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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物流 動力機制
城市物流發展需要考慮的動力機制很多,為了清晰地把握思路和原則,需要對這些制進行詳細的分析和綜合,以取得最佳效果。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物流發展的動力機制包括兩個主要方面:其一是物流空間發展的驅動機制(經濟利益);其二是物流空間發展的拉動機制(社會需求)。同時,要實現物流空間的可持續發展,除了以上兩個內因以外,也不能忽視外因的作用,它們包括物流空間發展的創新機制(技術進步)和物流空間發展的保障機制(政府支持)。如下圖所示:
圖例 物流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經濟利益的驅動機制
Pety-Clrk理論認為:勞動力伴隨經濟的發展而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產業,并伴隨國民收入的提高,逐漸轉移至第三產業中去,其主要體現在傳統行業向現代產業的轉移及農業向非農業的轉移方面;空間方面轉移則由分散到集中轉變。在當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弱性產業不僅加劇了其在市場與制度方面的風險存在,更還產生了更為嚴重的弱質效應。
物流的前提是經濟利益,經濟利益也是物流實現的手段及物質保障,綜觀世界,只有在經濟利益集中的區域才可能形成具備一定規模的物流中心,因而經濟貿易的繁榮狀況是物流中心形成且積聚規模的重要成因。物流中心以城市作為依托,以一定范圍的經濟區域為背景,形成了溝通城市及城鄉之間的完備商品流通網絡,從而帶動著整個社會經濟的繁榮,實現和保障了區域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
二、社會需求的拉動機制
隨著經濟發展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當前的社會產業結構已經從農、工、服務業到信息業及知識產業方面變動,伴隨著新時期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一些產業迅速地形成和發展,而另一些產業的發展則相對緩慢、收縮、甚至滯后,消費需求變化拉動著產業結構的變動[1]。
另外,物流中心空間結構的發展與成長同社會交通網絡的發達程度聯系密切。空間可達性方面因素制約并引導著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多種交通方式交匯的區域通樞紐則是各要素流空間聚集中心,而布局在交通樞紐的城市則成為物流中心理想的區位選擇。因此,交通網絡的發達程度,特別是鐵路及高速公路的建設,對物流中心空間結構的發展影響深遠。物流中心必須依托高度發達的交通、通信和廣闊的市場與腹地才能具備開展物流業務的條件與資質,而交通線路的拓展則意味著更多潛在市場與腹地的拓展。
三、政府支持的保障機制
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僅影響著物流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基礎設施配置、結構調整與升級,更影響著物流產業的空間布局。為著促進地區經濟的平衡發展,國家常常對欠發達地區和次發達地區投入巨大的財政力量以扶植地方產業的發展。部分具有資源和區位優勢的欠發達地區的物流產業由此獲得率先發展的機會,許多城市在城市建設和土地利用規劃方面,都優先考慮物流產業的空間布局,一批物流園區和港口保稅區也紛紛建立[3]。此外國家為著提升我國當前物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進行了一系列有關產業結構方面的宏觀調控,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致使物流產業的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一大批頗具規模的物流企業迅速崛起。
四、結束語
通過以上幾方面的研究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城市物流發展的動力機制包括了經濟利益的驅動機制、社會需求的拉動機制、政府支持的保障機制幾大方面。城市物流發展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只有清晰地把握以上幾大發展思路和原則及進行詳細的分析和綜合,才能取得城市物流發展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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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波.交通運輸業在現代物流中的發展對策[J].交通科技與經濟,2010(4)
關鍵詞:呼包鄂;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11)01-0113-02
城市群作為城市化發展的高級產物,其形成與發展會對其所在區域發展形成強大的推動力。在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有越來越多的城市群興起,而在每個城市群發展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發展動力機制。
1、城市群概念
195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帶”的概念以來,’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研究城市群體組織。我國學者姚士謀認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發生與發展純屬于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綜合體”。崔功豪等認為:城市密集區是城市低級階段,當城市密集區的城鎮密度以及城鎮之間的相互作用達到一定階段,出現一體化發展的狀態時,城市,密集區便實現了由量的積累到質的跨越,成為城市群。城市地區的空間序列的演化發展過程為:一般城市一都市區一城市密集區一都市圈與城市群一大都市圈一都市連綿區一都市帶。由此可見都市群是城市地區發展過程的一種狀態,它是由一個連續的空間范圍內的若干不同等級的城鎮,在中心城市的集聚與擴散效應下形成,并具有便捷的內部及對外交通運輸系統,社會經濟聯系密切,產業分工協調的一種復雜城鎮體系。
2、城市群發展的動力機制
城市群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促進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自然因素、經濟因素和社會政治因素。城市群作為一種復雜的巨系統,每個城市群都有各自不同的發展動力機制,而產業的集聚與擴散效應是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動力:
(1)集聚效應
在工業化的初、中期,一些鐵礦、煤炭、石油等資源蘊藏量豐富的區域依托當地豐富的資源發展重化TT業和能源工業,伴隨著區域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生產設施及其配套設施建設,同時發展了其上、下游產業及相應的服務性產業;在集聚效應的作用下,不同等級規模的生產相同或類似產品的企業在某一區域大量集聚,區內城鎮之間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產業關聯或其他方式逐漸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并形成合理的勞動地域分工體系,最終形成城市群。如德國的魯爾區域城市群,我國的遼中南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等。
(2)擴散效應
隨著技術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集聚效應的作用,城市規模不斷膨脹,產業迅速集中,并進一步促發了人口的大量集中,從而不可避免的會發生許多城市問題和社會問題,城市產業擴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產業擴散的結果是在一個城市周圍,形成聯系若干個中小城鎮,這些城鎮之間由于存在著密切的產業聯系(或勞動地域分工聯系)而聯系緊密,最終以這一特大(大)城市為核心形成城市群(或都市圈)。
(3)區域網絡化組織發展
區域內的網絡化組織包括由交通運輸、通訊電力等物質性線路組成的物質性網絡和由市場中各種要素資源流動形成的非物質性網絡兩種。
物質性網絡組織對城市群形成的促進作用可以分為兩種情形。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在一些交通運輸業發達的港口城市,憑借其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發展如石油、化工、鋼鐵工業等相應的傳統產業,大量的不同規模的產業包括其配套產業、前后相關聯產業和服務產業受集聚效應的作用而在某一區域集聚,導致了區域大批城鎮的迅速發展,這些城鎮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而最終形成城市群。
另外一種情形是相互鄰近的城鎮之間,通過空間相互作用而逐漸形成由鐵路、公路、管道、通訊線路、電力等各種線路形成的物質性網絡組織,借助現代化的網絡組織各城市之間既可以沿相應的軸線進行產業布局又可以開展分工合作,增加區域城鎮之間的相互聯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勞動地域分工體系,最終形成城市群。
3、呼包鄂城市群概況分析
3.1 區域背景分析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區,是內蒙古的政治文化經濟及工業中心。其形成與發展是內蒙古近幾年取得飛速發展的最強動力,而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與內蒙古整體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內蒙古經濟發展明顯加快。2000年至2008年,內蒙古經濟增長了2.66倍,年均增長17.6%,增速快于同期全國水平7.4個百分點,并連續7年增速居全國第一。2008年。全區完成生產總值7761.8億元,位于全國第十六位,西部第二位。截至2008年底,全區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32214元,按2008年年平均匯率折算,為4638美元,居全國第八位,連續6年保持西部第一位。2008年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4431元,位于全國第九位,西部第一位。2008年末全區城鎮人口1248.26萬人,城市化率達到51.7%,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個百分點,并且城市化水平仍在穩步增長。
3.2 呼包鄂城市群發展現狀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中部,由呼和浩特、包頭和鄂爾多斯三個地級市組成,下轄9個市區、2個礦區、15個旗縣、81個建制鎮、223個鄉鎮蘇木。三市總面積13.2萬km2,總人口670萬(20D8年),域市化率達到67.2%(2008年)。2009年,呼包鄂三市GDP總量達到5720億元,占全區GDP總量的59%;地方財政收入達到810億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總量的58.8%,呼包鄂經濟發展水平已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肩。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23項指標來看,呼包鄂大部分已經達到或接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水平;從衡量現代化主要標志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城市建設三組指標來看,無論是三市GDP、恩格爾系數還是人均居住面積都已經達到或接近基本現代化的水平。
4、呼包鄂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分析
城市群在起步階段對自然因素的依賴較強,因此城市群往往形成于自然條件良好、地理位置優越、資源富集的地區。而在城市群的發展壯大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總量,產業結構,經濟地位,產業分工協作等經濟因素的影響力將不斷加強。城市群的人口規模,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國家方針政策,城市化水平等社會因素也是重要的城市群發展動力機制。城市群的形成離不開大量人口的集聚,而國家政策如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引導等對城市群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受到多種動力機制的共同影響,而同一機制在不同城市群發展的階段有不同的外在表現。
4.1 自然因素
4.1.1 區位條件
呼包鄂城市群位于內蒙古中部,是連接西北華北和東北地區的重要節點,也是我國西部開發出海通道。與京津塘和關中城市群相鄰,靠近西北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北部與蒙古國接壤,有方便的對外貿易口岸。位于眾多城市群和經濟圈的輻射范圍內是呼包鄂城市群最大的區位優勢,與周邊經濟實體的相互作用也必將加快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速度,并提升呼包鄂城市群在區域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
4.1.2 資源條件
呼包鄂地區礦產資源豐富,探明煤炭儲量為1592億噸。占自治區已探明儲量的70%,擁有東勝、準格爾等我國著名的大型煤田。天然氣總資源量4.57萬億m3,探明儲量為7000億m3,其中蘇里格天然氣探明儲量已達6026億m3,是我國最大的天然氣整裝氣田。稀土儲量居世界首位,白云鄂博稀土總儲量就達1億噸。約占世界已探明儲量的50%以上,占全國儲量的800以上。已探明鐵礦保有儲量17億噸,占自治區保有儲量的70%,其中以自云鄂博大型鐵礦最為著名,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蘊藏極為豐富。主要非金屬礦產儲量為,天然堿6000萬噸、芒硝70億噸、高嶺土65億噸、石膏35億噸、方沸石5000萬噸,并且匹配條件好,靠近煤源、靠近黃河水源、靠近電網。黃河貫穿“金三角”腹地近千里,多年平均徑流量250-350億m3,土默川平原是優質富水區,相對充足的水源為呼包鄂地區經濟發展和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
4.2 經濟因素
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呼包鄂城市群依托資源優勢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2009年,三市GDP總量達到5720億元,占全區GDP總量的59%:地方財政收入達到810億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總量的58.8%。雖然在經濟總量上無法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相比,但在人均水平上已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肩。呼包鄂經過十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基本實現了城市群起步階段的原始積累,為城市進一步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4.2.1 產業結構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的三次產業結構已經演進到4.0:52.1:43.9,形成了二三一的產業結構形式,按照C,克拉克和A.G.B,費希爾的區域產業機構理論的描述,呼包鄂城市群已經進入了工業社會的成熟階段。三市主導產業各有偏重,呼和浩特作為內蒙古首府城市,是自治區政治、經濟、科技、教育、藝術、文化中心,第三產業較其他兩市更為發達。包頭則是偏重工業的傳統工業城市。鄂爾多斯偏重于利用資源優勢,發展能源產業。在產業結構方面,呼包鄂三市之間并沒有出現嚴重的產業趨同,重復建設的現象,而是形成了優勢互補、分工寫作的良好局面。
4.2.2 特色產業
呼包鄂能源化工產業,在產業鏈方面不斷延伸和拓展,在科技含量上不斷提高創新。正逐步成為我國現在化能源基地。此外,畜產品加工業在全國處于領先行列,呼和浩特作為我國乳都,擁有伊利、蒙牛等乳制品行業的領軍企業,在乳制品加工制作方面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都領先于國內其他地區。鄂爾多斯的羊絨制品加工行業在國內處于先進行列。包頭擁有世界第一的稀土儲量,稀土產業的研究和開發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另外,呼包鄂地區擁有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旅游業正不斷發展壯大,以蒙古族風情及草原文化作為特色的生態旅游,每年都吸引著數以萬計的游客前來觀光旅游。
4.3 社會政治因素
4.3.1 人口條件
呼包鄂城市群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廣人稀,截止2008年,三市總人口達到690萬人,其中呼和浩特260萬人、包頭251萬人、鄂爾多斯159萬人。三市總面積13.2萬km2,城市化率達到67.2%。雖然人口規模于國內其他城市群相比處于劣勢,但在人均經濟指標上已經達到國內發達城市水平。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素質相對較高,三市集中了全區60%以上的科研開發機構,75%的科技人員和大部分自治區重點高校。人口分布方面60的人口集中于市區。其中,呼和浩特市區人口為160萬人,包頭市區人口為180萬人,鄂爾多斯市區人口為60萬人。旗縣人口分布較少,人口密度偏低。
4.3.2 政策條件
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為呼包鄂城市群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一系列優惠政策及大量資金的投入,在加快呼包鄂基礎設施和工業園區建設步伐的同時也加快了呼包鄂城市化的進程。呼包鄂城市群充分利用國家優惠政結合自身優勢,在短短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4.4 交通條件
呼包鄂城市通聯系主要以公路鐵路為主。公路方面,有G110、G109、G210、G209等交通干線與華北、東北、西北、華中地區及蒙古、俄羅斯等國相通。三市之間基本形成了便捷的高速公路環網,城市群內部實現了三小時內互通。鐵路方面,京包、包蘭線橫穿呼和浩特和包頭,包神線(包兩線)、縱貫包頭和鄂爾多斯。另外還有豐準線,集二線,集通線等鐵路與自治區內其他盟市連通。航空客運方面,三市各有機場一座,分別有呼和浩特的白塔國際機場、包頭的二里半機場和鄂爾多斯的伊金霍洛機場,其中呼和浩特的自塔國際機場是首都機場的最大備用機場,開通國內國際70多條航線,可通達國內各主要城市和歐洲、亞洲主要城市。
5、總結
目前呼包鄂城市群已成為內蒙古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全國重要的能源重化工業基地、西部地區發展最快的經濟板塊和全國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之一。呼包鄂地區雖然發展較快,但是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呼包鄂城市群總體實力還不強,與長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城市群內的中小城鎮發展相對滯后,還未形成完善的城鎮等級結構體系。另外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科技創新能力較弱,低水平的同構發展、惡性競爭現象卻相對嚴重。
與國內其他大型城市群相比,呼包鄂城市群人口總數較少,且分布不均。約60%的人口集中于市區,旗縣人口數量少、人口密度低、發展動力不足。城市群首位度較高,城市群內中小城鎮發展滯后。應著力發展人口較多,經濟基礎較好的中心鎮,加強中心鎮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增加勞動就業崗位,加快中心鎮人口的機械增長速度。將條件好的中心鎮發展為縣級市,并逐漸發展為城市群次中心,再利用次中心帶動周邊旗縣發展,最終完善呼包鄂城市群的城鎮等級結構體系。
在城市群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可以將中心市區的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周邊發展條件較好的中心鎮,以帶動中心市區周邊小城鎮的快速發展。加大對于高新技術園區建設的投入,一方面積極引進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業經濟效益,另一方面,為承接京津冀地區產業轉移提供良好的條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勞動就業崗位,提高流動人口數量,加快城市人口機械增長。另外還應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引進,提升能源產業科技創新水平,提高產業附加值,拓展產業鏈,發展循環經濟。
在呼包鄂城市通網絡建設中,應加強城市群內支網建設,提高城市群網絡密度,為城市群內各旗縣發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條件。抓住國家大力發展高速條路的時機,建設連通包頭至西安、呼和浩特至北京的高速鐵路,形成京津唐城市群一呼包鄂城市群一關中城市群發展軸線,縮短三個城市群之間的時空距離,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加強與自治區內周邊各盟市的交通聯系,形成網絡結構,為呼包鄂城市群發揮區域帶動作用提供便利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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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動力機制 發展模式 城市化 影響因素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鄉間二元結構化、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城市發展的不足,貫徹和諧理念,在我國城市的發展中,還需要不斷的探討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與模式,從而尋找到一條科學高效的城市發展之路,來推動我國城市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城市化發展的相關理論
(一)城市化發展的含義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加上城市本身發展具有復雜性,所以對于城市化發展含義的界定有著多種不同的解讀,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一般來說,城市化也被稱為城鎮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及其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使得居住在城市、城鎮地區的人口占人口總量不斷增加的過程;二是社會發展由主要以農業為主的傳統農村型社會逐步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等產業發展的現代城市型社會發展的過程;三是人們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斷發展的過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質歸根到底來說,是城市地域空間結構、經濟結構轉換與重組,及城市發展要素與城市經濟關系不斷被創造與擴散的過程。
(二)城市化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區域發展間不平衡
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我國城市發展的現狀與其他的經濟現象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地區間的城市化發展不平衡,特別是東西部地區的城市發展與城鄉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中國的城市發展報告來看,從改革開放到2008年,我國東部地區新增的城市有215個,西部新增城市只有85個,而東西部之間的城市個數比例為1:0.4,人口比例為1:0.27,東部的城市化率是54.6%,西部是35.7%,單單城市化率來說,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1.5倍。這些數據深刻的表明了我國城市發展的地區差異十分的明顯,區域間的發展存在不平衡的現象。
2、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不同步
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可以說,工業化是城市發展的經濟內涵,而城市化則是工業化發展的空間表現,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在新常態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面臨轉型時期,為了提高社會生產力,大力的推進工業化,促進專業的轉型,各個行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迅速上升,這反映了我國的工業化逐漸的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與高新技術產業型轉變,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的下降。而就目前來說,我國勞動力還是十分的充足,這就造成部分勞動力面臨失業的形勢,加大了我國的就業壓力。對城市發展來說,勞動力的素質與質量不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會阻礙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
二、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
城市化可以說是一種較為復雜的經濟現象,它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在不同的時期,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也有所不同。下面分別從經濟、科技、基礎設施與投資等因素入手來介紹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經濟因素
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與建設,提高城市化發展水平,這是毋庸置疑的。從農業角度說,雖然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發展的一個重點就是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農業在整體產業中的比重越來越小。但是,農業產業的發展仍然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首先,農業的發展能夠為城市提供豐富的食品與工業原料的物質,滿足城市多元化的市場需求。其次,農業的發展,來動農村經濟的發展,為城市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推動了城市生產力的發展。再次,能夠為城市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進而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從工業角度來說,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是推動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推動工業的發展,拓展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大力的推動了城市的發展。
(二)科技因素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科技的發展能夠有效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加速經濟的增長,進而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據資料統計,在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中,科技因素對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資本與勞動力因素所帶來的貢獻,從上個世紀初的5%―20%到末期上升為60%―80%,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新常態下,我國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出臺各項政策,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外,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步伐的深入,從沿海到內陸,建立不同的經濟特區,積極引進各項高新技術與外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了城市發展。
(三)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影響一個城市投資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經濟發展對城市的需求程度,也是城市吸引人才、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反映了市民生活質量的高低,也是評價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運營,不僅能夠提供就業機會,增強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能夠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環境,維護城市的穩定發展。在新常態下,在我國城市的發展支出中,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了顯著的提高,完善了城市發展的投資環境與居住環境,不僅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還有利于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的發展水平。
(四)投資
在經濟的發展中,投資、消費、出口可以說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三輛馬車。在新常態下,投資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推動了產業集聚與升級。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投資這個重要因素,對城市發展來說,通過投資所形成的物質產品數量與質量帶來的改變,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經濟發展的水平,并影響了城市的發展。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投資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從90年代末的4517億到2003年的55119億,增長的幅度之分的大。伴隨投資總量的加大,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在不斷的提高,從二者的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
三、城市發展的模式
(一)典型的城市發展模式―以東部地區城市發展為例
我國東部地區的城市發展離不開自然條件與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國東部地區的自然條件優越,靠近沿海,地勢平坦,氣候條件優越,從社會經濟條件來說,經濟發達,水陸交通便利,城市輻射作用強,人才集聚等等,成為城市發展的有利因素。東部地區城市的發展模式主要構建城市群的方式為主,其中包括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極大的推動的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以長江三角洲為例,以上海為中心,涵蓋了16個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長江三角洲主要走的是以農村帶動城鎮發展、城鎮帶動城市發展、城市帶動大城市發展,最后發揮大城市的輻射作用的模式,取得的較好的成效。進入21世紀以來,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又出現了城鎮城市化、城市現代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特點,這樣大力的推動了城市的產業發展,提供許多的就業機會,有效的拉動經濟增長,進一步提升城市化的發展水平。
(二)我國城市發展的特殊性―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模式
城鄉一體化一次是由城市融合含義演變而來的,在根據我國城市發展的特點下,我國學者就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通常來說,城鄉一體化的含義是指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在經濟、社會與環境等方面促進城市與鄉村之間相互結合。從江浙城市發展的模式來說,江浙城市僅僅的抓住了改革開放這一好時機,在考慮實際情況后,敢于突破傳統的“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發展模式,而是大力推動農村的經濟發展,使農村的發展和改革步伐快于城市,從而創造了城鄉工業一體化發展,促進城市、農村以及周邊地區共同發展的模式。
在新常態下,急需要改革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這些因素的改變,將大大的影響了我國城市發展的步伐與城市模式的選擇。總的來說,要進一步推動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需要善于利用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分析每座城市發展適合的模式,這樣才有利于推動城市進程的進一步深入,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與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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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文化;農村文化;互動發展動力機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24.125
[中圖分類號]G8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6)24-0-02
1 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互動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
1.1 城鄉居民是促使文化互動發展根本動力
城鄉居民不僅是先進文化生產力的代表,作家、藝術家是文化生產力最活躍的部分,他們共同構成了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且城鄉居民還是各種新文化形態的發明者、創制者。推進文化發展,基礎在繼承,關鍵在創新;同時城鄉居民還是各種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享受者。文化消費不僅消費著文化產品,而且推動文化需求,這新的需求又期待巨大的生產來滿足,如此循環反復,螺旋上升,推動文化生產不斷向前發展。
提高城鄉居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就要增強其意識,進而促進其生存狀態得到有效改善。對于自我發展能力而言,主要指的是利用本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資源,通過獲取自然資源,對社會資源予以合理利用,最終提升民族自身利益的能力,其更是對資源及社會結構、規則的認識能力,是從邊緣到融入主流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方式和途徑的能力。
1.2 文化創意人才與文化互動發展息息相關
在明確產業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的質量與數量是其發展相關的主要因素,企業與中介在經營發展期間,為了優化產業鏈,將成本較低的勞動力區域作為產業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產業在發展期間,文化產品能否成功與文化創意有著必然聯系,所以文化產業在發展時,過多的依賴于文化創意人才,由此表明,創意人才對推動文化產業集群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主要原因是人才是創造文化產品的主體,而文化產業又是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文化創意者的技能、創造性與才智等關系到文化產品質量。
同時,在創造文化產品時,其是比較柔性的生產活動,無論是制作廣告、開發游戲,這些文化產品的質量由創意人才所決定。
1.3 文化需求是消費者選擇文化服務、產品的主要依據
當前,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文化需求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具體變化為:①文化需求總量呈現逐步增長趨勢;②社會對文化服務與產品有了更高層次的要求;③文化消費向市場化與多樣化方向發展;④人們要求文化產品的傳播與制作應當向現代化與科技化方向發展。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總量增加、質量要求提高直接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不同社會群體精神文化需求的類差日益明顯直接導致文化生產方式、供給方式、流通方式、消費方式的進步。個體精神文化需求愈加復雜直接對現有文化產品的內容和形式、風格以及文化服務水平、服務質量提出挑戰。
近年來,城市與農村文化消費呈現增長趨勢,但受到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的限制,并且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文化素養、居民文化消費習慣及文化消費偏好及休閑時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高,相應地文化消費能力會較強。文化消費的主體是人類,并且個人的興趣愛好、審美能力以及文化素養等和藝術消費水平與結構等有著必然聯系,尤其是城市與農村居民的文化消費與消費習慣等作為主觀因素,對文化消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文化消費的數量直接影響到文化產品的選擇。
2 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互動發展環境機制分析
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由于階段不同,因而發展動力有所不同,在現代化先行國家和后發國家,文化發展動力也有差別。這里討論文化發展的一般外在環境。
當前,有關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在對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互動發展環境機制進行研究,認為導致社會變遷的因素有七種,包含了非物質文化、人口和經濟發展等。①據研究文化現代化的專家的觀點,文化現代化的動力來源于八個方面:經濟發展、社會變革、政治制度完善、科技進步、教育發達、文化互動、環境變化和全球化。②據此,影響文化發展的外在動力來自經濟發展、社會變革、政治制度完善、科技進步、教育發展、文化互動、環境變化和全球化等八個方面,如圖1所示。
經濟發展是文化發展的物質基礎,沒有這一基礎,文化發展就成了空中樓閣。社會變革是文化發展的促進因素。社會變革時期,各種思想相互激蕩,各種經濟利益的沖突,各種社會派別力量及各階級、階層的斗爭,形成了文化不斷演進的思想、經濟及政治基礎,構成文化發展的社會基礎。改革開放30年,從閉關鎖國到國門洞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促進文化現代化轉型。
政治制度完善是文化發展的政治保證。相對于物態文化、精神文化,制度也是一種文化。作為精神的文化,是一種價值觀念,一個終極關懷;而制度則是一種秩序,一種規則。制度與文化既相對對立,又在互動中發展。在制度變遷的研究中要注意文化的因素。在對古今中外制度的演變史進行分析,可以了解到在制度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文化無形的支配將對其產生一定影響,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在文化發展研究中要注意制度的動因。所有文化進化或傳播過程都首先以制度變遷的形式發生。
科技進步是文化發展的技術條件。教育發達是文化發展的前提條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化育人,通過實施教育使得人們能夠學習有價值的知識,對知識予以吸收和消化,再將所學習的知識運用在社會上??偠灾?,教育也是社會文化的一種傳授、傳播。一個社會,其民眾所受教育程度高,那么他們欣賞文化的能力和水平也很高,進而推動文化向更高層次和更多形式發展。世界各國的經驗都表明,教育發達,不僅會為社會發展培養高素質人才,添加后勁,還會為文化自身的發展培育人才和后勁。
全球化是文化發展的引導因子,文化資源、文化資本、文化人才、文化新創意、文化新技術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在全球分配、流通和消費,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實現最大化。鮑曼認為,在全球范圍內,文化在貿易、商務和金融等領域出現,甚至是固定與本土化的空間也將文化加以融合。一般來講,有的人認為是全球化的東西,在另外一部分人心目中并一定是全球化,也許是本土化。因此,通過對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互動發展環境機制進行分析,本土化與全球化可以是同時進行。為分得國際文化市場一杯羹,各國加大了競爭的馬力,賺取外匯,販賣本國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促進國內文化產業繁榮和文化企業強大。文化互動是文化發展的激勵因素,與文化發展互為因果。文化是在傳播中實現其價值,在交流中不停發展。在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不是單向的流動,而是一種交互式的多向流動,并產生文化增殖,激勵文化的發展變化。
環境變化影響文化發展的基本趨向。文化與環境的關系是文化理理學研究范疇,各式各樣的文化都依其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發展、成熟、衰亡。半封閉的大河大陸生存環境,大致確立了中華文化發展方向;農耕文化的穩定持重,與江河灌溉造成居民生活的穩定性有關,海洋文化的外向開拓,則與大海為海洋民族的流動生活提供了劈波斬浪、揚峴異域的環境相關。影響文化發展的這些外在因素雖然不是文化變化的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但孕育并滋養著文化的特色性、民族性,使文化發展呈現鮮明的時代風格和歷史特征。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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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鎮化;動力機制;優化策略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10-0-01
前言
基于之前的研究,推進黔中城市群的動力因素可分為以政府為主體的行政力、以企業為主體的市場力和以農民為主體的推動力。[[]]各動力主體間需要形成系統性的合力才能有效地促進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因此,本文就推進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各動力主體間的機制構建進行研究。
一、動力機制構建
1.完善政府的政策機制
首先是制度的完善。城鎮化建設增加城鎮土地用地就免不了要征用農民的土地,而18億畝耕地紅線不能破,因此最大的潛力來自于征用農民的宅基地,而征用農民的宅基地對農民的補償安撫工作必須做到位。其次是社保制度的完善。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目的是為了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平等的社保服務、醫療服務,甚至是一視同仁的接受教育的機會。第三是財政扶持政策的完善和政府對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這塊的投入力度需要加強。在城鎮道路的修建、城鎮化形象的提升改造、城鎮居民居住環境方面都需要政府的財政資金的扶持才能有效實施。第四是獎懲制度的完善。貴州省自然資源豐富,山清水秀,風景宜人。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要注意對生態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對于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有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應設立嚴格的懲罰制度;而對于有益于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建設項目,應采取優惠扶持的政策。
2.加強政企間的合作機制
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一方面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需要依靠企I的有效實施。要讓一個地區的市場充滿活力,必須依靠企業對當地進行投資經營。在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非常需要本土有實力的企業,比如老干媽、苗姑娘、黔五福、茅臺、天刺力等這些企業與政府共同合作,激發黔中城市群主要城市的地方市場經濟活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鎮。因此,政企間的合作非常重要。
3.向農民市民化后投入更多的關注
往往農民在向市民化身份轉變過程中,因受失去土地、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等因素的影響,首先在心理上會發生一些變化。比如擔心能否適應城市化的發展,能否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能否融入到社會中去等。其次是習慣上的改變。盡管政府提出對于新型城鎮化的改造是有利于農民生活水平質量的提高的,但是,由于過去一些農民過習慣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突然沒有了土地耕作,要換一種謀生的方式可能一時還不能夠適應。因此,政府和社會應給予這類人群更多的幫助與關注。
二、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優化策略
1.發揮區域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城鄉一體化協同發展策略
首先,要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特別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人口的落戶問題,從而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身份的城鎮化”。其次,力爭城市常住人口公共服務的公平和均等化。社保方面,對于被排除在社保供給體系范圍之外、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人口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教育方面,實行城鄉公平、地區公平的義務教育制度。第三,要革新農村土地制度,對農民的承包耕地實行確權制度,真正落實農民事實上的土地產權,賦予農民對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等權利。第四,通過增加地方財政預算支出和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等加強對農村落后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居住環境,將強農惠農政策全面落實,為促進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實行有效的改革辦法。第五,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與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
2.產業轉型升級,協同新型城鎮化共同發展策略
在今天,人們漸漸意識到了工業化進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意識到了一座城市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的意義,因此,我們要提倡:一是企業要向低碳綠色轉型,即要求農業、工業和現代服務業實行“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生產,依托新技術大力開發新能源、新材料;二是向規模集中型轉型,倡導農業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現代服務業向城鎮各級中心集中;三是向高品質、高效率的方向提升,即農業現代化、工業集群化和現代服務業規?;膮f同升級。黔中城市群可以依托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地發展山地高效農業、休閑農業、生態旅游業,發展以中草藥種植為主大健康產業和以互聯網+為支撐的大數據產業。
3.實現人口與城鎮化相協調的改革策略
人口問題是實現新型城鎮化的根本問題,如今的城鎮化率已不能簡單的包含城市常住人口了,還應把城鎮人口的生活質量水平、人民素質水平等考慮在內。要真正實現農民工或失地農民向居民的角色轉變,具體還應做到以下幾點:一是社會組織、企業通過建立多方位、多層次、系統性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職業培訓體系,比如職業技術學校,職業技能培訓班等,提升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知識涵養,技能水平。二是給予失地農民更多的關注與幫助。一方面,因為失去土地的農民原來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突然轉變讓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不太適應;另一方面,失地農民因土地征撥獲得的高額補償款促使他們變得成天游手好閑,高傲自大,自以為是的變成了比城市中普通工薪階層還有錢的“富人”,便在社會上橫行霸道,實施一些惡劣行為,甚至對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影響。對于失地農民城鎮化的問題,應通過社區加強對他們失去土地轉向城市后的生活進行心理輔導、就業指導,幫助和鼓勵他們多學技能,提升個人修養,尋找就業機會,改善他們如今的生活現狀,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轉變。
參考文獻:
[1]董一丹.黔中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動力因素分析[J].經濟,2017,1:128.
關鍵詞:長三角城市群;格局演進;動力機制;發展趨勢
作者簡介:周昌林(1963-),男,安徽無為人,復旦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研究人員,碩士生導師;李江(1976-),男,山東安丘人,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
中圖分類號:F1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5-0073-03 收稿日期:2007-04-20
進入21世紀后,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正向亞洲太平洋地區轉移,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長江三角洲(簡稱“長三角”)地區正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的增長極,長三角內部城市群的空間格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要求,在不斷演進,正朝著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邁進。
一、長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演進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長三角的城市空間格局一直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化當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寧、揚州、蘇州、杭州。江寧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終是長三角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揚州在清代中葉以前也是世界級的大都市,其繁華程度不讓倫敦、巴黎。揚州的繁榮得益于鹽商和漕運,但隨著徽州鹽商的消亡及運河時代的結束,揚州便快速地衰敗下去(冀朝鼎,1981)。蘇州、杭州作為城市起碼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長三角的經濟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紀初期,被長三角最東端的上海所代替。時至今日,長江三角洲城市空間格局圍繞“一核兩群”,正在醞釀著一場新變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為我國沿海、沿江兩條經濟帶的“交匯點”,擁有堅實的區域基礎。進一步謀求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和區域布局的三位一體,上海市有必要、有條件發展成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在眾多衡量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的指標中,年資金融通總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港口吞吐量、外匯市場日交易量、外貿進出口總額是其中最關鍵的五項指標。從這些指標來衡量,上海與國際大都市還有不小距離。東京面積只有上海1/3強,人口密度卻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則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國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則與我國全國經濟總量相當,是上海的20倍(郁鴻勝,2005年)。
(二)寧-蘇-徐城市群。寧-蘇-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對農村人口的轉移自80年代以來較多地強調“離土不離鄉”,較多地強調小城鎮的“蓄水池”作用,忽視了城鎮化的集聚功能,從而未能充分預見、發掘、抓住城鎮化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許多潛在機遇。如今,該城市群,特別是蘇錫常地區,已進人工業化后期,由工業化推動城市(鎮)化趨勢在加速。2000年江蘇省城市工作會議對全省城市發展戰略做出新的調整,突出強調大城市的作用?!爸Π训貐^條件較優、綜合實力較強、城鎮基礎較好的南京、蘇州、無錫、徐州四個特大城市進一步做強、做大、做優、做美,通過強化南京、蘇錫常、徐州三個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帶動全省城鎮的快速發展”。
(三)杭-甬城市群。從有利于發揮優勢、增強中心功能出發,杭-甬城市群的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正在逐步被優化。杭-甬城市群的特點是,以體制改革作為推動力,消除城鄉分割的種種體制障礙、政策障礙,建立有利于城鎮集聚和城鎮建設的新機制。杭州,作為長江三角洲重要經濟中心和國際風景旅游城市,要在較高起點上考慮產業發展,著力培育較強的產業、技術創新功能,較強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集散功能,較強的信息、旅游等綜合服務功能。而長三角最南端的寧波,其最大優勢是擁有得天獨厚的深水海岸線資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運業和臨港型工業發展,建設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加快確立區域功能分工優勢??偨Y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遞進式”的城市發展進程,城市建設由粗放式逐步轉向集約式。這一轉變過程大致分為4個階段:第一,小城鎮建設階段,即城鎮化階段。蘇南的小城鎮有歷史基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鎮建設改善了企業和農村居民的生存環境,使農村面貌大大改觀。但小城鎮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礎設施落后、規模效益和聚集效應差、土地浪費、三產不發達及企業辦社會等弊端。尤其在沒有制度變革的情況下,小城鎮建設又一次地復制了二元體制,成為制止農民進城的權宜之策。第二,中小城市建設階段。以縣治所在鎮為基礎的中小城市發展受兩大趨勢的推動。一是部分農村企業的高層主管、村鎮干部、務工青年農民、中小企業主及個體工商業者開始進城居住。二是產業集中發展趨勢加快。一般說來,一個中小城市擁有一個省級開發區和一個民營開發區,這些開發區基礎設施基本上完成,優惠措施、管理制度、服務水平都比較規范,因而成為投資建設熱土,外資企業和本地大型技改項目都安排在開發區。在城市整治過程中,住宅建設和開發區建設的兩大趨勢使縣級市市區形成內圈是商業區、中國是生活辦公區、外圈是工業區的城市布局,小城市日益豐滿。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階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規律。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實質是由集中化走向一體化,謀求區域經濟的協調和共同發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長三角已形成共識。傳統小城鎮以步行為半徑,小城市(縣城)一般以自行車為半徑,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車為半徑,而城市群,則以高速路、輕軌等城際交通工具為半徑,以現代通訊技術為信息聯絡的主要手段。無疑,城市群在邏輯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二、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動力機制
長三角城市群,形成機制有著不同于以往國外大城市群的鮮明特征,推進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動力機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緊張關系。高密度的城市社會仍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現實。拿規模和人口密度堪稱發達國家城市之最的東京大城市群作比較,2000年東京23區的人口密度為1.31萬人/平方公里,而上海浦西地區的人口密度在上個世紀末就高達3.76萬人/平方公里,是東京23區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龐大的人口背景下考慮城市群的演化,在長三角出現人口過億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無庸置疑。一方面,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產品發展和就業,還是醫療、上學、福利、社會保障,其規模都將會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種資源日益緊缺以及高昂的環境代價,都可能制約從而調整長三角城市群的演化過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規模的城市群,兩項基礎工作必須做好。一是建設公共交通體系,二是建立促進土地高度利用的機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車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進一步地,城市群只有連接世界
和全國的廣域交通體系才可能有效運轉。就后者來說,只有通過導入嚴格的土地利用總量控制、土地利用資產稅以及技術替代等機制,才能實現土地的集約有效利用。由于城市生存條件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城市群區域內出現農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使集聚區域的地價不斷攀升。市中心地價上漲到相當幅度,又會迫使經濟活動向郊區擴散。上海發展衛星城,杭州、南京郊縣改區,適應了產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間競爭與合作。長三角城市群的各級政府無論是在制度創新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存在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暗俨继?1956)理論”(公共產品的競爭性供給)深入討論城市政府有序競爭的積極意義。競爭是因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創新,才能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即軟環境;只有率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創造良好的硬環境。而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設施環境,是集聚和優化生產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安┺睦碚摗庇謴牧硪粋€側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積極意義。合作則是因為各個行政區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改善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溝通,則有助于加快生產要素的流動,降低交易費用,從而達到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目的。因此,盡管存在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但地方政府間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過,這種合作是競爭中的合作。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成立了長三角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后聯席會議升格為市長級協調組織,并更名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協調會積極推動城市間的資產重組,打破壁壘,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加強政策的協調性、一致性,推動市場的開放性、統一性,更好地實現聯動發展,互利共贏。本世紀初,成立了滬蘇浙省(市)長座談會制度,相關部門負責人定期召開座談會,商議經濟合作事宜,把共同構筑區域大交通、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區域旅游客運網絡、區域信息資源共享、區域天然氣管道網絡5大專題(洪銀興、劉志彪,2003),作為合作推進的重點和基礎,對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礎條件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三)企業區位選擇
企業區位選擇,無論是對微觀空間結構,還是在城市空間格局的演進上正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從產業集聚角度看,企業區位選擇主要由運輸導向和當地投入品導向。產業集群的空間區位的形成,其機制是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規模報酬遞增是產業集聚的根本動因。與此相應,產業集聚進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間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內,企業區位選擇與城市規模――等級體系密切相關。企業從土地和勞動力成本考慮出發,其縱向聯合、空間分散的生產組織方式,比起縱向聯合、空間集聚的生產組織方式來要有利些。而從企業的聯系費用考慮,企業在空間上不應分離過于遙遠,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內企業將占地多、技術含量低的加工環節遷往層級較低的城市,而將公司總部研發機構遷往較高層級城市,就是上述兩個方面綜合考慮的結果,從而導致城市群地域結構發生變化。
第三,隨著經濟全球化,企業區位選擇越來越關注城市國際化程度。城市群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出現了“代工生產(OEM)”這種新的國際分工發展形式。以跨國公司FDI為特色,來自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明顯影響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的走向。曼紐爾-卡斯特(2001)研究了IT產業四種獨特操作所尋求的四種不同的區位類型:(1)研發、創新與原型制作,集中于核心地區高度創新的工業中心;(2)技術性的制造,位于母國新興工業化地區的分支工廠;(3)半技術、大規模的組裝與測試工作,相當部分位于境外;(4)按照顧客需要而調整設備、售后維修和技術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電子市場所在。由此看來,長三角在全球IT分工體系中大約處于卡斯特分析的第3、4種區位。目前全球500強中已有300余強人駐上海,百余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注冊上海,以長三角為腹地,構建其垂直分工體系。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它不可回避地要擔當起新時期國家戰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體化下國際競爭的基本單元,因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備與世界進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備的基礎設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夠的產業集聚和經濟規模參與全球的競爭。當前長三角城市群有越來越多的制造和服務部門都開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術滲透。長三角城市群的興起適逢世界進入信息化時代。伴隨著互聯網興起,時空距離縮短了,人們的生產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隨之得到改變,而這一切都會深刻地影響產業特征、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術滲透使經濟增長方式從增量模式轉向效益模式,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了要素地位的變化,使產業布局和城市規劃更趨合理,比如,長三角地區在2003年就在全國率先啟動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設,啟動“數字城市”工程,建設寬帶多媒體信息網絡、地理信息系統、物流信息系統等基礎設施平臺整合城市信息資源,使信息在城市間充分、快速的流動起來?;诖耍鳛槟芰扛叨燃鄣拇蟪鞘械臄U散效應將通過信息網絡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發生聯系的機會大大增加。由于發展了更多的關系,也使關系更為復雜,最終導致城市更進一步發展而不是萎縮。
三、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趨勢
(一)形成“多點并重”發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發展,各自具有較大的經濟規模和較高的發展水平,是后長三角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上海由于其國際大都市地位,當前和未來都是長三角地區的耀眼明星。周邊的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上海,總體規模和發展水平逐漸接近上海,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體快速發展格局。按粗略預測,大致在2010年前,無錫、常州,以及杭州、寧波、紹興等市,人均GDP將接近或達到上海水平,其中蘇州已經達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區域經濟關系的唯一指標,但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意味著周邊地區也具有了與上海相近的發展水平、發展起點和競爭實力,意味著自上海開埠以來與周邊區域形成的發展差距,轉變為區域并重發展格局。
(二)形成多層次經濟圈。多層次經濟圈,是長三角區別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個重要優勢。第一層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長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長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資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務中心。第二層次是蘇南和環杭州灣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這一層次,但長三角周邊城市群,的發展空間之大、經濟實力之強,則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沒有的。第三個層次是蘇中、蘇北,以及浙江的溫臺和金(華)-衢(州)-麗(水)經濟圈。通常并不把這些地區包含在長三角之內,但它們顯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蘇南和環杭州灣地區的很強影響。從經濟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稱之為長三角地區的邊緣或區域。
(三)形成制造業基地和投資中心。從統計年鑒數據分析來看,自1997年開始,滬蘇浙制造業終于結束了占全國比重下降的趨勢。2003年,三地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國的25%,2005年達到31%。到2010年,假定人民幣匯率穩定,長三角制造業占世界比重,有可能達到2.1%,到2020年,則將達到4%左右。按此推論,20年后,滬蘇浙制造業占全球比重,有可能達到8%左右,高于目前東京圈制造業占世界比重的1倍多。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本地經濟密度增加,導致要素價格上升、發展空間縮小、利潤率下降,這就將促使企業家向外拓展尋找商機、資本向外流動擴張盈利空間、產業向外轉移增強競爭力。從積極的意義看,這將促使本地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本地經濟與全國經濟之間,不斷在更高的水平上形成積極均衡,有利于長三角經濟社會長期穩定協調發展。
(宿州學院 管理工程學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大戰略和歷史性任務,是拉動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指向標,是擴大內需的長期動力之源泉,是我國全面促進建成小康社會和轉變成為經濟大國、政治強國必不可少的條件.城鄉一體化是當前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本文以宿州市為研究對象,通過深化理論研究,并重點對城鎮一體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分析與探討,從而對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動力機制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關鍵詞 :城鄉一體化;動力機制;宿州市
中圖分類號:F29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2-0186-03
基金項目:2014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SK2014A396)
1 城鄉一體化的內涵及發展過程
1.1 “城鄉一體化”的內涵
要理解“城鄉一體化”的內涵,有必要弄清“城鎮化”和“城市化”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在少數情況下,這兩個概念容易被混淆和誤讀.“城鎮化”是城市化必然要經歷的一個發展過程,是當前我國城市化的總體發展道路上的一個特殊階段,它主要側重于建制市與建制鎮,相比較而言,“城市化”的側重點在于建制市,包括大、中、小城市.城鄉一體化與城鎮化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城鎮化階段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總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而城鄉一體化又是城鎮化的最高階段.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城鄉一體化概念含義,不能簡單的理解為“城鄉一樣化”,同時也不代表“轉鄉為城”.它是針對我國城鄉之間的地域差異、交通條件、資源分布、人口結構、勞動力狀況、社會經濟、醫療保障、教育模式以及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而提出的.其目的主要在于改變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完善城鄉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配比融合機制.從現階段看,城鄉一體化需要進一步把農民從制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目前需要在更高的層次上面進行剖析與實施,它不是在農業和農村的層面上解決農民問題,而是在城鄉一體化的范圍內實現系統規劃和完善,統籌農業、農村、農民與城鄉一體化之間的矛盾與不相適應的地方.
1.2 “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過程
從歷史和實踐的過程中可以清晰的認識到:城鄉一體化不僅僅是一個政府引導與自身發展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發展的目標.這是一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格局,需要合理考慮和統籌各個發展因素之間相互聯系的部分,同時也要區別它們之間的差異,明確各個因素的作用及對總體發展規劃所產生的影響.在這個過程當中,城鄉一體化表現為地域社會經濟不斷地朝著區域內城鄉要素優化組合方向邁進.這是一個不斷隨著生產力發展而不斷改變自身發展軌跡的動態過程,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外在表現和內在要求;這種軌跡或許有章可循,但必須要始終注重自身發展的實際情況,避免照搬照抄異域的發展模式.就當前看來,城鄉一體化是城鄉關系的最理想的發展目標.
2 城鄉一體化發展動力機制
城鄉一體化發展動力機制主要是從宏觀層面上分析推動城鄉一體化發生和發展的諸多因素,其動力機制是維持和改善城鄉之間相互聯系中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是由內外動力共同構成的作用有機體.以下從三個角度分別論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動力機制.
2.1 地域角度
我國對于城鄉一體化的動力機制研究主要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其中以定性分析為主,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專家是結合特定的城、鎮進行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中,有學者采取因子分析法和灰色關聯度法,對城鄉一體化動力機制進行探討,其主要觀點是:經濟水平發展程度、工業化水平和社會人口動力狀況是城鄉一體化在不同發展過程和發展模式下的主要驅動力,其中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是決定城鄉一體化進程和城鄉融合程度的主要力量[1].
不同學者一致認為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化這些地區城鄉統籌發展的動力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城鄉統籌發展的地域特征與階段特性,使得各地域之間的發展現狀及發展程度沒有較為明顯的差異.這也就反映了各地域之間的發展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在相關聯的前提下帶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但毫無爭議的是:各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對各城市的城鄉一體化進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2.2 主體角度
城、鄉是統籌城鄉發展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兩大主體,有學者[2]將統籌城鄉發展的動力機制歸納為三種基本模式: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結合型.現結合學者三種模式并根據當前情勢對此作進一步的闡述.“自下而上”的動力,首先重點分析小城鎮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繼而說明小城鎮在帶動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作用并提出要加強小城鎮的規劃與建設,以實現由小城鎮聚集發展以促進城市發展的自下而上的發展歷程,這種模式充分肯定了小城鎮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自上而下”的動力強調以“城”為主體,推動城鄉統籌發展,中心城市所固有的向心力和聚集作用,可以吸引周邊小城鎮向中心城市聚攏,具有引導城鄉資源和生產要素流動與重新配置的功能,此外,中心城市相對基礎設施和科學視角可以從總體上把握城鄉一體化的總體態勢,兩者在地域上具有緊密的聯系,可根據中心城市的發展需求選擇周邊小城鎮所能提供的資源,如土地、原料、勞動力、技術等,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能夠有效促進農村土地、勞動力等資源的最大程度的優化配置,從而達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雙向互贏”的科學發展模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結合”模式主要涉及的是城、鄉在眾多領域可以相互結合的發展模式.其實際意義即把前兩個模式加以綜合匯總,也就是對前兩種模式的概括與總結.在實際過程中,三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交集的,可以歸結為“以城為主,輔之以鄉,審時度勢,以優治劣,協調發展”.
2.3 動力角度
2.3.1 內外部動力因素
內部動力因素主要指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區域內部能夠根據自身已有條件因素,在外力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推動和影響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因素.因為區域內部本身就有發展的需求和要求,所以區域內部就會產生一定的內部動力,主要表現在:農業產業化和鄉村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城市勞動力的來源、城市工業企業的發展競爭需求、農村對城鎮化進程的期望等等.來自不同主體的需求使得各個相互獨立的因素不約而同的產生共同利益訴求,從而形成了相互之間的緊密聯系.伴隨著各種因素的深入和發展,這種內部動力愈加發展壯大,成為推動各方面因素互取、互補不可阻擋的共同傾向.在這些因素中,鄉村城市化的發展是首要因素,因為其發展的過程和最終成果是歷史的必然性,只是時間先后不同而已.此外,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大幅度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農村居民已經深入認識到這一點,明確現代化、機械化能夠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農民收入,從而改變過去以人力為主的農業生產風貌,代之以機械化大生產,這正好順應了國家農業發展的總體要求.與此同時,被解放的大量農村勞動力恰好可以填補城市勞動力需求的縫隙,形成理論上的完美結合.
2.3.2 外部動力因素
外部動力因素是指相對于內部動力因素的來自區域外部能夠推動、促進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影響因素.例如:外資的引進、資本的流動、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國家財政的宏觀調控、政府部門的強制干預與指導、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等等,它們能夠相互作用而產生推動城鄉一體化的外部推動力.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成果能夠提高地域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可以拉動地域外部的資源,對區域內的鄉村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外資的引進與資本的流動是解決城鄉一體化資金不足的有效途徑,全國聞名的安徽鳳陽小崗村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成功典范,它利用自身的優勢結合政府的指導與財政幫助,使得美國GLG產業成功入駐,為小崗村的后期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3 宿州市城鄉發展一體化實例分析
宿州市位于安徽省最北部,素有安徽“北大門”之稱,與蘇、魯、豫三省十一個縣接壤,北鄰江蘇徐州市和山東菏澤市,西接河南永城市,東連江蘇淮陰市.區位優勢明顯,交通通訊發達.宿州地近沿海,北倚中原,是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過渡地帶,為東進西出、南下北上的交匯點,具有比較優越的區位條件.宿州市目前已形成鐵路、公路、水運、航空多種方式組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鐵路有京滬、隴海兩大干線縱橫全境,符夾線在市內腹地迂回,溝通京滬、隴海、京九鐵路,并擁有數條煤炭鐵路專用線;高速公路縱橫貫穿我市.
3.1 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及目標
總體戰略:利用宿州市原有的區位優勢,實施工業強市戰略,優化產業結構,強化基礎設施,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依據科學發展觀,緊跟時代潮流,又好有快發展.
總體目標:全市國內GDP由2002年的196億元到2020年700億元;2007常住人口617萬,預計在2020把人口穩定在690萬以內,其中城鎮人口將達到300萬.
3.2 城鄉發展一體化體系
城鎮一體化水平預測:據相關資料統計2005年22%,2010年28-30%,預計在2020年城鎮化水平達到40-45%.
3.3 城鄉發展一體化空間結構
依據城鄉動力機制中的地域角度的分析原理,宿州市城鄉一體化進程正逐步由集聚-擴散過渡,已基本形成“點-線-面”相結合的一體化格局.以宿州市為中心,碭山、蕭縣、靈璧、泗縣縣城為次中心,擴散至各縣城周圍的鄉鎮,充分運用各鄉鎮之間的發展優勢來促進宿州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從而實現“以城帶鄉,協調發展”,形成“南部老城區-中部新城區-北部符離集區”的空間結構形態.
3.4 城鎮發展的新動力
結合我國其他地域城鎮一體化發展的先例及經驗分析表明,宿州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動力將來源于農業生產的產業化和小城鎮聯動機制的形成.20世紀末以來,由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協調運轉與高速發展,就農業領域而言,技術進步與創新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導致出現了農產品生產相對過剩的局面.全市以農業產品為原料的加工企業數量大大提高,其中,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鄉鎮企業已經成為農村工業的支柱產業.農業產業化和鄉村工業化與農村城鎮發展相輔相成,自成體系.
3.5 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突破
城鄉一體化是城市發展的新階段,又是城市發展過程中追求的最終目標.城鄉一體化隨著經濟總體水平的發展反過來又推進城鄉居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向新世紀的道路發展.而發展必將和原來條件產生沖突,如何科學、合理地實現城鄉一體化進程,就宿州市現狀而言,就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1)政府的政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引導和制約著城鄉一體化發展,這就要求宿州市政府決策者和相關部門根據宿州市的發展狀況制定出城鄉發展戰略,實事求是,根據自身的條件制定出合理的發展規劃.
(2)隨著城鎮一體化進程加快,在這個階段當中農村人口較以往會稍大規模的涌向城鎮,而這必將導致住房、治安、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出現,對此政府應當加大監管力度,加強引導、協調各方,統籌發展.
(3)以宿州市五大中心城市為中心的擴散效應、鄉村工業化、農業產業化和小城鎮發展是目前宿州城鄉一體化的主要動力源泉,在擴散中會產生相應問題,必須對癥下藥,及時解決.
(4)空間地域的合理規劃是發展的必要前提和要求,宿州市要根據各行各業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對用地規劃做科學的分析,進而進行決策,以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實現宿州市經濟又好有快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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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同升,厙向陽.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動力機制及其演變分析——以寶雞市為例[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0(3):256-260.
〔4〕李長坡,李青雨.半城市化地區城鄉一體化動力機制與發展模式研究——以許昌市城鄉一體化推進區為例[J].安徽農業科學,2010(38):9067-9069+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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