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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發展;民商法;法制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地區國家之間經濟交流變得日益密切和頻繁,為了為經濟交流提供保障,民商法所發揮的價值越來越突出。為了保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建設的實際需要,并推進社會法制體系的不斷健全,必須要保證民商法符合新時期的需求,推進民商法的改革進程。本文對新時期下經濟發展過程中民商法的變化發展進行探討。
一、民商法的定義
所謂民商法,即是民法和商法的總稱,民法和商法存在著緊密的聯系,我國目前民商法主要有兩種體系,第一種是民商相結合的法律形式,主要是商法包括在民法當中,民法具有商法相關的法律內容,能夠對商法進行指導。目前世界采用民商合一的民商法形式主要有瑞士和意大利等國家。第二種是民商分立的一種法律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民法和商法的法律部門和法律體系相對來說較為獨立。一般而言,民法典建設之后還會設立商法典。它能夠對法律的內容和應用范圍進行規范和明確,并讓法律體系能夠更加健全和完善,從而讓法律能夠更好的服務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并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價值。
二、目前對民商法變化的研究價值
想要清楚目前民商法變化的意義,就要掌握經濟發展對民商法的影響,包括對民商法價值的影響以及民商法價值體系的影響。首先是針對民商法的價值影響。因為民商法的主要功能是保證安全,能夠對社會經濟財產帶來保障和監督,但是過去的民商法主要重視的是其本身的公正性,在安全性方面不是很重視。雖然公正是法律的內在特征,也是法律的精髓所在,在憲法精神下的所有法律都要具備公平性,但在這個過程中,法律的安全價值就會受到極大忽略。其安全價值不僅僅是局限在法律對個人財產乃至社會資本的保障,特別是在信息化經濟時代下,它需要對信息、信用安全乃至交付方式上都要有所保證。隨著我國信息化技術的不斷提高,信息化應用在經濟領域已經是一大趨勢,我國目前網路環境存在劇變,主要是互聯網的深入和普及以及移動互聯網中第三方交易平臺、電子商務等的興起,這就更加需要依賴民商法的法律屬性。在現實交易下,交易受到信息的影響很小,第三方平臺難以獲取交易的實際情況,更不會威脅到交易的信息安全。但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安全很容易受到威脅。因此為了適應新時代,調整民商法并保證其有效性和科學性很有必要。其次是民商法價值體系構造的實際需要。也就是不斷調整民商法,讓其在完善之后能夠適應社會經濟建設發展。民商法的價值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是自由、公正、平等、安全等內容。其中自由處于價值體系核心部位,市場經濟影響下,創業不斷增多,保證民商法的自由能夠體現法律精神,并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引導。另外是平等,民商法和其他法律一樣,都要具有平等性,隨著經濟活動的日益頻繁,保證民商法價值系統的平等,能夠體現法律的公正,對人們的經濟活動加以規范和監督,讓社會經濟態勢保持良好。
三、目前民商法發生的變化
首先針對民商法基本原則而言。民商法的基本原則中,主要是平等原則、安全原則以及效益原則在發生變化。其一是平等原則的變化,我國目前商業活動越來越多,商業行為也越來越廣泛和負責,在這個環境下,就必須保證民商活動的主體在立場上能夠平等,不能對任何一個主體表現出偏愛和徇私的情況。就目前的電子商務來說,其主要要求交易媒介要平等,也就是說,通訊設備和網絡交易平臺要具有平等性。另外,實施要平等,要對電子商務的法規和行為要嚴加規范,針對目前物流、價格乃至電子商務體系等因素,消費者的權益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電子商務平臺的侵犯,就更需要落實好民商法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以及監督能力。除此之外,民商法針對電子商務的技術、物流設備乃至數據庫要一視同仁,不宜偏私。其二是安全原則的變化。在互聯網電子信息時代,民商活動很容易受到網絡安全的影響。這種安全性主要為民商活動中各主體技術數據的安全以及信息資料的安全,這都需要民商法采取法律形式來進行維護,從而保證主體的利益不被侵犯。其三是效益原則的變化。法律之所以存在不只是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其主要價值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法律必須要具有效益性,才能保證社會經濟的發展。民商法不僅要保證民商活動的公平,還要從網絡信息時代這個客觀環境出發,按照變化之中的經濟形式來采取措施,推動民商活動經濟效益的提升。其次是民商法基本范圍的變化。在目前互聯網社會和市場經濟環境下,民商法的范圍也要有所拓展和變化。其一是信息庫的專用權,在目前,對信息的應用時民商活動的主要內容,因此在民商立法時,需要對開發和投資信息庫的人給予支持,對其勞動成果和權益進行保護。其二是域名專用權,域名是互聯網及計算機連接的虛擬地址,用戶可以應用域名來掌握網絡信息并進行通信聯絡。目前的民商體系內,域名作為一種知識產權受到了法律保護。其三是版權變化,版權涉及到影視、圖書、網絡以及音樂等方面,原創網絡信息在網絡發展中也開始受到民商法立法保護。
四、目前促進民商法適應經濟發展的優化措施
首先要堅持依法治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保證民商法能夠更加科學和有效,充分適應我國目前經濟的變化,就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并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治國的系統落實能夠為民商法提供良好環境。堅持法律之上,以人為本,不斷修正和完善法律,提高法律的有效性。另外,民商法要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通過法律形式來對民事活動進行規范和監督,讓民事活動能夠更加具有公平性和安全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穩健能夠保證民商法的發展,所以加強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能夠為完善民商法提供現實意義。其次要發展科學技術,通過技術來保障民商法的效益?,F如今互聯網、電子商務等度不斷興起無不與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有較大關系?,F如今,只要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社會經濟發展不斷推進,技術更快更新,民商活動日益復雜,民商法才能發揮更強的監管作用。所以在商業活動中,特別是電子商務活動,民商法要將電子平臺、信息安全、第三方支護乃至知識產權都有進行立法保護,建立相關法律文件,從而保障民商活動更加安全有效,推動民商活動加快發展。
五、總結
我國社會經濟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民商法已經成為重要的因素。所以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要切實落實民商法的有效性和科學性,采取手段保障活動主體的合法權益并維護法律的威嚴,從而推動社會的不斷發展。
作者:張萃萃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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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佀玉杰.社會經濟發展中民商法的變化與發展[J].法制博覽,2016,05:119-120.
[3]吳蘭.試論經濟發展中民商法的變化與發展[J].法制與社會,2016,02:23-24.
一、如何正確理解“新常態”與“三期疊加”
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經濟增長逐漸回落到中高速增長區間。這是一種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速度,有利于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種資源,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真正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經濟增速換擋只是相對于以往高速增長的適當降低,我國經濟增速仍然大大高于發達國家經濟體和很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增長速度。通過深化改革,我國經濟結構將會更加優化,能進一步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增長。當前,我國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發展階段,對于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準確判斷說明中央敢于面對改革發展攻堅中的各種問題,善于抓住經濟發展的重要矛盾和關鍵環節??梢灶A測,在未來10年,我國經濟增長將會對全球經濟增長作出更大的貢獻。
從經濟發展規律的角度來看,要求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保持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長,2013年經濟總量達到58.8萬億元人民幣。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長面臨生產要素供給約束。以勞動力要素為例,我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狀況已發生根本變化,2012年首次出現勞動力數量和占比雙降,人口老齡化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劇,難以支撐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從國際經驗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各國經濟增長速度都出現不同程度回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韓國先后經歷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長時期,GDP年均增速分別為9.7%和8.02%,其后經濟增速約下降一半。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我們必須深入研究和自覺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在經濟增速換擋中把握好調整的合理區間,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應對經濟形勢深刻變化的迫切需要。長期以來,制造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為創造中國經濟奇跡提供了重要支撐。但我國制造業發展模式總體上較為粗放,帶來一系列問題。例如,產能過剩問題突出。2013年前3季度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處于2006年以來的歷史低位,也低于國際公認的正常水平。其中,鋼鐵、水泥、電解鋁、焦炭、船舶、光伏等行業主要產品產能利用率不到50%。制造業產能過剩,導致資本回報率下降和邊際產出下降。同時,制造業粗放發展還帶來大量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單位GDP能源消耗較高,水、大氣、土壤污染嚴重,生態環境惡化。如果現在不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將來付出的代價就會更大。面對發展形勢的深刻變化,我們必須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改善民生、生態文明建設有機結合,實現可持續發展。
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是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前幾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我國出臺一攬子刺激政策,為我國經濟穩健增長和世界經濟復蘇作出重大貢獻。但大規模刺激政策也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如金融資本脫實向虛、企業債務偏高、地方融資平臺等部分領域和環節潛在風險積聚等。高負債率、高杠桿率條件下的發展意味著對未來的透支,會給經濟可持續發展埋下風險隱患。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牢牢把握經濟發展主動權,妥善處理保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推動經濟實現更有效率、更有質量的發展。
二、“新常態”下需要我們深化改革
從“三期疊加”到經濟發展新常態,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同志指出:“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我們必須堅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币卫巫プ〈笥锌蔀榈闹匾獞鹇詸C遇期,堅持用深化改革的辦法破解經濟發展中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要通過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狠抓落實,使經濟政策的改革力度不斷加大。
首先,必須堅持讓市場起到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要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堅持實行簡政放權的原則,最大限度地減少許可、審批和資質認定,激發市場主體投資創業的積極性,為經濟轉型提供不竭動力。二是加快完善有效的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公開透明的市場規則,按照負面清單的思路制定統一的市場準入規則。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建立能夠反映稀缺程度和供求關系的價格體系,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與促進經濟增長結合起來。三是不斷增強微觀主體活力。依法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鼓勵非公有制經濟進入服務業和高技術領域。四是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積極主動地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鼓勵外資參與境內并購重組,放寬境內居民境外投資限制,確立企業和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
其次,積極促進市場與企業提高創新活動。一是要不斷地深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加速人力資本積累。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創新源泉作用,為傳統產業升級換代和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等產業夯實基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二是要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構建公開透明的國家科研資源管理和項目評價機制。堅持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完善風險投資機制和商業模式,促進科技創新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三是要促進科技與金融結合。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創新創業的支持作用。
第三,堅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一是加快建立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建立科學的節能減排指標體系、考核體系和監測體系,嚴格落實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強化指標約束。二是積極地發展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推廣低碳技術,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強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和城市交通擁堵防治。三是積極地保護生態環境。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繼續推進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耕還牧等生態工程,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
[論文摘要]對于資源富裕的區域,伴隨資源逐漸開采和技術進步,必然產生就業率迅速下降的問題。如何通過產業內和產業間分工建立一條經濟持續增長與發展途徑,本文試圖從熊彼特競爭的標準演化模型出發,提出一個初步的模型。這一模型強調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日越復雜的勞動垂直分工的出現。有助于理解基于知識和自然資源的區域增長與發展的過程。
一、引言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企業和區域應該按照它們的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分工。例如,一個有豐富森林資源的地區應該專業化于木材生產。但是,隨著木材生產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會導致失業率上升。除非能夠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在這里,一個首要問題是能否創造出與當地豐富的資源稟賦相關的新的就業機會。
在對這一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制定政策過程中,在新古典理論、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產出分析之間的交叉地帶,出現了以資源為基礎的增長和發展理論。對于這一被廣泛運用于諸如發展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而言,它對政策制定并沒有很大幫助,相反,在研究地區和國家中以資源為基礎的增長問題時產生了當的混亂。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論,并且試圖在演化經濟學基礎上提出一種新的基于資源的增長和發展理論。得到的一個結論就是,促進增長和發展的資源是知識而非任何自然資源。但是一種自然資源可以作為建立一套復雜的增長能力的起點。這一結論和其它結論可以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馬歇爾的區域發展理論
馬歇爾指出:“當一個產業為自己選擇了一個地點,它很可能長期待在那兒”。(馬歇爾,1949,225)對于這一點,他發展了一個“產業區位”理論。這一理論應當被看作整個增長和發展理論的一個特例。根據這一理論,雖然資源可能是一個產業長期區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業,作為產業競爭力的基礎,應當是技巧、相互依賴的企業網絡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區域發展理論最重要的部分是,長期競爭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進為基礎。對技巧的持續的市場需求刺激了訓練的努力。市場也存在對知識進步的需求。在產業區域內,“機器、生產過程和一般商業組織等方面的發明和改進有著被即時討論的優點?!币虼耍瑒撔履軌蜓杆賯鞑ィ骸叭绻粋€人開始嘗試一個新想法,這個想法會被其他人吸收并且與自己的想法結合起來;并且因此成為更進一步的新思想的來源。”(馬歇爾,1949,225)
雖然馬歇爾強調在產業區域內輔助產業的出現,但他并沒有進一步研究這一主題的細節。區域中企業間復雜的分工模式可以從兩方面來研究。首先,可以在給定的勞動分工條件下集中分析系統的功能,這個分析可以通過標準的投入產出分析來做。其次,可以研究這個復雜系統如何生成。這方面研究必須強調企業專業化決策及創新活動的順序。但是企業的某些專業化和創新會從根本上擾亂企業靜態的投入產出過程。這兩個方面顯示了研究靜態結構的經濟學家和研究企業家創新(或打破舊結構)的經濟學家之間的分裂。但是只專注于靜態或動態特征可能妨害對區域發展的真實過程的理解。
三、演化經濟學
上述討論強調了在研究區域化增長和發展的演化過程時,目前的理論中存在的問題。因此,新演化經濟學的兩位先驅,尼爾森和溫特(尼爾森,溫特,1982,19)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它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之上,“經濟演化的文字表達似乎可以自然地轉化為一種markov過程雖然它可能處于一個相當復雜的狀態空間?!痹谀骋粋€時間點t,一個產業演化過程的狀態用資本存量和每個企業的行為規則來描述。這種狀態被用來決定產業的短期行為及在時間t+1時新的資本存量和每個企業新的行為規則。它是企業行為規則的變動,這種變動表明了一個靜態markov過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爾森-溫特模型處理生產同質產品的產業中生產技術和行為規則的演化。這個模型描述了在給定當前階段的產業狀態(資本存量和生產能力)時,這個狀態在下一階段會如何演變。首先,當前狀態被用于定義在已知市場份額、價格和企業利潤的產業中短期內經濟演化過程。其次,投資決策被看作是企業擴張其收益能力。第三,企業的創新和模仿過程。企業持續地尋找新的生產技術,或復制其它寡頭競爭者的技術。如果他們成功,就會增強競爭力。創新也可以由產業外部引入。如果創新成為主流,就會不斷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業的壟斷會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經濟學和區域發展
很明顯,需要特別設計一個演化經濟學模型以研究區域中企業間的勞動分工問題。為了建立這個模型,我們以尼爾森和溫特的企業理論開始。根據這個理論(尼爾森,溫特,1982,chs.4-5),每個企業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賴的慣例和由職工執行的任務為基礎。在熊彼特競爭的尼爾森-溫特模型中,所有這些組織內的多樣性被簡化為一個單獨演化的生產技術和一組固定的決策參數。但是他們關于企業內部復雜性的文字敘述實際上可以被用來對企業創造市場進行研究,這里的企業被特別看作演化過程的結果。
在企業層次上模型的動態過程可以用一個簡化的案例來描述。一個企業擁有一片森林,產品是木料。起初,企業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漸,它發展起了越來越復雜的勞動分工,包括伐木工,運輸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梢哉f,它的勞動分工的發展象一棵越來越多分枝的樹。如果該區域中其它企業也發展同樣的勞動分工,很明顯有一個正在擴展的市場,推動企業的專業化,以一種更低廉的方式供給產品或者供給產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夠提供的產品質量更高。當企業建立以后,它們可能要尋找區域以外的市場以實現擴張。
通過這個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運行方式。這個模型說明了一個產業部門經濟“迂回”的變動程度,即在不同類型中間產品的生產者與使用者之間勞動的垂直分工。雖然這個模型是在尼爾森和溫特的傳統中發展起來的,但是引入“奧地利經濟學”的迂回概念極大擴展了研究議題,包括生產結構創新,中間產品市場的出現及功能,應對上游產品市場的不穩定性的方法,一個上游產業創新效果的傳播,迂回程度和整體生產能力的測定。
現在,問題是企業的勞動分工為什么及如何出現。從模型的邏輯和后熊彼特學派的觀點兩方面,可以認為主要的推動力量是涉及特有產品和生產性活動的創新。因此,一次專業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種方法的創新(涉及一種中間產品生產的勞動生產力的改進),產品創新(一種特定產品質量的改進)和結構創新。
中間產品市場的創造,發展和消亡過程表明生產的迂回過程的演化并不是一個直線向前的過程。一個已經完成一個重要產品或過程的創新的企業家要判斷在一種有重大創新作用的中間產品的生產上專業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種專業化相當有利可圖,則潛在的購買者被要求給出一個最高價格和所需數量。如果總需求量足夠利用企業家的能力并且最終購買者的價格也是合意,那么專業化就會出現,并且產品將以最低價出售。此后,企業家的專業化就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其它企業可能會進入它的“產業”。企業家(及其伙伴)只能進入次級樹。
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產業動態過程的起點,它完全不同于尼爾森和溫特的標準模型。在標準模型中,企業在完全相同的小環境中競爭。但是為了理解完全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的,我們必須突破這種演化模型限制。在我們的模型中,通過引入大量能夠被單獨創新的不同的生產任務,創造了一個多空間競爭系統,這個系統允許大量行為變量存在。企業能夠專業化的原因在于:當一個企業針對它的一個任務進行創新時,它要決定是否在完成這個任務方面專業化。如果它決定專業化,就會以較大規模開發創新。然而企業創新任務的結果作為中間產品,還面臨為之創造市場的問題。
五、結論
基于區域資源的增長和發展理論作為對新古典理論的補充已經發揮重要作用。對于許多地區中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產業就業率迅速下降問題,這一理論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慮是否及如何改進這一問題。馬歇爾一派的理論特別強調發展首先是以知識為基礎,其次才是以自然資源為基礎。他的理論也有助于將研究聚焦于區域化的勞動市場和企業網絡。后熊彼特學派的增長極理論和發展鎖定理論有助于促進對企業間的聯結進行貼近的觀察,這種聯結可能在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經濟學理論強調在不同產業中決定創新過程的不同的技術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進創新方面產品的供給者和使用者之間聯結的作用。
參考文獻
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處理好這二者的關系,是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因此深入地認識它們的關系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關系,美國經濟學家奧肯(Okun,1962)首先用公式進行了表達,這一關系因此被索洛(Solow,1962)稱為“奧肯法則”,如式(1):
其中:ut是當期失業率,ut-1是上期失業率,是實際增長率,是潛在增長率。
它也可以表示為失業率對自然失業率的偏離與產出缺口(即實際產出水平對潛在產出水平的偏離)的關系,如式(2):
其中Y是實際產出,Y*是潛在產出。
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如何呢?由于1978年以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我們對中國1979-2007年的統計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
中國經濟增長與失業率的實證分析結果
ut-ut-1 =0.0045×gt - 0.1428
(0.161)(-0.510)
R2=0.0013(-0.0486);S.E=0.3997;
D.W=0.802;F=0.0258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8)》、《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8)》?;貧w模型系數下面括號內的值是該系數的t統計量。
結果表明經濟增長率與城鎮失業率之間都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因此,從中國的統計數據來看,現有宏觀經濟學關于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關系的論斷與中國的實際很不一致。
我們認為中國的失業數據的確可能存在問題,但是并不能因此斷定真實的失業數據能滿足 “奧肯法則”。另外,該方法在潛在產出水平的估計上值得商榷,因為潛在產出的估計需要假定一個自然失業率,但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是什么,是多少都不好解決。如果假定它為城鎮的非加速通貨膨脹時的失業率,那么在既定的城鎮失業率下,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業轉移而使產出增加,是潛在產出的增加,還是實際產出對潛在產出的偏離?如果通過估算農村的隱性失業率而得出一個總的失業率,那么自1979年以來,該失業率基本處于單邊下降的過程,那如何知道什么時候實際失業率偏離了自然失業率呢?所以我們認為用該方法來研究中國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并不合理。
由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與現有理論的不一致,不是現有理論本身的邏輯有問題,而可能是現有理論假設前提在中國不適應。因此,要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的關系,必須將現有理論結合中國的實際。
二、形成我國“高增長、低就業”的原因
如前所述,雖然我國經濟近年來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但就業卻并未與之相應增長,而是出現了就業率下降的局勢,雖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體制轉軌就是帶來大批農村和城市失業隊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原有體制下我國農村的過剩的勞動力在戶籍制度的掩護下一直沒有顯現出來,呈隱性失業狀態,隨著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戶籍制度的淡出,農業富余勞動力開始顯現,而城市過去在“低工資,廣就業”的政策下也掩蓋了失業,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原富余人員分離出來成為了現實的失業人口,農村和市場的兩支失業隊伍加在一起就大大增加了城市就業壓力。
此外,造成我國“高增長、低就業”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內生”性的,如:第一,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會帶來就業率的相對下降。一方面,有些傳統產業已不再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逐漸走向衰落,從而出現失業增加的局面;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發展,這些產業均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有機構成高,就業彈性低,就業需求相對下降,這些原因帶來了就業壓力的雙向增加。第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是造成就業率下降的“內生”原因。我國近年來正處在由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就業隊伍的知識水平和素質能力正在不斷提高,企業的組織管理水平也日趨上升,這也是造成管理者失業、下崗增加的重要原因。
從以上分析的幾點原因中可以看出,我國近年的經濟增長與知識積累、人力資本開發、科學研究、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邊學邊干等因素的影響密不可分,因為技術的進步、資本的深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際上正是“內生”增長的直接表現。雖然目前還缺少這方面的實證研究,但我們可以通過企業研發費用投資水平、產業技術結構的轉換及經濟活動的組織和管理能力等方面水平的提高來反映內生因素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們僅以研發費用投資情況為例來說明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據國內權威研究機構的統計調查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行業、企業對技術創新的認識普遍提高,不斷加大研發投入,1998年前500家企業集團的研究開發費用比重為0.75%,2001年為1.04%,2006年繼續提高到1.05%,分行業看,計算機應用服務業技術創新能力最強,研發費用比例為9.28%,其他幾個較高的行業是: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3.58%,武器彈藥制造業3.32%,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3.26%,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3.03%。研發投入的增加為企業的持續、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增添了后勁。
三、幾點建議
關鍵詞:社會環境;內蒙古;經濟發展;變遷
一、前言
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社會環境就是這眾多因素中的一個。社會環境因素包括社會傳統、價值觀念、行為方式、文明程度等等。它們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一個政局穩定、經濟秩序與治安狀況良好、文明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意味著企業經營者有著良好的社會環境,也是區域發展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斷地提高,人們由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轉向追求文化娛樂、環境質量等精神生活需求。由此,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等方面都會發生一定的變化,而每個人的變化從國家或地區的角度上看就意味著社會傳統以及文明方式等等的改變。而上述這些方面的改變又會對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高度時,社會環境因素也會隨之成為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對社會環境因素的研究將會日益得到重視。
二、內蒙古發展環境的改變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內蒙古得以成功實踐,自治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于區域社會環境所包括的內容繁多,本文擬從內蒙古發展環境、社會事業的發展和內蒙古社會大局等幾個方面對內蒙古社會環境的變遷進行簡要的闡述。
(一)基礎設施建設成效明顯
自實施五年規劃以來,在國家的扶持下,在自治區政府的不斷努力下,內蒙古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較大的成效。目前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結束后,內蒙古的綜合運輸體系已初步形成。而“十一五”期間內蒙古的基礎設施建設更上一層樓:新增公路里程33萬公里、鐵路運營里程3100公里,新增民航機場3個,建成8條500千伏電力外送通道。全面加強公路、鐵路和電網三大通道建設。累計完成公路建設投資1470億元,建成赤峰至通遼、呼和浩特至大飯鋪至東勝等一批高速公路,開工建設赤峰至承德等9條連接區外的高速公路,公路通車總里程達到157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365公里,12個盟市全部有了高速公路。累計完成鐵路建設投資555億元,建成臨河至策克、包頭至西安等30個重點項目,鐵路運營里程達到10789公里。開工建設錫林浩特至烏蘭浩特、赤峰至錦州等35個重點項目,在建鐵路總規模5980公里。累計完成民航機場建設投資50億元,建成鄂爾多斯、二連浩特和阿爾山機場,機場總數達到12個。為內蒙古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生態建設取得明顯成效
在內蒙古經濟發展初期生態環境的破壞度較低,隨著內蒙古經濟的不斷發展,內蒙古的生態問題日益突出。因此自治區政府歷來都把生態建設作為最大的基礎建設來抓,從而使生態總體惡化趨勢趨緩。經過多年的努力內蒙古的生態建設去了明顯成效:重點治理區明顯改善,森林覆蓋率提前完成20%的規劃目標,草原植被蓋度繼續提高?!笆晃濉逼陂g累計投入生態建設資金3228億元,實施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重點生態工程,草原建設總規模5億畝,禁牧休牧面積78億畝,林業生態建設總面積5000多萬畝,6000萬畝農田和8000萬畝基本草牧場受到林網保護。開工建設海勃灣水利樞紐等一批重點水利工程,完成134座病險水庫除險加固,解決了農村牧區581萬人的安全飲水問題,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到4500萬畝,節水灌溉面積3500萬畝。加強重點區域、流域和行業環境治理,淘汰了一大批落后產能。加強國土綜合整治和地質勘查工作,煤田滅火取得階段性成效,新增煤炭資源儲量5500億噸。
三、內蒙古社會事業的發展
(一)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得到加強
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同,內蒙古在經濟發展之初,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作為社會建設重點工作之一的“民生工程”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作為自治區政府重要工作內容之一的“民生工程”建設得到了加強。具體體現在:
1.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城鎮累計新增就業114.2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穩定控制在4.2%以內,基本實現了“零就業家庭”至少一人就業的目標。
2.財政用于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累計達1048億元,各項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430.7萬人和886.4萬人,230.9萬職工納入失業保險。優撫對象、農村五保戶生活補助標準進一步提高,200多萬城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3.全面啟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累計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投資689.4億元,建設保障性住房78.5萬套。內蒙古還建立了被征地農牧民和事業單位新進人員養老保險制度,出臺了“五七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以及靈活就業人員、被征地農轉非人員、關閉破產企業退休人員和農牧民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政策?;緦崿F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自治區級統籌和失業、工傷保險盟市級統籌的目標,6個盟市實現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生育保險盟市級統籌。
4.制定了養老、醫療保險關系轉移接續以及異地就醫政策,自治區本級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全部納入工傷保險統籌。
5.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累計投入建設資金30613萬元,如期完成了“九五”、“十五”、“十一五”各個階段的工程建設任務,實現了20戶以上自然村“村村通”廣播電視任務目標,解決了295萬農牧民群眾聽不到廣播、看不到電視的問題。各項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使自治區居民幸福指數不斷提升。
(二)社會事業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內蒙古的各項社會事業都得到了快速發展。著力推進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創新型內蒙古建設步伐不斷加快。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提前完成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穩步推進中小學校標準化建設,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建設進度居全國前列。民族教育水平明顯提高,中等職業教育迅速發展,高等教育質量穩步提高。覆蓋城鄉的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建設取得新突破,公共衛生、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障體系建設得到加強,城鎮社區衛生和蒙中醫藥事業發展迅速。大力實施人才強區戰略,深入推進人才儲備制度建設,組織實施“草原英才”工程,人才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認真做好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低生育水平保持穩定。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協調發展,實現了奧運會金牌零的突破。婦女兒童、老齡、殘疾人、氣象、人防、檔案等各項工作都取得了新進展。
(三)文化產業蓬勃發展
從自治區成立以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內蒙古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也得到了大力發展,進而內蒙古的精神文明建設日益深入,內蒙古的文化氛圍日趨濃厚。據了解,“十一五”期間,內蒙古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增長率達28%,高于自治區同期GDP增速。目前內蒙古已擁有4個國家級、21個自治區級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公共文化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強,基層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健全,草原文化整體形象和實力明顯提升,涌現出一批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藝術精品,其中中國?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節在以“節慶展示城市軟實力”為主題的第七屆中國節慶產業年會上被評為“十大品牌節慶”。其次《蒙古學百科全書》出版發行,廣播影視、新聞出版、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健康發展,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公民文明素質不斷提高。
四、內蒙古社會大局保持和諧穩定
從成立之初,自治區黨委就深刻認識到內蒙古在國家穩定大局中的重要地位,緊緊圍繞構筑祖國北疆安全穩定屏障的戰略目標,以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為抓手,扎實推進平安內蒙古建設,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各族人民安居樂業創造了良好環境。全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在全國綜合考評中連續6年被評為優秀。
(一)社會矛盾化解深入推進
自治區黨委、政府非常重視社會矛盾化解工作。自治區黨委、政府多次召開黨政聯席會議和矛盾化解工作會議,對涉及政策層面的18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推動化解工作扎實開展。各地把解決民生問題作為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抓手,實施惠民工程,解決低收入群體的養老、醫療、住房、就業等問題,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二)社會建設管理成效顯著
加快社區服務中心和社區文化站、衛生服務站建設,普遍建立起一站式服務大廳,開展政策咨詢、就業指導等多種便利服務。加快蘇木鄉鎮(街道)職能轉變,逐步強化基層社會服務和公共管理職責。加強社區黨建和社工隊伍建設,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隊伍不斷壯大。大力加強社會組織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服務管理,在協同社會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狠抓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認真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建立健全應急處置機制,加強食品藥品監管工作,有力地保障了公共安全和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
(三)平安創建活動深入開展
加快基層綜治組織和服務平臺建設,全區蘇木鄉鎮(街道)普遍建立起綜治工作中心,嘎查村(社區)絕大多數建立起綜治工作站。深化平安創建活動,激發社會各界參與平安建設的積極性。堅持不懈地開展嚴打整治斗爭,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確保全區社會治安形勢持續穩定。
(四)政府自身建設不斷加強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自身的建設也在不斷加強。自治區政府在執政過程中,全面推進依法治區進程,加強行政立法、執法監督和普法教育,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自覺接受人大依法監督和政協民主監督,認真聽取各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意見,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程度不斷提高。政務公開取得積極進展,政務服務水平明顯提高。加強行政監察和審計監督,重視源頭治理,規范資金運行,勤政廉政建設取得新成效。國防動員和后備力量建設不斷加強,軍警民共建和雙擁工作取得新成績。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認真做好宗教工作,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邊疆安寧的局面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總之,改革開放30多年來,自治區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建設和諧內蒙古擺到重要位置,堅持以人為本,努力實現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為各族人民謀利益作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自治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不斷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積極促進就業,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在發展生產的同時努力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改善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讓全區各族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內蒙古社會環境的日益改善也必將對內蒙古的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從而為內蒙古的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社會環境基礎。
參考文獻:
1.孫杰,姜瀅潔.內蒙古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和啟示[N].內蒙古日報,2011-06-08.
【關鍵詞】 經濟發展方式 財稅體制
為促進工業化、城鎮化及現代化的實現,我國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就需要系統地整合資源,加大政府支出比重,提高轉移支付比例,健全我國稅收政策,使之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適應。具體地講,應該進一步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總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中小科技型企業技術革新的財政支持力度,進一步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戰略性調整,推動城鄉統籌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采取切實可行的轉移支付措施,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最終實現公共服務基本均衡化,采取有關專項轉移支付政策措施,促進人與自然動態協調發展;采取有效的稅收優惠措施,進一步支持自主創新和扶持中小企業發展,通過在生產環節、消費過程中設定稅收優惠、增設環境稅、開設新稅種、采取差別稅率等相關的政策措施,促進人與社會、自然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貫穿于“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個過程,其中一個核心的內容就是通過財稅政策的宏觀調控,循序漸進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財稅有一個最明顯的特征,即牽一而動百―――其觸角能夠既延伸到經濟社會的微觀領域,又涉及到宏觀領域。正因為如此,“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積極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財稅體制。這意味著在整個“十二五”期間,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一個主題。在此期間,財稅所擔負的責任也將是空前的、壓力也將是前所未有的,其必然要經歷一個深化發展及轉型升級的過程。
一、優化產業結構與財稅體制調整
到目前為止,我國雖已構建了比較完整的現代產業體系,但產業結構仍然處于非均衡發展狀態,主要表現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例不協調,尤其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不相匹配,重工業比重偏高,現代服務業比重偏低;經濟所有性質也不協調,國有經濟控制力過大,而民營經濟發展不足。因此,控制制造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重工業產能的盲目擴張,加快民營企業的發展,從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增長轉變為更多地依靠服務業帶動增長,從主要依靠國有經濟發展張作為引擎轉變為主要靠民營經濟發展作為引擎,形成工業和服務業、國有和民營雙輪帶動增長格局,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課題。產業結構是否優化成為衡量現行財稅體制運行是否順暢的一個重要標準。而優化產業結構主要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供給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供給結構主要指的是在價格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各種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技術等在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合理供應的比例,以及與這種供給關系緊密相聯的產業群。第二,需求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需求結構是指在收入水平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政府、企業、家庭三部門之間所能承擔的各種產品的消費需求比例。第三,國際貿易的優化升級。國際貿易結構主要是指我國在發展對外貿易的過程中,國民經濟各產業的進出口產品或服務之間的合理比例,以及與這種進出口比例協調的整個產業生態的關系。國際貿易結構既包括不同產業間的進出口產品及服務之間合理比例,也包括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進出口合理比例。第四,國際投資結構的優化升級。國際投資既包括本國對國外的投資,也包括外國對本國的投資,這兩方面應該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得國際投資趨向優化。
我國的商品和服務流轉領域執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流轉稅稅種,即執行增值稅和營業稅,增值稅主要適用于制造業,而營業稅則適用于服務業。由于流轉稅具有“中性稅”的特征,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開始,這兩個稅種的稅負水平一直保持基本的平衡。但是,我國于2009年啟動增值稅“轉型”改革,使得增值稅稅負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有所削減,營業稅的稅負水平有所提高。隨著增值稅稅負與營業稅稅負之間的比重發生改變,制造業稅負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下降,而服務業稅負水平則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提升。顯而易見,因稅負失衡而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受到阻礙,無論從哪個角度、哪個層次來看都是應該改變的。改變目前這種狀況的途徑主要有兩個:第一,讓增值稅營業稅合并到增值稅中。在所有的商品以及服務流轉各個環節,按照規定統一征收增值稅;第二,在容許的范圍內調減營業稅稅負水平,從而使營業稅、增值稅這兩個稅種的稅負水平大致保持均衡。其實,在稅制改革實踐中,增值稅“擴圍”與“轉型”是同時進行的,是相互聯系且圍繞一般流轉稅進行調整的。
二、調節收入分配與財稅體制調整
目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的主要問題表現為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擴大以及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逐漸下降。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這兩個問題,既關系到我國消費結構的升級,又關系到我國產業機構優化。調節收入分配是進一步促進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的一個重要手段。不管是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還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都同當前財稅體制有著直接的關系。
首先,關于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的問題。對于居民收入分配問題,政府應該適時地運用切實可行的調節手段予以調控。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居民收入分配有直接關系的就是財稅,但由于我國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現行財稅體制還不夠完善,很難承擔有效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責任。再者,財稅調節屬于收入再分配問題。收入再分配問題本質上就是擠出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去補償低收入群體,主要措施是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或者采取相對傾斜措施,加大相關項目的支出比例,也就是在存量穩步增長的同時,為低收入群體或者困難居民提供更多有效幫助。在我國財稅體系中,主要是通過調節相關的稅率比如調整相關的直接稅稅率來實現的。并且存量環節的直接稅如財產稅,在我國目前的稅制體系中還是十分不完善的,應該進一步完善,發揮其調節作用。從流量和存量兩個方面對收入進行有效調節,應該會對縮小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幫助。目前,在我國的稅制體系中,稅收所能實施的調節領域主要是流量方面的。為延伸至存量這一層面,我國應該盡快建立和完善直接稅。所以,從總體上來講,伴隨直接稅改革,稅收征管機制改革也勢在必行。
其次,關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問題。在本文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主要是指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國民收入所包括的項目較多,主要有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及居民收入。采取有效的措施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是我國政府目前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果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那么就會減少企業收入或者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這種調整的過程中,會遇到很棘手的問題:一是由于我國目前的政府收入格局還很復雜,財政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他如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土地出讓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都可以也應當納入政府收入的統計口徑中。面對諸多不同性質的政府收入,應該削減哪一項,又不應該削減哪一項,在當前都是很難權衡的問題。二是在削減政府收入的同時,相對應的也就會縮減政府支出,要不然,支出就大于收入,政府的負擔也會隨之增加,債務問題就會產生,政府債務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很難消化。在體制轉軌、經濟轉型期,無論是擴大居民的收入還是縮減政府收入,都要以增加政府支出為前提。加之改革帶來的債務問題還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消化,削減政府支出這一措施的作用就顯得十分有限。所以,至少在目前,我國通過削減政府收入來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措施會面臨很大的約束。
三、循序漸進地推進城鎮化與財稅體制調整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支點,那就是在循序漸進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動態協調地推動內需與經濟增長。但是應當強調,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適應的應該是,城鎮化應該是完全意義上的城鎮化,即根據戶籍人口統計的城鎮化,而不是根據常住人口來統計的半城鎮化,這之間的差異就是農民工、失地農民等。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雖常生活在城鎮,但是不能享受城鎮居民的待遇,存在勞動報酬、勞動者后續教育、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諸多方面問題,因此,農民工及失地農民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與城鎮居民是完全不同的。推進完全意義上的城鎮化,就是要實現農民工、失地農民真正市民化,但實現這一目標還有待時日。而完成這一轉變,當前最大的制約因素也就是現行的財稅體制。
我國目前的財稅體制是建立在二元經濟基礎之上的,具有嚴重的分割性,對于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及失地農民,財政所擔負的職責也是不一樣的。所謂農民工、失地農民市民化,就是要比照城鎮居民的標準給予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相同的財政待遇,這就要求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公共財政投入。當前二元財稅體制之間的巨大差異和所需的較大的財政投入,對當前財政承擔系數及財政支出結構調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我國目前的稅制體系中,間接稅占稅收收入的比例較大。隱含在商品和服務價格中的各種間接稅表面上看是生產或者經營者繳納,但實際上最終還是轉嫁到了所有消費者身上,農民工、失地農民也不例外。企業大多位于城鎮,但是企業所繳納的企業稅收主要被認為是工作在企業中的城鎮居民所繳納的,這就掩蓋了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繳納企業所得稅的事實,割裂了農民工、失地農民與企業所得稅之間的聯系,并進一步形成了制度“圍墻”,也在一定程度上會引發城鎮居民同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在享受城鎮公共服務方面的矛盾。所以,實現農民工、失地農民市民化所需完成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讓包括城鎮居民和農民工、失地農民及其家屬在內的所有居民所繳納的稅收與城鎮基層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相銜接,不應該把農民工、失地農民排除在公共服務“圍墻”之外,要讓所有居民都能看到一個真實、全面的有關政府收支的基本信息。這必然要求對現行財稅體制進行改革,尤其是要對稅制結構進行動態調整,建立和完善相關的直接稅制,進一步增加直接稅收入在整個社會稅收收入中的比重。
【參考文獻】
[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重點[M].中國發展出版社,2010.
關鍵詞:社會公正;需要;效率;機會;經濟發展;基本原則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005-02
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經濟發展的貢獻已經不能再用簡單的量化方法去說明了,它已經在經濟結構、教育文化、道德觀念、家庭決策以及公共政策等諸多社會領域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伴隨著經濟發展取得的豐碩成果,我們真的可以高枕無憂了嗎?研究表明,社會的沖突和政治的不滿往往和社會的不公正具有相當高的相關性,只有讓更多的人享有經濟發展的利益才是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從片面的不協調性向全面的協調性進化的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人類社會活動系統中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相互促進、彼此協調的發展是社會全面進步、整體發展的基礎。為了確保社會發展的基本宗旨的實現,為了消除社會中實際存在的不公正的現象,為了提升整個社會的發展水準,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公正的理念,更需要實實在在的公平行動??梢哉f社會公正是人類世代追求的“基本善”,是內在于社會發展中的一個基本的價值目標[1]。
一、需要原則
無論是早期的經濟學家,還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法學家,都把基本需要作為他們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和因素加以思考和論述,但是直到今天,許多國家仍然無法完全擺脫社會成員處在急切需要滿足基本需要的危機狀況,全世界仍然有1 / 7的人口生活在饑餓的狀態下,中國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的貧困人口約為3 000萬,比去年增加了80萬,這一原則的實現不是一個簡單的直線性的短期過程,而是一個長期的曲折的螺旋式的漸進過程。
基本需要在字面意思上是被作為物質范疇來對待的,基本含義是基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質條件。基本需要原則不僅僅要求滿足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要求,而且要在平等的基礎上滿足所有人,哲學家D. D. Raphael提出要確立平等和基本需要原則的首要地位,他認為,“那些有缺陷的人的基本最少的需要,甚至是所有人的基本的最少的需要是不可能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實現的?!盵2] 同時他認為不能僅僅考慮基本需要原則,還要考慮具有效率激勵作用的功利主義原則,“社會公正要求最為基本的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的平等滿足,只有在這條線以上,剩余的空間才能被用于個人自由發揮?!盵3]這與羅爾斯的安排順序是相同的,在《正義論》中,羅爾斯給予了基本需要相對于其他要素完全優先的地位,但是,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就有理由要考慮其他的社會發展的目標。如果相反,僅僅是根據基本需要為原則進行分配,就會窒息社會經濟整體的激勵機制和活力,這也是需要原則不能作為全社會的分配體系的基礎的原因之一,同時卻是社會公正所要考慮的基本原則。
社會成員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政府有責任制定合適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需要,而且社會成員之間存在著先天因素以及后天因素造成的具體環境和自身條件的多種多樣的差距,對于那些無法改變的因素,社會成員不需要政府進行干預,但是對于那些社會和歷史因素造成的不公正的氛圍和環境,政府有責任消除社會上的特權因素,制定合適的政策進行徹底的改變,特別是直接對社會弱勢群體提供相應的幫助解決他們面臨的生計問題,盡力為社會成員營造一個更為公正的規則體系和公正的競爭環境。
二、效率原則
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派把帕累托效率作為效率的最準確的描述,艾倫?布坎南對之作了最準確全面的敘述,“一個給定的體系的某一狀態是帕累托佳態,而且僅當該體系沒有一種可行的可供選擇的狀態能令至少一個人的狀況變好而不令別人狀況變壞。一種狀況即是S1,相對于另一狀態S2的帕累托優態,而且僅當至少有一個人在S1中的狀況好于在S2中的狀況,而無人在S1 中的狀況劣于S2 中的狀況?!盵3] 這實質上是從個體福利增進角度也即公正視角去評價效率問題,把市場機制的效率問題和社會公正的實現結合起來,進而要求傳統制度的制度創新,以便公正和效率可以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實現結合。保羅?A.薩謬爾森更通俗地解釋了這一概念,“在一個經濟資源和技術為既定的條件下,如果該經濟組織能為消費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種商品組合,那么這個經濟組織就是有效率的。更確切地說,當不可能通過重新組織生產使每一個人――窮人、富人、小麥生產者和鞋子生產者等等――的情況變得更好,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經濟學許多基本的研究已經表明無論是從總成本,還是從個人成本的角度來看,個人經常尋求剩余的最大化,個人的這一目標被認為是公平的。這也就意味著效率在這個意義上并不必然和社會公正一致,相反,效率本身卻是一種類型的公正。美國經濟學家McCloskey和Zaller的研究成果顯示出效率在目前盛行的經濟系統中作為公正的特例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微觀公正層面,怕累托效率原則對于物質利益的規模和他人的產出結果具有高度的靈敏性,這就意味著效率原則必須要與其他的社會公正原則有一個競爭的過程。
三、機會平等原則
機會平等較為確切的定義可以表述為:通過某種類型的行動,個體A至少和個體B享有同樣多的機會,當且僅當滿足如下條件――如果個體B能夠通過某一類型的一次行動達到某一目標,那么下列情形之一成立,(1)個體A同樣可以通過采取類似的行動完成目標。(2)如果個體A不具有采取同樣行為的能力,那么造成這種差別的因素應當歸咎于個體A的在此之前的行為[4]。
機會平等的重要性來自于我們這樣一種直覺,即我們怎樣判斷公正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于遺傳因素的影響,在多大程度上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兩個出生在近似相同的家庭中的不同個人雖然享有近似相同的人生機會,但是可能會由于不同的個人選擇和個人努力,經歷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這就要求我們對機會平等的重要性進行評價。首先,如果把機會和個人的行為聯系在一起,那么機會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種具有經濟特征的稀缺資源,對于社會成員的個人潛力的培養和才能的發揮相當重要,機會的不同可能導致不同的個人發展空間以及不同的個人利益的分配狀況,所以,機會起到一種事前游戲規則的作用,為個人提供公平競爭的平臺,是社會公正機制順利運行的基礎。
四、程序公正原則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考察程序公正,首先,程序公正作為分配公正的一種應用和具體實施,作為一種應用,程序可以被理解成為完成分配公正所描述的分配分布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在這個含義上,程序具體可以指抓鬮、輪流以及排隊等分配資源的機制和規則,特別是抓鬮在分配社會機會方面具有被大家公認的公平性,這是解決社會機會分配問題的次優方法,也就是說,如果社會環境非常復雜而又無法排除其他干擾因素使得社會成員享有事前的公正,那么,這一原則至少可以在事前機會的享有分配上產生一種讓所有社會成員可以接受的隨機性的分配分布;輪流規則可以用來解決那些具有非確定性的或者信息不完全的收益問題;排隊規則與社會公平和需要原理相關,主流經濟學近期的研究表明排隊規則可以改進那些更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的境況,所以,程序應當是根源于分配公正并為之服務的,只有如此才能從總體的角度實現社會公正[5]。
其次,程序公正獨立于分配公正之外的本身的價值。程序公正的基本點在于規則對于所有人的平等和起點的平等,不僅僅要求相應規則在其產生的時刻就具有合理的正當理由,更要求在規則的制定過程和以后的實施過程中應當是公正的。雖然公正的分配在其本意上應該是結果的公正,但是結果的公正往往具有不穩定和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而程序的確定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我們需要一定的公正的程序規則來實現結果公正。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作為社會成員,每個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社會收益,但是社會資源相對于人的無限的需要來說總是有限性的,所以任何時候都不可能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夠得到滿意的分配結果,所以,退而求其次,我們只有在程序公正已經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的基礎上,通過程序公正來實現結果的公正,并最終由兩者的恰當結合保證社會公正的實現。
五、改善社會公正的建議
現代社會生活中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其他社會領域都存在著眾多的不確定因素和風險因素,導致社會公正發生扭曲的變化,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影響,社會公正是人類文化中帶有終極意義的一個基本命題,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是根植于人們心目中的一種基本的制度性的理想,成為人們世世代代追求的目標,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們在現實中尋找更加合理的生活追求。要營造一個高效并且公正的社會,僅僅依靠個體的努力是不夠的,政府必須從對全體社會成員負責的角度出發,維護社會公正的理念和準則,保障社會公正體系中各領域內容的之間的協調和具體實施,并且積極創造一些有助于提升社會公正水平需要的條件,因此,政府有責任“平等地發展個人潛力,使每一個人一開始就有足夠的權利(物質條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與所有其他人并駕齊驅?!盵6] 政府不僅要制定有利于保護在市場化、現代化以及社會變遷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社會群體的基于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基礎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社會政策,更需要通過具體社會政策的實施一方面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一定的補償,主要是提高弱勢群體的“造血”能力,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本,增強他們在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各領域中的能力。
總之,較高水平和更加公平的教育意味著更高程度的社會機會的平等,高水平意味著勞動力的大量和有效的使用,適度的人口增長率意味著婦女能夠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兒童能夠得到更好的教育,從而為當前和未來幾代人提供更為公正的競爭平臺,高度的城市化可以產生規模經濟,城市和農村的專業化以及更好的更為平均的生活條件,高水平的正規部門就業會產生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為廣泛的勞動保障機制,大多數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都表明,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往往伴隨著較高水平的社會公正狀況,要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公正問題必須在經濟發展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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