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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生境套娃方法，基于生態位相關理論，分析了地方高校科技平臺所占據的生態位，認為平臺間存在資源利用性競爭關系。地方高?？萍计脚_應根據研究方向與領域、投入經費、人才與團隊等多因子進行調整，在競爭中求共存，尋求瓶頸突破。
【關鍵詞】
科技平臺；生態位；生境套娃
1 生態學基本理論及其應用
1.1生態位理論
生態位是生態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最早在1917年由美國學者J.Grinell在《加州鶇的生態位關系》中使用該名詞。1957年，英國生態學家G.E.Hutchinson提出n維生態位，提出多維超體積生態位。1971年，E.P.Odum認為物種的生態位不僅決定于它們在哪里生活，而且決定于它們如何生活以及如何受到其它生物的約束。
將生態位理論與競爭排斥原理應用至自然生物群落，則在一個相互起作用的、生態位分化的種群系統，各種群在它們對群落的時間、空間和資源的利用方面，以及相互作用的可能類型方面，都趨向于互相補充而不是直接競爭。
1.2生境套娃
Hanski[4]以生態學家的思路，采用層級式類似于俄羅斯套娃的描述方法，一系列的環境界定把特定物種的生境需求一步步細化，使之得到更加精確的描述。例如甲蟲的生境套娃為：
（1）北方針葉林
（2）云杉占優勢的森林
（3）倒木供應時間連貫性很好的云杉泥沼林
（4）樹基在地面以上的一棵云杉倒木
（5）破裂樹皮下的韌皮部腐爛過程中的某個階段
2 地方高?？萍计脚_建設發展現狀分析及瓶頸剖析
2.1平臺定位及頂層設計問題
地方高?？萍计脚_數量雖多，而科技平臺投入產出比卻較低。據資料[5]顯示，地方高校研究與發展機構（省部級以上科技平臺）數量占全國的61.2%，科技平臺承擔的科研項目數占全國的58.3%，而撥入經費卻只占33.8%。科技平臺存在定位不明晰，管理部門過多，協調不暢，導致平臺管理模式不統一，平臺建設運行執行力偏差，科技資源分散、大型儀器設備共享偏少、重復建設問題嚴重。
地方高?？萍计脚_往往受限于不穩定的財政科研投入，運行、管理、研究、設備維護等經費投入不連續、不充分，原始性創新能力得不到持續支持，這也是地方高?？萍计脚_難于沖擊國家級科技平臺的重要因素之一。
2.2評價體制機制原因
有關數據表明[5]，2013年地方院?？萍汲晒@級獲獎比例遠遠高于部委及教育部直屬高校，但國家三大獎、國務院各部門科技進步獎獲獎比例卻很低；專利申請數、專利授權數、專利出售金額、技術轉讓金額呈下降趨勢，表明地方院?？萍汲晒D化率依舊低下，原始性創新能力不強。
由于受評價體制機制影響，對科研人員的科研工作主要從縱向課題的級別與經費數、的數量與質量，獲得獎勵的等級與數量等方面評價，認為橫向課題的價值遠遠小于縱向課題，忽視了橫向課題的重要性。然而橫向經費之于地方高?？萍计脚_的建設發展具有“造血”作用。
2.3科技平臺自身問題
地方高?？萍计脚_研究方向調整落后于科技發展和行業應用需求變化[6]，例如研究方向過于寬泛，資源分散，甚至與個別國家級科技平臺產生重疊。內部軟環境差，高層次領軍人才缺乏，不利于內部人才團隊建設，更不利于提高研究水平和服務地方經濟社會能力。
3 基于生態學理論的瓶頸突破對策
3.1采用生境套娃方法剖析科技平臺定位
利用生境套娃的層級分析方法，以食品生物加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為例，分析其“生境套娃”如下：
（1）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2）遼寧大學輕型產業學院、生命科學院
（3）食品生物技術等5個專業實驗室和1個食品加工中試車間
（4）可利用面積不少于800平方米，投入經費不少于400萬元
（5）食品生物加工工程等四大領域創新性研究團隊
3.2利用生態位理論，競爭中求共存
同生態位理論類似，每個地方高?？萍计脚_都占有各自不同的生態位，在發展的大環境中受多個因素影響，構成了科技平臺的n維生態位，即研究領域、研究方向、人員構成、團隊設置、儀器設備、投入經費等。各平臺間屬資源利用性競爭關系，他們之間無直接的干涉行為，各自消耗共同的資源，使共同資源的可獲性減少而間接影響對方的生存發展。因此，長遠來看，地方高?？萍计脚_要生存發展，突破瓶頸，求得共存，必須根據資源限制因子，做出以下調整：
（1）凝練研究方向與內容，注重學科交叉，符合區域發展規劃，另辟蹊徑，敢于創新。以遼寧為例，已經確定高端裝備制造等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平臺的研究領域可主動向相關產業延伸，逐步調整科技平臺依托的專業學科結構，加強學術交流與聯系，提高異質性，在競爭中求共享、求共存。
（2）在財政經費總體有限的情況下，應充分爭取競爭性經費，在夯實基礎研究的基礎上，推進應用研究，使技術、成果或產品不再束之高閣，通過科技平臺轉化給企業，采取例如產學研聯盟的方式，促進雙方從市場實際情況出發，將技術、成果或產品商品化直至產業化生產，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實現平臺收益最大化，為平臺發展持續提供“造血”能力。
（3）靈活利用各種資源，既要看到地方高?？萍计脚_與部委、教育部直屬高校國家級科技平臺的差距，又要看到地方高校擁有的適和地方經濟發展的專業特色。高度重視地方高?？萍计脚_的生境層級――人才培養與團隊建設水平的基礎作用，不僅要平臺內部培育年輕人才，更要吸引高水平領軍人物，優化學緣結構，凝聚本領域優秀科學家，對突破瓶頸起決定性作用。
4 結論
基于生態位相關理論，采用生境套娃方法，分析了地方高校科技平臺的n維生態位，認為平臺間存在資源利用性競爭關系。地方高校科技平臺尋求瓶頸突破之路任重而道遠，應根據研究方向與領域、投入經費、人才與團隊等多個資源因子加以調整，在競爭中求共存，定會實現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博.生態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3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以2000、2007、2009年為研究樣本，對廣東省21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動態分析與評估，并得出以下結論：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且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按照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可分為優秀、良好、中等、差四種類型，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其類型有所變化，但大部分類型變化不大；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和增長強度大小可將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演化類型分為穩步增長型、快速增長型、潛在增長型、緩慢增長型四種。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動態分析 演化類型
問題的提出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歷來就是政府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問題，研究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對明確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發展規劃與戰略、縮小地區之間的差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較廣泛。
馬力等（2006）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我國15個副省級城市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與比較研究?；菘偟龋?007）運用系統聚類分析法對陜西省十個地級市及楊凌示范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聚類分析。徐新等（2008）運用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方法對2007年我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并對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曄等（2009）運用主成分分析與聚類分析方法對甘肅省14個市（州）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區域劃分和評價研究。
已有文獻對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主要是靜態的評價，側重于某個年份橫截面的發展水平的對比，不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動態變化特征，缺乏對某段時間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變動情況的研究。另外，有的評價指標體系的選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全面真實狀況。
本文試圖以廣東省21個城市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比較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選擇不同時段的同類數據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時序動態評價方法對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動態綜合評價，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類型劃分并分析其類型變動情況，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啟示?；舅悸肥窍冗x擇2000、2007、2009年作斷面分析，然后通過3個時間段之間的變化作動態分析。主要數據源自《廣東省統計年鑒2001，2008，2010》。
指標體系與評價模型
指標體系。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范疇，不僅是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綜合發展狀況，而且還表現為該地區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因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應能綜合反映該區現有的經濟力量和經濟發展前景。為此，根據科學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則，本文構建出由經濟規模、經濟效益、經濟結構和經濟外向度四個層次的12項指標構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以全面、客觀地反映各地區的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
評價模型與程序。本研究選取主成分分析法來評價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個指標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其評價具體過程為：一是構造樣本矩陣Xij。其中i代表城市，總數為21個；j為評價指標，總數為12個。二是樣本矩陣無量綱化處理，得到標準化后矩陣X’ij。三是求協方差陣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應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貢獻率。根據累計方差貢獻率確定主成分數，然后計算第k個成分的載荷Pkj。五是計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值Vi即。運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計算出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值，然后計算出各時間段綜合評分值的變化，最后結合評價結果及相關背景進行分析。
評價結果與分析
按照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5%以上的要求選取主成分，然后計算每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值，并將綜合評分值進行歸一（見表2）。其具體計算過程由統計軟件SPSS13.0完成。
（一）綜合評估
根據表2結果并結合相關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評價結果都表現出這一特點。超過80分的城市2000年沒有，2007年有1個，2009年有2個；超過60分的城市2000年沒有，2007年有2個，2009年有3個；超過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個 ，2007年有6個，2009年有7個；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個，2007年有15個，2009年有14個?？梢?，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任務還相當艱巨但前景樂觀。第二，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粵東、粵西和粵北。3年的排名盡管有變化，但這一格局沒有變。這種差異性還表現在絕對發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過于懸殊。
（二）等級劃分及變化
為了進一步分析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類型及其變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別對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類型劃分并分析了類型變動情況。具體方法過程如下：首先是對各年數據做主成分分析，獲得各年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據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對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層聚類，聚類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離測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別計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歐氏聚類系數矩陣表（因表格較大，省略）及聚類譜系圖（因圖幅較大，省略）。第三是根據上述結果歸納總結出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類型及異動情況（見表3）。前兩步運用SPSS軟件由計算機自動得出結果。
根據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將其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優秀類。這類地區經濟實力雄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優勢突出。第二類為良好類。這類地區具有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優勢明顯，潛力和后勁大。第三類為中等地區。這類地區經濟實力居中，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勢明顯、問題突出。第四類為差等地區。這類地區經濟實力較差，區域經濟發展任務比較艱巨。比較2000、2007、2009年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等級類型的變化，可以發現以下特點：廣州、深圳是廣東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良且比較穩定的地區，而韶關、梅州、汕尾、陽江、湛江、茂名、肇慶、云浮等在廣東省各城市中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差且多年變化不大，其它城市則處在較大變化之中。
（三）演化類型
為了從動態的角度揭示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本文設計了兩個指標來分析。一個指標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用某城市某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平均值來計算，一般以考察現狀年為本底。另一個指標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增長強度（Y），用某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某時段綜合評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時段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分平均增加值來計算。把這兩個指標結合起來考慮的目的在于以現狀為基礎考察其動態變化軌跡。根據上述計算結果，分別選擇本底年和參照年，計算出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和增長強度（Y）。以相對強度（X）為橫軸、增長強度（Y）為縱軸、（1，1）為原點建立坐標系。根據坐標圖分析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動態類型。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X）大小將廣東省21個城市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類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據此，可將廣東省各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演化類型分為四種類型（見表4）：第一種為快速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也高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區域經濟基礎良好，且目前建設力度很大的城市。處于第一象限。第二種為穩步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超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實力雄厚的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優良。處于第四象限。第三種為潛在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高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屬于區域經濟發展潛力較大的城市，目前雖然存在明顯問題，但發展潛力較大。處于第二象限。第四種為緩慢增長型。這種類型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強度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增長強度也低于廣東省平均水平。這類地區目前區域經濟發展任務比較艱巨。處于第三象限。
參考文獻：
1.馬力，史錦鳳.15個副省級城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實證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 2006（12）
2.惠俊剛，衛海燕，郎玉泉.陜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聚類分析[J].蘭州商學院學報，2007（1）
3.徐新，相麗君.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8（17）
4.王曄，何啟明，景履貞.甘肅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J].經濟研究導刊，2009（3）
5.甄江紅，趙明，周瑞平等.內蒙古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研究[J].經濟地理，2005（5）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居民消費指標。居民消費水平是指居民在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消費過程中，對滿足人們生存、發展和享受需要方面所達到的程度。通過消費的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數量和質量反映出來。
居民消費水平，是按國內生產總值口徑，即包括勞務消費在內的總消費進行計算的。計算公式為：
居民消費水平(元/人)=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居民消費總額/報告期年平均人口
本文將天津市居民消費水平作為衡量天津市居民消費的指標。
2.經濟發展指標。GDP是反映國民經濟的綜合指標，它的權威性和可比性已被廣泛認可。鑒于此，本文采用天津市GDP指標作為衡量天津市經濟發展指標。
為了減少異方差，本文對居民消費水平(X)和地方生產總值(GDP)進行了自然對數變換，分別記為LNXt和LNGDP。變換后原時間序列的協整關系并不會受到影響。此外，本文中的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5)。
二、實證分析
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確定VAR模型的結構，一般用赤池信息準則(AIC)，選擇最大滯后期k值。原則是在增加k值的過程中使AIC的值達到最小。適當加大k可以消除誤差項中存在的自相關。但k值過大會導致自由度減小，影響模型參數估計量的有效性，并比較不同滯后期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穩定性。經過比較，本文最后選擇滯后2期，即k取2。經檢驗，所建模型除LR和SC外，最終預測差(FPE)、赤池信息準則和漢南-奎因信息準則(Hannan-Quinn)最小，三個檢驗準則同時得到了滿足。在此基礎上，可以對和LNXt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該檢驗能判定協整方程的個數，即協整秩。經過反復檢驗，確定協整變量含截距項并有確定趨勢。Johansen協整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和時間序列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2.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雖然通過實證研究可以得出和LNXt的協整關系，但沒有表明這兩個序列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Granger(1980)指出，如果變量之間是協整的，則至少存在一個方向的Granger原因;在非協整情況下，任何原因的推斷將都是無效的。從前面確立的天津市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水平的關系中，可以看出由于二者具有協整關系，所以他們之間至少存在一個方向上的因果關系。計量的檢驗結果表明(見下表)，在95%的置信度下，天津GDP增長是促進居民消費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響關系則在統計意義不成立。
3.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析?；谔旖蚴蠫DP與居民消費水平的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描述二者的相互影響關系，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統中個別方程中的新息(innovation，即隨機誤差項)產生變動時，由于變量間的相互影響而對系統中其他變量所產生的沖擊強度和影響時滯。由于研究沖擊響應時采用的是Cholesky分解技術，該方法的一個技巧是使誤差項正交化。所以Cholesky分解的結果依賴于系統內變量的排序。 Koop，Pesaran和Potter(1996)提出了廣義脈沖響應(Generalized ImpulseResponse)和廣義方差分解(GeneralizedVariance Decomposition)，以避免正交化對變量排序的依賴性。故本文采用廣義脈沖響應方法進行響應分析。
圖1的脈沖響應結果表明，當在本期給居民消費水平一個正沖擊后，天津GDP在第5期達到最低點，第5期以后呈現緩慢平穩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居民消費水平受到外部沖擊以后，給本市經濟增長能夠帶來反向的沖擊，但是這種沖擊并不大，并且對第5期以后緩慢回落有一定拉動作用，不具有顯著作用，這與上述格蘭杰因果檢驗中居民消費水平的增加不是促進GDP增長的Granger成因的結論相一致。
圖2中，LNXt的脈沖響應結果表明，當在本期給GDP一個正沖擊后，居民消費水平在第7期會達到最高點，從第7期開始保持平穩下降，而且作用效果明顯。這表明GDP的某一沖擊會給居民消費水平帶來同向沖擊，且從第七年后對居民消費水平產生穩定的拉動作用。同時，它也印證了上述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與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視角相反，方差分解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分解為各方程新息(innovation)相關聯的組成部分，從而可以判斷各新息對內生變量的相互重要性。方差分析圖說明，是LNXt的重要影響因素，經過10期，其貢獻率從42.38%上升為 82.23%;LNXt對的影響較弱，其貢獻率最高僅為15.64%。
4.VAR模型預測?；赩AR(3)模型，可以對天津市經濟增長和居民消費水平做出樣本內預測和樣本外短期動態預測。從樣本內預測序列圖可以看到，因為靜態預測是使用樣本實際觀測值進行預測，所以靜態預測的效果要好于動態預測，但是，樣本內動態預測可以預測出序列的變化趨勢。VAR模型的特點之一就是做樣本外近期預測非常準確。本文結果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如據統計，2014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費水平分別為 15726.53億元和 28492元，取對數后分別為 9.6631億元和 10.2574元，而該VAR(3)模型對2007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費水平的預測值分別是9.7425億元和10.2547元，模型預測誤差分別為 0.008和-0.0003.
三、結論和建議
雖然社會經濟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們不能依據任何實證工具進行簡單的決策，但本文的實證結果有助于我們對天津居民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做出一個大致的判斷。
從計量分析結果看，天津居民消費水平和GDP構成一個相互有長期影響的動態線性系統，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即GDP增長是促進居民消費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響不顯著。在受到經濟波動的沖擊下，GDP會對居民消費水平產生同向顯著而持續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天津居民消費水平與母城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而居民消費水平對母城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有限。
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國內生產總值對消費水平存在顯著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它不但可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還可以反映一國的國力與財富，國民收入提高，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公眾購買力提高，消費水平增加。因此，政府應大力發展經濟，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提高國民收入，最終達到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
關鍵詞：高新技術開發區；聚類分析；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從1991年國務院批準第一批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高新區）建立到現在近十八年間，國家高新區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初始建設與快速發展兩個時期。1991~2000年的十年間屬于國家高新區的初始建設時期，在此期間高新區的發展主要依靠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綜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財力的支持，各國家高新區基本上采取了“土地開發與招商引資”的方式。在高新區發展的初期，依靠土地與園區內政策的優惠等措施，高新區形成了我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基地，成為聚集創新資源、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有效載體，為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積蓄了力量，為我國建立比較完整的高新技術產業體系打下了基礎。初始建設時期，在梯度推移理論的指導下，東部地區的高新區搶先一步得到發展，1992年國家在全國興建高新區時，中、西部地區才有了同樣的發展機會。高新區發展初期，國家級高新區呈梯度發展，東部地區優于中、西部地區，大城市優于中小城市，經濟特區得到優先發展［1］。
從2000年開始，國家高新區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土地與政策的優惠對投資者與技術擁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區越來越重視園區內軟硬環境的建設，特別是服務環境與創新環境的建設，以吸引世界500強等知名企業入區。這一階段高新區發展的核心是對孵化器的建設，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中小科技企業的培育；技術改造與技術引進已成為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輔助形式，強調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區發展中的作用，園區內的企業更注重自主創新能力的培養；注重對尖端人才的引進。構建起以企業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技術創新體系，為新時期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國家級高新區的經濟發展是否仍舊沿襲了初始建設時期的規律，是否有新的發展態勢，以及下一階段的發展趨勢如何？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將國家級高新區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后的發展歷程作一個整體性的、跨度較大的研究。本文針對我國53個國家級高新區，采用聚類分析對我國高新區的增長模式進行分類，在分析各類高新區個體特征的基礎上得到高新區發展的動態演化情況。通過分解指標并用因子分析法，對53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了詳細的定量分析。通過以上分析，揭示我國高新區的發展規律、階段性特征及其發展能力與潛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進行研究可選擇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觀，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學。本文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進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區增長的實證結果，用聚類方法對其進行客觀分類，然后進一步討論各類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和階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類方法選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類后，使每類方差最小，對應的測算距離的方法選用歐比米德距離，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參與聚類的變量存在數量級上的差異，所以采用Zscores來消除不同變量的數量級差異，標準化后的變量值平均值為0，標準差為1。
在聚類分析的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對各項詳細指標因素的動態演變進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過計算相關系數矩陣及進行KMO的檢驗，測試了各項指標是否適合于做因子分析。通過KMO檢驗后，在因子旋轉方法中選擇了斜交旋轉法，并且用回歸法計算出因子得分系數。
2.2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分析的樣本是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根據國家火炬計劃（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網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數據，建立了53個國家級高新區經濟發展能力區劃及評估的指標數據庫①。該數據庫由8個表構成，每個表是一個53*12的矩陣，橫行表示53個高新區，縱列表示每個指標變量。縱列除高新區的名稱外包括11個指標，順序依次為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上繳稅額、企業平均出口額、企業平均利稅額、勞動生產率、市場占有率和出口產值率。
3.聚類分析
3.1聚類分析過程
首先進行系統聚類分析，采用層次聚類法進行聚類，聚類的指標選取企業數、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出口創匯、凈利潤和上繳稅額等6個指標。以上6個指標基本反映了高新區的經濟增長情況。由于類間距離的測定是聚類中的關鍵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先采用Ward’s法進行層次集群分析，將相似的高新區歸為一群，并且觀察各個群合并時凝聚系數的變化率，如果凝聚系數增量變化率劇增，顯示組內誤差突增，應停止凝聚程序。由圖1、圖2可以看出，隨著類的不斷凝聚，類數目的不斷減少，類間距離在逐漸增大。在聚成10類之前，類間距離增大的幅度較小，形成極為“陡峭的山峰”，但到5類之后，類間距離迅速增大，形成極為“平坦的碎石路”。根據類間距離小形成類的相似性大，類間距離大形成類的相似性小的原則［2］，可以找到“山腳”下的“拐點”碎石，即以4類作為確定分類數目的參考②。每類高新區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類分析的結果
根據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個國家高新區如下的動態演化情況及特征：
3.2.1四類高新區的比較分析。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主要是那些發展較成熟、發展速度較快、環境改善效應已不再明顯的高新區。這些高新區基本位于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其自身的發展已經度過初期積累的階段，靠粗放增長的潛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轉變增長力式，例如依靠改進投入增長的環境，推動技術創新帶動增長，從而提高增長的質量。第三類高新區屬于我國高新區的中等水平。這些高新區應該主要是那些發展一般、發展速度稍高、還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長的高新區。第三類高新區增長主要依賴于當期的投入增長。與第一類和第二類高新區相比，該類具有更明顯的粗放型增長特征。第四類高新區數量最多，說明我國高新區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2.2龍頭位置優勢明顯且穩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類高新區集中在北京，南京，無錫，蘇州，上海，深圳等6個城市。其余兩年的入選對象也集中在這6個城市，只是數目發生了變化。以上分析說明，上述6個城市的高新區與第三類高新區有著較大差距。第三類高新區短期內還不能夠加入或取代以上6個高新區的“龍頭”位置。
3.2.3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發展穩定。
從地域分布來看，第一、二類高新區共6個城市中，長三角地區的高新區占據4個（南京，無錫，蘇州，上海）。這說明了隨著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長三角整體呼應上海市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外資的有效引入，給這一地區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蘇州和無錫兩市成為跨國公司本土化生產的生產制造基地，發展特別迅速。由于高新區的帶動，美國新聞周刊將蘇州市列為全球“信息時代重要角色”的新興技術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發展體系中占據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類高新區動態變化背后隱藏著規律。從上面動態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類高新區無論從數目還是對象上看各年的情況處于動態變化中，與第四類高新區進行著交換。但是，動態變化的背后也有穩定的個體。長春、成都、大連、天津、武漢、西安、廣州、杭州等8個城市的高新區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終在第三類中，可見這8個城市的高新區發展比較穩定，實力相對較強。另外，惠州、青島、廈門、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區長期處于第三類中，但是在2007年卻滑向了第四類。這是因為2006年春季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于2007年開始沖擊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場，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因此危機爆發嚴重影響了該地區的出口企業，進而影響了該地區高新區的績效指標。
4.因子分析法對高新區發展能力進行評估
在對2000~2007年的全國高新區進行聚類分析后，為了從經濟效益、發展潛力、創新能力、企業效率等方面更詳細、全面地分析高新區的發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選擇2004年及2007年的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能力除了與聚類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標密切相關外，還與高新區的經濟效益、效率及發展程度都有關聯，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選取了更完備的指標體系，包括前述數據庫中全部11個指標。
4.1因子評估過程
4.1.1首先對高新區評估體系原始數據求出相關矩陣，并對相關系數矩陣計算特征值、貢獻比例值和累計貢獻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準則，前面三個因子解釋了原有11個變量總方差的96%，另外根據（圖3）中，橫坐標為因子數目，縱坐標為特征根，根據碎石圖可以看出，第一個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最大；第三個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對解釋原有變量的貢獻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個因子是合適的。
4.1.2由于原始數據之間的有些變量的相關系數較大，因此，進行了斜交旋轉，得到了因子載荷矩陣、因子圖形矩陣和結構矩陣，如（表3）所示：
從上面的因子載荷矩陣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方面的主要指標。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的經濟效益。第三主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
4.1.3計算因子得分
根據（圖4）可寫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數：
F1=0.175企業數+0.151工業總產值+0.178營業總收入+0.048出口創匯+0.181凈利潤+0.190上繳稅額-0.041企業平均出口額+0.024企業平均利稅額-0.032勞動生產率+0.178市場占有率-0.039出口產值率
F2=-0.176企業數+0.043工業總產值-0.025營業總收入-0.054出口創匯+0.052凈利潤+0.109上繳稅額+0.177企業平均出口額+0.491企業平均利稅額-0.392勞動生產率-0.025市場占有率-0.120出口產值率
F3=0.047企業數-0.075工業總產值-0.031營業總收入-0.336出口創匯+0.037凈利潤+0.138上繳稅額-0.276企業平均出口額+0.149企業平均利稅額-0.043勞動生產率-0.031市場占有率-0.476出口產值率
利用上述計算方法對各個高新區的發展能力進行綜合評價。這里采用因子加權總分的方法。三個因子的權重分別為0.35，0.33，0.32，于是計算公式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結果分析
因此，根據因子得分及綜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區發展能力評估的結果，如表4、表5所示：
4.2.1關于三類因子得分的解釋。根據2004年的數據統計結果，并且結合三類因子的解釋，對這些高新區進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業總產值、營業總收入、勞動生產率等變量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主要反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能力在產業規模與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長春、深圳在這些指標上均有較高的貢獻，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業平均利稅額及勞動生產率上具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反映了企業經濟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島、佛山、廈門、惠州等在該指標上具有較高的貢獻。第三個因子則在高新技術產業產品的出口總額及出口產值率上有較大的載荷和解釋能力。在這些指標上較高的高新區有蘇州、無錫、上海、深圳、青島、廈門、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蘇州、無錫、威海、珠海、廈門、青島、天津、中山是國家科技部、外貿部共同認定的我國第一批16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圖5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
圖62004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數據的綜合比較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按照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從高到低的排序53個國家級高新區出現了“聚類現象”。即盡管53個國家級高新區因子評估綜合得分相差懸殊，但是53個國家級高新區大致可以分為幾類，同類中高新區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國53個高新區發展能力因子評估綜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鄭州、太原、大慶、廈門和佛山等6個城市的高新區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從圖5、圖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區2007年下降的趨勢比2004年下降的趨勢緩和，說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區通過幾年的發展差距不斷縮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從圖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區為大連、廣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蘇州等。這些高新區幾乎全部處于東部沿海地區，且2004年排名比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對其他高新區太低?！耙蜃?”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區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貸危機”的沖擊，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區名次跌落。
5.關于高新區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從以上聚類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結論可以看出，國家高新區2000年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后，早期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仍舊保持了較好的經濟增長態勢，但是與其他高新區的差距越來越??；從地域分布來看，北京和長三角地區高新區經濟實力優勢明顯，珠三角地區高新區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實力下滑，其他地區形成了幾個核心的、經濟實力較強的高新區為主的結構特征。如西部地區高新區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綿陽這三個高新區為主；東北地區高新區以沈陽、大連、吉林和哈爾濱四個高新區為主。
通過總結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以來國家高新區的發展規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導高新區的下一步的發展戰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類高新區差距不大，趨同性明顯。因此，高新區需積極發展特色產業、支柱產業，形成合理的生態鏈條結構和布局。我國高新區在產業建設上，出現了高度重復的現象，高新區內的產業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區在產業布局上基本趨同，總體體現出以電子信息為主，新材料、生物醫藥為輔的布局。幾乎所有的高新區都把電子裝備與信息產業、生物技術項目等列為重點發展和支持的產業。高新技術園區要結合自身特點形成鮮明的產業特色，擴大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才能不斷提升自身的競爭實力。
其次，通過對2007年國家高新區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高新區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區內企業絕大多數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內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內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業間專業化分工與協作，使每個企業都處于生長和創新的“最佳生態位”。這樣的高新技術企業群才有較高的穩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沖擊。因此，面對國際金融危機高新區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實現園區企業類型的多元化，加強企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充分利用國內市場。
最后，通過聚類分析將經濟發展規律相似的高新區分成了四類。因此高新區在制定未來發展戰略時，就可以先判斷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鑒其他類型高新區的發展經驗，以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長期處于第一集團即第一、二類國家高新區應實現由主要依靠政策驅動逐步轉入功能驅動。政策過去、現在、將來仍然是推動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不能完全依靠優惠政策，而必須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靈活有效的融資機制、市場體制、管理體制、創新機制，以及高起點、高標準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統以獲得長遠的發展。長期處于第二集團即第三類高新區基礎設施等硬環境已比較完善，重點應注重軟硬投資環境的綜合創建，由注重招商引資、基本建設向注重創新質量和優化配置科技資源轉移，由擴大建設項目向優化創業、創新環境轉移。長期處于第四類的高新區，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均較差，經濟環境只需取得較小的改善就能產生更大的增長效果。例如從2007年各地區高新區的發展情況看，營業總收入增長率增長幅度最大的是綿陽高新區，達到66.8%；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綿陽高新區，為70.7%［4］?？梢?，此類高新區雖然現階段經濟實力較為落后，但是有很強的后發優勢。通過借鑒其他規模較大的高新區的發展經驗，積極改善制度環境和非制度環境，此類高新區將會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注釋：
①寧波高新區2007年1月經國務院批準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級高新區變為54個。但是為了數據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數據并沒有包含寧波高新區。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類分析碎石圖也表現出相同類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顯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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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魏政（1983―），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與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民營經濟、產業經濟。
為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瑪多走上掠奪式發展之路——周邊縣市的人都去放牧。
很快，草場變成荒地，湖泊變成沙漠。20年后，瑪多淪為全國十大貧困縣。
這，就是不顧資源環境承載力肆意開發的前車之鑒。
重慶是我國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直轄市，具有中等省的規模，區域間、城鄉間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發展現狀和發展潛力等差異很大，比如重慶人口密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6倍，人均國土面積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39%，其中山地丘陵又占了大部分，可利用土地資源非常珍貴且分布不均，這就決定了不是所有區縣都適宜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城鎮化開發，而必須根據其自然屬性進行有序集約開發。
然而，由于各區域板塊及各區縣功能定位不清晰，規劃區域特色不足，政策導向不明晰，產業同質化，招商引資惡性競爭，考核指標設置不科學，資源配置不合理，生態環境約束趨緊，全市整體功能弱化等問題日益凸顯?！癎DP增速是主要考核指標，要保增速，就必須大規模發展工業?！被鶎痈刹坑锌嚯y言，“山高地遠，好企業難求，迫不得已，只有引進傻大粗黑的企業?！比绻勒宅F有發展模式，20年后，重慶一些區縣就有可能步瑪多后塵。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重慶要破解城鄉、區域發展困局，就必須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區域城鄉協調發展的總體思路和政策設計，通過實施科學的區域發展戰略，引導各區縣立足實際，因地制宜，突出首要任務，明確發展重點，彰顯發展特色；引導形成各區域間產業的科學分工與合作、人口的合理分布與遷移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各區縣的動力、活力和創造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市委四屆三次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科學劃分功能區域、加快建設五大功能區的意見》，將重慶劃分為五大功能區。市委書記孫政才強調，在“一圈兩翼”區域發展戰略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區域和城鄉功能布局，科學劃分全市功能區域、明確區縣功能定位，是市委深入貫徹黨的十精神，充分尊重規律，從實際出發，在新的發展階段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戰略決策是全面的、綜合性的，不僅是經濟發展分區，也不僅是城市發展分區，而是包含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建設、人口分布等各個方面，是一個“五位一體”的、整體的、系統的發展戰略部署。
關鍵詞：IPTV 集成播控平臺 模式
中圖分類號：TN949.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416（2013）05-0042-02
1 IPTV及集成播控平臺簡介
IPTV即為交互式網絡電視，是一種基于IP協議的廣播電視服務。IPTV以寬帶網絡為數據傳輸通道，不僅可以提供文本信息、視聽節目以及連網游戲等多樣的信息服務，還可以通過與通信業務的整合，提供全新的融合型業務。IPTV在國外已已有多年的發展歷史，在全球電信業與傳媒業相互融合的趨勢下受到普遍的關注。近兩年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全球IPTV市場份額依然表現出穩定的增長態勢，我國已連續數年成為全球IPTV用戶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未來在三網融合政策的支持下，IPTV在我國將會獲得更大的發展。IPTV應用了大量的IT新技術，包括視音頻編解碼、存儲、流媒體、數據庫、數字版權保護、CDN（內容分發網）、承載網、呈現技術等復雜環節。
集成播控平臺作為IPTV的核心，是由廣電部門進行管理和控制播出的平臺，其功能主要為內容管理、用戶計費和用戶鑒權管理。集成播控平臺的主要由節目內容集成與控制模塊、用戶計費模塊、EPG模塊以及其他輔助模塊構成。IPTV專門的內容服務平臺為IPTV集成播控平臺提供各種資源。完成IPTV集成播控平臺審查的節目信號通過由電信企業架構的通信專網，輸送到到用戶的機頂盒。用戶通過機頂盒與電視機的連接來實現對各類節目內容的收看。
2 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功能以及特點
2.1 原始內容的獲取
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第一個功能是為IPTV的內容服務平臺所提供的內容提供接口，同時完成對分IPTV播控平臺和IPTV輸送網絡注入內容的要求。主要過程如下：（1）為其他集控平臺或者IPTV的內容服務平臺所產生的內容、產品定義等數據提供接口。（2）實現對傳統的電視內容服務商產生的直播內容編碼轉換，從而成為適合IPTV的內容。（3）具備對本地IPTV集成播控平臺中內容數據元、海報、多媒體文件進行管理和內容編排的功能。（4）具備將當地IPTV中所產生的成品內容輸入到其他的IPTV集成播控平臺中，抑或直接的分發至目標用戶的傳輸網絡。
2.2 原始內容的加工
對原始內容的加工功能主要由EPG（Electronic Program Guide，電子節目指導）管理系統部分、產品的管理部分、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數字版權加密管理）系統部分共同協調完成，在一些在特殊的IPTV平臺中，DRM系統部分有時也會被刪除。
2.3 產品經傳輸網絡的分發
IPTV集成播控平臺在產品分發部分所涉及的技術領域和以往的廣電業務有較大的區別，這一部分的系統服務內容是：以高服務質量來應對海量用戶數據服務請求所出現的擁堵，并能提供經內容審查平臺審查合格的內容服務。這是一種很明顯的互聯網數據管理業務的統一（最起碼概念上的統一），尤其是在由QOS保障的高負載業務方面。對于網絡運營商比如中國電信這方面的經驗比較豐富，相對而言廣電的經驗就顯得有些不足。
3 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現狀分析
2010年9月25號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在這一天我國首家中央級的IPTV集成播控總平臺實現了與試點地區IPTV集成播控分平臺的成功對接，這兩級平臺分別為CNTV和四川廣播電視臺，這對于我國的IPTV發展來說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成就。未來這一平臺首先將在四川綿陽進行試運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向全國推廣。按照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推進三網融合的總體方案》以及《三網融合的試點分布方案》，廣播電視播出機構主要負責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建設以及管理工作。根據廣電總局下發的條文，在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試點地區，分平臺是由由中央電視臺（具體為中國網絡電視臺）聯合當地的地方電臺，按照全國統一規劃、統一組織、同一標準、統一管理的原則共同建設。
我國IPTV中央集成播控平臺目前采用總分兩級構架模式。中央級別主要是負責IPTV集成播控總平臺，由中央電視臺組織實施；在試點地區，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依照當地的具體情況，組成統一體，共同開展IPTV集成播控分平臺的建設工作。關于平臺的牌照申請方面，IPTV集成播控總平臺的牌照由中央電視臺向廣電總局進行申請，IPTV集成播控的分平臺牌照由地方電視臺向廣電總局申請?？偡謨杉壠脚_所采用的技術方案則由中央電視臺負責提供。
4 新媒體環境下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發展模式
4.1 新媒體環境的特點
新媒體環境主要有以下的特點：（1）適應人們的休閑娛樂時間碎片化的需求。隨著工作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休閑時間逐漸呈現出碎片化趨勢，新媒體正是為了迎合這種需求而誕生的。（2）滿足人們隨時隨地地進行互動性表達、信息與娛樂需要。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在傳播訴求方面走向個性表達與交流階段。對于IPTV而言，作為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3）人們使用新媒體的目的性和主動性更強。（4）新媒體使內容選擇更具個性化，從而導致市場細分更加深入。
4.2 新媒體環境下的IPTV集成播控平臺發展模式
4.2.1 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建設思路
從運營的角度來分析，IPTV集成播控平臺應該具備以下特征：第一個特征是平臺應該具備大規模分布式的部署能力，能夠在全國范圍內為海量用戶群提供有質量保證的服務，并且，平臺應該具有平滑的升級能力，可以隨著IPTV業務覆蓋范圍的擴大和用戶數量的增加而進行線性擴容。第二個特征是平臺應該具備分級分權的運營能力，能夠很好的適應三網融合政策下IPTV業務的運營環境變化，可以與IPTV運營商的組織構架和權力分配良好配合，并且隨著運營環境及運營商組織構架的變化，平臺通過平滑的部署策略來滿足這種變化需求。第三個特征是平臺應該擁有超強的內容和業務整合能力，可以在不同的運營層次上整合數個內容服務平臺的巨量信息，并能依據目標市場的特征來提供不一樣的服務，從而實現對用戶多樣性需求的滿足，使客戶的價值得到最大化。第四個特征是其可以支持非封閉式的業務擴展、功能融合和業務融合，在這個平臺上不僅可以進行各種互聯網業務、專網業務、電視網業務以及電信網業務，還可以對各種的增值業務、語音業務、多媒體信息服務實現異構和集成。電信運營商通過這個平臺向各種應用服務供應商的應用服務提供非封閉的API入口，應用服務供應商同時可以通過調用平臺的各種用戶數據，從而向用戶提供針對性的定制化服務。
4.2.2 用戶數據的挖掘將是集成播控平臺的重點內容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用戶數據的深入挖掘將為企業帶來新的增長點。IPTV集成播控平臺就是天然的IPTV用戶收視數據來源，在未來的IPTV集成播控平臺建設中，關于用戶數據收集與分析的模塊將會得到重點發展，以便為各項增值服務的開發提供數據支持。對于IPTV集成播控平臺來說，數據挖掘就是從大量的用戶數據中挖掘出一些有益的信息，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用戶數據是未來IPTV業務中最值得展示的資產。反觀當今的互聯網巨頭，個個都是先通過提供免費的核心優勢業務來獲得巨量的用戶量，然后再通過對數據的系統挖掘，發現隱藏在巨量的用戶數據背后的新的業務切入點，從而不斷創造出新的業務增長動力。在未來IPTV集成播控平臺建設過程這是很值得借鑒的地方。
4.2.3 云計算將在IPTV集成播控平臺得到廣泛應用
云計算是當今IT技術領域的熱點，如何實現云計算在集成播控平臺中的應用將是一個全新的挑戰。目前的IPTV集成播控平臺很難對系統的容量以及響應做出十分準確預測，比如每天TB級的內容編排、制作、并發以及數十萬級的用戶并發訪問。在這中情況下，為了充分的保證服務的品質，IPTV集成播控平臺就需要動態的調配起巨大的冗余能力來應對這些突發的熱點請求。并且當前的信息技術發展異常迅猛，能力更為強大的硬件資源以及更加出色的處理能力將會不斷的融合到平臺中來，如何將其與現有平臺進行很好的匹配，充分的發揮增量資源優勢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同時由于IPTV中不斷涌現的新業務，眾多業務組件的堆疊也使得平臺的一致性很難保證，以上這些難題都要求平臺有更高的可擴展性云計算以其良好擴展性，隨著其在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應用，將會極大的增強平臺的擴展性，解決未來平臺發展所遇到的許多難題。
參考文獻
[1]楊國和.IPTV集成播控平臺的建設淺析[J].廣播與電視技術，2011（5）：24-28.
關鍵詞：生態足跡；可持續發展；生態赤字；GDP生態足跡；星子縣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19-4816-07
鄱陽湖是長江的重要調蓄湖泊和具有世界影響的濕地，2009年12月12日國務院發文審批通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這標志著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目的是堅持生態發展的理念，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創新體制機制，合理利用資源，促進鄱陽湖區域可持續發展。而星子縣位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中心位置，有著明顯的區位優勢和競爭能力，那么星子縣的實際發展現狀及其可持續發展能力是否可以作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示范區呢？
近年來，結合多因素指標綜合評價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已成為熱點問題。一些國際組織及有關研究人員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相關探討，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價值的評價方法及模型，如Daly&Cobb提出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1]， Tilman[2]以及Ulanowicz[3]等指出的多樣性發展能力模型等。Rees于1992年提出了生態足跡來評價可持續發展能力，隨后Wackernagel完善了生態足跡的計算分析方法[4-11]。我國學者徐中民等[12] 也采用過Ulanowicz的發展能力公式，對區域的發展能力進行系統的研究和分析。隨后這些方法及模型已經在一些省、市得到廣泛的推廣應用。
本研究基于生態足跡方法，對位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內的星子縣1996-2008年的生態足跡進行時間序列的測度；借助改進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綜合評價星子縣的可持續發展狀況，同時選取了總人口數、GDP、城鎮化水平和第一、三產業比重5種社會經濟指標來擬合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并進行了相關性分析，以期分析星子縣社會經濟發展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程度的影響，為當地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參考。
1 研究區域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本研究所選擇的區域是江西省星子縣，星子縣地處鄱陽湖下游，湖岸線長200 km，轄鄱陽湖水域面積30 000 hm2，自古為鄱陽湖水路之要沖地帶。全縣12個鄉（鎮、場、處）有10個瀕湖，湖區人口達20萬，直接或間接飲用鄱陽湖水的人口在50%以上。2008年行政區域土地面積72 300 hm2，其中耕地面積10 678 hm2。1996年地區生產總值為43 500萬元，其中第一產業23 983萬元，第三產業7 500萬元。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為183 286萬元，和1996年相比年增長幅度為5.9%；2008年第一產業37 240萬元，和1996年相比年增長幅度為2.74%；2008年第三產業65 428萬元，和1996年相比年增長幅度為6.8%。
1.2 研究方法
1.2.1 生態足跡模型 生態足跡模型由3個部分組成：一是生態足跡，二是生態承載力，三是生態赤字或者生態盈余。生態足跡是指能夠持續地向一定規模人口提供所式（3）中，ED為生態足跡盈余或赤字。
如果一個地區的生態足跡（EF）大于其生態承載力（EC），即ED>0，EF>EC，則形成生態赤字，表明該地區生態系統承受較大的壓力，生態足跡供給不足，不利于區域可持續發展。反之則為生態盈余，區域經濟處于可持續發展狀態之中。
1.2.2 縣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計算 按照Ulanowicz的計算方法，在研究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時，需要假設一個多部門的模型，每個部門都只有單一類型土地需求，且產出間沒有相互聯系。基于以上假設，研究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可用生態足跡與多樣性指數的乘積來進行核算[12]。但現實情況并非如此，生態經濟系統各要素間不可能沒有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為了彌補假設缺欠所引起的偏差，本研究將萬元GDP生態赤字（盈余）因子引入該計算公式，萬元GDP生態赤字（盈余）為區域生態赤字除以區域國內生產總值，同時考慮了區域的生態需求和生態供給，不僅可以反映區域系統對資源的利用效率，更反映了其社會經濟活動的生態效應[15]。萬元GDP 生態赤字值越小（或盈余值越大），說明區域系統資源利用率越高。經修正后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模型為：
式（5）中，H是生態足跡多樣性指數；Pi是第i種土地類型的生態足跡占總生態足跡的比例。該函數不是一個單調函數，其意味著生態經濟系統中生態足跡的分配越接等，系統組分的生態經濟系統的多樣性就越高，系統就越穩定[17]。
需要指出的是，式（4）中的3個因子ef、H和A分別表示系統的能量消耗、系統穩定性及系統對資源的利用效率。ef值越大說明能耗越高，進而表明區域消費能力越大，即經濟越活躍，該因子與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C成正比；H值越大說明人類活動所消耗的土地類型越平等、多樣，因此區域越穩定，該因子與C成正比；A值越小說明區域資源利用效率越高，該因子與C成反比。
2 結果與分析
2.1 可持續性水平測度的測算
根據《江西統計年鑒》、《九江統計年鑒》、《星子縣統計年鑒》（1997-2009年），運用生態足跡的理論和方法對星子縣的生態足跡進行了計算和分析。由星子縣2008年能供給的生物生產面積的類型及其相關數據，經公式（1）、（2）、（3）計算后得到星子縣2008年生態足跡、生態承載力等數據，匯總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星子縣2008年生態生產性土地的供給結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結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
1）水域的人均生態赤字最大，缺口達0.685 hm2，供給量只占需求量的3.93%。其次是耕地，缺口達0.2 hm2。
2）建筑用地和園地、林地的供給量剛好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其的需求，處于生態盈余狀態，建筑用地略優越于園地和林地，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3） 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只有需求量，沒有供給量。
同時，星子縣人均水域足跡最大，約占61.46%，主要原因是人們對水產品的需求量逐漸增加；其次是耕地；再次是化石能源用地和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最少是林地。這表明星子縣目前經濟發展主要是農林牧漁生產方式，工業發展水平較低，生產簡單粗放，但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全縣人均生態赤字為0.805 hm2，這表明星子縣處于一種不可持續發展的狀態。
2.2 生態足跡時間序列分析
采用同樣的計算方法和步驟，分別計算了星子縣1996-2008年的不同類型生物生產性土地的人均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利用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進行轉化，匯總結果見表2。同時，為考察星子縣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益，表2還給出了星子縣不同時期萬元GDP生態足跡的變化情況。
將計算得到的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進行對比，可以看出人類生產活動對自然的占用狀態與自然提供的生態服務狀況之間的相互關系（圖1）。1996-2008年，星子縣的人均生態足跡除1997-1999年有波動外，隨后呈持續增長趨勢，消費能力逐漸增強；人均生態承載力在2004年前逐漸減少，隨后呈持續增長趨勢，但增長幅度緩慢，且小于生態足跡增長的幅度，2008年還略有回落；從而造成其生態赤字逐年增大，呈現出與人均生態足跡基本相同的變化趨勢。萬元GDP生態足跡呈逐年下降趨勢，表明星子縣對資源的利用率逐漸提高。
2.3 星子縣可持續發展能力分析
根據公式（4）、（5）計算并匯總了1996-2008年星子縣可持續發展狀態（表3）。從1996-2000年星子縣可持續發展能力略有波動外，從2001年開始步入了上升的通道。1998年發展能力為0.114，是研究時間段中的最小值，2008年的發展能力為0.401，是1998年的3.52倍。同時萬元GDP生態赤字呈下降趨勢，1997年最大，2008年最小，說明星子縣資源利用效率逐年提高。生態足跡多樣性波動幅度較小，總體變化平緩。由于發展能力是由生態足跡、生態足跡多樣性及萬元GDP生態赤字3個因子決定的，星子縣人均生態足跡變化趨勢是遞增，而萬元GDP生態赤字變化趨勢是下降，因此星子縣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是遞增的，說明星子縣的消費能力越強，經濟發展能力越活躍，這與星子縣加大旅游產業發展力度不謀而合，提高了資源利用率，拉動了需求。
2.4 相關性分析
由表4和圖4可以得出：①回歸模型擬合效果較好，可持續發展能力與總人口數、GDP、城鎮化水平和第三產業比重呈顯著正相關；1996-2008年間星子縣的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對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明顯的驅動作用。②可持續發展能力與第一產業比重呈顯著負相關，第一產業比重越大，相應的生物資源消費越高，在不改變當前生產方式下，對區域的可持續發展越不利。
3 結論與建議
為了準確反映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狀況，本研究在生態足跡分析的基礎上采用了萬元GDP生態足跡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分析方法，數據表明星子縣經濟發展能力與GDP有較好的正相關性。產生這種正相關性的主要原因是獲取外部資源的需求動力在不斷增強，即對外來資源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通過以上分析，對提高星子縣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出如下建議：
1）繼續控制人口增長速度。人口規模擴大直接導致生態足跡需求總量上升，故減輕生態環境壓力，就必須適度控制人口規模，減少對各類資源、能源的消耗總量。
2）加快推進土地、水、森林、礦產等資源型產品保護與改革，用市場機制合理配置資源，挖掘資源節約與高效利用的潛力。充分考慮自然資源條件和環境容量，通過技術革新，提高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生物生產力，增強土地的承載力，促進整個鄱陽湖地區生態資源的保護。
3）加快轉變當前這種較粗放的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提倡節約、合理的健康消費模式。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減少不必要的消耗，轉變人們不經濟的、非生態的消費觀念與消費模式，逐步建立以循環經濟為主、資源節約的現代化生態縣。
4）發展生態旅游業，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星子縣旅游資源優勢明顯，大山大湖多、旅游資源多樣性、歷史文化底蘊豐富等優勢給星子縣的旅游產業增添了極強的競爭力。隨著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以及星子縣在鄱陽湖地區的中心地位，星子縣生態旅游業的發展面臨更多機會。作為生態經濟區的重點區域，宜從產業發展、功能布局等各個方面進行科學規劃，充分發揮示范和窗口作用，以實現星子縣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快速崛起。
5）在城市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充分利用媒體的作用，大力宣傳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提高公眾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和參與意識。公眾、團體和組織的參與方式及參與程度決定著可持續發展政策目標的實現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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