場機制不能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存在市場制度缺失和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二是政策傾向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存在政策滯后問題。因此，在產業調整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強市場制度建設，完善市場機制，運用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另一方面要盡早完成政策傾斜轉型，以政策引導資金，扶持高效率產業，制約低效率產業。
(二)適時推進稅收制度改革，運用稅收杠桿調整經濟
從金融學的角度看，任何一個企業都可以視為其所從事產業發展的看漲期權，標的物即為該產業的產出能力，稅收無疑是這項標的物的“分紅”。根據期權定價理論，分紅降低了看漲期權的價值。因此，任何稅收的降低都是提升企業所在產業產出能力的價值。根據這個原理，經濟衰退時，政府應實行有差別的稅收政策。
首先，對于高效率產業實施降低稅率的政策，甚至在某些朝陽產業的發展初期可以實行稅收補貼。以引導更多資金投向該產業；其次，對于低效率產業采取加大稅收政策，降低這些產業的價值，迫使社會資金流出，轉向更高效率的產業。
(三)政府適度投資
關鍵詞：存貨會計政策選擇成本流轉假設經濟后果
一、引言
存貨是指企業正常經營活動中用于銷售的商品及以銷售為目的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所耗用的原材料和物品。對大多數企業來講，存貨都是一項重要的流動資產，為了準確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要采用適當的途徑、選擇適當的會計政策對存貨進行準確地計量。運用不同的存貨計量方法可以幫助人們實現如下目的：確定期間凈損益。存貨計量最基本的目的是為了將存貨成本與相關的收入相配比，相對較為真實、準確地確定企業每一期間的凈損益，作為繳納所得稅及進行相關收益分配的基礎，維護企業各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衡量企業存貨的價值，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存貨的價值一般被假定為擁有某些特定資產企業的價值與不擁有這些特定資產的企業價值的凈差額。企業經常重置存貨，其價值接近于其重置成本，而那些不持有就會導致產量或銷售額下降的存貨，其價值可能會高于其重置成本，但有些存貨的價值可能又低于其重囂成本。因此，存貨計量的目的就是要使計量的結果能夠解釋并能準確地確定企業存貨的價值，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預測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財務會計的主要目標在于向會計報表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具體到存貨項目是企業不僅要提供預測企業銷售存貨可能產生的現金流入量，還要預測重置以后會計期間銷售存貨所需的現金流出量。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要將存貨的成本在已銷存貨和期末庫存存貨之間進行分配，本文將比較各種不同的存貨計價方法，以便從中選擇出最恰當的存貨會計政策。
二、成本流動假設與存貨會計政策分類
(一)成本流動假設存貨成本可分為實際成本與非實際成本，存貨成本計量方法也可分為實際成本計量方法與非實際成本計量方法。實際成本計量方法包括具體辨認法、先進先出法(FIFO)、后進先出法(LIFO)、加權平均法等，非實際成本法包括計劃成本法、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毛利率法和售價成本法等。在持續經營假設下，企業的期末存貨就相當于流入流出相抵后的“池中蓄水”，本期期末存貨結轉到下期即成為下期的期初存貨，下期繼續流動；就形成了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存貨流轉。企業要生產經營就要保持一定的存貨量，正如利特爾頓在談到企業經營活動循環時所講的那樣，在某種意義上，會計試圖以同樣的方式去處理川流不息的企業交易流。企業通常在期初開始時就擁有一定數量的存貨，當期還要再采購或自制一定數量的存貨，已有的存貨加上可利用的存貨就等于公司可以用于對外銷售的存貨，在某一會計期間，這些存貨要么被出售，要么成為企業的期末存貨。企業的存貨流轉包括實物流轉和成本流轉兩個方面。從理論上講，存貨的成本流轉應與其實物流轉相一致，即購置存貨所確定的成本應隨著該項存貨的銷售而結轉。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企業存貨的進出數量很大，品種繁多加之存貨的單位成本多變，存貨的實物流轉和成本流轉很少相一致，人們只能按照不同的成本流轉順序確定已銷商品和庫存商品的成本，這樣就產生了存貨成本流轉假設。
(二)存貨會計政策分類在一個會計期間公司往往有多次采購活動，且同一單位存貨的采購成本可能各不相同。那么在會計期末，期初存貨和本期采購存貨的成本哪些應作為期末存貨、哪些應作為已銷商品的成本，企業會計準則通常允許用幾種不同的會計方法確定期末存貨和已銷商品成本，這些方法產生的期末存貨和已銷商品成本結果也各不相同。
(1)具體辨認法。該方法是唯一的能使實物流轉和成本流轉最接近或相吻合的存貨計價方法，便于實現特定成本和特定收入的配比，因而最符合配比原則。但這種方法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該方法所依據的假定是可以將企業的經營活動盡可能地劃分為若干個存貨項目，分別進行配比并計算損益，這種作法符合傳統會計的存貨成本分配目標。但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存貨的種類眾多、流動頻繁，要具體辨別出各個存貨的實物流動和成本流動的成本是高昂的；其次，對于與不同質的許多批次相聯系的聯合成本，要做到合理、精確地分攤非常困難，同時對分攤標準的確定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再次，這種方法的成本流動假設因客戶購買的隨機性和管理當局的偏好而變化不定，沒有一定的規律性；最后，對于同質而不同價格的存貨，管理當局可以通過選擇不同的單位成本，以增加或減少已銷商品成本，從而達到操縱利潤的目的。
(2)先進先出法。此方法的優點主要有：一是最符合邏輯的存貨計價方法。正常情況下企業都想先銷售存貨中持有時間最長的商品，易于變質和過時的商品更是需要按照先進先出法方式處理。雖然《企業會計準則》并沒有要求存貨成本流動必須符合商品的實物流動，但該方法的成本流動假設確實與商品的實物流動觀念相一致。因此，對于許多種類的存貨而言，FIFO法和具體辨認法得出的已銷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貨都相同。二是先進先出法較為簡便易行，無論是用于期間盤存制抑或是永續盤存制，相比而言都較為省事簡便。三是先進先出法較為客觀。與其他存貨成本流動假設，特別是和LIFO、具體辨認法相比，管理當局不能任意選擇存貨計價，可以減少操縱存貨成本和利潤的可能性，從而可以保證存貨計價和售價成本計算的系統性和一致性，便于同行業不同企業之間和同一企業不同時期的比較。四是在先進先出法中，期末存貨成本是基于最近的采購成本。因此，資產負債表中的存貨價值更接近于當前的重置成本，特別是當企業的存貨周轉較快、期末存貨分攤的大部分成本都很接近于近期采購成本。與其他存貨計價方法一樣，先進先出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該方法把大部分近期成本都分攤給了期末存貨，相對而言非當期成本或過期成本都分攤給了已銷商品，在物價上漲時會高估企業的當期利潤和期末存貨價值。當某一會計期間的采購成本或存貨數量急劇上升時，用較過時、較低的存貨采購成本與相對較高的銷售收入進行配比，往往會高估企業的利潤和存貨價值，造成“虛盈實虧”。用相對較過時、較低的存貨采購成本與當前收入相配比得到的利潤數形成通貨膨脹下的存貨持有損益，但持有損益通常是不能進行利潤分配的。其次，存貨持有損益產生于存貨價格上漲期間，是較低的、過時的存貨成本和現時存貨重置成本之間的差額。當管理者為了掩飾當前存貨采購成本增加的事實而提高商品的售價時，因使用FIFO而產生的存貨持有損益能招致誤導性的利潤和現金流量信號。FIFO忽略了存貨重置成本的價格較高這一事實，因而這一包含存貨“賬面利潤(即存貨持有損益)”的利潤數并非真正的可以向股東進行分配
的利潤，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最后，先進先出法下的凈損益包括正常經營損益和因存貨價格變化而產生的持有損益，財務報表無法將兩者分開披露，容易誤導使用者。
(3)平均成本法。平均成本法是一種較為中庸的存貨方法，其優點和缺點與先進先出法和后進先出法不同，如該方法確定的已銷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貨價值大小處于FIFO和LIFO中間。無論存貨采購成本是上升或是下降，平均成本法產生的已銷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貨價值都處于FIFO和LIFO之間。然而它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更像FIFO而非LIFO，事實上當存貨周轉率較快時，平均成本法產生的存貨成本如同FIFO一樣接近于當前重置成本。平均成本法的主要優點在于它的實用性，該方法只在月末計算一次加權平均單價，易于使用，也比較客觀。此外，相對而言，平均成本法也不像具體辨認法和uFo那樣易于被人為地操縱。即使如此平均成本法仍然還是有缺點的，如該方法既不反映當期收入與成本的配比關系，也不反映按現時成本對資產負債表中存貨進行的計價；再如該方法不符合存貨的實物流動，而是與之相悖。簡均法有時會導致嚴重的價格偏離，但平均成本法還是以其簡便易行而在不少企業中得到推廣。
(4)后進先出法。此方法是一種最有爭議的存貨計價方法，其缺點和優點都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其一，后進先出法用最近的存貨成本和銷售收入進行配比，能夠恰當地反映當期收益。特別是在存貨的采購成本持續上升以及存貨周轉率較慢的會計期間這一方法是至關重要的。雖然在此方法下已銷商品成本并不等于其重置成本，可能只是近似于其重置成本，因此，該方法可使存貨的持有損益最小，在存貨價格上漲期間使用LIFO報告的凈利潤可能更接近于可向股東進行利潤分配的數量，有利于資本保全。其二，在物價波動不穩定的情況下，LIFO可以人為地平滑利潤，避免企業損益的劇烈波動，以提高企業收益預測的可靠性，降低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增進人們對企業管理績效和聲譽的信任。其三，該方法因對存貨的計價比較穩健，因此計算各項償債指標比較真實，有利于保護債務契約中債權人的利益，因而受到債權人的歡迎。其四，在存貨價格上漲及存貨數量并不下降的情況下，LIFO可獲得相對較低的報告凈利潤，并可以通過降低應稅利潤而永久性地遞延所得稅。從企業管理當局的立場看，消除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是LIFO最主要的優點。事實上，在通貨膨脹期間，節稅利益才是LIFO得到廣泛應用的最主要原因。其五，LIFO使企業的凈損益比較符合通貨膨脹條件下的“真實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虛盈實虧現象，有利于企業的再生產，也有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是會計政策服務于經濟政策、服務于政府宏觀經濟目標的一種體現。其六，IRS的“LIFO遵照規則”要求，為了節稅目的采用LIFO法的公司，在其對外財務報告中也必須使用LIFO。盡管它可以通過降低應稅所得獲得遞延納稅的益處，并且使用LIFO也可在公司對外財務報告中較其他成本流動假設降低報告凈利潤。從(表1)可知，當全世界都普遍采用FIFO和平均成本法在時，美國是唯一的廣泛應用LIFO的國家。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有些國家并不允許采用LIFO(如英國和法國)；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允許為會計目的采用LIFO，但不允許為節稅目的采用該方法。后者增加了在存貨采購成本上漲期間采用LIFO法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節稅的可信性。從國際范圍內看，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已建議為了財務報告目的應取消LIFO，我國新頒布的會計準則也取消了該方法。筆者認為，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等客觀因素存在著較大差異，強行在世界范圍內推行或取消后進先出法都是不足取的，而應由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本國企業特點的會計政策，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是否選擇后進先出法是企業自己的權利。
三、企業存貨會計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當存貨的價格在一個會計期間是按同一方向變動時，在以成本為存貨計價基礎的情況下，上述各存貨計價方法對本期凈利潤和期末存貨價值的影響是有差別的。由于“本期可供銷售的存貨成本=已銷商品成本+期末存貨賬面價值”，因而，存貨價格的變動不是影響“已銷商品成本”，就是影響“期末存貨賬面價值”。在有些國家，上述各種成本假設都是公認會計準則所承認的，如果物價水平不變，則不論選擇任何一種成本流轉假設所得的損益結果都是基本相同的，但上述理論分析都是針對物價水平變動的情況而提出的，因為物價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與企業的現實經營活動實踐是一致的，如(表2)所示。因此，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將上述存貨會計政策選擇產生的經濟后果概括為以下方面：
(一)對資產負債表即財務狀況的影響 “資產負債表是說明為實現未來成果的現存手段資產”，“負債表的有用性是對當時的可償付債務的資產、待支付債務或凈清償價值的表述”。在FIFO法下，期末存貨按照近期進價計算，比較接近于資產負債表日的重置成本，使資產負債表較為真實合理；在LIFO法下，期末存貨是按較早期的采購價格計算的，與資產負債表日的重置成本差別較大，因此LIFO法計算的存貨數偏低，即資產負債表中存貨的價值被低估。運用這一存貨數值計算的相關財務分析比率也受影響，如存貨周轉率、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就會被歪曲。亨德里克森提出反對LIFO法觀點的理由之一是，“資產負債表中反映的存貨價值是過時的，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下反映過去期間存貨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p>
(二)對損益表即收益質量的影響在FIFO法下，用早期較低的存貨成本與當期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就會高估或虛計利潤。若以此利潤數額計繳所得稅、分配股利等，會使企業因難以重置同等數量的存貨即企業無法進行實物補償，使企業無法在原有的規模上持續經營，造成過量分配，不利于資本保全，從而會削弱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相反，在LIFO法下，以最近的存貨采購成本與當期的營業收入相配比產生的利潤數額，可以恰當地解釋、評價和預測企業的經營成果，以此利潤數額計繳所得稅和分配股利就不至于影響企業的持續經營。由此可以看出，各種存貨會計政策對損益表影響的主要差別在于時間性，即存貨成本在什么時候由資產攤銷、轉化為費用。在上述存貨計價方法中，按穩健程度從大到小的順序進行排列依次是后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先進先出法，具體辨認法最接近于真實狀況。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FIFO法使存貨價值和企業損益達到最高水平，其次是加權平均法和LIFO法；在物價下降時則相反。在物價持續上漲及不動用期初存貨的情況下，LIFO法使當期已銷商品成本最高，企業的損益降劍最低水平。
(三)對稅收成本和現金流量的影響在LIFO法下，由于低估了期末存貨成本而多計了已銷商品存貨成本，就減少了本期應稅利潤從而也減少了稅收成本LIFO因節稅而減少了現金流出量，與其他方法相比，增加了當期的現金流量，改善了企業的現金流轉狀況。從此意義上而言，企業采用不同的會計政策產生不同的稅收負擔，相當于企業享受不同的稅收優惠政策。筆者認為，企業因采用不同存貨計價方法對報告收益的影響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影響，并不能反映企業財富的任何變化，所得稅支出才是對企業的真正影響。
(四)對經營者業績及其報酬的影響在每一份重要的收益表后面都有相當數量的利益關系，不少企業的激勵機制都是建立對經營者業績考核基礎之上的，而選擇何種存貨會計政策對企業的經營業績有顯著的影響。一般來講，FIFO能高估經營者任期內的利潤水平，獲得較多的短期利益，實現經營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LIFO則相反?！坝捎诖嬖诳梢援a生不同結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們不斷嘗試不通過實實在在地改善業績就能獲得盈利和增長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