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8 10:15:26
序論：在您撰寫老齡化城鄉倒置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上述課題負責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稱，人口老齡化問題并不只是東部發達地區或者城鎮所獨有的問題，它在西部農村地區表現更為突出和嚴峻。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吸拔下，大規模流入城鎮的農民工已不再僅僅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是包括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
率先“未富先老”
四川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勞務輸出地之一，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東南飛”導致的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和農村空心化現象更為嚴重。此次由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省農業廳聯合組織的課題組就選擇四川省富順縣、安岳縣和中江縣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農區完成520份農民問卷調查（有效問卷501份）。
調研報告稱，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依據。而對501戶農戶的問卷調查發現，農村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8％，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1.4％。
郭曉鳴說，如果去除長期在城鎮務工且被納入城鎮人口的那一部分人口，農村人口老齡化率將更高。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長期在城鎮務工，導致農村空巢化現象的出現，38，3％的家庭只有一位或兩位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留守在家。
而更詳細的數據顯示，在調查涉及的1744個勞動力中，有750名外出務工，占比43.6％；而在外出務工勞動力中，45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占90.53％。
不僅如此，特別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88.4％的人仍在從事農業勞動，且占總農業勞動力的比重高達33.2％，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凸顯出農業勞動力高齡化特征。而在45歲以下青壯年勞動力中，只有17.3％從事農業生產，僅占總農業勞動力的23.3％。
“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現象的出現，意味著在公共財政投入更少、居民富裕程度更低的傳統農區更早喪失‘人口紅利’，并且面臨著更加沉重的養老負擔，這對農業現代化進程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推行必然產生顯著的制約性影響?！惫鶗曾Q說。
引發多樣化挑戰
該課題的初衷在于準確把握當前西部農村“誰在種地”、“如何種地”的問題，及其對糧食安全和現代農業發展的綜合影響。報告顯示，勞動力老齡化直接導致農業生產向小農經濟倒退，也成為農業技術進步的重要障礙。
調查發現，很大一部分老齡勞動力對種植業結構進行了倒退性調整，其主要做法是將水稻和油菜種植規模縮小至滿足自食需求的水平，并逐步放棄種植玉米（2313－10.00－0.43％）、小麥（2459－19.00－0.77％）、紅薯等耗費勞力且收益不高的非生活必需的傳統作物，無力耕種的土地則大多撂荒或臨時送給鄉鄰耕種。老齡勞動力生產糧食主要用于自食，用作出售的糧食較少，農業生產又回歸到改革開放前低投入、低產出的小農經濟模式。
而從家庭副業上看，大量農戶因缺乏勞動力而主動縮減了生豬等養殖業的發展規模，有57.3％的家庭已經不再飼養生豬，戶均存欄數為3.3頭，且主要用于自食，用于出售的生豬數量逐年銳減。曾經作為農民家庭經營收入重要支柱之一的養豬產業的衰落，表明農民這一傳統增收渠道幾近瓦解。
不僅如此，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首先導致生產方式向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倒退，進而產生農業技術需求明顯萎縮這一更為嚴重的后果，這就使得政府主導的農業技術推廣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上面熱、下面冷”、農民積極性低等突出問題，導致了老農民、老品種與老技術的循環。
報告還稱，農業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農村家庭的空巢化，501戶農戶的調查顯示，農村家庭空巢率高達38.3％。顯然，農村家庭空巢化將對農村老年人口產生經濟和社會上的雙重影響，而社會影響甚于經濟影響。
在城市化發展與國家人口自由遷移政策雙重推動下，陜西城鎮化水平快速提高。據統計，2011年年底，陜西城鎮人口達到1770.2萬人，占總人口的47.3%，城鎮化率達到47%，到2012年城鎮化率達到49.9%。在陜西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由于與城鎮化相適應的一系列社會政策未能及時跟進，引發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其中農村養老問題就是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近10年，陜西省城鎮化進程處于加速期?！笆晃濉睍r期，陜西城鎮化率提升幅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城鎮化率與全國的差距由2005年的5.3%縮小到4.3%。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55%，比全國高0.17%。
陜西省的城鎮化主要是以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人口流入城市打工就業為基本特征，絕大多數老年人被留在農村，農村“空心化”、“老年人家庭空巢化”已成為農村一種普遍現象。經調查，2010年陜西省本省流動人口492萬，占到常住人口的13.18%。在本省流動人口中，流動到外省市的161.2萬，占本省流動人口的32.76%，其中50%以上的人口流向了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及北京等大城市；省內跨市流動的101.52萬，占20.6%。以上數據表明，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城鄉壁壘的消除，農村青壯年人口的大量外流，“空巢老人”大幅增加，加劇了農村人口老齡化趨勢，也使養老服務的需求大大增加，并且陜西農村老齡化程度明顯高于城鎮老齡化水平，這使農村養老問題更加突出。
二、新型城鎮進程中陜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法制監管體系不健全
目前，我國有關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法律體系不健全，致使各個地方政府在設立本地區的養老保障項目時，無法可依，無章可循，降低了地方政府實施養老保障制度的規范性和有效性。同時，農村養老保障管理部門各自為政，多頭管理，養老保險金的籌集和運用根據地方政府部門的意愿執行，導致基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基金的保值增值面臨更大的風險，不利于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推動。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障資金缺乏，來源單一
近年來，政府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基本保持在10%-11%之間，其中很大一部分給了城鎮居民，而農村居民只享受小部分份額。而且農民增收緩慢，當收入較少時，在維持正常的生產生活條件下，很難為養老支出一部分儲蓄資金，農村經濟發展速度的緩慢，導致資金來源減少。在新農保制度實施過程中，一些經濟欠發達、財力不足的地區，縣、區、鄉鎮和村集體對承擔的財政補貼普遍感到力不從心。且很多地區的財政投入實際上大部分沒有到位，統籌賬戶處于空賬運行狀態。
（三）城鄉老齡化倒置現象加劇了農村養老負擔
近年來，陜西老年人口比重逐漸增加，而且速度逐漸加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陜西總人口規模約為3732.74萬人，0-14歲人口占14.71%，60歲及以上人口占12.85%，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53%；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陜西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了9.31個百分點，陜西60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3.38個百分點，陜西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3.4個百分點，陜西已進入老齡化社會。這種人口老齡化以及我國特殊的老齡化城鄉倒置現象必然導致老年人口增多。特別是農村老年人口絕對和相對的增長，城鄉老齡化倒置的現象將更趨嚴重，農村養老負擔日益加重。
三、完善陜西社會養老保險的建議
（一）健全農村養老保險的法制監管體系
目前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法律體系還不健全，對于已經出臺的養老保障法律、法規，立法層次普遍較低，缺乏權威性和必要的法律責任制度，且實際監管中政出多門。因此，陜西省政府應以法律規定為依據，在地方行政法規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例中，對政府、企業和個人在養老保障中所享有的權利與承擔的義務做出明確的規定。將政府責任、參保農民權利與義務、養老保險、養老保險給付、養老保險基金管理辦法以及養老保險管理與監督等內容以法律方式明確規定。依照本省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形成一個完整的農村養老保險法律體系，保障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良性運行。
（二）建立農村養老服務供給的多元化體系
首先，改變重城輕鄉的投入體制，加大對農村及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加大對農村地區財政轉移支付，將資源更多投入到農村養老服務基礎設施中去，減少農村養老服務產業的稅收等。同時建立省、市縣三級財政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配套投入機制，逐步提高農村居民養老保險水平。其次，在發展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過程中， 政府要綜合運用金融、土地的、稅收等手段來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農村養老產業，實現農村養老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要消除體制性障礙，構建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的合作伙伴關系，加速農村養老服務業的發展。
（三）建立陜西農村特色的服務型居家養老模式
農村服務型居家養老模式是以農村家庭為載體，以子女履行法定贍養和照料義務為前提，由政府主導并依托農村社區和社會力量，向農村老年人口提供生活照料、醫療衛生保健、家政服務和精神慰藉的社會化養老服務。這種模式介于家庭養老和社會機構養老之間，較好地兼容了傳統養老模式和現代化養老模式的優勢。因此，陜西在發展農村服務型居家養老模式，應開展多元化的居家養老形式探索，將個人、家庭、農村集體社區和政府有機的結合起來，根據不同需求層次的老年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形成適合當地農村居家養老體系。針對陜西省經濟狀況比較好居住集中地區農村社區，可設立的居家養老服務中心或站點，農村家庭經濟條件比較好，有較高層次的精神生活或物質生活需求的老人，可以采取自己付費的形式豐富自己的老年生活。
計劃生育對老齡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使我國老齡化提前到來，而且更重要的影響在于加速老齡化由輕度、向中度和重度老齡化的轉變。重度老齡化將帶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的嚴峻挑戰，應該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有人口學專家預測，如果婦女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8的較低水平，我國社會總人口到2015年達到14億、2020年約14.3億、2030年左右達到14.6億峰值，之后實現零增長并逐年下降，2040年降至14.3億左右、2050年回到14億。筆者以此為依據，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各年齡組2010年人口及死亡率數據，預測未來50年(即到206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發展趨勢，并繪制了60歲、65歲和80歲及以上年齡老年人口趨勢圖(圖1)和老齡化趨勢圖(圖2)。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含65歲，以下同)老年人口8821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6.97%，2010年老年人口增加到11894萬人，10年增加3073萬人，年均增加307.3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提高到8.94%，這10年是老齡化起步時期，也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老齡化提前到來的10年;2020年、2030年和204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分別增加到18716萬人、25678萬人和33343萬人，其中2011～202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682.7萬、2021～203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696.2萬人、2031～204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766.5萬人，老齡化水平分別提高到2020年的13.09%、2030年的17.59%和2040年的23.32%，這30年是老齡化持續加速時期，也是老齡化由輕度向中度和重度老齡化連續跨越的時期。2010年老齡化水平(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超過20%的國家只有德國(20.4%)、意大利(20.4%)和日本(22.7%)(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我國老齡化水平將在短時間內達到和超過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對此起了重要作用。
2計劃生育政策反過來又可以延緩或調節老齡化進程
2.1調節老年人口，緩和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從圖2可以看出，2040年以后，我國老年人口的增速和老齡化開始明顯放慢，并在2055年達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5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2040年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72.7萬，2055年達到峰值時，也只比2040年增加了1362萬人，此后步入下降通道。2050年老齡化水平為23.69%、2055年達到峰值時24.79%，僅比2040年提高了1.47%，2060年下降到24.16%。2040-2060年的二十年將是我國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后面臨各種挑戰的20年，也是老齡化由快速發展到迅速減速并轉身向下的20年。很明顯，計劃生育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對老齡化的抑制作用在實施后的六十年開始顯現。我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后期進入老年時期的人口開始下降。計劃生育對老齡化的加速與抑制，其作用原理是不同的:前者是通過少生減少總人口，使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后者是因為少生而在幾十年后減少老年人口，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前者發生作用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的前幾十年，后者發生作用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的后幾十年。
2.2調節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延緩老齡化進程調節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有兩種方式，一是調節老年人口絕對數，周期很長，至少需要60年才能見效，這就是我們在上面提到的7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齡化的到來，同時在60年后延緩了老齡化的進程;二是在老年人口絕對數既定的情況下，通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或下降，其效果是很快就能顯現的。所以，面對老齡化不斷加速的人口形勢，有的人口理論工作者開始呼吁放寬生育政策，逐步開放兩胎生育，使婦女總和生育率逐漸提高到更替水平，最終實現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F在的問題是，生育政策什么時候開始調整?調整的幅度多大?如果現在開始放寬生育政策，人口的峰值將提高，峰值到來的時間將推遲。這些因素的改變都會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帶來深刻的影響。由于人口再生產周期很長，人口政策的調整必須著眼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著眼于人口與社會、自然協調發展的關系。
2.3調節老齡化的區域結構，縮小老齡化的區域差距計劃生育政策的差別化造成老齡化發展的不平衡。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不同，計劃生育政策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一般來說，農村生育政策比城市寬松、經濟欠發達地區比發達地區寬松、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松，從而使老齡化呈現出城鄉差別、地區差別、民族差別。城市老齡化甚于農村、經濟發達地區甚于欠發達地區、漢族地區甚于少數民族地區。既然差異化生育政策造成了老齡化的發展不平衡，循著這種思路，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差異化的生育政策縮小老齡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現在有些城市或地區已經開始調整生育政策，以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計劃生育法只是規定了基本的原則，具體的生育目標及措施，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自行制定。基于上述國情，我國的省、市、自治區人大均頒發了當地計劃生育條例，以落實國家的計劃生育法律。筆者以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狀況還得維持下去。調整生育政策由各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自行制訂實施，其效果會比全國統一為好。
關鍵詞：農村牧區 養老方式 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一、內蒙古農村牧區人口老齡化現狀
2007年，內蒙古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達到7.12%，由此，內蒙古進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13年年底，全區總人口2481.71萬人。其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437.3萬人，占全區總人口的17.6%，高于全國平均值（14.3%）3.3個百分點；80歲以上的高齡80.7萬人，占老年人的21%。老年人口的快速增加，給內蒙古的養老保障帶來嚴重壓力，養老問題日趨嚴峻。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戶籍制度的改革和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內蒙古農村牧區勞動力開始大量流入城市，農村牧區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內蒙古老齡化過程中出現了老齡人口城鄉倒置的現象，即農村牧區的老齡化程度和速度比城鎮更快。尤其是2000年以來，內蒙古農村牧區開始實行“一退兩還”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失去土地和牧業的農牧民開始到城里尋找新的生活來源，大量的青壯年涌向周邊鄉鎮的城市，導致了城鎮化速度加快，城市務工人員迅速增加。2001年，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內蒙古實行農村牧區中小學撤點并校，部分學生家長為了下一代的上學問題不得不選擇進城，邊陪讀邊打工，直接導致農村牧區家庭出現大批“空巢”、留守老人。內蒙古農村牧區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的現象，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更加突出。
二、養老方式的分類
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家庭養老、土地養老、社會保險養老三種模式是基本的養老保障方式，而社區養老模式則是一種新的嘗試，以上四者共同構成了農村養老體系。家庭養老是我國傳統的養老方式，是以血緣為紐帶，由家庭或者家庭成員為老年人提供養老的一種養老方式，包括經濟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家庭養老作為中國最傳統的養老方式，未來仍將是老年人主要的養老方式。但是家庭養老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子女的負擔會比較重，尤其是對日漸增多的“四二一家庭”而言，經濟負擔會更為沉重。
自我養老，嚴格意義上而言也屬于家庭養老的一種，是指老年人以家庭為核心，自己給自己養老提供經濟來源的一種養老方式。自我養老的力量主要來自于老年人自身，對老年人自身的要求較高，經濟方面和生活自理方面對老年人而言也是很困難的，所以這種方式最適合身體和經濟條件較好的老人。
社會養老一般用的是集中居住的方式，可以分成機構養老和社區養老。機構養老是指在由政府主導、社會提供的養老機構中養老的一種方式，包括政府負擔的敬老院以及市場化運作的老年公寓等。隨著社會的發展，機構養老是未來老年人養老發展的主要趨勢，但是機構養老的費用與服務水平呈正比，要想獲得較好的養老服務，需支付的費用較高。社區居家養老是指以社區為依托，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要，為其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養老服務。這種方式的特點在于：讓老年人住在自己家里，在繼續得到家人照顧的同時，由社區的有關服務機構和人士為老年人提供上門服務或托老服務。社區養老彌補了家庭養老的不足，是政府大力倡導的一種新型養老模式。
三、內蒙古農村牧區養老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樣本數據與變量選取
1.樣本數據
為了研究內蒙古農村牧區養老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課題組以內蒙古農村牧區以45-90歲的中老年人為調研對象，收到有效調研問卷200份，調研地區涉及呼和浩特、包頭、烏海、巴彥淖爾、赤峰、通遼等地的農村及牧區。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見表1。
2.變量選取
（1）解釋變量
課題組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方法，解釋變量大體分為四類：個體特征（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身體狀況、文化程度）、家庭狀況（收入來源、家庭月收入、家庭構成）、養老風險意識（養兒防老觀念、未來養老態度、養老現狀是否滿意）和養老觀念（是否愿意同子女居住、誰提供養老資金），選定參照組，目的是在有控制的條件下，檢驗各種解釋變量對養老方式選擇的影響。
（2）被解釋變量
我們以養老方式的選擇為被解釋變量，考察內蒙古農村牧區被調研人群是基于哪些關鍵因素做出養老方式的選擇。被解釋變量將養老方式分為三種形式：家庭養老、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其中自我養老也是廣義的家庭養老，所以課題組以廣義的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為被解釋變量，建立了第一個回歸模型（廣義家庭養老/社會養老）。被解釋變量為 “1”時，表示選擇“廣義家庭養老”；被解釋變量為“2”時，表示選擇“社會養老”。在此次調研中，農村牧區被調研人群選擇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的人數占到了80%以上。為了進一步考察養老方式的影響因素，課題組建立了第二個回歸模型（家庭養老/自我養老）。被解釋變量為 “1”時，代表老年人選擇“家庭養老”；被解釋變量為“2”時，表示意愿養老方式為“自我養老”。
（二）影響農村牧區居民選擇養老方式的因素分析
1.模型一（廣義家庭養老/社會養老）的結果分析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影響分析;解決措施
引言
人口老齡化現象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但同時也是個挑戰。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峻，逐步開始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而由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方面發展比較晚，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面對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具備完善管理和改善的能力，需要在今后的發展中，針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造成的社會影響，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采取一定的解決問題的措施，為改善和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造成的社會影響。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征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表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規模大。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出現到人口老齡化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所用時間短，并且相比較一些發達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更快，鋪蓋的面積更廣，做造成的影響更大。
第二，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明顯。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所以從整體上看經濟發達的區域，老齡化現象要比經濟不發達的區域明顯。而受我國社會體制影響，在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城鄉倒置明顯，農村老齡化比城鎮老齡化問題更嚴重，增長更快。
第三，我國老齡化存在不合理，超前出現。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上才會出現的，如：日本，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伴隨著物質生活水平和精神水平的提高而出現的。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則是由計劃生育控制下迅速滋長的，老齡化問題過于超前。對于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造成的影響更大，解決更困難。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突出，老齡化人口增長，相應的會造成離休費、退休費的增加。近年來，我國對養老保險越來越重視，養老保險制度也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和發展，為我國老齡人養老，提供了基金。但由于發展時間有限，在管理上還存在一些局限性，造成養老保險基金收入降低，人口老齡化的嚴重又造成支出的增加，從而出現養老基金入不敷出的局面，不利于養老保險基金的持續、穩定的發展。
（二）人口老齡化迅速發展，養老保險制度的推廣，一方面為老齡化人群提供了更多的物質保障。而另一方面，也給在職人員造成了嚴重的負擔。老齡化人口越來越多，養老保險金額也隨之越來越多，從而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影響了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和發展。
（三）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主要是由國家、單位、個人進行繳納。而老齡化程度的加快，使養老保險的籌集基金模式發生的重大的改變，以往的籌集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時展的需求和滿足我國老齡化人群對養老保險制度的要求，轉換資金籌集模式是解決我國目前養老基金困難，緩解籌資壓力的必然選擇。
三、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
老齡化人口數量的增加，高齡老人比例的增長，家庭養老能力的降低等因素，是我國老齡工作面臨的嚴峻現實。為了更加有效的發揮養老保險的作用，應針對老齡化人口的實際情況，完善改革制度，提高養老質量和推進養老服務事業的發展，盡可能的解決老齡化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問題，保障我國社會的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進一步的保障養老基金收支平衡，根據實際情況，延長退休時間和嚴格的控制提前退休現象的發生。
第二，緩解目前老齡化迅速發展到來的養老問題，結合當前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形式，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從而有效的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打破現如今入不敷出的局面，帶動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持續穩定的發展。
第三，加強政府的監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制度，有效的解決我國當前養老保險歷史隱性債務問題，做實債務問題。
最后，拓寬投資渠道，允許養老基金入市。養老保險基金的經營管理應堅持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這三點原則。養老制度的發展應符合當前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從根本上解決人口老齡化對社會造成的影響，以及養老問題。拓寬投資渠道，將養老投資于市場，實現養老金保值增值的同時，調節養老基金的收支平衡，解決人口老齡化造成的社會問題，穩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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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圍得到重視后，中國于二十世紀也進入到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激烈討論中。當一個社會老年人人口不斷上升，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人口占社會總人口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社會總人口15%時，該社會極為老齡化社會。導致人口老齡化有兩個因素，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在生育率不變情況下，人口壽命延長。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漸完善，社會逐漸由“家庭養老”轉變為“社會養老，家庭養子”，在成本效益比較分析下，由于教育投資等養子成本的增加以及社會養老制度的逐漸完善，“理性人”會傾向于選擇少生子，從而降低了生育率。
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8811萬人，占總人口6.96%，60歲以上人口達1.3億人，占總人口10.2%。若按國際標準衡量，中國已進入了老年型社會。
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基本特征為：老齡化速度快，高齡化趨勢明顯、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區域差異明顯、性別間老齡化差異漸現。
老齡化速度快及高齡化趨勢明顯表現在于，與發達國家或地區用了百年或比較長的時間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僅用了18年的時間便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按聯合國預測，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由7%上升至14%僅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
未富先老表示了，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財富累積度還比較低，但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同時社會的“銀色產業”發展落后，社會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并沒有為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做好準備，相關的公共品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供應不足。
區域差異明顯包括了“城鄉倒置”以及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程度與社會老齡化程度的不相契合。導致“城鄉倒置”是因為，城市與鄉村二元化發展體制以及戶籍制度的作用，農民進城打工，小孩與老人留在鄉村生活，導致了，城市老齡人口與擴大的總人口之比，數值減小了，而鄉村的老齡化人口比例反之。同時，區域間經濟發展程度與社會老齡化程度的不相契合表現在于，部分經濟發展水平中等地區卻成為了老齡化人口大省，如河北、重慶，而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沒有其突出，如廣東等沿海地區。
性別間老齡化差異漸現在于女性預測及平均壽命較男性長，老齡化人口中女性比例漸長，且由于女性在社會發展中處于弱勢地位，積累的財富，收入水平等均低于男性，不利于女性年長人士的安享晚年。
二、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與產業的影響
1.勞動力供給
以勞動力非完全替代為前提，年齡的差異背后代表著人的工作經驗、身體條件等差異，因此對勞動力生產率會產生影響。
學者袁蓓通過將各年齡段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預測數據與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08》的人口總量數據相結合，發現中國青年經濟活動人口總量將一直下降，中年經濟活動人口總量有一定的波動。但由于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中年經濟活動人口在總體上將呈現下降趨勢，老年經濟活動人口和65歲及以上就業人口均呈上升趨勢[1]。
學者劉平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中同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持續下降，并且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續上升。整個個軌跡的變化價恰就是對中國“未富先老“狀況的描繪。且人口老齡化對于勞動人口的重要影響主要集中在這一趨勢會減少勞動力的總體規模。由于這種影響存在滯后性，且現階段勞動規模較大，持續時間長，人口老齡化在短期內不會對整個生產效率產生巨大影響。學者袁蓓通過最優勞動力年齡結構與我國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預測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老年勞動力比例偏高將造成2050年勞動生產率偏低[2]。
大多數學者認為隨著老齡化的增長，勞動力供給相對減少，對第二產業勞動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第三產業中服務類行業對勞動力需求大的產業影響較大。因此，這對中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提高勞動力素質有迫切的要求。
2.產業變化
從產業的生產力以及需求兩方面來分析。
隨著老齡化的發展，包括勞動力供給的相對減少，會對第二第三產業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產生一定的沖擊，同時勞動力老齡化表明勞動人口中老齡化人口居多，而據研究表明，老員工思想相對守舊，不愿意接受改變，而且學習能力較差，這些因素均不利于產業轉型升級[3]。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深入，老年人的消費需求絕對值會擴大，而與老年人相關的產品與服務發展不足或是過快發展沒有形成相應的市場秩序。如與老年人相關的殘障設施等基礎設施供應不足，養老院，臨終關懷醫院等床位設施設備落后，數量短缺；然而保健品行業因存在暴利，發展迅猛，魚龍混雜，沒有設立產業標準，導致準入門檻低，產品粗制濫造，與之相似的是保姆護理行業，職業培訓不足，沒有形成穩定的市場秩序，導致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這表明了“銀發產業”發展緩慢，而且程度較低。
三、問題再認識
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認識，一切尚在摸索當中，盡管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計劃生育政策逐漸放開，人們對后代教育投資力度大，勞動力素質將會有所提高，這些均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但是當前對這些因素研究均是單個研究，或是借以理論模型結合邏輯關系將之聯系在一起，而較少能夠建立數學模型做分析。
老齡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問題，也是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主要特征。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按照人口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過7％，或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過10％，這一國際上劃分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
一、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基本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規模巨大。 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接近1.8億。預計到二0五一年將達到四億多的最高值，之后將維持在三至四億的規模。根據聯合國預測，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將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
二是老齡化發展迅速。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發達國家大多用了四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而我國只用二十多年就接近了這一指標，并且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會保持著很高的遞增速度，屬于老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一。
三是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具有明顯的由東向西的區域梯次特征，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最早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和最遲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寧夏(2012)比較，時間跨度長達三十三年。
四是城鄉倒置顯著。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歷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中國的情況則不同。目前，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一點二四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到本世紀后半葉，城鎮的老齡化水平才將超過農村，并逐漸拉開差距。
五是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發達國家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國則是在仍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萬美元以上，而中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不足三千美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比較薄弱。
二、我國現有養老模式及存在弊端
目前在我國主要養老模式為機構養老和家庭養老。按照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辦養老機構和民辦養老機構兩類。政府養老機構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及集體供款。資金來源單一、數額有限造成了機構數量少、規模小、收養人數少、社會效益不高等問題。民辦養老服務業屬于新興的公益行業，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單純按照成本核算，其創辦初期基本處于虧損狀況。
機構養老均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對在養老人的照顧并不完善，在養經濟負擔也較沉重。
這令大多數老人難以接受；護理條件較差，大多數的養老機構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與飲食服務，而只有部分養老機構可以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更為嚴重的是，為減輕負擔，一些養老院不準自理能力差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嚴重違背了設置養老機構來幫助不能自理的高齡老人、獨居老人的初衷。
家庭養老作為中國最為傳統的主流養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員提供養老資源的養老方式，形式是在家養老。但這種養老方式也隨著現代生育觀念、生活節奏和生存壓力的改變，受到嚴重沖擊。獨生子女家庭作為21世紀城市的主流家庭，獨生子女父母的這一代， 既要撫養和教育子女， 又要贍養和照顧護理四位老人。預計到2039年，我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這被稱為“老齡社會危機時點”。在這種家庭結構變遷的影響之下，傳統家庭養老的經濟支持、照料、精神慰藉功能逐漸弱化。雖說“百善孝為先”，但面對老人所需要的長時間與專業的護理，子女也會覺得分身乏術，產生“照料疲勞”的感覺。且面對著越加激烈的競爭，一些青年夫婦更重視子女的照顧和教育， 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多花在子女身上， 而對老年父母的照顧卻有所忽視。所以，以子女供養為主的家庭養老也不再適合社會的發展。
三、 公寓化養老模式初討
面對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和社會化養老有待進一步發展的局面，在黨的十七大會議上，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黨和政府都明確提出在我國要保證“老有所養”，還要“優先發展社會養老事業”，把養老事業提高到了一個戰略的高度來認識。因此，充分發揮個人、家庭、社會、社區的力量，利用合力加強社會養老工作，探討新的養老模式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老年公寓是一種新的居家養老方式，不僅擁有分散的居家養老所沒有的各類保障服務設施，讓老人居住得安心、舒心，又擁有一般養老機構所沒有的家庭氛圍。所以，其比較優勢是十分明顯的：減輕子女養老壓力，提高社會效率；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服務專門化、系統化，老年人生活質量大大提高。
首先，新型老年公寓起點高、理念新、融入市場會很快提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變老年人“望寓生嘆”為“養老首選”，讓養老產業的經營者看到了光明的前程。老年人養老觀念的革新又直接影響年輕人的擇偶觀、家庭觀、生育觀和事業觀，將拓寬更大的養老產業市場激活“老年經濟”，形成養老社會化的良性循環。
第二，新型老年公寓是一個探討養老社會化的實驗平臺。新的經營理念可以加速養老福利型向社會化養老型轉變；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供養型向康復型轉變；“注入型”向“自我造血型”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