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2 15:31:55
序論：在您撰寫互聯網社會治理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隨著“互聯網+”、云計算以及物聯網等互聯網新技術、新應用、新發展模式的推陳出新，更使互聯網在生態法治建設中得到廣泛地推廣應用，由此而產生的環境數據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大數據時代具有4V特點：一是數據量巨大（Volume），一般在10TB規模左右，但在實際應用中，很多企業用戶把多個數據集放在一起，已經形成了PB級的數據量（1PB=1024TB）；二是數據類型多樣化（Variety），數據來自多種數據源，數據種類和格式日漸豐富，不僅含有文本形式，更多的是圖片、視頻、音頻、地理位置信息等多類型的數據；三是處理速度快（Velocity），數據處理遵循“1秒定律”，可從各種類型的數據中快速獲得高價值的信息，使得環境數據資源越來越充分、環保管理越來越科學；四是數據真實性高（Veracity），目前全國范圍內的一萬多家國家重點環境監控企業，基本上都裝有在線監測設備，實時監測四大類需減排的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環境數據的真實性。
二、互聯網+時代對我國環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
（一）立法層面：法律及監管障礙突破
“互聯網+”未知大于已知。這對企業而言意味著未來無限的空間和機遇，但是對于法律及監管機構而言則是非常大的挑戰：一方面，大數據以及“互聯網+”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暫時處于盲點，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另一方面，新的業態剛剛萌芽，其未來的發展存在無限的可能性，如果貿然規制，則可能極大地限制其發展。如何在鼓勵創新和防范風險中間維持一個微妙的平衡，對監管機構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政府環保部門在完善環境監管體制的同時，要給予大數據、“互聯網+”環境領域適度空間。
（二）執法層面：推動環境監管模式創新
新法賦予了環保部門按日計罰、查封扣押等新監管手段，這是對環境監察機構的肯定，也對環境執法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互聯網的加入，為重點污染源監控提供了新的手段。蔚藍地圖是阿里巴巴作出的使互聯網和環保行業結合的嘗試，通過這款App，用戶可以點擊獲得全國各個地區水、空氣、土壤的參數和指標。App既能提升公眾參與度，推進政府處理一些老百姓關注的問題，還能提高企業的研發和技術能力，最終三位一體地做一些社會關注的事件，為客戶、為企業、為社會帶來一些貢獻。
（三）司法層面：大數據在規制環境污染犯罪等嚴重污染行為中的運用
大數據技術對于預測及打擊犯罪同樣具有不錯的效果，基于大數據分析的社會化分析和預測性分析將會是大數據警務的兩個熱門領域，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犯罪預防領域的預測型分析能夠顯著降低犯罪率。大數據應用于環境刑事責任領域，可以有效地降低環境資源犯罪的概率，實現懲罰犯罪與環境權保護的相結合之目標，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有重要促進作用。
三、互聯網+時代環境治理轉型的推進
在當前時代，作為推動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無論對于政府、社會，還是市場領域，都可以以“互聯網+”為依托，將大數據技術、服務應用在現代環境保護與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時，推動環境治理模式的變革，從而促進社會治理轉型的，實現“美麗中國”的發展目標。
（一）政府層面：拓展政府環境監管義務履行方式
第一，用微博、微信及搜索數據進行環境輿情監測。每天在這些平臺上傳播的數據量高達百億甚至千億條，這些數據對于政府收集民意動態，監測社會環境輿情具有重要意義。第二，發揮政府監管義務在環境領域的履行途徑。一是數據收集與數據公開。推動我國大數據的發展，重點在于改變政府理念，由政府牽頭帶到社會各行各業公開數據，然后收集整理數據。二是空氣質量預警預報。充分利用氣象數據、空氣質量自動監測得到的數據、污染源自動監控得到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達到空氣質量預警預報的目的。三是利用大數據采集技術分析環境污染成因。將各種不同種類的環境指標信息和污染源排放信息相互結合，通過科學的分析合理預測企業排污強度、污染源分布情況及其對周圍環境質量的影響。四是構建環境監測數據共享平臺。江蘇省環保系統“1831平臺”，常州市開發的“生態常州”，都屬于環保大數據共享平臺。
（二）社會層面：推動公眾參與積極性
移動互聯平臺正成為撬動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杠桿，讓更多社會力量投身其中，提高環境保護的效果和水平?！盎ヂ摼W+”不僅能創新環境保護公眾參與的方式、方法和途徑，更能在許多環節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市場層面：“共享經濟”模式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從需求來看，消費者從以往無止境的對商品和服務的“占有”欲，轉變為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務的“使用”權。從供給來看，生產者也必須由提供數量巨大的商品和服務轉向提供“使用價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務。利用“互聯網+”而在近幾年悄然興起的“共享經濟”模式，正是對此的積極回應。
關鍵詞：“互聯網+”；多元主體；社會協同治理
一、“互聯網+”戰略下社會的新變化
產業模式不斷創新升級：“互聯網+”戰略下，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創造了新的發展生態。目前，“互聯網+”正在全面應用到第三產業，形成了諸如互聯網金融、互聯網交通、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教育等新業態，極大改變了一些行業的運行和發展模式，許多企業在與互聯網技術結合后發揮出了以往不具備的功能，從而使企業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成功轉型，脫穎而出。首先，“互聯網+”能夠直接創造出新興產業，促進了實體經濟持續發展。其次，“互聯網+”帶動了傳統產業變革。無論是工業制造還是農業生產，只要傳統產業創新運用互聯網技術，都能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獲得主動權?？傊盎ヂ摼W+”促進了以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現代制造業、生產業等的融合創新，打造出了一些新的產業增長點。
二、“互聯網+”戰略下實現社會協同治理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由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實現社會協同治理因此成為必然要求。同時，互聯網本身具有的諸多特征也為多元主體協同社會治理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從當前中國網民的社會階層結構來看，具備中等教育程度的群體規模最大，43.8%的網民表示喜歡在互聯網上發表評論，可見，網絡空間已成為中國網民平等發表言論的重要場所。[2]網絡平臺的平等性使來自社會底層草根群體的聲音，能夠突破傳統媒體時代的限制因素，更直接、更顯著地被社會傾聽并引發關注。這種來自網絡的聲音也正是普通民眾要求參與社會治理的表現。而網絡的發展顯然給予了他們滿足參與社會治理需求的平臺。
另一方面，網絡的開放共享性意味著任何人都能自由、自主地從網上獲取、分享信息，發表意見，進行個性化選擇。這內在地推動了社會治理開放性的發展趨勢。社會治理的開放性，使更大數量、更廣范圍、更多類型的社會個體有了加強聯系和互動的可能，大大促進了社會治理的協同。馬克?格蘭諾維特曾說：“互聯網使我們對世界的情況了解更多，我們有了更多的弱連接，我們意識到了更多的新信息和新觀點。動員大眾參加政治或其他活動更加容易。”如果將社會看作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那么形成多元主體整合性的社會協同治理，在互聯網時代將成為可能。
三、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社會協同治理的實現路徑
（一）運用信息化工具，建立“全面覆蓋、聯通共享、動態跟蹤”的社會協同治理信息系統
現代網絡信息技術還為社會治理協同機制的運行提供了技術支撐。各個社會治理協同主體之間利用網絡平臺，進行信息的獲取、分析、整合及利用。實現了治理信息的有效整合及全面覆蓋?；ヂ摼W搭建的信息協同技術平臺就是要建立社會治理大信息系統，這一系統在硬件上要依托現有的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及相關通信企業，構筑信息協同大平臺。同時，網絡管理信息系統所具備的數據收集、分類篩選、計算和存儲等功能，實現了對社會治理信息的鎖定、跟蹤、分析、整合、存儲，大大提高了社會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二）利用網絡監督完善社會協同治理的監督機制
互聯網平臺在信息公開、信息透明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多元參與主體之間的“權”與“利”，擴大公共監督，保障治理的公平與公正。當前，我國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除了存在主體單一、效率低下的問題外，還存在治理主體、治理結果不公等問題。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社會治理缺少有效的監督機制。首先，政府作為最重要的治理主體，常常對于社會問題反應遲緩、該管的事情不管，不該管的事情卻大加干預。其次，其他治理主體，諸如企業、公民、社團組織等，又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性的參與社會治理，在參與治理過程中也不免存在各種非理性的行為。因此，如何有效監督各治理主體及其治理行為成為了發揮社會協同治理功能的一大難題。然而，今天越來越頻繁的網絡曝光，似乎為這一難題提供了解決思路。不可否認，網絡監督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型、高效、應用廣泛的監督手段。盡管網絡信息魚龍混雜，但互聯網時代，各治理主體通過網絡形成的虛擬連接很大程度上將直接決定其治理態度與治理行為。因此，網絡平臺既是合作協商平臺，也是相互監督的平臺。利用網絡監督，有利于完善社會協同治理的監督機制。
四、實現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協同治理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2015年，“互聯網+”無疑是最熱的詞匯，互聯網技術深入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已然成為了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因此，在社會治理領域，實現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協同治理的結合，將進一步提高社會協同治理的效率、創新社會協同治理的手段、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另外，當今世界的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中國要提高國際競爭力，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必然要堅持創新驅動。而這里的“創新”顯然也包括在社會治理領域的制度、模式和手段的創新。因此，將互聯網技術應用到社會協同治理的過程中，有利于堅持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主人翁意識，也有利于推動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革新和發展。
綜上所述，推行以互聯網技術為手段的社會協同治理，既是互聯網技術發展的延伸，也是社會治理模式轉型的需要。當然，從實踐的角度看，對“互聯網+”社會協同治理機制的推進過程應保持應有的理性。畢竟當前我國的改革正處于深水區和攻堅期，而網絡又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如何使“互聯網+”社會協同治理發揮正效應，也是當前我國社會治理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總之，“互聯網+”戰略下，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機制還需要結合互聯網時代我國社會的特征和現實情況，進一步的細化和具體化。
參考文獻：
[1]駱毅，王國華.利用“互聯網+”實現協同治理機制創新的關鍵舉措研究――以美國“公眾專利評審”項目分析為例[J].情報雜志，2015，34（10）.
【關鍵詞】大數據 互聯網 社會研究方法 社會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革命引發的社會研究方法革命和社會治理思維變革
社會解釋與社會治理實踐是社會治理的兩個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確的社會解釋是有效社會治理的必要條件和理論基礎，而社會治理則是社會解釋所產生的現實成果。社會解釋的任務需要通過社會研究來完成，它的使命是發現和認識社會運行的本質與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以往社會治理的經驗與教訓，為當下的社會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與最佳的方法及路徑選擇。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與對自然界和物質世界的研究相比，我們人類對自身行為與社會運行規律的研究，總體上說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這是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巨型系統，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統都更加復雜和迷離，其規律也難以完全為社會所知曉和掌握。
同時，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會主導性思維方式和科學技術水平的影響。從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再到當代的所謂信息社會或大數據社會，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不斷更新和發展，研究范式不斷更新，研究技術手段不斷進步。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大數據時代與以往最大區別在于，人類社會被計算機和互聯網納入到了一個具有無限空間和行為可能性的體系之中，任何人離開這個體系都將無法生存。處于這個體系中的人與組織，最重要的生存和發展技能是信息處理能力。對此，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識，這就是“社會的信息處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經形成“信息處理社會范式”的大數據時代，社會科學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時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會科學的計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計算社會科學（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與計算社會學（computional sociology）應運而生。
2014年8月，美國社會學界舉辦了“新計算社會學研討會（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與會者來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這次學術會議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跨學科的學術研討，既有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專家，也有來自計算機科學、生命科學、信息科學等學科的學者，谷歌（Google）和臉書（Facebook）的技術專家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新計算社會學”在社會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進行了全面創新，除了大數據的獲取與分析之外，還在質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聯網社會實驗、計算機社會模擬、新型社會計算工具的研發等方面展開探索。
“新計算社會學”試圖創造性地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術、新工具，克服既有社會學研究的局限，以達到對人類行為與社會運行規律的真實認知與科學解釋。
大數據帶來的不僅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對社會治理思維的沖擊，就如我們不能把數學僅僅看成一個計算工具，而應認識到它是一種思維方式―通過把握事物的量的關系來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聯系；同樣，我們不能僅僅把互聯網和大數據看作是一個新工具，僅僅是對傳統研究方法和測量方法的突破，而更應該意識到它將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新的思維方法。
讓數據成為知識
盡管互聯網與大數據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發揮效力卻絕非易事。大數據真正“落地”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數據準備；二是“硬實力”，即計算能力強大的服務器集群；三是“軟實力”，即先進、高效的大數據處理技術。
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已經生成了海量數據，并且還在加速增長之中，數據準備已經不是問題。我國政府正積極推動云計算平臺的建設，許多企業正在就此展開戰略布局，云計算技術可以充分調動互聯網上的計算機資源，使普通用戶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獲得強大的計算能力，對于用戶來說，分析、處理大數據的計算機資源已經初步具備，并且將越來越強大和完善，就目前情況而言，硬件資源的能力也已經不是問題。
大數據運用的短板是“軟實力”，我們首先遇到的難題是數據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聯網上生成的大數據是“自然數據”，它不會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條理、有邏輯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隨機的、有噪聲的。要運用大數據，必須先使數據成為知識，否則這些數據就與一堆垃圾無異；對海量數據的處理自然不是人能夠完成的，必須借助計算機高速、強大的運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計算機數據挖掘。
數據挖掘是通過分析，從海量數據中尋找其規律，設計適合的計算機算法，從而自動搜索隱藏于其中的有價值的、潛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識的過程，是數據庫知識發現（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個步驟。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挖掘是最關鍵的工作。
由于問題不同，所需數據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數據有不同的種類和結構，必須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設計計算機算法。例如：互聯網輿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論壇等為挖掘對象，主要是通過文本分析、自然語言理解等技術來搜集、分析數據；而在電子商務中，則以電商交易平臺中的瀏覽、交易等行為蹤跡為主要挖掘對象。前者是對某一政策的社會反應進行調查，后者是對人們的購物行為進行分析。
當前數據挖掘應用主要集中在電信、零售、銀行、電力、醫藥等方面，雖然看似廣泛，但實際上還遠遠沒有普及。在社會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數都是非結構性數據，其難度很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一直在大力開發這類挖掘工具，我國的這項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機構、一般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用戶大多不具備從大數據中發現知識的專業技能，要使大數據真正服務于社會，這是必須解決的難題。我們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否則很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各種數據已經可以有償或無償地獲取，大大小小的云計算平臺已經星羅棋布，但是用戶卻不知道如何利用這些條件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目前的情況是：數據量在高速增長之中，云計算平臺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而另外一個條件的準備卻行動緩慢，即將成為發展的瓶頸。三者的發展已經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互聯網對社會生態的改變和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沖擊
互聯網使信息的傳遞徹底突破了空間限制，不僅傳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傳播信息量越來越大，傳遞的成本還越來越低廉，此外，互聯網的信息傳播模式越來越表現出實時互動性的優勢：傳統的公眾信息傳播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很多是單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傳遞信息，另一方被動接受，而互聯網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聯網的這些特點和優勢，它正在改變社會生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類社會從信息匱乏轉變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壟斷正在被打破，互聯網的存在使人為的信息封閉越來越困難，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成為不可能，三是人類社會的整體性正在加強，互聯網把世界連成了一體，對任何一個局部來說，它與整體和其他局部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經無法排除其他局部對自身的影響；四是“蟻聚效應”，互聯網使普通人獲得了更多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個人力量因“網民聚合”而增強。以往，單個普通人的言論和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現在卻可能通過“網民聚合”發揮出過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應”，在互聯網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為公眾事件，一則利用公眾心理精心編造的謠言可能引發一輪洶涌的輿情；六是“眾籌效應”，通過互聯網，政府、社會組織甚至一個普通人都可能調動社會力量，獲得社會的某種支持和幫助。
互聯網對社會生態的改變，在很多方面給我們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在政治領域，互聯網和大數據正在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網絡政治”已經顯出雛形；互聯網帶來了公眾監督力的提升，這對社會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公眾監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發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擔政府自身監督的任務，克服自身監督的不足之處。同時，大數據可以使政府變得更有智慧，通過數據的分析，能夠使政府有一雙“慧眼”，準確地認識社會問題；利用互聯網這一高速信息傳播平臺，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傳播更為及時、高效；互聯網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夠快速獲悉民眾對政策的反應，民意、民情調查的準確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聯網的“眾籌效應”，可以集思廣益，擇善而從。
在經濟領域，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經濟資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經濟形態。從經濟學的觀點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為將提升競爭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營銷模式將被低交易成本的營銷模式所取代，在過去的10年中，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印證了這一原理。互聯網和大數據幫助企業更為科學、更為高效的分析市場、匯集資源、制定計劃，改變原有的營銷模式，其中尤為受到企業的重視的是預測市場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領域，人們對“云課堂”已經不再陌生，“云上課題”更為充分地發揮了有限的教育資源的作用，并使適配式教育成為可能。
在醫療領域，從疾病預防、疫情監測到藥品管理、醫務監督，從醫療專家系統到線上預診服務，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并且其應用面還在持續擴大?；ヂ摼W和大數據技術不僅幫助我們降低醫療成本，提高醫療效率；并且還有望在治理醫療腐敗、緩解醫患糾紛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大有作為。
當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來，在帶給人類美好的饋贈的同時，也會不同程度地帶來麻煩?；ヂ摼W和大數據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條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傳統的社會治理思維已經難以適應互聯網帶來的迅速而劇烈的變化，因此必須在很多方面及時作出調整。當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數據安全問題和網絡污染問題。
一是數據安全。與互聯網和大數據如影隨形而至的是數據安全問題，一些數據（個人隱私數據、關系國家安全的數據等）如果被惡意利用，將會對社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嚴重的甚至會危及國家安全，這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問題。涂子沛在《大數據》一書中曾提及美國警察濫用個人隱私數據的真實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務數據庫“獵艷”：他們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蹤她們，記下她們的車牌號碼，然后通過查詢數據庫，獲得該女性的住址等個人信息，再人為制造進一步接觸的機會。此外，還有警察利用數據庫查詢政治對手和上司的信息，對相關人員實施威脅。在2001年前后的5年間，涉嫌濫用警務數據庫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華州還有政府官員將公民的個人信息泄露、出賣給賭博公司，幫助他們追債、開發新的顧客。
1995年，歐盟頒布《關于涉及個人數據處理的個人保護以及此類數據自由流動的指令》，2014年，歐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戶的個人隱私擁有“被遺忘權”，要求谷歌公司按照當事人的要求刪除涉及個人隱私的數據。
據剛剛出現的數據交易業稱，我國數據的獲取在一定程度上還處于“法無禁止皆可為”的狀態。雖然這有助于推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發展，但其中潛藏著巨大的隱患。我們應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對數據獲取和使用的權限應進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盡早將數據獲取和使用納入正常、良性的運行軌道。
數據安全不僅關系到個人隱私、企業商業機密，還可能直接影響國家安全。一些看似尋常的數據，如果由專業人員進行匯集分析，可以獲得一些極為重要的情報。因此，一些公司的“過度追蹤行為”引起了各界高度關注。
2014年，我國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這表明我國政府深刻意識到互聯網發展對國家、安全、發展利益提出的挑戰，深刻意識到數據安全對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經把數據安全提升至了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
二是網絡污染。由于互聯網強大的傳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信息污染，大量虛假信息泛濫成災，治理、控制網絡污染成為信息管理的新難題。
互聯網上的言論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負責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見，也有無稽之談；既有對現實問題理性冷靜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緒發泄。這些言論會不同程度地對公眾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此外，某些境外勢力把互聯網作為謀求其文化霸權的工具，有組織、有策劃地“引導輿論”，欺騙公眾，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試圖破壞我國的社會穩定。因此，互聯網也是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交鋒的戰場，我們對此必須有高度的警覺，要充分認識、研究互聯網輿論戰場的規律，沉著應戰。
面對互聯網帶來的這一挑戰，政府方面應先準確辨別言論的性質和動機，然后根據具體的情況積極應對。各級官員應不斷從互聯網上傾聽公眾的聲音，推動社會治理的進步，凡事先行一步，臨變快速反應，避免在“倒逼”下被動應付。近些年來的一些網絡事件表明，大多數嚴重后果是因反應不及時和應對失誤所造成。
1 創建服務型政府，做好頂層設計
近年來，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應用，計算機網絡在便捷人們日常生產生活、提高企業生產效益的同時，能夠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鶎诱鳛檗r村社會治理的引導者，自身服務理念和服務水平的高低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整體效益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當前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以創建服務型政府為宗旨，圍繞創新農村社會治理、做好頂層設計是目前政府的核心發展方向。一方面，當地基層政府的相關工作人員需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充分結合“網絡化”的組織結構，建立符合現階段農村群體心理特點和心理需求的激勵評價機制，并建立和完善治理信息化建設的制度保障機制，為實現農村社會治理高效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在運行過程中，還需加快對硬件設施建設和軟件信息平臺整合，從而利用各項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套科學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進而在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由“多頭分管”向“協同管理”轉變，從根本上提高管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
2 整合農村信息資源，實現農村社會治理的綜合化管理目標
經大量科研數據分析可知，目前在電子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計算機網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有效提高新農村社會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合理性，整合農村信息資源，而后建立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是實現現階段農村社會治理綜合化管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和根本前提。從目前來看，在當前農村產業發展過程中，依托“互聯網+”的各項先進技術，建立農村社會治理與服務綜合信息網絡，充分發揮農村網格化管理及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提高基層綜合管理與服務水平的主要舉措。從目前來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當代社會，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為滿足自身以及家庭生活需要，不少青年勞動力紛紛前往城市地區，農村人口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從根本上實現農村社會的高效治理，基層政府機構需以常住、流動、“三留守”人員為主要對象，建立農村人口基礎信息庫和社會矛盾聯動化解信息庫，加強對轄區內特殊人口的重點管理和重點幫助，達到積極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目的，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外，由于計算機網絡應用普遍，人們對電子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在不斷提高，故在當前信息化時代，為有效提高農村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基層政府機構不僅可通過采取推行電子村務的方式對農村進行全方位、動態式和便捷式的管理，同時還可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力度，以期在引導農民逐步適應電子信息技術某些功能的基礎上，為后期政府人員開展網絡治理工作的治理目標上打下堅實基礎。
3 整改政府管理方式，以期通過“一站式”服務實現農村治理
根據相關數據調查可知，基層政府受傳統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影響，內部工作人員在日常農村治理過程中，仍遵循傳統的治理理念，采用傳統的治理手段，極大地降低了治理質量和治理效率，造成政府管理資金的極大浪費，對農村整體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基層政府需要探索出一條深受農村人民群眾歡迎的農村社會治理新途徑，需多采取幾種管理方式，然后對管理方式所取得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進而選擇出一條最適合的治理策略，為提高農村治理的整體水平奠定堅實基礎。在當前現代化農業產業發展過程中，信息化產業技術作為一種新型農村發展技術手段，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想從根本實現農村合理化治理，基層政府機構必須依托“互聯網+”的信息技術，構建加快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機制。一方面，基層政府管理人員需對管理網絡進行細致化分析，在整合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各項基礎數據的基礎上，為信息錄入渠道、溝通渠道以及暢通社情民意收集渠道的拓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基層政府機構通過采取構建綜合性、集成式社會治理服務信息平臺的方式，對行政機構不同部門的信息數據庫進行有機整合，從而在確保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業務協同的情況下，通過使用有限的公共社會資源，確保政府充分發揮各項效能。同時，在當前現代化產業發展模式下，基層政府機構通過對傳統農村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賦值結構進行重組和再構，從而通過“一站式”服務模式，為農村治理的科學性、高效性和有效性奠定堅實基礎，進而為農村產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4 依托“互聯網+”技術，推進網絡問政制度化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網絡作為一種信息載體和網絡傳播渠道，在提高基層政府“軟實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目前來看，由于近幾年農村產業建設發展進程不斷加快，網絡使用范圍不斷擴大、使用頻率不斷提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提供了便捷，但加大了基層政府機構的管理難度，進而給農村整體發展帶來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網絡現代化發展具有一定的雙面性，因此，基層政府機構要從根本上實現推進農村經濟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必須在管理過程中，切實保障信息化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覆蓋農村各個環節，建立健全網格化管理體系。首先，基層政府機構需推進網絡問政常態化、制度化發展，在構建網絡輿論建設的基礎上，借助社會輿論力量對農村實施個性化、主動式公共服務的虛擬社會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其次，基層政府機構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社交平臺，公開某些黨政建設信息，拉近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距離，從根本上提高治理的高效性、科學性和針對性。最后，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基層政府機構要建立政府引導、多方參與、全局服務的信息化社會治理體系，提高農村社會治理創新建設的針對性和傾向性，覆蓋農村各個環節，為實現動態跟蹤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5 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構建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從根本上實現社會治理信息高速流轉，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對農村社會治理策略進行不斷創新和完善是當前基層政府機構的核心發展方向。同時，在城市一體化發展中，為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質量，對城鄉建設進行精細化管理是目前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社會賦予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變革的歷史使命。簡單來講，城鄉一體化是當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主要將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然后對其進行統籌謀劃、綜合研究，以期確保農村地區農民享受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進而為其整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的發展規劃。換句話講，在當前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基層政府機構要想從根本上實現對農村高效治理的目標，需將城鄉作為一個整體，采取合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為農村城鄉一體綜合化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一方面，在治理過程中，基層政府機構需分別利用城市以及農村各自的資源和生產要素，在促進兩者之間進行優勢互補的同時，為城鄉社會經濟、生態、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另一方面，針對不同層次、形態、類型的城鄉空間信息管理需求，基層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可通過對城鄉事物的靈活部署以及合理化調度，為實現統一管理和彈性擴容目標奠定良好基礎，同時，充分有效解決當前信息管理過程中計算和分析能力的集成和反饋等技術難點，通過采取建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相關制度，為實施城鄉建設精細化管理機制打下堅實基礎，進而為提高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創造良好條件。
6 結 語
（葉康遠）
目前,龍灣中心區域已開放存量WIFI接入點已達600個以上，覆蓋政務工作區域、商務服務區域、公園、學校、醫院，這些WIFI接入點將免費向市民提供無線接入。
據了解，今年以來，龍灣區以智慧城市建設為抓手推進信息化戰略發展，加快推進信息化與城市化融合應用，加大信息技術在社區服務、交通出行、健康環保社會民生領域的集成應用，重點推進和深化免費WIFI全覆蓋、智慧社區、智慧交通、智慧環保等重點應用工程,全面提升城區民生公共服務能力，使智慧城市成為新常態下城市建設轉型的“新模式”。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社會認知理論；結構方程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24
中圖分類號：F832.2；F7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108-06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Online Financial Wealth
Product Purchasing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XU Xiaoyang， LU Minghu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urchasing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financial products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cognitive of risk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oth between trust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 behavior， and between computer selfefficacy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 behavior.
Key words：online finance； financial wealth product；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網絡金融發展極為迅速，產生了覆蓋銀行、證券、保險的全方位、多元化互聯網金融服務。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也給一直走在改革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不斷注入了新鮮血液。隨著互聯網企業介入金融業，中國的互聯網金融逐漸形成概念，與人們的生活更為密切，產生了獨特的發展形態。2012年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元年”，基于各種平臺的金融創新產品開始出現，“余額寶”等本土化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更是受到了廣大消費者的青睞。由于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借助互聯網平臺，實現消費者的碎片化理財，具有較高收益、門檻低和隨時贖回的特點，激發了廣大網民的投資熱情。與此同時，對互聯網金融及其產品創新的探討已成為我國金融領域的一大新興研究熱點。
互聯網技術運用于金融領域始于國外，但“互聯網金融”不是通用的國際術語，多見的是“E-finance”，“E-commerce”，“Network finance”，即電子金融、電子商務、網絡金融等，其范圍大于只依托互聯網技術的金融活動，并側重金融交易、服務的信息化。Manuchehr Shahrokhi總結了電子金融的發展創新狀況，分析了金融服務業和IT產業面臨的挑戰[1]。目前，互聯網金融往往被具體化為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興金融交易模式和產品，Garry Bruton等分析了小微金融、眾籌、P2P網貸等創新金融模式，以期為企業提供多樣化融資模式[2]。一些學者們認為互聯網金融依托移動支付、網絡社交媒體、搜索引擎和云計算等現代互聯網信息與技術，為消費者提供第三方支付、信用評價與融資以及互聯網理財等各種金融服務的一種新興金融模式[3，4]。還有一些學者對影響使用互聯網金融產品的因素進行相關研究，包括采用計劃行為理論等模型對金融的安全性[5]、消費者滿意程度、感知的易用性和有用性[6]等關鍵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國內外學者對互聯網金融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內涵、互網金融模式和影響互聯網金融使用的關鍵因素。對互聯網金融網上銀行使用行為研究較多，且主要使用計劃行為模型進行分析，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行為研究較少。由于計劃行為模型側重于個體實施特定行為的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而互聯網理財產品是新生事物，需要在互聯網氛圍下進行觀察學習和親歷學習，需要關注心理認知對購買行為的影響。在不同的自我效能和社會認知水平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和行為可能大相徑庭。但現有文獻尚未就此進行深入探討。為此，本文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構建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行為理論框架，深入探討影響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的關鍵影響因素，從而為金融機構的產品戰略規劃提供參考，為金融監管部門與金融機構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提供決策建議。
1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本文將主要基于社會認知理論和已有文獻分析構建研究框架。在查閱相關資料和相關調研之后，決定設置6個潛在變量：互聯網氛圍、計算機自我效能、風險控制認知、溝通交流、交易信任、購買意愿與行為。
Albert Bandura的社會認知理論揉合內因決定論和外因決定論兩種理念，辯證地提出個體的認知因素、環境、行為的三元交互決定論。該理論認為，人的認知、行為及其所處的環境為動態的互惠決定關系，任何兩者之間的關系都隨著個體的認知、行為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發生變化。環境因素包括所處氛圍、外在資源等。個體認知包括自我效能和結果預期：自我效能是個體對自我是否具備某種特殊能力的判斷，自我效能與個體的能力有關但并不能反映其真實能力，只影響個體對任務的選擇和完成任務的韌性；結果預期是個人對自身行為可能帶來結果的判斷[7]。環境因素對個人的自我認知有著重要影響，直接影響自我效能即對自己能力的判斷。組織內每個個體對互聯網以及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接觸和使用情況形成一種組織內的環境氛圍，即互聯網氛圍。在使用互聯網購買理財產品的過程中，會強化消費者對自身使用計算機能力的價值判斷。因此，互聯網氛圍會影響組織內個體對自身使用計算機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能力判定，這種能力的判定即計算機自我效能。
風險控制認知是指個體對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存在風險的程度和互聯網金融企業風險控制程度的認知水平及認知行為。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認知包括風險控制認知，并受環境因素影響。Sutton S.G.等指出企業個體或決策群體必須正確認識到電子金融（即互聯網金融）的風險，企業才能成功實施以互聯網金融為平臺的電子商務，獲得效益[8]。因此，互聯網氛圍（即互聯網環境）會影響風險控制認知。
由于現代消費者尤其是年輕的消費者基于信息動機和情感動機，喜歡使用互聯網獲取金融理財產品信息和進行具有強烈感彩的購買評價，并通過“朋友圈”等網絡社交媒體與其他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進行溝通交流。因此，互聯網氛圍也會影響人與人之間有關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溝通交流活動。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互聯網氛圍對計算機自我效能有顯著影響；
H2：互聯網氛圍對風險控制認知有顯著影響；
H3：互聯網氛圍對溝通交流有顯著影響。
成穎等提出計算機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感理論在計算機培訓及其輔助技術使用等行為活動中的應用[9]。計算機自我效能作為個體認知因素將會影響個人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行為。廖俊峰等將計算機自我效能作為研究個人網上銀行采用意向的主要變量之一[10]。如果某個消費者的計算機自我效能感較好，那么他（她）會更有信心并更愿意使用計算機購買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4：計算機自我效能對購買意愿與行為有顯著影響。
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對新生事物的認知程度將會影響交易信任并影響其購買意愿與購買行為。Kim等提出消費者進行網上購物時會考慮交易環境風險、本人的風險偏好、賣家的信譽度等等，這些交易過程中的相關風險需要消費者進行分析和控制，如果消費者對相關風險有著清醒的認識并知道如何進行防范，則消費者更愿意選擇信任賣方[11]。所以個體對風險控制的認知將顯著影響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交易信任程度。
消費者在搜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信息時，由于存在信息獲取的不對稱和理解的不對稱，他們在進行購買決策時往往猶豫不決。張萬力等提出溝通交流可以降低人們對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認知的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行為意愿[12]。溝通交流包括大眾傳媒對社會受眾的信息傳遞、網絡社交媒體的信息交流和人們日常交往時所進行的信息交流。有效的溝通交流活動將促進人們認知水平的提高，從而構建對理財產品尤其是創新理財產品的交易信任程度，影響人們的購買行為。交易信任一旦形成，消費者則更容易產生購買意愿并付諸行動。陳東宇等發現P2P的出借意愿主要受信任影響，交易信任影響購買意愿和行為[13]。鑒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設：
H5：風險控制認知對交易信任有顯著影響；
H6：溝通交流對交易信任有顯著影響；
H7：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有顯著影響。
基于上述變量設置和假設，本文的理論模型框架如圖1所示。
2 問卷設計和數據收集
為確保測量量表的真實有效，在設計調查問卷時，作者在參考相關經典文獻的基礎上，與有關專家和受訪對象進行深入交流。在與他們進行有效溝通之后，修改相關量表。然后進行范圍較小的預調查，對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進行預分析，針對分析結果及訪談意見對量表的內容進行進一步修改，確定最終調研問卷。問卷所采集的基本信息有職業、學歷、年齡和年收入，問卷主體部分采用了Likert五點量表形式：數值1表示“完全不贊同”、數值3表示“不確定”、數值5表示“完全贊同”。問卷主要涉及互聯網氛圍、計算機自我效能等6個變量，共16項，問卷主要內容如表1所示。
問卷的調研對象是江蘇省南京市、鎮江市、無錫市、蘇州市的普通市民，既包括分布各行各業的工薪階層，也包括在校大學生，主要通過電子郵件、社交媒體平臺共發放問卷800份，每個地區為200份，有效問卷725份。被調查人群職業主要為女性（61.23%），以年輕人為主（20～40歲占比為75.37%）。受教育水平較高（大R隕險90.15%），收入水平也較高（收入在3萬以上占77.34%）。將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與支付寶注冊用戶的人口統計學特征進行比較分析后，發現各項比例基本一致，因此認為該樣本是有效的。
3 實證分析
3.1 描述統計分析
使用SPSS22.0軟件分析，各測度指標平均值在2.77～4.57之間，中位數主要以3為主，眾數以3為主，標準差范圍在0.83～1.22之間。通過上述軟件統計分析發現，大多數受訪者能熟練使用計算機并經常使用互聯網（相關測量指標的平均值均大于3，中位數和眾數都在3以上），但是他們很少進行以互聯網理財產品為主題的信息交流，并且對該類產品的風險認知程度不足（相關測量指標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此外，由于對互聯網理財產品缺乏交易信任（相關測量指標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受訪者部分人群對互聯網理財產品持觀望態度，但也有較多受訪者愿意購買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在確保較好流動性的前提下，獲取較高的理財收益。觀察變量描述性統計量具體如表2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測量指標
y1的眾數、y3的中位數和眾數、y10的中位數和眾數均為5，這說明絕大多數受訪者極度依賴互聯網，并愛好使用QQ、微信等社交網絡媒體進行信息交流。此外，測量指標y2、y5、y6、y9、與y16的標準差均超過1.1，這說明受訪者們對互聯網理財產品的了解程度和購買行為差異顯著。
3.2 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衡量調查問卷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數進行信度檢驗，分析軟件為SPSS22.0。分析得到的Cronbachs α系數均大于0.7（參考標準為大于0.6），表明問卷內容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因此具有較好的信度，相關量表具有較好的整體可靠性和穩定性，可進一步進行驗證分析。效度檢驗采用KMO檢驗和Bartletts球型檢驗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表明KMO值為0.912，遠遠大于0.6，Bartletts球型檢驗的顯著性為0.000，表明各變量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適合做因子分析，
因此調查問卷效度較好。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發現，因子載荷基本大于0.5，且累計方差解釋程度均大于80%，說明相關量表較為理想。
3.3 模型的建立和適配度檢驗
本研究依據社會認知理論，基于經典文獻的基礎上，使用AMOS軟件構建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結構方程模型（如圖2所示），外因潛變量為互聯網氛圍，內因潛變量有計算機自我效能、風險控制認知、溝通交流、交易信任、購買意愿與行為。本研究在模型修正時發現，y1與 y3觀察變量題項所測量的特質有某種程度的類似性， y4與 y10之間、y5與 y7之間、y8與 y13之間也是如此。因此設定了上述四組共變關系，從而減少模型的卡方值，使得模型更契合實際。
為驗證上述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對模型整體適配度和基本適配度進行檢驗。根據表3所示，良適性適配指數（GFI）大于0.9，這說明該模型的協方差在解釋樣本數據協方差時，效果較為理想。漸進殘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增值適配指數（IFI）、比較適配指數（CFI）、簡約調整后的比較適配指數（PNFI）等指標均完全符合標準。但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指標略偏高，這可能是源于該樣本相對較小，從而導致該指標不夠穩定。總之，該模型整體適配度較好。
根據圖2所示，觀察變量y1和y2能被外因潛在變量“互聯網氛圍”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59和0.76），說明受訪者通過互聯網交流信息更能反映互聯網氛圍的構念特質，而y3能被互聯網氛圍解釋的變異量較低（因素負荷量為0.46），這說明受訪者上網的頻率對互聯網氛圍的相對重要性較低。y4和y5，尤其是y5觀察變量能有效反映內因潛在變量“計算機自我效能”所要測得的構念特質（因素負荷量分別為0.69和0.81），這說明受訪者相信自己能熟練使用計算機，尤其是熟練使用計算機購買余額寶等產品能有效反映受訪者的計算C自我效能的構念特質。同理，觀察變量y6、y7、y8能被內因潛在變量“風險控制認知”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63、0.88和0.79），說明受訪者通過認知余額寶等產品風險及其風險控制、互聯網企業風險管理能較好反映風險控制認知的構念特質；觀察變量y9、y10、y11能被內因潛在變量“溝通交流”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80、0.57和0.75），說明受訪者在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時與朋友、同事和家人及互聯網企業進行有效信息交流能較好反映溝通交流的構念特質；觀察變量y12、y13、y14能被內因潛在變量“交易信任”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89、0.82和0.65），說明受訪者對互聯網理財產品及其較高收益比較放心、對互聯網企業比較信任能較好反映交易信任的構念特質；觀察變量y15、y16能被內因潛在變量“購買意愿與行為”解釋的變異量較高（分別為0.93和0.90），說明受訪者愿意購買和持有互聯網理財產品能較好反映購買意愿與行為的構念特質?？傊趯δＰ突具m配度檢驗中，除y3互聯網氛圍的因素負荷量是0.46外，互聯網氛圍對應的其他兩個觀察變量的標準化估計值均大于0.5；計算機自我效能、風險控制認知、溝通交流、交易信任和購買意愿與行為所對應的觀察變量的所有標準化估計值均在0.5至0.95之間，且無較大的標準誤差，所以模型的基本適配度較好。因此，該模型能較好地解釋消費者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行為。
3.4 假設檢驗和路徑分析
圖2顯示了結構方程模型的各路徑系數，通過對路徑系數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互聯網氛圍分別對計算機自我效能（C.R.=6.940，P
3.5 總體效應標準化估計
在標準化回歸系數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前提下，總體效應標準化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潛在變量之間的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可表述為：潛在變量“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回歸系數值最大（0.619），表明“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直接效果最為顯著；潛在變量“計算機自我效能”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回歸系數值為0.327，表明“計算機自我效能”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直接效果也比較顯著。各潛在變量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效果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互聯網氛圍（0.785）、風險控制認知（0.319）、溝通交流（0.249）。通過對不同潛在變量之間的回歸系數值進行比較，發現各變量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影響效果：“互聯網氛圍”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影響效應最大，“風險控制認知”次之，“溝通交流”最小。
3.6 事后訪談
針對部分消費者的事后訪談表明，他們經常通過互聯網查看互聯網理財產品的收益情況，了解新推出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并通過“微信”“QQ”等社交媒體“朋友圈”流通理財心得和信息。他們（尤其是中老年消費者）認為在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的過程中，存在身份認證手續繁瑣、銀行支付限額過低，擔心存在產品被大量贖回的金融系統性風險、計算機（或手機）感染“木馬”病毒等技術風險、計算機操作風險等。因此一些消費者認為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存在較高的風險。
然而，大部分受訪者（尤其是年輕的消費者）仍然愿意購買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認為該類產品實質是對貨幣基金的“團購”，具備無門檻、零收費、隨時贖回且具有較高收益。當前股市大幅震蕩、樓市泡沫嚴重，民眾的投資渠道較少，購買互聯網理財產品仍是不錯的理財方式。此外，受訪者大都認為，雖然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在不斷壓縮“第三方支付”的生存空間，他們今后仍將繼續購買或持有“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
4 結論與啟示
基于社會認知理論，本文研究了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影響因素，建立了結構方程模型。通過適配度檢驗和假設檢驗，認為該模型適合于解釋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與行為的形成過程。具體來說，本文的研究結論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由于作為環境因素的“互聯網氛圍”對“溝通交流”“計算機自我效能”和 “風險控制認知”的影響效應均非常明顯，“互聯網氛圍”對“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間接影響效應較大，并且“計算機自我效能” 和“風險控制認知”對“購買意愿和行為”也有一定的直接影響，這正好符合社會認知理論中環境因素（互聯網氛圍）和個體認知（計算機自我效能和風險控制認知）對個體行動（購買意愿與行為）的重要影響作用。
第二，“溝通交流”對“購買意愿和行為”具有較強的簡接影響效應。這表明通過大眾傳媒、網絡社交媒體、日常人際交往等不同渠道進行信息的傳遞和交流對消費者金融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和行為影響顯著。這也說明基于大眾傳媒、網絡社交媒體和人際交往的信息交流，能促使人們形成偏好意愿。
第三，“交易信任”對“購買意愿與行為”具有較強的直接影響效應，這說明消費者對金融理財產品及所屬互聯網企業的信任程度直接影響其購買意愿和行為。
為有效增強消費者互聯網金融產品的購買意愿和行為，互聯網金融企業應以互聯網的接受程度和計算機操作能力作為劃分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客戶群的標準之一，應多關注互聯網氛圍良好的社區中那些計算機應用能力相對較強的消費者，進行互聯網理財產品的消費者精確定位；互聯網企業應設計簡潔的產品、便于操作的工作流程、合理的風險內控和信息披露制度，畝贏得消費者的信任；應結合使用傳統大眾傳媒和人員促銷等方式對中老年消費者進行宣傳和溝通，促使他們接受這種全新的理財產品；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網絡媒體幫助消費者建立互聯網金融理財新理念，提高消費者的計算機自我效能感，從而促使他們購買適合自身需求的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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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階段我國社會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的行為習慣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促進了公共事件網絡輿情的出現和發展?；ヂ摼W的匿名性、社會信息不對稱以及網絡輿情的衍生效應產生了公共事件網絡輿情的特點。同時由于互聯網技術的雙刃劍作用、網絡輿情可能引發破壞性群體事件以及科學治理網絡輿情對社會環境的作用，使得治理公共事件網絡輿情具有了必要性。根據公共治理理論等輿情治理理論，國外各國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網絡輿情治理模式，如美國、韓國以及新加坡等國。根據對國外治理模式的分析與總結，得到了我國公共事件網絡輿情治理的可借鑒經驗并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
關鍵詞 ：公共事件 網絡輿情 治理
一、國外治理模式及其啟示
1.美國的“技術和立法先行”治理
對于突發公共事件的網絡輿情治理，美國主要依托了互聯網管理和應急管理體系兩方面來實現?！?·11”事件以來,美國政府加強國土安全程度,其中重要一點就是網絡安全。由此可見美國對網絡監管的重視程度。美國作為互聯網技術最發達同時強調公民自由的地方之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來實現對網絡環境的治理，其治理模式可以歸結為“政府與社會協調監管”。
該模式的主要治理特點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加強互聯網的相關聯的立法。美國政府投入前所未有的力量建立了網戰司令部，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聯合美國中情局，使得政府可以合法的對美國公民的私生活進行監控。此外，美國歷史上推出了許多部法律，來實現對互聯網的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1934年《通信法》。
第二，運用技術方式實現互聯網管理。其中主要的技術手段有：內容分級管理、中小學管理以及網絡安全技術研究。美國的互聯網技術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這是得到世界公認的共識。
第三，實現政府管理與社會管理相互協調。美國的網絡輿情治理模式中政府與社會協調管理主要體現在美國成立的許多網絡行業組織，從政府和普通公民兩方面來實現治理。其中，一方面美國政府既需要利用自己的強勢資源，也需要結合網絡行業協會所搭建的管理平臺，監控網絡輿情，糾正網絡違法違規以及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另一方面，行業協會組織對于互聯網健康管理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如宣傳相關法律、推動行業規范等。
2.韓國的“實名制管理”治理
韓國對于互聯網上個人信息保護、網絡信息傳播、互聯網安全管理等方面十分重視。其特點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全力健全法制，韓國有著較為全面的互聯網管理法制體系。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以及實現互聯網的有效管理，2007年韓國頒布《促進使用信息通信網絡及信息保護關聯法》，“國內網站都均應要求用戶在提供詳細身份資料后才能申請聊天賬號、網站郵箱，網站在核實其身份詳細信息準確的基礎上才提供賬號和郵箱?！本褪峭ㄟ^一定的技術手段，實現互聯網的實名制管理。
第二，完善治理監督機制。2011年5月，韓國谷歌被韓國檢方調查，原因就是韓國谷歌公司在未經過用戶許可的情況下收集并使用了公民的個人信息。網站運營商上在用戶注冊時就要求用戶填寫真實資料，這樣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網絡匿名性帶來的網絡謠言、網絡犯罪等，大大提高了公民在互聯網上的自律性。
但是，韓國的互聯網“實名制管理”也存在漏洞和不足。2011年7月，韓國SK通訊的Nate和社交網站“賽我網”遭到黑客攻擊，大量用戶的信息泄露。此后，韓國公眾和專家都認為“互聯網實名制”是使網站遭到攻擊和公民信息泄露的根本原因，并要求停止繼續實行互聯網實名制。2011年8月，韓國正式宣布廢除網絡實名制。
3.新加坡的“軟硬兼施”治理
新加坡政府對于互聯網上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和網絡謠言，有著異常嚴厲的處置。并且形成了具有特色“軟硬兼施”為治理策略的治理模式。新加坡的媒體發展管理局稱，由于在互聯網上并不能保證網名言論的理性，網民的言論就有可能超越了或者危害了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必須要實行網絡管制。新加坡在全世界以發至精神聞名，同時也是互聯網普及在廣德國家之一，新加坡在互聯網管理方面有著卓有成效的經驗。新加坡的治理模式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實行軟硬兼施的策略?！败洸呗浴笔侄尉褪枪褡月伞⑸鐣浾摰?；“硬策略”就是通過國家法律程序有效地規范公民的互聯網行為。
第二，新加坡互聯網管理的主要精神就是意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為首位。
第三，全面推動相關法制建設。新加坡制定的關于互聯網管理的主要法律有《廣播法》和《互聯網操作規則》，對于新加坡的互聯網管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第四，新加坡的互聯網管理還依賴于構建起了完備的行業自律體系。2001年2月頒布的《行業內容操作守則》，形成了行業自律規范的基礎。明確規定了互聯網行業內成員的權利義務。從而實現公民互聯網行為的有效自我監管。
二、對我國公共事件的網絡輿情治理的啟示
1.推動互聯網相關立法
完善互聯網立法努力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從立法和執法兩個角度行動。在立法角度，要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制定一部切合實際的互聯網基本法。期間，既要有對社會經濟的考慮，也不能忽視我國傳統行為習慣的影響。
2.推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
互聯網技術發展對于互聯網治理有著舉足輕重的首要作用。應從兩方面推動相關技術發展。一方面是推動互聯網治理的技術，如分級管理、中小學管理以及網絡安全技術等等，促進互聯網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應該從網絡輿情治理的角度發展相關技術。
3.實現互聯網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應借鑒美國與新加坡等過互聯網治理的優秀經驗，推動互聯網治理主體多元化。改變政府壟斷治理的狀態。鼓勵建立互聯網相關社會組織，建立行業規范。宣傳推廣互聯網健康使用知識，加強公民互聯網行為的自律性。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