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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總量分析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9)11-0010-04
經濟增長與發展離不開資源投入。投入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貨幣資本和技術等。其中的人力資本主要是勞動力。一個國家的勞動力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將關系到該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和發展水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其中農民大約10億人,城鎮居民大約2億多人。在人口的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東部、中部地區。勞動力供給數量巨大,而勞動力需求相對短缺,所以,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增加或減少,對促進或延緩本地區或本國的經濟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
一、勞動力供給總量的影響因素
勞動力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勞動力在本質上是人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是活的生命體。只有達到一定的年齡(通常16歲以上)、具有勞動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才是勞動力。經濟學把人口中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口部分稱作勞動力。一國的勞動力與非勞動力人口一般根據本國的統計制度,通過人口普查、勞動力調查進行統計和估算。
勞動力供給是指一定的市場工資率下,勞動力供給的決策主體(家庭或個人)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的勞動時間。反映勞動參與或者供給變化的一個總量指標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另一個指標是勞動參與率。所謂勞動參與率是指勞動力在一定范圍內人口所占的比率,是反映、測度人口參與社會勞動的指標。一定范圍內的人口可以按照若干標志進行分類,如總人口、不同年齡組人口或不同性別人口等。
勞動力供給是勞動者主體進行提供勞動時間決策的結果。在勞動者進行決策時,決策主體一般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是勞動參與決策,即是否進入勞動力市場尋求有酬勞動;其二是勞動時間決策,即在個人可支配時間中,閑暇與勞動時間的選擇。影響勞動力決策
的因素很多。其中決定勞動力供給的首要因素是一定時期的人口數量。其次,收入的多少、工資率的高低、稅收等都對勞動力供給決策產生作用。
1.人口數量多少決定勞動力總量的大小
(1)人口數量的增長決定勞動力供給的增長
不同的國家由于人口數量的大小不同,勞動力的供給量也有很大差異。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決定了這兩個國家的勞動力供給十分充足,并成為擁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而英、美、德、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由于人口數量相對少,勞動力供給也相對不足,勞動力是其相對短缺的資源。
(2)勞動人口參與率的高低決定勞動力供給總量
一般地說,勞動參與的人口越多,勞動力供給總量越大。勞動參與有一個生命周期的變化。從中國勞動參與率生命周期看,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生命周期都呈現倒“U”型,青年與老年勞動力參與率較低,22―55歲年齡段勞動力參與率一般在90%以上;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高于女性勞動力參與率,20―49歲男性勞動力90%以上參與勞動,20―40歲女性88%參與勞動。與國際上其他國家比較,中國勞動參與率比較高,因而勞動力供給總量也大。
2.工資率決定勞動時間供給
在人口一定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則受其他因素的影響。經濟學理論分析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工資,并把市場工資率作為影響勞動力供給的惟一因素。勞動者需要提供勞動以便獲得生活資料,成年人要養家糊口。當工資率變化時,勞動力供給相應地發生變化。勞動力供給量的變動對工資率變動的反應程度被稱做勞動力供給彈性。一般地說,工資率提高,勞動供給增加。因此,勞動供給曲線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但是,閑暇也是影響勞動力供給決策的重要因素。勞動者需要通過閑暇來豐富生活,提高生活質量。因此,當工資收入比較高時,勞動者將放棄一定的勞動量進行休閑和娛樂。斯蒂格利茨指出,勞動力供給取決于收入與閑暇的對比。當收入提高時會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從而共同影響勞動者提供勞動的決策。隨著收入的提高,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最初是增加的,但是其后是減少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是一條向后彎曲的曲線。
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家庭在消費與勞動力供給方面是基本的決策主體。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選擇和經濟行為中,家庭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分工協助關系。在一個家庭中,假設已經有成員就業,其他成員是否參與勞動將取決于是否取得最大效益。因此,一般而言,個人勞動力供給決策受到工資率的影響。當制度勞動時間為t,工資率為w0,如果決策主體家庭成員處于就業―非就業無差異境界時,此時的工資率w0即為最低勞動供給價格。當工資率大于w0時,選擇就業;當工資率小于w0時,選擇不就業。不同家庭的最低勞動供給價格呈正態分布,如圖1所示。
圖1中,橫軸為工資率W,縱軸為以最低勞動供給價格為標識的家庭戶的密度分布Q。在工資率較低時,如為W1,密度分布較低。在工資率較高時,如為W2,密度分布也較低,基本上呈正態分布。當工資率為W0時,一般都是,凡是最低勞動供給價格比W0低家庭,其家庭成員就要就業了。在圖中斜線所示的部分與正態分布線和橫軸圍成的總面積之比,就是當工資率為W0時家庭中非就業人員就業的概率。這一就業概率與相同統計范圍內的勞動力參與率相似?？梢?工資率對于勞動供給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工資率的變化會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并最后影響到勞動力供給決策。研究表明,工資率的變化對勞動供給決策主體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兩種效應的相互關系。而這兩者的相互關系實際上取決于主體的閑暇―收入偏好,或者說取決于主體的效用函數。如果替代效應小于收入效應,那么隨著工資率的提高,勞動時間供給就會減少。一般地說,當工資率較低且收入較少時,由于工資率提高而產生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因而隨著工資率的提高,勞動供給增加;而工資率較高而且收入也在較高水平時,替代效應小于收入效應,因而隨著工資率的提高,勞動供給時間反而減少。
3.稅收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稅收對勞動力供給產生一定的影響。影響勞動力供給的因素中,稅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國外學者中,布里克(Break,1974),阿特金森與斯蒂格利茨(Atkinson,Stiglitz,1980)進行的經驗研究中發現,征收所得稅的替代效應與收入效應趨于相互抵消。哈伯格(Harberger,1974)的稅收歸宿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出的結論是:所得稅和一般勞動稅是無法轉嫁的,并且稅負不同將影響勞動者的勞動供給。稅收對勞動供給的影響分為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兩種。替代效應是指由于征稅使價格下降、閑暇價格上漲,促使人們以閑暇代替工作;收入效應是指征稅后減少了可支配收入,促使其為了維持既定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而放棄閑暇,增加工作時間。但是,稅收對勞動供給者的總效應是不確定的,這是由不同勞動者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對比關系所決定的。通常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作用下,對高收入者而言,稅收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而對于低收入者而言,結果相反。
國內學者對此也做了一些研究。第一種觀點認為稅收會從控制人口數量和影響人們的行為來影響勞動的總供給量以及從影響勞動者素質和社會保障稅方面來影響勞動供給結構。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對勞動征稅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對勞動征稅增加了勞動供給。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城鎮居民的勞動稅率與失業呈現反相關的關系,說明了中國稅收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因此提高稅率,減少了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勞動者為了維持既定的消費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得不減少或者放棄閑暇,增加勞動供給。
二、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總量
從總的水平看,在給定人口數量的情況下,決定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生育率水平的變化有直接的聯系。中國勞動力供給總量上一直很大,這與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有密切的關系。分析中國勞動力供給可以看出有以下特點:
1.勞動力隨著總人口增加而增加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中國人口總量在建國后一直呈上升趨勢,2001年總人口為127 627萬人,是1953年的2.19倍;就業人數在2001年比1953年增加2.42倍,達到73 025萬人,是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大量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持續增長,至2010年達到高峰,為71.08%,勞動年齡人口規模2020年左右達到高峰,約為9.97億人。勞動力人口比例2005年達到高峰,為62.55%,然后保持相對穩定,至2010年開始趨于下降,勞動人口總量2015年左右達到高峰,約為8.66億人。今后十幾年中,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達到1 000萬人,如表1所示。
2.勞動力供給總量增加趨緩以致過剩
隨著計劃生育的繼續開展,中國人口出生率降低,總人口增加的速度放慢,勞動力供給開始由加速變為減速。一方面,我國勞動力供給大于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存在階段性和結構性供給不足。在總量上,我國勞動力供給既有城鎮勞動年齡的勞動力供給,也包括大批的農村勞動年齡勞動力供給。城鎮勞動力中,很多下崗職工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加上新增加的各類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形成巨大的就業壓力;每年從農村中轉移出大批勞動力進入城鎮尋找就業機會。2009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大幅度增加,達到600多萬人,而實際就業率只達到30%。每年有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不能及時就業。
造成勞動力供給總量過剩的原因有:第一,人口規模巨大。我國人口規模過大是一個客觀事實。如此大的人口規模決定我國必然在長期內存在勞動力供給超過勞動力需求。第二,勞動力參與率過高是造成勞動力供給過度的又一個原因。在人口總量和勞動力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勞動供給總量決定于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程度,即勞動力參與率。用公式表示就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勞動力資源量×勞動力參與率。我國一直是勞動力參與率很高的國家,不僅在城鎮,而且在農村都是如此。例如,15―19歲年齡組勞動力以及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和其他國家比較,我國都非常高。如表2、表3所示。造成勞動力參與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很多家庭的人均收入較低,為了增加家庭收入,不得不讓那些具有一定體力的家庭成員參加勞動。我國人均收入偏低,使得在業人口養育家庭的壓力過大,致使適齡勞動力過早地參與勞動,加入勞動力供給隊伍,擴大了勞動力供給總量。
3.常態性結構性、季節性勞動力供給不足
經濟發展存在結構性、周期性的特征,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存在結構性、周期性的特征。2003年春季開始,我國沿海部分地區出現以招工難為特征的“民工荒”,就是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結構性、季節性對勞動力需求所致。這種現象在其后由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蔓延到部分內陸省份,給企業正常經營帶來困難。為了應對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轉變,企業開始從工資水平、社會保障、工作條件等多個方面做出調整,以便吸引勞動力。造成這類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經濟發展是不斷地進行擴大投資、出口和消費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是投入要素不斷增加的結果。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需要更多的勞動力,結果導致需求增加。二是近年來勞動力參與率有所下降。勞資雙方對工資率缺乏一致的看法,難以達成就業協議。我國長期以來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被認為是勞動力過剩國家,對勞動者實現低工資策略,工資增長緩慢,然而隨著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物價水平上升,勞動力的生產成本增加,低工資難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變化,因而勞動者要求提高工資的呼聲提高。在不能得到工資水平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供給意愿降低。因為決定勞動參與率的兩個因素分別是市場工資率和個人的保留工資水平。在保留工資水平一定的情況下,市場工資率越高,個人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市場工資率一定的情況下,個人保留工資越高,其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小。因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提高工資待遇水平,提高工資是勞動參與率提高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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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袁倫渠.勞動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66-67.
【關鍵詞】中國 中亞五國 勞動力市場 比較分析
世界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勞動力資源，只有在擁有充足勞動力的前提下才可以更好的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充分利用本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力資源是極為重要的，所以，各國在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對本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具體情況有一個詳細的了解，這樣才可以更好的幫助本國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制定相關的政策，運用勞動力資源，從而，使得勞動力資源實現其自身的價值。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與中亞五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基本情況，所以，將它們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比較分析，使得我們可以更加清楚、明白的了解實際情況。
一、“一帶一路“背景下研究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的意義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政策的提出，也就意味著我國將會加強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經濟聯系?！敖z綢之路經濟帶”包括以下國家：中亞五國、俄羅斯以及歐洲一些國家?！耙粠б宦贰眹医洕l展戰略的推進，這會加強我國與中亞五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了更好的促進兩國之間經濟發展與貿易往來，對兩個國家進行勞動力市場的分析可以為今后兩個國家的合作提供基礎和前提，方便兩國之間增進彼此的了解，能夠更加充分合理的制定相關的經濟政策和進行合理的貿易往來，加強中國與中亞五國之間的勞動力流通，從而，提高中國與中亞五國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
二、中國與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發展現狀
第一，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現狀。中國勞動力市場指的是中國的勞工供求市場，其也可以被叫做勞動市場、職業市場、人力市場、就業市場。首先，我國是世界上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所以，我國勞動力資源充足是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基本現狀之一。我國人口總量在世界人口總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我國擁有巨大的人力資源。中國的勞動力資源主要來源于這兩方面：一方面是，中國每年有大批大學應屆畢業生加入到人才市場當中；另一方面，由于我國農村人口眾多，我國農村每年有大批勞動力涌入城鎮尋找工作崗位，因此，這又為我國勞動力市場注入了巨大的資源。其次，我國勞動力價格非常廉價。由于，我國擁有富足的勞動力資源，所以，我國的勞動力在市場中使用的價值非常廉價。再次，由于我國國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非常低，而且，受教育水平參差不齊，所以，我國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普遍較低。我國教育發展的缺陷，導致我國很多年輕人得不到應有的教育，所以，很多勞動力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嚴重缺乏科技創新能力。這樣就導致我國的勞動力的素質普遍較低，這樣就嚴重制約著我國勞動力的就業能力。最后，我國勞動力受不到專業的技能培訓，所以，技能水平非常的低，這樣極不利于他們的就業。
第二，中亞五國勞動力發展現狀。中亞五國勞動力資源也相對來說比較豐富，并且，勞動力素質也很低下，很多青年勞動力資源享受不到應有的教育，因此，他們的勞動力科技創新能力較低。但是受到了中亞五國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勞動力的就業情況不是很樂觀。中亞五國工業的發展程度不高，還是處于以農業為主發展的階段，所以，勞動力的需求不是很高，就業情況還是有待改善。
三、中國和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結構和發展現狀
第一，中國與中亞五國勞動力勞動力參與情況的比較。中國在社會、經濟、文明發展的程度要比中亞五國更高，所以，在中國男女都可以積極參與到勞動當中去，然而，中亞五國的觀念沒有中國開放，很多女人沒有資格進行就業，所以，在中國勞動力的參與度要比中亞五國高。
第二，中國與中亞五國勞動力就業情況的比較。當前，中國勞動力資源總量要比中亞五國勞動力資源總量要多。中國工業發展比較快，在國家三大產業中工業具有很大的份額，而且，農業和第三產業也具有較大的發展，因此，中國需要較多的勞動力，但是，中國勞動力的素質比較不均衡，除此之外，總量過于大，所以，現在中國還有很多人處于失業狀態，中國的就業情況非常不樂觀。就中亞五國而言，他們農業發展較快還有以資源、能源為基礎的相關產業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也需要較大的勞動力，其總量也相對來說沒有中國大，因此，其就業情況要比中國好。
第三，中國與中亞五國勞動力失業情況的比較。中國工業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所以，在我國對勞動力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高，所以，在每個崗位的競爭壓力也有所提高，優勝略汰較為明顯，一些能力較差的員工就會面臨淘汰的風險。然而，中亞五國的產業結構沒有明顯的調整，以及其工業發展的程度沒有中國高，所以其失業率比中國要低。
第四，中國與中亞五國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比較。中國教育改革開展的比中亞五國早，中國的教育實力比中亞五國強，所以，中國的勞動力文化程度要比中亞五國的勞動力文化程度高。
第五，中國與中亞五國勞動力工資和人工成本的比較中國與中亞五國的經濟發展實力和層次不同，中國要比中亞五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高，所以，對勞動力的要求也較高，中國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要比中亞五國的強，導致中國勞動力的人工成本和工資要比中亞五國的高。
四、中國和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首先，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優勢與劣勢。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優勢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勞動力價格較低。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劣勢是：勞動力的文化程度低，科技創新能力差，素質相對來說較低。
其次，中國和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面臨的主要機遇。當今社會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各國的勞動力需求都非常大，以及世界各國之間勞動力資源的流動加快，為世界各國勞動力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
最后，中國和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需要應對的挑戰。中國和中亞五國的勞動力要增強自身的競爭力，提高自身的素質和科技創新能力。
五、加快中國和中亞國家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對策措施
第一，抓住良機完善我國勞動力市場。國家要建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機制，促進勞動力市場就業信息的流通，加強對勞動力就業能力的培訓，建立平等就業的機制，為勞動者提供一個平等的、開放的就業平臺。
第二，以高科技促進傳統產業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堅持科教興國人才強國的基本戰略，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勞動力資源的文化程度，從而，增強他們的科技創新能力。
六、結語
中國與中亞五國的勞動力市場既存在相同之處，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各個國家應當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合理的制定相關就業政策，合理安排人員就業，解決勞動力市場的相關問題。
參考文獻
[1]李相潔.我國農產品貿易問題研究[J].智富時代.2015（05）.
一、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西藏、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梢?，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埔陨蠈W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2)充分發揮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鎮的聚集經濟功能，增強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現代化城市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不能人為地“制造”。經驗表明，違背客觀規律而人為地制造的“經濟中心”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勞動力及人口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和聚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是確定我國城市體系的布局和結構的主要依據。據此可以設想未來中國城市體系應當是：以現有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城鎮形成數百個城市聚集體，以此為依托形成以東部及沿海地帶為重心、東中西部布局合理、規模不同的數十個城市化地帶。它是未來中國工商業中心和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地。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外出，影響因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勞動力外出的規模越來越大、范圍越來越廣。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2006年，中國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總數已達1.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26%，占城鎮從業人員的46%。農村勞動力為什么外出?在相同的制度環境下，為什么有的勞動力外出而有的勞動力仍在家鄉從業?是什么因素影響農村勞動力外出決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有利于規范農民外出行為和制定科學的農村勞動力流動轉移政策。本文第一部分簡單介紹勞動力流動的國內外研究狀況，第二部分從理論上分析影響中國農村勞動力外出的因素和假設，第三部分是模型和實證分析；第四部分是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國內外研究狀況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農村勞動力外出現象表現出持久的熱情和興趣。蔡防著重分析了城鄉二元結構對勞動力流動的深刻影響。他稱之為“一項戰略、三架馬車”：一項戰略就是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戰略：三架馬車分別是戶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統購統銷制度(蔡防，2000)。正是這三項制度曾長期壓制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沖動。1978年以來的中國農村改革，不僅解放了農村勞動力，而且生產了足夠多的農產品，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成為可能；農村鄉鎮企業的興起和城市體制改革的推進，創造了新興產業部門及其對勞動力的需求，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場所：人民公社體制解體、統購統銷制度的廢除和城市戶籍制度的松動，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創造了有利的制度環境；而區城發展的不平衡和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又對勞動力流動形成了利益動機方面的拉力。
在這種體制背景下，許多學者利用劉易斯關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的二元經濟模型和托達羅人口遷移模型來解釋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原因(孔祥成等，2002)。他們基本上認同城市居民的較高工資率或預期收入或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是吸引農民進城的根本動力。一些學者在應用西方人口遷移理論時注意到了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宏觀體制、文化觀念及決策理念的不同，根據研究目的不同，而對經典模型進行了修正。例如，張彩紅等(2004)在評價劉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后建立了勞動力狀態靜態模型和勞動力流動的動態方程，得出了“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因的結論。也有些學者懷疑收入差距是遷移動力的基本邏輯。因為，按照這個邏輯，越是貧困的地區應該具有越強的遷移動機，因而有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出來。但是，一些研究結果卻與此邏輯相矛盾，即勞動力轉移最多的并不是最貧困的地區，也不是最貧困的農產(杜鷹，2000)。中國許多關于流動勞動力的調查也表明，并非人力資本稟賦最高的那些人最具有遷移動機。趙耀輝(1999)發現，那些具有最高人力資本稟賦的農村勞動者，優先選擇的轉移領域是農村的非農產業。也有的研究發現，正規教育對遷移概率沒有顯著的影響(Hare，1999)。農村地區之間、農產之間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提高最快，而且導致這種收入差距的最持久源泉是人力資本的差異(Benjamin，2000)。
不少學者證明了社會資本(或關系網)和信息獲取能力對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以尋求就業為目標的勞動力遷移不是盲目的。在中國，遷移者獲得信息主要是通過家庭成員、親戚和同鄉這種社會關系網絡(白南生，2002)。胡必亮(2004)在研究了一個村莊的案例后得出結論，“關系”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的安排，能起到功能性社會資源的作用，在當代社會變遷和轉型過程之中對推動勞動力流動具有重要意義。并且，“關系”所表達的社會網絡結構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和開放性。內爾森把遷移信息定義為兩種類型：一般信息和特殊信息。前者告訴遷移者關于遷移目的地的基本信息，后者告訴遷移者適合每個不同的人的特定信息(Nelson，1959)。
還有學者研究了家庭因素對勞動力外出的影響。杜鷹等(1997)認為，西方的人口遷移決策是個人尋求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的個體決策過程，而受傳統文化理念的影響，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決策則與家庭利益最大化聯系在一起，而以獲取最大化的經濟收入為最直接目的。蔡防等(2003)利用國際上相對經濟地位變化假說，分析了家庭相對收入變化對農民外出打工決策的影響，并且用調查資料驗證，在居住地感受到相對經濟地位下降程度越強，遷移到外地就業的動機越強。因此，農民遷移具有雙重動因，即絕對收入差距與相對剝奪。姚洋在研究家庭擁有耕地與農民外出的關系后，排除了耕地越少越容易流動的共性，而提出了倒“U”字假說，即耕地較少和較多的農民外出打工的意愿較低，而耕地擁有量居中的農民外出打工意愿較強(姚洋，2002)。但王志剛等(2003)利用湖南省實地調查材料，經過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耕地擁有量與農民外出打工之間沒有倒“U”關系，而教育對農民外出打工則具有促進作用。
最后，學者們還注意到，經過20多年“民工潮”的冼禮，現代農民工跟以前的農民工大不相同，他們外出的動因趨于多樣化和個性化。羅霞、王春光等(2003)提出了“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概念”，認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與他們的前輩們在思想觀念和外出動因上大不一樣。他們外出不再僅限于解決生存問題之需要，而是有著更多的期望；他們外出的動因和理由在外出的過程中不斷地被更新：他們一方面習慣了外出生活，另一方面又因為更多的期望沒有實現而對現狀的滿意程度沒有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高。盡管這樣，他們還是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理由繼續留在城市，而不愿返回農村。這是一個比第一代農民工更充滿矛盾的群體，也是更有希望的一代。
二、勞動力外出的影響因素和假設
現代人口流動或遷移現象十分復雜，不是某一個理論能完全解釋和替代的，需要從多種角度加以分析。我們可以從個體遷移的角度利用新古典模型分析個體遷移決策的動機，也可以從家庭的層次，利用新經濟遷移理論解釋遷移決策的影響因素，還可以從宏觀的角度或從國際的角度，利用遷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國內遷移和國際遷移問題。中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各地條件千差萬別，理應具有不同理論的應用條件。
(一)二元結構與遷移動機
勞動力為什么要從農村向城市流動?根據劉易斯的解釋，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城市現代工業部門較高的就業收入，吸引傳統農業部門大量存在的邊際報酬為零的剩余勞動力。托達羅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修改，認為是城鄉勞動力的預期收入的差距吸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和轉移。雖然城市存在較高的失業率，農村勞動力進城后不一定能馬上找到工作，但是，只要他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與他就業后的收入的乘積，即預期收入，仍然大于其在農業部門就業的收入和遷移成本，他就會做出流動進城的決策?；灸Ｐ徒Y構是：
M=f(v，Yr，c，z)
(1)
其中：M為流動遷移決策，f表示流動遷移函數，v表示在城市的預期收入(v=Yu×Pu)，Yu是城市就業的工資收入，Pu是流動到城市后的就業概率，Yr表示農民純收入，C表示流動遷移成本，包括從農村到城市的交通費、在城市找工作的費用和等待就業的生活費，2是影響流動轉移的其他因素，在托達羅模型中沒有被解釋。
關鍵詞：城鄉轉移 農村剩余勞動力 收入差異
為了探尋我國農村人口大規模城鄉遷移的原因，本文主要分析我國農村和城市發展的現狀，從中對導致我國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一系列相關因素進行簡要的分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我國更好解決農村人口的城鄉遷移中的問題提供一些的意見。
一、 我國農村人口城鄉遷移現狀分析
農村建設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措施?！叭r”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增收問題,而增收的關鍵是減少和轉移農民,這就使我國農業就業比重明顯下降,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迅速上升,從而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年齡結構較輕,據農業部調查,2005 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平均年齡為30. 8 歲,比全部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低9 歲。二是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未轉移的農村人口,據農業部2005 年調查,農村外出就業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 0年,比留在農村的農業勞動者多1. 5 年;外出就業的勞動力中接受過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數占46. 3 % ,比全部農勞動力高出9. 6 個百分點。三是生存發展能力較未轉移出的農村人口強,目前相當一部分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常年往返于城鄉之間,他們農忙時在家務農,農閑時外出務工,在外面積累了一定的社會閱歷和精神財富,這使他們比其他農民具有更強的經濟生存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和發展能力。特別是很多新一代的年輕農民,外出打工已非完全為謀生計,而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另外，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億人,占全部就業人口近1/3。我國建筑業的50%、煤礦采掘業的80%、紡織服裝業的60%和城市一般服務業50%的從業人員均來自農村，農民工已成為城市勞動者的主體。但是，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和轉移難度越來越大。目前，我國有4.9億農村勞動力，還有超過1.8億有待轉移。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大約有1000萬人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
二、 導致我國勞動力城鄉遷移的因素分析
下面我們簡要的從城鄉收入差距這一因素著手，分析我國的勞動力城鄉遷移的主要因素?，F階段，我國人口遷移的主要方向是農村向城市遷移、由西部和中部地區向東部地區遷移、有邊疆和內地向沿海遷移。
下面，通過統計資料對上述相關收入情況作一個比較：
第一，城鄉收入差異：
從上圖可以看出，近三十年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變動。特別是從1986年以來，作為反映一個國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我國的指標不斷的升高。并且已經突破了國際上所公認的0.4的警戒線。
經濟轉軌過程中，收入差距的擴大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收入、地區收入、城鄉內部收入等方面的差異不斷擴大。而其中的城鄉收入差異尤其引人注意。
第二，地區收入差異：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對國土進行東、中、西的劃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東中西部地區各自的經濟發展，無論是從經濟總量還是經濟的增長速度，與以前相比，都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各地區相對的收入差距卻日益增大，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很快，西部和中部相對較慢，這也成為我國中西部地區人口向東部遷移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不難得出，由于我國的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異，造成農村人口、中部和西部人口，對于遷移后的收入形成較高的預期（預期收入大于在農村所得的收入），因而形成了目前我國人口遷移趨勢。
除了上述主要促進因素外，作為中國這一發展中的大國，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城鄉轉移。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方面：
1、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
改革開放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在確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效率,同時使大量隱性剩余勞動力顯化。過剩的農業勞動力成為城鄉遷移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由于農業產值的下降和農業收入的降低,土地在農民增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生產要素轉而變為提供保障和抵御風險的資產,土地轉而成為農民社會保障的主要依賴。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使得遷移的農民由于擔心在新一輪的土地分配中失去土地而紛紛回到農村,“循環式遷移”成為中國農村城鄉遷移的主要形式。
2、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
隨著各地區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將會釋放出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會加入到未來城鄉人口遷移的大軍阻礙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因素。
3、農村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人口城鄉遷移存在倒.U型關系，即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稟賦的農村勞動力優先選擇的不是異地轉移，而是選擇在農村的非農產業就業。從遷移人口的文化程度來看，遷移人口的受教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上，其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遷入人口又占到遷移人口的絕大多數，即中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農村人口城鄉遷移倒U.型關系的拐點可能為初中文化程度。
三、結論
綜上所述，促使我國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是由我國的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是由上述幾個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本文認為,一方面要調整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推進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又要保證這種差距在適當的范圍之內, 控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另外，加快城鎮化步伐, 提高城市化水平, 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拓展更加廣闊的空間。
參考文獻：
[1]譚偉.中國收入差距―增長“奇跡”背后的利益分配.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9版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對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及其影響因素的介紹和分析，闡述現今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現狀，并分析其現象背后的成因，同時提出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以緩解就業壓力的建議及對策。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取決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這些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是正相關的關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資源這個因素時,人們認為，在一定時期人口數量相對是固定的,認為經濟增長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質量。但實際上,在人口總量一定的前提下，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力數量并不是固定的。勞動力參與率便是這樣一個衡量指標。
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狀況。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各國的經驗，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潛在勞動者個人對于工作收入與閑暇的選擇偏好，它一方面受到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人口學特征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水平、勞動力市場狀況等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個人和社會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著個人的勞動力供給選擇，并最終影響了社會整體的勞動參與率。
一、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
1、年齡、性別因素
資料來源：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編：《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
從性別上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遠低于男性，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會分工中更多地承擔了家庭中子女的撫育責任和更多的家務勞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上勞動力雇傭方對女性勞動力的歧視普遍大于男性。隨著六七十年代的第三產業的發展，許多適合由女性從事的職業逐步出現，才使得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勞動力參與率的性別差異中，兩者之間相差的程度還呈現出隨著年齡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齡的人群往往有著不同的勞動偏好和不同的社會責任，從而使不同年齡段的勞動力參與率各不相同。
2、教育發展因素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競爭的加劇，使得知識和技能在企業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市場競爭的激勵，企業對人才所具備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當今社會就業形勢異常嚴峻。競爭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勞動者選擇接受高等教育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含量，這就推遲了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從而降低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平均年齡增大，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3、收入增長因素
收入因素對勞動力參與率的影響有兩方面，一方面，勞動者單位就業收入的增加會加大閑暇的機會成本，從而誘使一些原來沒有加入就業隊伍的人開始選擇工作，促使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特別是對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來說，收入因素將會是決定增加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這種影響就是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會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較高的勞動者退出勞動力隊伍，從而降低勞動參與率，體現出收入增長對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收入的增加對個人勞動力參與抉擇的影響是相反的，這兩種效應對個人影響的強弱將最終影響個人參與勞動的決策，從而影響總體的勞動力參與率。
4、產業結構因素
在宏觀經濟中，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力參與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產業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比例也決定了勞動力參與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高速增長時期，各國第三產業增長較快，從而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力需求，帶動了這些發達國家總體勞動力參與率的上升。
勞動力參與率這個衡量指標，體現出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反映出人們參與勞動的狀況。它受到許多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因此折射出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方面?？梢哉f，勞動力參與率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勞動力參與率，都表明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相應的問題。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無論是男性人口還是女性人口的勞動力參與率均高于其他國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勞動力參與率水平不僅高于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甚至高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近些年來，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降低勞動力參與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間，城市勞動參與率下降了近9個百分點。然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教育機制的不合理，應試教育體制的實行使得許多勞動者的知識和能力結構不合理，勞動力總體素質相對較低，勞動力素質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造成了失業率偏高與勞動力參與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會的就業壓力，形成了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二、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成因
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的現狀，是由我國的工資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會保障的發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決定的。
1、工資收入偏低，擴大了家庭對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起飛和快速增長，但由于我國經濟發展起點較低，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工資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員參與社會勞動來維持家庭生計，從而擴大了家庭向社會的勞動力輸出。
2、投資市場不完善，勞動收入仍是個人收入的主要來源
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時間較短，目前投資市場尚不成熟。中國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進行個人投資理財時仍然較為保守謹慎。在這樣的投資環境和背景下，我國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資為主，勞動收入仍然是人們謀生的重要手段。這就加大了人們對勞動市場的依賴性，提高了勞動力參與率。
3、就業關聯型社會福利政策增加勞動者就業意愿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就業、工資、福利三位一體的政策，勞動者只有就業，才能享受公費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措施。在農村，雖然實行大病醫療保險項目，但是農民自己分擔的份額仍然較大，并且小額醫療費用無法報銷。這種福利措施與就業狀況相關聯的制度，無疑加大了勞動者參加工作的意愿，促進了勞動參與率的提高。
4、教育觀念較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還較低
我國雖然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較低。在農村，失學問題更為嚴重，且女生的失學率高于男生。這就直接導致了勞動者在進入勞動力市場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現狀，不僅如此，在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前，大多沒有接受必要的職業培訓，這就使得參與勞動的勞動者素質仍有待加強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許多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5、工資與工齡掛鉤，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
目前我國在計算工資水平時，由于普遍與工齡掛鉤，因而人們往往選擇提早就業以增加工齡，提高個人工資水平。在這樣的工資政策中，許多勞動者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供給，加大了就業壓力。更為嚴重的是，許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蕩蕩的勞動大軍之中，使得就業情況更為嚴峻。雖然我國《勞動法》規定，任何用人單位不得使用未滿16周歲的童工。但實際上，仍然有許多企業不顧規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這不僅造成勞動力素質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
6、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逐漸顯現，我國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然而，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不夠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齡參加勞動來維持生活。這就使得許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門，二次就業。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雖然可以為家庭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但卻擠占了成年人的就業崗位，使得就業形勢更為嚴峻。
三、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的措施
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的成因進行分析可以看出，社會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導致我國勞動力參與率仍然總體偏高。適度降低勞動力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壓力，對于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國失業率高的現狀，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還應該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作用，采取相應措施來適當降低勞動力參與率。
1、完善投資市場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勞動者合法非勞動收入
目前，我國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夠完善，投資收入尚不能成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過完善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治理投資市場的不規范行為，發揮政府的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從而增強居民對投資市場的信心，減少對勞動收入的依賴，降低勞動力的參與率。
2、調整工資政策，工資與績效、能力掛鉤
與工齡掛鉤的工資政策使得勞動者往往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通過對工資政策實行調整，將勞動者薪酬與勞動者業績、能力相掛鉤，鼓勵勞動者提高績效，并自覺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這種與業績、能力相掛鉤的新的工資體制，能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并且，對勞動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勵也能延長勞動者受教育的時間，從而推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緩解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
3、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50%的初中畢業生無法升學，就直接進入了勞動力市場，長此以往，將積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質勞動力，對我國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的提升產生不良影響。目前，我國勞動力參與率偏高，而勞動者素質偏低，勞動者素質不能達到崗位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的勞動力供給過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崗位卻空缺，招不到合適的人才。通過國家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農村青少年失學的狀況，并且提高職業教育的水平，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進行必要的上崗培訓，提高勞動者的總體素質。通過這些措施可以推遲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據測算，如果延長教育年限，使勞動者的就業年齡由16周歲推遲到18周歲。今后幾年我國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萬新增勞動力就業。不僅如此，這同時還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做出更為理性的勞動力參與決策，通過勞動者自身進行理性選擇來調節勞動力市場的盈缺情況。
4、完善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或是退休人員的二次就業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參與者人數較多，加大就業壓力。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年齡為16～60歲。如果我們延遲青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同時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齡，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勞動力參與率。通過相關法律法規對就業年齡實行嚴格的控制，并通過相關配套措施保證法律的嚴格執行，嚴格控制勞動力的就業年齡，對于勞動力市場的適齡就業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調整完善福利政策，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擴大保障范圍，減弱福利制度與就業狀況的關聯性，從而使得福利政策對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減小。同時，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員再次走出家門，二次就業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員“老有所養”，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一環。
結語
【關鍵詞】就業結構 人力資本 傅立葉函數 結構突變 收斂
一、引言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974）曾說過“勞動是財富之父”，這一說法充分體現了勞動要素在生產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翱兹笘|南飛”是用來形容勞動力大規模地向中國東部、南部流動的現象。受長期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結構變化以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就業結構矛盾將成為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之一。突出的結構矛盾，意味著未來大量勞動力必須在職業、行業、區域之間進行調整，這對于勞動者自身職業選擇、職業能力，對于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都會形成巨大挑戰，此外，隨著新技術的不斷被采用，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不斷加大，進而導致勞動就業結構出現變動。因此，在當前結構轉型的背景之下，對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分析，不僅能夠從宏觀上把握我國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發展現狀與趨勢，還能從中觀層面認識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對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相關文獻梳理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及人力資本在勞動生產中所占地位的日益凸顯，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同時勞動力在地區間不斷轉移及城市規模受到限制的條件下，高技能勞動力相對需求逐漸顯現，促使了勞動力就業結構出現“分異”的格局，即地區間高技能勞動力需求逐漸變大，對這一現象的主流解釋是“技能偏向型”進步（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Leamer et al.（1998）認為在一般均衡條件下，低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將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業，而高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則會更多地惠及高技能工人。從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學者均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其進行了研究。同時也不難發現，學者在對勞動力就業結構進行研究中，大多是從整體視角分析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動趨勢和特征，如張桂文（2001）；從經濟結構的變化出發，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遷移規律來研究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忽略了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存在區域差異性的特征，從而導致無法全面認識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此外，學者在研究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時，很少有學者從政策層面來分析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變動，無法捕捉就業結構的變動對政策性沖擊所產生的市場反應。由于政策的變動會對市場的調節產生“突變”、“非對稱性”的影響。因此，傳統研究方法并沒有考慮到“結構突變”所產生的影響，假設變量在受到突變性的外部沖擊后，該變量經歷了等速、連續調節的過程趨向穩定，并進而會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
鑒于此，本文將采用Enders & Lee（2012）提出的靈活傅立葉非線性函數方法對我國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基于人力資本理論的背景對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進行測度，以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自身變動特征為基點，通過對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分析，以期得到就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并進而檢驗“孔雀東南飛”是否為當前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的特征。
三、實證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為我國大陸30個?。ㄊ?、自治區）的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由于歷史數據統計不完善導致數據缺失，因此將排出本研究范圍。我國自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出臺了很多提高勞動力技能的政策，如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口的整體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鑒于此，本文在研究樣本期為1978―2012年的基礎上，考慮到就業結構受政策影響而發生結構突變的情況，本文采用非線性傅立葉函數對我國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
由表1結果可以看出，對于大西北綜合經濟區而言，該經濟區中的勞動力就業結構不平穩的原假設被拒絕，然而華北綜合經濟區、東南綜合經濟區、以及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不平穩的原假設也均被接受。換句話說，我國大部分地區勞動力就業結構存在發散趨勢，不具有穩定、收斂的特征。同時，大西北綜合經濟區所有省份的F（k）統計量都顯著，表明該綜合經濟區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呈非線性變化趨勢。而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雖然F（k）統計量都顯著，但只有重慶和云南的τLM（）統計量顯著，意味著除重慶和云南之外的其它地區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不穩定，呈現發散的特征。同樣華北綜合經濟區和東南綜合經濟區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呈非線性變化特征，但τLM（）統計量不顯著，表明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就業結構不穩定，意味著這些不具有收斂特點區域的勞動力就業結構無法自行恢復穩定，需要依靠地區產業模式進行引導，才能達到就業結構的穩定。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進行測度，利用有別于傳統線性平穩性的檢驗方法，采用Enders & Lee（2012）所提出的傅立葉函數對1978―2012年期間我國30個?。ㄊ小⒆灾螀^）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了檢驗。證結果表明大西北綜合經濟區勞動力就業結構呈現穩定趨勢，而華北綜合經濟區、東南綜合經濟區、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呈非線性發散趨勢，意味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高技能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較小，而其他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高技能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較高，表明僅僅依靠市場調節作用尚不能控制發散區域的勞動力就業結構，驗證了“孔雀東南飛”是當前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的主要特征，而且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與人力資本理論相符合。就人力資本而言，其范疇相對比較廣泛，不僅包括教育，還包括健康狀況；不僅包括學校教育，更包括人力資本積累。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投資的同時，重點是以擴大與就業結構相適應的教育投資，建立有利于就業和創業的體制機制，使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生等群體盡快成長為中等收入群體。
參考文獻：
[1]王愛文，莫榮，盧愛紅.中國就業結構問題研究.管理世界，1995（4）：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