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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0)03-0077-05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微觀理論
1.壟斷優勢理論
海默(Hymer)于1960創立壟斷優勢理論。[1]壟斷優勢理論認為一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是它相對當地企業具有某種優勢并足以抵消額外的成本,而且這種優勢是與該企業所有權相聯系的、不容易喪失的、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的優勢。金德爾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進了海默的思想,認為跨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具有規模優勢、市場優勢、生產要素優勢等。[2]約翰遜(Johnson,1970)從知識資產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從貨幣和資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從產品的異質化能力、知識和技術等核心資產的角度,彭羅斯(Penrson,1976)從規模經濟的角度論述了企業的壟斷優勢。[3]鄧寧(Dunning,1977)進一步把這種優勢發展為“所有權優勢”。[4]
壟斷優勢理論關注的是最終產品市場并通過市場寡占獲取超額利潤。其理論集中在廠商特有優勢和寡占市場結構上,但后續的研究主流關注廠商特有優勢,而對寡占市場結構的研究不占主流。
2.內部化理論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對外直接投資看成是企業將國際交易內部化的直接結果。他們認為由于競爭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中間產品難以通過市場交易完成,所以企業通過并購對方或新建子公司來使交易在企業內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漢納特(Hennart,1977)、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配置資源的協調機制進行闡述,進一步完善了內部化理論。[6]
內部化理論關注的是中間產品市場,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獲取更高的利潤,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在于資本的國際轉移,而是基于企業所有權之上的管理權與控制權的擴張。尼爾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認為對于資源相對不足的中小企業而言,市場內部化未必是絕對的,它們可以通過信息與知識內化來獲取大公司把市場內部化的價值。[7]但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不是內部化,而是知識上的優勢,內部化只是保持企業知識上的優勢的途徑或方法。內部化理論的局限還在于它沒有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難以適用于短期的投資行為分析。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鄧寧(1977)首先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并在以后不斷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優勢”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該理論認為國際生產的方式、范圍和格局由企業的三種優勢決定:所有權優勢(O)、內部化優勢(I)和區位優勢(L)。
折衷理論的三優勢中,所有權優勢說明企業為什么(Why)要從事國際生產,內部化優勢說明企業如何(How)利用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說明企業到哪里(Where)從事國際生產。但折衷理論沒有把時間作為內生變量納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沒有說明何時(When)進行投資。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鄧寧將其劃分為四種類型:尋求市場(market-seeking)、尋求資源(resource-seeking)、尋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尋求現成資產(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鄧寧的區位優勢外,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還包括:(1)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他們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2)以安哥多(Agodo,1978)、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奧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魯明泓(1999)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3)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 & 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 & 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產業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①
4.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Wills,1977)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8]他借用弗農(Ver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標準化階段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機會,并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優勢主要有:擁有小市場需要的小規模技術;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低價產品營銷策略。小規模技術論本質上屬于“被動技術論”,此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使用“降級技術”,生產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成熟的產品,這樣就使得發展中國家永遠處于生產的邊緣地帶(魯桐,1998)。威爾斯把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與母國市場特征之間聯系起來,在理論上給后人提供了一個充分的分析空間。
5.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
沿著威爾斯的思路,拉奧(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9]在拉奧看來,即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在規模小、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等,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利用當地技術知識和要素價格進行跨國生產;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一定的改造和創新;生產與發達國家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利用民族或語言的因素加強自身的競爭優勢。拉奧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外國技術的改進、消化和吸收是一種主動的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憑借這種競爭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6.技術累積理論
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Cantwell & Tolentino,1987)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擴張過程恰恰是其內部連續不斷的技術累積過程,技術累積和國際投資深化是相輔相成的。[10]發展中國家企業,尤其是處于國際化初期的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創新活躍地區建立生產基地進行生產和研發活動,不僅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信息、有效地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還可以為本國技術累積和創新建立更為廣泛的國際基礎,推動母國的產業發展。
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以及技術累計理論的核心內容都是在尋求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其理論實質上是對壟斷優勢論的改進,以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些理論注重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張效應,而忽視了競爭效應,忽視了市場結構、競爭強度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
7.長期戰略理論
魯伯(Reuber)等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調查,描述了三種不同的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出口導向的投資;市場拓展投資;政府倡導的投資。魯伯認為,預期的投資利潤率(而不是當前的利潤率)對投資水平有著根本的影響,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長期的戰略考慮。魯伯的研究是實證的,其啟示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著眼于長期發展戰略,短期的利潤率不應占有絕對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應論及博弈論模型的發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戰后美國187家巨型跨國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分析,發現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追隨潮流”效應(Bandwagon Effect),表現為一旦有一個企業向國外市場擴張,同行業的其它企業為了確保國內外的市場地位也競相向國外擴張。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業,追隨潮流現象也越明顯。尼克博格把這種現象稱為“寡占反應”。這種“追隨潮流”的行動還表現為不同國家的企業進入彼此的市場或第三國市場。[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個博弈論模型,較好地解釋了對外投資中的“追隨潮流”現象,并認為只有在對外投資獲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國市場的收益時,才有動機實施寡占反應對外投資。[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兩階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所起的策略性作用――進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雙頭壟斷模型量化了“交換威脅”型對外直接投資;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認為后進企業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取特定區位知識,而領導者企業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優勢的消散。卞華頓和?？藸?Bjorvatn and Eckel,2006)則認為盡管技術溢出在當地十分明顯,領導企業還是有動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阻止技術落后企業的技術獲得型對外直接投資。
9.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對外直接投資因理論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推進,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營活動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簡言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種因素的影響:市場和技術的不確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資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項目投資的可延遲性。在基于實物期權的對外直接投資思維中,企業擁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機會可以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其投資價值應當由兩部分組成:項目未來收益的貼現現金流和項目投資機會的期權價值。把實物期權理論具體運用到跨國經營中,西方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企業的國際化、跨國經營的靈活性與公司績效的關系?？聘裉睾蛶炖倮?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認為,由于跨國公司擁有跨國性的商業網絡,當環境變化時,跨國公司能夠在網絡內部提供轉移資源、生產以及分銷的靈活性,理論上這種轉換期權能夠提升跨國公司的市場價值且能夠規避風險。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倫•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認為,國際投資開始時一般都是小規模的投資,然后再根據收益的大小來決定擴大或者縮減規模,這種根據未來新信息的調整能力可以增進跨國投資的價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認為,為了適應動態的世界經濟,增進跨國公司的運營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實物期權方法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賽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則認為很難提前識別內嵌在項目中的市場和技術發展機會,這會給實物期權理論的應用帶來約束。[17]
第二,比較分析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聘裉?Kogut,1991)首先運用實物期權來分析國際合資模式,并分析了合資企業中的一方收購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認為,當不確定性越高時,企業越愿意選擇靈活性的市場進入模式,即使是這種模式的生產成本較高,但可能會有較低的總成本;當存在調整成本時,企業面對不確定性會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馬上轉換到其他進入模式。彭寧斯和斯留尾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計算了由出口轉換為在外設立獨資子公司、合作經營及許可生產的最優收益水平,認為最佳進入模式依靠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兩國的稅收差異,當地公司的成本優勢、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決定。[19]
第三,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市場進入時機。相關研究重點考察了企業的延遲期權,他們認為在決策是否進入海外市場以及投資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獲取更多的相關信息。里沃利和沙羅尼奧(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認為,如果跨國公司能夠保持長時間的所有權優勢,以及投資難以逆轉,投資的延遲期權是適意的;否則,由于競爭者的壓力,延遲期權的成本會超過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認為跨國公司的收益由母國和東道國的吸引力決定,這些吸引力在各個國家遵循不同的布朗運動,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臨界值,并建議吸引力波動性越高,進入決策越需要推遲進行。[21]
通常利用實物期權方法探討投資問題的文獻都蘊含兩個基本假設:投資機會企業獨享和產品市場完全競爭?？紤]競爭性,在實物期權理論中引入博弈論,就發展為期權博弈理論。西方學者運用期權博弈理論在兩個方面進行了擴展:擴展了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研究,以及最優進入時機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主題中,將搶先進入博弈模型與實物期權定價方法結合起來,構建了一種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雙頭博弈模型。并在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時機均衡分析中,權衡了延遲投資的期權價值和先行投資的戰略價值。[22]弗爾塔(Folta,1998)認為面對內生的不確定性,企業有動機進行階段性投資,而面對外生的不確定性,企業傾向于延遲投資。李晶和魯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則認為進入模式不但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內生性和外生性,而且還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庫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實物期權理論,探討了在需求和競爭對手戰略行為的不確定時進入海外市場的戰略行為。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中觀理論
1.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弗農(Vernon,1966)從美國制造業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了比較優勢和投資在國際間的移動過程,提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變動與產品生命周期密切聯系的論點。[24]20世紀70年代弗農引入“國際寡占行為”來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并將產品周期分為創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個階段。其理論揭示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斷向國外轉移已在國內喪失壟斷優勢的產業,為本國產品進入新一輪創新階段作準備,從而使產品不斷得以創新,維持其在國際上的壟斷或寡占優勢。但該理論關于尋求低廉生產成本地區的觀點有悖于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2.競爭優勢理論
邁克爾•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發現,日本幾乎所有取得國際性成功的產業,國內競爭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國內市場趨于成熟、飽和之后,出口和對外投資才會增加;在日本不屬于強項的產業中,如建筑、農業、造紙等幾乎不存在國內競爭,這些產業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優勢。根據其競爭優勢理論和日本的實證分析,波特提出對外直接投資應采取“先內后外”的順序。
3.比較優勢理論
小島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紀50年～70年代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將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成本差異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25]他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陷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可稱為邊際產業,這也是對方國家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進行”的邊際產業理論。其理論的啟示:并非擁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才能進行跨國經營,具有比較優勢或者尋求比較優勢的企業都可以進行跨國經營。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小島清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行業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和生產要素導向型。
小澤輝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為例,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順序:階段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階段二,開始轉向勞動力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三,轉向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四,資本密集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和資源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交叉發生階段。其實,階段一是利用現成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二是邊際產業擴張階段,階段三是獲取新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四就是資源整合階段。[26]
納楚姆、鄧寧和瓊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于本國(以英國為對象)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時,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都很活躍;當對外直接投資發生于本國比較劣勢的產業中時,跨國公司主要憑借自身強大的所有權優勢與國外資源結合,并認為英國絕大多數跨國公司的發展日益獨立于本國國內的自然資源稟賦。
不同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不僅體現母國的要素優勢和劣勢,也會影響母國的經濟和產業構成,因為優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競爭加強這一優勢,而劣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則會利用國外資源優勢。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理論
1.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1986)提出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該理論將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常為最貧窮國家,其“OIL”三優勢欠缺,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二階段,區位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有所加強,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逐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仍很小,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三階段,企業積累了相當程度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加速發展,凈對外直接投資仍為負。第四階段,跨國公司擁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凈對外直接投資為正且逐漸上升。第五階段,常為高度發達國家,其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不斷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急劇增加,凈對外直接投資接近于零。
該理論以微觀“OIL”范式為基礎,又從宏觀角度考慮了發展階段對企業所有權優勢的技術累積效果,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但托蘭惕諾(1987)根據經驗數據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水平較低時便開始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出。
2.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該理論認為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都是由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主要是指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如果母國擁有某種直接誘發要素優勢,他們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要素轉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國沒有而東道國擁有,那么母國可以利用東道國的這種要素對東道國進行投資。間接誘發要素是指除直接誘發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國政府誘發因素、東道國誘發因素和國際性誘發因素。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直接誘發要素起作用,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間接誘發因素起作用。
3.國家利益優先理論
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發展中國家企業一般不具有壟斷優勢。但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對外直接投資給母國帶來資源轉移效應、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國際收支效應以及市場競爭效應等利益。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從戰略的高度和國家利益出發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就是很有必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許多是國有企業,國家的戰略性支持就更為必要。
四、結語
本文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對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梳理和評述,特別是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因此,在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理論中,微觀理論是主流。中觀理論和宏觀理論則是從產業層次或國家宏觀層次分析推動跨國公司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因素。
對外直接投資微觀理論以壟斷優勢為起點,到國家生產折衷理論成為“集大成者”,但這些理論主要關注首次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對不確定條件下投資的動態變化關注得不夠。即使折衷理論后來用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增強了其動態性,但也無法解釋投資過程的變化。
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決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備四個基本特征:(1)投資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來自投資的未來回報是不確定的;(3)在投資時機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競爭性,即企業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時常常具備一定的壟斷優勢或局部的競爭優勢,但投資機會對于企業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獨占性。因此,基于實物期權的思想,可以把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的各種機會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從而建立起更為準確也更為合乎邏輯的對外直接投資分析體系。
[注釋]
①本部分內容參考:俞毅.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及其
在我國的實證[J].國際經濟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內容參考:魯明泓.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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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Business School,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貿易；替代關系；互補關系
一、替代關系理論
Mundell（1957）利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的標準國家貿易模型，提出了“替代關系理論”，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相替代的關系。該理論的前提假設是：（1）只存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勞動和資本）；（2）兩國的要素稟賦存在差異，一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另一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3）兩種產品中一種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種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4）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只依賴于生產中投入的兩種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變的規模報酬，即產品產量的變動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變動比率一致。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Mundell認為，當兩國僅存在要素稟賦方面的差異，他們必然會展開貿易，并且這樣的貿易會使得世界各國的要素價格實現均等化?？墒?，現實世界很難達到前述的嚴苛的前提假設。而且現實中各國存在貿易壁壘，所以現實情況下，貿易障礙會導致資本的流動，產生對外直接投資；反過來，資本流動障礙也會產生貿易。所以Mundell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關系。
Vernon（1966）在對美國式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解釋時，提出了著名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生產分為三個階段：（1）新產品階段，產品剛剛被發明和生產出來，屬于技術密集型，跨國公司擁有壟斷優勢，因此該階段由母國生產并以高價格出口到國外市場；（2）成熟階段，國外市場需求旺盛，技術逐漸穩定，出現模仿品和替代品生產的競爭對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到需求量大的國外市場進行直接投資和生產，出口減少，意味著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標準化階段，產品生產技術已經高度標準化，產品由技術密集型轉變為勞動密集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進行生產，并以此來滿足全世界的需求，原來發明創造的母國會完全成為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產品周期理論動態的描述了跨國公司的發展階段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對外貿易。
二、互補關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小島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對外貿易論》中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的理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該理論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統一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指出國際直接投資并非簡單的資金流動，是包括了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的邊際產業依次開始，即從在母國已經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但是在東道國具有顯著或者潛在的相對優勢的產業開始轉移。小島清認為，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將母國比較劣勢產業輸出，擴大了比較優勢的幅度，從而增加了貿易量并促進母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就業，增進社會福利，加速技術創新與擴散。
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的關系。當貿易障礙產生對外直接投資時，資源一般是流入進口替代部門。如果資本的流動不是由貿易障礙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門，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就表現為互補關系。這種情況下，資本的流動會帶來進一步的國際分工和生產的專業化，從而對外貿易大規模增加。
三、不確定關系理論
Patrie（1994）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二者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將其分為三類：（1）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逃避東道國嚴苛的貿易保護壁壘，迅速占有東道國市場，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實現當地生產和當地銷售。（2）生產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受到東道國廉價資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產品可能在當地銷售也可能出口到別的國家。（3）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貿易，為企業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這三種源于不同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關系。
Head和Rise（2001）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直接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與投資是垂直方式還是水平方式有關。他們利用數據分析了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總體上是互補的。但是，他們還發現，以垂直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互補的；以水平方式進行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替代的。
四、啟示
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補，更多的表現為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自從我國加入WTO，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越來越頻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以生產為導向，積極尋求外國廉價資源，降低生產成本，以此實現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Mundell，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57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理論 動因 優勢
近年來，中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策略，形成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截至2012年9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29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計的資產，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定量寬松（Quantitative Ease）政策的執行增大了我國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壓力，將美元計資產置換為中國經濟發展急需的初級資源成為中國外匯投資的占優策略，這一目標需要由企業海外投資實現。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中國銀行等一批金融企業在支持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國家開發銀行，近年來認真貫徹國家“走出去”戰略，并適應對外開放的新形勢，新要求，不斷創新金融對外投資與合作的方式，在發改委、商務部等部門的支持下，成功運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等一批重大項目，簽訂了數十項金融合作協議和融資協議，支持中資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行。本文試圖從理論上探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優勢，為思考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提供一個新的角度。
一、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約翰?鄧寧在總結傳統理論的基礎上，于 1977年發表了《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與多國企業：折衷理論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集大成者。該理論將出口、對外技術轉讓和對外直接投資結合起來，被認為是當代最完備、解釋力最強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國際生產折衷論的核心是：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必須擁有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將所有權優勢定義為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而國外企業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所有權優勢主要包括技術優勢、企業規模優勢、組織管理優勢和金融優勢等。這實際上是海默等人所稱壟斷優勢的另一種提法。內部化優勢是指企業對其所擁有的資產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從而可以比非股權式的轉讓帶給無形資產所有者更多的潛在利益?？鐕镜膬炔炕瘍瀯菥褪侵缚鐕就ㄟ^對外直接投資，運用內部交換機制替代外部市場交易，以克服市場失效的能力。區位優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包括直接區位優勢和間接區位優勢。直接區位優勢指東道國的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區位優勢，間接區位優勢指由于投資國某些不利因素所形成的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大小不僅決定著一國企業是否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和投資地區的選擇，還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部門結構。鄧寧認為，如果企業僅擁有一定的所有權優勢，則只能進行對外技術轉讓；如果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則選擇出口貿易是較好的方式；如果企業同時擁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則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參與國際經濟的最好形式。
該理論是根據西方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提出來的，雖然存在諸多的局限性，但總的來說對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大的闡釋力，同時，對于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中國企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規模、技術、產品已日益成熟，已具有了相當的競爭優勢，如果向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是具備相當的所有權、內部化以及區位優勢的，近年來對非洲、東南亞、拉美等地區直接投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可證明。在某些高科技行業中中國企業也具有世界領先水平，中國企業的許多工業產品在發達國家也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也完全可以到發達國家投資設廠，進行跨國經營，比如華為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已經應用于全球150多個國家，服務全球運營商50強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
二、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寧針對國際投資折中理論缺乏動態分析的嚴重缺陷，寫下了《投資發展周期論》，提出了從動態角度解釋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直接投資地位關系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該理論的基本思想是，一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水平對本國企業的所有權優勢的實現以及本國區位優勢的狀況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從而決定該國直接投資的地位和狀態。
以人均GDP為例，鄧寧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分為四個階段，并指出在不同階段直接投資的流入狀況：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由于缺乏所有權優勢，因而沒有經濟實力向國外輸出直接投資，由于本國投資環境太差，國外也只有少量資金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國資本的吸引力明顯增加，外資大量流入，但由于國內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對外資本輸出仍然有限；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對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其發展速度有可能超過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但凈對外投資仍為負值；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為發達國家，他們擁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和經濟實力，凈對外投資呈正數增長。總之，對外投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進行動態演進的。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對外投資，緣于它們自身不斷增長的所有權優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差異取決于各自擁有的不同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影響各國在投資發展周期中所處階段的主要因素包括：國內資源稟賦的結構、對外開放的程度、國內市場的大小、國家的經濟制度、政府對吸引外資以及對外投資的政策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決定了不同國家的不同企業所擁有的不同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決定了不同國家吸引外資和引進外資的不同產業結構，并最終決定了各國在某一時點在投資發展周期上所處的不同階段。 我國目前已達到第四個階段，基本具備大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外部條件，這預示著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黃金時期即將到來。
三、小規模技術論與技術地方化理論
1983年美國經濟學家威爾斯出版了其專著《第三世界跨國公司》，用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進行了解釋。他指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在于其特殊的技術優勢，這種技術優勢正來源于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市場環境，威爾斯從四個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一是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這種小規模生產技術適合小批量生產，來源于實際生產工藝的某些局部改進，或者是引進國外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后逐漸加以改造，使之適宜于小規模生產。二是勞動力密集的生產工藝，并傾向于使用當地要素投入。三是研究開發費用低，廣告費用低，實行“低價格”戰略。四是由于與本地市場聯系緊密，發展中國家的許多跨國公司適應性非常強。
拉奧于 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提出了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地方化理論。拉奧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適應小規模市場、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等，但這種技術卻包含著獨特的創新活動。他從以下幾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如何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第一，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的。不同的環境下要素的價格及供給條件都有極大差異，對技術的適應性改造是一種創新活動，而不只是單純的模仿。第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適合于自身的經濟條件和市場需求。各地的消費者對產品的偏好并不一致，只要企業對技術加以改造，使產品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這種技術創新就可以形成競爭優勢。第三，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適應性技術在當地市場比原有技術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第四，在市場較大、經濟發展不平衡，消費者的品味差別大時，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開發出與發達國家技術先進企業不同的產品，仍然可以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第五，由于國家之間在民族、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別，發展中國家企業的上述幾種優勢可能得到加強。
小規模技術理論與技術地方化理論表明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具有的競爭優勢不是直接優勢，而是相對優勢。這個“相對”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相對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擁有更更加適合當地市場條件的生產技術，因而在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相對于欠發達國家的當地企業，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又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具有競爭優勢。
四、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有其本身的特殊性。這些國家的企業按優勢論的標準來衡量是難以符合跨國經營條件的。但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企業為了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不得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尋求和發展自身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支持和鼓勵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活動就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了。
對外直接投資不僅使投資者保持著資本的所有權，從而取得由收益率差異引起的資本收入，更重要的還在于使投資者保持著對資本運行和使用的控制權，從而獲得遠比貨幣收益更廣泛的綜合效益。這在投資者是國有企業從而國家和企業利益有著更緊密聯系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對外直接投資給國家帶來的利益是綜合性的，可大致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源轉移效果。投資國通過對外進行直接投資，不但可直接從國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資源供給，間接地享受東道國當地資源供給和基礎服務，還能吸取和傳輸國外先進技術成果和管理知識，這也是目前發展中國家鼓勵和支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最基本的動因之一。第二，產業結構調整效果。對于大多數投資國，一般向東道國進行“一攬子”要素轉移的，也主要是國內較為成熟、產品供給相對富余甚至飽和的產業部門。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進行跨國界的轉移，則既保證了現有資產的應有價值，又起到了調整和優化國內產業結構的作用。第三，國際收支效果。除了麥克杜格爾模型所顯示的直接國際收支影響外，跨國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國際收支還產生若干間接影響。這些影響可概括為：直接創收外匯利潤；帶動和擴大產品出口，間接增加國家外匯收入；帶動和擴大勞務出口，增加和擴大非貿易外匯收入；境外企業進行反向投資以及聯系介紹外商對投資國投資，增加國家的收入。第四，市場競爭效應?？鐕洜I企業的不斷增多，規模的不斷擴大，會對國內原有的競爭趨勢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如一些率先跨國發展的企業，將會因為在國外取得了新的市場空間，或者取得了穩定的資源供給或新的技術信息，而大大增強自己的競爭實力，使自己的競爭地位發生躍升，從而使國內競爭對手感受到新的壓力。這將迫使國內競爭者或者采取跨國發展的行為，或者改進經營，加強研究與開發，提高產品質量，在國內市場應付挑戰。顯然，無論哪種情況，都會對投資國競爭水平的提高、經濟活力的增強發生積極作用。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對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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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J.Buckley and Mark Casson：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s，1976.
既然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經濟事實，那么這些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是什么?它們的競爭優勢何在?他們的投資原因是什么?它們的行為有何特點?這些都有待于經濟學家提供相應的答案。為了尋求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國際經濟學界從上述四個方面進行了多角度、多側面地探索，創立了一些新的理論學說。但能形成較系統、較成熟的理論的卻不多。這些理論成就遠遠遜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方面的成就。這些理論雖然在西方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不屬于主流理論，但其影響越來越大。研究這些不同理論流派的思想，可以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以對外直接投資目的為切入點
長期戰略理論
長期戰略理論是魯伯等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調查而總結提出的。他們的調查涉及80多個跨國公司，描述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廠商的長期戰賂考慮。
他們認為，第一種外國直接投資是以出口導向的投資(10％的產品用于出口)。該種投資旨在使一個跨國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來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終產品的來源地。第二種是市場拓展投資，產品主要在東道國內銷售，其經濟方面的興趣在于當地市場的規模及長期的潛力，以及當地的生產成本。最后一種是政府倡導的投資，該投資主要是東道國各種補貼所引致的。
在上述學者看來，不同種類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由不同的因素決定的。例如，較之注重于東道國市場的投資，以出口導向的投資通常需要較短的回收期或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種外國直接投資一并考慮，魯伯認為，預期的投資利潤率(而不是當前的利潤率)對投資水平有著根本的影響。該研究還認為，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長期的戰賂考慮，其中包括長期利潤率、市場規模和潛力以及生產成本，投資刺激對以出口導向的投資選址有一些影響，并會增加市場拓展和政府倡導型對外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的流量。
魯伯等人的研究是實證性的。他們把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歸因于不同的因素，這有助于我們對問題的理解。長期戰略理論對于我國的指導意義在于：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應著眼于企業的未來長期發展戰略，短期的利潤率不應占有絕對重要的位置；同時，在投資的選址上，也應把企業未來的發展考慮在內。
二、以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性為切入點
1．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化”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國公司》專著中對該理論作了較系統的闡述。威爾斯認為，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相對落后，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難以依賴絕對的競爭優勢，這種優勢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起著重要作用。威爾斯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相對優勢：
(1)小規模制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遠遠小于發達國家企業在當地建廠所需達到規模經濟的起點值。水平較高的發展中國家使用已被發達國家拋棄的過時技術往往能滿足這種需求。為了適應小規模市場的需要常常采用勞動密集型的技術，而這種技術又適合于當地勞動力豐裕，資本短缺的實情。因此，由于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規模的原因，其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間，并且有了抗衡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武器。
(2)當地采購和特殊產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較多地吸收和利用東道國的技術、設備、人才及研究開發能力，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慮，又可能是因為兩國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以及當地有能力提供跨國公司所需的有關設備。這種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贏得了東道國的真誠合作。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有一部分是為了滿足東道國與投資來源國有血緣聯系的種族社區需要的。
(3)接近市場。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的企業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即它們不是依靠商標優勢或營銷網絡優勢，而是通過低價格的方式銷售產品。發展中國家形成低成本優勢的原因有三條：一是雇員工資較低，二是基本建設費用較低，三是廣告費用較低。上述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所具有的競爭優勢表明它們有能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但沒有解釋它們為什么會這么做。威爾斯根據有關資料，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走出國門的幾點動因：(a)保護出口市場。(b)突破配額限制。(c)尋求低成本。(d)種族紐帶。(e)分散資產。(f)其他動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國、東道國政府或國際機構的倡議和幫助，企業主為親朋好友尋找職業，在海外培訓人才等都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向外擴張的動因。
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西方理論界認為是該領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規模技術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為經濟落后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由于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小企業而言，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當然，該理論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將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繼承和使用，可能會導致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階段。同時，該理論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也無法解釋當今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日趨增長的現象。
2.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提出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拉奧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盡管表現為規模小、使用標準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在拉奧看來，導致發展中國家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獨特優勢的主要有以下四個因素：
(1)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環境中進行的，這種新的環境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
(2)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某些改造，使他們的產品能更好地滿足當地或鄰國市場的需求，這種創新活動必然形成競爭優勢。
(3)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不僅來自于其生產過程、產品與當地的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緊密結合，而且來自創新
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
(4)從產品特征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能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別是當東道國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能力。
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不僅分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強調了形成競爭優勢所特有的企業創新活動。在拉奧看來，企業的技術吸收過程是一種不可逆的創新活動，這種創新活動受當地的生產供給、需求條件和企業特有的學習活動的直接影響。與威爾斯相比，拉奧更強調企業技術引進的再生過程，即欠發達國家的對外國技術的改進、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種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技術的改進和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雖然拉奧的技術當地化理論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描述是粗線條的，但它把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跨國經營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觀層次，以證明落后國家企業以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和經營活動的可能性。
技術地方化理論以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該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僅指出了發展中國家技術及其產品對于當地市場的適應性，而且強調技術創新對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該理論還強調根據東道國市場特征不同開發出不同產品，以便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這對我們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是有啟迪意義的。
三、以對外直接投資原因為切入點
1．競爭優勢發展論
競爭優勢發展論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著名企業戰略專家邁克爾?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據他的觀點，競爭優勢是動態變化的，一國要想在全球競爭中打勝對手，國內需要激烈的競爭。激烈的競爭，一方面促使企業向海外發展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又為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勝創造了條件。由此可見，國家競爭優勢的獲取是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緊密相連的，激烈的競爭是國家競爭優勢不斷提高的動因。波特認為激烈的國內競爭導致對外投資的發生，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并確保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的觀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它指出了國際投資應“先內后外”的發展順序。
根據波特的觀點，一個國家競爭優勢的力量、組成以及可持續發展會顯示在該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或顯示在相對于該國主要競爭對手而言的增長中。因此，波特的競爭優勢發展論與鄧寧的投資階段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對外直接投資的時期和能力，只不過是國家的經濟總體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對外投資的程度。同時，波特的觀點還隱含著另外一層含義，就是一個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有可能是自發的，也有可能是被動的，也就是說，自發的外來直接投資刺激了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由此，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國際直接投資日益增加了。
2．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近年來，國際經濟學者為了克服以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學者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任何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在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組合作用下而發生的。
所謂直接誘發要素，主要是指各類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資源、技術、管理及信息知識等。直接誘發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資國，也可存在于東道國。如果投資國擁有技術上的相對優勢，可以誘發其對外直接投資，將該要素轉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資國沒有直接誘發要素的優勢，而東道國卻有這種要素的優勢，那么投資國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來利用東道國的這種要素。
所謂間接誘發要素是指除直接誘發要素以外的其他誘發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a)投資國政府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鼓勵性投資政策和法規、政府與東道國的協議和合作關系等。(b)東道國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東道國政局穩定及吸引外資政策優惠；基礎設施完善；涉外法規健全等。(c)全球性誘發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如經濟生活國際化以及經濟一體化、區域化、集團化的發展；科技革命的發展及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利率和匯率波動等。
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試圖從新的角度闡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其創新之處在于強調間接誘發要素包括經濟政策、法規、投資環境以及宏觀經濟對國際直接投資起著重要作用，而以往諸多理論都僅從直接誘發要素單方面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從而導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實上，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兩類因素作用大小與投資者自身情況及其投資目的有關。誠然，在一般情況下。直接誘發要素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誘發因素，因為對外直接投資本身就是資本、技術、管理和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但是，單純的直接誘發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條件。尤其是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在資本、技術等直接誘發要素方面往往并不處于優勢地位，其對外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間接誘發要素作用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但這一理論只是對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分析，并沒有對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過程及發展規律進行分析。
四、以對外直接投資階段為切入點
1．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這一理論是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韋爾和托蘭惕諾共同提出的。坎特韋爾和托蘭惕諾主要從技術累積論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從而把這一過程動態化和階段化了。他們提出了兩個基本命題：(1)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說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自身的穩定提高和擴大，這種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2)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現有的技術能力水平是影響其國際生產活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影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形式和增長速度。
在上述兩個命題的基礎上，該理論的基本結論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的，并且是可以預測的。根據坎持韋爾等人的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種族聯系；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國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之上，為獲取更先進的復雜制造業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由此可見，坎特韋爾等人的階段發展模式是以地域擴展為基礎，以技術累積為內在動力的。隨著技術累積固有的能量的擴展，FDI逐步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從資源依賴型到技術依賴型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是以技術積累為內在動力，以地域擴展為基礎的。隨著技術積累固有的能量的
擴展，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從資源依賴型向技術依賴型發展，而且對外投資的產業也逐步升級，其構成與地區分布的變化密切相關。該理論由于比較全面地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象，而受到了西方經濟理論界的高度評價。
2．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這一理論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鄧寧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來的，旨在從動態的角度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其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實證分析了67個國家1967～1978年間直接投資流量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聯系，結果發現：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決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高低。因為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企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都有較大差別，從而對直接投資流量產生重大影響。
鄧寧根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小劃分了四個經濟發展階段，處于不同階段的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位也不同。
(1)處于第一階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引進外資規模也很小。因此該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負值。
(2)處于第二階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間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只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隨著本國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越來越多。這一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仍為負值，且負數值有增加的趨勢。
(3)處于第三階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間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其發展速度可能超過引進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但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仍為負值，不過數額日益減少。
(4)處于第四階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明顯大于引進外資額，且差額不斷擴大。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正值，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
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以人均GNP為尺度，來衡量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力和能力，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國際投資活動中帶有規律性的發展趨勢，即經濟實力最雄厚、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往往是資本輸出最多、對外直接投資最活躍的國家。但是，該理論僅用人均GNP單一指標來劃分經濟發展階段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難免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難免與現代國際投資實踐相悖。
3．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
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是日本學者小澤輝智提出的。作為日本學派的主要代表，小澤輝智在對FDI進行分析時，竭力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開放的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試圖用一種一體化的理論解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發展中國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去促進經濟轉型，以及這一過程的實現機制。在小澤輝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科層等級結構，這種科層等級對各國經濟都十分重要，它為欠發達國家提供趕超的機會；而對發達國家來說則創造了一個轉移知識與技術的機會。小澤輝智以日本經濟為例，提出了FDI模式選擇的問題，他認為FDI模式選擇應能使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激發出來，并達到最大程度，因而發展中國家的FDI模式必須與工業化戰略結合起來。他始終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FDI作為相互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于一體分析。不斷使本國比較優勢增強，從而保持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進入的國家演變為向海外投資的國家的基本原因。小澤輝智把這一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階段；第二階段為輸入FDI到輸出FDI的轉型階段；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FDI向技術導向、貿易支持型FDI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輸入的FDI和資源導向型輸出的FDI交叉發生階段。
在小澤輝智對動態的比較優勢增強的FDI范式中，FDI的發生及模式選擇完全遵照動態的比較優勢。這個理論最大的優點在于它不僅強調了發展中國家FDI模式選擇的必要性，且還提出了選擇的原則和實現模式的條件：以增強比較優勢為基準，以出口導向戰略為條件。
與鄧寧不同，小澤輝智更多地強調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階段的對應性及各國動態比較優勢的互補性，并作為FDI流動的原因，主要分析國家層次和產業層次上的變量對FDI流動及各國投資地位的影響，并沒有更多地關注FDI發生的微觀基礎。然而一個現實的FDI發展模式，必須考慮到處于后發階段國家在FDI選擇時所面臨的結構，在考慮“后發優勢”的同時，“后發劣勢”也不可忽略。
4．國際直接投資的兩階段理論
國內有關學者認為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總是經過“經驗獲得階段”和“利潤攝取階段”。前者是試探、熟悉或學習階段，企業希望在一定的時期內，獲得有關信息，積累經驗。對于后一階段，企業希望其時間無限延續，以獲取最大利潤。
兩個階段的時間長短與企業自身的狀況緊密相關。不同發展水平的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處于兩種不同的狀態，即或者處于優勢狀態或者處于劣勢狀態。優勢狀態是指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高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企業只需熟悉東道國市場運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階段會相對較短，而后可以通過適當規模的追加投資充分發揮優勢，在競爭中獲得超額利潤。劣勢狀態是指企業的總體營銷能力低于東道國企業的一般水平，處于該種狀態的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不僅要熟悉東道國市場運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學習與積累經驗，提高自己的總體營銷能力，從而形成一種追趕國際先進企業的態勢，以保證在競爭中不會輕易“出局”。雖然這種學習階段可能較長，還有可能要“交學費”，即僅獲微利甚至利潤為負，但是，在總體營銷水平較高的國家進行經常經營，與先進的技術資源更為接近，能夠更多地按照國際慣例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參與更高水平的國際市場競爭，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提高競爭力的作用要大大超過進出口或國際技術轉讓。在東道國市場上因處于不利地位而帶來的損失可以通過提高競爭能力在母國(或第三國)更好地經營來彌補。這種對外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是為了提高其長期的國際競爭力，即使在短期內必須付出一定代價，發展中國家企業也應該積極對發達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除上述理論外，近年來還有一些國際經濟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就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某一個方面進行論述，進而形成一些理論，如風險分散理論、企業管理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市場控制理論、國家利益優先取得論、提高公司形象論等。這些理論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強調某種因素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的手法較為單一，缺乏理論分析應有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無法充分解釋紛繁復雜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活動。
總而言之，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活躍的角色，許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將目光轉向這些新興的跨國公司，也取得了許多成就。盡管這些成果不免帶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理論的痕跡，而且也不夠成熟和完善，但畢竟邁出了可貴的一步。這些豐富多彩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實踐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劇，發展中國家參與跨國投資的程度也越來越高，跨國直接投資理論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也將會越來越完善。建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理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責無旁貸的任務。
[關鍵詞] 跨國公司 對外直接投資 區位選擇
一、國外研究成果及評價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發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論重點
是投資動機、投資決策和投資流向三個問題，其中，投資流向就是區位（投資地點）選擇問題?？疾焖械膶ν庵苯油顿Y理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區位選擇問題。
1.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以成本學派和市場學派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學派認為跨國公司進行區位選擇的目標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國的勞動力成本和技術水平不同，運輸和通訊費用不同，相關產業發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資國選擇時成本因素至關重要?？死锼顾眨╓.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場學派認為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運輸成本已不再是決定選址的主要因素，產品的銷售才是中心問題，因此，關稅、自然資源、風險、行政手續都需考慮。
2.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以內部化理論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代表。海默（S.Hymer，1960）認為企業到海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原因在于擁有特定優勢，力圖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潤。凱夫斯（R.Caves，1974）、約翰遜（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對去進行補充，認為中間產品市場是不完全的，必須通過內部化來達到節約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場不完全的國家正是對外直接投資應選擇的投資區位。
真正將區位因素和對外直接投資結合，并明確提出來的學者首推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Dunning，1977）。他認為，區位因素是決定對外投資的充分條件，它不僅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而且也決定了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的類型。
3.以國際貿易學說為基礎的理論，以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為代表。小島清（Kojima K）提出的該理論的基本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母國屬于邊際產業，居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卻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按照母國的邊際產業順序進行，投向在這些產業擁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
通過比較以上理論，我們發現區位理論以東道國區位優勢為出發點決定企業的投資地點，而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以企業的自身優勢為出發點，附帶推導出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但這些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因此在指導沈陽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一些復雜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及流向仍然無法做出合理地解釋和說明。
二、國內研究成果及評價
我國學者從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發展的特殊性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與產業選擇有著密切的相關性。而從FDI區位選擇本身來看，中國理論界提出的主要觀點如下。
1.就近基準。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的區位選擇應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則”。“就近原則”，也就是考慮到東道國區位和投資國的地理距離因素。這一基準的本意是通過對鄰近地區的投資降低經營風險。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將不再成為對外經濟活動關系的主要依據。
2.“慢半拍”基準，或稱“地區漸進原則”。該基準強調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應當首先從那些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國家或地區開始，隨著投資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外直接投資能力的擴張，投資區位逐步向發達國家擴展。應當承認，這種按照東道國經濟發展階段確定區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個僅僅適用于部分產業的區位選擇思路，它將中國企業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國際空間內，不利于架構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普遍的區位選擇基準。
3.多層次或多元化區位選擇思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一個基本的結論是架構一個多元化或多層次的FDI區位格局?？梢哉f，實現FDI多元化或多層次化的區位格局，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FDI區位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問題在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實現投資區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資格局。多元化區位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本戰略，是以合理區位選擇為前提的，或者說是合理化區位選擇的結果。
4.有效資本型FDI的區位選擇。武漢大學的邢建國教授在其專著《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抉擇》中，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提出“有效資本型FDI ”理論模型（如下圖所示），更加適合指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FDI區位；資本輸出；FDI目標國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三十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強，人均GDP從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機構的存款余額增加到2006年的35萬億人民幣，人均存款近3萬元。按照鄧寧的發展水平理論，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注：根據鄧寧的發展理論，經濟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在其中的第三個階段，本國對外投資規?？焖僭黾?，并逐漸超過引入外資的規模。人均GDP達到2000-4750美元間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筆者注。)，即本國對外投資快速增加，并將最終超過引入外資額的階段。這一點已經明顯地在我國經濟中表現出來。從對外投資的情況看，在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較重視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區位選擇戰略時，應該從多重角度，通盤考慮。
理論界至今還未形成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一般理論，但很多主流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包含了區位選擇的思想，這些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對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區位選擇理論有較為完整的闡述。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FDI的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不長，與國外豐富的理論成果相比，中國學者更多地從經驗角度對FDI區位理論進行了深化，從東道國區位因素、投資主體、投資動機等角度研究了中國企業FDI的區位選擇，雖然驗證方法不盡相同，但缺乏對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綜合研究框架。本文在總結現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企業FDI情況進行了回顧分析，對我國FDI區位選擇戰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從理論角度上，提出結論。
二、理論研究匯總
（一）FDI區位選擇理論沿革
對FDI區位選擇最早的論述見于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由Hymer（1960）提出，后經Kindleberger 和Caves 發展形成理論體系。該理論認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從投資動因角度分析FDI行為。[1]從中不難推論，擁有壟斷優勢的發達國家是FDI輸出國，而不具有以上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則是FDI輸入國。R. Vernon在壟斷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產品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該理論認為，產品在市場上呈現周期特性，經歷了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的新產品從最初生產該產品的發達國家，依次向其他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國家轉移，在不同的階段，企業應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20世紀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內部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現代跨國公司是市場內部化過程的產物。正是內部化的動機，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說，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就是在國際間實行市場內部化的過程，交易成本是影響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變量，跨國公司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Caves（1971）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
Dunning（1973）在總結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吸收區位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將區位因素納入了FDI理論分析的范疇。他認為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區位優勢則是其充分條件。[2]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企業優勢的微觀基礎上，對FDI的動因及區位從宏觀角度做出了解釋。
Kojima根據日本國情，發展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提出比較優勢論。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從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其結果不僅可以使國內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的調整，促進東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有利的影響。
隨著跨國公司活動的全球化，除了傳統的區位因素（自然資源、市場規模、基礎設施、貿易壁壘等），集聚經濟已成為FDI區位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鐕緝A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機構的區位選擇在與其具有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上下游企業集聚區，以利用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集聚效應。一個產業的空間集聚會形成產業特定的溢出效應和規模經濟。在產業集聚地區，基礎設施發達，熟練勞動力充足，產業配套條件較好，知識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性較強，便于外國企業開展專業化分工協作。Luger & Shetty（1985）通過其對產業的研究，驗證了集聚經濟對公司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Porter（1990）認為，產業集聚能加強該產業的競爭優勢。[3]
（二）發展中國家FDI區位選擇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FDI活動的急劇增加，對其區位選擇的理論研究也是FDI理論的重要方面。前蘇聯學者阿勃利茲若伊利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發展中國家往往存在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采用較新技術的現代工業部門，同時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使產業在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經濟組織形式上產生差距，使產業間的聯系減弱。同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在供給和需求上的低彈性，無法對現代工業部門提供的經濟發展機會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使產業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這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工業部門在遠遠未到規模效益要求的情況下，出現了結構性供給過剩乃至個別行業或企業的相對過度資本積累或相對資金富余，于是對外投資就成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該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FDI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在于：（1）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2）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具有優勢。（3）低價產品營銷戰略。該理論指出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企業來說，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4]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利用東道國的種族紐帶和人文共性來對其投資，因此，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適宜對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容量不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
Lall（1983）通過分析印度的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盡管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并不是被動地模仿和復制引進的技術，而是對其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技術地方化理論更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引進技術的再生過程，按照該理論，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對相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投資區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針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現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提出了技術創新升級理論。[5]依據該理論，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受“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的影響，其FDI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即首先在周邊國家投資，然后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擴展；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開始生產高科技產品。同時，向發達國家投資以獲取更先進的制造業技術。Dunning（1998）指出，無形資產在FDI區位選擇中的影響越來越大，FDI區位的決定因素日益綜合化。
小澤輝智（1992）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跨國投資的模式選擇應能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將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跨國直接投資作為互相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分析。他認為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轉變成向海外投資，并把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海外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對外投資貿易支持型向技術支持型的對外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
（三）其他文獻研究
很多學者應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FDI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稅率這一變量，研究了財政政策對投資者的影響。Nigh（1985）證明了穩定的政局對投資的正面影響。Contractor（1991）證明了政府政策對FDI投向的影響。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變量和非政策變量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他們發現東道國實際稅率對FDI顯著正相關，準入門檻對FDI進入有顯著負相關效應。[6]一些非政策性變量，如政局穩定、自然距離、人均GDP和基礎設施對FDI流向也有顯著正效應。
通過分析美國對OPEC國家的FDI數據，Olibe & Crumbley（1997）發現，政府資本性支出為顯著正影響因素，而人口規模的影響并不顯著。[7]Mudambi（1999）運用理論，分析了政府投資機構在吸引投資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對不同國家FDI流量及特點進行了綜合分析，發現FDI更多地流向發達國家。另外，也有研究關注FDI初次進入市場的情況，而不是對FDI進行動態監測。但從FDI投資路徑上分析，的確存在地域性因素。這種觀點認為隨著東道國社會環境的變化，FDI類型也在發生變化。欠發達國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資源開采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科技水平的不斷進步，勞動者勞動技能水平的不斷提高，他們會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資。當然，公司戰略和其他宏觀經濟因素也會對FDI產生影響。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踐回顧
（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回顧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最初幾年規模很小，年均投資流量不足4000萬美元。然而，隨著改革的進行，對外投資量迅速擴大。至2006年底，我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在海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共分布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906.3億美元（見圖1、圖2、圖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大致經歷了產生（1979―1984）、早期繁榮（1985―1991）、穩定發展（1992―1998）、貿易跟隨（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幾個階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開，明確了鼓勵企業“走出去”的產業政策?！白叱鋈ァ辈粌H指企業增加出口，也包含企業增加對外投資。這一政策轉變也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我國雖然成為全球“制造中心”，但還是缺乏核心競爭力，通過“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國培育更多的優秀企業和優秀品牌，真正參與全球化競爭。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目標國區位分析
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遍及世界172個國家或地區，但其區位分布并不平衡。從2006年的投資流量來看，拉丁美洲地區和亞洲是我國的兩大投資地點，分別占非金融類對外投資總量的48%和43.4%。投資流出地區分布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區位分布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從國家（地區）來看，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靠前的國家、地區分別為開曼群島、中國香港、英屬維京群島、俄羅斯、美國、新加坡等。從我國對外投資存量來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統計數據，亞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標區域，分別吸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3.9%和26.3%。接下來依次是非洲（3.4%）、歐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國對外投資的區位分布隨時間而變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國投資。至1990年，33%的投資投到了北美。此數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隨后的大多數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與此同時，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則持續上升。相比之下，中國對亞洲的投資則比較穩定，在90年代的多數年份，有30%以上的投資都投向了亞洲。
表2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前十位國家（地區）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間，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總共才投資了355個項目，涉及投資額1.78億美元，只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4%。同一期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吸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35%和60%。我國對兩類國家的投資有三個特點。一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大于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具體講來，在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獲得了24%。這一特點與一般公認的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應主要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觀點大相徑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持續增長，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比例從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隨后的三年分別達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達到83%。[8]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國家之間分布的差異要比在不同地區或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差異大得多?？傮w而言，我國的海外投資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這三個國家，各分別占中國對外投資的13%、9%和8%。這三國，加上香港、秘魯、泰國、墨西哥、津巴布韋、俄羅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7%。
四、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Dunning，1993a），只有當三類影響條件同時具備時，FDI才可能發生。這三類影響條件分別是：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
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可以抵補企業在別國投資的額外成本，東道國本土企業的優勢也會被削弱。所有權優勢應與東道國的某些區位優勢（如市場容量、資源成本、基礎設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取決于跨國企業本身，而區位優勢則是來自東道國的影響因素。只具備所有權優勢的企業可通過出口、特許銷售、專利轉讓等方式進入該市場。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后，企業就會考慮通過FDI的形式進入該市場，條件就是東道國區位優勢的存在。如此便知，東道國可通過區位影響因素影響FDI。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對FDI東道國的區位因素有著較為深刻的闡述，其將東道國區位因素分為政策性因素、經濟性因素和其他商業性因素三類，并對不同動機的FDI影響因素進行了分門別類的分析（見表3和表4）。
表3 FDI東道國區位因素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類型FDI，經濟性因素的不同影響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從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情況來看，市場導向型投資與資源導向型投資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最為重要的誘因。而對這兩類投資而言，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結構、資源稟賦、消費偏好等因素都會對我國企業FDI產生重要影響。
毋庸諱言，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仍見“貪大求全”、“趕英超美”的觀念(注：如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占24%。)，但客觀衡量企業在“大國”的投資前景后不難想見，發達國家本就是資本輸出大國，其市場已接近飽和，競爭激烈幾近殘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國內，而且其經營管理、技術進步、成本控制、產品創新方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我國企業進入后市場拓展空間有限，進入的障礙和進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場空間，會使得我國企業難以發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中國被稱為“中央大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鄰國眾多，這一點不同于美英日。與美國接壤的國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國和日本都是島國，沒有哪個國家與其陸地接壤。而中國則不同，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國家有十四個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磚四國”中的俄羅斯和印度那樣的大國，也不乏經濟發展勢頭很猛的小國，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潛力的國家，那是一片被稱為“新興市場”的地區，經濟發展潛力以及與之相伴的金融業發展潛力巨大。循著影響因素的思路，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
五、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探討
針對我國FDI區位選擇的命題，我國學者也進行了不少研究。徐滇慶和耿?。?000）[9]指出我國的資本輸出應遵循“快半拍”準則，林毅夫和湯敏（2002）提出了我國對外投資應遵循“早半拍”的原則，同時他們分別進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則的有東歐、中亞等地區。趙春明和何艷（2002）從國際經驗出發，指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首先考慮東盟國家，其次是前蘇聯的一些國家和地區。[10]楊大楷等（2003）基于對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的回顧和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指出現階段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江心英（2004）認為國際投資區位選擇是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之間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則是雙方經濟交往和合作的基礎，FDI區位選擇最終取決于東道國引資目標與投資主體投資目標相吻合的程度。
馬先仙（2006）運用28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我國企業FDI區位選擇的因素，回歸結果顯示，我國從東道國的進口、建交時間、人均GDP和距離等因素對直接投資沒有顯著影響。[11]程惠芳、阮翔（2004）應用引力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對中國企業來說，“引力巨大型”的國家和地區有美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澳門。[12]“引力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泰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越南、德國和馬來西亞，主要是東盟和中亞轉型國家，位于中國的周邊位置?！耙σ话阈汀钡膰野ㄐ录悠?、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處在這一檔次的國家也主要集中在東盟和歐盟國家。“引力不足型”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亞、新西蘭、贊比亞、馬里、南非和巴西。這些研究都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沒有涵蓋影響FDI區位選擇的所有影響因素，也未構建一個完整的中國對外FDI區位選擇研究框架。
結合上一部分中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術創新升級理論（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我們在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進行戰略考量時，也應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軌跡，充分利用我國與睦鄰國家經貿往來密切、心理距離短、華人華僑分布廣泛、漢文化影響深遠等獨特優勢，實現企業對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結論
第一，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注重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伙伴國時，應該從多重角度，慎重考慮。
第二，理論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早已有之，從Hymer的壟斷優勢理論到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從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技術模型”到對“逆向投資”現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術創新升級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對外FDI區位選擇非常具有參考意義。
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
第四，FDI區位選擇受到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等三類因素的制約。從我國情況看，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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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滇慶，耿健.中國資本輸出[J].中國投資,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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