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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在您撰寫統計學因素分析法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高血壓是成人的常見病,近年來兒童的高血壓患病率也在逐年升高。流行病學研究發現,成人時期的高血壓與兒童期血壓密切相關,且發現兒童期血壓有“軌跡”現象,即兒童期的血壓隨年齡的增加呈升高變化,但血壓所處的百分位數值始終無變化,這為成人原發性高血壓源于兒童期提供了依據。我們對東營地區3783名1-6年級的兒童進行了高血壓的發病狀況調查,并對引起兒童原發性高血壓的高危因素進行調查和分析。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采用多階段分層整群抽樣方法,選取東營地區城、農兩個區域,按統計學方法確定樣本總量,并按比例從城區抽取1780例,農區2003例,然后在各區域按照不同年齡組, 以年級為單位進行抽樣,共計抽取3783例作為研究對象。
1.2 方法:體格檢查的測量方法按《中國學生體質調查指導手冊》進行,由我科醫護人員統一使用經校驗的血壓計、體重計、身高計。學生在充分休息及精神放松后,坐位測量右臂動脈血壓,每人測量3次,取其中最接近的2次數值的平均值作為被測者的血壓值。對血壓較高者休息20 min后重復測定。高血壓評定標準依照美國心肺血液中心推薦的兒童高血壓定義:血壓值低于同性別同年齡兒童血壓值P90為正常;位于P95 為臨界高血壓;超過P95為血壓高于正常。
1.3 調查內容:采用問卷法進行回顧調查,由家長協助填寫,主要內容包括:家庭一般情況:姓名、年齡、性別、家庭飲食習慣、父母及祖父母是否有高血壓等心腦血管病史;兒童一般情況:飲食嗜好、性格、運動情況、睡眠情況、居住條件。
1.4 肥胖的判定標準 為準確表達身高和體重對血壓的影響,計算每位受測者體質指數(BMI),BMI= 體重(kg)/身高(m)2 。肥胖評價按《中國居民營養與健康現狀》(2004年10月)中WHO推薦的兒童青少年男女各年齡BMI標準[4]將受測學生分為正常、超重、肥胖3組。
1.5 統計學處理:利用SPSS10.0軟件包上機進行統計分析。統計方法包括X 檢驗、Logistic回歸分析。
2 結果
2.1一般情況: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指標,調查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間的血壓差異有顯著性(P
東營市小學生SBP平均水平為(97.77-11.25)mmHg.DBP平均水平為(61.22±9.26)mmHg。其中男生SBP[(96.65±1119)mmHg],DBP[(60.77±10.59)mmHg],女生SBP[(9906±l1.54)mmHg],DBPE(62.55±9.64)mmHg]。男、女間差異均有顯著性(P
2.2 不同居住區血壓正常上限兒童及高血壓兒童檢出:城區兒童收縮壓平均水平為(97.80±11.72)mmHg,舒張壓平均水平為(60.59±9.57)mmHg,農村兒童收縮壓平均水平為(99.11±11.52)mmHg,舒張壓平均水平為(61.27±10.39)mmHg。城區、農村高血壓兒童檢出率分別為3.59%,2.50%。城區檢出率高于農區 (表1)。高血壓兒童檢出率比較,差別有統計學意義(x =3.90,P
2.3 不同體重兒童高血壓患病情況:超重組高血壓檢出率男2.18%,女7.21% ;肥胖組高血壓檢出率男6.33% ,女145%。肥胖組、超重組明顯高于正常組兒童。三組之間高血壓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4 其他危險因素與高血壓患病率的相關性:對3783例兒童進行了一般情況的問卷調查,通過逐步Logistic回歸分析法(Pin=0.05 Pout=0.01)結果顯示,高血壓兒童室外活動偏少,父母有高血壓,肥胖,在飲食習慣方面存在著偏愛食肉類食物。
3 討論
兒童高血壓作的定義是:兒童經過3次或3次以上按標準方法測量血壓[5],正常血壓(normotensive)為收縮壓和舒張壓小于同性別、年齡和身高兒童血壓的第9O百分位(
[關鍵詞] 紅斑狼瘡；高血壓；冠狀動脈粥樣硬化；腦卒中
[中圖分類號] R593.24+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20-0042-03
系統性紅斑狼瘡（SLE）是一種臨床上常見的慢性炎癥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累及多系統多器官。隨著診療水平改善，其預后亦得到顯著改善。在長病程的SLE患者中，其死亡原因發生了變化，動脈粥樣硬化已經成為SLE除感染外的另一個重要死因。有學者研究分析發現SLE患者發生動脈粥樣硬化的原因不能單純用高膽固醇血癥、吸煙等傳統危險因素來解釋[1-3]。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探討SLE患者并發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的相關因素，為臨床預測患者的高危性及防治該并發癥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6～2011年本院收治SLE患者100例，其中女91例，年齡10～60歲，平均（31.66±11.63）歲；男9例，年齡23～59歲，平均（43.56±11.78）歲。所有患者采用美國風濕病學會1997年推薦的SLE分類標準并排除感染、腫瘤和其他結締組織病后根據臨床表現及實驗室檢驗作出SLE診斷[4]。
1.2 方法
收集患者的病史、體格檢查、有關化驗及器械檢查結果，包括心電圖、胸部正側位片、心電圖運動負荷試驗、彩色多普勒超聲心動圖、頭顱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應用水銀血壓計按標準方法選擇右上肢肱動脈處測量血壓，以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5]中推薦水平定義高血壓標準（1 mm Hg=0.133 kPa）。按照WHO-MONICA方案標準診斷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包括心肌梗死及心絞痛[6]。腦卒中均經頭顱CT或MR證實。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3.0軟件包進行統計。將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皮質類固醇治療情況、血型、尿素氮、肌酐、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IgG、IgA、IgM、補體C3、C4及有無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等資料（表1）采用非條件Logistic回歸（Forward：LR策略）進行分析，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數據顯示100例患者中，女∶男=10.11∶1，年齡10～60（32.73±12.08）歲，病程1～144（中位數11.50）個月。未經皮質類固醇治療的有56例，經皮質類固醇治療未緩解的有31例，13例經治療后緩解。血型方面：A、B、O、AB分別占22%、30%、41%、7%。共有35例患者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發生率為35%，其中腦卒中有5例（占事件的14.29%），冠心病有5例（占事件的14.29%），高血壓30例（占事件的85.71%），死亡1例（占事件的2.9%）。
2.2 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的多因素分析
分析表明患者年齡、皮質類固醇治療情況、BUN對患者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有明顯統計學意義，相應的回歸系數為正，是危險因素。而皮質類固醇治療后緩解與未治療比較對患者預后影響更大，其相對危險度為170.730。IgM亦具有統計學意義，但其回歸系數為負值，與發生心腦血管事件呈負相關。而患者的性別、病程、血型、尿素氮、肌酐、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IgG、IgA、補體C3、C4等因素對事件發生無統計學意義（表2）。
3 討論
長期血壓升高可使血管壁張力增高，血管局部狹窄所產生的湍流和切應力變化對血管內膜的機械損傷，通過各種活性物質如去甲腎上腺素、血管緊張素Ⅱ及炎癥化學介質，從而參與及促進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和發展，尤其對冠狀動脈和腦動脈。而動脈粥樣硬化為冠心病及腦卒中的病理基礎。Framingham研究及其后的多項前瞻性研究發現血壓升高為冠心病及腦卒中發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其發生率之間呈連續、穩定、等級性相關[7-9]。
診療水平提高，目前SLE的預后已顯著改善，但隨著SLE患者生存期的延長，動脈粥樣硬化對患者的危害逐漸凸顯出來。1976年Urowitz[10]最早提出SLE死亡率曲線呈“雙峰”模式，即早期死于感染和狼瘡活動，晚期則死于心肌梗死。Bulkley和Roberts[11]在1975年發表的一項尸檢研究報告中首次提到早發動脈粥樣硬化存在于年輕女性SLE患者中，發現患有SLE的一組16～37歲的女性患者中90%以上存在嚴重動脈粥樣硬化。多項基礎研究發現免疫異常在SLE患者的動脈粥樣硬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2-16]。Manzi及Esdaile的兩個研究均發現SLE患者并發冠心病及腦卒中不能單純用傳統的（Framingham）動脈粥樣硬化的危險因素來解釋[1，3]。在本研究中發現患者年齡、尿素氮與其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呈正相關，年齡越大，腎功能越差，其發生率越高?？紤]為年齡增長，其動脈粥樣硬化程度越重。而SLE病變多累及腎臟出現慢性腎功能衰竭可繼發高血壓，從而加重動脈粥樣硬化程度，形成惡性循環。SLE活動期未進行激素治療時，由于出現過多尿蛋白，可能會增加肝臟合成脂蛋白，降低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從而導致血脂水平改變，引起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17-20]，而后者升高可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由于需要使用皮質類固醇來控制狼瘡活動，而且治療開始期間通常需要大劑量的皮質類固醇，因此在炎癥及藥物的共同作用下導致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的進一步升高[21-25]，有可能加重動脈粥樣硬化。另一方面，大劑量的皮質類固醇可使血管平滑肌對兒茶酚胺敏感度增高，水鈉潴留，從而使高血壓發生率增高。皮質類固醇可促進糖異生，導致血糖升高，脂肪動員增加，從而促進脂質沉積和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形成。本研究中發現患者經皮質類固醇治療未緩解其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危險度為未經皮質類固醇治療的17倍（OR = 17.195）。當狼瘡活動得到控制，皮質類固醇逐漸減量甚至小劑量長期維持過程中，先前已發生動脈粥樣硬化的病變血管亦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加重，時間越長，后期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的危險度越高，本研究中發現患者經皮質類固醇治療后緩解其發生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危險度為未經治療的170倍（OR 170.730），為強危險因子，因此要重視皮質類固醇的合理應用。本研究發現IgM與高血壓及心腦血管事件發生率呈負相關，為保護性因子，尚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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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經濟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支撐，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屬貴州省下轄自治州，地處黔、滇、桂三省區的結合部，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發展時期，為了進一步促進黔西南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在關于優先發展教育的意見》中提出：加快推進全州教育改革發展步伐，切實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提供人才支撐和智力保障。興義民族師范學院是黔西南州僅有的一所地方高校，承擔著為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培養人才的重任，研究大學生的就業影響因素可以為地方高等學校的本科生的培養和市場導向的就業決策提供參考，從而緩解地方經濟發展缺乏大量的人才資源，而地方本科院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的矛盾。
一、黔西南州經濟社會發展人才需求狀況
《黔西南州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指出：至2020年，人才資源總量將從現今的19.7萬人增加到26.7萬人，人才需求涉及教育、經濟管理、電力、煤炭、化工、旅游、醫藥等領域的近30個二級學科，60多個相關專業。據黔西南州人事人才網上公布的近三年崗位需求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公務員招考崗位為490個、事業單位編制招考崗位835個、企業招聘崗位2200余個、“特崗教師”計劃招考崗位1700個；2014年公務員招考崗位為516個、事業單位編制招考崗位789個、企業招聘崗位2800余個、“特崗教師”計劃招考崗位910個；2015年公務員招考崗位為476個、事業單位編制招考崗位762個、企業招聘崗位3000余個、“特崗教師”計劃招考崗位1042個，其中要求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崗位有215種、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崗位48種。
二、地方高校畢業生就業意向與就業情況對比分析
以黔西南州興義民族師范學院數學科學學院為例，對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2013―2015屆本科畢業生的就業意向與就業情況進行調查統計分析（就業統計數據來源于院學生科，數據真實可靠）。就業意向的調查針對2013―2015屆的數學專業本科生共257人，通過問卷星設置問卷進行調查，回收有效電子問卷247份，有效率為96%。利用SPSS軟件統計出近三屆畢業生中有40%的學生的理想職業為教師，實際從事教師行業的平均比例為82.70%；有25.58%的學生意向考公務員或其他事業編制單位，實際考上公務員或其他事業編制崗位的平均比例為8%；有18%的學生希望進入企業從事數據分析等相關工作，實際進入企業的平均比例5%為；有8.42%的學生意向自主創業，實際自主創業學生的平均比例為4.30%；有8%的學生意向考研繼續深造，實際考上研究生學生的平均比例3%。從表1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雖然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學生近三屆的平均就業率較高為96.19%，但就業崗位單一，集中在“特崗教師”上，當特崗教師需求逐步趨于飽和時，學生的就業將會面臨極大困難，且從學生的就業意向及就業實際情況的對比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學生的就業意向與實際就業情況差距較大。因此，研究影響大學生就業的社會因素、學校層面因素、個人綜合素質等各方面因素，可以為地方高校在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引導學生轉變就業觀念、提升學生就業能力方面提供參考作用，使得高校培養的人才與地方經濟發展需求相符合。
三、影響大學生就業因素的Logistic統計回歸模型
（一）調查統計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
對興義民族師范學院數學科學學院2013―2015屆畢業生跟蹤調查表（畢業生填寫）、畢業生評價調查表（用人單位填寫）共196份中影響就業的因素做SPSS統計分析，數據來源于往屆畢業生的就業單位，包含黨政機關、中小學教育實習基地、其他事業單位及企業等110余所單位。并面向在校大學生、從事就業指導工作的領導及老師、高校輔導員進行開放式問卷調查，發放問卷300份，收回有效問卷249份，統計出的就業影響因素有70多種，包括人際交往能力、家庭背景、就業預期崗位、社會實踐能力、組織管理能力、適應環境能力、自我提升能力、團隊協作能力、性格特征、在校期間獲獎情況、計算機操作能力等，然后通過對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進行歸類并參考知網收錄文獻中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出現的頻次從高到低排序統計篩選歸納出8種：性別、家庭背景、就業政策學習、知識與技能、團結協作能力、社會實踐訓練、生源地、就業意向崗位。
（二）采用Logistic統計回歸分析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
采用 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方法研究以上8類因素對就業的影響程度，就業與否（考慮就業相關度）作為因變量，取值為 0或 l，已經就業（考慮就業相關度）的概率為P，未就業的概率為l-P，以上8類因素為模型的自變量：性別（X1）、家庭背景（X2）、就業政策學習（X3）、知識與技能（X4）、團結協作能力（X5）、社會實踐訓練（X6）、生源地（X7）、就業意向崗位（X8）。構建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a為常數項，b1，…，b8為回歸系數。
利用SPSS軟件進行逐步迭代來選擇自變量（即模型需要首先把所有自變量輸入模型），然后分別按照0.05移進概率和0.1的移進概率來判斷自變量是否移進模型和移出模型，經過4次迭代， 如表2中數據所示，在給定顯著性水平為0.05的條件下，把顯著性值高于0.05的變量剔除，最終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量為X3，X4，X5， X6， X8得到回歸模型為：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對地方高校大學生就業影響顯著性強的5種因素為：就業政策學習、知識與技能、團結協作能力、社會實踐訓練、就業意向崗位。
四、促進大學生就業工作的相關建議
通過基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畢業生就業影響因素的分析可知，個人因素、高校的培養、用人單位的標準、國家的就業政策都對畢業生的就業影響很大，大學生就業是個社會性問題，需要多方面的協調和配合才能達到最優化。
（一）學生個人方面
大學生在努力學好專業知識技能的同時，也要利用課余時間積極參與社會實踐訓練，不斷提升自己的綜合能力及就業競爭能力。首先，在就業前做好人生的職業生涯規劃，調整好就業觀念，常關注就業形勢、就業信息，加強入職前所需的就業能力，錘煉自身的競爭意識、團隊合作意識。其次，在面對社會激烈的就業競爭壓力，大學生應該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增強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再次，畢業生必須適時調整自己的就業期望值。當期望值盲目過高的時候，容易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失去許多良好的機會。端正自身的就業的期望，樹立“先就業，再擇業，后創業”的就業觀。
（二）高校培養層面
高校在培養人才的過程中要把握人才市場的需求，不斷修訂人才培養方案、改進人才培養模式。加強相關就業政策宣傳，引導大學生轉變傳統的就業觀念，地方高校的學生大多來自本省的農村家庭，受到環境和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只有進入黨政機關和國家機構工作才是正當職業，這樣的觀念導致很多學生寧愿待業，準備下次公務員考試也不愿進入企業單位或自主創業?，F今大眾“創業潮”契合政府的經濟轉型的“創新潮”，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和自謀職業可以申請2至5萬元的小額貸款，到縣級以下基層單位去開辦創新創業項目，即可申請小額擔保貸款，應該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因此，轉變大學生的就業觀念是提高大學生就業質量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發展因素；系統動力學
中圖分類號：F713.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2-12 -02
一、引言
隨著傳統垂直市場電子商務的發展，電子商務與區域經濟結合將更加緊密，區域集群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在一些區域已有傳統產業集群中，電子商務這一新型的交易方式將會使傳統產業集群得到進一步的發展。2015年5月7日，國務院今日《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意見表明，要大力發展電子商務，降低電子商務準入門檻。目前，在全國各地，電子商務產業園區已經開始涌現，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開始萌芽。江浙和沿海地區電子商務發展起步較早，現已形成一些較著名的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阿里巴巴也開始嘗試與一些區域傳統產業集群合作打造垂直產業帶。因此，研究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發展因素，對傳統產業集群轉型成為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為地方政府制定促進集群發展的政策和新建集群提供參考，對促進電子商務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區域電子商務集群研究
Brown and Lockett（2001）將電子商務產業集群定義為由一個或多個中介機構連結使用數字功能的企業群落，基于一種新型的電子方式組成的跨組織系統。Dotun.A and Roula.M（2010）將電子商務產業集群定義為一組在地理上鄰近彼此具有相關性的企業，以電子信息為主要手段，形成聚合來實現企業的商業目標而產生的集聚。蔣定福、岳焱（2012）認為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是指一群在地理上鄰近或業務上有關聯性，將互聯網作為銷售產品、提供服務的平臺，以實現機構或個人商務目標的企業和機構所組成的集聚體。池麗月（2010）認為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是由三大部分組成：網貨供應商、網商和配套服務提供商。陳德剛（2012）對我國電子商務產業集群存在的主要幾種發展模式做出了總結，提出了集群發展的對策建議。曹亞景（2010）從國內區域電子商務的發展現狀入手，論述了區域電子商務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瓶頸問題及對應的解決途徑。然而目前對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研究多為表面的概念性研究，缺少定量和深入的研究，對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發展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尚未出現。
三、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發展因素分析
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既具有傳統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特征也具有高技術產業集群的特征，以依托區域優勢產業、互聯網技術、知識創新為核心，以電子商務方式為手段，完成交易。通過已有文獻總結和對目前已有集群的具體調研歸納，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的發展因素就目前來從以下幾方面來分析：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政府收益和企業數量、就業人口。
（一）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
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主要由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增長率決定，包括對區域內其它企業的帶動作用和區域商業氛圍及區域品牌知名度的正面影響來體現。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與區域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因果關系，也能直觀的表現集群的發展狀況。品牌是其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集群的競爭力和專業人才也是其發展不可或缺的影響因素。因此，選取就業貢獻、集群競爭力、品牌貢獻共同決定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率。品牌貢獻與品牌收益有關，品牌收益由區域品牌打造投入決定，品牌打造投入由集群資本總量決定。市場占有率越高，證明該集群的市場競爭力越強。在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下集群市場競爭力不斷提高，進而影響集群的競爭力，較高的集群競爭力會吸引更多的投資和需求，交易額的提高會促進系統的發展。集群的競爭力主要由集群內企業的創新能力、學習能力、市場占有率幾個方面來體現。集群的創新能力與知識溢出、技術創新能力、創新環境有關，呈正向的因果關系。影響集群的創新能力的主要因素是知識溢出。集群學習能力指單位時間內集群內新掌握的知識，與集群企業數量和知識溢出有關。對市場的影響力指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在整個電子商務市場中具有的地位，在市場中對其它集群或企業產生影響的能力。與集群在整個電子商務行業中交易額所占的比重具有因果關系。
（二）政府收益
政府收益主要來自于企業的稅收，稅收額又由集群內企業數和平均單位企業營業利潤來決定，集群內企業的數量由集群內企業數量的增減變化來決定。政府從集群中得到的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新一輪的集群建設投入，包括公共產品的提供和基礎設施的改善等。除此之外政府還會支出一部分來為集群中新增企業提供支持，比如政府補貼等。在這些政策的推動下會有更多的企業進入集群，從而使得集群內企業數增加又進一步增加政府的年稅收額。
（三）企業數量和就業人口
集群內企業數由企業的凈增加數和企業的凈減少數來決定，集群內企業數由集群的最大規模來限制。集群的增加數同時還受政府對集群的投入、平均新增企業費用和調整時間的影響。集群的企業數和企業平均凈增長就業人口數直接影響就業人口的增長數，就業人口又進一步影響就業貢獻從而影響集群對區域經濟貢獻的增長率。
四、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系統動力學模型的建立
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是系統科學理論與計算機仿真緊密結合、研究系統反饋結構與行為的一門科學，是管理科學與系統科學的一個分支。除此之外，也被認為是一個連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科?；谙到y動力學視角，本文認為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系統由政府收益子系統、集群企業數及就業人口子系統、集群對區域經濟貢獻子系統三個子系統組成。圖1為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系統圖，主要反饋回路如下：
（一）集群內企業增加數群內企業數年稅收額政府收益年支出政府年集群支持支出集群內企業增加數
（二）集群內企業數就業人口就業貢獻集群對區域經濟貢獻率政策傾斜集群支持支出集群支持支出占支出比例政府年集群支持支出群內企業凈增數群內企業數
（三）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集群吸引投資年資本增長額資本總量區域品牌打造投入品牌收益品牌貢獻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增長率集群對區域經濟的貢獻
五、結論
結合系統動力學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應立足于區域優勢特色產業，在建設集群的過程別應該強調本地優勢產業在整個集群中所占的比例。將本地優勢產業與電子商務交易方式結合，實現產品交易方式的轉型；集群發展初期政府需要較大的先導性投入，以保證集群能建立并成長起來。隨著集群的發展企業已具有一定的實力，政府可以適當減少對集群的投入，防止企業過度依賴政府補貼和政策保護而對集群的競爭力產生負向影響；區域電子商務產業集群應依托于本地優勢產業快速整合優質資源，是供貨商、生產過程、物流配送、顧客、廣告商之間能形成積極的互動關系，形成真正的一體化供應鏈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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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吳先鋒，男，四川人，重慶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電子商務等；
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方法，選取黔南地區城區6所幼兒園3～6歲兒童共1 140名，測量身高、體重。采用世界衛生組織（WHO）推薦使用的參考標準，對兒童體格發育進行評價；采用Z評分方法進行營養狀況評價。結果 3～6歲男女童各年齡組的身高、體重均值低于全國9市城區兒童；各年齡組民族性別之間身高、體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兒童低體重率為0.53%，生長遲緩率為2.98%，消瘦率為1.40% ，超重率為24.21%，肥胖率為10.18%。男童肥胖率（9.84%）略低于女童（10.59%）；漢族兒童肥胖率（11.07%）高于布依族（5.07%），低于苗族（14.47%）。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父母文化程度、獨生子女和嬰兒時期喂養方式是低體重、生長遲緩和消瘦的主要影響因素，父母文化程度、分娩方式和家庭經濟狀況是肥胖的主要影響因素。結論
黔南地區學齡前兒童的生長發育狀況令人擔憂。應及時采取干預措施，提高兒童生長發育水平。
【關鍵詞】 生長和發育；身高；體重；回歸分析；兒童，學齡前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19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8)08-0747-02
為了解民族地區學齡前兒童生長發育水平和現時營養狀況，探索兒童生長發育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以便采取相應的干預措施，促進和改善兒童生長發育水平，為開展幼兒園衛生保健工作提供依據，筆者于2006年11-12月對黔南地區4縣市6家幼兒園的兒童進行了生長發育及營養狀況調查，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分層整群抽取黔南州4縣市6所幼兒園中的1 140名3～6歲兒童（包括漢族、布依族、苗族及其他民族）及其家庭作為調查對象，其中男童630名，女童510名，男女比例為1∶0.81。
1.2 方法 采用自行編制的相關因素調查問卷，調查兒童的基本情況及家庭情況，內容包括兒童性別、年齡、父母文化程度與職業、嬰兒時期喂養狀況、父母關系和諧狀況、家庭經濟收入等。調查員統一培訓，調查表收回率為96.6％。體格測量指標為身高和體重，使用立式身高計測量身高，被測兒童取立正姿勢，脫去鞋襪、帽子和外衣，測量結果以cm為單位，記錄至小數點后1位。采用靈敏度為50 g的落地式杠桿秤測量體重，最大載重50 kg。測定結果以kg為單位，記錄至小數點后2位。以WHO推薦的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生長發育參考值作為評價標準，采用Z評分法［1］進行兒童營養評價。Z=(實測值-參考值中位數)／參考值標準差。評價指標有：(1)年齡別體重，測量值低于參考體重中位數減2個標準差(WAZ120%為肥胖。
1.3 統計分析 用Excel建立數據庫，應用SPSS 13.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處理，采用t檢驗、 χ2檢驗和Logistic回歸等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兒童生長發育狀況 黔南地區3～6歲兒童體格發育情況見表1，2。
2.2 各年齡組兒童營養異常檢出情況 由表3可知，低體重、生長遲緩、消瘦檢出率分別為0.53%，2.98%和1.40%，以上3項指標各年齡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7.95，10.71，6.90；P值均
2.3 影響學齡前兒童生長發育及營養狀況的相關因素
2.3.1 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以低體重、生長遲緩、消瘦為因變量，以16個因素為自變量，在16項相關因素中，父親文化、母親文化、分娩方式、生活環境、健康狀況、家庭經濟收入、獨生子女、家庭結構以及嬰兒時期喂養方式等9項因素與兒童低體重、生長遲緩和消瘦3方面的相關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以肥胖為因變量，以16個因素為自變量，在16項相關因素中，兒童年齡、父親文化、母親文化、妊娠時間、分娩方式、生活環境、父母關系、健康狀況、家庭經濟收入以及民族特征等9項因素與兒童的肥胖相關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
2.3.2 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篩選出的9項關聯因素引入非條件Logistic回歸模型，采用Wald值法，結果顯示，父親文化、母親文化、獨生子女和嬰兒時期喂養方式是低體重、生長遲緩、消瘦的主要影響因素，父親文化、母親文化、分娩方式和家庭經濟收入是肥胖的主要影響因素。
3 討論
調查結果顯示，黔南地區學齡前兒童無重度營養不良，中度低體重、生長遲緩的檢出率分別為0.53%和2.98%，低于宋嵐芹［2］報道的3.4%和2.85%以及張曉萍等［3］報道的1.2%和1.1%；消瘦檢出率為1.40%，低于張曉萍等［3］報道的1.6%。經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低體重、生長遲緩和消瘦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父母文化程度、是否獨生子女和嬰兒時期喂養方式。
調查結果還顯示，兒童肥胖檢出率為10.18%（男童9.84%，女童10.59%），高于1995年全國9市城區7歲以下兒童肥胖率(1.76%)［3］以及王雁［4］報道的結果；低于夏國興等［5］報道的11.3%。超重檢出率為24.21%（男童21.27%，女童27.84%）高于張曉萍等［3］報道的8.12％。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肥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父母文化程度、分娩方式和家庭經濟收入。
綜上所述，父母文化程度對嬰幼兒期的科學喂養認識以及家庭經濟條件等與兒童的生長發育水平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幼兒園應加強與家長的溝通，特別在合理膳食等方面要給予正確指導，主動干預低體重、發育遲緩、超重、肥胖兒的高危影響因素，以此降低兒童成人后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的發生率，促進兒童生長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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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AITP；CITP；單因素；多因素；血小板峰值；危險因素；預后
在臨床中，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簡稱：“ITP”，屬于出血性病癥，多發于兒童時期。在長期研究中，發現免疫機制和ITP發病密切相關，所以ITP當被稱作免疫性ITP。本文，將我院診治的AITP（急性ITP）兒童分組分析，進而篩選出危險因素，使CITP（慢性ITP）可以得到有效預防。
1 資料和方法
1.1患兒資料 2008-03-29至2013-03-29，在我院確診并且診治的從AITP變成CITP的兒童78例，將他們歸為愈合組。其中，男性51例，女性27例，年齡：2個月至11歲，人均：4.50歲。與此同時，隨機抽選同期患AITP且在急性期中診治康復的兒童78例為慢性組。在慢性組中，男女之比：50：28，愈合組與慢性組的診斷標準均和血液病學術診療建議（1998年修訂）相符[1]。
1.2分析方法 1）調查分析。調查因素：個人史、母孕產史、家族史、既往史、家長生活習慣以及家庭住址等，經面對面詢問兒童家長之后，將信息填入調查表中。2）實驗室分析。經細胞分析儀（sysmex SE-9000）檢驗血常規，骨髓聚合細胞的具體數目即為巨核細胞在每單位涂片上的具體數目，每單位涂片面積：1.5cm×3cm。經免疫比濁法對補體C3、IgA、IgM水平（免疫球蛋白）進行檢驗。3）診治方法。經地塞米松醫治，前3d至5d，每日劑量：0.5mg/kg靜脈滴注之后，降至每日0.25mg/kg，此劑量持續時間：3d至5d。之后，停用地塞米松，服用潑尼松，在兒童的PLT（即為：血小板）為25×109/L、小于25×109/L之時，增添丙種球蛋白，日用劑量：0.4g/kg靜脈滴注，應用時間：5d。在兒童出血明顯，且PLT為20×109/L、低于20×109/L之時，輸入血小板。4）診治效果。住院之后，早期的診治效果可經每日化驗血常規、身體檢查確定。5）身體預后情況。在出院之后，定期對患兒實施門診隨訪，并復查患兒的血常規，整個隨訪時間持續1年至4年。
1.3統計學處理 將調查數據錄入Excel表格，與此同時，經統計軟件SPSS15.0予以分析，定量資料：秩和檢驗[2-3]，計數資料：X2檢驗，分析有意義、可探討的因素。
[關鍵詞] 25-羥維生素D3；兒童；舟山；維生素D缺乏；佝僂病
[中圖分類號] R195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21-0006-03
維生素D是人體發育過程中必需的維生素，具有多種生物活性，并且參與對激素合成及活性的調節，對于甲狀腺的功能以及鈣、磷等礦物質的代謝具有重要調節作用。尤其對于嬰幼兒，維生素D是維持正常生長發育的必需物質[1]。維生素D缺乏能引起發育遲緩以及佝僂病等疾病，影響兒童的正常生長發育甚至引起骨質畸形。維生素D是在體內經轉化合成的維生素類，因此在嬰幼兒時期發生維生素D缺乏的病例較為常見[2]，維生素D在發揮生物活性前需要轉化為25-羥維生素D3或1，25-二羥維生素D3[25-（OH）D3和1，25-（OH）2D3]，因此對其轉化活性成分的檢測是判斷嬰幼兒體內維生素D水平的理想指標。為了評估舟山地區嬰幼兒維生素D缺乏的現狀，本文對舟山地區1～5歲兒童血清25-羥維生素D3水平及維生素D缺乏的現狀進行調查，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為兒童保健及疾病預防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本文1 420例嬰幼兒為2011年1月～2012年1月在本院進行健康檢查的兒童，其中男796例，女624例，年齡1～5歲，平均（3.2±1.6）歲，并排除伴有先天性疾病患兒、腎病患兒以及應用激素可能影響維生素D代謝患兒。接受調查兒童家長對研究內容均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檢測方法
受檢兒童清晨禁食水4 h，抽取靜脈血1 mL，低溫離心血清，保存于深低溫冰箱，分批檢測，采用酶聯免疫法檢測靜脈血血清25-羥維生素D3水平，試劑購自美國Sigma公司，原裝進口，檢測過程嚴格按照儀器使用說明書及試劑使用說明書進行。
1.3 判斷標準
受檢者25-羥維生素D3水平及診斷標準依據參考文獻制定[3]，其中低于50 nmol/L為Vit D缺乏，（50～75） nmol/L為Vit D相對缺乏，（75～375） nmol/L為Vit D正常。在相關因素及影響因素分析中維生素缺乏及相對缺乏判定為維生素D缺乏。
1.4 相關因素調查
由經過培訓的醫護人員對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研究對象年齡、性別、既往健康狀況及疾病史、既往應用藥物情況、兒童喂養方式、食欲狀況、健康狀況、戶外活動時間、魚肝油服用情況及患病情況、家庭經濟收入和父母文化程度等情況，研究對象經濟條件按受調查者自述，能夠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者判定為較好，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者判斷為較差。
1.5 相關因素賦值
相關因素調查結束后進行賦值，年齡：1～3歲=0，4～5歲=1；性別：男=0，女=1；季節：夏秋季=0，冬春季=1；喂養方式：母乳喂養=0，混合喂養及人工喂養=1；戶外活動：時間≥2 h=0，
1.6 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包進行分析，相關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獨立影響因素分析采用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舟山地區1～5歲兒童維生素D缺乏相關因素
舟山地區1～5歲兒童血清25-羥維生素D3水平為（124±39.6） nmol/L，在建議參考值范圍內，其中維生素D缺乏發病率為7.3%（104/1 420），維生素D相對缺乏發病率為14.9%（212/1 420）。
2.2 舟山地區1～5歲兒童血清25-羥維生素D3水平相關因素
單因素Logistic分析結果顯示，年齡、季節、戶外活動時間、厭食、經常腹瀉及是否規律服用魚肝油與兒童維生素D缺乏相關。性別、喂養方式、經濟條件及父母文化程度與維生素D缺乏無關。見表1。
表1 舟山地區1～5歲兒童維生素D3缺乏相關因素分析
2.3 舟山地區1～5歲兒童維生素D缺乏影響因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厭食及經常腹瀉是舟山地區兒童維生素D缺乏的獨立危險因素，戶外活動及規律服用魚肝油是舟山地區兒童保持維生素D正常水平的保護性因素。見表2。
表2 舟山地區1～5歲兒童血維生素D缺乏的獨立影響因素分析
3 討論
維生素D是人體必需的營養物質，維生素D包括D3及D2兩種形式，其中維生素D3是機體代謝需要的營養成分，維生素D3通過其代謝活性產物25-羥維生素D3和1，25-二羥維生素D3發揮生理作用，25-羥維生素D3的半衰期較短，能夠穩定地反映體內維生素D的水平。維生素D對于人體鈣鹽的代謝具有重要的意義，維生素D為固醇類衍生物，具有激素樣作用，也是多種激素的前體物質，能夠通過與維生素D受體結合發揮作用，維生素D與受體的作用通過代謝產物25-羥維生素D3實現，與受體結合后能夠調節細胞核內受維生素D反應原件調控基因的表達活性，從而在分子生物學水平上發揮作用。維生素D能夠維持正常的鈣磷水平，并且能夠對甲狀旁腺的功能進行調節[4，5]，維持腎小管對鈣磷的正常排泄水平，在維生素D缺乏時，鈣鹽代謝障礙，能夠引起兒童的骨質發育障礙，導致佝僂病的發生[6]，甚至能夠引起神經系統的發育異常。除了對鈣磷代謝的調節作用，維生素D尚且能夠通過對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的影響調節心血管系統的功能。此外臨床研究結果表明，維生素D缺乏與腫瘤以及免疫系統的疾病發病具有相關性，說明正常的維生素D水平對于維持生長發育及機體的正常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維生素D通過外源性直接攝入的很少，大部分維生素D是通過從食物中攝入維生素D原或麥角固醇，皮膚經過紫外線照射后轉化成維生素D，因此維生素D缺乏較為常見，尤其是嬰幼兒，發生維生素D缺乏的病例發病率較高，引起骨質的發育障礙，甚至導致佝僂病的發生，影響兒童的生長發育，因此對于維生素D缺乏及佝僂病的預防，是兒童保健的重點內容之一[7]。雖然近年來伴隨生活水平及兒童保健意識的提高，佝僂病的發病率逐年降低，但是維生素D缺乏的病例并不少見，維生素D缺乏后并不會馬上表現出臨床癥狀，需要經過半年至1年的持續維生素D低水平才會引發較為明顯的骨質改變等，因此維生素D的檢測對于相關疾病的預防與控制具有積極的意義[8]。維生素的直接檢測較為困難，目前多將其代謝活性產物25-羥維生素D3作為間接檢測指標，在對舟山地區的1～5歲兒童檢測發現，1～5歲兒童的血清25-羥維生素D3平均水平為（124±39.6）nmol/L，基本維持在正常水平，但是維生素D缺乏及相對缺乏的比例為7.3%及14.9%，仍然值得注意。
兒童是維生素D缺乏的主要發病人群，維生素D能夠直接從食物中獲取的非常少，而且外源性的維生素D及維生素D原的吸收需要脂肪的參與，而且需要良好的腸道功能及肝臟功能，伴有腸道吸收功能不良者能夠影響維生素D原的吸收，維生素D原吸收后要經過紫外線照射才會轉化為維生素D，維生素D經血液轉運到肝臟，在羥化酶的作用下轉化為具有生物活性的25-羥維生素D3，因此在攝入、吸收及轉化等過程的異常均可能引起維生素D的缺乏。研究結果顯示，在本地區接收調查的1 420名兒童的分析結果發現，年齡、季節、戶外活性時間、厭食、經常腹瀉、是否規律服用魚肝油、父母的文化程度均與兒童的25-羥維生素D3水平具有相關性，嬰幼兒是維生素D3缺乏的主體人群[9]，0～3歲的嬰幼兒維生素D缺乏比例較高，其可能與嬰幼兒的生長發育較快以及補充外源性維生素D不足有關。戶外活動時間及季節是與維生素D缺乏密切相關的因素，維生素D原需要接收紫外線照射后才能合成維生素D，進行戶外活動接收足夠的日光照射是保證維生素D能夠合成和滿足需要的保證，每天進行戶外活動或日光照射少于2 h的兒童發生維生素D缺乏的風險大大增加，單因素分析的結果也顯示，戶外活動是維生素D維持生長水平的保護性因素，說明嬰幼兒進行戶外活動的必要性[10]。而在對季節因素的分析中發現，季節因素與維生素D缺乏具有相關性，冬春季節維生素D缺乏的比例高于夏秋季節，本地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全年光照充足，但是本地區地處東南沿海，冬、春季節時冷空氣仍較為明顯，導致戶外活動時間較短，而且日照時間及日照強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在冬春季節需要適當進行足夠時間的戶外活動，或者選擇戶內陽光充足的地方進行足夠時間的日光浴，保證維生素D的體內合成過程，降低維生素D缺乏的危險，但是目前對于室內日光照射是否能夠改善維生素D的合成尚存在爭議[11]，有研究認為普通玻璃中含有的金屬氧化物能夠吸收紫外線，降低紫外線的強度，因此要適當延長光照的時間?；純旱娘嬍城闆r、腸道功能以及外源性維生素D的補充情況與兒童維生素D的水平密切相關，而且在進一步分析中也發現，厭食及經常腹瀉是兒童維生素D降低的危險因素，而規律服用魚肝油是維持正常維生素D水平的保護性因素，動物性的維生素D原是維生素D合成的原料，在肝臟、深海魚類等食物中含量較為豐富，厭食、偏食的兒童難以從食物中獲得足夠的維生素D原，發生維生素D缺乏的幾率增加。維生素D主要在空腸及回腸吸收，而且在吸收過程中需要脂肪的參與，經常腹瀉的患兒食物在腸道中停留的時間過短，維生素D原不易充分吸收[12]，而且腹瀉患兒多具有脂肪吸收障礙，也不利于維生素D原的吸收，從而造成維生素D的缺乏。父母的文化程度同維生素D缺乏具有相關關系，與文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家長對維生素D科普教育內容認知及了解程度較高有關[13]，因此在科普教育過程中，針對不同的人群還要區別對待，保證科普教育的效果。
經濟條件以及喂養方式與維生素D缺乏無明顯相關性，既往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父母文化程度偏低及經濟條件較差家庭的兒童維生素D缺乏的風險加大[14]，其與兒童的輔食習慣、喂養條件不同有關[15]。舟山屬我國經濟文化相對發達地區，而且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相對較高，兒童的營養要求基本能夠得到滿足，其可能是差別不明顯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母乳中含有合適的鈣磷比例有利于吸收，但是仍然要適量補充維生素D[16]，而輔食中的鈣磷比例及利用度多難以達到母乳的條件，雖然人工喂養及混合喂養的兒童維生素D缺乏的幾率無明顯提高，但是仍然可能存在缺鈣等營養障礙，要更加注意對鈣的補充。
調查研究的結果顯示，舟山地區1～5歲兒童維生素D缺乏及相對缺乏的發病率約為22.2%，略低于其他地區大規模的調查結果[17，18]，但是仍不容忽視，在對相關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維生素D缺乏的原因大多數與兒童的喂養及生活方式有關，如戶外活動不足、偏食以及魚肝油補充不充分等，因此在兒童預防保健工作中，仍然要加強宣傳力度，注意對兒童保健知識的普及工作，改善本地區兒童保健預防工作的水平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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