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9 10:54:06
序論：在您撰寫人性與心理學的區別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一是進化心理學產生的思想淵源。
（1）科學淵源上可以總結為：前人（許波2003；朱新秤2006；張雷2007）均認為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內涵適應性革命，威廉斯以及特弗里斯的理論，習性學和社會生物學為進化心理學的產生提供了生物科學的理論淵源，為進化心理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在肯定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朱新秤（2006）進一步指出高爾頓的研究,特別是雙生子天性與教養方面的研究也為進化心理學的產生提供了一定的生物學理論的支持。張雷（2007）則又提出中國的古代生物學思想也對進化心理學產生重要影響。他提到中國古代的《齊民要術》這一著作可能對達爾文的進化論產生影響，因為達爾文聲稱他在一本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中清晰的看到了選擇機制。
（2）心理學淵源概括為：有學者（許波2003，高申春2010）指出進化心理學的興起亦有著特殊的心理學理論背景，主要指的是對傳統標準社會科學模型的反對以及對整合心理學理論構建的關注。他們提出進化心理學反對傳統標準社會模型的白板說；認為學習它不是一般性的能力，也要受到先天因素的影響；普遍的目的機制不能解釋人類的行為。關于理論建構上，心理學分裂的原因在于缺乏一種整合的理論，而進化論則能滿足心理學理論整合的需要。因為它能夠把大腦神經環路與信息處理的加工過程結合起來研究人的心理機能。除此之外，朱新秤（2006）王繼創，薛勇民（2011）還指出認知心理學為進化心理學的誕生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學基礎，進化心理學在堅持自然選擇的基礎上，同時又從認知心理學中吸取了信息加工的基本觀點，二者結合起來研究和理解人類心理的設計。
二是對其范式內涵進行了相關研究。
（1）心理機制。早期有學者就對心理模塊問題的探討，并指出心理機制就是模塊,人腦是由這些獨立的模塊化的心理機制構成，這些心理機制相互作用構成人類的認知（熊哲宏2002）。后期學者均一致認為（許波2004；葉浩生2006；朱新秤2006；張雷2007）心理機制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它是人類在面臨適應性問題的時候產生。心理機制具有多樣性，共同組成人類的心理。在承認心理機制具有特殊性的基礎上，熊哲宏、朱甜蜜（2012）等人進一步指出心理機制并不具有領域一般性，因為這種一般性的心理機制首先缺乏觀察樣本，其次并不能有效的解決實際問題。
（2）關于人性內涵的研究。馬一波、郭永玉（2005）指出進化心理學以適應性來解釋人的本性，人類行為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人類的適應性問題，這種追求生存繁殖需要的動機與動物無多大區別，其實為一種悲觀的人性觀。
（3）研究方法。熊哲宏（2002）朱新秤（2006）均認為進化心理學的方法從理論上來說是一種追求最終解釋的概念工具。進化心理學的方法論追求人類行為的最終解釋。進化心理學家從現有的理論中獲得假設、檢驗從假設中得到的預測、根據研究結果證實預測、證實理論并提出范式。Schmitt D P, Pilcher J J.（2004）亦指出進化心理學家向來重視進化假設的可驗證性。所用的方法既有心理學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譬如實驗法、觀察法、問卷法，也有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譬如跨物種比較分析法、考古學的方法法、生活史分析法等。然而有些學者并不贊同進化心理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他們（許波2004；葉浩生2006）認為進化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是從過去的角度理解現在,以對過去的猜測來推斷如今人類心理機制的成因，這種屬于推測性的方法必然會影響實驗結果的準確性，缺乏有效的科學性。Huneman P, Machery E.（2015）又進一步提出進化心理學的范式過分重視對個人的研究上，試圖通過對個人內部心理機制的探討來推測整個人類的心理機制，沒有分清個體 與群體之間心理的差別所在。
三是對具體研究成果進行相關研究。
（1）朱新秤主要對進化心理學本身的研究主題進行了概述和總結。生存機制觀上主要闡述人類如何獲得安全的居所，食物以及獲得食物的方式，譬如狩獵假設以及采集假設等；性心理觀上側重于對男女兩性擇偶心理機制的研究，并指出男性的偏好與女性的生育能力等方面有關，女性的偏好則與男性所擁有的資源以及對女性投資意愿大小有關；家庭關系上總結了母親比父親更關愛后代，并指出內含適應性理論能夠解釋親屬之間的互助行為。合作侵犯觀，他概括指出不論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友誼行為還是攻擊行為甚至戰爭行為，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以滿足自己生存和繁殖的需要（朱新秤，2006）。
（2）張雷教授則對進化心理學不同分支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介紹和描述。在進化發展心理學中，他描述了人類進化的心理機制在兒童、青少年時期的心理行為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個體發育適應和延遲適應兩方面，不僅如此，社會環境也會通過心理機制對個體產生影響。進化認知心理學領域，他指出大腦運算過程中需要更多的獨立又相互聯系的模塊共同作用。以此為基礎，他加深了對知覺進化和語言進化的研究。在知覺進化別研究了貝葉斯模型在知覺進化中的應用，人類在利用視覺的先驗概率知識以及圖像的特征的基礎上，然后依據貝葉斯概率理論對圖像成像作為最有可能的解釋；語言進化的研究中，他概述了語言是人類進化過程的產物并指出語言本身就具有一種適應性，因為語言的產生是服務于繁殖這一目的。（張雷，2007）
四是對進化心理學的歷史地位進行評價。
（1）貢獻，早期高申春（2000）指出進化心理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的變革，它探討的是全部心理學的根本性的問題——考察在物質的基礎上如何突顯出非物質的意識現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換而言之，進化心理學是對心理與有機體之間的功用關系的一種進化史邏輯的探究。葉浩生（2005，2006）也指出進化心理學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變革，它并非心理學學科中一個具體領域的分支，相反它能夠適用于整個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進化心理學吸收了機能主義的基本觀點，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認識心理與行為，更多的運用生物學的觀點，從而避免陷入了機能主義的工具意識觀的困境。在認識論上，并不滿足與行為近因的探討，追求的是心理和行為的終極原因，這具有進步意義。朱新秤（2006）認為以進化的視角來研究心理學，心理學就被拉入到生命科學的范疇之內，與其他生命學科相互結合來探究人的心理、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科學發展的潮流；在拓展的新研究領域內獲得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加深人了對心理和人性問題的思索。
(2)局限性。許波（2004）、葉浩生（2006）Dunbar & Barrett（2007）均指出進化心理學具有遺傳決定論傾向，把心理學劃入到生物學的范疇之內，從人類進化的發展過程中探求當今人類所具有心理機能的生物學根源，夸大了基因遺傳對人類心理機能、行為所產生的影響。而且，許波進一步指出，進化心理學并沒有辨別文化進化與自然進化在速度上的差別，文化能夠加快自然進化。Confer JC, Easton JA, Fleischman D（2010）亦指出，進化心理學忽視了人類文化具有的解釋性以及文化是造成個體之間差異的原因所在。文化進化與自然進化之間的不同不僅表現在進化的速度之上，更表現在文化的進化過程中充滿著變異性，不僅僅具有分化性而且也具有融合性。然而在自然進化過程中，一旦新的物種出現就會快速的走上全新的一種進化道路，而且具有不可逆轉性。高申春（2008）指出進化心理學還犯有哲學邏輯上的錯誤，認為人類有機體的進化規律同樣適用于心理的產生和發展，進化心理學并沒有認識到人類在進入“文化狀態”之間心理發生發展的規律有其特殊性。Eastwood J.（2012）也指出進化心理學在心理發展的理論犯有過分簡化的錯誤，主要體現一種無理的簡化論，直接以有機體進化的邏輯來考察人類心理發展的邏輯，沒有考慮到二者各自的發展特征以及二者的區別。
綜上所述，前人在關于進化心理學范式是否是一場“范式革命”這一問題上獲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這也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同時也可以發現，前人關于進化心理學“范式”研究的相關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化、拓展，有待于進一步的商榷。本文提出的問題有：
一、范式思想淵源考察不透徹。前人關于社會生物學以及心理學對進化心理學范式所產生的影響方面闡釋的不夠透徹，前人并沒有從心理學范式的角度來考察其產生的根源，例如進化心理學所認為的傳統研究范式的缺陷或者困境在哪里？不止于此，前人亦并沒有提及近代哲學的世界觀以及實證主義方法論對進化心理學范式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教育心理學；人性觀；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G44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08-0001-02
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人類文明的形成發展無不以“人”為核心。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是人類文明的起點，人也將是人類文明的終點。正因為如此，人性問題便成為人文科學進行研究應考慮的首要問題。不同的人文科學會以不同的人性觀作為其研究的前提。心理學作為一門研究人的心理現象和心理變化規律的人文學科也同樣須以一定的人性觀作為其研究前提。教育心理學對教育活動起著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它對人性的認識和理解將直接影響到教育活動的進展和成效。自從桑代克將教育心理學定義為“研究人性的科學”以來，各個主要教育心理學流派因其人性觀的不同，而在教育心理學的短暫發展史上留下了不同的理論主張。本文擬通過澄清人之本性問題，分析各主要教育心理學理論流派的不同人性觀，從而明晰當代教育心理學的人性發展趨勢。
一、人之本性
自從人有了自我意識之后，就開始把自己作為認識的對象。三千年前，古希臘德爾斐神廟前就昭示出“認識你自己”的銘文。探討教育心理學的“人性”問題，首先必須清楚“人性”是什么。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人性”與“人的本質”都是探求人的存在的最根本問題，因此將二者等同。由于目前探討人性問題多以馬克思的著作為依據，若對馬、恩著作仔細鉆研，則可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性”與“人的本質”是作為兩個概念來使用的。我們分析這二者的不同在于，“人性”是人作為類存在物所具有的各種共同屬性，人具有的特性其他“類”可能也具有，而“人的本質”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最根本特征，是人的其他一切特性存在的基礎，只能在和其他“類”相區別的根本特征上才能稱得上是“人的本質”。簡而言之，人性就是活生生的人的特點。如孟子語“食色性也”，揭示的是人性而非人的本質。一般說來，人是自然性、動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相統一的生命體。在現實生活中，人的自然性通常表現為人的基本的生物屬性。人的社會性表現為人具有經濟性、文化性與時代性，體現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而人的精神性則包括認知、審美、尊重及自我實現等，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真誠、善良、關懷等。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的活動，精神性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它是對人的自然性、社會性的超越，是教育人“成為人”的最高目的。“教育是一條引導人性發展經由自然性、社會性而到達精神性的必由之路”，表明了人性與教育活動的密切關系，也表明了在教育心理學研究中探討人性的必要性。
二、教育心理學諸派別的人性觀
行為主義的人性觀：華生將行為主義推向極致，了人的意識；斯金納雖然意識到了人性的重要，但他未看到人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體。行為主義學派只注意研究人的外顯行為和只注意運用教育技術、而忽視對人本身的研究。雖然華生和斯金納承認人與動物有一定的區別，但卻沒有劃清人與動物的界限。其一系列原理主要是從對低等動物的研究中得出。華生提出的三種天生情緒：懼、怒、愛其實也根植于動物性。因而，行為主義雖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對人所表現出的種種狀態，如理智、意識等，它卻無能為力。認知學派的人性觀：認知心理學是在反對行為主義動物實驗，以及忽視人的心理過程的前提下形成的，它強調人類的理和尊嚴。在人性方面，認知學派認為人可以是理性的、合理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人的情緒是伴隨人們的思維而產生的。但認知派因過分強調認知，強調分析觀，從而忽視了對人的整體性研究。人本主義以其重視人的價值的特有魅力，引起了不少教育心理學家的關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以馬斯洛和羅杰斯為代表，他們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力求維護人類的尊嚴與價值，主張教育心理學應考慮人的特點，主張以整體觀來研究人的意識經驗、價值從而改善人的精神生活。強調對“自我”正確認識并充分實現每個人的潛能，是人本主義對當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人本主義教育家們所說的“人性”，是兒童的天然的本性。教育工作必須尊重兒童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但是，“人性”應該是先天的自然屬性與后天的社會屬性及精神屬性的統一。在學習中，不應該僅將個體的主動性選擇做為唯一的選擇權，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促進“人性”的發展。反映在教育上，人本主義過分夸大了教育的個人價值，將他人、自然與社會當作敵對的存在而加以排斥，從而漠視人的社會性。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派注意到了動物與人的不同，他將人格劃分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與肉體滿足聯系在一起的欲望沖動，相當于人的本能。超我是外在道德原則的內化，它壓抑本我，他認為文明可歸入超我，與人的本性相悖。人要發展、要進步，最終依靠的是人性的社會性與精神性，而不是弗洛伊德看重的本能即動物性。但弗洛伊德的理論仍然給教育心理學帶來了許多啟迪。弗洛伊德極其強調幼年生活經驗和教育對于兒童心理發展和人格發展的重大意義，這推動了對童年期及早期教育問題的重視及研究。
三、教育心理學的整體人性觀取向
從上述教育心理學各派別人性觀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人性觀對教育心理實踐活動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那么，在未來的教育心理學中應該怎樣體現人性的要求，弘揚人性呢？我們認為必須以人性的整體觀為指導來考慮教育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為此，在具體工作中，應該堅持體現個人的整體性?？v觀人類教育發展史可以看出，有的時代或國家的教育是重視人的身體、智慧、道德等的全面發展的，但有的時期或民族的教育則是僅僅重視人的某一或某幾方面的發展，這種作法實際上是對“人”的分割，沒有把人作為一個完整的個體來對待。整體的人不僅指在身體、精神、理智、情感、情緒等方面的有機整體性，而且指在有機協調的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聯系方面也達到了和諧一致。因此，我們必須以相互聯系的整體的觀點來研究教育心理現象。近年來，我國心理學者對于非智力因素、心理健康與咨詢、品德心理等方面作了一些研究，顯示了教育心理學發展的方向。每個受教育者都是涌動著活力的生命體，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每個受教育者都蘊藏著巨大的潛能。教育心理學就要立足于探索調動受教育者的積極性的規律、發現受教育者具有的潛能，確定受教育者的個別差異，為現實教育活動提供理論依據。此外，在培養受教育者的心智能力的同時，教育心理學還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尊重他們追求進步與發展的權利，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他們。要確立這樣的信念：只要智力正常，每一個受教育者都可以得到發展。為此，探索如何使受教育者具有健康的人格特征也成為教育心理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在我國教育心理學體系中，一些學者已將心理健康教育列為重要研究課題，且在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傊?，教育心理學應重視人性，重視人心理的統整性和內在潛能的自我實現。教育心理學要努力探索培養人的“人性”、更新人的精神、使人的肉體和靈魂、思想和行動、理想和情感都得到健康和諧的發展的教育心理現象與規律。
參考文獻：
“人性”是人作為類存在物所具有的各種共同屬性，人具有的特性其他“類”可能也具有，而“人的本質”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最根本特征，是人的其他一切特性存在的基礎，只能在和其他“類”相區別的根本特征上才能稱得上是“人的本質”。簡而言之，人性就是活生生的人的特點。如孟子語“食色性也”，揭示的是人性而非人的本質。一般說來，人是自然性、動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相統一的生命體。在現實生活中，人的自然性通常表現為人的基本的生物屬性。人的社會性表現為人具有經濟性、文化性與時代性，體現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而人的精神性則包括認知、審美、尊重及自我實現等，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真誠、善良、關懷等。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的活動，精神性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它是對人的自然性、社會性的超越，是教育人“成為人”的最高目的?！敖逃且粭l引導人性發展經由自然性、社會性而到達精神性的必由之路”，表明了人性與教育活動的密切關系，也表明了在教育心理學研究中探討人性的必要性。
教育心理學諸派別的人性觀
行為主義的人性觀：華生將行為主義推向極致，了人的意識；斯金納雖然意識到了人性的重要，但他未看到人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體。行為主義學派只注意研究人的外顯行為和只注意運用教育技術、而忽視對人本身的研究。雖然華生和斯金納承認人與動物有一定的區別，但卻沒有劃清人與動物的界限。其一系列原理主要是從對低等動物的研究中得出。華生提出的三種天生情緒：懼、怒、愛其實也根植于動物性。因而，行為主義雖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對人所表現出的種種狀態，如理智、意識等，它卻無能為力。認知學派的人性觀：認知心理學是在反對行為主義動物實驗，以及忽視人的心理過程的前提下形成的，它強調人類的理和尊嚴。在人性方面，認知學派認為人可以是理性的、合理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人的情緒是伴隨人們的思維而產生的。但認知派因過分強調認知，強調分析觀，從而忽視了對人的整體性研究。人本主義以其重視人的價值的特有魅力，引起了不少教育心理學家的關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以馬斯洛和羅杰斯為代表，他們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出發，力求維護人類的尊嚴與價值，主張教育心理學應考慮人的特點，主張以整體觀來研究人的意識經驗、價值從而改善人的精神生活。強調對“自我”正確認識并充分實現每個人的潛能，是人本主義對當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人本主義教育家們所說的“人性”，是兒童的天然的本性。教育工作必須尊重兒童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但是“，人性”應該是先天的自然屬性與后天的社會屬性及精神屬性的統一。在學習中，不應該僅將個體的主動性選擇做為唯一的選擇權，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促進“人性”的發展。反映在教育上，人本主義過分夸大了教育的個人價值，將他人、自然與社會當作敵對的存在而加以排斥，從而漠視人的社會性。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派注意到了動物與人的不同，他將人格劃分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與肉體滿足聯系在一起的欲望沖動，相當于人的本能。超我是外在道德原則的內化，它壓抑本我，他認為文明可歸入超我，與人的本性相悖。人要發展、要進步，最終依靠的是人性的社會性與精神性，而不是弗洛伊德看重的本能即動物性。但弗洛伊德的理論仍然給教育心理學帶來了許多啟迪。弗洛伊德極其強調幼年生活經驗和教育對于兒童心理發展和人格發展的重大意義，這推動了對童年期及早期教育問題的重視及研究。
教育心理學的整體人性觀取向
從上述教育心理學各派別人性觀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人性觀對教育心理實踐活動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那么，在未來的教育心理學中應該怎樣體現人性的要求，弘揚人性呢？我們認為必須以人性的整體觀為指導來考慮教育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為此，在具體工作中，應該堅持體現個人的整體性。縱觀人類教育發展史可以看出，有的時代或國家的教育是重視人的身體、智慧、道德等的全面發展的，但有的時期或民族的教育則是僅僅重視人的某一或某幾方面的發展，這種作法實際上是對“人”的分割，沒有把人作為一個完整的個體來對待。整體的人不僅指在身體、精神、理智、情感、情緒等方面的有機整體性，而且指在有機協調的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聯系方面也達到了和諧一致。因此，我們必須以相互聯系的整體的觀點來研究教育心理現象。近年來，我國心理學者對于非智力因素、心理健康與咨詢、品德心理等方面作了一些研究，顯示了教育心理學發展的方向。每個受教育者都是涌動著活力的生命體，是有主觀能動性的個體，每個受教育者都蘊藏著巨大的潛能。教育心理學就要立足于探索調動受教育者的積極性的規律、發現受教育者具有的潛能，確定受教育者的個別差異，為現實教育活動提供理論依據。此外，在培養受教育者的心智能力的同時，教育心理學還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尊重他們追求進步與發展的權利，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他們。要確立這樣的信念：只要智力正常，每一個受教育者都可以得到發展。為此，探索如何使受教育者具有健康的人格特征也成為教育心理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在我國教育心理學體系中，一些學者已將心理健康教育列為重要研究課題，且在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傊逃睦韺W應重視人性，重視人心理的統整性和內在潛能的自我實現。教育心理學要努力探索培養人的“人性”、更新人的精神、使人的肉體和靈魂、思想和行動、理想和情感都得到健康和諧的發展的教育心理現象與規律。（本文作者：王小燕 單位：山西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一、透視我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及內容
1、目前我國研究者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
人們一致認為，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民族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學科。因而民族學研究者將民族心理學視為民族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心理學研究者也將其歸屬于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范疇。不同的學科所屬使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也頗為不同。
民族學研究者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在過去一段時間中曾將重心放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上，他們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進行了多種多樣的闡釋，從各自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構成要素。這一時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這兩個概念的分辯與討論，也成為熱門話題。近年來由于借鑒心理學的理論，民族研究者已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對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已無異議，但對民族心理的具體解釋卻各不相同。比如，李靜提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是從民族學的角度，來詮釋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民族群體的心理的產生、發展及其歷程，與民族有關的心理問題及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體其它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通過對各個民族心理規律的揭示，對其心理模式各個方面的研究，包括各民族的民族意識、認知結構、思維方式等的研究，進而研究各民族相同或相異的心理模式及其發展演變…。而徐黎麗認為，民族心理學是普通心理學的一個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民族心理產生發展的生理基礎。
相較民族學界的解釋，張世富對民族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解釋更具有心理學意味。他認為：“民族心理學就是以發展的觀點研究不同文化條件和社會生活條件下各民族的心理特點及其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各民族的心理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民族心理應該包括民族認知、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性格、能力、自我意識和民族的社會心理等基本內容A_。但對這些內容進行研究仍不足以說明對民族心理能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質的了解解因而，對民族內部的群體心理和個體心理也應進行研究4(58)。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而民族心理是由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部分組成，其中，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認知、思維、氣質、性格等；民族心理狀態包括民族價值觀念、情緒、情感、興趣、愛好等；民族自我意識則包括民族認同、自豪感、自信心等。
上述對研究對象界定的差異，在實際研究中表現為：“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2?。然而，民族學研究者的宏觀性研究與心理學研究者的微觀性研究并不存在一種的相互補充關系，它們獨自為陣，并不能實現民族心理學的完善建構及發展。
2、研究對象的剖析一個體心理與社會心理
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研究者們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的定義，可以看到以往研究者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主要表現為兩個層面：
其一，普通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層面。認知、情感、意志、能力、氣質、性格、自我意識等等，是個體心理的研究內容。普通心理學以個體心理為主要內容。僅只在各種心理現象前加上“民族”二字，只能表明研究樣本具有“民族”這一屬性（這一屬性在我國還特指“少數民族”。說明民族心理學是對某一或某幾個、甚至是所有人們現在能確定的民族的個體的心理過程、個性心理和自我意識的研究，即對民族的一般心理現象和規律的研究。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者就明顯把民族心理學劃為普通心理學的范疇，將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民族認知、民族情感、意志等等。
其二，社會心理層面。將社會心理層面的心理現象作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研究者并不多。張世富在其主編的《民族心理學》一書中，曾明確提出社會心理也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在2005年他指出，民族心理應該包括民族認知、民族意識、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氣質等，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內容，但對這些內容進行研究仍不足以說明對民族心理能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質的了解。因而，對民族內部的群體心理和個體心理也應進行研究。我國的學者大多持這一看法，即對民族內部的群體心理進行研究，特別要研究那些直接影響著一個民族的生產發展、生活提高、智力開發、科技進步、文化繁榮、社會安定的民族心理現象，才能充分發揮民族心理學所特有的價值。
民族內部存在著眾多的群體，如根據年齡、性別、血親、職業、宗教、階級或階層、文化等特點構成的群體除了具有本民族的共同心理，還具有該群體所特有的心理現象，因此研究民族內部各個群體的心理現象，是十分必要的王昕亮對1997年到2002年我國少數民族心理研究的計量研究資料表明，我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是：人格特質占19.8%,兒童智力占9.9%,學習心理8.0%心理健康30.2%,雙語教育18.5%,社會心理8.0%,其它內容（包括心理測量、審美心理、宗教心理、文化心理等等）占5.6%丨7丨<1>10)而在統計的所有研究中學生是被試群體的絕對主體，學生占被試總數的97.2%,其他人群僅占2.8%7丨（13)。所有內容中，僅占8%的社會心理研究，及其97.2%學生被試的數據已明確的說明：當前我國民族心理學在實踐中的研究樣本單一、內容龐雜，并沒有形成該學科的獨特的主體研究對象。
上述分析可見，目前我國研究者對民族心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的界定并不清晰，未能明確的給研究者們指明主要方向。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其主要內容和重點究竟是通過對民族群體的研究而得出的各種民族個體的一般心理現象的研究呢？還是在社會歷史、文化、經濟等社會環境層面上，對各民族群體和個體的社會心理和行為研究？還是如前文所述，只要是與心理學有關的，掛有“民族”二字，或研究樣本是“少數民族”即可？
二、民族心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1、民族心理學的概念
我國學界對民族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界定的不清晰，和民族心理學概念的翻譯及對概念的定義不明有關。中國的心理學是舶來品，民族心理學也不例外。馮特的《民族心理學》是我國學界認為最重要的民族心理學著作。然而，馮特著作的英譯名稱是“TheElementofFolkPsychology”，涉及的內容有原始人、圖騰制度、英雄與神的時代、人性的發展。馮特將這些內容的分析看作是人類心理發展的歷史。張世富曾指出：“馮特的《民族心理學》應稱作《民俗心理學》，馮特原來稱其為Folkpsychology就是民俗心理學，馮特的《民族心理學》這一書名雖譯的不夠準確，但沿用至今不見有什么異議，該書的內容雖以民俗為主，但研究的是民族的、部族的民俗，所以仍屬于民族心理學的范疇，故稱之為《民族心理學》也不是沒根據的”。由于馮特所做的民俗分析是對民族的、部族的民俗分析，所以被我國研究者接受為民族心理學。這顯然是需要糾正的觀念，國外對民俗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的解釋是有明顯差異的。最早使用民俗心理學（Folkpsychology)的心理學家WilhelmWundt在1916年認為民俗心理學的目的是在民族學所提供的事實基礎上，針對原始人的思想、信仰及行動從事心理學的解釋，而近期的學者認為民俗心理學指一種采取當地民眾習用之本土性名詞、概念及思想的心理學。從上述我國學者們對民族心理學的解釋來看，顯然不是指民俗心理學，因而，他們對民族心理學研究對象及內容的界定也非民俗心理。既然如此，以馮特的民俗心理研究的體系、理論作為民族心理學研究的重要指導理論顯然是有偏差的。與民族心理學有諸多相似之處的是文化心理學（Cul?turalpsychology)，但文化心理學所研究的是文化傳統與社會實務如何調節、表現及轉變人心。中國民族心理學并未在實質上與民俗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等分開，而是混在一起。如果民族心理學要發展，勢必要與其他相關學科區分開來，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領域。
2、族群社會心理一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
(1)族群心理與民族心理
族群范疇的心理比民族范疇的心理更準確地反映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莊孔韶在其主編的《人類學通論》中認為：族群(ethnicgroup)是人們在交往和參照對比過程中自認為和被認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從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疇。在概念上，族群與民族是有一定區別的。與族群不同，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不僅是一種人群范疇，而且還是一種人們共同體。它一般指那些有自治要求，已被政治疆域化或正在追求政治疆界化的族群，而族群的政治疆界化則往往要以一定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社會經濟聯系為前提。并不是所有具有共同地域和社會經濟聯系的族群都會要求政治上的疆界化。而一個散居的、缺乏共同地域和共同經濟生活的族群，也可能去尋找一塊地域，創建共同的經濟生活，使自己得到政治疆界化，成為一個民族?！白迦骸笨梢愿欧Q、囊括“民族’，也可以用它來區分民族內部的不同支系，但很難用民族來囊括族群。比如，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被稱為“ethnicChinese”,但不能統稱為“Chinesenation”，否則會引起紛爭。在我國，對族群與民族的概念并不加以區別，但通過民族識別的56種民族中，漢族就明顯沒有自治區域的概念，而且我國目前還有很多有待識別民族成分的、明顯有別于其它民族的人群體，如西藏的僵人、云南的苦聰人等等。僅以“民族”范疇的心理為研究對象，會使我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圍限制在已被識別的少數民族上，而忽視許多未被標識民族身份的族群或未獲得政治疆界化的族群。以族群心理作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更為合理，認識這一問題，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是重要的。
(2)族群社會心理是民族心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由于人具有社會性，個體心理和社會心理是緊密相連的，個體心理也具有社會性。雖然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不可避免的要沿著個體心理水平與群體心理水平兩條路線展開，但應當明確的是，民族心理學研究的不是族群的一般的心理過程和心理機制，而是研究在具體的人際互動和社會情境的影響下的族群的個體或群體的心理過程和機制，即社會心理層面的族群心理。
由于這次轉向對傳統心理學的強烈震撼和決定性影響以及語言學與心理學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們不再全力關注知識的起源、認識的能力和限度、主體在認識活動中的作用等問題，轉而探究語言的意義、語言的理解和交流、語言的本質等。它把語言本身的一種理性知識提升到心理學的基本問題的地位。語言學轉向之后，話語分析、話語形態、話語結構以及表達方式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并直接進入到心理學的視野，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傳統心理學中“語言”的缺席
在心理學領域，盡管語言是人類表達心理與行為的重要緯度，然而注重實證量化研究的經典主流心理學卻沒有能夠深入探索這一重要元素，以進行這一具有突破性理論的嘗試。傳統心理學中的語言問題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來認識。
第一，心理學早期開拓者們無法擺脫傳統哲學的束縛。早期心理學脫胎于哲學，雖然馮特等現代意義上的心理學家力圖從反形而上學的立場來確立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但也沒有超越傳統哲學的基本邏輯，即試圖在主觀與客觀的二元對立中追求意識與心理的本質與規律。心理學力主研究作為科學世界的心理與行為現象，而作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語言就被存而不論了。馮特認為心理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是關于經驗的科學，心理學研究人類的直接經驗。行為主義則把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可以外部觀察的行為，堅持以客觀的實驗方法來研究人的行為；而精神分析則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無意識現象，特別是潛意識現象。這就決定了心理學無法關注生活世界的日常語言。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在心理學中的缺席就順理成章了。
第二，傳統心理學探究的兩大主題是“心理”與“行為”。心理學是一門比較復雜的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在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前的漫長的學科孕育和演化的歷程中，心理學所觀照的對象經歷了從人的“靈魂”到“心靈”的轉變。1879年以后，心理學演變成為研究“意識”之學。到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心理學又成為研究“行為”的科學。60年代以后，心理學已經成為研究“行為和心理”的學問。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心理學應該是研究“人性”的科學。心理學研究對象的不斷嬗變和演化，一方面反映和詮釋了當時哲人及心理學家所處的時代精神和他們研究旨趣的變化，正如美國心理學家波漢所說，每一種解說都有哲學觀點與文化視角，沒有某種哲學觀點，你幾乎不可能做出一般解釋。每一種觀點都有它的形而上學假定和那個時代的文化意義。西方心理學史家波林、墨菲、黎黑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相同或是類似的觀點，將時代精神視為心理學流派、觀點、思想的決定要素和力量。
正是傳統心理學的哲學基礎和現實主題決定了“語言”在傳統心理學中的失落。語言的缺失在華生的行為主義構架中尤為明顯，在行為作為心理學唯一的合法研究對象的情境下，語言在其中的地位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傳統主流心理學對語言毫無關注。深受實用主義影響的米德就首先將語言問題引入了社會心理學，因為實用主義堅持將經驗生活視為一個整體加以把握，而米德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正是承認了語言的重要性。
米德希望經由語言溝通和符號互動這些外在現象去透視人們內在的心靈過程，尤其是人格自我的分化和成長，由此語言問題被視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盡管米德的創見還不能視為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但它無疑吹響了走向這一重要轉折的號角。米德對語言學的研究作為社會心理學問題的基本層面，事實上已經為心理學話語實踐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前提，即主體間共享的社會文化、時代背景。人際間借助語言進行交流，但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種心理文化現象。不同的語言交流來自不同的心理動因和交往需求，不同的心理動因、情感、認知會表現為各種形態的語言問題。
二、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理論溯源
語言學轉向的一個重要理論傳統就是法國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破除了主體中心主義的迷思，使得語言從邏輯中解脫。結構主義致力于求證語言學的概念和方法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廣泛議題具有重要意義：語言學為他們提供了某種其所缺乏的嚴格性，尤其是索緒爾(F. Saussure)區分了“語言”和“言語”，這被視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出發點。這一區分具有廣泛的理論蘊含，語言研究從偶然性和語境的局限之中擺脫出來，人類經驗同語言象征雙重性的密切關系受到重視。
盡管后結構主義在諸多理論立場上與結構主義相悖，但對語言的關注成為兩者共同的旨趣。構成后現代知識基礎的后結構主義反對一直在西方占據主導地位的邏格斯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將意義、實在法則視為不變之物，把它們作為思維和認知的中心。按照這樣的思維方式，語言是思維的再現，文字是語言的再現，寫作是思維的表達。在后結構主義看來，人們原以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實并沒有什么中心和本源，一切都變成了話語，變成了充滿差別的系統，在系統之外不存在所謂的超驗所指。
可見，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后結構主義，都極其重視日常生活闡明過程中的認知能力和語言，這一觀念對心理學具有深刻影響。尤其是隨著西方后現代心理學的興起，其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極大地促進了心理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這些后現代心理學理論所運用的解釋與結構的分析方法，不僅消解了兩極因素、二元形式的對立，而且突出了語言在我們認知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指出了無論是我們的感覺過程還是我們的理解過程，無不滲透著語言的影響。
此外，解釋學傳統也是語言學轉向的重要理論淵源。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的哲學主題就是對語言進行哲學關注。語言是經驗世界的重要維度，在語言中自我和社會得以展現，語言與現實世界并非對立，而是內在統一的?，F代的哲學解釋學認為，人類運用語言來理解世界和表達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反過來看，語言又是對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達。因此，對于語言的分析，就不僅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對世界的理解。這后一種分析，就是對理解的理解。由此，哲學解釋學提出了一種新穎的看法，即：人創造了語言，但卻從屬于語言；人創造的不是一種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從這種角度看，就不是人在使用語言，而是語言構成人的存在。海德格爾所說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伽達默爾所說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等等，都是對這種觀點的不同形式的表達。
從心理學理論的發展史來看，將“語言”問題帶入到心理學的嘗試則要歸功于現象學心理學。在胡塞爾的現象學的影響下不少心理學家致力于建構旨在揭示日常生活世界的心理學理論?，F象學心理學關注主體間性，強調理解他人行動之時要強調言說者的姿態、聲音、字面意義和意圖。
在某種程度上，心理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是上述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這一知識潮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是這一知識運動的拓展。但心理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則直接為洞察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具體視角。
三、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發生
當代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除了其深厚的哲學的淵源和理論背景之外，更有其全面展開的心理學研究的現實基礎。
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主要考慮的是語言在心理學研究中的功能與關系。心理學研究中的各種問題的爭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歸結為語言的表述和解釋問題。“語言學轉向”的革命意義并不在于徹底否定傳統，它與傳統心理學的根本區別并不在研究對象上，它同樣研究心理和行為，但是它改變了研究的策略，這就是把心理學不只是當作一種知識的體系，更是一種活動的體系，是確定或發現人性意義的活動。既然思想或信念其實就是語言，我們只有通過語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沒有不通過語言表達而獨立存在的思想，那么，對于傳統諸多糾纏不清的涉及實體或建構的地方，采用“語義上行”的方法，即把所討論對象的本體論地位懸置起來，而用統一的語言語詞進行表達和重新解釋并達成一致，從而避免無益的爭論，這無疑是一種有利的必要的策略。
話語分析是當代語言學轉向在心理學中的反映。傳統的心理學認為，語言是人認識世界、表達觀念的符號或工具，能夠提供對于世界或事實的準確描述。心理學的話語分析則關注由于語言使用的目的和情境不同所導致的歧義性及語用的復雜性。由于人總是借助于語言媒介來理解世界，語言因此成為“意義的家園”，成為人們用以建構世界的有效工具。
俄國心理學家維果斯基對話語（語言）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把話語生成過程的內在心理組織結構看做是人腦中各個相互作用的活動階段的完整連續體現。按照他的觀點，話語的生成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動機；第二階段是思維（相當于現代語言學術語“話語意向”）；第三階段——在內心詞匯間接表現出來的思維（相當于現代心理語言學中的話語表達的內部程序）；第四階段——外部詞匯意義間接表達出來的意義，或者說是內部程序的實現；最后階段——意義在詞匯中的間接表達，或者說是話語的聲學和發音實現。這是維果斯基對心理學的最大貢獻之一。他對話語研究的心理學觀點不僅是這一方向研究成果獨特的總結和綜合，他還提出了意義是心理學范疇的概念，關于物體意義的概念，關于話語生成過程的啟發性思想。因此，從追根溯源的角度來看，維果斯基理應被視作現代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重要貢獻者之一。
事實上，語言學轉向之后，話語分析、話語形態、話語結構以及表達方式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并直接進入到心理學的視野，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部分，話語分析作為一種研究的立場，在心理學領域不斷發展滲透，同時也逐漸成為一種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當話語分析在心理學中集研究立場和研究方法于一身時，就為一種“新”心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必要前提。在此基礎上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已經形成，這就是從“語言或話語”的考察心理學研究的話語形態、話語倫理、話語結構以及話語生成。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全新而獨特的心理學形態——“話語心理學”。
在心理學領域內，話語研究在理論上的連貫性并非很明朗。目前，這一取向的研究及理論概括基本上圍繞著對當下心理學的理論概念、觀點或分析實踐的批判而展開?！霸捳Z心理學”一語的提出，目的在于將這一領域現有的知識發展成一種連貫的話語取向的另類觀點，并以此強調：這是一個有關心理研究的可能的范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經驗分析的模型。
話語心理學總的說來關注人們的實踐：溝通、互動、爭論，以及這些實踐在不同場景下的組織。話語心理學被認為是一門體現了語言學轉向的“新心理學”。相對于“傳統的”主流心理學，話語心理學有其獨特的原則(PP.66～69)：第一，許多心理現象被解釋成話語的特性。話語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公共話語是行動，私人話語則是思想(thought)。第二，對符號體系的個體的及私人的運用構成了思維(thinking)。而這一運用來自于人際話語過程。這個過程正是人文環境的主要特征。第三，心理現象的產生（如情感、決定、態度、人格展露等等）在話語中都有賴于行動者(actor)的技能，有賴于他們在共同體中相關的道德立場以及所展開的故事線索。這些原則的內在意義表明，話語現象并不是隱匿的主體性心理現象的顯現。話語現象就是心理現象。話語背后并不存在心之活動的影子世界。人們不過是在人際話語過程中，將私人話語轉變為公共話語，亦即將思想轉變成行動而已。然而，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人的言語并不是為了回應人的早已存在的、組織良好的思想而說的。人不可能將某種“內在的”意向或思想準確地轉換成“外在的”言語表達。因為，正如維果斯基所言，“思”的可能性是在語言中構成的，思維是一種“內部言語”形式。
傳統心理學認為存在一種心理實體，例如態度、人格等，而談話、行為都可由這種心理實體生發出來。研究者便是用這些心理實體來解釋人們的心理與行為，這種解釋被稱為內在心理的解釋。話語心理學認為不存在著能夠脫離人們語言的客觀實體，相反，社會世界和個體是被言語實踐所不斷建構的。心理自然也是社會的建構，是一種言說的社會實踐，而語言則是建構的積極媒介。因此，對話語的關注便不是要從話語中透視出某種客觀實體的存在，而是分析話語如何不斷建構社會世界。研究關注的不是內在的心理結構和心理過程，而要勾勒出這一言說實踐的過程及后果。將話語置于研究的中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夠將心理學的關注與社會分析結合起來。傳統的心理學將話語與行為、主體、心理過程區分開來。話語心理學把研究重點放在話語的具體過程，而且這些話語實際有著種種的行動取向時，話語的生產者就不僅僅是“主體”，而且是“行動者”，這樣一來，對話語過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對具體的心理和行為過程的描述和分析。在這個意義上，使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從而超越內在心理的解釋，一方面能夠擺脫對實驗方法的依賴，另一方面也能夠與整體分析結合起來，沖破個體主義研究的樊籬。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就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發生了。
四、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評價與反思
語言學轉向引起了心理學理論深層次的、多方位的變革，其中最根本的是思維方式的變革。當代心理學對日常語言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與關注，日常語言是人們在社會交往和人際溝通中的對話，這就把心理學研究引向一個交往世界或者一個對話溝通的世界的，也就是區別于科學世界和生產世界的“生活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未主題化、未專業化，人們自在地呈現真實本性活動的世界。從“生活世界”來研究人的心理生活，此時心理學的價值取向不是控制、規訓，而是人性的解放、和諧與自由(PP.36～38)。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規范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只有突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和實現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并且也只有通過生活世界的日常語言的展開，才能真正突破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從主體間的關系理解和實現人們的心理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與思維方式的變革是互為前提的。
從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背景來看，它是在后現代主義社會思想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后現代主義給心理學帶來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當代心理學已經面臨著后現代的詰難和挑戰，出現了一系列結合語言或從語言角度出發，對傳統心理學進行的思索和解構。進而使心理學在主觀或客觀上，主動或被動的“重構”。因此將語言帶人到心理學或從語言的關注的角度進行的心理學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解放和顛覆意義。對話、溝通、話語分析、話語倫理都為人們重新審視主流心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和視角。這一影響甚大波及心理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以至于話語分析成為一種心理學研究的新立場[9]。語言學轉向最有價值的形式在于具體考察語言和認知、思維和心理活動之間的交叉地帶，以及從語言學理論的視角為主流心理學的發展提供一個宏觀的啟迪。
由于這次轉向對傳統心理學的強烈震撼和決定性影響以及語言學與心理學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們不再全力關注知識的起源、認識的能力和限度、主體在認識活動中的作用等問題，轉而探究語言的意義、語言的理解和交流、語言的本質等。它把語言本身的一種理性知識提升到心理學的基本問題的地位。語言學轉向之后，話語分析、話語形態、話語結構以及表達方式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并直接進入到心理學的視野，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傳統心理學中“語言”的缺席
在心理學領域，盡管語言是人類表達心理與行為的重要緯度，然而注重實證量化研究的經典主流心理學卻沒有能夠深入探索這一重要元素，以進行這一具有突破性理論的嘗試。傳統心理學中的語言問題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來認識。
第一，心理學早期開拓者們無法擺脫傳統哲學的束縛。早期心理學脫胎于哲學，雖然馮特等現代意義上的心理學家力圖從反形而上學的立場來確立其認識論和方法論，但也沒有超越傳統哲學的基本邏輯，即試圖在主觀與客觀的二元對立中追求意識與心理的本質與規律。心理學力主研究作為科學世界的心理與行為現象，而作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語言就被存而不論了。馮特認為心理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是關于經驗的科學，心理學研究人類的直接經驗。行為主義則把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可以外部觀察的行為，堅持以客觀的實驗方法來研究人的行為；而精神分析則認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無意識現象，特別是潛意識現象。這就決定了心理學無法關注生活世界的日常語言。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在心理學中的缺席就順理成章了。
第二，傳統心理學探究的兩大主題是“心理”與“行為”。心理學是一門比較復雜的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在科學心理學誕生之前的漫長的學科孕育和演化的歷程中，心理學所觀照的對象經歷了從人的“靈魂”到“心靈”的轉變。1879年以后，心理學演變成為研究“意識”之學。到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心理學又成為研究“行為”的科學。60年代以后，心理學已經成為研究“行為和心理”的學問。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心理學應該是研究“人性”的科學。心理學研究對象的不斷嬗變和演化，一方面反映和詮釋了當時哲人及心理學家所處的時代精神和他們研究旨趣的變化，正如美國心理學家波漢所說，每一種解說都有哲學觀點與文化視角，沒有某種哲學觀點，你幾乎不可能做出一般解釋。每一種觀點都有它的形而上學假定和那個時代的文化意義。西方心理學史家波林、墨菲、黎黑等人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相同或是類似的觀點，將時代精神視為心理學流派、觀點、思想的決定要素和力量。
正是傳統心理學的哲學基礎和現實主題決定了“語言”在傳統心理學中的失落。語言的缺失在華生的行為主義構架中尤為明顯，在行為作為心理學唯一的合法研究對象的情境下，語言在其中的地位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傳統主流心理學對語言毫無關注。深受實用主義影響的米德就首先將語言問題引入了社會心理學，因為實用主義堅持將經驗生活視為一個整體加以把握，而米德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正是承認了語言的重要性。
米德希望經由語言溝通和符號互動這些外在現象去透視人們內在的心靈過程，尤其是人格自我的分化和成長，由此語言問題被視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盡管米德的創見還不能視為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但它無疑吹響了走向這一重要轉折的號角。米德對語言學的研究作為社會心理學問題的基本層面，事實上已經為心理學話語實踐提供了一個可能性前提，即主體間共享的社會文化、時代背景。人際間借助語言進行交流，但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種心理文化現象。不同的語言交流來自不同的心理動因和交往需求，不同的心理動因、情感、認知會表現為各種形態的語言問題。
二、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理論溯源
語言學轉向的一個重要理論傳統就是法國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結構主義破除了主體中心主義的迷思，使得語言從邏輯中解脫。結構主義致力于求證語言學的概念和方法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廣泛議題具有重要意義：語言學為他們提供了某種其所缺乏的嚴格性，尤其是索緒爾(F.Saussure)區分了“語言”和“言語”，這被視為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出發點。這一區分具有廣泛的理論蘊含，語言研究從偶然性和語境的局限之中擺脫出來，人類經驗同語言象征雙重性的密切關系受到重視。
盡管后結構主義在諸多理論立場上與結構主義相悖，但對語言的關注成為兩者共同的旨趣。構成后現代知識基礎的后結構主義反對一直在西方占據主導地位的邏格斯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將意義、實在法則視為不變之物，把它們作為思維和認知的中心。按照這樣的思維方式，語言是思維的再現，文字是語言的再現，寫作是思維的表達。在后結構主義看來，人們原以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實并沒有什么中心和本源，一切都變成了話語，變成了充滿差別的系統，在系統之外不存在所謂的超驗所指。
可見，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后結構主義，都極其重視日常生活闡明過程中的認知能力和語言，這一觀念對心理學具有深刻影響。尤其是隨著西方后現代心理學的興起，其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極大地促進了心理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這些后現代心理學理論所運用的解釋與結構的分析方法，不僅消解了兩極因素、二元形式的對立，而且突出了語言在我們認知過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指出了無論是我們的感覺過程還是我們的理解過程，無不滲透著語言的影響。
此外，解釋學傳統也是語言學轉向的重要理論淵源。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的哲學主題就是對語言進行哲學關注。語言是經驗世界的重要維度，在語言中自我和社會得以展現，語言與現實世界并非對立，而是內在統一的?，F代的哲學解釋學認為，人類運用語言來理解世界和表達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反過來看，語言又是對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達。因此，對于語言的分析，就不僅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對世界的理解。這后一種分析，就是對理解的理解。由此，哲學解釋學提出了一種新穎的看法，即：人創造了語言，但卻從屬于語言；人創造的不是一種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從這種角度看，就不是人在使用語言，而是語言構成人的存在。海德格爾所說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伽達默爾所說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等等，都是對這種觀點的不同形式的表達。
從心理學理論的發展史來看，將“語言”問題帶入到心理學的嘗試則要歸功于現象學心理學。在胡塞爾的現象學的影響下不少心理學家致力于建構旨在揭示日常生活世界的心理學理論?，F象學心理學關注主體間性，強調理解他人行動之時要強調言說者的姿態、聲音、字面意義和意圖。
在某種程度上，心理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是上述哲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這一知識潮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是這一知識運動的拓展。但心理學理論的語言學轉向則直接為洞察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具體視角。
三、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發生
當代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除了其深厚的哲學的淵源和理論背景之外，更有其全面展開的心理學研究的現實基礎。
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主要考慮的是語言在心理學研究中的功能與關系。心理學研究中的各種問題的爭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歸結為語言的表述和解釋問題?！罢Z言學轉向”的革命意義并不在于徹底否定傳統，它與傳統心理學的根本區別并不在研究對象上，它同樣研究心理和行為，但是它改變了研究的策略，這就是把心理學不只是當作一種知識的體系，更是一種活動的體系，是確定或發現人性意義的活動。既然思想或信念其實就是語言，我們只有通過語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沒有不通過語言表達而獨立存在的思想，那么，對于傳統諸多糾纏不清的涉及實體或建構的地方，采用“語義上行”的方法，即把所討論對象的本體論地位懸置起來，而用統一的語言語詞進行表達和重新解釋并達成一致，從而避免無益的爭論，這無疑是一種有利的必要的策略。
話語分析是當代語言學轉向在心理學中的反映。傳統的心理學認為，語言是人認識世界、表達觀念的符號或工具，能夠提供對于世界或事實的準確描述。心理學的話語分析則關注由于語言使用的目的和情境不同所導致的歧義性及語用的復雜性。由于人總是借助于語言媒介來理解世界，語言因此成為“意義的家園”，成為人們用以建構世界的有效工具。
俄國心理學家維果斯基對話語（語言）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把話語生成過程的內在心理組織結構看做是人腦中各個相互作用的活動階段的完整連續體現。按照他的觀點，話語的生成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動機；第二階段是思維（相當于現代語言學術語“話語意向”）；第三階段——在內心詞匯間接表現出來的思維（相當于現代心理語言學中的話語表達的內部程序）；第四階段——外部詞匯意義間接表達出來的意義，或者說是內部程序的實現；最后階段——意義在詞匯中的間接表達，或者說是話語的聲學和發音實現。這是維果斯基對心理學的最大貢獻之一。他對話語研究的心理學觀點不僅是這一方向研究成果獨特的總結和綜合，他還提出了意義是心理學范疇的概念，關于物體意義的概念，關于話語生成過程的啟發性思想。因此，從追根溯源的角度來看，維果斯基理應被視作現代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重要貢獻者之一。
事實上，語言學轉向之后，話語分析、話語形態、話語結構以及表達方式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并直接進入到心理學的視野，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部分，話語分析作為一種研究的立場，在心理學領域不斷發展滲透，同時也逐漸成為一種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當話語分析在心理學中集研究立場和研究方法于一身時，就為一種“新”心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必要前提。在此基礎上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已經形成，這就是從“語言或話語”的考察心理學研究的話語形態、話語倫理、話語結構以及話語生成。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全新而獨特的心理學形態——“話語心理學”。
在心理學領域內，話語研究在理論上的連貫性并非很明朗。目前，這一取向的研究及理論概括基本上圍繞著對當下心理學的理論概念、觀點或分析實踐的批判而展開。“話語心理學”一語的提出，目的在于將這一領域現有的知識發展成一種連貫的話語取向的另類觀點，并以此強調：這是一個有關心理研究的可能的范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經驗分析的模型。
話語心理學總的說來關注人們的實踐：溝通、互動、爭論，以及這些實踐在不同場景下的組織。話語心理學被認為是一門體現了語言學轉向的“新心理學”。相對于“傳統的”主流心理學，話語心理學有其獨特的原則(PP.66～69)：第一，許多心理現象被解釋成話語的特性。話語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公共話語是行動，私人話語則是思想(thought)。第二，對符號體系的個體的及私人的運用構成了思維(thinking)。而這一運用來自于人際話語過程。這個過程正是人文環境的主要特征。第三，心理現象的產生（如情感、決定、態度、人格展露等等）在話語中都有賴于行動者(actor)的技能，有賴于他們在共同體中相關的道德立場以及所展開的故事線索。這些原則的內在意義表明，話語現象并不是隱匿的主體性心理現象的顯現。話語現象就是心理現象。話語背后并不存在心之活動的影子世界。人們不過是在人際話語過程中，將私人話語轉變為公共話語，亦即將思想轉變成行動而已。然而，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人的言語并不是為了回應人的早已存在的、組織良好的思想而說的。人不可能將某種“內在的”意向或思想準確地轉換成“外在的”言語表達。因為，正如維果斯基所言，“思”的可能性是在語言中構成的，思維是一種“內部言語”形式。
傳統心理學認為存在一種心理實體，例如態度、人格等，而談話、行為都可由這種心理實體生發出來。研究者便是用這些心理實體來解釋人們的心理與行為，這種解釋被稱為內在心理的解釋。話語心理學認為不存在著能夠脫離人們語言的客觀實體，相反，社會世界和個體是被言語實踐所不斷建構的。心理自然也是社會的建構，是一種言說的社會實踐，而語言則是建構的積極媒介。因此，對話語的關注便不是要從話語中透視出某種客觀實體的存在，而是分析話語如何不斷建構社會世界。研究關注的不是內在的心理結構和心理過程，而要勾勒出這一言說實踐的過程及后果。將話語置于研究的中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夠將心理學的關注與社會分析結合起來。傳統的心理學將話語與行為、主體、心理過程區分開來。話語心理學把研究重點放在話語的具體過程，而且這些話語實際有著種種的行動取向時，話語的生產者就不僅僅是“主體”，而且是“行動者”，這樣一來，對話語過程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對具體的心理和行為過程的描述和分析。在這個意義上，使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從而超越內在心理的解釋，一方面能夠擺脫對實驗方法的依賴，另一方面也能夠與整體分析結合起來，沖破個體主義研究的樊籬。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就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發生了。
四、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評價與反思
語言學轉向引起了心理學理論深層次的、多方位的變革，其中最根本的是思維方式的變革。當代心理學對日常語言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與關注，日常語言是人們在社會交往和人際溝通中的對話，這就把心理學研究引向一個交往世界或者一個對話溝通的世界的，也就是區別于科學世界和生產世界的“生活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未主題化、未專業化，人們自在地呈現真實本性活動的世界。從“生活世界”來研究人的心理生活，此時心理學的價值取向不是控制、規訓，而是人性的解放、和諧與自由(PP.36～38)。心理學不應再去構造能規范人們心理與行為的種種理論模式與模型，而是在人們的交往行為和話語活動中啟迪心智、激揚潛能，通過對各種文化的和實踐的闡釋發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價值和生活意義。因此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促使心理學的理論追求開始從本質論轉向存在論，在思維方式上從還原論轉向整體論，在心理科學觀上從自然主義科學觀轉向社會文化科學觀，在文化模式上從單一文化模式轉向多元文化模式。只有突破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才能真正理解和實現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并且也只有通過生活世界的日常語言的展開，才能真正突破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從主體間的關系理解和實現人們的心理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與思維方式的變革是互為前提的。
從心理學的語言學轉向的背景來看，它是在后現代主義社會思想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后現代主義給心理學帶來了一系列的反思、批判。當代心理學已經面臨著后現代的詰難和挑戰，出現了一系列結合語言或從語言角度出發，對傳統心理學進行的思索和解構。進而使心理學在主觀或客觀上，主動或被動的“重構”。因此將語言帶人到心理學或從語言的關注的角度進行的心理學研究無疑具有極大的解放和顛覆意義。對話、溝通、話語分析、話語倫理都為人們重新審視主流心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和視角。這一影響甚大波及心理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以至于話語分析成為一種心理學研究的新立場[9]。語言學轉向最有價值的形式在于具體考察語言和認知、思維和心理活動之間的交叉地帶，以及從語言學理論的視角為主流心理學的發展提供一個宏觀的啟迪。
關鍵詞：本土心理學 天人論 人貴論 善性論 文化契合
許多研究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完整和獨立形態的心理學，只有散欠的心理學思想，是科學心理學的不成熟的前身。這種“畫地為牢”的方式限制了我們對中國心理學的深入全面的分析。
中國心理學根植于中國哲學，與起源于古希臘文明的西方科學心理學有本質的區別，剛才也說過：中國心理學屬于生活智慧是通過總結心理生活的直觀經驗得出的具體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是對心理生活的價值認定，并且只有經過個人的直觀體悟才能把握。因此，它常常不是心理生活的知識，而是心理生活的智慧或實在的方式。另外，西方科學心理學以獲取人的心理事實的知識為中心，主張“價值無涉”，而中國心理學以解決人的心理生活中的問題為中心，關心的是人的生活幸福。
因此，中國心理學是人本化和值價定向的，它關注人豐富復雜的內心生活，涉及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它著重的不是對心理事實的客觀說明，而是對心理生活樣式的價值判斷和構造。在中國本土文化中，延續最久、傳播最廣、影響最大是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們不僅相互區別對立，而且相互吸收融合。
從天人論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天”但并不忽視人，老子曰：“地大、天大、道大，人亦大?！碧烊藗愔饕疾烊伺c物質自然的關系，而人貴論則重在考察人與動物的關系，與其他生物相比，人自有其卓越和優良，《尚書》：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墩撜Z》子曰：天地生，人為貴。那么，人以何為貴呢？荀子一針見血的指出：“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也就是說：人貴在有理性思維能力，有潛在的道德能力，可以把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這是中國傳統心理學最為可貴之處。潘菽指出：“人貴論是說，在世界萬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東西，因此人也就是最為值得并最有必要由科學來予以研究理解的東西。心理學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會忽視自己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即闡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質特征和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沒有這樣的認識，就會把人與動物以至一般生物混為一談，以至心理學模糊或完全無視自己最核心的課題。
如果說天人論，人貴論是從宏觀和中觀的角度將人與自然和動物相比較，從外部確立了人的地位，說明了人獲得幸福生活的理由，那么性善論則進一步從微觀上闡明人生幸福的內在根據。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有性惡論，性無善惡論，超善惡論等，但性善論卻一直處于主流地位，如《三字經》開篇即指出“人之初，性本善”。其實性善論認為人自出生起就稟承了自然的優良品性，正如康德先天綜合判斷，人生就是將這些優良稟性逐漸展現，發揚之的過程，比如孟子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睆娬{仁、義、禮、智四端是人的天性，而不是外在于人性，故而孔子說：“吾欲人，斯人之矣”；道家更是強調人的本真狀態，即赤子之心，老子指出：“含德之后，比于赤子?！敝挥袦p損知和欲，歸復赤子，才能把握道，同于大通，佛家強調真如是體，故眾生皆有佛性，即便是十惡不赦的劊子手也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均是說人性皆是善良的，故儒者可以成圣，道者可以成仙，佛者可以成佛！需要指出的是：性善論雖然肯定人的本性，即人的心理起源是善良的，但也僅說明人具備了向優良和幸福生活發展的可能性，要想使此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則需要在現實的社會實踐生活中“身以載道”，即實踐人生。
總之，性善論將中國心理學導向“人”的心理學因為性善論基于對人的信任，肯定，尊重和寬寬，可以說這使得中國傳統心理學是溫暖的，充滿“人味”的，而不是像西方科學心理學那樣，以“實證科學”的方式理解，抑制甚至作研究對象的人。
天人論，人貴論與性善論三者是相互循環和貫通的：循環表現在三論的相互論證，如天人論認為人與自然是相同的，而作為天人相通的基本依據是人是萬物之靈，而人之所以貴于萬物，有在于人具有萬物所不具備的先天優良本性，而此本性又恰恰來源于天之稟賦。因而要論證天人論，須以人貴論為前提，而要證明人貴論成立，又須以性善論為基礎；當追究性善論的根據時，竟然又是天人論。
貫通則表現在三者在本質上一致，天，人，性都不過是形而上（道）在三個不同層面的表相而已，三者是同質同構的，所以天事與人事，人性與天性，可以相互投射，映照互相溝通。
心理學起源于歐洲，卻在美國獲得了發展，并且被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這種心理學在內容上是去文化的，在方法論上是實證主義的，是對人類行為所進行的一種獨立——依存式的分析。在這種分析中，文化被作為一種準自變量，行為被視為一種因變量。而文化對于本土心理學而言，不被視為一個變量、一個準自變量、一個范疇（如個體的或集體的），或是個體行為的綜合。它是個體在與自然和人類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必然要出現的特質。在本土心理學的性質上，有學者明確指出它具有“文化契合性”。
通過對中國傳統心理學思想及其理論支點的考察，我們認為：天人倫，人貴論，性善論，相互循環，貫通最終形成一個整體的觀念，即“天人合一”觀，并固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堅思想和核心理念，并與中國人的心理生活和行為緊密的契合在一起。進一步說，此三論的貫通融合使中國文化并不表現為堅固的宗教或客觀的自然理論，我們無法從這個整體的文化中分離出哪是宗教，哪是科學，哪是實體，哪是理性，哪是自然，哪是人文等因素。因為，這三論在揭示中國人心理生活方面是由表及里，自外而內，層上遞進的。這種密不可分文化契合性也說明了中國傳統心理學是整體主義而不是還原主義的。
參考文獻：
[1]高覺敷主編.中國心理學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