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2 15:31:40
序論：在您撰寫社區發展集體經濟的思路時，參考他人的優秀作品可以開闊視野，小編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這些建議能夠激發您的創作熱情，引導您走向新的創作高度。
自坪山新區城市化依來，社區集體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在政策上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制約了其發展。探索一條既符合時勢發展要求又契合社區發展實際的路徑，是社區集體經濟實現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審視和探尋坑梓集體經濟的發展路徑，必須置身特區一體化與坪山新區大開發大建設的重要背景，加快集體經濟管理與運營體制機制的創新，著重在轉變發展思路和探索多元經營上尋求突破。
第一、體制政策
首先要把社區股份合作公司與社區綜合黨委、工作站、居委會從機構設置、人員、職能、賬目、經費等方面嚴格劃分開來；并且要理順好社區工作站、居委會、社區股份合作公司的職責和關系，明確社區工作站就是辦事處的派出機構，主要職責是承擔社區公共服務的職能；居委會是居民自治組織，主要職責是社區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社區股份合作公司實行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剝離社會管理職能，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化道路，這是體制機制突破的基本方向。關于現階段的社區集體經濟發展重點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社區股份公司一旦剝離了社會管理職能，即意味著社區股份公司就無需再承擔公共管理費用支出的義務，但是市、新區財政能否全盤承接此筆費用，需要慎重考慮。據坪山新區發財局“以2009年實際支出數為測算基礎”統計，社區一年經費支出約為1.3億，這對于深圳市、坪山新區財政而言也無疑是多增添的經濟負擔。二是坪山新區的集體經濟開發與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城市化路程還有很遠的路程，還有相當艱巨的土地整備等中心任務，如果社區股份公司完全按市場化運作，缺乏政治因素的制衡，那么勢必影響黨委政府決策在基層的落實成效。所以基于以上原因，可考慮每年推出一至二個條件成熟的社區進行試點，再著手推廣，逐步釋放改革壓力，當前更為重要的是加強集體資產管理，實施財務相互獨立核算制度，健全集體資產的管理機構，做到制度健全，監管到位，為改革做好準備。
第二、技術政策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經濟發展的技術涵養是破解土地、資源及人口緊約束矛盾的重要途徑。從坑梓社區的實際出發，一方面，可考慮做大做強物業經濟，注重促成現有物業的轉型升級，從單一的收租型向可以提供專業物業管理與服務的路徑轉變；另一方面，搶抓坪山大開發大建設的歷史機遇，介入發展投資風險較低的實業經濟，逐步實現從“物業經濟”單腿走路向“物業經濟與實業經濟”雙腿走路的模式轉型。在技術要求上制定相關政策能對集體經濟發展指明正確的方向，如寶安區2009年就制發了《關于扶持股份公司發展的指導意見》，內容涉及土地利用、舊屋村和舊工業區改造、實業投資、物業管理和服務、交流與合作等方方面面，極大推動了社區股份合作公司持續健康發展。對于技術方面的政策制定重點要做到四個引導：一是引導社區集體經濟對那些建成年代較為久遠的破舊廠房實施功能再造，以提高物業的收益水平，切實利用好每一塊地，投入到新型的集體經濟中來。二是引導坪山新區社區集體經濟通過獨資、合資或合作等形式，結合公司所在片區的產業規劃及功能定位，開發建設一批投資風險小、管理經營難度不大的商住酒店等實業項目。如老坑社區可以利用毗鄰新區中心區的地緣優勢，可考慮合資或合作開發一批高檔酒店項目，吸引投資者或者由政府投資建設，不僅能吸引外來人員的人口流動，增長經濟，也能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城市面貌做改善；再如秀新社區地處圩鎮中心，可考慮合作開發中心商務項目等等，把經營方式放遠，為本地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三是引導社區集體經濟以土地入股或利用征地資金參與新區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參與新區工業園區的物業開發，及為工業園區企業提供配套性生產服務，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展開經濟發展鋪開一條更加廣的道路。四是引導社區集體經濟引進有實力的社會資本對舊屋村或舊工業園區進行合作舊改，改善被拆遷戶的居住條件，加快城市面貌的改善和產業升級。
第三、財政政策
要加快坑梓社區集體經濟發展，就必須在政策與資金方面有所突破，重點考慮四個方面：一是建立政府財政補貼與社區集體經濟共同負擔戶籍居民社保的保障機制，并減免土地稅、房屋出租費等相關稅費，通過讓利于民，讓居民享受改革與發展的成果。二是建立社區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的保障機制，幫助社區股份合作公司走出當前困境。一方面，對各社區現有出租廠房及工業企業，相關部門要開通綠色通道，在企業年審、土地辦證等方面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在引導優化產業升級和土地整備的過渡時期，對社區集體經濟的廠租收入實行財政補貼，確保社區集體受益不受損害。三是加快整備社區集體土地資源。在我們的調查研究過程中，課題組工作人員還專題對各社區經濟合同進行了核查清理。審查數據表明，轄區各社區違規簽訂需要取消的土地合同共145份，涉及面積約133萬平方米，金額約3億元。政府可考慮利用政策或資金杠桿，將這部分土地收歸國有或集體所有，實行集約高效利用。四是將社區股份公司長期承擔的城市社會管理職能，逐步剝離給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為轉型打牢基礎。
近年來如皋農村“三大合作”快速發展，累計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946家，合作聯社24家、農地股份合作社305個、農村社區股份合作社23個，有效地促進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搬經鎮土山村、丁堰鎮劉海村等村通過建立果蔬專業合作社，不斷加強合作社內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運營效益，在確保農戶保底收益的基礎上，每年增加集體收入20多萬元。經濟技術開發區（城北街道）志勇村搶抓揚啟高速等重點工程經過該村的機會，吸引本村能人范存建投資數千萬元，盤活取土坑水面100多畝，成立了“南通市黑沙水產養殖專業合作社”，合作社以養殖烏漁為主，年銷售近一個億，利潤達2000萬元，村集體年收入80多萬元。
二、發展資源開發型經濟
通過開發集體有效資源，走集體、農民互利之路。據統計，全市332個村，共盤活經營性資產4700多萬元，盤活村組集體土地27023.5畝，水面27852.7畝，新增集體收入1100多萬元，為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吳窯鎮立新社區將集體擁有的國有河堤岸邊資源對外發包，年收入10多萬元。東陳鎮萬富社區利用建造高速公路在社區留下600多畝廢塘，引進嘉定客商與本村能人合股建設淡水白鯧養殖場，增加村營收入近20萬元。經濟技術開發區（城北街道）花園橋社區發展多個農業項目累計流轉土地3379畝，達到總面積的81%，其中屬于社區集體所有的路、渠、溝、塘等公共面積241畝，每年村集體可獲收入24.1萬元。
三、發展資產經營型經濟
充分利用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統一規劃的優勢，通過盤活閑置場地、集體閑置貨幣資金，找準市場需求點，開展資產經營，實現資產增值。如城街道城南社區充分發揮資源區位優勢，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物業經濟，使資金向資產轉化，資產再產生收益，從而確保資金、資產的保值、增值。利用集體積累4238萬元購置經營性資產10905平方米，年租金收入達183.9萬元，實現了組組有資產、年年有收益、戶戶有分配、人人有享受的目標。磨頭鎮磨頭社區以186萬元的價格整體購買占地12畝的金磨綜合市場產權，由居委會統一管理經營，村級集體年實現收入70多萬元。
四、發展物業帶動型經濟
通過推進農民集中居住，強化村級物業管理，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搬經鎮湖劉社區大力推進農民集中居住區建設，現已形成入住300多戶的農民集中居住區，通過小區物業管理及房屋出租每年可增加村集體收入20多萬元。搬經鎮中心社區在農民集中居住推進過程中，社區統一對外發包代建，將小區的服務配套用房對外發包，既保證項目的整體推進，又為集體增加收入50多萬元。
五、發展服務創收型經濟
關鍵詞：村改居社區；管理；蘇州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4-0157-02
23）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村改居社區大量涌現。村改居社區，顧名思義，就是由農村社區轉換為城市社區的過渡性社區，因村委會變為居委會而得名。相對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村改居社區面臨的社會問題更為復雜，社區管理難度更大。本文在蘇州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對村改居社區管理的相關問題加以研究。
一、村改居社區的特點
作為一種過渡類型的社區，村改居社區有著自身特點，這些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半熟人社會
村改居社區是“半熟人社會”，不同于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傳統的農村社會是“熟人社會”，人與人相互熟識，交往基本是全面化與人格化的?，F代的城市社區是“陌生人社會”，人們之間基本是陌生的，交往基本是片面化與匿名性的。村改居社區一般都伴隨著集中居住的過程，即由原先各個村莊遷移合并組成，人與人之間是“半熟人社會”性質，即大多數人之間認識但不熟識，人們的交往不可能是全面化與人格化的，但也不像是城市社會那樣的片面化與匿名性，而是處于二者之間。“半熟人社會”性質決定著村改居社區管理手段的特殊性，即村改居社區既不能像城市社區那樣主要依賴制度進行管理，也不能像農村社區那樣主要依賴道德進行管理，而必須制度與道德并重，不可偏頗。
（二）集體經濟仍舊保留
村改居社區不同于純粹的城市社區，它有集體資產實體作為自己的經濟支撐。在蘇州，“村改居”之前，不少農村社區就有一定的集體資產。集中居住村莊合并“改居”后，各村集體資產也被合并。一般而言，“改居”后，社區以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社的形式，對集體經濟進行資本化運作，以現代經濟管理與發展模式進行集體資本最大化操作，優化資本形式，促進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收益用于分紅與集體福利。集體經濟發展了，社區各項事業的建設也就有了經濟上的支持與保障。
（三）過渡性較強
村改居社區是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發展的過渡階段，“邊緣效應”比較強，一方面，其保留著農村社區的“基因”，另一方面，也具有城市社區的“基因”。從管理體制到人的行為方式，都是如此。以管理體制而言，盡管實現了村委會向居委會的轉變，但村改居社區開展工作的思路，基本上還沿用村委會的模式。
（四）空間的城市化與人的城市化之間相對脫節
在村改居社區中，空間的城市化與人的城市化之間相對脫節，空間的城市化要遠遠快于人的城市化。在空間的城市化方面，由于村改居社區是政府推動城市化戰略的重要組成，政府往往投入較大，在小區建筑與基礎設施方面，村改居社區與城市社區差別不大，甚至局部還要好于城市社區。但在人的城市化方面，則相對滯后，居民的文化程度、生活習慣、現念以及行為方式等，還遠遠落后于城市居民。
二、村改居社區管理的難題
由于處于過渡狀態，村改居社區目前情況較為復雜，在管理方面面臨諸多難題，經過分析，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居民適應新環境問題
在村改居社區中，很多居民難以適應新的空間環境。在“改居”以前，不少居民住的是平房，而且有自己的土地，“改居”后，住進了樓房，而且也失去了土地?？臻g變化與居民生活習慣之間的發展是不同步的，空間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生變化，但居民原有的生活習慣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轉變，因此居民對空間出現了不適應，尤其在中老年人身上體現得比較明顯。
在村改居社區中，很多居民也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在“改居”以前，居民之間是“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形成了熟人交往模式。“改居”后，出現了大量的“半熟人”，甚至是“陌生人”，人際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居民還局限于以“熟人社會”的思維處理人際關系，顯然在新環境下是行不通的，因此不少居民還存在人際磨合問題。
（二）失業問題
伴隨“改居”的過程，村改居的社區經濟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案木印币院?，社區已經基本上沒有土地。這種變化對部分年輕人影響不大，因為很多年輕人在“改居”前，就已經在附近工廠打工。這種變化對老年人影響也不大，在蘇州，“改居”中土地與拆遷補償，再加上社區的集體福利，使多數老年人晚年生活有所保障。
比較尷尬的是40—50歲的人（即“40、50現象”），他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靠土地生活，同時文化素質不高，適應環境比較吃力，難以像年輕人一樣到工廠打工，再就業存在著一定的困難。
（三）外來流動人口問題
“村改居”社區往往是城市外來流動人口的聚居地，吸引大量的外來流動人口，尤其經濟發達的蘇州，更是如此。原因在于：首先，村改居社區一般都位于城鄉結合部，對于外來流動人口而言，租金相對較低。其次，村改居社區往往是農民拆遷集中居住后形成的，之前都進行拆遷補償，由于居民原居住面積比較大，因此住房補償面積也比較大。把多余的一套或者幾間住房出租出去，是許多村改居社區居民謀生的重要方式，但這樣一來導致外來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外來流動人口不像當地人口那樣對社區有責任心與歸屬感，同時生活習慣與當地人口又有所不同，因此給社區管理帶來了很大難題，造成不少治安問題與環境衛生問題。
關鍵詞：社區建設；社區治理；參與模式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3-0052-02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民政部借鑒國外社區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提出了“社區建設”的口號和思路，我國的社區建設隨著城市經濟發展不斷深入，在當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肩負著促進社會結構轉型的重要歷史使命。社區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其發展過程包括由政府啟動、主導階段；政府推動和社區參與并存，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階段；社區自治、自理等三個階段發展。二十多年來，在政府的積極推動支持下，我國的社區建設正逐步由第一階段的政府主導向政府推動與社區參與并存的階段過渡。目前在社區建設理論研究中，居民參與模式正成為研究熱點。
1 社區治理的涵義和社區參與理論
1.1 社區治理的涵義
“治理”一詞源于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學家賦予“治理”以新的含義。治理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羅西緇認為，“治理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國家的強制力來實現”。庫伊曼也認為，“治理所要創造的結構或秩序不能由外部來強加，它之所以要發揮作用，是要依靠多種進行統治的以及互相發生影響的行為者互動”。1995 年，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全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說明治理的四大特征：治理是一個過程；治理的過程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是一種持續的互動”。由此可以看出治理的核心理念是突破單純強調政府管理的理念，主張政府、公民以及其他組織共同來參與對社會的管理，強調參與主體間的協調、溝通與交流，治理的本質在于公民參與。社區治理是指以地域為基礎，政府與社區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社區治理的四個特點包括：主體多元化、機制扁平化、過程互動化、資源內生化。所謂主體多元化是強調要整合社會資源，要與利益相關方合作；機制扁平就是原來縱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向橫向的網絡化管理轉變；過程互動和資源內生是將社區居民視為社區建設的主體并參與到各項社區建設服務。
1.2 社區參與
“參與”的基本含義是指人們參與了對某一領域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或直接參加了這一領域的整個發展過程，以及發展成果的分享。社區參與是指“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介入社區發展的過程、方式和手段；是指社區居民參加社區發展計劃、項目等各類公共事務與公益活動的行為和過程，以及對社區發展成果的分享”。社區參與是社區居民作為社區管理的客體與主體，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活動或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的過程和行為。社區參與主體指的是在社區發展運動的宏觀背景之下，居民群眾、政府組織、單位組織和中介組織都作為主體參與社區的發展和建設。
我們在社區建設研究中發現，中國城市社區建設過程中存在幾個普遍的問題：一是在當前的社區建設中政府往往占主導地位。二是社區居民參與率不高，缺乏相應的表達機制和參與渠道。三是從社區公共參與的類別來看，居民的社區參與內容多為非政治事務參與，如文體健身活動、環境整治活動、治安巡邏活動等，而對社區選舉等政治性事務很少參與。四是社區居民參與以被動的、執行性參與為主要形式。這種社區管理模式使得居民的需求與社區治理組織的供給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社區治理的事情居民漠不關心，而居民上心的事卻得不到很好的解決，社區治組織沒有很好發揮其自身的功能與職能導致居民參與熱情低、參與實效性差、社會效益低下。因此我們需要在實踐中尋找出一種有效的社區參與機制和組織形式，推進社區建設和基層民主的順利運行。本文以成都市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為研究實例，重點考察這一社區建設模式的居民參與形式、組織機構和運作模式，進而對我國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新型社區的建設及治理提供一些理論支持和啟示。
2 Q社區參與式治理的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快速推進，城市空間不斷擴張，人口、產業和要素資源不斷向城市集聚。許多大城市逐漸向周邊鄉村地區拓展，出現了許多城鄉一體化的社區，這些社區保留原著居民，同時也增加了大量的外來打工者和城市新移民。地域和文化上的差異，增加了社區治理的復雜性。成都市Q社區正是這樣的一個新型城鄉一體化社區。
2.1 Q社區簡介
Q社區位于成都市青羊區西北部，占地面積1.84 平方公里，共有居民1萬多戶，3萬余人。社區交通便捷，設施齊全，環境優美，區位優勢十分明顯，原來是典型的農村社區，由于城市擴展，現在屬于城鄉統籌新型社區，是青羊區三個新型的城鄉一體化過渡社區之一。該社區人口聚居密度較高、異質性程度高，社區居民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社區成員主要由本地拆遷戶農民，外社區安置農民，商業樓盤居民和外來的打工人員構成。成都市青羊區是2009年國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區之一，而Q社區是青羊區在探索實踐居民社區參與模式的實驗田。盡管該社區的居民在生活方式和生活需求具有相當的復雜性和多元化，但近兩年來，Q社區堅持以人為本，改進管理方式，注重居民參與，創導自愿互助，探索出了一種新型的參與式社區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
2.2 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模式
Q社區在建設過程中為了改善居民的參與積極性，采用了兩個重要辦法：一是對公共空間的讓渡和社會賦權；二是公眾對公共空間的爭取和公民精神的培養。經過這幾年的社區治理建設，社區工作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社區建設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建立完善的社區組織體系。
好的社區組織體系是社區參與治理的保障。Q社區統一構建了完善社區居民大會、居民議事會、民主監事會、社區公共事務所等社區自治組織和服務組織。同時，2007年10月，社區與省總工會家屬區等小區物管公司、靈通汽修公司、省工會、中鐵八局等8家單位，探索組建了全市首個“社區共建理事會”，建立了完善的社區建設組織體系。
（2）注重人才隊伍建設。
社區黨委和社區居委會成員，通過“公推直選”的辦法產生。社區公共事務所人員實行公開招聘，鼓勵社區“兩委”兼職。社區直接實施的特殊服務項目所需專業人才，由居民議事會通過向社會公開招聘。每年年終，由街道組織社區居民代表、黨員代表、社區企事業單位對社區公共服務人員進行民主評議和績效考核，并將考核結果與績效獎金掛鉤。社區治理主體參與民主評議和績效考核進一步轉變了政府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升社區自治功能、發揮自治組織的作用。同時測評活動對政府工作隊伍考核體系進行了重大變革，把過去由部門單位考評為主，變為以社區居民考核為主，使得社區管理工作人員不僅要對部門負責，同時也要對廣大民眾負責，“兩個負責”的結合，促進了社區管理工作與人才隊伍的建設。
（3）搭建議事平臺，拓展參與空間。
Q社區努力改變政府包辦社區建設的局面，在改革社區組織上有新突破。社區成立社區議事會，監事會，物管共建理事會等，發揮社會各界人士、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協商、監督、評議等，拓展社區各類力量參與社區建設的空間。
Q社區在社區服務中心成立了議事廳，在體制上和程序上體現了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主導地位。居民按一戶一票的原則，采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21位議事會代表，成立了社區議事會，議事會成員每兩年進行換屆選舉。議事會成員代表社區所有居民行駛管理社區公共事務，商討社區內的所有治理問題。同樣由居民代表選舉組成社區民主理財組，負責社區的財政運營。社區同時成立了由各個階層居民21名代表組成的監事會，負責監督議事會的一切工作和社區財務狀況。議事廳設置以來，為居民自治搭建了良好平臺，它緊緊抓住社區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建言獻策，積極協商討論，充分集思廣益，極大程度地拓展了社區建設的參與空間。
（4）搭建溝通平臺，拓寬參與渠道。
為了溝通社區信息，拓寬參與的信息雙向反饋渠道。在社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事務中，按照合法、公開、民主、便民、實效的原則，實行民主咨詢、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民主評議。通過問卷調查、上門走訪、召開會以及“兩上兩下三公示”的方式完成項目初選、項目修訂、項目確定以及實施情況的監督。社區除了使用傳統在院落粘貼公示的方法，還利用了方便快捷的網絡技術――手機民情信使。將社區將要商討的議題，會議時間等信息發送到每個居民的手機上，讓居民第一時間了解，確保他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5）發展社區集體經濟，提高社區經費保障。
Q社區是一個城鄉過渡社區，這里城鄉統籌規劃后，部分土地被化作城市規劃地，社區保有集體用地108畝。社區的發展經費主要包括20萬元/年的財政專項補助及社區自籌經費。如何利用本地資源優勢來搞活經濟，增加創收，同時解決居民就業是社區工作的一件大事。社區利用農產品資源優勢，聯合青羊區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共同將部分集體用地打造了“Q社區菜園”，為成都市區提供物美價廉的時令蔬菜。同時社區大力發展“農家樂”等特色餐飲娛樂項目，在壯大集體經濟的同時又合理利用了閑置流轉土地。Q社區還成立了自己的物管服務公司，將社區內的車位租金，物管費，門面租賃費等收入列入社區集體經濟，這些社區配套項目為失地農民創造了就業崗位，同時發展了社區集體經濟。
（6）豐富社區精神文化生活，增強社區居民歸屬感。
引導和支持社區建立多種多樣的興趣娛樂組織：如舞蹈隊、合唱團、讀書會、書法繪畫俱樂部、運動俱樂部等，這些自愿組織或團體為社區成員提供了溝通的媒介和互惠環境，有利于豐富人們的業余精神生活，促進社區成員間的了解和交流，增強社區成員的歸屬感，從而激發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活動的熱情。2009年以來，社區每年都要開展豐富的社區文娛活動。2009年的活動主題是社區的和諧與幸福。該活動通過議事會的提議討論，由社區公共服務人員在社區內發起，組織了包括黨支部成員，社區物管公司，學校師生，社區機構人員，新老居民共同參與的文娛節目。這種活動加強了社區各團體、居民的融合，提升了他們的社區意識與歸宿感。
3 參與式治理社區建設的啟示
幾年來，Q社區的參與式治理，從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效。Q社區居民參與式社區治理模式對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新型社區的建設具有重要啟示及指導意義。參與式治理的前提是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它要求社區建設中需構建完善的社區組織體系，提高社區管理隊伍素質，拓寬、拓展廣大居民參與渠道與參與空間。充足的社區運營經費，是進行社區治理和豐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保障。只有堅持“以社區居民為本”的原則，立足于提高社區服務能力與服務質量，提升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宿感，才能激發社區成員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達到共建共榮的良好社會效應。
總之，在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社區的良好建設與治理是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之一。新型社區建設必需開拓思維，理順“參”與“治”之間的關系，加強人才培養，完善管理制度，積極探索適宜的參與方法與途徑，提升居民的凝聚力與歸宿感，才能有效構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區。
參考文獻
社區生活共同體實現多方共贏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桃源居社區探索出以“十個統一”為特色的社區生活共同體。
區域界定和功能的統一。建設社區生活共同體的前提是社區要有統一的地域范圍和功能定位。有了一定地域范圍，還要有準確的社區功能定位。桃源居社區成立十多年來，不斷增強社區功能，確立了“以商業為龍頭、以教育為中心、以環境為依托、以文化為內涵”的發展思路，形成了集居住區、教育區、商貿區、旅游區四個功能區為一體的綜合性社區。
規劃平衡與開發的統一。規劃平衡，就是在社區功能定位準確的基礎上，公建設施的指標體系在規劃上力求平衡，兼顧不同時間、不同空間，合理配置資源，體現社會、經濟和環境三者的統一，確保社區秩序健康、持續和協調發展。
政府主導與企業管理的統一。桃源居社區公建設施營運機制的建立，完全由政府主導。分清職責后，政府又把自己所有的公建產權，以契約方式委托開發商統一經營管理。黨政機構履行對社區的領導和監督職能。桃源居社區黨委、社區工作站、社區發展服務中心、物業公司、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相繼成立，形成完善的社區組織體系。
物業管理與業委會利益的統一。在桃源居，物業管理公司主要扮演社區服務的參與者和組織者、社區業主決策的執行者，以及政府和企業對開發商的監督者職能。同時，社區還建立了物業管理與業委會的統一服務監督機制，使全體業主在同一個業主公約下共同參與社區建設。
社區組織管理與居民自治的統一。桃源居社區建有老人藝術團、少兒藝術團等十余支文藝組織，這些組織在倡導社區文明與進步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增強了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群體意識和家園意識。
人居環境與商業環境和諧統一。開發商在參與社區公建營運的過程中，堅持效益與公益相統一的原則，把部分營利反饋社區公益事業，建立良好人居環境與商業環境相統一的社區一體化機制。
社區企業化運作與社區服務型供給的統一。由社區基金會為社區企業注入社區資本，交由社區服務中心來發展社區經濟。社區組織架構中，社區黨委為最高行政機構，社區理事會為最高決策管理機構，實現了社區公共服務體系與政府公共服務體系有效對接。
社區福利與民生需求的統一。社區就業是社區民生之本，是社區福利的重要體現。社區借鑒國外社區管理和社區福利保障經驗，建立了社區失業再就業保障體系，優先解決和保障社區居民就業。
社區公約下的業利與義務的統一。為了鼓勵居民積極參與到社區業主共建家園活動中，桃源居首創社區義工與社區銀行機制，擁有我國第一張“銀社一卡通”――“桃源人家”會員卡。這是一張桃源人的身份卡，也是一張義工、社工共有的銀行卡，通過該卡以社區公約契約形式，把全體居民的社區權利、義務統一起來。
社區服務模式與社區發展的統一。在社區開發初期，按照產權歸政府，管理歸企業，由企業代替政府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按照這樣的營運模式，政府拿出部分國家與集體資產，開發商拿出部分企業資產，形成較為雄厚的共有資產，在此基礎上成立社區發展服務中心，為社區居民提供社區公共服務。
“十個統一”為特色的社區生活共同體，使桃源居社區變得富裕而和諧。多年來，桃源居社區先后榮獲聯合國“全球理想人居社區”、“國際花園社區”、“全球商業示范社區獎”等榮譽，并被中央12部委授予平安家庭、健康社區、綠色社區、學習型社區及中國人居社區范例獎，被廣東省委省政府授予“平安和諧紅旗社區”稱號，實現了政府、開發商和居民多方“共贏”。
5萬人共建共享社區服務與福利
社區資本與資產富有，社區的公共服務就會不斷完善，社區自身的福利就會越來越好。桃源居模式的核心，在于健全的社區公共服務體制與公共福利體系。
以一體化和社會化的社區服務體系帶動，桃源居社區形成了“政府引導、企業投資、居民自治、各司其責”的社區公共管理服務模式，近5萬名社區居民在同一個社區公約下，共享社區發展的福利和成果。
首先，社區依據“政府支持我支持、政府獎勵我獎勵”的原則，為積極參與社區共建家園的義工和社工設立獎勵機制；其次，社區開發商將捐贈給社區的資金與一些公共設施用于公益性和福利，創建社區資本與資產，社區服務中心在開展社區公益事業與公共服務運作中，催生社區集體經濟發展；再次，社區的公共服務由過去的政府大包大攬，逐步轉變為政府公共服務、企業市場服務與社區民間組織、慈善救助機構服務融為一體，共同支撐的發展道路。
在這些非政府組織中，桃源居社區發展服務中心是一個動力強勁的“引擎”，它是桃源居社區在深圳首創的非營利性社區經濟發展組織，是整個桃源居社區公建設施的運營機構。該中心是為達成社區公益性與福利性目的，成立的非盈利組織機構，收入全部用于社區公益事業和福利事業的發展；社區服務中心職能與運作模式的設立既借鑒西方國家經驗，又結合中國社區實情。桃源居社區公共服務組織實行緊密型的管理，即：把社區生活共同體作為一個實體企業，管理和協調若干社區民間組織，共同為社區提供服務。社區服務中心的收入負責平衡若干社區團體經費。
目前，桃源居社區服務中心已有社區資本近1000萬元，社區資產近千平方米約2000多萬元，社區經營組織七八個。根據發展計劃，每年收益大約是300萬元，各種民間組織日常辦公費用部分占1/3；1/3由中心按特定社區服務組織的發展計劃撥付其經營費用；剩余1/3的收入，用于社區資產積累長遠發展基金。
億元基金保障社區體系長效運行
關鍵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民俗文化；積極影響
在旅游業迅速發展的今天，人們越來越關注旅游發展帶來的許多負面影響，例如地方經濟的不穩定、環境的破壞和傳統文化的變異和衰退等，這些日益突出的問題促使人們重視旅游與社區關系問題的研究。自從墨菲(P.E.Murphy，1985)首次將“社區參與”的概念引入到旅游發展研究中以來，社區參與被認為是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并在以后的國內外旅游研究和旅游規劃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具有傳統特色的社區旅游開發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因為發展的要求和經濟利益的驅動正在改變著很多傳統社區的面貌，社區參與與社區利益的問題在旅游發展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旅游發展對社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經濟效益只是其中最直觀也是最受關注的一種，而且旅游發展對社區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是多元化的，在很多情況下是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并存。本文通過對中國濰坊楊家埠民俗旅游開發的發展經驗總結和筆者從事民俗旅游開發設計實踐體會，探討社區參與對傳統民俗文化保護的積極影響。適時的、合理的旅游開發是“復活”傳統文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徑。社區參與可以使社區居民正確對待自己的文化，增強社區的認同感，促進傳統文化的延續。
一、社區參與對傳統民俗文化保護的積極影響
中國濰坊楊家埠是一個至少有600余年歷史的古老村落，這里是中國民間四大木版年畫(濰坊楊家埠、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和四川綿竹)之一――楊家埠木版年畫的產地。楊家埠木版年畫興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傳統方式制作，清代達到鼎盛期，楊家埠曾一度出現“畫店百家，畫種過千，畫版上萬”的盛景，產品流布全國各地。在現代社會中，由于社會生產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年畫也和其他傳統文化藝術一樣，面臨著衰落和消失的危險境地。傳統民間藝術面臨著后繼乏人及人逝藝絕、人去歌息的危險境地。濰坊楊家埠民俗旅游的成功開發，使得木版年畫作為一種傳統的民俗資源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傳統的民間藝術在新的歷史時期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1.傳統民間藝術得以生存和發展
楊家埠民俗旅游的開發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當時旅游開發的主體――政府主要是出于挽救傳統民俗文化、振興傳統民間工藝的需要開始民俗旅游開發的。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楊家埠在山東省旅游局的扶持下以“民俗家庭”為主體開展走訪式的民俗旅游。沉寂了多年的民間作坊又興旺起來，老藝人們重操舊業，古老的民間藝術因為旅游者的到來而獲得新生。美術工作者和民間藝人深入現實生活，對年畫進行了搶救性的挖掘、整理與研究工作，引發了社區居民對本民間藝術的學習和繼承，年畫藝術新一代的傳人出現了。他們利用木版年畫的舊形式，創作了很多具有現代時尚信息的作品。雖然他們很多參與制作年畫的直接目的是為了賺錢，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恢復傳統、維持傳統的作用。同時游客們走街串巷，進入民間作坊，入戶觀摩，現場參與體驗年畫的制作工藝，寓教于樂，亦游亦學，不僅感受到濃厚的鄉土氣息和樸實自然的親和感，增加了對地方特色的感知和認知，也使年畫這種古老的傳統工藝在民間得以真正推廣和傳承。
2.社區的文化歸屬感增強
當旅游地的文化作為商品出售的時候，現實的經濟利益會強化他們的文化認同，使其具有更強的文化歸屬感。借此認同與歸屬，旅游會產生出一種出人意料的文化修復功能。同時，當為迎合旅游者趣味而對自身文化的某些成分進行挑選時，這些被挑選出來的文化成分往往具有文化身份的象征意義。楊家埠在發展旅游業之前，當地居民對這些再也熟悉不過的木版年畫早已失去了興趣，沒有哪一個年輕人愿意學習這門手藝。隨著木版年畫帶來的旅游效應，當地滋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認同與歸屬感，他們無不為其獨有的文化感到榮耀和自豪。社區居民對于自己的文化有了清楚的認知,文化由“自在”狀態轉為“自覺”狀態?！拔幕杂X”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同時，旅游者深入社區，甚至生活在社區，與社區居民進行真正的交流，也促使社區居民對自身文化的“自省”，誘發社區居民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認定。
3.社區參與的不同方式對民俗文化保護的闡釋
旅游社區無論在何時，以何種方式介入到旅游開發中，他們的參與欲望、參與能力是一步步發展起來的。因利益的驅動，村里辦起了以集體經濟為主體的“民俗大觀園”,把民俗博物館、木版年畫作坊、風箏扎制作坊和風箏放飛場等集中到一個封閉管理的、收取門票的園區內，游客買票進入“大觀園”后可以集中地觀賞當地的民俗演示。這種類似舞臺劇和舞臺表演的文化表達方式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年接待游客達20萬人次，全村旅游收入過億元。此時，旅游開發資金多由政府投資（各級政府的財政支持）和集體投資，社區參與楊家埠旅游業發展的意識、機制、途徑還很不完善。經過一段時間后，一種危機正在悄然顯現――旅游的“符號化”傾向越來越明顯，原本源于社區生活過程和生活空間的民俗文化變成了脫離生活、專門提供給游客觀賞的舞臺展演和場景式的“符號”。旅游者在這里只是一個旁觀者，是一個觀賞者，僅僅限于對旅游地的文化符號表象的理解或“舞臺化”理解，對社區文化淺嘗輒止。傳統文化的內涵被簡單化、表象化，文化的內在精神被忽略。同時，舞臺化的表演和場景，使社區居民逐漸喪失了傳統文化創新的動力，這會促使當地旅游業迅速衰落，傳統民間文化的精神希望通過旅游業帶來復興的計劃也將會落空。
在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后，省、市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鄉村組織和村民們開始探討調整之路。2002年，濰坊市旅游主管部門邀請文化、旅游、民俗及遺產保護等方面的專家對楊家埠民俗村進行重新規劃，解決問題的重點之一就是傳統文化的回歸――從舞臺上重新回歸到生活中去。新的規劃方案提出“以‘村民參與’、旅游者‘入戶’為手段，開發具有深刻體驗感的參觀與參與相結合的民俗旅游產品”，即鼓勵村民的廣泛參與和介入，走社區旅游的發展之路。游客的活動區域由集中展示制作工藝的“民俗大觀園”，回歸到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的傳統手工作坊里去；游客走街串巷，入戶體驗，在家庭年畫作坊中，親自刻印年畫，親自張貼年畫或把自己刻印的年畫帶(買)回家。經過幾年的“改良”，穩定可觀的經濟收入促使村民們積極參與到旅游業中來，一度衰落的民間手工作坊再度興盛起來，傳統文化在新的土壤中得到了真正的“復興”。
二、尊重社區的“自主性”
伴隨著楊家埠旅游發展的進程，各利益群體對社區參與共識的達成經歷了從被動的“社區參與”到主動的“社區自主”的過程。在楊家埠旅游業發端之初，社區及其居民并沒有進入人們的視野，這方面的工作是缺失的，社區參與的進程是一種“自上而下”推行的政府行為，這就使得最初的旅游發展與社區、與當地居民相脫離。問題的產生引起了政府和學者的關注，在后來的旅游開發中對于社區參與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視，社區被當做旅游規劃的重要要素加以考慮，社區參與的理念在規劃中確立并得以實施。目前，伴隨楊家埠民俗旅游開發的深入，政府和研究學者對旅游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和對傳統民俗文化保護的認同是源于居民對社區發展責任的分擔和對社區發展成果的分享。因此，社區參與對于楊家埠旅游開發和傳統民俗文化的保護是一種思路和方法的演進，是促進社區經濟、文化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選擇。
社區旅游作為一個可持續的旅游規劃方法，它只能建立在個人擁有公民權的機會和責任的現代公民社會中。社區發展有賴于“自下而上”尊重社區居民意愿，社區居民的主動性參與是社區旅游發展的內在動力。社區參與應尊重社區的“自主性”，使其為了自身的發展在外界指導下尋找適宜的發展道路?！吧鐓^自主”會提高社區對旅游開發的控制能力和對旅游業的參與、進入能力，同時也會使“社區視傳統民俗文化保護為自身發展需要和居民責任”，從而實現“全民地、自覺地參與到旅游發展進程中去”。當然，也有人擔心社區居民從此會喪失其原有特色，傳統文化逐漸會被現代文明所取代，原汁原味的地方文化將被弱化或歪曲，甚至會逐漸消失。實際上，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待社區居民自身的發展訴求，社會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揚棄”的過程。傳統民俗文化首先是屬于當地社區的，社區有權力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選擇。社區為了應對旅游的沖擊，會形成一些新的傳統。這是充分利用人類的智慧探知傳統民俗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擴張力，為維護傳統而發展創新傳統。
作者單位： 賈衍菊山東教育學院政法分院
李寧濟南市中山公園管理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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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中村；社區權力結構；政府管理
目前，城中村以其低廉的租金吸引到的多為失地農民、外來務工者等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而高密度居住帶來的臟亂差問題也愈發突出，城中村的改造很早就提上了政府日程，但沒有取得較好的社會反響。學術界也對城中村中的非正規部門和城中村改造問題做了很多研究，但缺乏一個整合的理論視角。
一、關于城中村的研究成果
（一）城中村與非正規部門問題
國際勞工組織對非正規部門作出了明確的概念性界定，即“特指那些沒有被記入國家賬目內，不受契約、許可證、勞動力審查、記錄和稅務等正式規則約束的經濟活動”。這一界定為許多國家和學術界所廣泛采用，但也有學者對其在實際統計中的可應用性提出了質疑。
經營空間或土地的可獲得性對非正規經濟的運作無疑是最為重要的。由于受土地、戶籍、人口、行政管理等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導致城中村“享有”較大自發性的發展和相對寬松的管制狀態，為非正規部門的集聚創造了有利的空間條件。
城中村非正規部門的總體特征為：總體規模大而單體規模小；沿“城中村”內主要道路呈線狀集中分布；經營活動以低端服務業為主。總之，“城中村”非正規部門以其就業門檻低，商品和服務檔次低，服務半徑小等特征而使其所附著的低收入外來人口聚居區――“城中村”構成城市的一個低級別的中心地。
（二）城中村的改造
2010年9月27日，廣州首個完成改造的“城中村”，即地處珠江新城的獵德村，經歷三年的舊村改造，順利走過了改造之路，為廣州在城市發展進程中推進城中村改造樹立了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里程碑，開啟了廣州城中村改造的“破冰之旅”。此次城中村的改造的主要思路為：政府主導+以村為主+市場參與、采用“市、區政府主導，以村為實施主體”的組織形式（廣州大學“城中村”改造課題組，2011）。改造的最關鍵一步就是拆遷補償，獵德村在改造中采取了原位安置、拆一補一的拆遷方案，改造同時盡可能降低對村民利益的損害，實現了零上訪和零強拆。
二、對城中村研究的社區權力結構分析
經過多年的城中村改造實踐，很多經驗都指向了缺乏一個整合的理論視角來面對城中村改造過程的問題，而關于制度性因素如何影響社區發展的理論無疑就是社區權力結構方面的各類成果。
為什么城中村的非正規部門房屋租賃如此活躍？城中村廉租屋與流動人口聚居區，主要是自發市場化的產物，缺乏足夠公共理性導入，當中所彰顯的傳統空間依賴與自發個別理性行動，讓社區陷入了整體非理性狀態，“類貧民窟”現象是在這一狀況中被打造出來的。有關政府部門通過接受非正規部門的稅務申報或采取罰款的方式表明對非正規部門存在管理，實質上也是對它們的存在和經營活動的一種默許。在這個過程之中，政府職能缺失了，開放了進入城市的渠道，卻沒有提供基本的住房服務和正規部門市場準入服務。
就城中村改造而言，社區權力結構則更為復雜。以廣州某J社區為例，存在社區居委會、村公司兩個對社區事務起著重要作用的權力主體，它們在體制和功能上分別屬于不同的行政、市場和社會的范疇，圍繞著社區權力的界定和配置，形成了城中村特有的權力模式。兩者在進行社區管理時，前者要想得到村公司的幫助、居民的認可，則必須“讓度”部分社區管理權，留出部分空間，反過來說，村公司作為一種集體經濟形態，不管是出于需要政府支持，或者出于管理成本，社區建設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考慮，也會“讓度”出部分社區空間給前者。這樣的權力格局下充滿雙方為各自利益爭奪的張力，而社區服務和管理則放到了第二位。這是一種類型的城中村改造――社區原來的管理階層在改造后依然位處中心，利用上級政府的不作為和默許牟利，雖然體現為一種精英統治，但實則受上級政府制約管轄，雙方的委托關系實為下級討好上級關系，下級的牟利空間和權力范圍受制于上級政府的行政作為。正是政府不計成本、不與民爭利的反經濟理性行政，才使得獵德村的改造一帆風順，事實上，這項工程也被認為是政府履行責任、關愛民生的典范。
三、討論
非正規部門的活躍“得益于”政府在吸引外來勞動力的同時沒提供對應的基礎服務，同時，正規部門的市場準入過高，而活躍的背后存在很多風險和隱患，非正規部門受到較為復雜的權力結構的管制，更限制了其自身發展的能力。城中村改造過程中貌似為村民、村集體、開發商、政府等相關方的博弈，實則改造的結果受政府行政影響最大。綜合而言：精英論或多元論都不適用與描述具體的城中村問題，該問題的發展曲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執政方式，這一點與中國較為封閉的政治結構直接相關。但較為封閉的政治結構下決策的隨意性、不受問責等特點也給了社會基層組織與之博弈的空間。
參考文獻
[1] 蔡禾，盧俊秀.制度變遷背景下的社區權力與秩序――基于廣州市一個城中村的研究[J].廣東社會科學，2007（6）： 175-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