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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未來十年；經濟發展階段特征；有利條件；制約因素
中圖分類號：F123
未來十年，中國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準確把握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和發展的內外條件，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背景，為我國制訂符合實情、行之有效的經濟發展戰略提供客觀判斷。
一、未來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一）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轉變
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未來十年，我國人均GDP將邁向1萬美元。根據歷史經驗，通過推進工業化、市場化和經濟開放可以使一個國家邁出“低水平陷阱”，即從低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二戰以來，只有少數的后發國家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大部分國家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未來十年，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將面臨轉變，經濟轉型的任務更加艱巨。
（二）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產業結構升級進程加速
我國工業化處于從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三次產業結構中，工業比重持續提高；二是工業結構中，重工業和工業制成品比重逐步提高；三是制造業結構中，接近世界技術邊界產業低端工序產品的比重開始提高。未來十年，我國工業化將進入后期階段，根據一般理論和歷史經驗，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服務業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業將向深度加工化階段轉化；三是接近世界技術邊界產業核心工序產品比重大幅提高。因此，未來十年，我國工業化將繼續深化，產業間結構和產業內部結構升級的進程將逐步加快。
（三）進入城市化中期加速階段，深度城市化趨勢凸顯
我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0%左右，按照階段劃分，已經進入中期加速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城市化質量不斷提升，城市發展逐步適應產業競爭力提升的需求。對于我國而言，未來十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60%左右，處于向城市化后期邁進的關鍵階段，如何加快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以及緩解城市人口增加與城市承載力之間的矛盾，成為這個階段推進城市化面臨的主要任務，深度城市化趨勢日益凸顯。
（四）商品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要素市場化改革任務仍然較重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主體基礎，產品市場化的歷史進程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構成市場經濟基礎的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仍然處于非常滯后的狀態，生產要素改革已經嚴重滯后于整體經濟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的主體權屬和功能存在根本問題；土地生產要素屬性存在內在矛盾；資源作為生產要素遠沒有形成市場配置的基礎；資本市場發育不完善。未來十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要素市場化改革，要素市場化程度將逐步提高，但改革仍然處于攻堅階段。
（五）經濟開始重塑內外平衡，結構調整步伐開始加快
金融危機后，全球進入了經濟“再平衡”階段。對于中國而言，面對國內要素成本上升、更多發展中國家深度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和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新的情況，過去以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生產分工的模式難以長期維系，如何實現依靠內需和外需雙向引擎拉動經濟發展，即擴大國內消費、減少對外貿易依存度，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題之一。在這種情形下，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將逐步加快，經濟轉型的難度也逐步加大。
（六）社會利益關系出現分化，經濟發展環境更加復雜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各類社會矛盾將逐步凸顯。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出現了階層利益關系的失衡狀態，這種失衡直接表現為收入分配領域出現了總體貧富差距、區域收入差別和行業收入差別擴大，由于收入差距和其他原因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從而使得社會結構和利益出現分化，而社會結構和利益的分化反過來又加劇了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未來一段時間，隨著社會利益關系的分化，社會矛盾將空前尖銳，我國經濟發展環境將更趨復雜。
二、未來十年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有利條件
（一）經濟規模實力較為雄厚，為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扎實基礎
經過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我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大。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為5.8萬億美元，一舉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與此同時，中國已經超過英、法、德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大股東。我國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開始顯現，經濟發展的回旋余地增大，經濟抗風險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強。
（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漸進加快，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隨著我國人均GDP的不斷增長，各類經濟結構加速轉型。首先，消費結構升級加快。我國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將明顯下降，由過去以吃穿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轉向以住行服務為主的享受型與發展型消費。其次，產業結構持續升級。與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相適應，第三產業的比重將持續上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加快，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最后，城鄉結構發生歷史性變化，城鎮化率將超過50%，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的質量也將明顯提高。這些發展都將帶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從而為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提供了保障。
（三）市場規模增長潛力巨大，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需求條件
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我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消費市場。汽車、家用電器等家庭耐用消費品銷售量已居世界首位，但人均擁有量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增長潛力仍很巨大。住房和服務性消費水平也步入發展的快車道，在家庭消費中的比重也將大幅提升。工業化和城市化深入發展也將對基礎設施、城市建設、重大裝備、科技研發等產生巨大需求。消費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為我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條件。
（四）儲蓄率將保持較高水平，能滿足經濟較快發展的資本需求
我國是高儲蓄率國家，目前社會總儲蓄率在40%以上。隨著人口老齡化、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推進，我國的儲蓄率可能將趨于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會太大，仍將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還處于較高水平。在投資效率不斷提升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的資金供給仍然較為充裕。與此同時，我國繼續保持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國際優質資金供應依然充足。儲蓄率保持較高水平以及外資持續流入，能滿足未來我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發展的資本需求。
（五）科技和教育水平逐步提升，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智力支撐
經過多年的培育和建設，我國科技和教育水平明顯提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2009年我國科研人力資源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一，科學論文數世界第二，研發投入和發明專利授權量位居世界第四，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各年齡層次入學率不斷上升，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明顯提升，科技教育對我國經濟較快發展的支撐作用顯著增強。
（六）基礎設施日益完善，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堅實依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能源、交通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了跨越式發展，為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產業和便捷、安全、高效的綜合運輸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國一次能源生產量已居世界第一，電力裝機世界第二，其中風電、太陽能、核能等新能源發展速度也居世界前列。電網和油氣管網建設加快，基本建成覆蓋全國的電力和油氣輸運體系。交通基礎設施邁上了新的臺階，初步形成了以鐵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組成的綜合交通網絡框架。我國高速鐵路運營里程躍居世界前列，國家高速公路網快速推進，沿海建成了一批大型、深水、專業化的碼頭，民航樞紐機場和支線機場建設加速?；A設施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程度大大提高，為我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提供了堅實和優良的物質條件。
（七）社會大局基本穩定，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近幾年，我國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取得一定進展，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加強了基層組織建設、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建設、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新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互聯網管理等社會管理，在社會矛盾凸顯期實現了社會大局基本穩定，將為我國繼續保持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八）體制活力顯著增強，為經濟較快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經過不斷改革，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F代市場體系建設取得積極成效，財稅體制改革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農村改革取得重要進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取得積極進展，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繼續推進，非公有經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得到改善。未來一段時間，隨著我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潛在的制度紅利仍然很大，將不斷激發經濟活力，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運行效率，進一步帶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三、未來十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關鍵制約因素
（一）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
我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不斷攀升，但是累積的結構性問題開始逐步凸顯。第一，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投資率不斷上升，而消費率不斷下降，目前消費率已經不足50%，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水平，由此帶來了經濟增長的效益不高、人民消費水平低以及產能過剩等諸多問題，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受到一定影響。第二，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薄弱，生產方式還遠沒有實現現代化；工業大而不強，技術水平、產品檔次還較低，關鍵技術自給率低，高新技術產業占的比重較低，信息化應用不足，產業集中度不高，整體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服務業發展還比較滯后，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僅為43%，不但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國家51%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服務業還存在著質量水平不高和內部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這些問題極大影響了我國整體產業的加快轉型和持續發展，從而使經濟增長中的矛盾更為突出。第三，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區域發展存在著區域差距大和區域分工不協調的問題，地區間分工弱化，低水平重復建設、同質競爭的問題較為突出。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和不平衡，不僅影響我國經濟的平衡發展，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利因素，從而影響整體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二）人口結構出現特征性轉變，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消失
相關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5%左右，總撫養比的下降可以較好地從人口結構層面解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到2013年左右，我國人口撫養比將出現上升的趨勢，人口結構將發生轉變，勞動力供給將開始減少，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形將發生變化，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步衰減，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分工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面臨挑戰。
（三）技術引進的增長效應遞減，經濟增長的技術支撐脆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本，與國內廉價勞動力和軟約束的資源環境有機結合，形成了低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但是，相關研究表明，從2000年之后，技術引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遞減，近幾年遞減速度有逐步加快的傾向，而自主創新的貢獻率逐步上升。然而，我國自主技術供給能力還比較弱，培育與發展也需要較長的時間。在國外技術外溢效應消退的情況下，新的技術生產方式又難以在短期內有效接續，這成為未來我國經濟保持較快發展的一個重要阻力。
（四）國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利益矛盾進入激化期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受改革不徹底、制度不健全、調控不到位的影響，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主要表現在：一是勞動者報酬占比持續下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目前的約40%，而同時資本所得明顯上升，由36.3%提高到了46.1%，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明顯拉大。二是人群間、城鄉間、行業間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反映收入人群分配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數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了0.4，在世界范圍內看也屬于較高的程度。城鄉差距仍在拉大，目前城鄉收入差距為3.3倍，比1985年擴大近一倍，同時城鎮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拉大。不同行業間的收入差別擴大，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8倍，擴大到目前的2～3倍，壟斷行業的收入水平明顯高出合理水平。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社會利益分化嚴重，社會矛盾較為突出，對經濟健康平穩發展形成了障礙。
（五）資源環境約束強化，經濟發展面臨更多制約條件
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投入，2009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是美國的2.9倍、日本的4.9倍、歐盟的4.3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消費的鐵礦石、粗鋼、氧化鋁和水泥分別約占世界消費總量的54%、43%、34%和52%。由于我國自然資源稟賦總體較差，依靠國際市場又面臨著種種風險，資源約束明顯強化。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也較大，當前很多地區環境污染嚴重，重大污染事件時有發生，生態系統退化，環境承載能力下降，生態環境約束進一步加劇。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階段，我國未來資源環境消耗程度還將保持較高的水平，在全球資源供給偏緊和環境約束強化的背景下，保持國內經濟較快發展面臨著諸多困難。
四、加快推進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戰略調整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未來十年，從國內發展條件變化來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針對內部條件的變化和發展新階段的特征，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應該進行適度調整。歸總而言，面對新的內部發展條件，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應該進行以下幾個層面的調整。
（一）戰略思路由比較優勢向動態比較優勢轉變
按照發展經濟學的經典理論，過去30多年，我國處于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依據要素稟賦的特點，遵循比較優勢的理論原則，實施適度趕超的發展戰略是這個階段我國主要秉承的戰略思路。然而，隨著勞動力等充裕要素供給速度放慢，我國固有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轉變，要素稟賦關系變化與充裕要素成本上升將弱化并最終改變我國原有的比較優勢。因此，我國以勞動力充裕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戰略參與全球貿易分工的階段已經正在走向尾聲。為此，我們必須轉變戰略思維，通過技術創新等內生路徑培育動態比較優勢，加快提升要素的總體質量，提高勞動者素質和資本存量質量，推動產業和貿易結構升級，為在全球國際分工中逐步轉變“低端”生產角色做好戰略儲備。
（二）戰略目標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發展轉變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都追求一個“快”字，實施趕超戰略，試圖在較短的時期趕上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我國也不例外，過去30年實施了趕超戰略的增長目標，單純追求 “快”的數量型增長，基本上還是傳統的、粗放型的戰略目標。這種發展方式與我國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的環境相適應，如工業化的總體水平低、市場競爭不激烈、環境和資源約束較為寬松。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全面推進，經濟發展整體水平的提高，單純追求數量型的增長目標導致了我國經濟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包括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等，不僅影響我國經濟的平衡發展，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不利因素，從而影響整體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片面追求“快”的數量型增長的戰略目標必然要走到盡頭。因此，必須重新設定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目標，實現戰略目標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發展轉變，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注重經濟的平衡、協調和包容發展，增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三）戰略模式由低成本擴張型向高效率創新型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勞動力和資源環境等要素成本較低的優勢，根據比較優勢的原則，形成了“低成本競爭”的發展模式。應該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模式是我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隨著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環境約束壓力的顯著加大，這種戰略模式實行的空間越來越小。由此，我國需要對一個持續了30多年的發展戰略模式做出實質性的調整，由低成本擴張型向高效率創新型轉變，即由過去低成本的規模擴張向提高效率轉變，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益，降低能耗，走自主創新之路、新型工業之路、農業現代化之路和城鎮化之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四）戰略要素由資源環境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轉變
如上所述，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的戰略要素條件是低成本的資源和較大的環境容量，因此以資源環境消耗為戰略要素的發展模式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層面。鑒于此，和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使用強度較高，環境問題較為嚴重。然而，從未來發展趨勢看，由于資源稀缺程度上升，各國對資源的爭奪更加激烈，“資源民族主義”上升，中國獲取資源的成本將逐步提高；同時，隨著我國環境污染程度的不斷加深，加之面臨氣候變暖這一全球環境問題，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中國經濟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由此，我國戰略實施的要素方式應該由資源環境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轉變，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保護，增強經濟、社會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五）戰略重點由經濟主導型向經濟社會協調型轉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出于經濟趕超的我國戰略實施的重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即經濟導向型的戰略重點。但是，隨著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特別是我國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各類社會矛盾逐步凸顯。首先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出現了階層利益關系的失衡狀態，收入財富分配的不均等程度顯著提高，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社會結構和社會利益出現了分化；與此同時，各項社會事業發展不足，公共服務水平較低，教育、醫療、社保、文化等社會領域發展還比較滯后，人民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數量有限、質量不高?，F階段，收入差距大和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可能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使經濟發展喪失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經濟增長有可能因此而停滯。因此，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應該由經濟主導型向經濟社會協調型轉變，積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社會事業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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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安徽；非均衡發展
一、非均衡發展的理論依據
非均衡發展理論最早由西方經濟學家提出，針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一種理論。后來在區域經濟領域，為了發展經濟，改變落后區域的狀態，非均衡發展理論就作為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重要理論基礎。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主要有：佩魯的增長極理論，以及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等。
佩魯提出了增長極理論。他認為增長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而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影響，他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高、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
增長極理論忽略了時間變量，威廉姆遜首次將時序問題引入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論，即經濟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區域間趨于非均衡增長，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當經濟發展到某一點之后，逐漸進入成熟階段，區域間趨于均衡增長，區域經濟差異將會縮小。
二、從安徽經濟發展的現實看，安徽亟需非均衡發展
安徽近幾年的經濟發展的勢頭強勁，發展速度較快，根據統計年鑒數據，安徽在2004年到2009年GDP的平均增長率在12.8%，高于全國GDP增長率10.5%，在經濟總量絕對值上，安徽GDP在2009年達到了10062.82億元，較上年增長了12.9%，成為全國第14個躋身“GDP萬億俱樂部”的會員。安徽人均GDP也在2000到2009年的這十年里增長了兩倍多，從4779元人民幣上升到了16408元人民幣。以上的數據都充分的說明了安徽的經濟發展相對于其本身來說，在量和速度上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安徽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全國，相對于東部發達省份來說是相對落后的，2009年，安徽GDP與其相鄰的江蘇、浙江兩省相比，只有江蘇的29%，浙江的44%，而人均GDP只占江蘇的37%，浙江的37%，全國的64%。
同時，就安徽內部經濟，南北經濟差異較大，主要呈現出南富北貧的局面。安徽皖北地區，包括亳州、宿州、阜陽三市及沿淮的五河、固鎮、懷遠、鳳陽、壽縣、霍邱六縣面積4.12萬平方公里，總人口近3000萬，分別占全省的33%和50%，而2009年皖北地區的生產總值2169億元，僅占全省的21.6%。與皖北形成鮮明對比的皖江城市帶，包括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池州、巢湖、滁州、宣稱九市及六安的金安區和舒城縣，土地面積7.6萬平方公里，人口3072萬人，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6733億元，分別占安徽全省的54%、45.22%和66.91%。雖然南北經濟的差異已經顯示出了安徽經濟區域的非均衡發展，但是，皖南的經濟發展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皖江城市帶作為首個獲批復的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將皖江經濟提高到了一個國家戰略的高度，對于安徽經濟來說，是一次發展的重大契機。皖江城市帶，作為我國最為活躍的長三角經濟圈的腹地，不僅具有非常有利的區位優勢，是長三角向中西部地區實施產業轉移和輻射的最佳區域。而且具有產業基礎好、要素成本低、配套能力強等綜合優勢，在資源方面，皖江城市帶具有突出的資源要素比較優勢，岸線資源豐富。非均衡發展理論強調，區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作為增長極的地區和產業，通過其擴散效應對整個區域的經濟起到帶動作用，設立皖江城市帶正是順應了這一發展趨勢。
三、發達省份經濟發展的借鑒中，安徽需要非均衡發展
作為與安徽最為相鄰的兩個東部沿海省份浙江和江蘇，從他們的經濟發展軌跡來看，其經濟的高速的發展，都是以區域內經濟發展差異的擴大為代價。
將江蘇按照蘇南（南京、鎮江、蘇州、無錫、常州）、蘇中（揚州、泰州、南通）和蘇北（徐州、淮安、鹽城、宿遷和連云港）分為三大區域，從人均GDP看，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差異較大，尤其是蘇南和蘇北，1990年蘇南的人均GDP是蘇北的2.6倍，到2000年達到3.6倍，2009年蘇南的人均GDP是蘇北的2.9倍，比1990年更大。
將浙江按照浙東北（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和浙西南（溫州、臺州、金華、衢州、麗水）分為兩大區域，其人均GDP的差異顯著，在1990年浙東北的人均GDP是浙西南的1.9倍，2000年達到了2倍，十年后的2009年，浙東北的人均GDP仍是浙西南的2倍。
通過皖蘇浙三地區的近幾年來的人均GDP與GDP總量比較（見表1），不難看出，安徽的經濟的發展還遠遠落后與蘇浙地區。從這兩省的發展經驗中可以借鑒，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江浙的區域差異還是相對較大的。而安徽不管是在經濟總量上，還是在人均GDP上，都還沒有達到江浙地區的發展水平，更談不上經濟上的高速發展的階段，安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還是不遺余力的發展非均衡經濟，加速培養區域經濟增長極，通過大力發展增長極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
所以，現階段，安徽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不僅在理論上是有理可依的，在現實經濟條件下，也是安徽擺脫落后狀態，實現經濟上飛躍發展的必然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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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現階段以來，在經濟學理論界對于市場經濟這一理論概念的解讀存在著不同的方式。但是總結起來主要有一下倆種方式：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之后而自發形成的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釋也是主流觀點。我們在梳理外國文獻的時候發現：一種是把市場經濟解讀成為一種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經濟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對商品供需狀況的一種調節方式。
對于“產品經濟”的解讀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這對于后面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所知的“產品經濟”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階段。這是因為：第一，“產品經濟”的誕生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作為否定商品經濟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經過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通過實驗的方式而提出來；第二，在現階段西方世界經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西方國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層經面上反應出了“產品經濟”的架構維度；第三，在運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個家庭的參與市場經濟而相應的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外部因素）時，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時，父母會以一種按需分配的方式對家庭的各個成員進行分配。相反，當收入水平很高的時候，此時家庭不會再用計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這一現象在我們改革開放時期隨著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證明。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商品經濟”的最終歸宿將會被“產品經濟”形態所替代，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從上述的文獻綜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商品經濟”是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在社會分工出現巨大變化而導致的勞動社會化的基礎之上，它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因此，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在一種一定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商品經濟的代名詞。因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相反它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是市場經濟制度來架構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并且通過這樣系統的方式來把社會之間各個相互獨立的整體連接到一起。因此，“市場經濟”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制度，是商品經濟把社會經濟活動聯系到一起來的社會表現，另一個方面“市場經濟”也是按照市場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系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系統有效運行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是用來推動經濟活動按照一定的市場導向來運行的系統，從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系統，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制度，也是一種以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社會經濟運行系統。在作為經濟制度來說，“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在商品經濟成熟的階段所形成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作為經濟運行機制來說，在凸顯“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中心橋梁，主要是通過市場自己本身固有的資源配置來運行的。其實際的表現就是“看不見的手”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縱觀歷史，雷伊·達里奧認為，這兩個影響因素已經改變了國家的競爭力和負債水平，進而引起了相對財富和實力的變化。雷伊·達里奧補充道，不同的經歷會導致不同的心理傾向，而不同的心理傾向又進一步導致不同的經歷。這些普通的因果聯系主導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實力和影響力的典型發展循環。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國家通常會在發展循環中經歷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國家會很窮，連國家的人民都認為自己很窮。
在這個階段，該國人民的收入會非常低，大部分人過著勉強維持生計的生活。他們不會浪費任何的金錢，因為他們覺得金錢很寶貴。他們也不會談論債務，因為儲蓄緊缺，沒人希望借錢給其他人。這是未充分發展的狀態。
第二個階段，國家會快速富裕起來，但國家的人民仍認為自己很窮。
在這個階段，該國人民的行為和他們處于第一階段的行為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因為他們雖然有更多金錢了，但仍然希望儲蓄，他們的儲蓄金額和投資金額會飛速上升。因為這些人通常是經歷了貧困階段的那些人，同時又因為這些人在一個金融體系缺乏保障的年代成長，一般會對金融類事物保持警惕，所以他們仍然會a）努力工作，b）維持出口導向型經濟，c）實行固定匯率，d）大量儲蓄和e）繼續在他們看來有效的投資——產能、黃金和房子這樣的固定資產、還有其它國家具有儲備能力的債券。
第三階段，國家會繼續富裕，人民也覺得他們富裕了。
在這個階段，他們的人均收入會達到世界的最高水平，因為他們之前對基礎設施、資本品和研究與開發的投入，通過生產效率的提升帶來了回報。同時，社會心理也會改變，從a）更強調努力工作和大量儲蓄保護自己免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改變成b）為了享受人生的成果放松下來了。這種社會心理改變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沒有經歷過經濟不景氣的新一代人取代了在不景氣年代長大的舊一代人。這種心態的改變可以從一些統計數據中得到反映，比如說工作時間下降（通常會從六日工作制變成五日工作制），休閑和奢侈品相對于必需品的支出會大增。
第四個階段，國家開始變窮，但人民仍認為自己很富裕。
這就是不斷提升杠桿（負債）的時期——比如說，相對于收入的債務水平會不斷地上升，直到不能再負債了。杠桿提升背后的心理改變是因為，生活在前兩個階段的人已經絕大部分死去，同時主導生活的一代人已經習慣了美好的生活方式并繼續保持這種生活的行為方式，他們并不擔心儲蓄不足帶來的痛苦。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賺取的薪酬很高，消費支出也很高，他們的人力成本變得昂貴，同時因為他們喜歡大手大腳，所以他們會經歷一個真實收入增長水平變緩慢的時期。因為他們不愿意與放緩的真實收入水平一致地限制自己的消費支出，他們會降低他們的儲蓄率，增加他們的負債水平，以走捷徑的方式實現他們的消費習慣。因為他們的消費支出會繼續保持強勁，他們看起來會繼續保持富裕，盡管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情況不斷惡化。然而，因為他們對基礎設施、資本品和研究與開發的投入水平下滑，他們的生產效率增速也會下滑。他們的城市和基礎設施相對與前兩個階段會變得陳舊而且缺乏效率。他們的國際收支狀況會惡化，這是作為他們國際競爭力下滑的表現。他們更多依賴于他們良好的聲譽而不是國際競爭力，獲得融資支持他們的貿易赤字。在這個階段，他們通常會花費大量的金錢在國防事務上，有時為了保護自己在國際上的利益，他們會花費巨資發起戰爭。通常，雖然不一定發生，這個階段進一步發展，國家會出現雙重赤字——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
在最后一個階段，國家通常會經歷一個去杠桿化和國力相對下滑的過程，但人民對這個現實的接受速度會很慢。
關鍵詞：循環經濟；資源利用；節約型社會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145-02
一、對循環經濟的科學認識
循環經濟是針對工業化以來在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嚴重的資源環境危機而提出的。環境問題根本上講也是資源問題，是資源利用不當的結果。傳統經濟中資源利用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資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二是資源利用強度過大，爭搶和浪費嚴重；三是資源的物質單向流動普遍，沒有形成循環利用，環境壓力巨大。以上問題，一方面是技術問題，一方面是觀念和認識問題。資源初次利用效率不高可能主要在于技術方面的問題，但對自然資源的浪費式使用和對環境價值的漠視則主要是觀念和認識問題，也是當前資源環境危機的最主要原因。
傳統經濟中的資源利用問題體現的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而循環經濟要求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和諧的體現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經濟發展模式。為此，必須實現生態倫理觀的人類中心主義向生態中心主義的轉變。馮之浚先生提出：“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類經歷了三個階段：崇拜自然階段、征服自然階段和協調自然階段”(馮之浚，2005)。對自然的崇拜反映了人對自然力量的敬畏及對其賜予的感激，體現了古人自發的樸素的自然中心倫理觀。而工業化以來，在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指導下，強調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生產和消費中把自然界看成是原料箱和垃圾箱。結果是既改變了自然也改變了自身，在把自然推向絕境的同時也把人類自身推向絕境，在消滅自然的同時也將消滅人類自身。在價值觀上，傳統工業化道路是對科學主義的頌揚和對人本主義的蔑視，傳統工業化的資源利用方式折射的是對人與自然關系認知的顛倒和對人類自身命運的誤求。循環經濟把經濟系統看成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子系統，徹底扭轉人與環境的對立，實現的是生態倫理觀的否定之否定。
工業化以來出現的資源環境危機實際上是資源利用方式的危機，所反映出的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而重塑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要返本求源，通過建立新的資源利用方式來實現。發展循環經濟正是這樣的一條轉變資源利用方式，重建和諧生態的光明大道。作為一種物資閉環流動型經濟，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被概括為“減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環(Recycling)”，即所謂“3R”原則。其中，減量化原則就是要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流程的物質量，并減少廢棄物排放量；再利用原則要求對資源和物品盡可能多次、多種方式地使用，防止其過早廢棄；再循環原則是指對廢棄物進行加工處理，使其成為再生資源重新進入經濟過程。
循環經濟的實質并不在于循環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種新的資源利用方式。對物質資源進行零打碎敲地循環利用一直是我們節約資源、降低成本的有效做法，但在經濟活動中自覺地實現對物質循環利用的社會性安排則是前所未有的，無異于一場資源利用方式的革命。循環經濟要在經濟發展中建立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資源利用機制，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把對循環經濟認識的重心放在循環上，則必然出現理論上講不清，實踐上行不通的結果。首先，經濟系統不是一個物質自循環系統，由于時間、技術和經濟方面的限制，要在經濟系統中建立物質的完全循環既不科學，也不現實；其次，會使循環經濟喪失解決資源環境危機的針對性，無法解釋循環經濟產生的原因，也無法說明環境治理及保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后，無法解釋包括節約型社會在內的未來循環經濟發展形態。因此，本文認為，應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去認識和發展循環經濟。資源和環境問題的背后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錯誤定位以及由此所產生的錯誤的資源利用方式，解決問題的途徑是以建立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為目標對資源利用方式進行根本性改革，而循環經濟的本意正在于此。
二、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背景和建立節約型社會的必然性
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既有各國資源環境問題的共性需求，也有經濟發展目標和現狀的國情特性。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我國也出現了與發達國家相同的嚴重資源環境問題，更為嚴重的是，我國是在經濟發展低水平上出現的并不明顯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的資源環境問題。原因有資源特別是人均資源少的因素，有經濟超速發展的因素，也有技術水平低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資源利用方式及環保意識差的因素。生產中粗放增長、盲目投資、重復建設，消費中用后即扔、盲目攀比、過度消費等加劇了資源緊缺狀況，生產和消費中只排放、不控制、不治理導致愈益嚴重的環境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已經不再具備實現工業化的資源和環境優勢，在尋求追趕型經濟發展的同時，如果不能更好地珍惜和有效利用稀缺資源，環境和資源問題將更加嚴重。當前，我國水、電及煤炭、原油、有色金屬礦等重要工業資源都處于嚴重的緊缺狀態，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噪音和垃圾等環境問題特別嚴重，資源和環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源利用方式，解決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嚴重對立，就難以解開當前中國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困局。
盡管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的一項重大經濟發展戰略，但我們也要認識到，循環經濟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任務，而且深入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條件要求是很高的，當前并不具備。對任何一個社會來說，循環經濟都是一個非常復雜、非常巨大的系統工程。當今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存在的是多層、疊加、交叉的立體、網狀資源利用結構，即使是在一個國家里也存在著不同區域、不同企業差異巨大的資源利用狀況，要在社會范圍內構建循環型的資源利用模式，就目前來看困難是不可想象的。在當前的循環經濟發展中也確實存在諸如觀念滯后、技術短缺、動力不足、范圍有限、制度缺乏等諸多困難，而且應當看到，我們目前只是處在循環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上。循環經濟的顯效應當表現在資源緊張狀況的總體改善和環境優化的整體效果上，顯然，這個結果還沒有出現。
現階段發展循環經濟的現實任務，一是消除累積的環境問題，二是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中央提出發展節約型經濟，建立節約型社會，正是適應我國在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資源環境現狀，重在從資源節約的角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的一項務實的重大戰略抉擇。節約型經濟和節約型社會既符合循環經濟的實質精神，又能充分體現節約精神，切合中國資源、環境的現實國情，針對性強、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具有發展的必然性。節約型社會是對我國今后較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定位，也是發展節約型經濟的必然指向和中國式循環經濟發展的特色階段。
三、中國式循環經濟之路
在循環經濟發展中，西方各國如德國、日本等大都確定了循環型社會的發展目標。循環經濟不是自發的經濟形式，應當自覺推進。為循環經濟的發展設立目標并確定階段，有利于深化對循環經濟的理論認識，并在實踐中為不斷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探索切合實際的方案和路徑。根據對循環經濟在我國發展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的合理預測，我國的循環經濟發展是從末端治理出發，經過節約型社會、循環型社會最終發展為生態型社會。當前處于末端治理向節約型社會的轉變中。
末端治理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開始階段，其基本理論依據包括庇古稅、科斯定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等，貫徹的是污染者付費原則。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最初都來自于生態環境惡化的刺激，因此，發展循環經濟的著力點首先在對環境進行末端治理。末端治理的手段在循環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都是積極有效的，但末端治理僅是治標之策，如果不能有效減少經濟中的資源投入數量，環境問題則治不勝治。
環境問題來自于資源利用問題，解決現實資源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對資源進行循環利用。實現資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這個過程是長期的。就我國而言，當前，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約束壓力不斷加強，而循環經濟的深入推進又存在現實的困難，因此，緩解資源困境必須采取更直接的路徑，走節約型道路。發展節約型經濟、建立節約型社會成為我們在循環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所作出的現實選擇。節約型社會的建立將使人們更新觀念，在經濟活動中建立資源節約利用的機制，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有效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使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得到實質性推進，為循環型社會的建設奠定基礎。
循環型社會和生態型社會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遠景目標。循環型社會所強調的還是在經濟系統內對資源的處理，與生態型社會相比，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仍然具有狹隘性。而生態型社會實現了對資源利用方式的完全轉變，呈現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景象。隨著我國節約型社會的建立和不斷發展，對循環型社會和生態型社會的研究將變成現實的任務。
參考文獻：
[1] 馮之浚.論循環經濟[J].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
[2] 王文忠.循環經濟認知誤區的實證分析[J].生態經濟，2006，(4).
記者：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那么從“增長”到“發展”，一詞改變有何深刻的內涵？
劉世錦：增長是量的描述，發展是質的規定，高增長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帶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國際上對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也有不少討論。增長并不等于發展，有些國家就曾經出現過“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重要論斷，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也是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
記者：當前，為什么要提出這一重大戰略呢？
劉世錦：我國經濟保持年均9%以上增長率已經近30年了。從工業化歷史上看，能夠在40年的時間內持續保持平均7%以上增長率的經濟體只有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由于歷史背景不同，發達國家和地區實現工業化所經歷的時間是不同的。工業化先行國家所經歷的時間長一些，但平均增長速度相對要低。二戰以后，世界出現了一批增長速度較高、但時間相對縮短的經濟體?？偟目磥恚軌蛟谌氖甑臅r間內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并不多。一些經濟體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后，陷入停滯狀態，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即便是被視為成功典型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也遭遇了1997年嚴重金融危機的沖擊。再早一些，老牌工業化國家也都曾因經濟危機和戰亂，而使其發展進程中斷或受到重創。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時間內保持快速增長的3個國家和地區，都是相對較小的經濟體，大的經濟體尚無先例。在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時間的快速增長，總量規模迅速擴大的時候，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出現一些正面或負面的議論，比如“中國機遇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國經濟本身看，近幾年來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具有轉折含義的重要變化。從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已經連續4年達到10%以上。2006年，經濟總量超過了21萬億人民幣；人均收入在超過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達到了2000美元；財政收入新增部分超過7000億人民幣，接近于10年全部財政收入。但是，必須看到，在總量規模變化的同時，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也更為顯著。
記者：那么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具體有哪些呢？
劉世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這些變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的生產和消耗增長迅速。例如過去曾認為中國的鋼產量1億多噸就夠了，而2006年鋼材產量則超過4.6億噸。
――環境壓力空前增大。如果說資源可以通過進口和替代有一定調節空間的話，環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動性，沒有多少調節余地。
――過去構成中國經濟增長低成本優勢的諸多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據東南沿海一些地區調查，普通勞動力工資近年來年均增長15~20%；土地價格漲幅更大，有些地區僅生產性用地漲幅也達一倍以上。
――在整個國民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原有的地區發展差距并沒有縮小，有些方面還在擴大。在地區發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鄉發展差距。
――社會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遷、征地、職工下崗、社會保障、干部和腐敗等引發的時有出現，社會不穩定因素不容忽視。
――中國正在以日益增長的規模介入國際經濟活動，“中國因素”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兩年的貿易順差超過千億美元，國際貿易摩擦增加，貿易不平衡構成很大挑戰。
以上列舉的當然不是新變化的全部。就這些現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稱其為“新變化”，是因為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一個“轉折點”。需要考慮兩個相關的問題：一是我們是否正在或已經進入與以往有較大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二是如果是進入這樣一個新階段的話，現有的發展方式能否有效應對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挑戰，使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勢頭。
可以給出的判斷是，我們已經或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然，對這一新階段如何概括，還可以探討；這一新階段所出現的矛盾和挑戰，在已有的發展方式空間內，是難以包容和應對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勢在必行。
二、以自主創新贏得新的競爭優勢
記者：近年來，我們黨非常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那么提出這一戰略有何重要背景？
劉世錦：近年來，我們黨提出加強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上升以后，持續了20多年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的轉換。這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進入新世紀后，我國人均收入越過一千美元關口，現在又達到兩千美元，當然是好事，同時也是“雙刃劍”，因為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著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也相應減弱了我國勞動力的國際比較優勢。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現出來，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最為明顯。在這些地區，一些對低成本敏感的企業開始向外轉移，留下來的企業則要通過研發、設計、品牌、營銷渠道等環節的努力向產業鏈中高端升級。當然，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發展水平差異大，還會有一些地區繼續呈現低成本優勢，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國將保持多種競爭優勢并存的格局。但從中長期看，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的調整不可避免。通過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產業中長期競爭力，因而也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記者：如何理解自主創新的含義？
劉世錦：我們把自主創新概括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與過去關起門來搞研究不同，這幾種類型的創新都是在日益擴大的開放條件下進行的。如何認識自主創新，近年來也有一些討論。有的行業圍繞“合資企業進行的創新算不算自主創新”展開爭論。對這個問題，還是要從全局和戰略的眼光來觀察和理解。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資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純粹內資的企業將越來越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實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結構，其中包括引入外資。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基礎行業，如電力、電信、金融等行業中的國有大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在境內外上市。所以，按照企業資本來源來界定，不符合開放經濟的實際，也存在很大的技術上的困難。比如，某企業的直接投資者是內資，但再從這個投資者向上追溯，可能會找到外資蹤跡。外資企業的研發活動到中國來，雖然會對內資企業形成競爭，同時也有技術信息擴散、人員培訓、促進產業配套條件形成等積極作用，總體上說利大于弊?？山梃b的國際經驗和我國多年來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內外資企業的角度看，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可以有兩個要點：一是內資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的轉移。當然，前一個要點是重點，我們講自主創新，立足點和重心都是內資企業。有一些東西，特別是那些關鍵性、基礎性的技術，僅僅靠開放是拿不到的，必須靠自己來搞，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但是，這與鼓勵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轉移不矛盾。這兩件事情是互動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外資企業是在中國僅僅搞加工制造好呢，還是把研發能力也轉移到中國來好呢？還是應該鼓勵它們向中國轉移。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這樣來認識：我們講自主創新，這個“自主”的主體應該是中國經濟的大局，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大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合法注冊、經營的企業所進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創新能力的活動，都應該得到鼓勵，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劃入“自主創新”的范圍。這是一個寬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義。這樣看問題，對提高我國經濟總體創新能力有好處，也正是新時期提高吸收外資質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關注人均實際收入水平
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地區發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們將采取哪些措施來逐步緩解這種狀況？
劉世錦：這些年通過實施地區重點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但尚不足以改變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態勢。近年來影響地區發展格局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進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帶、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灣城市圈，內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帶等。二是產業的區域集中加快，過去一個新產業出來，各地都要搞，遍地開花。一些年來通過市場競爭，產業的區域集中度顯著提高，如彩電生產，過去一度20幾個省都在生產，現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區；汽車生產也正在逐步集中到為數不多的幾個區域。城市帶的形成與產業區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產業集中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支撐。這些變化總體上說符合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是積極的、可持續的，但必然影響到原有的地區發展格局，不僅表現在大的行政區劃之間，也表現在這些行政區劃內部。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出現了某些有利于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趨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業增長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對能源、原材料、裝備工業產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長，拉動了具有資源優勢和重工業基礎較好的中西部與東北的部分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又如，東南沿海地區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業開始向北部沿海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轉移，部分國際轉移產業也將承接地更多地轉向要素成本較低地區。這些趨向或因素的穩定和增長，將會對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發揮更多的基礎性作用。
記者：評價地區發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標？
劉世錦：對地區平衡發展有一個正確理解和評價的方法問題。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的快速增長階段后，發展條件好的地區將率先發展，吸引各種資源向這些地區集中，其中包括人員流動。勞動力由落后地區流動到發展快的地區，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減少了落后地區的人口基數，落后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提高。反之，發展快的地區人口基數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下降。我們講地區發展差距，所關心的是這些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是一個適宜的比較性指標。這個指標除了關注貨幣收入外，還考慮到剔除不同地區物價水平差異后的實際購買力水平。在勞動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動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將逐步趨于縮小。我們要注意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差距、不同地區戶籍人口貨幣收入差距等指標，更需要關注不同地區實際生活和就業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指標的變化。從這一角度出發，將有助于正確觀察和理解地區之間關系發展的動態過程。
記者：地區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鄉發展不平衡。那么，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徑是什么？
劉世錦：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城鄉隔離狀態被打破，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和非農產業，不僅顯著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改變了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是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一條主線。我們的各種政策，不論產生于何種背景，都應當促進而不是延緩這一進程。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早期工業化國家曾經歷上百年時間。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體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至少還需要30年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始終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促進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和非農產業，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寬就業渠道，改善農村人口在城市生存、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通過多種途徑，包括轉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之與城市人口，包括已轉移至城市的原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至少要讓他們“過得去”。近年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四、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更好發展來解決
記者：這些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社會問題和矛盾卻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對此怎么看？
劉世錦：這種反差很值得深思。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后，也同時進入經濟和社會結構、重大利益關系劇烈調整的階段，社會矛盾的類型和數量增加，有些領域的矛盾趨于尖銳，處理不好還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和危機。當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社會上較大比例成員進入所謂“中產階級”狀態后，社會的穩定程度將會顯著提高?，F階段我國總體上處在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制轉型、社會矛盾增加的時期，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屬于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例如，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征用農民土地、城市拆遷、水庫移民等所引發的矛盾；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下崗和再就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等引發的問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權力腐敗、干部等引發的問題等。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立足國情和長遠的重大戰略決策。對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應當也只能通過進一步更好的發展來解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歷史已經證明，吃“大鍋飯”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社會公平。當然，我們講進一步的發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價的發展，而應當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不僅要重視經濟發展，同時要比過去更多的精力重視社會發展；要集中力量抓緊解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深層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從源頭上治理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既要重視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的基礎作用，也要重視通過社會發展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條件。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多年來我們所倡導和實行的發展觀的一個拓展和完善，體現了我們黨在發展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進步。
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對的矛盾和問題不少，應該和能夠有所作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辦好，如何在解決一些問題時不致于引出更多的問題，如何在處理一些矛盾時，既要照顧眼前，更要有利于長遠，還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則。
記者：這些原則主要有哪些呢？
劉世錦：一是既要治標，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貧工作，通過轉移支付等辦法給貧困人口一些補貼，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寬就業渠道，加強就業培訓，使他們獲得通過就業增加收入的機會，這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諾，又不能脫離現階段國情，作不切實際的過高承諾。比如養老、醫療保障，城鄉、地區之間差別很大，是全面保障，還是在農村先做到對困難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這些都不能脫離現階段的實際。承諾過高，兌現不了，老百姓還是不滿意，還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歐洲福利國家保得過多，也在尋求改革。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設。對短期內的突出問題，如困難人口救助、調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穩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設。好的制度建設以穩定的可預期的程序處理問題，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針對個別事件和少數人，而是對所有人具有普適性；不僅要解決已經出現的矛盾，而且要治理產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
記者：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比绾紊钊肜斫膺@一論斷的深刻涵義？
劉世錦：這一重要論斷已為我國近30年來的實踐所證明。我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是以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為背景的。改革開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活力和制度基礎。毫無疑義，沒有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現的。與其他經濟轉軌國家相比，我國經濟改革走出一條獨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義的經驗。例如，改革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而不是對舊體制的修修補補；在改革國有經濟的同時，放開一塊，鼓勵發展多種類型的非國有經濟；鼓勵不同改革方式的試驗和競爭，先試點，取得經驗然后推廣，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把改革與開放有機結合起來，通過開放引入新的體制要素而推動改革；保持黨對改革過程的堅強領導，把改革、發展和穩定有機結合起來，為改革和發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通過改革和發展進一步促進穩定，等等。經過不懈努力，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體制初步確立，市場開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解決新階段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還是體制上的。體制上的問題，部分屬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部分屬于體制轉軌過程中新出現的，還有的是由于體制建設滯后所引起的。這幾種情況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問題相當復雜。比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企不分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但在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以后，一些地方出現了片面追求GDP增長、片面強調經濟增長指標而忽視社會發展等傾向。如何在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形成一套能夠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考核指標和行為機制，是體制建設的重要任務。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領域改革，要求由傳統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轉向初次分配按勞動和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但由于多方面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的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突出起來。如何從我國國情出發，將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起來，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圍內，并逐步趨向共同富裕的目標，也是體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因此，改革開放仍然很重要。我們所面臨的諸多深層矛盾的化解，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不可能離開深化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說，開放也是改革，講深化改革也包含了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開放）。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不能松懈，更不能動搖。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需要警覺和糾正，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推進改革，而不是走回頭路。改革是為了發展，最終要由發展的成果來檢驗。
首先,世界經濟將步入后金融危機時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目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嚴重性和經濟復蘇的曲折性超過了人們的預期。由于這場金融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以來爆發的第一次全球性危機,其深遠影響將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經濟金融危機,必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向和格局,引發全球性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世界經濟也將進入恢復性的低速增長期。
一是世界發展模式深度調整。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試圖改變消費模式,提高儲蓄率,減少貿易赤字,提出5年內貿易翻番,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這將迫使出口導向的國家和地區轉向內需發展,并引發國際貿易爭端多發和升級。中國外貿出口已占世界份額的9.6%,離10%的天花板相距不遠,面對發達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的全球貿易份額的形勢,我們必須改變外貿出口方式,學會運用WTO規則解決國際貿易爭端。
二是實體經濟重新得到重視。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謀求經濟轉型和“再工業化”,推動產業回歸和振興制造業,圍繞發展高端制造業的競爭更加激烈。同時,由于國際資本流動性減弱,加快“走出去”投資,實行低成本擴張,建立跨國的研發中心、資源基地和營銷網絡等正當其時。
三是氣候極端變化催生新技術革命。面對全球氣候變暖,節能減排將成為具有國際性約束的硬指標,這一方面會催生以發展低碳經濟為重心的綠色工業革命,促進以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工程為標志的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新市場加快形成,并成為各國搶占的制高點;另一方面對中國及浙江淘汰落后產能、壓縮過剩生產能力、限制“兩資一高”產品的出口等形成更大壓力。
四是國際金融體系面臨深刻變革?，F行以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將發生緩慢而深刻的變革,人民幣在實行新一輪匯率改革的同時,加快發展跨境結算,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將加快建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將有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對此,毗鄰上海的浙江加快發展區域性的金融中心面臨歷史性的機遇。
其二,中國經濟進入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階段,但這個轉變不是消極的,而是通過大調整大布局大建設實現大優化大發展大提高。目前,中國雖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但人均水平還很低,綜合經濟實力和競爭力還不強,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著力解決或緩解長期存在的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動力結構,以及城鄉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等的失衡問題,由此釋放更多的發展潛力和空間,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不可持續向可持續的轉換,實現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仍是中心任務。從市場需求和政策取向看,以下三個方面的結構轉換將構成中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空間和動力。
一是內需擴大和消費結構升級。中國有13.25億的人口,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人均GDP按照世界銀行最近年度《世界發展報告》提出的中上等收入經濟體在3706至11455美元之間的標準,已達到中上等收入經濟體的門檻水平,進入具有歷史意義的既有消費需求又有消費能力的階段。按照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中國尤其是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開始進入大眾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也就是說,中國及浙江已進入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的重要階段,居民消費由一般消費品的普及向耐用消費品的普及轉變,對住宅、汽車以及公路交通、各種家用電器、高檔食品,教育、文化、旅游,以及品牌和奢侈品的需求大幅增長,由此必然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二是以城市化為主導的城鄉結構加速轉換。根本解決“三農”問題要靠工業化和城市化。城市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志。城市化是人口、產業和高端生產要素不斷向城市集聚的過程。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2009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6.6%,浙江城市化率為57.9%,正處于城市化由30%到70%快速發展的中間階段,是農村人口、產業、資源要素等快速向城市集聚的階段,也是城鄉由分割向融合和一體化發展的階段。去年,全國城市投資占投資總額的86.3%,城市消費占67.9%。如果未來1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就可以維持20年,年均社會消費額就可以從目前的10余萬億元增加到20萬億元。屆時,則無論國際市場怎樣風云變幻,中國經濟也可巋然不動,并且由此可以拉動浙江經濟走向由內需主導的長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的軌道。
三是新一輪區域經濟布局構筑新的發展格局。區域非均衡發展一直是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原因。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經濟特區政策,拉開了中國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序幕。90年代末以來,國家逐漸形成東部率先、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的完整布局。從2009年起,中央又開始謀劃新一輪的區域發展格局,陸續將13個區域發展規劃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經濟圈”陸續劃定。7月中央召開的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今后10年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目標和任務,提出把西部地區“建成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地、裝備制造業基地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基地”,“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得到遏制”。最近,中央又對經濟特區采取重大支持政策,深圳特區面積由現在的395平方公里擴容為1948平方公里,擴大了4.9倍,接近香港面積的2倍;廈門特區的面積由131平方公里擴大到1573平方公里,廈門特區“長大”11倍;珠海特區也擴大到全市,擴容了7.5倍。總體上看,將來沿海省市的發展重心更多轉向濱海新區、特區等“沿海地區”;西部省市區的發展重心更多轉向地域廣闊、資源富集、人口稀少的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如、新疆、內蒙古、青海等省區。這樣,就構成了中國未來5年及更長一段時間各省市區“比、學、趕、幫、超”的發展格局,無疑會推動中國經濟長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據此,中國的經濟發展版圖和人口分布將面臨重大趨勢性調整。
第三,浙江經濟已步入工業化后期階段,面臨不轉型就不能發展、不發展就會落伍的嚴峻形勢,謀劃新的發展思路和發展空間十分緊迫。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缺少陸域自然資源、缺少國家資金投入、缺少特殊優惠政策的條件下,一路奮起直追,由資源小省發展為經濟大省,進入全國第一方陣,創造了中國區域發展的奇跡。然而也要清醒看到,以“輕、小、民、加”為主要特征的浙江發展模式是階段性的,隨著發展環境和發展階段的變化,浙江的發展模式也必然要進行新的探索和創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著力破解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素質性、體制性、資源性和社會性的矛盾和問題,既是浙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浙江發展的歷史性機遇。
經濟發展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慢進也會退。轉型是手段,發展是目的,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因此,面對國家提出的長三角地區率先基本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和力爭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兩個率先”的目標,面對“十二五”各省市區加快轉型發展的競爭態勢,面對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浙江有能力也有條件謀劃好新的發展思路、路徑和空間。下一步,應著力打造“三個浙江”,開辟浙江發展的新天地。
一是抓住浙江作為國家海洋經濟發展試點地區的機遇,充分發揮海洋資源豐富的優勢,再造一個“海上浙江”。浙江雖是陸域資源小省,但卻是海洋資源大省,開發海洋潛力巨大,這是未來浙江與其他地區相比的獨特優勢。2010年7月,浙江列入國家海洋經濟發展試點地區,建設港航強省、發展海洋經濟迎來歷史性機遇。根據國家試點要求,浙江將規劃打造我國重要的國際樞紐港、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新型臨港產業基地、世界級城市群新型城市化先行區、海洋綜合開發體制改革試驗區、全國清潔能源和海洋生態文明示范區。如果實現這些目標,浙江就能把潛在的海洋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經濟優勢,完全可以打造一個與陸域經濟總量大致相當的“海上浙江”。
二是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大建設”的決策部署,科學規劃發展產業集聚區,再造一個“陸域浙江”。扎實推進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建設,不僅是浙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突破口和抓手,也是浙江未來發展的制高點和競爭優勢。“四大建設”的基礎和前提是大平臺,如果沒有發展集聚區這一大平臺,就很難推動大項目,形成大產業,培育大企業。因此,要選擇交通條件優越、產業導向明確、建設空間條件較好、符合生態環保要求的若干重要區塊,納入省級層面統籌規劃,精致開發。如果浙江能科學規劃建設10余個大平臺,每個大平臺在100平方公里以上,就可騰出1000多平方公里的建設空間,換上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新興戰略性產業等“好鳥”。如果這些大平臺按照杭州“大江東新城”每平方公里將創造100億元的產值測算,再造一個“陸域浙江”是完全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